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京東商城之后又一個互聯網公司即阿里巴巴成為了美國上市公司。中國又丟失了一個“釣魚島”，一個經濟版圖上的“釣魚島”。隨著美國紐交所敲響阿里巴巴股票上市的鐘聲，美元資本再一次成功奪得中國經濟領域的又一處戰略高地。

　　一、美元在攻城略地

　　經過十多年的開疆拓土，阿里巴巴和京東商城等電子商務公司已經成為扎根于中國市場的龍頭企業。隨著來自于美國和日本的美元資本的先后注入，阿里巴巴和京東商城的業務網絡伸向了中國版圖的每一個角落，奪走了一大批國內傳統業態下的生產企業和商業企業的利潤，后者的業務和利潤在萎縮，甚至導致一部分企業的倒閉。比如類似義烏小商品城等的商家開始從繁榮走向了蕭條。真可謂大樹底下不長草。中國經濟轉型正在淪為以美元資本主導的企業戰勝以人民幣資本主導的企業的轉型過程。

　　正是中國市場以及那些傳統業態企業被虹吸而去的利潤支撐著京東商城首日上市的297億美元的市值和阿里巴巴1676億美元總市值(以IPO價格計算)。日本軟銀投資于阿里巴巴的2000萬美元已經升值到580億美元以上。在阿里巴巴和京東商城的總市值中，馬云僅擁有阿里巴巴總市值的7.8%，劉強東僅占京東商城的20%，其它股份大部分由海外資本擁有。(當然，如果馬云和劉強東移民美國的話，那么阿里巴巴和京東商城的市值財富都屬于外國投資者)。中國政府是不能對阿里巴巴之類的外國投資者征收資本利得稅和財產稅的，如果以美國20%的資本利得稅和50%的財產稅計算，那么中國政府僅僅在阿里巴巴和京東商城這兩個企業上面損失的潛在稅收將超過6000億人民幣。

　　代表中國經濟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主流企業基本都在海外上市了。僅百度和騰訊的市值之和已經超過2000億美元，如果加上京東和阿里巴巴，這四家企業即所謂BATJ在美國的市值將超過4000億美元，相當于將近2.5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流失海外。這些財富來源于中國，但財富的最終歸屬已經與中國無關，與中國投資者、中國政府和中國稅收無關。美元資本控制之下的中國海外上市公司其實是一根根吸管，每時每刻不停地從中國經濟體的血管中抽取著財富。

　　在貨幣、證券、法律規則與互聯網之間相互交融并形成整體的新經濟階段，哪一種戰爭形態可以幾乎不付代價地席卷一國數以萬億計的財富?唯有“互聯網+金融”的戰爭，即“互聯網金融戰爭”。

　　石油是幾億年前形成的資源，而互聯網則創造著中國未來的財富。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借助國際投行的合同文本體系，輕松地穿越中國的國境線，成為美元資本持有者的永久財富。這就是美元資本主導中國產業資產進行貨幣化、證券化、虛擬化最終實現中國財富向美國轉移的投行魔法。

　　中國買辦型企業已經大量存在，買辦化的經濟金融環境已經形成。以百度、騰訊、京東商城、阿里巴巴為代表的眾多海外上市公司就是典型的買辦型企業。他們扎根于中國市場卻背靠海外資本、服務于海外勢力、歸屬于美元版圖。他們是現代“互聯網金融戰”或“互聯網經濟戰”過程中海外經濟政治勢力布局在中國的經濟堡壘、政治堡壘和輿論堡壘，在他們的背后不僅站著國際金融巨頭，還站著美國及其盟國的政府、國會和軍隊。如果不信，你動他們試試?

　　中國經濟金融界的各級官員和專家學者，他們的多數人短視得只會認得綠色的美鈔，熱衷于招商引資，根本看不到綠色美鈔背后的屠刀和血色。以至于，在美元資本布局和洗劫中國財富的最近三十年里，中國經濟金融界的專家學者和各級官員往往站在國家經濟國防前線為強盜們看門放風或制造噪音，主動或被動地配合著列強的行動。一旦打劫成功，主流經濟媒體便是一派節日狂歡。日本軟銀切走了中國互聯網領域580億美元蛋糕，中國媒體比日本媒體還激動，鮮有冷靜的思考和反思的聲音。

