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發生了奇妙的變化。站在左翼角度，人們看到了體制內在意識形態方面與過去三十年大有不同的的動態。作為社科院院長的王偉光，能夠大聲疾呼，要排除以往“為個人名利或為其他什么目的做學問”的社會惡習，站在“為人民做學問”的立場”，樹立起“把個人學術活動與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作風，是工農勞動群眾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然而，他僅僅是為堅守黨的重要理論陣地和意識形態重鎮而盡到自己的責職，以及從社會科學的研究創新發展需要出發，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含義，作了一個比較確切的解釋，對社會現實狀況作了實事求是的簡潔描述。可就為履行這黨和人民所托，堅守自己的職操，卻招來劈頭蓋臉的謾罵和攻擊，受到了咬牙切齒的死亡威脅。

　　一個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最高殿堂負責人，為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而挺身而出，闡明自己的黨、自己國家的法度和原則，有什么錯?竟然遭到如此密集的圍剿，豈非咄咄怪事!

　　一 王偉光招來的是真正的“階級斗爭”

　　人民民主專政與階級斗爭，是同屬一個領域但又完全不同的兩個政治概念。

　　人民民主專政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執政黨根據大多數人民意愿而確定的基本立國制度。其內容在憲法中有簡明扼要的規定，在各種子法和具體方針政策中得到體現，人們在這個總體法度中活動。但是，明里暗里的專政對象并不認可這個政治體制，他們時刻假借改革創新的名義，從不同角度采取各種方式，實施改變基本原則和突破法度范圍的行動，利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會，經常進行破壞而不是改善體制、推翻而不是鞏固政權的勾當。這種拆廟、推墻、沉船舉動，就是典型的階級斗爭。這種方式的階級斗爭，三十年來從沒有停止過。由于專由資產階級斗爭無產階級的單向斗爭，勞動人民經濟和政治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許許多多男的被迫作盜賊，女的被迫做娼妓，人民已經被逼到大大小小富士康的樓頂、滔滔江水的橋頂，只剩往下跳的份。過去一段時期，曾經代表無產階級工農勞動大眾利益的黨的許多干部，不幫無產階級說話，反而成了資產階級起死回生的靠山。現在，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憑著自己的良心，實事求是地把這種已成社會常態、令人悲憤的階級斗爭狀況，委婉地弱弱地告訴人們，把黨和國家人民民主專政政治體制原則展示出來，以正視聽。為什么在王占陽、孫立平、趙士林、吳稼祥等人眼里，反而變成了十惡不赦呢?強盜可以搶劫私分人民財產、可以草菅人命、可以當漢奸做賣國賊，極右派教授精英大v可以在課堂上放肆地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惡毒攻擊人民民主專政，公開煽動推墻沉船、號召西化走資改旗易幟。難道人民宣示一下主權、敲響一下警鐘、呼喚一聲救命都不行嗎?

　　過去人們批評不許百姓點燈的專制，現在怎么連州官也不許點燈了呢?為什么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為人民民主專政點亮一盞弱弱的燈光呢?那些拿著人民提供的薪金，為西方帝國主義作倀的學者教授、公知大v，你們對付王偉光的言論，充分表明了你們內心渴求使用最殘酷的階級斗爭方式，所以，不約而同地在王偉光身上施展了出來。三十多年來的實踐，難道不正是你們這些毫無廉恥的學者文人，像搖尾乞憐的狗一樣，聽從叛黨漢奸西化賣國賊走資派的驅使，在西化、分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大纛下，以斗爭無產階級為綱，指導著自己的一切行動嗎?請問：在你們把“極嚴重的違紀事件”、“重拾文革理論，破壞和諧社會、法制社會建設”、“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路線”的帽子，隨隨便便地扣在別人頭上時，你們的形象是不是有點像胡漢三?在給別人定下“文革余孽要奪權、要翻天”的重大罪名，并叫囂對不同意見“應該像審判納粹分子一樣審判”、“應該絞刑”、“死在斷頭臺上”時，是不是有點像南霸天呢?你們要讓維護憲法的學者官員、捍衛黨章的黨員“ 死得很慘”，究竟是一種什么心態?此時此刻，你們的民主自由、你們的普世人權、你們的莫測高深、華貴雍容、岸然道貌都到哪里去了?嚴重違法亂紀的語言和公然罔顧法律的自由審判，在法制盛倡的今天，出自于一貫標榜民主自由的權威學者知名教授之口，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因為按照學者自己的邏輯，這些反人權、反自由、反民主的話，只能出自“文革余孽”和小巷潑婦之口、出自于寡廉鮮恥的地痞流氓之口、出自于喪心病狂的土匪惡霸之口。然而，讓人驚詫的是：這些令人發指的法西斯語言，統統出自于你們民主自由者自己的嘴巴。

