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從此，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真正地站起來了，成了自己國家的主人,要在960多萬平方公里大地上開創人類歷史上最光榮、最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但舊中國留給人民的卻是一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一窮二白”的爛攤子。怎樣在這個爛攤子上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來建設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呢?這就必須依靠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自力更生的雙手來寫，來畫。在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華北平原的河北新鄉，有一個解放前有名的“長工村”——劉莊，就出了這么一位父輩兄弟仨都是拉長工、他本人也是靠打短工生活的帶領社員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帶頭人。他，就是世界上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絡繹不絕的參觀者，遠渡重洋前來探個究竟的長工后代史來賀之“謎”。

　　學了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后，筆者總想找到當代的真愚公，然而找了半個多世紀卻未能找到。但2007年5月14日，在劉莊參觀了該村的變化和史來賀事跡展覽館后,才真正地的找到了，這個當代的真愚公就是史來賀。他有連任四屆人大常委會常委、地委副書記的頭衍，不但自己不“農轉非”去地委坐鎮，反其道而行之地將自己上大學的兒子“非轉農”回家當社員辦企業，像老愚公一樣，世世代代在劉莊“挖山”不止。他讓兒子“非轉農”這一招的反潮流精神，主動告別了中國文化人爭著搶著擁擠了幾千年、直到現在仍然過之而無不及，甚至花錢買的那條“獨木橋”的仕途之路。這就是史來賀父子的真正偉大之處。

　　從1952年12月，年僅21歲的史來賀當上了劉莊村的黨支部書記時起，決心用自已的實際行動要把華北老愚公的神話故事變成現實。他這么一上任，就干了51年，直到2003年去世，真正地為實現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地奮斗終生。這51年，把“方圓十里鄉，最窮數劉莊，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糧”的“長工村”用當代愚公的雙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改變成為全國最早一批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先進大隊;八十年代初就實現了小康的“中原首富”村;村上除了現代化農場、畜牧場外,還有食品廠、機械廠、造紙廠、淀粉廠、制藥廠等企業,走亦工亦農、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公有共富道路，2006年，GDP總值15億，現已突破20億。社員住上了戶均面積472平方米、人均近120平方米、含地下室四層的現代化農村單元別墅。別墅內有書房、辦公間、健身房、車庫等一應俱全，中央空調、網絡寬帶、閉路電視、現代家具等應有盡有。社員享受住房、醫療、上學、退休補貼等40多項免費福利。“老有所養，幼有所育，壯有所用，病有所醫，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理想化生活，在劉莊已成為現實。

　　老愚公沒有聽智叟的話，要挖掉門前的兩座大山。史來賀用20年時間將黃河灘不毛之地變成旱澇保收的田園。他不聽一刀切包產到戶工作組的話，頂住報紙上點名包產到戶“釘子戶”的壓力，終于將劉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保存下來了，發展壯大而引起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關注和向往。

　　下附筆者《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真頂用》一文，看看釘子戶劉莊這個永不生銹的釘子,，樣牢牢地釘在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上而達到公平。

　　附文：包產到戶的“釘子”史來賀真頂用

　　賀普霄

　　包產到戶的“釘子戶”河南新鄉劉莊村

　　當代愚公劉莊黨委書記史來賀

　　作者按：本文來源于作者《共富村的科學發展》，被華夏文明文化研究會、北京墨韻陽光文化交流中心聯合舉辦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征文錄入《科學發展觀理論與實踐》一書;其中文首之詩被錄入《中國當代詩詞格言名家博覽》;全文被新西蘭華文報刊登。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對待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服從，而要堅決抵制

　　——毛澤東

　　集體有，跟著走;集體空，沒人聽;集體富，群眾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

　　——史來賀

　　愚公移山靠決心，

　　勉勵神州須勤奮。

　　“長工村”里史來賀，

　　就信愚公不信神。

　　掄起镢頭挑起框，

　　誓叫河灘變良田。

　　不去地委坐“知府”，

　　大學兒子“非轉農”。

　　高舉紅旗奔共富，

　　多業興旺人夸獎。

　　忽然來了工作組，

　　要讓劉莊分到戶。

　　只因堅持集體路，

　　報載劉莊“釘子戶”。

　　上下左右齊圍攻，

　　不分就把他選掉。[1]

　　社員不理這一套，

　　跟老書記走正道。

　　急得社員淚汪汪，

　　書記心里有主張。

　　“宜統宜分”看情況，

　　為啥非一刀切光?

　　中央文件非兒戲，

　　回頭路是走不得。

　　長工村能有今天，

　　豈能忘記毛主席?!

