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村魂——追憶河南省新鄉縣劉莊村原黨委書記史來賀

　　河南日報記者 朱夏炎 王 鋼

　　一個人，當他去世10年后，會怎么樣?

　　10年，有多少光環也淡去了，人們卻仍在懷念他，一想起還言猶在耳。

　　10年，有多少榮耀也消散了，百姓卻仍在念叨他，一提起就潸然淚下。

　　這位整整50年的村支書，從一個最小的原點，抵達了一個最高的巔峰。

　　史來賀，河南省新鄉市新鄉縣七里營鎮劉莊村原黨委書記。他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并列，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譽為“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1979年，他站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8億農民宣讀了建設農業現代化的倡議書……歷史已銘記了他，這位新時代農民的先驅，這位中國鄉村的靈魂人物。

　　生前，他是一座豐碑，感召了幾代人，成為共產黨員和基層干部的榜樣。

　　死后，他是一顆星辰，照耀著千萬人，留下永垂不朽而意味深長的啟示。

　　忠魂

　　身不離農村，心不離群眾，手不離勞動

　　一面紅旗，在黃河北岸平原上飄揚半個世紀。

　　1952年12月，22歲的全國民兵英雄史來賀，當上劉莊村黨支部書記。1957年，棉花高產的劉莊，成為全國農村先進典型。史來賀與劉莊，凝成了一個血肉整體。

　　史來賀的50年村支書生涯中，16次進京參加國慶觀禮，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當選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當選三、五、六、七、八、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其中五、六、七、八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并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領導干部、全國勞動模范、全國有重大貢獻專家、全國科技先進工作者、全國植棉能手……直至2003年4月23日，73歲平靜謝世。

　　2009年4月3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視察劉莊，握著現任村黨委書記史世領的手說：“你父親的名字，我很熟悉，他的事跡我也很熟悉。一個50年代的老典型，不斷地與時俱進，使我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要研究怎么做到的與時俱進。老支書的楷模作用，這次來看一看，我也是慕名已久，了卻心愿啊!”

　　在今年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做出重要批示：“史來賀的事跡和精神很感人。在這次教育實踐活動中，可集中宣傳一批各類黨員干部正面典型人物，使大家學有榜樣，行有示范。”

　　時代跌宕遞進之中，一面紅旗50年不倒是一個奇跡。史來賀青年時的起步，恰與新中國起點重合，一路穿越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時代。曾與他齊頭并肩的一批全國農村知名典型，眼看著載沉載浮，一時有人飛黃騰達，一時有人飲罪落馬，一時有人曇花一現……而他，成為一個善始善終的典型。這在人們眼中成了一個謎。

　　其實，他是一個率性的中原漢子，素來光頭，身板壯實，眉目開朗，粗喉大嗓。頭上的白羊肚毛巾后來不系了，還是一身布衣，兩腳泥巴。他最喜歡的事，就是在夏秋下雨天，光著脊梁在田野的大雨中呼嘯撲騰。

　　一個人，一個村莊，1.5平方公里，50年——這完全是他的主動選擇。

　　1953年，上級就要調他去當國家干部，派新鄉縣四區區委書記史廣禮“三顧茅廬”。大熱天，他拉了兩張葦席，倆人睡在打麥場上一夜談心，他說服了史廣禮，留在了劉莊。

　　1957年，他當上全國勞模，在北京受到周總理接見。上級準備破格提拔他當新鄉專區農業局長，他謝絕后留在劉莊。

　　1965年，新鄉地委下達任命，他進城當了新鄉縣委副書記，還兼任劉莊大隊支書(注：1958年—1983年人民公社時期，劉莊村為劉莊生產大隊)。不久“文革”動亂，他被打成“黑勞模”、“走資派”游街挨斗。1968年9月一個深夜，他帶上行李騎自行車回了劉莊。

　　1977年，他再次當選全國勞模，河南省委任命他為新鄉地委書記。地委第一、第二書記登門做工作，他要求兼任劉莊大隊支書。上任后，平時在劉莊辦公。直至轉任新鄉市人大副主任，他還在劉莊……

　　一生一世，史來賀都不肯離開劉莊。客觀原因是劉莊群眾不愿他走，他自己又為了什么?

　　他說：1949年8月6日，我在劉莊第一批入黨，是在鐮刀錘頭的黨旗下立過誓的，當時沒見到統一的誓詞，我掏心窩子說過：“為了劉莊父老鄉親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都過上好日子，我自愿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怕死，不怕苦，不怕吃虧，跟黨走一輩子不變心，死不回頭。”共產黨員一諾千金，我怎么一走了之?

　　他說：1957年，周恩來總理得知劉莊千畝棉田畝產皮棉111斤，是全國平均數的3倍，握著我的手說過：“希望你們高產再高產，給全國樹立個榜樣。”如果哪天又見周總理，總理問我：史來賀，你的棉花種得怎么樣了?我怎么回答?

　　他說：我和同時期的全國勞模文香蘭談過，咱農業勞模的責任，就是跟群眾一起勞動，把腳下這塊地球修好。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只適合干村支書……

　　記者采訪時，一位退休村干部又作了補充：

　　因為，老史他忠于共產黨的理想，把自己完全放在老百姓中間;

　　因為，老史他是窮人出身，有窮人的體會，始終沒把窮人忘了，沒把可憐人忘了。

　　那年看電視劇《巍巍昆侖》，看到劇中的毛主席蘸墨揮毫，一筆筆寫下“永遠站在勞苦大眾一邊”，史來賀忽騰一下站起來，熱淚盈眶迸出一句：“毛主席啊，最了解中國國情，最了解農民!”

　　他一輩子情有獨鐘，正是最廣大的勞苦大眾。他之所以對共產黨忠誠，是因為共產黨對老百姓好，為勞苦大眾謀幸福;他之所以為勞苦大眾獻身，是為了讓老百姓相信共產黨，跟共產黨走。就是這樣一種邏輯組合、一種血肉組合，使他的政治志向至大、至純、至堅、至剛。

　　他的人民觀，與生俱來，是由苦大仇深的出身決定的。

　　1930年7月25日，史來賀出生于一個貧苦農家。他從小滿眼都是苦難，父親給地主扛了30年長工，加上連年澇旱鹽堿災害，家里窮得連鹽都買不起。土匪搶劫留下黑條限期交錢，全家哭天不應，把口糧、被子、棉襖都賣了，那個饑寒年關就像《白毛女》中楊白勞家的場景。他4歲時生對口瘡，12歲時發高燒，無錢醫治兩次差點夭亡。尤其1942年河南大災荒，劉莊死了60多口人，16家絕戶，史家也失去3位親人。從小最親他的堂哥快餓死了，他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來給堂哥吃，眼睜睜看著堂哥咽下最后一口氣。他的妻子劉樹珍，父親被日本人抓勞工砸死在煤窯里，全家外出逃荒前，把16歲的她送到史家成親，那年史來賀才14歲，過早地長成了男子漢。他給富人打長工、放牛羊，又到小冀鎮趕集做小生意，爺呀嬸兒的喊著叫賣蔬果茶水;冬天拉糧車當腳力，腳跟凍裂在雪地留下一路血跡……

　　所以，他的初衷充滿痛感，他的追求帶著血痕，懷著一種強烈的抗爭心理，為貧窮農民求翻身，為勞苦大眾謀利益，他成了舊社會苦難史的徹底顛覆者。

　　劉莊，坐落于一個歷史的敏感地帶。知中原而知天下，這片土地成了一塊當代“試驗田”。1958年，毛主席到與劉莊相鄰的七里營視察，提出著名口號“人民公社好”;1957年，周總理希望劉莊給全國樹立榜樣;1981年開始，黨中央又持續關注劉莊改革進程，逐年匯報逐年批示……只有一千多口人的劉莊，成了中國農村發展大棋盤上一枚具有代表性的棋子，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密集地蒞臨劉莊，170多個國家的政要和專家頻繁地訪問劉莊，全國參觀者涌向劉莊，國內外媒體報道劉莊……

　　為什么是劉莊?——因為有史來賀。他為世人始知，就是一個農民帶頭人，他一輩子珍重這個身份，一輩子尊崇這份價值。為了探求一條依靠集體經濟、農民共同富裕之路，他充任了一個義無反顧的先行者、開拓者、負使命者、集大成者。他一眼看到底：“如果農民一直過不上幸福生活，那就是咱共產黨沒本事!”