　　王偉光講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講的是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這些話是他這篇文章的著眼點，用馬列毛主義原則和共產黨規矩衡量，并沒有出格，可謂真情實況，典據堂皇。遺憾的是，沒有提到“以階級斗爭為綱”。正是這段義正詞嚴無懈可擊的大實話，激起了公知大v們的無比憤怒和狂躁，全然不顧可憐的體面和廉價的斯文，撕掉了民主法制的偽裝，拋棄了自由人權的面具，把充滿戾氣的階級斗爭炮彈，一股腦兒射向了王偉光，充分展示出資產階級以階級斗爭為綱時的暴虐真相。這些人才是不折不扣以階級斗爭為綱作武器，斗爭工農勞動階級的高手。正是這些混進共產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在改革開放中歪曲黨的基本路線，篡改階級斗爭理論的本質含義，解除無產階級工農勞動大眾的思想武裝，改制、下崗、奪地、強拆……從工農手中無情地奪取生產資料，取消了醫住學養等基本福利，實現了他們經濟領域的資本主義復辟，還想結束共產黨的領導，顛覆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體制，這是貨真價實的階級斗爭，地地道道的階級斗爭為綱。

　　簡單的王偉光事件不簡單。兇神惡煞般的圍剿，證明了現階段階級斗爭還如影隨影地蛆附著人們，有時它確確實實像綱索一樣困擾著、主導著人的正常生活和自主生存。無產階級工農群眾勞動人民并不喜歡階級斗爭，因為它更像無產者脖子上的枷鎖，時刻控制著窮人的自由，以便剝削階級任意壓榨和剝奪。然而，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是私有制帶到人世間的伴生物，它是剝削階級對付被剝削者的常用武器。階級斗爭概念也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發明，早在18~19世紀就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現，這個當時并不十分完整的階級斗爭理論，曾經是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發動猛烈進攻的武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他們又用它來對付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使用階級斗爭武器已是老手。無產階級迫不得已才拿起它，正合著“要消滅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的道理，所以無產階級領袖才提醒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要用階級斗爭這個武器捍衛勝利成果。

　　改革開放當中，復辟者用階級斗爭來對付缺乏斗爭經驗的年輕的共和國主人，實在是輕車熟路，一招掩耳盜鈴就把無產階級打得丟盔卸甲。大家回憶一下，是不是三十年來有人一直強調階級斗爭過時了，不能不再提了，誰提誰就是極左，讓人民群眾放下武器。另一方面則逼迫工人農民從政治舞臺上退出，放棄生產資料所有權，把工廠、機器交給資本家。難道這不是掩無產階級的耳，盜無產階級的財嗎?現在又故伎重演，一面指責王偉光重提階級斗爭，另一方面以最殘酷的階級斗爭手段對付王偉光。

　　二 斗爭王偉光的弦外之音

　　親愛的大v公知們，你們口頭上完全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實際是深惡痛絕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當王偉光重提這些原則和階級斗爭現實時，竟然像瘋狗一樣猛撲而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你們的這些階級斗爭實際行動，無形中為王偉光的正確性做了注解。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不是王偉光的發明。也不是公知大v所說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就是“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否認黨的基本路線”、“這是一個極嚴重的違紀事件”、“重拾文革理論，破壞和諧社會，法制社會建設。”“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路線”。恰恰相反，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正是黨的基本路線中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圍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可謂疾風暴雨、生死存亡。二十五年前的劍拔弩張，人們至今記憶猶新。之后經濟領域長期的敵進我退，經濟權利連連喪失，嚴酷的階級斗爭真是觸目驚心。資產階級自由化長驅直入、普世價值全面滲透，因而造成腐敗墮落、道德淪喪、兩極分化、社會矛盾、階級對立的嚴重現實，令人寢食難安。這都是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結出的惡果。

