央視《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11月5日關注四中全會，邀請專家訪談，指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絕不是西方的“憲政”民主，兩者存在著涇渭分明、不容混淆的根本差異。

　　受邀訪談的專家指出憲法有很強的政治屬性，它規定一個國家最終的權利屬性和基本政治制度，因此各國的憲法不盡相同。四中全會提到的堅持依憲執政和西方的憲政民主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首先權力的主體不同。西方國家的憲政制度是不同政黨的競爭制度，從根本上說代表了不同政黨、不同集團的利益。我國的依憲執政則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基礎上，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并且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人民的利益得到實現。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指出，我們強調依憲執政，依憲治國，是為了在憲法的統領下，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而西方的憲政，它的制度在設計上就是多黨競選、輪流執政，他們往往以犧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割裂民主和法治為代價，而獲得一黨之私利，甚至一人之私利。

　　第二個不同體現在國家政權體制上，西方的憲政實行的是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我國堅持依憲執政，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由各級人大統一行使國家權力，“一府兩院”(政府、法院、檢察院) 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

　　張文顯指出，我們的憲法，我們所實施的依憲執政、依憲治國是以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為落腳點的，而西方憲政，本質上是由資本所決定，為資本所服務。

　　在這樣一種憲政體制下，不同的資產階級政黨和政客往往以犧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割裂民主和法治為代價而獲得一黨之私利、甚至一人之私利。”

　　我國的依憲執政則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基礎上，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并且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人民的利益得到實現。

　　各大媒體也都紛紛刊登央視批憲政的這篇報道，但鳳凰網在轉載之時卻不忘附上早前對社憲派三老之一李步云的訪談文章以鼓吹憲政。李步云此人與自由主義憲政派賀衛方的關系十分密切，在1989年春天賀衛方還曾想通過李步云的關系進入社科院法學所。(附鳳凰網轉載的報道鏈接http://news.ifeng.com/a/20141106/42391539_0.shtml?_share=sina&tp=1415203200000)

　　附文：鮑彤秘書吳偉及其著述受境內外敵對勢力追捧 “社憲派”李步云企圖借四中全會圓其“憲政夢”

　　作者：嚴實 發布時間：2014-08-01 來源：紅色文化網

　　提要：吳偉的著作和文章值得我們注意：趙紫陽的一套“蓄意誤導、請君入甕”的策略，在今后的政改中，仍有可能被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傳承接續、故伎重演。如在今年2月18日舉行的“《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自稱“社憲派”三老之一的知名法學家李步云就宣稱，今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討論依法治國問題，他表示對中國憲政有信心，并建議官方要從糾正去年意識形態的“倒退”(按：在全黨全國人民看來，這絕非倒退，而是大進步)作為“民主法治”的破題。看來，國內三股力量對其“憲政夢”仍未死心，對四中全會也另有謀劃、預有準備。我們必須始終旗幟鮮明地高揚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避免“顛覆性歷史錯誤”的法寶。唯有如此，才能使那些心懷叵測、另有他圖的陰謀家們無機可乘、難于得手。

　　今年1月13日，紐約時報中文網特別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鮑彤秘書吳偉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者按稱，80年代，“源于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沖破舊體制”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記憶，也“照亮今天和未來”。

　　吳偉，1952年生，吉林長春人。1977年考入東北師范大學，畢業后到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工作。1983年考取中央黨校研究生，獲碩士學位。1986年10月至1989年5月，先后調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曾任處長、研究員兼鮑彤秘書。參加了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設計和實施全過程，參與了《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總體設想》、十三屆二中、三中全會報告以及趙紫陽一些講話的起草工作。89年5月底后被審查、清查。1991年分配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任雜志編輯部副主任。1993年初下海經商。2010年退休后，以獨立學者身份從事研究寫作。近年來發表過《跛腳的改革》(2012年)、《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體制改革》(2012年)、《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2012年)、《關于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歷史經驗》(2013年)、《政治體制改革與執政黨內的共識》(2013年)等文章，2013年2月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由鮑彤之子鮑樸創辦)出版了其所著《中國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臺前幕后》一書。今年1月13日，紐約時報中文網為其特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迄今已發14篇文章，仍未結束。