　　……

　　八一八八吉祥日，[2]

　　耀邦書記光臨到。

　　視察完畢開了腔：

　　我贊成劉莊這樣。

　　風吹云散露晴天，

　　工作組再不冒煙。

　　甩開膀子產業化，

　　世人刮目看劉莊。

　　河南新鄉七里營有一個讓中國人羨慕向往，外界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報道稱贊的中國農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將解放前“十里草木香，最窮數劉莊，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糧”而有名的“長工村”創建成現代化農村都市的新劉莊。村民依靠集體的現代化農場、畜牧場、食品廠、機械廠、造紙廠、制藥廠等企業，堅定不移地走亦工亦農、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村上的產值2005年已達到15億，現已突破20億，村民享受住房、醫療、上學、養老等幾十項福利，村民住上了單元含地下室四層470多平方米的樓房，真正過上了老有所養，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然而，劉莊能有今天，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帶領他們干了51年的老書記史來賀同志。

　　史來賀(1930-2003)，劉莊村土生土長、斗爭中成長的長工后代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解放戰爭時就是民兵隊長，1949年入黨，1952年冬任村黨支部書記長達51年，1953年春就帶頭辦農業社，先后任七里營公社黨委副書記、新鄉縣委、地委副書記、連任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四屆人大常委會常委;中共十三至十六大代表;全國勞動模范、民兵英雄、植棉能手、先進生產者，中國農科院研究員、中國農學會、棉花學會常務理事;曾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譽為“建國以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及以后領導的接見，僅毛主席就接見過九次;十六次進京參加國慶觀禮……

　　劉莊這個解放前有名的長工村，解放后在以史來賀同志為首的黨支部一班人帶領下，實現他“跟黨走，拔掉窮根，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誓言，用镢頭挖、肩挑、獨輪車推等“華北老愚公”的老辦法，花了20年時間，投工40多萬，挖了200多萬方土(將這些土方連接起來，相當于京廣鐵路的長度)，硬將劉莊1.5平方公里黃河古道留下的4 條3米多深、縱橫穿插的荒溝、750多個“蝦蟆窩”、“鹽堿灘”變成田園。在糧棉雙豐收，解決溫飽問題的同時，史來賀又帶領社員發展畜牧業，食品加工，辦機械廠、制藥廠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劉莊的農業全部實現了機械化、水利化的旱澇保收。三分之二的勞力已從農業轉到工副業，大隊已經有了相當的積蓄和抗御各種災害的能力。就在這時全國興起了毛主席一直反對的包產到戶風，省上的工作組進村，讓劉莊將土地、企業都分到戶。由于社員和干部都不愿意走回頭路，幾次讓社員投票都不愿意分，這就和工作組頂了牛。因而，史來賀領導的劉莊大隊就成了有名的包產到戶的“釘子戶”而登在報上。

　　說到“釘子”，從劉莊所走的坎坷道路得知，以史來賀為代表的劉莊不僅只當過這一次“釘子戶”，而是當過好多次了。劉莊的“釘”和“頂”是一回事，由于這個用不銹鋼制成的永不生銹的特殊“釘子”，能牢牢地釘在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因而，就能將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都頂回去了，對劉莊的發展真是鞝鞋不用錐子——針(真)解決問題(頂用)。

　　第一“釘”(頂)，合大社時和工作組唱“對臺戲”

　　1956年春，農村大部分初級社剛成立不久，工作組就進鄉，準備將全鄉8 個自然村的20多個初級社合并成立一個高級社。史來賀和劉莊人根據當時的生產水平、管理能力和人的覺悟還達不到合并成一個高級社的條件，宜以一個村建高級社為好。但工作組非合并成一個不可。這時，初露“釘子”鋒芒的史來賀就在全鄉召開萬人大會成立高級社的同一天，劉莊不但未去參加大會，反而在自己村上成立了劉莊高級社，與工作組唱了“對臺戲”。工作組指責劉莊“目無領導”，但被史來賀“我們小社也是集體”一句話就頂回去了。就在這年夏收時老天有意與人作對，連下了幾個月淋雨，把小麥下壞了，秋糧種不成，棉花被水淹的慘狀。大社領導不力，確切地說是無這個領導能力的力不從心。因而人心渙散，不少社員背起鋪蓋外出逃荒去了。但劉莊這小社在史來賀一班人領導下，排澇保秋、補種蘿卜、蔓青，燒磚瓦、辦豆腐坊、紡線織布、在河灘割草賣錢等多種辦法搞生產自救。在大災面前，不僅沒有讓一個社員受餓，還為1957年創造皮棉過百斤的奇跡打下了扎實可靠的基礎。史來賀這第一“釘”(頂)就在新鄉頂出了名，黨支部的核心作用、“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劉莊初見成效，并根深葉茂地生長、開花、結果。