　　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后，多次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定位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深刻闡述馬克思主義主要內容和中國化的必要性，警示離開階級分析、離開毛澤東思想必然帶來的危險性。凡此種種，讓人民群眾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來。同時也使推翻共產黨領導、顛覆共和國政權的西化賣國走資派、極右派反動精英感到十分震懾，背地里攥拳咬牙。本來，習總的態度和立場，首先應該得到國家機器的有關職能部門的響應。然而令人沮喪的是，不少媒體出現對習總的講話、演說，采取斷章取義、任意刪改的惡劣做法，甚至還有少數學者如中央黨校的教授，竟然發文含沙射影指桑罵槐，表示不滿。但是，他們沒有膽量把矛頭直接指向黨的現任領袖。

　　嚴峻形勢下，王偉光能像他的前任陳奎元等等許多體制內左翼一樣，站出來支持黨的正確領導，是令人欣慰的，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言中的，指出了問題的癥結。人們可以從最近在社科院的一次講話中，看到他的指導思想。首先對那些“企圖擺脫黨的領導，離開政治大方向，離開為人民做學問，做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撰稿人’”進行了嚴肅批評。并且強烈反對黨員干部“自覺不自覺地為追逐個人名利，或為他人所利用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極端者甚至會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他要求社科院研究人員要“相信馬克思主義、堅信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研，必須解決好哲學社會科學為什么人這個根本問題，即為什么人做學問的問題。為人民做學問，把個人學術活動與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密切聯系在一起，而不是為個人名利或為其他什么目的做學問。”“決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個‘自由撰稿人’如社會大V、網絡公知那樣的地位上……黨和國家不需要這樣的學者”。這就深深地得罪了公知大v們。正當對習總有氣無處出的時候，這個不知輕重的王院長，跳出來說什么：“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這不正好給大v公知們提供了一個靶子，可以把對習近平的不滿全部發泄到王偉光身上了嗎?

　　在于王偉光，一方面闡明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我國現階段階級斗爭的客觀現實，另一方面確確實實也是對習總歷次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階級斗爭講話的支持，這是他的職責所在和表達思想的權利。否則，他就是素餐尸位，就會像有些人，拿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的薪金，干的卻是反社會主義、反工農勞動群眾的勾當。

　　三 以階級斗爭為綱也不輸理

　　雖然王偉光在《不輸理》文中，并沒有關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說法，但是咬牙切齒的大v公知們卻硬要給王偉光栽贓。雖然栽贓無效，但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卻真的是個繞不過去的問題。因此，筆者斗膽站在認同階級斗爭為綱的立場，以自己膚淺的認識和反對者們商榷。

　　“以階級斗爭為綱”必須具體分析。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不以階級斗爭為綱，革命目標不可能實現。民主革命階段，推翻封建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則革命不可能勝利。革命勝利以后，原來的被統治、被壓迫階級，變成了統治階級，必須鎮壓被打倒階級的反抗，對他們實行專政，這種斗爭仍然屬于階級斗爭;新的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必須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得到人民的擁護。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或許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具體情況，會有不同的側重。但被打倒的舊統治階級時刻企圖復辟，不可能停止他們的復辟活動，尤其是剛剛被打倒的階級敵人，試圖復辟的愿望或許更加強烈。如果這時領導者告訴人民現在“沒有了階級，不存在階級斗爭了”，那只能是麻痹人民的警惕性，放任階級敵人的復辟活動。尤其是勝利者當中有些人自己想成為新的剝削階級，控制不住驕奢淫逸貪污腐化，堡壘就開始從內部被攻破。所以，否認階級的存在，否認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否認階級斗爭長期性復雜性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革命成功即民主革命勝利以后，如果不再繼續進行新的、或叫做第二階段的革命了，疾風暴雨的革命已經成為過去，社會因而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對于被打倒階級的鎮壓和防止他們的反抗，只需要交給國家機器中的專政部門去完成。這個時候，人民群眾只需一心一意發展生產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雖然在全國范圍整個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但是國家機器中實行專政的職能部門的全部工作，依然需要長期不懈地、嚴肅認真地堅持為鞏固自己階級的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服務。它的工作綱領就是為本階級利益的階級斗爭。如果這些保衛人民政權的專政機器也以生產建設為中心，放棄階級斗爭警惕性，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革命勝利成果就會得而復失，政權就會重新回到被打倒階級的手上。