　　他所說的農民，是每個，是全部，一個都不能少。在人民當家的新社會，在社會主義新農村，他不愿看到貧富懸殊，憎惡兩極分化，誰傷了貧困百姓就傷了他，誰冷了困難群眾就冷了他。他已形成一種本能——憐貧惜弱。

　　在他家里，嫁到七里營的大姐家富裕，嫁到毛灘的三姐家貧窮，大姐對三姐有些不屑，他走親戚就常去毛灘，極少去七里營。

　　出國考察，看到了美國醫藥企業的氣派，看到了日本中小企業的精良，但最觸動他的，是摩天大樓下的貧民區，是霓虹燈背后的貧富不均。

　　改革開放后，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時他正年富力強，兩個兒子世領、世會也有才干，爺兒仨如拉出去單干，人脈本事足以輕松致富，甚至有人預言會成為雄踞中原的富翁……他卻說：“個人富了，大多數人還窮，吃飯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覺呀。集體搞好了，群眾富了，個人也就富在其中了。”

　　他多年養成習慣，每夜入睡前，都要對全村300多戶“過電影”。劉莊村民說：“在咱村，是集體致富，不漏一家。全村誰家日子不能過了，老史都過去拉一把。特別是對困難戶，格外看得重，恐怕他們過不好。”

　　他最牽掛的是病人、老人、孤兒寡母、殘疾人，連到劉莊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嘆：“這些可憐人，平時誰理?攆在人家后頭說話人家都不想聽呢，他們在劉莊有福了。”

　　記者采訪36歲的余榮海，他單門獨姓，父親早亡，爺爺余得洋是啞巴，母親韓玉琴有些癡呆。他說，俺家如果不在劉莊，早就散了。從小他就看到，老書記逢年過節來慰問，又派婦女干部幫忙家務，集體新村他家最先入住，還添置了冰箱、彩電、縫紉機。他高中畢業后，又被安排在最安全的藥廠微機室上班……老史有次路遇韓玉琴，下車問她去哪兒，她連個招呼也不會打，直愣愣說回娘家八柳樹村。上下打量她，腳穿新皮棉鞋，身披波司登大衣，打開提包看看，是村干部幫她準備的燒雞、鮮肉和糕點，老史滿意地笑了。啞巴余得洋熱心為村鄰做好事，孫子結婚時，老史來喝喜酒，還提起早年在梨樹園的趣事，他可有面子了。他只要一比劃舉大喇叭，孫子就知道他又遇見老史了，他還比劃老史拉著他的手問寒問暖。有一天孫子告訴他，老書記去世了，80多歲的他跌跌撞撞拉著孫子往史家跑。出殯那天，他站在家門口朝靈車不舍地擺手，淚流無聲……

　　采訪楊麗時，她剛當上藥廠職工食堂伙房組長。1999年九月初四，她在縣醫院剖腹產下一對龍鳳胎后，大出血昏迷，醫生站在血泊中搶救，醫院血庫告罄，急需輸A型血。老史從聞訊那一刻起，徹夜抱著電話，為了一位普通村民的生命，調動的陣勢真是壯觀。史世領帶人最先趕到新鄉血站，第一個擼起袖子抽血。汽車把劉莊人馬一批批運往血站，終于從2人身上找到了A型血，汩汩輸入楊麗體內。楊麗的公公又端來幾袋血，說是老史托人從其他醫院找來的。楊麗輸血4000CC，幾乎把全身血液換了一遍。從老楊莊趕來準備獻血的娘家人，感動得流淚。醫生和病友也贊嘆：“社會主義好，劉莊集體好，有史來賀這樣的支書，劉莊人還怕什么?”……老史見到一對龍鳳胎時，小兒女已在花園中蹣跚學步，奶聲奶氣爭著喊“老史爺爺”，他無比滿足地連聲答應：“啊，可好，可好!”他去世時，楊麗的婆婆攔著靈車哭喊：“老書記，俺們不讓你走啊!”

　　對放羊老漢劉榮正，對老村醫劉明書，老史都是守在床前直到送終。可是，自己的父親臨終時，他正領著群眾在棉田里緊張排澇;自己的母親臨終時，他正守在造紙廠烘缸旁指揮試車。這個遠近聞名的孝子，只有伏在雙親靈前磕頭痛哭。

　　他直到逝世前去住院時，還催促村干部：“我想來想去，全村可能數老王家日子最差，你去看看他有啥困難沒有。”腿有殘疾的王偉民，早年從安徽逃荒落戶劉莊。村干部看了回來說，老王家小院可干凈了，床上新被子，老伴也體貼，他還親口說有幾萬元存款。老史長舒一口氣：“只要他還能存幾萬塊錢，村里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問題，這我就放心了……”

　　這個劉莊的當家人，既像仰事侍奉的兒子，也如俯身呵護的慈親。

　　夏天，他聯系“寶花”廠家，20多年前就為集體新村統一安裝了空調，外村親戚都來劉莊避暑。開干部會時，他指著空蕩蕩的村街說：“你們看，群眾這會兒都在家涼快哩，該睡的睡了，該上班的上班了，多美啊!”

　　冬天，一下雪，他就抱著對講機，通知農場場長讓職工晚上班早下班，通知車間主任提醒青年工人穿棉襖。又從大喇叭里通知新單元樓住戶：村干部馬上去送煤和火爐了，保證每家不受凍!

　　過年，他和村干部照老規矩，到牛屋馬廄過除夕，替飼養員喂牲口，讓他們回家吃團圓餃子……

　　一樁樁，一件件，老史重重復復50年，人們有多少震撼也平淡了，村民有多少感動也習慣了。老人們喊著他的名字依靠他，其實他也是老人了;病人們拉著他的手指望他，其實他也是病人了。他常常掏出口袋里的救心丸送給需要的人，自己卻病到大小便都行動困難了還不讓人服侍……

　　然而，他平時說得最多的卻是：“咱劉莊的老百姓真好!”

　　當他是風浪之中一條蛟龍，群眾是海;當他是困難面前一只猛虎，群眾是山。當他遭受委屈、冷遇、挫折，不太懂政治的農民心里也有一桿公平秤。

　　他最難忘“四清”運動中那一幕——打麥場上，黑壓壓坐了幾百人，一個由中央、中南局、省委、地委30多名干部組成的“四清”工作組，帶著“越是紅旗單位問題越多”的成見，踢開劉莊大隊黨支部，召開批斗會。已經“靠邊站”的史來賀，在會上接受“四清”積極分子的揭發批判。一個外號“抵人牛”的社員，以前損公利己挨過老史的批評，上臺大呼小叫，越說越激動，突然甩掉棉襖，像一頭紅了眼的公牛撲向老史。幾百名社員忽地一下全站起來了，“抵人牛”的拳頭揮向老史時，人群擋在了老史面前，瞬間站成一道人墻，頓時震驚了工作組!老史低頭站久了堅持不住時，一個凳子悄悄遞過來，向來少言寡語的普通社員劉名勛，輕聲說：“老史你坐這兒吧。”……這道人墻，這個凳子，讓老史感動至死。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群眾的力量，如今一些黨員干部已經漠然置之。他們身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卻已失去與民共處的愿望和熱情，失去與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宗旨誓詞，只講不做，在百姓面前輕民、鄙民、欺民、懼民，與群眾之間隔膜、棚架、鴻溝、壁壘，以致出現官向官、民向民的對立。正如劉莊村民說的：“對黨對人民，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員，咋不官僚?咋不腐敗?必然的!”膨脹時可怕，空虛時可憐，像個氣球一觸就破，不過區區半張皮。總之，對于黨員干部來說，群眾在你心里有多重，你在群眾心里就有多重;你心里沒群眾，群眾心里也沒你——于無聲處，雷霆萬鈞。

　　所以，史來賀一生不唯官，不唯上，唯對群眾有“兩怕”。

　　一怕，怕在群眾中孤立。

　　初中畢業生張秀貞1960年嫁到劉莊時，就像《朝陽溝》的“銀環”。頭次參加群眾大會，她想，史勞模一定很魁梧，呢子大衣、呢子帽、大皮鞋……臺上站起一個人，頭系白羊肚毛巾，黑襖黑褲黑布鞋，嗨，就是個莊稼人嘛!

　　老史與村黨支部副書記王云邦聊天：“解放前，端著飯碗上街里的飯攤兒，咱們碗里是紅蘿卜絲、白蘿卜絲、白菜心，地主的小甌里，擱幾片牛肉，香油一拌，明晃晃的，咱們看著啥滋味?現在咱們當干部了，啥時候都不能特殊，一些貧困百姓，也是眼巴巴看著的呀。”

　　他與家人約法三章：一不比群眾特殊，二不占集體便宜，三不收禮送禮。幾十年老伴沒乘過他的車，5個孩子也要“夾著尾巴做人”。

　　他任新鄉地委書記期間，專車和秘書可以帶回劉莊，他說不需要。在新鄉市一間房子也沒要。

　　他從剛有自行車的60年代起，就要求村里干部，騎車遇到年長的村民必須下車。有了轎車后，村里干部在村內工作不能坐車。外出坐車遇到步行的村民，他總要喊上車捎一程。

　　他訓起人來快人快語，記性又好，一抖落一串兒，當眾剋得叫你地縫難鉆。但這只對干部不對村民，他怕傷著群眾：“你罰他，罰苦了還得幫他過日子，村上能得多少利?”即使批斗過他、誣告過他的人，他也寬容相待，甚至委以重任。