　　西方和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對吳的上述文章、著作如獲至寶、極為贊賞、連番熱炒、大肆宣揚。據不完全統計，紐約時報中文網、中國人權雙周刊、獨立中文筆會網、《明鏡新聞網》、《新史紀》雜志、五柳村網、新浪微博、搜狐博客、網易博客、天涯博客、《炎黃春秋》雜志、共識網、愛思想網、復旦大學社科部網站、中國改革論壇網站、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網站都進行大量報道、轉載和訪談。一些“六四”黑手、趙紫陽智囊、著名“公知”，如陳子明、吳國光、錢剛(原《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現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董郁玉(原《讀書》雜志主編)、李偉東(原《中國改革》雜志主編，天下公言文化傳媒負責人)均給予好評和力薦。

　　新世紀以來，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向我黨挑戰進攻的國內三股勢力(即“黨內民主派”、自由化知識分子和體制外政治反對派)與境外敵對勢力串通合作所出版的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回憶錄甚多，如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稼祥的《中南海日記—中共兩代王儲的隕落》、宗鳳鳴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趙紫陽的《改革歷程》、杜導正的《趙紫陽還說過什么》、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和陳一諮的《陳一諮回憶錄》，為何西方媒體及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對吳偉的著述和文章如此吹捧、格外青睞呢?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它適合了當前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企圖利用“六四”25周年對我發動新一輪思想輿論進攻的需要，起到了為之吶喊助威、提神長氣的作用。

　　2012年迄今，境外敵對組織“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中國海外民運協調會由其頭面人物王丹、王軍濤、胡平、魏京生、陳奎德、盛雪等人出面，糾集串聯包括藏獨、疆獨、港獨、臺獨、法輪功在內的數十個敵對派別，謀劃于今年6·4前后開展“重回天安門”、“天下圍城”、“全球紀念‘六四’25周年網絡大會”、“天安門民主大學復校開課”等活動。然而這些圍館、站街、示威、叫喊、回國闖關的行動多在境外，對我內部影響不大，倒是他們支持幫助出版的吳偉所著《臺前幕后》一書，在其看來，還能算得上是能在國內產生影響的一枚“重磅炸彈”。

　　十八大之后，多年來一直宣揚鼓吹中國應按西方“民主憲政”模式進行改制接軌的國內三股力量，對十八大政治報告未遂其愿十分不滿。在他們策劃的“南周事件”失敗，中央在意識形態問題旗幟鮮明的情況下，他們感到“憲政夢”更加渺茫，因而竭力反彈、拼命一搏，叫囂“誓與憲政共存亡”。一些民間機構(如炎黃春秋研究會、天則研究所等)和部分名牌大學的“著名公知”、“權威教授”接連組織各種研討會、座談會、聯誼會，發表大量的反攻反撲的講話、文章，聚眾誓師、搶聲造勢、沸反盈天!但比之這些玩弄抽象概念、邏輯推演的文字游戲，吳偉的著述則從“歷史的角度”道穿了前者的本意，點破了問題的本質!即：比之十三大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十八大不僅相差甚遠，而且倒退許多;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底線是鞏固維護一黨專制，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正因如此，原不見經傳的吳偉，陡然竄紅，受到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吹捧，被推舉為“2013年世界華人百名公共知識分子”，經常應邀出席前者核心圈內的聚會(如2012年10月“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今年2月的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5月3日北京部分“公知”舉行的“紀念‘六四’25周年研討會”)，儼然成為一顆“政治新星”。

　　二、它反映了國內三股力量對十三大前后趙紫陽主持的政治改革經驗教訓的全面總結和最新認識。2013年2月，吳偉在接受共識網、《領導者》刊物專訪時稱，他的文章與著作“雖然主要是根據自己的筆記”，“對情況的了解和資料的掌握”，“從自己的視角”，“印象、記載和思考出發”所寫成的，但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趙紫陽的回憶錄、宗鳳鳴、杜導正、吳國光等人的相關書籍，汲取了大量豐富資料”;“也與很多當年的同事和朋友進行過交流”，如吳國光、吳稼祥等，“他們為此書提供過很多東西”;還訪問過閻明復、李湘魯、李樹橋和陳群林等許多當事人和知情人。特別是近年來同其老上司鮑彤“進行了數十次交談”，“聽取他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意見”，鮑彤還專為此書寫了序言。可見吳偉的著述與文章不是一家之言，它能受到西方和境內外敵對勢力的關注和重視，絕非偶然。

　　吳偉在其《關于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歷史經驗》一文中說，如果對趙紫陽的政治遺產的主要內容進行概括，“就是以民本主義、民主主義為基本政治理念，通過和平轉型和逐步過渡的方式，完成中國從極權政治向憲政民主的轉變，從一黨獨裁向現代政黨的轉變”。