　　第二“釘”(頂)，刮“共產風”時要收據

　　1958年人民公社剛成立一段時間，一些人頭腦發熱，刮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公社到各村伐樹、拆房，要東西搞建筑，但史來賀要求拉走的東西都要打收據。很快毛主席、中央糾風文件下來了，公社要按照收據折價賠償，劉莊得到了一批賠償錢。其他村沒有收據卻領不到退賠款而吃了大虧，他們都非常敬佩和稱贊道：“還是史來賀有眼光”。就這些錢為劉莊集體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釘(頂)，文化大革命中劉莊不能亂，也沒有亂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外地造反派違背《十六條》到劉莊給史來賀扣上“黑勞模”、“生產黨”等多種帽子，企圖想把劉莊搞亂，把史來賀搞垮。然而史來賀卻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大革命要執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精神，絕不能破壞生產，因而，劉莊不能亂，如果亂了將是一場人為的災難。黨支部召開社員大會公開宣布：“誰離開生產外出串聯不計工分，不發盤纏;貼大字報，集體不給開支一分錢”。社員就聽以德高望重的老書記為首的支部的。史來賀對口喊“抓革命，促生產”卻不搞生產而到處造反者有這樣的名言：“他們造他們的反，我們生我們的產，到年底我們分糧食，他們分路線”。因而，劉莊不僅沒有亂，“抓革命，促生產”卻讓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十年代后期，第一批跨入全國溫飽線的行列。這就是毛主席“一抓三促”的威力。

　　第四“釘”(頂)，八臺知府不“農轉非”卻讓大學兒子“非轉農”

　　每當史來賀工作上取得成績時，上級領導就想把他調出村擔任更高的領導工作，但都被他“劉莊還很窮，這里需要我”的兩句舍不得離開的口頭禪謝絕了。就是當了縣委、地委副書記時還是這樣，仍不離開自己村去縣、地坐鎮他的知縣和知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新鄉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動員史來賀把家搬到新鄉市，把老伴和孩子的戶口“農轉非”。然而這時正是劉莊隊辦企業缺乏技術人才的骨節眼上，他不但未“農轉非”，卻“反其道而行之”地將上大學的大兒子史世領“非轉農”回家當農民，為集體辦藥廠。說史來賀是個“謎”，也就“謎”在這千百年來中國文人搶著擁擠，甚至花錢買的那條“獨木橋”的仕途之路，卻讓孩子心甘情愿地像陶淵明一樣自動告別，歸去來兮到了村上。就是這個制藥廠現在已發展成為不僅是劉莊的龍頭主導產業，年產值10多個億，出口創外匯一億多美元，而且也是全國最大的制藥企業之一，僅肌苷的產量占全國一半以上，抗生素也是全國大企業之一。這就是史來賀把華北老愚公的神話故事變成現實的當代愚公，讓他的子孫后代也為建設劉莊而“挖山”不止。讓世人看看他父輩兄弟仨都是拉長工的這個“長工村”后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的母親河黃河岸邊創造出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奇跡。如果史來賀去坐鎮八臺知府了，他的兒子不“非轉農”，劉莊能有今天嗎?筆者耳聞目睹原來不少社隊土生土長的好干部，將自己的村、大隊、生產隊已經搞成省、地、縣有名的共富先進單位。但將他調到縣上、地區甚至更高的地方當官后，盡管以后也有接班人，但接班者為的是升官而離開農村。如果幾年不升，他就不干了，這些村、大隊、生產隊也就垮下來了。現在全國有名的那些公有共富村，都是在土生土長的“不圖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的農民領袖們帶領下干出來的。史來賀這一“釘”就頂出了了中國農民的千古奇跡，連美國的一位女記者慕名兩次來劉莊在社員家住了一個多月的耳聞目睹和親身體驗之后，她非常欽佩、真正出自肺腑之言地連聲稱贊道：“還是劉莊好，還是社會主義好!”、這話出自美國記者之口，其意味多么深長呀!