　　晚年的史來賀，更審慎，更明達。吸取一些農村典型蛻化變質的教訓，防止個人威望形成“一言堂”，因而特別注重民主，村里大事都交群眾大會討論。

　　對接班人問題，他的態度更鮮明：劉莊產生干部，不能個人指定，要集體培養、大家選舉，誰能讓群眾生活富裕，誰能讓集體經濟壯大，就選舉誰。在他去世20天后，劉莊全體黨員大會上，不提候選人，直選新一屆村黨委書記。史世領以全票當選，但因父親過去不許出頭露面，他對上面七里營鎮的干部都認不全。

　　二怕，怕在群眾中孤獨。

　　“四清”運動最后宣布劉莊為“四清隊”，群眾大會歡送了工作組，但在運動初期，老史是被逐出大隊辦公室的，也禁止與群眾接觸，連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鄰居都不敢上門了。下田勞動，沒人敢走近他，上工下工一個人，歇息時孤零零地抽悶煙，他落淚了。他感嘆：“啥最難受，離開群眾最難受。”

　　他喜歡跟群眾一起勞動，汗水相映，肝膽相照，魂魄相依。

　　他喜歡端著飯碗趕村街上的飯攤兒，跟群眾蹲在一起邊吃邊聊。

　　直到去世前，他最踏實最幸福的時光，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隨處揀個馬路牙子，脫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墊坐下，男女老少偎過來，說說笑笑一片融洽。村民們說，老史見過恁多大官兒，還平易近人，見了男娃喊小名，見了閨女喊妞，全村1600多口人，他至少能叫出1000個名字，問問老人，逗逗孩子，夕陽下，晚霞里，那是他笑容最燦爛的一刻……他是為劉莊人民而活的，這是他的一種生存意志，一種生存意義。

　　史來賀是一本大書，章節各有精彩，但通篇回蕩一首主旋律：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產黨永遠的掛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產黨生命的源泉。

　　風骨

　　不跟風，有主見，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農村的一場大革命來臨，七里營誕生的口號“人民公社好”謝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遍地燎原，廣大農民分田到戶“大包干”的歡呼聲中，無數目光盯著劉莊，盯著史來賀。

　　各級領導一撥一撥地來，分明是在敦促、勸告、擔憂。按照當時思維定勢，誰不分地就是對抗中央，一時謠言四起：“史來賀挨批評了”，“史來賀調出劉莊了”……老史的手不時按在左胸，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復發的關口。

　　劉莊又成一座“孤島”——分?還是不分?

　　打順風旗易，迎頂頭風難，他被推到風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56年，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風，區里將8個村30多個初級社合并為夏莊高級社，提名他當社長。他卻棄大求小，堅持劉莊“一村一社”。劉莊高級社與夏莊高級社同日舉行成立大會，但區里拒不承認“黑社”，不準參加會議，不予傳達文件。這時又遭寒災、澇災、蟲災，糧棉收成銳減大半，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帶領群眾大種白菜蔓菁紅蘿卜，又成立鐵木小組、豆腐坊，組織燒磚瓦、到黃河灘割草、到火車站裝卸、串鄉做小買賣，當年副業收入1.7萬元，可買近20萬斤口糧，還給群眾4次分紅。這時傳來了毛主席的聲音：中國農村情況復雜，從目前來看，一村一社比較好。勉強湊集的夏莊高級社一年就解體，劉莊保住了羽翼未豐的集體經濟。

　　1961年，農村推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從生產大隊核算退為生產隊核算。周圍村莊擴大自留地，分養牲畜，調動了生產積極性。老史卻棄小求大，堅持以大隊為基礎。他向在七里營公社蹲點的譚震林副總理匯報：“劉莊干部有個習慣，無論啥事，都愛用‘劉莊實際’這把尺子量量。”劉莊就這么大，居住集中，大隊有凝聚力，為了利于發展生產，不必人為拆分幾個核算單位，還是不退為好。上級工作組深入調查研究后，把劉莊作為“不退”典型上報中央，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

　　“文革”狂飚突起，連鄭州、焦作、新鄉的紅衛兵都到劉莊“點火”，村里造反派貼老史的大字報，因他在全國民兵群英會上獲得過中央軍委獎勵的一支半自動步槍，還誣他“藏黑槍”。老史力挽狂瀾，在群眾大會上宣布：“劉莊絕不能亂，今后寫大字報的，自己買紙買筆;外出串聯的，生產隊不記工分、不給盤纏。”正值批判“唯生產力論”時，他被革出了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之列，劉莊卻于此時拉開了集體企業的序幕。1976年初，周總理逝世，在“四人幫”的政治高壓之下，老史召集村里干部和黨員、團員，在蘋果園開了一個秘密會議。他說：“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聽風就是雨，咱們還是一心搞發展。”并宣布動工蓋集體新村。十年浩劫過后，世道人心處處廢墟，劉莊卻抖落塵埃，呈現出日新月異的獨特景觀……

　　然而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尋常。天大的壓力之下，是最艱難的一次抉擇，最嚴峻的一場考驗。

　　生龍活虎本是史來賀的生命常態。新鄉解放前夕，戰事正緊，18歲的他擔任劉莊民兵隊長，為豫北戰役中的解放軍抬擔架、送糧草，追剿化裝逃竄的新鄉大土匪衛老啟;擔任夏莊鄉民兵聯防隊長后，智擒藏身蘆葦蕩的偽副區長惡霸劉榮堂。到了建設時期，他又是劉莊第一個互助組長、第一個合作社長、第一個高級社長，擔任村支書后更是意氣風發……

　　現在，他沉默了。

　　燈下，一個農民在一間村舍沉思。多少風險多少重荷，多少精髓多少真諦，史來賀深沉穩健的一面，盡在夜色里，盡在不言中。長期失眠的他，一次吃4片安眠藥都不頂用。村民們說，一年365夜，俺們全村都睡了，只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為俺們操心。連小孩子都記得村子東北角那一孔夜夜獨明的燈窗——這一幅“靜夜思”，是史來賀人生中最經典的畫面，是劉莊進程中最關鍵的圖示。覺悟覺悟，田野上“覺”，村舍里“悟”。坐鄉下而觀天下，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審時度勢，以豐富的社會經驗洞幽燭微。他深知，劉莊這面紅旗，不進則退，退則必倒，因此他的所有參悟，都是為了與時俱進，使劉莊始終走在全國前列。

　　此時的劉莊，已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突破了單一農業格局，工林牧副占總收入70%，2/3以上勞力轉移到了二、三產業，集體實力雄厚，機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和技術能力較強，村民收入穩步增長，出現了闊步前進的勢頭——劉莊分不分?

　　全村300多戶出現3種聲音，“不分”占75%，“兩可”占20%，“分”占5%。想分的人，有的認為憑本事單干會過得更好，有的指望拆分集體自己一夜變成萬元戶。

　　第二次討論的群眾大會上，老史從臺上站起來，竟然把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整整一大段話，爛熟于心的200多字，一口氣背了出來!……既然紅頭文件都說了，“應從實際需要和實際情況出發，允許有多種經營形式、多種勞動組織、多種計酬辦法同時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種模式，搞一刀切”，村里大多數人堅持的“不分”更占上風。但老史不搞“少數服從多數”，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訪摸底做工作。最終，除了2戶決意出去單干，劉莊上下形成共識——不分。

　　劉莊歷史上，每一次特立獨行，都是一次強刺激，都激發出了新一輪的強大內在動力。干部群眾憋著一股勁，決心展現出集體致富的優越性。1980年，劉莊成為河南省第一個“小康村”。

　　1981年8月，胡耀邦總書記視察劉莊，對史來賀說：單靠抓農業，100年也富不起來。你找到了一種好形式。你們先進單位就要先走一步。

　　1982年，劉莊農工商聯合社成立，分為農業、園林、畜牧、工副、商業、農機、建筑7個專業36個承包單位，實行綜合經營、專業生產、分工協作、獎罰聯產的集體專業聯產承包責任制。2個單干戶后來又回到了集體。

　　21年后，史來賀去世，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賬：355戶1616人的劉莊，固定資產近10億元，總產值8.8億元，上交稅金4500萬元，人均實際分配1萬元，戶均存款20萬元。村民享受20多項公共福利，上學、看病、養老費用由集體承擔，并在興建別墅新村。農業實現機械化、水利化，糧食畝產穩居千斤以上。除19名勞力在農場經營1050畝耕地，其余勞力從事二、三產業。全村初步實現了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經濟市場化、農民知識化、生活城市化。

　　而且，劉莊“一村幫帶13村”，把周邊新鄉縣、修武縣、原陽縣13個貧困線以下的村莊，也帶入中等水平甚至先進行列。

　　199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視察劉莊，感慨道：說句心里話，社會主義好，劉莊是有說服力的。

　　1989年，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視察劉莊，激動地說：我今年80歲了，就是要看到農村人的這一天!