　　二、促使中國企業買辦化的央行貨幣政策

　　中國本土企業大量變異為買辦化企業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幣的美元化。任何主權國家的貨幣都是凌駕產業和企業之上的統治手段。貨幣主宰金融，金融統治產業。如果中國的人民幣發行權和匯率定價權被美國和美元所控制，那么，中國的人民幣事實上就成為美元的代用券，中國產業和企業必然被納入美元版圖。這是中國產業和企業大量買辦化的金融土壤。

　　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資產定價權及其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主權國家的“頂層經濟權力”。人民幣美元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是2005年7月中國央行啟動的匯率改革。“匯改”之后，主導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主導力量不是中國企業的生存狀況和經濟利益，而是美國政府和國會的態度和壓力。美國奪得了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主導著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每年人民幣升值的收益加上人民幣利息收益(或投資收益)遠遠高于美元的資金成本，收益與成本之比高達5-10倍甚至更高。由此引發了美元涌入中國的狂潮，外匯儲備由2004年底的6099億美元飆升到目前的4萬多億美元，美元流入量完全主宰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量。外匯占款與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量之間形成了一一對應的關系，甚至出現了外匯占款略大與基礎貨幣發行量的狀況。這表明：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不是基于國內生產和流通的需要，而是完全基于美元兌換人民幣的需要。流入中國的美元供應量決定著人民幣基礎貨幣的供應量。人民幣徹底美元化了。

　　人民幣的美元化通過央行的公開市場操縱形成了一個貨幣悖論：美元流入越多，國內利率反而越高，實體經濟更加困難。

　　美元的流入導致中國央行增加了基礎貨幣供應量，形成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此，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等手段收緊商業銀行的流動性，以期達到全社會貨幣供應量在數量上的平衡。但是，這種平衡的本質是：央行把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轉給了美元持有者作為資本金，社會資金的供給結構被扭曲了。由此導致美元流入越多，央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越高，央行回籠的商業銀行流動資金數量越大，商業銀行和民間資金的實際利率就越高；利率的上升又反過來進一步吸引美元熱錢流入中國，美元的流入又導致央行進一步緊縮流動性，進而導致利率進一步上升。于是乎，形成了中國金融惡性互動的黑色旋渦，把中國實體經濟卷進了地獄的邊緣。

　　當馬云通過阿里巴巴IPO拿到250億美元海外資金返回國內兌換成1500億元人民幣資本金的時候，也許央行又要考慮發行央票收走國內商業銀行向國內中小企業提供的1500億元流動資金，以便維持貨幣供應的數量平衡。這種貨幣數量平衡是建立在貨幣供應結構失衡的基礎之上。貨幣供應量的結構性失衡必然導致了國內外經濟成分的結構性失衡：海外資本金主動進入，國內流動資金被動緊縮，在此過程中，海外資本擠占了內資企業的資金空間和市場空間。在此經濟金融環境下，國內新興企業只有兩種選擇：或者被國內的高利率、緊貨幣勒死;或者向美元資本投降，投入美元版圖的懷抱，成為買辦企業。

　　海外資本不僅主導著中國的貨幣供應量，而且主導著中國的貨幣供應結構，進而決定著中國的市場結構和市場空間。當美元資本穿上人民幣的外衣徹底掌控了中國的市場結構和市場空間的時候，中國一群買辦化的官廳經濟學家們不失時機地推出“市場決定論”。在中國目前這一特定階段，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本質是“讓美元資本主導的市場來決定中國的資源配置”，其后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見，這些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導師的買辦官廳經濟學家們用心是何等縝密，可謂無縫對接、滴水不漏。這種買辦理論為什么在中國可以賣得好價錢，成為國務院的政策?這是因為大賣家們不懂現代金融背后的機關和秘密。

　　三、制度錯亂的資本市場

　　正常情況下，如果貸款額度不足或貸款利率過高，企業可以通過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來解決資金困難。但是，問題就出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基本制度設計是錯亂荒唐的。

　　國內資本市場的問題很多，但是主要問題是：

　　問題之一：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錯誤地套用了商業銀行貸款融資的判斷標準，導致社會資金資源的配置過度關注企業經營的歷史業績，而不關注企業經營的未來成長，從此，中國資本市場喪失了面向未來的開拓性和冒險性。這導致一大批代表著中國經濟未來的互聯網企業和高科技企業被迫出走海外，而把鋼筋、水泥、化工、房地產等傳統產業留住了國內市場。