　　舉個不很貼切的例子。越國被吳國打敗以后，越王勾踐夫婦質于吳，養馬駕車，執役三年，表面上俯首帖耳，暗地里臥薪嘗膽，以報仇復國為綱，發展生產也以復仇為目的，加緊備戰。戰勝國的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的勸告，聽信賣國賊伯噽的讒言，完全放棄了防止報復的警惕性，淫逸享樂，剛愎自用，加上選擇敵友上的戰略錯誤。十九年較量的結果，吳越兩國勝敗完全換位，吳國被徹底滅亡。

　　改革開放是在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路線基礎上，實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開始的，也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實際上就是否定九大、十大的文革路線，接續八大的路線。

　　八大政治報告中認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根據這個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基本一致;以發展生產力為主導和經濟建設為中心兩者之間比較吻合。還有許多一致的地方。大致可以看出，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就是從這里獲得的。

　　改革開放的理論起點是八大，是在清算了九大十大即文革的政治路線基礎上展開的。恐怕這就是所謂的曲折吧。

　　改革開放的物質起點是文革結束，把之前二十七年積累的全部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大量財富，作為精英們私有化的成本。順便說一句，目前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龐大新生資產階級隊伍的全部資產來源，除了勞動人民三十年來的血汗積累外，主要就是那二十七年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和變現了的國家資源。換句話說，公有財產變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資產階級。現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還剩下什么?除了讓資產階級和朝廷新貴眼紅的、等待繼續私有化的、占GDP總量20%國有企業外，還有一大堆財政赤字。土地是農民的，要設法變現用來維持私有化日益膨脹的胃口，那個風險實在太大了。

　　改革開放在經濟領域最偉大成果，就是創造了一個令世界驚嘆的資產階級。也是無產階級放棄階級斗爭為綱的結果。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如果說在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總方針“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錯誤的。那么在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局部工作，“以階級斗爭為綱”應該依然是必要的。如人民解放軍、人民公安、司法部門等等，是決不能放棄專政職能的，在實現共產主義之前，他們的綱永遠是階級斗爭。假使專政機關之一的公檢法不以人民民主專政為職能，而是以經濟效益為綱了，那么徇私枉法、冤假錯案就會泛濫成災，司法部門的不法分子就會拿官司訴訟的輸贏作價碼、拿刑期當商品來換錢，專政機器就會成為不法資本家、黑社會的保護傘、欺凌老百姓的工具，整個公檢法就會變成丑聞專業戶。再如人民解放軍，這更是專門對付內外敵人的專政工具，需要具有高度階級斗爭覺悟的人民專政機器。如果松懈對敵職能、廢棄武功，向自由市場沖鋒陷陣做買賣，賺大錢，甚至用買賣兵員、賣銜鬻職來提高收入，或許能暫時減輕一些國家負擔，但是其后果同樣十分嚴重，一個腐敗的軍隊是不可能打勝仗的，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敗退臺灣就是前車之鑒。改革開放中，我們的專政機關難道沒有顛倒綱目關系，該抓的綱不抓，不該賺的錢亂賺的問題嗎?已經揭露的事實，就充分證明了這方面存在極其嚴重的問題。請問：在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機關還要放棄階級斗爭為綱嗎?