　　1990年，國務院總理李鵬視察劉莊，題詞：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共中央書記處批示：劉莊“堪稱依靠集體、全面發展、共同富裕的典型”……

　　“不倒翁”，“擦邊球”——也有人會這樣說。從這種比喻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術”，是技巧;閱歷豐富者看到的是“道”，是信仰。

　　實事求是，是共產黨的看家本領。劉莊道路的長期探索中，史來賀在正確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不論順風逆水，不論激流險灘，始終處理好“三個關系”：中央路線方針政策與本村實際的關系，對上級負責與對群眾負責的關系，有主心骨與不斷創新的關系……在劉莊退休人員黨支部會上，老黨員們含淚相問：“50年了，老史咋總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對照對照，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

　　這個50年的村支書，懷著淵渟岳峙一般的道路自信，有主見，有風骨，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尤其在重大關頭把穩航向，使盲目的“一刀切”總在劉莊切不下去，集體經濟避開分崩離析、功虧一簣之弊，免去折騰，未傷元氣，有恒產，有恒心，在每個時代節骨眼上都綻放異彩，不負重托，不負眾望，終使一面全國農村先進典型的紅旗，在闊步行進的平衡中乘風不倒。

　　這是他最讓人驚詫之處、最令人敬佩之處、最給人啟迪之處。

　　這是他最大的功力所在、最大的定力所在、最大的魅力所在。

　　因此，他也被人稱為“農民政治家”。

　　史來賀是一個善始之人，人生成名早，志向定型早，事業開創早。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善終之功。一生踐行黨的宗旨，從無懷疑和猶豫，從未動搖和偏離，所以，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畢生奮斗終成正果。

　　他的成功說來簡單，就是堅持“兩個一”：一切從劉莊的實際出發，一切從維護和發展劉莊百姓的利益出發。

　　刮“浮夸風”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公社壓任務，要放小麥畝產15萬斤的“衛星”。劉莊會計算算，15萬斤麥子裝麻袋，在一畝地里能結結實實碼兩層。老史順勢說，畝產15萬斤的話，全村人種3畝就夠吃了。于是僅種3畝“衛星田”，大田仍按原計劃種植。結果，“衛星田”連麥種都沒打夠，靠大田才穩產。

　　刮“共產風”時，公社對生產大隊“一平二調”，把小麥玉米拉走了，把夠檁條的樹刨走了。老史詳細記下來，拉走什么糧、多少斤，刨走幾棵樹、多高、多粗等等，都要求來人開具了收據。不久，中央通知退賠平調物資。許多大隊空口無憑干吃啞巴虧，劉莊卻出示收據，領回折合退賠款7.2萬元。人們佩服老史長了“前后眼”，他說：“啥眼!這是把全村父老鄉親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一動就心疼。”

　　1960年，大躍進辦大食堂的惡果顯現出來，周圍村莊里，許多社員因營養不良而浮腫，甚至餓死了人。劉莊卻留下了一段愉快的“黑色幽默”。群眾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務長，“只要他不死，咱村人誰也不會餓死!”糧食不夠副食補，僅紅蘿卜就種了70多萬斤，又用棉籽餅、玉米芯自制淀粉10多萬斤，還做豆腐、粉條和養豬。群眾頓頓都能吃飽，每周還有肉吃，全村連一例浮腫都沒出現……1961年春天根據中央精神，大食堂解散，可劉莊人竟有70%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

　　劉莊發展的每個重要關口，老史還是一位杰出的“鄉村演說家”。

　　那年土改，翻身農民分田分地，可一些窮人怕變天不敢要。年輕的史來賀跳上高臺，拿著大喇叭帶頭“倒苦水”。老年人至今記得他的話：“天地，天地，天和地總是相連的。咱們翻身了，天都是窮人的天了，為啥還不敢要地?!”他歷數村里窮戶那些慘死的親人、悲傷的往事，講得臺下一片哭聲，打開了局面。

　　那年平整土地，有人擔心平到猴年馬月。他在動員大會上說：“地再賴是死的，人是活的，平好一洼是一洼，治好一坡是一坡。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咱這輩子不行，還有子子孫孫!”講得人心大振，士氣高昂。

　　那年寒、澇、蟲重災齊襲，在生產自救大會上，他對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說：“集體也像一家人過日子，總不能天天都有財神爺守著，都有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護著。有黨和政府的關心，天塌下來咱們當被子蓋，絕不會讓新社會的劉莊餓死一個人!”講得臺上臺下一起掉淚，人心安定下來。

　　那年豐收在望，他在群眾大會上說：麥熟一晌，要開鐮了，村里每人每天發一兩鮮肉，自家煮點雞蛋。又補一句：“不能光叫兒子吃啊，讓媳婦也吃個雞蛋。”他宣布先放一天假，讓媳婦們回娘家看看娘，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們接回來……“咦，俺媳婦們可真高貴死了!”全村婦女歡天喜地，割麥子比男人還飛快。

　　他去世前一年多，一份5000字的《史來賀書記對劉莊調查研討的談話》發給了全體村民討論。他依然一團火似的，把劉莊的未來端到群眾面前，掰開揉碎地講，講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講假如變成非集體經濟將會出現的問題，講劉莊還要走集體致富道路。并從發展生產力、縮小貧富差別、選好接班人、內部機制改革、競爭上崗、家庭再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按勞按效取酬、合理差別、共同富裕的發展方案……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涼水”，但同樣的大道理，老史每次都能講得像剛出鍋一樣新鮮滾燙。他的演說親切家常，充滿辯證法，洋溢泥土氣，衣食住行隨口道來，一直講到人的心坎里。所以，劉莊一千多人的群眾大會，通知不過半小時就坐齊了。有時晚開幾天，村民還催促“該開會了”。年輕人李博說，記得小時候，常見大人們去開群眾大會，一路上熱熱鬧鬧，趕著去聽老支書講話，大伙兒拍巴掌拍得可響了，像看電影聽戲一樣開心……

　　小村莊的馬列主義，詮釋得風生水起，群眾信了;小村莊的群眾路線，發揮得淋漓盡致，群眾服了——50年已入大化之境，爐火純青。

　　史來賀堅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說到底，是對群眾覺悟的自信，是對人民力量的自信。所以他篤定地說：“不要光看上級的、一時的評價，要看群眾的、歷史的評價。”

　　果然，群眾在響應他，歷史在呼應他。一個顯著例證，就是在他的家鄉出現了全國罕見的“新鄉現象”。在一個地級市里，以史來賀為首，形成了一個全國和全省重大先進典型的密集群體，涌現了一批“史來賀式”的農村黨委、黨支部書記——吳金印、劉志華、裴春亮、范海濤、張榮鎖、耿瑞先、許福卿……史來賀1990年10月2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怎樣當好農村黨支部書記》，更成為全國一代村支書的生動教材。

　　一個原點上的無限堅持，一個原點上的極限飛躍，史來賀以50年的跨度、廣度、深度、高度，讓人們懂得，當一個村支書多么不簡單!

　　夢想

　　集體空，沒人聽；群眾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

　　史來賀奮斗50年，劉莊奏響三部曲：

　　60年代末，實現糧棉雙高產，成為全國最早一批解決溫飽的先進村;

　　80年代初，依靠集體工副業，成為農村“中原首富”;

　　進入21世紀，以生物藥業為龍頭，穩踞全國農村前列。

　　“集體空，沒人聽;群眾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然而劉莊的這條路上，一顆汗珠摔八瓣兒，是一般人吃不了的苦。

　　第一仗平整土地，一平平了20年。

　　“方圓十里鄉，最窮數劉莊。”劉莊地處黃河故道，4條3米多深的河溝，5個大坑塘，1900多畝土地碎成了700多塊，沙土摻膠泥，全是“耷拉頭、仄楞坡、鹽堿洼、蛤蟆窩”。1953年，史來賀組織平整土地攻堅隊，帶領400多名勞力，舉著紅旗開上第一線。他光膀子把幾百斤重的小車推得像飛一樣，有次發著瘧疾還昏倒在工地上……劉莊人苦戰20年，憑著鐵锨荊筐獨輪車，把700多塊賴地平整成了4大塊方方正正的豐產田。所以當地人說：“想吃啥去陳莊，想出力去劉莊。”外村閨女多年不敢嫁劉莊，先是怕窮苦，后是怕艱苦。

　　第二仗鉆研棉花，一蹲蹲了8年。

　　1957年周總理的囑托，讓史來賀“總覺得背后有個大巴掌在推著”。他當植棉科研組長，抱著被褥住進試驗田的小屋，一蹲8年，成了“棉癡”。老輩子種棉行距“放下孩兒、擱下籃兒”，每畝不超2000株，他與父親這個莊稼老把式打擂獲勝，推廣科學畝植5000株左右。并制服了“棉花癌癥”枯萎病、棉蚜蟲和脫鈴、瘋長。而且成功育種“劉莊1號”、“劉莊2號”，高產抗病的“劉莊3號”又在豫魯鄂浙大面積推廣。1970年，阿爾巴尼亞棉花考察團第一個從國外前來參觀。老史的論文《科學種田連年高產》在《植物學報》發表，他被中國科學院聘為特邀研究員，被中國農業科學院邀請做學術報告，成為全國農學會會員、全國棉花學會常務理事、河南省棉花學會副理事長。1984年為了棉田灑藥治蟲，劉莊3萬多元購買一架蜜蜂3號超輕型飛機，更成新聞熱點。

　　第三仗興修水利，苦戰2年。

　　1964年起，老史帶領100多名壯勞力，起早貪黑從百里以外的太行山下拉石子。村里打了7眼大口徑機井，架設高低壓線路550米，修建橋梁、涵閘、退水坡7座，鋪設地下管道1000多米，37條暗渠總長13000米，形成井河雙灌，95%以上耕地穩產保收。

　　1968年建自來水塔。

　　1969年蓋大禮堂……

　　但是，“高產窮隊”的危機也出現了。高產再高產，已超噸糧雙百斤棉，可是勞力農藥化肥投入更高，經濟出現負增長，十幾年里，人均分配每年平均只增加1元3角錢——就在種植業一棵樹上吊死?

