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10月23日的《環球時報》社評文章才知道，著名學者茅于軾又語出驚人，提出了有關社會歷史一個新的重大的命題，即在一定條件下，愛國有錯，變成賊，賣國反而是正確的。

　　網上搜索了一番，所得資料不全，茅于軾的觀點大致是這樣的：

　　最近網上出現了愛國賊的說法。為什么愛國反而錯了變成賊了？因為愛國如果和百姓的利益有沖突時，不顧百姓的利益去愛國就變成愛國賊了。比如二戰前的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的獨裁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是為了滿足政治家的野心，有損于百姓的利益。愛國就變成賊，賣國反而是正確的。在獨裁國家愛國不一定對。

　　上述這一段話是否為茅于軾的微博，是否完整準確，筆者無從得知，但限于條件也只能據此發一點議論。

　　筆者以為，上述微博文字有兩個重要的立論，一是“在獨裁國家愛國不一定對”論，二是愛國與老百姓的利益可能發生沖突論。這是兩個基本前提，正是基于這樣兩個基本前提，所以茅于軾才得出了愛國有錯賣國有理的結論。

　　這堪稱是兩個非常重大的立論。如果第一個立論成立，那么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就都成了賊的歷史。因為愛國主義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一直是中國民族精神文化的主旋律，而幾千年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都是專制國度，也就是茅于軾筆下的獨裁國家，這樣一來，古往今來所有的愛國者，如岳飛、文天祥等，恐怕大都成為愛國賊了;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也是著名獨裁政權，那么民國時期的所有愛國主義者不也都有了愛國賊的嫌疑?而抗日戰爭豈不成了罪大惡極的賊行?

　　如果第二個立論成立，那么現如今的中國就是賊的天下。因為愛國主義在中國家喻戶曉、根深蒂固，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也是流淌在中國人血液中代代相傳的頑固基因，以至于許多中國的名字就用“愛國”二字，如張愛國、李愛國、王愛國等等。愛國的人遍地都是、多如牛毛，可以說，在13億多人口中，除了個別特別“勇敢”的外，沒有誰敢于說自己不愛國。那么，今天在中國愛國與老百姓的利益是不是沖突的呢，按照茅于軾微博的語義，這顯然是可能的，中國已經有了不顧老百姓的利益去愛國的行為。這樣一來，絕大多數中國人就又都有了賊的嫌疑，真正與這等賊不沾邊可稱為茅于軾筆下的“老百姓”，大概沒剩幾個了。這樣的中國豈不滿世界都是賊，完全成了賊的天下?

　　顯然，這樣所謂的立論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

　　首先，愛國主義是內涵豐富的精神價值價值體系，體現了對民族歷史文化的高度認同和情感依戀，這與國家體制是否獨裁毫無關系，民主也好，獨裁也罷，不管是什么情況，民族的核心利益必須堅決捍衛，這是天下大義，不能因為有獨裁政權或者有少數人獨裁就棄民族大義于不顧，就像不能因為清朝腐朽沒落我們就有理由歡呼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消滅北洋艦隊一樣。吳玉章先生回憶，當甲午戰敗消息傳來的時候，遠在四川時年14歲的他痛心得大哭一場，這不是賊的表現，而是最可貴最可敬的愛國主義情懷。簡單地說，愛國與獨裁無關，請不要將二者掛鉤，這十分荒謬。

　　其次，愛國與老百姓的利益從來都高度一致，所謂“愛國如果和百姓的利益有沖突”這個“如果”根本不成立。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老百姓是民族的主體，愛國與愛民族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簡單地說，愛國主義就是對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愛，二者是同位一體的關系，把“老百姓”與“愛國”割裂并對立起來，是十分陰險的胡說。正因為這樣，于右任先生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的詩句才催人淚下，否則，于先生的“國”都搬到了臺灣，他還如此望大陸干什么呢?

　　最后，茅于軾在微博中所列舉的例子是不能成立的。這篇微博拿日本的侵略說事，說什么“比如二戰前的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的獨裁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是為了滿足政治家的野心，有損于百姓的利益。愛國就變成賊，賣國反而是正確的”。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人大都很瘋狂，這是事實。但這是愛國主義嗎?這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綁架其老百姓，使很多人中了軍國主義的毒，以至于表現出全民族的瘋狂而已。如果一定要說這是什么主義，只能說這是極端的民族沙文主義，怎么能和高尚的愛國主義相提并論呢?如此這般的扭曲盜用愛國主義的名義，難道不太過無恥嗎?

　　圍繞茅于軾的說法，還有人列舉了商紂王的例子，說什么“商朝怎么滅亡的?老百姓為何反商紂?”意思是要以此證明不愛國就是對的。這里必須說明，商民與周民同屬華夏，商周之爭是國內兩個不同政權之爭，商的老百姓背商倒戈于周，無關愛國賣國問題，這同當年老百姓跟著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是一個道理。這樣的例子也是不成立的。

　　這樣說來，茅于軾的這一重大命題就毫無價值、不值得重視關注了嗎?

　　非也，非也。筆者以為，“愛國賊”一說之所以在中國甚為流行，并且還能出現“愛國有錯，賣國有理”這等立論奇葩，有力地說明如下兩點：

　　其一，打倒愛國主義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使命

　　愛國主義是當今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護身符，不把這個靈魂從中華民族的肌體上抽出，普世價值作為思想與靈魂在中國就找不到宿主，就要一直如孤魂一般在曠野里游蕩。許多人以為，普世價值的目標就是政治制度，實際遠不止如此。普世價值就好比殖民時代的傳教士，表面上看是帶來福音，實際上是要征服靈魂，是要實現對受眾思想靈魂的皈依。

　　其二，普世勢力必然走向中國歷史的對立面

　　當代中國存在規模可觀勢力強大的普世勢力，對于這一力量在中國的地位與影響，歷來眾說紛紜，但根本的屬性在于，這一勢力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與中國歷史的對立面，上述有關愛國有理還是賣國有理的爭論就是一個很好的詮釋。一年前，筆者寫過一篇題為《右翼力量在中國的影響及今后出路》的文章，對此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

　　其三，誰是當今中國最大的愛國賊，這是問題的核心

　　為什么要把愛國者演繹成為愛國賊?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也不是必要的理論爭鳴，而是一種“革命”或者“大潮”的需要。《環球時報》題為《“愛國賊”罵的不是賊，而是愛國》的評論有所偏頗，愛國賊罵的就是賊，但也許這樣開罵的人，對中國遍地無邊的老百姓是不是愛國賊并不感興趣，很可能對此不屑一顧，他們眼里所真正關注的不是這些小蟊賊，而是大賊、賊頭子，既然他們的理論邏輯認定中國有大量的愛國賊，那么這些愛國賊就一定有一個總頭子，這個人是那些鋪天蓋地愛國小蟊賊們的領袖與舵手，這個總賊頭子一定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最熱愛，對中國道路最自信，對中國夢最執著的人。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筆者相信，在茅于軾先生的心里，這個人是明白無誤的。其實，他在上述微博中已經說了，不信請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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