　　當你忘記了什么是專政機關的綱的時候，模糊了階級陣線之后，資產階級就已經在黨內政府內落地生根，取得了部分領導權。接下來他們除了要憲政，就開始要法制權、軍權了。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是他們的口號，奪取立法施法權、解除共產黨武裝，最終目標就是結束共產黨專政。

　　總之，一旦專政機器放棄階級斗爭為綱的專政職能，成為盈利為目的的名利場，其功能、作用，將完全相反。這一點對于無產階級是這樣，對于資產階級也是一樣，對于任何統治階級都一樣。不過在改革開放中，無產階級放棄了這個本是自己的起家本領，結果淪為新的奴隸;資產階級堅決地拿起了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他們的專利武器，結果重新在中華大地站了起來。

　　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家的災難，是西方以民主自由的名義強加給他們。這種強加自從私有制產生后，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實行什么制度不是他們被災難的理由，資本兼并才是落入深淵的原因。中華民族也曾經在六十多年前經受過這種漫長的蹂躪和欺凌。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到頂峰，資本已經赤裸裸地走向前臺，隨時隨地要對弱小國家張開血盆大口，伊拉克、利比亞之后，烏克蘭或許還有敘利亞、伊朗、朝鮮等等，正準備一個個地拖進資本大餐的屠宰場。中國一貫就是讓他們垂涎欲滴的目標，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史，充分證明了他們的狼子野心。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戰勝了封建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才結束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主義侵略歷史。現在，美帝國主義公開對中國實施包圍，勾結日本右翼勢力，挑撥中國與鄰國關系，在東海鬧事，強占中國領土、領海，企圖把戰爭強加給中國人民，重續當年奴役中國人民的舊夢。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勾結國內漢奸賣國賊，在中國搞顏色革命，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蠶食金融系統，控制民生產業主導權，入侵戰略、軍工產業，利用頂層設計，把中國經濟引向徹底私有化的資本主義死亡之路。最終讓中華民族成為印第安人第二。

　　面對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面對別人“結束一黨專政”的瘋狂進攻，還假裝什么斯文。面對西化漢奸賣國賊極右派掩著你的耳朵，盜取你的鈴，還擺出紳士的架勢，豈不可笑!

　　四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良苦用心

　　王偉光的文章為什么能引起意識形態領域的軒然大波，讓眾多極右派公知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是因為他公然捅破了一層掩人耳目的窗紙，揭破了三十多年來塞在中國人民胸口的謎團。無論特色與否，他明確指出中國的今天仍然處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不可能熄滅。雖然這是一個鐵的實事，一個真理，可三十多年來被企圖顛覆人民政權的黨內外復辟勢力歪曲和抹殺。堅持這個真理的人民群眾被剝奪了發言權，許許多多的人還因此成了專政對象。作為體制內社科院現任院長、中央委員的王偉光的文章，具有不同凡響的重大意義。首先就是解除了人們對階級斗爭談虎色變的心理障礙;確認了當前依然屬于階級斗爭生死博弈的歷史時代;并確定了階級斗爭的內容依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確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制度的矛盾是敵我性質;間接地回答了過去三十多年出現復辟情況是階級斗爭的結果;同時，從理論角度找到了產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客觀依據，揭示了文革形成的部分真正原因，證明了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內涵。

　　最重要的意義是，王偉光的挺身而出，為勞動人民參與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對于執政當局而言的合法性依據。要知道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認同階級斗爭和階級斗爭為綱是犯忌的，會被有些地方當局當做他們的專政對象來對待。

　　現在，新的思想解放已經開始!

　　產生“階級斗爭為綱”的五大理由

　　經過將近六十年的探索，在實踐中，人們經歷了尖銳激烈、迂回曲折的矛盾斗爭。現在，對于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命題，應該有個比較明晰的認識了;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分界、區別，也會有個正確的判斷;一定會認識到社會主義改造不等于社會主義革命，僅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階段;并且一定會深刻地懂得了改良之后必須進入革命的階段，由此理解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這種情勢下，冷靜地討論以往實踐中的是非得失，可能會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從而取得比較統一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對現實狀況作出確切的判斷，由此獲得對今后工作的正確指導方針。

　　“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在革命前提下和階級斗爭相對激烈的背景下提出的口號，后來逐漸成為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它發生在1957年反右運動后期，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斷。這就與八大政治報告中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判斷相左了。自此以后，兩種不同思想認識的交鋒在黨內逐漸展開，并且形成“以階級斗爭為綱”和“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兩條不同政治路線。