　　曾任大隊會計的王云邦記得，那段時間，老史老愛算賬，算盤珠子撥得噼里啪啦響，除了麥子玉米棉花，把村里能生崽兒的母雞母兔母羊母牛母驢都算上了。

　　“要想日子富，工商林牧副。”1964年，新鄉百泉農專處理奶牛，一頭大奶牛上千元，老史只掏90元牽回了3頭小奶牛。村里人來看稀罕：“這是牛啊還是羊啊?夜里可看好嘍，別讓老鼠拉走了。”老史哈哈笑道：“有小不愁大。”1967年，老史派人到泌陽，3000元趕回6頭大母驢，便宜沒好貨，有人編順口溜：“提起泌陽驢，笑破人肚皮，六驢七只眼，還有個前栽蹄。”老史又派人到伊犁，買了27匹新疆馬，26母1公，用鞭子趕著走了倆月回到劉莊，人們問黑瘦的趕馬人：“你們是從非洲趕馬回來的?”……到70年代中期，畜牧場已每年賣騾馬20多匹，100多頭奶牛每天產奶幾千斤，又衍生了奶粉廠、冰糕廠、乳品加工廠;同時磨面機、軋棉機、榨油機響聲此起彼伏，集體新村也已動工，全村生機勃勃一片興旺。

　　劉莊的動靜，引起了一些領導的不安。對棘手的史來賀，曾“調虎離山”，調他去當某縣縣委書記、某區區委書記，他不去;又婉言勸退：“老史啊，年紀不小了，下來讓年輕人干吧。”老史反問：“我才40多歲，咋就年紀大了?”來人威脅：“你是全國著名農業勞模、植棉能手，不把精力放在糧食和棉花上，你不怕砸了牌子、壞了名聲?”老史回答：“牌子、名聲不值錢，一個共產黨員能給老百姓謀些利益，才最值得!”

　　劉莊的工業，是吹喇叭吹出來的。

　　1974年冬天，拖拉機手拆下啞了的喇叭，向老史抱怨市場上配不來貨。村里剛在鐵木小組基礎上草創了機械廠，技術廠長是高中畢業的史世領，他正在自修大學理工課程和機械、制圖等知識。老史父子和工人把壞喇叭大卸八塊，3天3夜鼓搗響了。砸喇叭碗兒時，卻焊接、沖壓、冷軋、熱軋都不滿意，老史提議改為兩次沖壓，成了!改進的產品定名CF—66型雙音排氣喇叭，可到省汽車配件公司推銷時，村辦小廠吃了閉門羹。老史到省里開會，索性把劉莊喇叭擺到了大會會場上。這一招真靈，不少人驗貨下單，20多個省市的采購員紛至沓來。農家大院里，萬能外圓磨床、萬能升降臺銑床、精密滾齒機、插齒機發出歡快的轟鳴。

　　機械廠像只母雞，又孵出了面粉廠、造紙廠、電瓶廠、棉油加工廠、縫紉廠、磚窯廠，加上牧林漁業，村里已有十幾個小企業。還有4輛解放牌汽車、2部三輪摩托車、8部拖拉機、10部柴油機、150部電動機、11部小麥收割機、1部小麥播種機等等。1980年全面豐收，糧食畝產1675斤，皮棉畝產222斤，全村總產值205萬元，工副業占66%。

　　然而，一旦進入全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80年代，劉莊的種種驕人成果，統統成了小打小鬧。在爭上項目的熱潮中,這一群農民坐不住了，鉆天拱地，左沖右突，一陣盲目亂撞。

　　養奶牛，經濟效益不高;

　　養馬，馬駒因溶血病成活率低;

　　養雞，雞群互相叨得沒毛兒，派去管理的村委會副主任把雞嘴鉤兒都剪了。出雞瘟時，怕老史知道，死一只往大煙囪里扔一只，扔了滿滿一煙囪。

　　上腐竹廠，生產方式落后，否決;

　　上啤酒廠，到汴京啤酒廠考察，難搶市場，否決;

　　上食品廠，冰淇淋、糖果制造機都進村了，但高檔產品在農村難銷，低檔產品不賺錢，停止;

　　上纖維板廠，買回主機，備足原料，到附近李臺村、郎公廟村一看傻眼了，價廉利薄的纖維板一垛一垛堆成了山，停止;

　　上化工廠，生產鍋爐防垢除垢劑，技術不過關，停產;

　　上造紙分廠，“農村姓猴兒的多，你干啥我學啥”，村村都有造紙廠，又因污染環境受到政策嚴控，下馬;

　　上高級衛生紙廠，有國家和省外貿部門推薦，花40多萬元建廠，出口卻突然受阻，只得轉產包裝紙保本。衛生紙分給村民，用了六七年都沒用完……

　　老史過去樣樣在行：抬頭看天，預言靈驗;隔皮挑瓜，個個包甜;干活也愛示范，從耩麥子到使牲口，從裝車到挖河，直至建廠辦企業……群眾認定，老史說啥情跟著走了，沒錯兒。這時起了怨言：“搞搞這，搞搞那，弄弄停停，拿錢往火里扔哩?”

　　史來賀扎根劉莊不走的一個情結，就是在這一件大地原創作品上，可以放開膽子做夢，而且親手夢想成真。滄海轉瞬桑田，大手一揮，1900多畝耕地變得平平展展;大手一揮，千畝棉田堆起座座銀山;大手一揮，水渠縱橫織遍田野;大手一揮，集體新村拔地而起;大手一揮，農林牧副人歡馬叫……但現在，他的手揮不動了，夢境超出了一個農民的傳統疆域……

　　1984年，萬里副總理給史來賀回信，鼓勵“劉莊農民盡快地富裕起來，對廣大農民是個有力的鼓舞”。姚依林副總理視察劉莊時說：“老史啊，你這個經濟實體實力雄厚，要辦，就辦大企業，小企業讓給周圍村子去辦。”

　　老史心中豁然開朗，反思過往，面向未來，從此為劉莊經濟騰飛“定盤子”：一切重新開始，想高的，干大的，勤勞致富變為科技致富，村辦企業辦成現代化大企業!

　　恰于此時，機會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

　　北邊魏莊與新鄉縣第二制藥廠聯合辦廠，為二藥生產藥品“中間體”，老史應邀參加開工剪彩時，生物醫藥工程這個新名詞一下子攫住了他。二藥李廠長向他推薦的微生物專家，是江蘇無錫微生物研究所高級工程師錢銘鏞。但錢工的住址，只知是在無錫錢塘大街，不知門牌號，僅記得門口有根電線桿。

　　已到鄭州工學院電機系上學的史世領，與2位村干部被派往無錫，一大早就沿著錢塘大街電線桿挨門打聽。幾里長的大街從頭到尾沒找到，下午重來，終于在一根電線桿旁找到了鄰街單扇門里的錢家。錢工一聽卻擺手：這事農村干不了，干不了!