　　問題之二：在中國資本市場里，企業和投資者都沒有“資本自主權”。擬上市企業無法根據企業發展的資金需要自主地選擇投資機構、募集資金數量、發行價格、發行與上市的時間;上市公司不能自主地決定再融資的規模、對象、價格和時間;也不能以股票作為支付手段自主地開展并購重組;更不能自主地根據資本市場的定價機制設計靈活的富有競爭力的股權激勵制度(只有這一點目前正在試圖改變)。

　　注冊制的核心精神是把“資本自主權”從證監會的監管權之中剝離出來，把“資本自主權”歸還給企業，歸還給投資者，尤其是國內的機構投資者。如果離開了歸還企業和投資者“資本自主權”這一核心，那么，注冊制的改革就無法抓住要點，也無法解決國內資本市場的根本問題。其實，企業沒有“資本自主權”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營自主權”。

　　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關鍵環節是資產定價，是證券發行人與證券投資人之間的定價談判。當證監會迫于輿論壓力而把定價談判權交給散戶投資者的時候，這個市場就被扭曲了。由于散戶沒有資產定價知識和定價能力，最終資產定價權和定價責任還是以保護投資者的名義落到證監會手中，形成非市場化的行政定價。

　　中國資本市場推行注冊制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在于機構投資者能否取代散戶投資者成為IPO的主要投資人、能否擁有證券定價主導權、能否代替證監會成為定價風險的主要承擔者。

　　問題之三：沒有以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戰略來指導資本市場建設。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偏離了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題。中國仍然屬于遠未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實體經濟和高科技企業需要大量補充資本金。這是現階段的基本國情。但是，證監會不是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企業的投融資效率之上，而是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展指數期貨、融券做空等衍生產品之上，從而，把大量資金分流到衍生品的投機上。那些促使指數下跌、企業融資功能喪失、投資者損失的做空操作不僅不受處罰，而且可以掙錢盈利，成為一種受鼓勵的行為。自從推出股指期貨和融券賣空機制之后，證監會希望指數上漲、維持投資者情緒穩定、新股可以正常發行等一系列良好愿望，都被他們自己培養起來的做空制度和做空資本“對沖”了。這進一步導致企業IPO的節奏和融資上市門檻被納入行政管制之中，企業和投資者的“資本自主權”被進一步剝奪。

　　如果把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和中國證監會的資本市場政策聯系起來看，二者如同兩根絞索，央行卡住了國內企業補充流動資金的脖子，證監會卡住了企業補充資本金的脖子，從而導致國內實體經濟和高科技企業既面臨著流動資金貸款高利率、缺額度的困境，又面臨著股權融資高門檻、高成本、不確定、低效率的困境。

　　當央行和證監會把中國實體經濟和高科技企業逼向絕境的同時，美聯儲不失時機地放開美元供給，美國證監會降低門檻并放行了VIE上市模式。中國央行和證監會聯手把國內優秀的創新型企業，連同這些企業所占有的國內市場份額、財產稅的稅源一起推到了美元的版圖。中國央行和證監會與美聯儲和SEC之間的“默契與配合”，共同完成了對中國本土成長型高科技企業的買辦化改造，從此，“阿里巴巴和京東們”成為背靠國際美元資本、代表外資利益的買辦企業。

　　美國通過發行缺乏信用保障的美元紙幣(其實只是電子貨幣)就完成了中國國內優秀的成長性企業股權占有和收割。換個角度看，中國出口了騰訊、百度、京東、阿里巴巴等企業的股權，央行進口了一堆美元符號。這種“以實易虛”的金融交易不斷出賣著國家長遠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

　　四、關于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幾點建議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主體和主力是企業而不是政府。政府經濟金融政策的主導思想應該是：為企業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低息且寬松的信貸資金來源；提供高效快速的資本金補充機制，同時堅決抵制海外資本對國內市場和高新產業的滲透、侵蝕和控制。資本市場是政府與企業互動的結合部和關鍵環節。完善和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出路在于：

　　(1)央行的貨幣政策應該改變長期以來被動跟隨美元流入或流出而進行基礎貨幣投放的做法，要由被動跟隨變成主動作為，要根據資本市場投融資的需要進行基礎貨幣投放。央行政策要積極服務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要積極配合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需要，要密切關注資本市場的資產價格指數，而不能僅盯居民消費指數。