　　1956年八大之后的國際國內形勢，始終處于相對緊張狀態當中，這就為“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口號的形成提供了客觀依據。

　　改革開放是在廢除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口號的情況下進行的。不能全盤否定改革開放的成果，因為這是十幾億人民創造性勞動的結晶，里面有無數人的血汗和寶貴生命，是黨和共和國摸索前進的必然過程。但是，在經濟基礎方面，在經濟繁榮的同時，不可否認地出現了帶有殖民化傾向的資本主義復辟，無可辯駁地產生了一個實力雄厚、隊伍龐大的資產階級。這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并且取得勝利的結果。這無形中給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找到了可靠的實踐依據。證明了毛澤東當年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政治上的遠見卓識。

　　毛澤東醞釀并最終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有五個強有力的理由：

　　第一，中國人民剛剛取得全國解放的勝利，美帝國主義便以聯合國名義，組織16國聯軍發動了侵朝戰爭，矛頭直指年輕的中國，在抗美援朝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刻，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被美國政府提到議事日程，中國人民面臨滅頂之災，雖然抗美援朝最終以人民勝利告終，卻從此與美帝結下了不解之仇;

　　第二，在美帝的唆使支持下，龜縮在臺灣孤島的蔣幫，加緊準備并叫囂反攻大陸，屢次向大陸派遣特務，美蔣飛機不斷深入大陸領空偵察騷擾，福建前線始終呈現戰爭狀態;

　　第三，發生在蘇共20大徹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和接踵而來的波匈事件，宣告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正式亮相，進入和平演變快車道，隨后，赫魯曉夫企圖以建立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為名進一步控制中國，遭到拒絕后，翻臉逼債、撕毀援建合同，造成中國慘重損失。進而直接派兵入侵，遭到迎頭痛擊，接著用核打擊威脅中國，給中國政局造成巨大壓力;

　　第四，國內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壞分子和真正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時刻在暗中進行陰謀復辟和搗亂破壞活動;

　　第五，最主要的是黨內、特別是領導干部，革命勝利后經不起剝削階級富貴尊榮腐朽思想影響，經不起燈紅酒綠的誘惑和糖衣炮彈的襲擊，一個個自覺不自覺地走上腐敗墮落的道路，有的干部以功臣自居，驕奢淫逸，重新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成了新時代的吸血鬼，比資本家還厲害，有的干部決心要當李自成，打天下必須坐天下，共和國的財富必須分給他一份，分封世襲，如此等等。毛澤東不能如他們的愿，就反目成仇……毛主席給他們一個“封號”——走資派，“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派，走資派還在走。”這是共產黨可能走向失敗最主要的潛因，也是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最主要的理由。

　　假使不以階級斗爭為綱：按某些人的意見核工業建設下了馬，中國現在沒有核武器，沒有核潛艇;按“造船不如買船”的思維，毛周時代將沒有生產萬噸輪船的能力……也就沒有真正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文革，中國共產黨政權就會隨著蘇聯的解體而解體，甚至先于蘇聯而解體。

　　以階級斗爭為綱擴大到所有領域，確有左傾的嫌疑。

　　以階級斗爭為綱只是特殊時期的一條政治路線，以此帶動其他領域的工作，即所謂抓綱治國。把它擴大到所有領域，未免有左傾的嫌疑，即使階級斗爭最激烈的時期，每個部門、單位、個人的具體工作也是有所側重的，不全都是以階級斗爭為綱，譬如一個車工，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動車床，一個農民在下農藥的時候默唸階級斗爭，就把嚴肅的政治庸俗化了。如果說把一切工作提高到都是為人民服務的高度，把做好工作與階級斗爭大局相聯系的說法，還是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境界，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在現實條件下，用這種高標準要求每個人，就會走到極端，效果或許會適得其反。但是，對于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上層建筑，黨的政治工作者、國家專政機關工作人員、軍隊、警察等等，在革命時期就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則，就會在斗爭中失敗。就像戰國時期吳王夫差一樣，最終被消滅。