　　返回后，老史說：“你們再去請。”

　　錢工千里迢迢，一進劉莊眼就亮了：“想不到，中原還有這么漂亮的新農村，絕不次于蘇南一些先進村，了不起!”他和老史一見傾心，一同創建淀粉酶廠。正好附近小冀鎮有二藥一個肌苷車間，工藝流程與生產淀粉酶相似，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訓。又派人到無錫、南京、天津，學的也是菌種、化驗、發酵、提取、精制等技術。

　　機械設計請的是另一位工程師，老史在家招待，還拿出了在北京開會時買的茅臺。酒過三巡，工程師提出，他家新居裝修要5萬元，工廠投產后要抽取前3年利潤的10%……

　　憋一肚子火兒的老史，急電從鄭州工學院召回了準備考研的世領，還有村里送去進修的6名學生。養兵千日，他趕鴨子上架，逼這些子弟搞機械設計。可這是一個高科技生物醫藥大企業呀!他喝問兒子：“你們說說能干不能干?”世領說：“咱試試，興許差不多……”他吼道：“你別差不多，投資400多萬，搞砸了，劉莊三五年翻不了身!”7名學子向大學請假半年回了劉莊……而正是老史這一逼，逼出了一支技術和管理的“子弟兵”，使劉莊企業發展引擎從一開始就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世領帶人趕赴冰天雪地的哈爾濱，從一位王工手里拿到部分圖紙。又到山西清徐縣一家淀粉酶廠取經，廠方見錢工介紹信很客氣，但車間保密，世領設法溜進去察看了發酵罐、噴霧塔那套設備……他把學過的機械設計與生物醫藥工程原理相結合，埋頭一個月畫出了圖紙。錢工一看就點頭，不比專業人員設計差。

　　建廠一期工程，從發酵到提取的180個直徑2.2米、高十幾米的巨型罐，一些采購不到的機械設備，都是劉莊自力更生解決的，節省資金上百萬元。但還需投資460萬元，村集體只拿得出200萬元資金，村民們又主動集資260萬元。

　　二藥一位朋友來看老史，老史問他：肌苷與淀粉酶，哪個項目利潤高、前景好?——就這一問，利潤高好幾倍的肌苷取代淀粉酶，成了劉莊主打產品。肌苷應用于白細胞、血小板、心臟、肝臟、眼部等疾病治療，當時主要依靠外匯進口。而這微生物工程，從莊稼到細菌，涵蓋極其浩瀚，老史宣告：“一旦進入生物工程，劉莊經濟就開入了公海!”

　　然而，一個泥腿子，年過半百，菌種沒見過，顯微鏡沒摸過，只讀一兩年私塾，還是在掃盲班完成的開蒙。從黃河邊到公海上，是一次多么巨大的革命性超越!

　　村支書、村主任、農工商公司總經理“一肩挑”的老史，戴上老花鏡，捧著書本，就著光亮，嘴唇微微翕動，一句句一篇篇，用比常人慢幾倍的速度，攀援在陌生而艱深的知識結構中。他的用功并非現在才開始，床頭書堆里，已有土壤學、栽培學、遺傳學、氣象學，也有馬列政治、管理科學、天文地理、《孫子兵法》、《三國演義》，還有多種報刊。原村黨委副書記張秀貞記得清楚，老史曾抱著一部《哲學辭典》，啃了整整2年，光為一句辯證的“群體存在個體之中”，就和村干部討論了好幾天……村民們說老史，到地頭是老農民，到廠里是企業家，到家就成老學究了。

　　藥廠遇到下馬威。10噸水解糖裝入大罐提煉，正常可提取30多公斤白色結晶的肌苷粉末，可罐里出來的卻是黑糊糊的臭水，后來提取了肌苷也只有4兩。就在錢工焦急查找染菌原因時，倒一罐2萬多塊錢，倒一罐2萬多塊錢，流走的全是劉莊人的血汗哪!老史去北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10天回來，一進車間，大群職工就圍上來了，副廠長和車間主任幾個大老爺們竟然嚎啕大哭。“別哭了!”老史一聲斷喝，“創業哪有不作難的?不作難就不叫創業了。創大業，作大難;創小業，作小難;不創業，窮作難!”……有天他忽然問錢工：染菌是不是因為空氣?錢工驚道：我也剛剛想到真空設備漏氣問題，你這個棉花專家，又成生物工程專家了?!

　　1986年，劉莊藥廠正式命名為河南新鄉華星藥廠，史世領當了第一任廠長。僅隔2年，老史又提議投資1700萬元上二期工程，村民阻力很大。為了給大伙兒一顆“定心丸”，他竟與全村300多戶每家簽訂了一份天下少有的“不平等條約”：老史以個人對集體，通過向集體貸款、向農戶借款的方式籌資上二期工程，賺了全歸集體，賠了他個人承擔……

　　高聳的廠房、龐大的機組、粗壯的發酵罐、巍峨的冷卻塔，一簇簇鋼鐵叢林在田野上生長起來。華星藥廠健步如飛，2000年上二期，2002年上三期，2003年上四期。抗生素項目上了青霉素工業鹽、溶劑、粉針、無菌粉，又上紅霉素、卡那霉素，并建起4.8萬千瓦電汽配套熱電廠……900畝工業園區一片繁忙，上下班時分，廠區吞吐著五六千名劉莊職工和外村外地合同工，自行車摩托車車流如潮，匯聚而來，分馳而去……

　　老史床頭放著對講機，天天一睜眼就說藥廠。在指揮吊裝的10噸、20噸巨型罐下面，他就像一名小不點兒勇士……兩個兒子悄悄嘆息，大兒子說父親不論ABC還是CDE啥都管，小兒子說父親讓年輕人玩兒得太少。

　　老史去世時，捧出了華星藥廠2002年那最后一本賬：年產肌苷500噸，是全國最大生產廠家之一;年產青霉素原料藥5000噸，產量居全國第三，出口創匯居全國第一;進入全國醫藥銷售排行前百名，年產值占全村總產值80%以上。

　　史來賀逝世后，劉莊又經歷了一個10年發展期。史世領說：“創業難，守業更難;要想守好業，必須創新業。”現已形成了以農業為基礎、以高科技產業為先導、配套發展、循環經濟的新格局。全村經濟指標2008年達到最高點，銷售收入20多億元，生物醫藥約占90%，上交稅金近2億元。在近年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出口、銷售、利潤下滑以后，劉莊更堅定了走科技創新之路的決心。目前經濟實體的兩大支柱，一個是集體所有的華星藥廠;一個是與沿海企業股份合作、投資10億元的河南綠園藥業，30多個產品銷往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同時也在京滬等地企業入股。科技創新則有2個亮點，一個是研究藥用蛋白的生物研發中心，一個是研究半合抗(頭孢)、維生素、氨基酸等的化學研發中心。這些高投入高風險的項目，與中國科學院等知名院所和高校合作，網上面向全國招聘人才，進口國際先進設備，努力進入國家創新綠色通道，已產生了2項專利。劉莊已是國內最大的肌苷和抗生素、維生素、氨基酸原料藥生產基地之一，出口總量居全國前列。更可貴的是，已先后投資3億多元，建成了醫藥行業一流的環保設施，經微生物技術處理的工業廢水以及民用廢水，完全達到國家排放標準……2012年，劉莊364戶1795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2萬元。

　　講了50年發展，搞了50年發展，發展為了什么?史來賀早就認定：發展靠人民，發展為人民，一定要讓群眾分享發展成就的榮光，一定要讓群眾分享發展果實的甘甜。而且，不要等到花兒都謝了，不要等到骨頭都糟了，要最及時地分享，要最充分地分享。

　　記者在劉莊，不斷遇到自發前來的參觀者，除了團隊，還有坐電三輪帶孫女來的80多歲農村大娘，有徒步來的民辦教師，有從新鄉市騎車來的知識分子夫婦。那對夫婦羨慕地說：“村子真漂亮，干干凈凈，安安靜靜，比城里的小區還好!”

　　全天候安保的劉莊新村，草木蔥蘢，紅魚在水中游弋，農家院的樹上垂滿了碩大的紫石榴。休閑健身廣場之夜更是熱鬧，姑娘和小伙子隨著音響K歌，中老年人唱戲跳廣場舞，小孩子玩耍做游戲，還有籃球比賽，下棋打牌。村里每逢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組織4場文藝演出，參演村民從3歲到80歲達200多人。每年春節還定10場省市級劇團的豫劇大戲，而且把全國京劇當紅名角于魁智、李勝素請來演《春草闖堂》、《失空斬》……

　　這里沒有“房奴”“孩奴”，沒有“蟻族”“蝸居”。村民除了年薪和獎金，50多項公共福利幾乎覆蓋了整個生活。免費分配米、面、油、粉條、豆腐、瓜果，每天定時供應鮮奶，每5天分一次鮮肉;免費用水、理發、洗澡、看戲、看電影。免費醫療，村民由集體出資參加新農合，個人出資部分再予報銷;還請縣鎮醫院帶儀器到劉莊衛生所，每年2次為村民體檢。免費上學入托，村里投資2600萬元建起一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七里營中學整體遷入)為一體的現代化教育園區，并為教師上浮工資。還免費辦網絡遠程教育大專班、中專班和專業培訓班。

　　劉莊的農民，男68歲退休，女60歲退休，享受補助以外，每年發退休金7800元，老黨員和65歲以上者發9000元。村老齡委每年組織旅游，京滬津贛皖和延安西柏坡鄭州西安南京濟南青島泰山都去過。1991年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有位游客見這一兩百個老農民浩浩蕩蕩旅游，好奇地拉住其中一位老大娘，問你們是哪兒的?70多歲的老大娘玩得連老家都忘了，只自豪地說：“俺是史來賀那個莊的!”