　　(2)央行應該針對資本市場的資金需要，實施“定向寬松政策”。具體做法是：央行可以向國開行和其它大型商業銀行提供再貸款;國開行和大型商業銀行向國內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旗下資產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投資機構提供定向低息貸款;這類投資機構將這部分低息貸款用于PE投資、上市公司定向增發、二級市場投資以及企業并購融資。

　　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應該為中國人民服務，為國內投資者服務、為國內資本市場發展壯大服務、為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服務，而不應該僅僅為美元持有者服務。有了數萬億基礎貨幣的定向投放，國內投資機構應該可以把出走海外的“阿里巴巴和京東們”重新買回來了。

　　(3)明確指出VIE模式屬于違法行為，對所有以VIE模式在境外上市的企業進行全面清理。在法律層面上明確指出VIE模式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違法行為，限期取締VIE模式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企業和其它各類企業的經營許可。

　　如果美國高盛公司設計的VIE模式可以如此輕松地跨越中國的法律法規紅線，中國的法律法規談何權威和尊嚴?

　　在VIE模式控制下的中國公司實屬惡意逃避中國法律法規的限制和監管。這類企業的所有業務必須在限定的期限之內賣給國內企業或上市公司，否則，堅決給予取締。這一點應該向美國學習。在美國，如果外國投資者通過二級市場隱蔽地控制紐交所或納斯達克的上市公司，美國FBI官員會以美國財政部官員的身份出現在投資者面前，以威脅國家安全的名義要求極短的時間內把全部股份賣出，否則全部股份將被財政部沒收。這方面，中國人并非沒有教訓。

　　美國政府動輒指責中國不講法律。現在，中國政府應該從取締VIE模式控制中國企業開始，在世界上樹立法制的市場經濟之國家形象。

　　全國人大和中國商務部再也不能袖手旁觀、無所作為和不作為了。

　　(4)證監會發行與上市制度的改革必須緊緊圍繞著下放“資本自主權”展開。沒有“資本自主權”就沒有真正的經營自主權。向企業和投資者下放“資本自主權”是發行與上市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

　　在此，要重點發揮國內機構在資本市場中的主導性作用。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談判主要是企業與機構投資者之間的談判，而不是企業與散戶之間的談判。這是全球資本市場的慣例。機構投資者是股票定價的主導者，也是發行股票的主要購買者，剩余的小部分股票才能通過抽簽的方式配售給散戶投資者。散戶可以通過購買信托基金成為機構投資者的組成部分而享受更好的投資機會。一句話，企業需要向未來布局，機構投資者擁有把握未來趨勢的判斷能力，散戶投資者不具備專業的投資能力，只能作為搭便車者參與少量配售。

　　(5)在新股發行與上市之間設置12個月的“上市觀察期”。“上市觀察期”是臺灣等地資本市場的成熟制度。設置“上市觀察期”制度有利于暴露企業改制和發行過程中隱瞞的風險;有利于抑制“炒新”資金的投機;有利于抑制新股的高價認購;有利于機構投資者對新股的理性認購;有利于減輕新股發行對二級市場形成的指數壓力;有利于迅速提高新股發行效率，消除新股“堰塞湖”。

　　可以說，如果不設置“上市觀察期”制度，證監會有關一切市場化改革的企圖都將成為空話。證監會醞釀2年多的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意見為什么僅僅發布了20天就匆忙剎車?所有問題就在于缺乏“上市觀察期”這一前置程序。

　　五、結束語

　　當中國經濟制度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央行和證監會事實上已經共同取代了發改委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必須承擔起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失誤的主要責任。央行的工作重點應該是降低全社會間接融資成本，打造中國工業化的資金成本優勢，而不是緊盯豬肉價格;證監會的工作重點應該是提高資本市場的投融資效率和產業重組效率，而不是只盯基金經理的老鼠倉。

　　只有當存款準備金率和企業貸款利率可以降低到美國、日本和歐洲的水平，只有當資本市場的投融資效率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美國的水平，一句話，只有當社會間接融資成本和社會直接融資效率達到工業化國家的正常水平，中國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工業化，才能真正完成經濟領域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也才能避免其它類似于阿里巴巴一樣的新興企業進一步變成洋買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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