　　實踐證明，全盤否定文革是輕率的舉動，或者是特殊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但畢竟是錯誤的。對文革的態度，應該和對待任何其他事物一樣，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一分為二的辦法，切忌感情用事。對待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也應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判斷。根據這個道理，在面臨對于改革開放的評價，和對于鄧小平同志的功過，同樣需要實事求是地一分為二，才能得出中肯的結論。這樣才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繼續發展。

　　在黨的領導下，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充其量是路線斗爭，按照毛主席對不肯改悔走資派的處理方法，毫無疑問可以推導出，這一對矛盾依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至于有人利用這種矛盾，用對付敵人的手段來進行斗爭，用處理敵人的方法對付斗爭中失敗的一方，那是違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原則的，或者利用這種客觀存在的矛盾，別有用心地企圖達到改旗易幟、推墻沉船的目的，實際上把自己擺在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敵人的位置。

　　文革是一場挽救干部的運動

　　被定性為十年動亂、一場浩劫的文革，是一場遭受人為破壞而實際上是挽救共產黨干部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文革過后，連同它的發動者、執行者、支持者一起，又遭遇了一場大規模清算和抹黑。文革挨整的干部呼天搶地喊冤、咒罵、哭訴，三十余年不絕于耳。文革與改革對于黨政干部而言，究竟孰好孰壞呢?現在有了改革開放作對照，粗略地算出一筆賬，可以清楚地得到答案。

　　文革挨整的干部數量確實不少，上上下下不少于數百萬，然而，到了1969年九大以后，陸續被解放、官復原職，到毛主席逝世前大部分干部已重新啟用，其中不少“走資派”干部得到晉級提升。真正靠邊站的干部有兩種：一種是曾經支持造反派的部分領導干部，另一種是少數確有歷史或現行問題的干部。兩種人相加的總數還是很少的。林彪問題和1976年批鄧反右被牽涉的干部是極少極少的。總之，文革中最終受到結論性傷害的干部是極少數。

　　改革開放中的干部情況恰恰相反，三十多年來，實實在在受到黨紀國法處分的干部，在百萬以上，裸官數量百萬以上，外逃干部數以萬計，問題待查干部不計其數，他們時刻處于內心備受煎熬之中……這些人貪污腐敗、投敵賣國、自甘墮落，臨到事發，才說還是文革好，嘆息自己沒有生存于文革時期，可以得到黨的嚴厲鞭策，不至于走到萬劫不復的境地。

　　兩相比較，兩個不同時期干部的際遇，竟有天壤之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諄諄告誡中，包涵了毛澤東內心千回百折地愛護干部的良苦用心，文革的嚴厲自有回味無窮的善意。

　　五 圍剿王偉光是階級斗爭的具體表現

　　公知大v赤裸裸地圍剿王偉光，不是偶然現象，這是三十多年來中國大地反復不斷上演“老鷹捉小雞”的繼續，這是資產階級肆無忌憚斗爭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具體表現。這種無產階級不能點燈資產階級可以放火的政治生態，已經延續了三十多年，他們在經濟領域獲得了復辟資本主義的特權，并且取得了全勝。他們已經將人民財產幾乎瓜分殆盡，剩下的十分之二也在被鯨吞的過程之中，他們還不顧習總的一再警告，對農村土地伸出了黑手。他們躊躇滿志，已經做好了政治領域全面進攻的準備，一旦動手志在必得，不想再像十八大前夕那樣功虧一簣。所以，他們容不得習總出手端正方向，容不得王偉光出來說明真相，以至于攪了他們的局，壞了他們的事。

　　人們不會忘記，十八大剛剛閉幕，就有人跳出來給共產黨算命，說什么共產黨只有五年壽命，自己主動下臺，可以得到一個體面結局，否則，將死得很難看。這個算命先生不是別人，就是今天跳出來誣陷王偉光的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他是個堅決的推墻派，是個借口推倒權貴利益集團這堵阻礙深化改革的墻，實際是結束人民民主專政的西化派。看到王教授用桃木劍戳破他詛祝共產黨夭亡的符咒時，竟然赤膊上陣，施展栽贓陷害的下三濫手段，給王偉光算命算出了“劃分階級”、“戴高帽游街”、“無產階級要成立戰斗隊”的結果。孫立平的表現，讓他這個學者文人的體面蕩然無存。現在十年拱卒接近尾聲，一朝將軍已然啟動，在這個節骨眼上，豈容別人破了孫仙人妖法。所以，必須將敢于為人民民主專政挺身而出的王偉光挑落馬下。這就是圍剿王偉光的現實背景。