　　劉莊最引人入勝的，當然是那一片村民別墅群。

　　老史從小深知，貧賤農家百事哀，就數蓋房最苦。他當村支書的前20多年，為群眾住房有救不完的急。那些年雨水好像特別多，村民們記得，雨中總有一個披蓑衣的身影，帶著村干部到處巡察，排水，支撐危墻，遮漏雨屋頂……

　　老史抓住民生疾苦的“牛鼻子”，三推集體新村升級版。

　　第一代是兩層樓。1976年初，集體有了積累，老史請北京建筑設計院出設計圖，原則是節約土地、拆舊建新、一戶一院、樓上樓下、整齊美觀、50年不落后，這在“文革”中太超前了!縣里來人勸他“先治坡、后治窩”，他說：劉莊的坡早治完了，難道要群眾一直住茅草屋?劉莊農民為了夢中的一方美麗結實的屋檐，白天種棉糧，晚上蓋樓房，連90多名婦女都掂起瓦刀搞競賽。一個西北風嗚嗚叫的凌晨，老史正一塊接一塊往二樓拋磚，突然捂住心口，踉蹌著暈倒在地，心臟前間壁小面積梗塞幾乎要了他的命……全村人義務奮戰6年，53排200多套1400間赭紅色的雙層向陽單面樓，終于“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宛如一簇破殼而出的紅潤新生兒，在貧瘠中站起夢幻一般的真實。

　　第二代是單元樓，1994年蓋了14幢140套5層樓房。

　　第三代是別墅群，老史去世前3年動的工。400套別墅，采用抗8級以上地震的全框架結構，3層加地下車庫，一院一戶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共有8室4廳2廚3衛，配備寬帶、閉路電視、中央空調、輕音樂音響，集中供應水、電、暖氣、天然氣，還有生活廢水集中處理系統。家家都有書房，許多還添了鋼琴、跑步機、按摩椅，窗明幾凈，雅致溫馨。

　　這三代新村，沒占耕地，沒向國家伸手，沒向群眾攤派，沒收村民一分錢。牛玉蓮大娘4個兒子分了4套別墅，她在輪流贍養中都住一樓，喜滋滋地說：“4個一樓都是我的!”

　　全國專家學者座談“劉莊現象”，驚嘆：村民分配中呈現了這么多的“共產主義因素”，正是這些因素，更堅定了劉莊人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光芒

　　共產黨的光芒，是每個黨員、每個黨員干部發出的光的總和

　　你認識，或者不認識我

　　我在這里

　　不泯不滅

　　你懂得，或者不懂得我

　　我在這里

　　不舍不棄

　　劉莊已進入了“后史來賀時代”。

　　去世10年的史來賀，已是鄉村里的一個背影?只是百度上的一個名字?不，他在這里。

　　他是一束光。

　　他說過：“《東方紅》里唱：‘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共產黨的光芒，實際上是每個黨員、每個黨員干部發出的光的總和。黨員都是發光體，群眾都有趨光性。”

　　光芒，穿透了生死，超越了時限，遺澤綿延，英名流傳，他做到了。

　　那年，46歲的他心肌梗塞，到省會鄭州治病時，外面謠傳他死了，村里一位老人聞訊病倒。他回村后看望老人，老人顫抖的雙手在他臉上身上撫摸著：“可得愛惜身子骨啊，全村人靠你撐旗哩。”

　　一個人撐旗能撐多久?老史一定深謀遠慮。有次村干部會上談到孩子，他問大家想給孩子置下點什么?有說房子，有說汽車，他說：我看，置這置那，不如給孩子置個好思想。

　　所以，“我一生就干了兩件事，把群眾帶到富路上，把群眾帶到正路上。”他說的是路上，劉莊的一條康莊大道還在延伸，理想還在遠方，為了長治久安，他不僅創下了一筆財富，更留下了一代新人。人，才是劉莊最牢穩的基業，才是未來最可靠的保證。正如一位外國政治家所言：“人即城，人即垣，人即池。”

　　從精神而言，劉莊就是一座沒有圍墻的城池。它的核心“五個堅持”：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堅持合理差別共同富裕，堅持改革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是劉莊世代感悟凝成的基石。

　　村中一根高大的標志柱上，環繞14只手臂14只圓環，象征全村14個姓氏手拉手心連心。被冠以“首富”的劉莊人，徹底打破了“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的邏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信黨不信邪，齊心奔幸福，自力更生，奮進超越，已形成了一種獨具劉莊特色的意識形態。這正是史來賀留下的無形遺產。

　　“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干部看支書。”50年的老支書，永遠的老支書，這個澄澈明亮的“發光體”，一生的操守，一生的感召，化作了無言的照耀，無盡的照耀。

　　第一代新村建了6年，分期分批入住，老史是最后一批搬進去的。由于他的帶頭，村里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邊紅色新樓房里住的都是普通村民，一邊灰黃老土屋里住的都是黨員干部。老史說：“搬新樓房，先群眾，后干部，這是要讓黨員干部們懂得，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辦事的先后順序。”……第三代別墅，老史家又是最后一批入住，可他自己沒能等到這一天。這成了劉莊人心里永遠的痛。臨別，村民懇求：讓老書記的靈柩在別墅里停一停吧。可他只留下了天國的回眸。

　　老史從1965年起，先后由縣委、地委開工資。起初工資比勞力工分收入高，他一連12年向村里交工資，按勞力平均水平拿工分。1977年起，勞力收入遠遠超過他的工資，他又退出工分拿工資。連回村的退休干部和教師都享受的公共福利也不要。

　　他家老宅6棵大榆樹，小張莊木匠出價3000元要買去做馬車沒有賣，兒女嫁娶打家具也沒舍得用。建集體新村時全部貢獻出來了，村里作價2000元，他只收了1000元。

　　食物極度匱乏的1960年，他赴京出席全國民兵英模會，公家發了20斤糧票幾十元錢，到會上農民代表免交錢糧，他如數上交給了村里會計。

　　兒子在廠里隨手拾了一根兩三尺長的廢舊鐵管，回家修童車，他發現后讓兒子付了錢。

　　他說：“有人說我史來賀一生不愛錢，這話不對，集體致富咋能離開錢?但共產黨員只能為黨增光，不能以權沾光。黨員干部不怕吃虧，才能‘說話有人聽，號召有人應’。”

　　《熱愛集體，更熱愛國家》，是《人民日報》報道劉莊時配發的評論標題。三年困難時期那一年，劉莊交完7萬多斤公棉，還余超產棉3.7萬斤。往南走15里趕大集，一斤賣高價8元錢;老史帶頭往北走7里交公棉，平價一斤賣2元錢，全部支援了國家。

　　劉莊家大業大，老史這個一把手光管監督，50年不批錢、不簽單。他待了20多年的辦公室，3間磚土平房20多平方米，被6張木床和桌子幾乎擺滿，頂棚也被冬天烤的棉柴火熏得黢黑。干部開會，天冷就擠坐在床鋪和小板凳上，天熱就把床席拉出去坐在樹底下。

　　他曾經給村里干部每人發過兩個本本，一個工分本跟群眾一樣記出勤，一個“為人民服務本”記奉獻。村里干部說，干了30年不知啥是補助，分配不比群眾多得一點，啥事還得比群眾跑得靠前，夜里群眾睡了，干部還要開會學習。所以在劉莊，沒人拉票爭官。

　　吃喝風在劉莊更刮不起來，無論哪級領導來，村里家常飯就挺好。老史與外甥聊過：“啥好啥不好?想吃啥啥好。你老舅從小到大啥沒吃過?從吃野菜樹皮，到吃國宴，還是白開水、熱饃就炸辣椒最舒服……”

　　他去世后，整理遺物的人直掉淚。老書記家是全村最簡陋的，最值錢的就是新飛冰箱、18寸彩電，老柳木圈椅、老方桌、長板凳已是村里的古董;臥室里，木板床鋪著舊被褥，房間從南到北扯了2根長鐵絲，上面搭著四季衣服，連一個衣柜都沒有。他的遺物，只有用舊了的草帽、老花鏡、放大鏡、計算器、手表、小收音機、對講機……

　　“咱劉莊一千多口人，誰都沒有虧，只虧了一個人，史來賀呀!”劉莊百姓撫胸捫心，人活著絮絮念，人死了淚漣漣。

　　一位外地參觀者感嘆：“人活世上，哪天都會遇到牽涉個人利益的事，誰能真正這樣清廉無私，對自己刻薄到幾乎不近人情的地步?對史來賀，學習容易做到難啊!”

　　如今，在劉莊村黨委的9個支部200名黨員中，時時能感覺到老書記的存在。“黨員聯系戶”制度堅持數十年，每個黨員聯系2—4戶村民，急事難事及時反映解決，已成為農村黨建工作的一條經驗。支部每月3日的民主生活會，雷打不動。村領導班子成員實行“五免職”：違反各種制度和村規民約者免，搞派性不團結者免，弄虛作假者免，對批評打擊報復者免，對工作敷衍馬虎者免……史世領的手機就是意見箱，村民隨時可來短信，不查出處，要事回復。

　　如今，在劉莊一千多村民中，處處能感覺到老書記的存在。他給群眾定過規矩：誰求村干部辦事，一不準送禮，二不準請客。至今誰要搞特殊化，甭想站住腳;誰想欺壓百姓，全村不愿意。村里看不見歪門邪道，聽不到污言穢語，幾十年無一人違法犯罪……劉莊還自創了一套新民俗。農村紅白事最大，都由集體管起來，村民不送禮金，嚴禁浪費。辦喪事，從老史的父親去世那年開始，不穿孝服戴袖箍，不扎紙花不吹樂，村里舉行追悼會。辦婚事，村里一律派出5輛婚車，包括一輛大巴，別墅里面拜天地，本村酒店開婚宴，村里按照桌數給予補助……

　　然而，劉莊的整體“富二代”怎么樣?他們在史來賀去世后的10年里成長起來，外人不禁擔心：生在如此富足的劉莊，坐享其成，毫無壓力，年輕人豈不廢了?