　　第五釘(頂)，不包產到戶才成了名副其實的“釘子戶”

　　1981年為讓劉莊將集體散伙讓個人包產到戶，省上派了十多個人的工作組，開大會小會、廣播、見社員就說將集體分了。但社員深知老書記領導大家能有今天這個集體來自不易，幾次讓社員投票大家都不愿意分，且不理工作組時，他們就讓把史來賀選掉，大家更不干，甚至把不少社員都氣哭了。有一社員便給史來賀說，實在頂不住就分了吧!史來賀也不反對。但當他將此話回家說了后，他老婆立即就訓斥道：老書記領著大家走到今天不容易，大家擰成一股勁，你倒先泄氣了!并大鬧著要跟他離婚。這一下他趕緊改口，并給老書記做檢討。據說當時國務院還來了調查組，也讓分。但史來賀用中央文件“應從實際需要和實際情況出發，允許多種經營方式”，“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精神，盡管壓力很大，但心中有數——劉莊“宜統不宜分”。這是按中央文件辦，不是搞兒戲。就這樣僵直到互不讓步的情況下，8月8日總書記胡耀邦來劉莊考查后說：“就要因地制宜，要實事求是嘛，我贊成這個”。這一下終于支持了將劉莊的集體，氣哭了的社員興奮得也流出了眼淚，真是可歌可泣呀。當參觀者聽到介紹這一段最難頂的歷史后，有人便問，“為什么當時沒有見到新聞媒體報道胡耀邦總書記支持劉莊的消息”時，沒人回答這個問題。片刻后，一位參觀者非常風趣地說，大概怕唐僧念緊箍咒而不報道!這時大家對他的高見用會意的一笑而表示感謝。這件事究竟說明了什么?黨的最高領導人也怕“唐僧念緊箍咒”，這說明封建王朝慈禧太后的流毒多么根深蒂固呀!值得中國人，特別是高層決策者反思在走什么路的問題上，中國究竟是集體領導還是“慈禧太后專政”?然而，毛澤東在井岡山上創建革命根據地時，卻不信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中央、湖南省委)那一套，按照黨的組織原則與其進行堅決地斗爭，甚至撤銷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前委書記和特派員假傳“圣旨”錯誤地被開除出黨，也不讓步。因為實踐證明，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終于在全國燎原了。總書記胡耀邦來劉莊支持走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對劉莊的表態是非常及時的，但仍受“緊箍咒”之苦而未能挽救中國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問題。從而導致這樣的“三農”問題已成為中國的老大難問題，“新三座大山”、“新包身工”已成為廣大工人、農民的緊箍咒——改旗易道的必然結果。

　　僅就這五釘(頂)就不難看出，劉莊的發展是在有了以農民領袖史來賀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的特殊材料——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鑄成的永不生銹的“釘子”——不怕丟掉頭上的烏紗帽(說確切點，他就不要烏紗，如果要的話，他早就去縣、地坐鎮了、在人大常委會辦公了)、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才能牢牢地釘在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就能夠頂住來自“左”的(主要是前三釘)和右的(最難頂的第五釘，也是劉莊能有今天最關鍵的一釘，因為前幾釘都沒有在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本質上動刀子，而這最后一釘才是決勝戰)干擾和壓力，天塌下來都不怕地屹立在驚濤駭浪的黃河岸邊。實現了史來賀說的“集體有，跟著走;集體空，沒人聽;集體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然而，在“三不一少國”危害下的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個人謬論“圣經”的干擾破壞下，就有了時代不同了，焦裕祿、雷鋒過時了，劉莊、南街是特殊情況沒法學了，也難以推廣了……然而，將劉青山、張子善之流的民族敗類卻大有人在不學而自成才地像烈性傳染病一樣地“發揚光大”。劉莊、南街村、焦裕祿、雷鋒能不能學習、推廣和發揚光大，關鍵是黨的干部特別是最高層信仰什么和為什么人的原則問題和立場問題。也就是毛主席教導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人們為什么用“毛主席的干部兩袖清風，華主席的干部為國盡忠，以后的干部腐敗成精/百萬富翁”來議論建國六十年來干部的變化，大概可以說明信仰和為什么人這個原則問題和立場問題的重要性吧!如果這個問題真的解決了，那焦裕祿、雷鋒這些為了人民的事業而獻身的共產主義戰士，永遠都是人們學習的光輝榜樣;劉莊、南街村這些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已建成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農村都市，就能結合各地的具體情況學得來，用得上，也能推廣。南街村、龍泉村等就是學了劉莊而發展起來的;北徐、龍堂村、土古洞村等就是學了南街而發展起來的;農民們自愿組織的多種形式的合作社，就是不斷學習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

　　注:[1] 工作組讓社員將史來賀選掉后搞包產到戶，但社員不買他的賬，就是要跟老書記走集體共富路。

　　[2] 指1981年8月8日胡耀邦總書記來劉莊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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