　　十八大以來，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國內政的干涉，逼迫私有化的行動日顯露骨。在國內，新生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特別是西化賣國集團，急于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完成結束一黨專政，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憲政的目標。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特別是經濟形勢陷入極端危險之中。這正是胡耀邦西化路線的繼續。是過去胡耀邦們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放任、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結果。是xxx等人剝奪了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權利，放縱剝削階級卷土重來，引狼入室、賣國投降，重新奴役無產階級工農勞動群眾所造成的惡果。

　　回顧三十多年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歷史虛無主義，放棄四項基本原則，這兩種不同思想路線之間的矛盾，從對待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同態度立場開始，分歧越來越大，相互斗爭，也是刀光劍影，曾以性命相博。發展到今天，雖然從經濟地位看他們的階級屬性基本相同，卻已水火不容。過去為了提防左翼的乘虛而入，經常會故意模糊兩者的斗爭陣線。然而，按照孫仙人掐指，現在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搏斗的最后階段，顧不得掩人耳目，所以就出現了圍剿王偉光事件。實際上圍剿鋒芒直指黨的最高領導。

　　這兩種勢力的斗爭是什么性質的矛盾呢?從他們要用絞刑、上斷頭臺、像審判納粹分子一樣審判王偉光的態度和作法來看，無疑是敵我矛盾。在總體上用沉船、推墻、拆廟、結束的辦法對付共產黨和共和國，敵我矛盾性質更加確定無疑。有人認為，王偉光捍衛的是所謂權貴集團的利益，也就是改革開放中依靠身份與地位，首先從國家財富中搶得最優良部分的那些人的利益，這是一種嚴重誤解，從《不輸理》這篇文章看到的是馬克思主義原則立場，尤其是關于階級斗爭基本理論的闡述是比較到位的，絲毫沒有為權貴、為資本、為富豪辯護張目的痕跡。恰恰相反，該文矛頭所向正是資本剝削及其制度安排。

　　有人會說，王偉光三句話不離特色社會主義，等于維護權貴集團利益。這個等號畫得不對!特色二字僅僅是個修飾詞，社會主義才是本質，最近習近平對此作了明白清晰的解釋。還可以打個比喻：人身上穿的衣服是可以隨著季節更替而變換的，嚴寒來臨，不管貂皮羊皮還是狗皮，只要人不被凍僵保暖就行。紅軍在必要時可以編成八路軍，甚至還可以戴上國軍的符號，難道這樣做就改變了紅軍的本質嗎?如果本質變掉了，窮漢變富豪、貧民變老爺、為民變害民、廉吏變貪官……這個時候渾身貼滿社會主義標簽，也不能改變變質的事實。

　　王偉光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或許對于發生在中國近五十年來的一些重大事件、政策變化等等和革命階段還是初級階段等問題，會有些不同認識，甚至嚴重分歧，但對于我國現階段“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的判斷，無疑是十分正確的，這就奠定了他觀點、立場和理論的基礎。所以，無論站在民族愛國的立場，還是站在捍衛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站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全體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都應該堅決支持王偉光的正義行動。

　　近十多年來，左翼運動在全國范圍興起，烏有之鄉等左翼網站站在向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歷史虛無主義斗爭的前列，與西化漢奸賣國走資派極右派精英展開了激烈搏斗。現在體制內左翼、黨內健康力量迅速崛起，大量正直睿智的學者教授、黨政干部拍案而起，為捍衛正義、捍衛社會主義加入了戰斗。王偉光的加入和極右派精英的暴怒，意味著意識形態領域正邪雙方的較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決戰的序幕正在全面拉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撫育的一代革命左派，滿懷勝利信心投入這偉大的斗爭吧!

　　作者：向 東

　　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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