　　秋日下午的座談會，來了5位時尚的劉莊“80后”：29歲的村委會辦公室工作人員劉超，33歲的村團委副書記、華星藥廠青霉素發酵車間副主任李博，30歲的華星熱電分廠汽機工張修飛，25歲的綠園藥業阿莫西林車間職工劉清達，26歲的綠園藥業維C車間職工張盼。

　　在他們這個年齡，當年的爺爺奶奶，當年的爸爸媽媽，正在跟著支書史來賀，篳路藍縷地平土地，胼手胝足地摘棉花，披星戴月地蓋新村，嘔心瀝血地辦企業……然后他們這一代，“含著銀湯匙”出生了。

　　他們已分別開上了尼桑軒逸、大眾朗逸、福克斯、吉利。村里年輕人十有八九都買了私家車，檔次一般在十五六萬元。每隔幾天，他們就會開車半小時去一趟新鄉市區，和家人朋友一起購物、餐飲、唱KTV。平時也愛網購，快遞公司朝劉莊蜂擁而來，女青年喜歡服裝和美容、減肥產品，男青年喜歡手機、電腦和ipad。

　　他們分別畢業于南昌大學、河南師大、省經貿職業學院、省電大、平原大學。這一代除了個別高中畢業生，都是大學畢業，然后回到劉莊發展。有在外面工作的，沒有在外打工的。

　　李博年薪四五萬元，劉超年薪4萬元。劉莊人實行工分年薪制，一個工作日最高男20分、女17分。另外還有月獎金、職務承包任務獎金和公共福利。年薪一次性發放是在臘月廿一，財務開條，銀行結算，由全村300多戶的戶主統一領取。回家再分配，一般是兩代人誰掙的歸誰。

　　5個小伙子都已于25歲前完婚，多數已當爸爸。他們都和長輩住在別墅，爺奶住一樓，父母住二樓，他們住三樓。小兩口一日三餐吃老伙兒的，養孩子也簡單，只用花錢送到新鄉市、七里營鎮、小冀鎮上一些輔導班。

　　上班之余，開車、釣魚、下棋、打牌、打籃球、玩茶藝、上網看新聞看大片。最嗨的是村團委每周一三五晚上舉辦的廣場卡拉OK，劉超握著麥克風，吼出汪峰的《北京北京》、信樂團的《北京一夜》……他唱著北京，卻不羨慕大都市。看見城市嘈雜、堵車、霧霾、排隊的景象，想到同齡人就業、供房、育兒、升職的煩惱，他說一進市區頭都疼了。至于飆車揮霍打架，他說：“那是都市專利。”

　　“你幸福嗎?”這個提問現在有點幽默，卻引人回味——豐衣足食，自由舒暢，不愁就業，工作安定，沒有打工心態，沒有社交冷漠，不憂慮，不壓抑，生活消費已達都市水準，鄰里親情還是田園牧歌，過一種踏實、溫暖、富足的日子……他們一個一個真誠地回答：幸福。幸福。幸福……

　　就在這時，記者看到，年輕的面孔籠罩上了一抹令人熟悉的光芒——這是父親的光芒，這是祖父的光芒，這是史來賀的光芒。

　　擔心是多余的。這些健壯質樸的年輕人，生在劉莊，是他們的命運，沒有個人家庭生活的壓力，卻有整個村莊前途命運的重任。

　　劉莊的年輕人，不是團員就是民兵，都有組織。除了崗位技能的培訓班，更有傳統教育的必修課。當年那一段艱苦卓絕的創業史，如今只能從展覽館的黑白照片上依稀看到了，然而，史來賀高大身影后面那一幅背景，就是劉莊后代骨血孕育的土地，就是來之不易的幸福源頭。基因已經種下，今天的兒女仍像昨天的前輩一樣，辛勤耕耘，努力工作。廠里一說有任務，村里一旦下號令，這些骨骼已經長硬的時尚青年，立刻就變成了一群義無反顧的勇士……即使掉在福窩里，即使住在別墅中，他們畢竟是劉莊的孩子，畢竟是史來賀的傳人。

　　修飛還記得走過史家門前總聽到一聲叮囑：“小飛好好學習啊!”

　　清達還記得小時候撲上前喊：“老史爺爺!”

　　劉超還記得老史爺褲腿一挽坐在馬路牙子上喊他：“超!”……

　　2003年，他們的“老史爺”倒下了。

　　十屆全國人大會議，史來賀不得不請假了。春節剛過，他在村民大會上正講3年規劃時，突然劇烈咳嗽，伴有發燒。家人好不容易將他送進北京協和醫院，他氣得不準世領進病房：“家里生產不讓我管，把我弄到這兒來干啥?”醫生診斷，他的肺疾尚未深入膏肓，但是身體嚴重透支，尤其在晚年，奮力拔高的超重負荷，晝夜兼程的殫精竭慮，體力漸漸耗空，已經無法手術。

　　4月初，轉回新鄉市中心醫院。他在病房又打電話又開會，反復講劉莊3件大事：一是到2005年，實現華星藥廠青霉素原料藥萬噸產量，劉莊年產值達10億元以上，上交稅金達1億元;二是建好400套村民別墅;三是劉莊建成現代化農村還有一段路要走……對個人家事，他卻只字未提。直到體力衰竭，聲音微弱得要靠身邊的村黨委副書記劉名宣一句一句轉述，他還與村委會副主任通電話，問村里生產是不是正常，群眾心情是不是穩定，說：“停兩天，我就回村了……”小兒子世會來探望，他催世會走：“回去把廠里工作搞好，別惹爸生氣，這兒有醫生……”世會是一路哭回劉莊的。

　　4月14日下午，史來賀突然休克，搶救一個多小時不見好轉。然而在返家路上，奇跡出現了：剛入劉莊地界，一度驟停的心臟重新跳動起來;快到家門口，心跳趨向正常……在劉莊度過的最后10天，他把呼吸機的金屬插管咬得格格響，直至咬扁——他想說什么呢?

　　4月23日19時，意識清醒的他，頭動了動，竭力想張嘴睜眼。世領雙手捧著他的頭，淚如雨下：“爸，你要交代的事我知道了，我一件一件對你說……”他拼盡余力，聽世領講完劉莊3件大事，幾分鐘后，就沉入了平生從未有過的久久歇息……

　　那個時節，正是非典猖獗之際，疫情危急，路斷人稀。按照有關規定，4月30日在劉莊大禮堂門前舉行的追悼會，嚴格控制在400人以內。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從北京打來電話，對史來賀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對親屬表示誠摯慰問。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基層單位送的800多個花圈，層層簇擁，淹沒了禮堂門前的廣場，向著劉莊村魂，向著中國村魂，致哀，致敬!

　　覆蓋黨旗的靈車緩緩開動，老史在親愛的劉莊徐徐轉了最后一圈。村民們守在他每天與大家談笑風生的馬路邊長呼慟哭，正在藥廠上班的職工們趴在車間窗口流淚向他揮手。條條村街都空了，男女老幼互相扶攜涌向村口，追著漸漸遠去的靈柩，聲聲呼喚老書記，淚眼模糊，凄泣悲號——“50年了，老書記是為咱劉莊累死的呀!”

　　出村道路兩旁，一夜綻開的素白紙花，飛雪一般遮覆了綠樹。通往新鄉市殯儀館的一路上，沿途七里營、小冀、翟坡和新鄉市郊的一二十個村莊，路旁佇立來送老史最后一程的人成千上萬……

　　史來賀的骨灰，一部分撒向了剛剛抽穗的青青麥田，一部分埋入了劉莊的泥土。他去后第一個春節，許多人家的第一碗餃子，都端到了小柳樹旁的墓地;一連3個春節，許多別墅都不貼紅對聯。每個忌日，每年清明，村民都用鮮花供品祭奠他，連附近賣燒餅的外村人也拜謁他。百姓們依舊一遍遍與他嘮家常：老書記，你關心的俺家孩兒，他上大學了，來給你說說;老書記，俺家娶兒媳婦了，往后你甭操心了……

　　50年的日子像星星一樣稠，老支書的遺澤閃閃爍爍遍布天空。

　　天幕上那一片巨大的空白，能用什么充填呢?

　　光芒。只有光芒，能使天地重新豐盈，能使生機重新飽滿。

　　太陽當空，光芒普照!

　　2013. 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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