　　他特別強調，“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在此問題上，鄧小平和趙紫陽“有著本質的不同”。鄧小平講“黨政分開”的目的是要解決多重領導、提高行政效率。而趙紫陽的目的是強調“黨的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的改變，即“強調黨不再‘領導一切’”，改變黨的領導僅局限于“政治領導”，要削弱和放棄“黨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民主政黨轉型”。鄧小平講“政治體制改革”目的是“興利除弊”，“在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革除體制中的官僚主義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增強黨的活力，使黨的領導層年輕化”，“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同時，他還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穩定壓倒一切”、“不搞三權分立”、“民主是手段，講民主必須和法制聯系起來”。趙紫陽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只能是發展民主”。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實際上使“四項基本原則”邊緣化和無效化。他要“盡可能將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引導到改變黨的執政方式，限制黨的權力”，“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創造條件”，使共產黨“一黨專制體制向憲政民主體制轉變”。

　　有學者指出，吳偉的文章提醒我們，對十三大政治報告中一些滲透趙紫陽思想的提法，我們黨應該組織力量進行清理和修正。

　　三、它極力鼓吹用趙紫陽的一套“政治路線”來凝聚、指導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妄圖影響、破壞我黨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政改方向。

　　世紀之交，所謂“黨內民主派”領軍人物李慎之首提“也要進行政治改革”以來，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在政改的總目標上已經取得共識，即“肅清一黨專制，推動憲政民主”。但在“如何斗過共產黨”(周舵語)、實現“民主憲政”問題上，卻“爭論激烈”、“分歧很大”。即有主張“自下而上”發動“民權運動”、“街頭政治”、“顏色革命”的“草根派”，也有鼓吹“自上而下”推動“黨內啟蒙”、“批馬倒毛”、“和平演變”的“精英派”。在“精英派”內又有“提速修憲”、“一步到位”的“激進派”和“小步快進”、“逐漸過渡”的“策略派”之分。總之，各自為大，各執一詞，吵鬧不止，莫衷一是。

　　對此，吳偉結合十三大前后的情況指出，趙紫陽的“政改”路線，“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可借鑒的東西”。“它的經驗教訓對于凝聚朝野的廣泛共識，明確當前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基本方式和約束條件”、“作出合乎中國現階段實際狀況的路徑選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吳偉披露，趙紫陽和鮑彤策劃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由于十二屆七中全會上爭論很大，趙紫陽被迫放棄在全會上通過的想法，改為“原則同意”。為了將其中部分內容寫入十三大報告，他們接過鄧小平“黨政分開”、“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法，采取偷梁換柱、移花接木的手法，陽奉陰違、另搞一套。如在報告中，他們把鄧小平的主張作為“近期目標”，把趙紫陽的主張當作“長遠目標”;一方面說“黨的執政地位不變”，一方面又說“黨的執政方式必須改變”;輕描淡寫地說什么“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內里包藏的禍心卻是要把共產黨“社會黨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化”。趙紫陽認為，“如何實現向現代政治和議會民主轉型，關鍵是共產黨領導集團要有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然后再因勢利導，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行”。但在鄧小平、陳云等老一代領導人嚴肅批評的情況下，欲將其主張納入報告，“就要有取有舍”，“有的話不能寫的那樣明確，有些當時還不能寫進去”，“將來有條件做的先不去講，留到十年后再做”，“現在走出這第一步，雖然只是一小步，幾年后下次黨代會上再走下一步”，如此下去，就能“造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趙紫陽曾設想，“經過三至四屆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黨的執政方式和整個國家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型”。

　　吳偉所述值得我們高度警惕，趙紫陽的一套“蓄意誤導、請君入甕”的策略，在今后的政改中，仍有可能被境內外敵對勢力、自由化勢力傳承接續、故伎重演。如在今年2月18日舉行的“《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自稱“社憲派”三老之一的知名法學家李步云就宣稱，今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討論依法治國問題，顯示高層有決心用法治來“推動中國的人權和民主”，他表示對中國憲政有信心，并建議官方要從糾正去年意識形態的倒退(按：在全黨全國人民看來，這絕非倒退，而是大進步)作為“民主法治”的破題。看來國內三股力量、對其“憲政夢”仍未死心，對四中全會也另有謀劃、預有準備。對此，我們必須始終旗幟鮮明地高揚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和避免“顛覆性歷史錯誤”的法寶，唯有如此，才能使那些心懷叵測、另有他圖的陰謀家們無機可乘、難于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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