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遵循憲法，實行法治

　　——深化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與建議之一

　　一、當前，我國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宏觀現狀如何?

　　深化改革是在現有基礎上進行的，須要對現狀有一個清楚的了解。

　　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必要的。在這方面取得成績很大。這是要首先肯定的。同時，為了優化所有制結構，對國有經濟布局作些適當調整也是必要的。雖然這方面存在的問題較多，但其中的成績也是要肯定的。尤其是少數保留的國有大型企業和重要企業，經過全體職工的努力，在脫困和生產經營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績，在滿足國計民生需要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中立了新功。

　　但從宏觀全局來看，我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是增強了，還是削弱了?這是須要進行具體分析的。

　　由于我國政府長期未公布所有制及其結構的統計數據，我們只好引用以下資料來分析：

　　據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公布的數據：中國經過1995—2000年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改革，大多數國有中小企業已轉為民營。這種大幅改革有力推動了非公經濟的發展，提高了非公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從1998年到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中，國有企業的數量所占的比例從39.2%降至4.5%;在全部工業資產中，國企所占份額從68.8%降至42.4%;國企提供的就業占總就業的比例從60.5%降至19.4%。1997年，國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57%，而到2010年已經降至15%。現在非公經濟不僅是中國最多經濟產出(約占GDP的70%)和就業的部門，是強有力的增長引擎，而且也是創新最為活躍的經濟部門。根據全國政協主席的報告(2009)，中國65%的專利和75%的技術創新都來自非公經濟。”(引自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的《2030年的中國》一書第114頁)這就是說，2010年，我國國有經濟在全國所占比重只有27%，外資和私資占有70%以上;經過近3年的改革，國有經濟在全國所占比重又有進一步下降。

　　另據媒體報道，有同志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2009年國有工業的總產值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2.5%，比我們新中國剛建國時1949年的26.2%還低;近五年來，這個比重又進一步降低，估計可能不到10%。

　　同時，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被外資控制，重要產品的國有品牌所剩無幾。據《中國產業地圖》(中國并購控制研究中心)報告顯示，在我國已經開放的行業中，市場份額前5名都是外資企業。28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被外資控股或實際控制。電腦、網絡設備、手機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都占壟斷地位;汽車制造業90%為外資品牌;電梯行業外資的市場占有率達80%，高端藥物中外資品牌幾乎占100% (轉引自《馬克思主義研究》雜志2014年第4期第71頁)。

　　從以上數據和分析看出，目前我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已經降低到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還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比重大多在20%以上)，說明我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不是增強了，而是削弱了。這與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很不相稱。

　　還應看到，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不僅反映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和國有經濟數量大大縮減，國有經濟控制力和影響力削弱方面，而且反映在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許多重大矛盾和深層次問題方面：

　　一是共同富裕的生產關系嚴重削弱，社會矛盾大量滋生。這反映在：廣大勞動群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大大減少，少數人發財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擴大，與此相聯系的是幾千萬國企職工由主人翁地位淪為雇傭勞動者。這種生產關系性質的突變和主人翁地位喪失，是我國當前經濟波動和潛伏危機、社會兩極分化、腐敗驟發、罷工、上訪和群體事件劇增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生產和就業領域矛盾和問題多發。從生產領域來說，國企公變私后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產生的經濟結構失調和生態環境、礦產資源遭破壞等等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積重難返。從就業方面來說，由于國企縮小，不僅使下崗失業大量增加，而且使社會失去了大量就業崗位。

　　三是導致國家控制經濟的實力削弱。反映在國家來自國有企業的財政收入減少，社會保障性支出大增，財政赤字不斷，各級財政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而國有銀行來自國有企業的金融資源因國企業規模縮小而減少，加之外資參股的擴張，使國有銀行的陣地和影響縮減。國家財政和國家銀行雙雙受損，使國家控制經濟的實力大大削弱。

　　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后果的呢?這里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國企改革中，不以憲法為指導，不按照憲法的要求和規定辦事，而是在一股與憲法對著干的勢力影響下，大造妖魔化國企的輿論，說什么，國企是“濫蘋果”，是“國家喂養的毒瘤”，是“權貴資本”等等，要按照“靚女先嫁”、“國退民進”、實行“民營化”、“大賣快賣”的要求一哄而起地進行“一賣了之”的改革，即使遇到群眾反對的，也要在所不惜，加壓改革(如通鋼等國企的改革)所造成的。

　　二、深化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遵循憲法、實行法治的建議

　　因此在推進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時，必須接受以往的經驗教訓，遵循憲法，實行法治。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

　　18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維護憲法、捍衛憲法、遵循憲法和依法治國作了許多重要講話。在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他強調：“維護憲法，就是維護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憲法的生命和權威在于實施。”“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而且就依法改革特別是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作了很多深刻論述。在三中全會上，他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今年2月，他在省部級領導干部學習班上作的報告強調：“改革要于法有據”。在3月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上，再次強調：“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最近在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上講話又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這些講話和指示應當在國企改革中得到全面貫徹落實。

　　如何全面貫徹落實?特別要在以下方面著力。具體建議是：

　　1、進一步宣傳憲法，形成各級黨政和全國上下依憲改革的指導原則。

　　就是要通過宣傳，使憲法規定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全國人民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得到落實。

　　這里要指出的是，根據以往發生過的實際，須要防止和反對私有化改革派“修憲”的圖謀。由于我國現行憲法是私化派難以全面得逞的一大障礙，因此他們總是企圖通過修改憲法來達到目的。例如，黨的18大召開前夕，私化派就大搞“修憲”活動，一方面上書決策部門，一方面利用他們控制的媒體發文大造輿論，打著“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旗號，要求承認他們把國企被私有化的“現實”，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把私企、外企樹為我國經濟的主體，以達到從法律上突變國家的性質，瓦解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當然這一圖謀沒有得逞。18屆3中全會前夕，有些人又搞了這樣的活動。同樣也沒有得逞。但他們是不會死心的，我們須要繼續保持高度警惕，與之作堅決的斗爭。

　　2、原原本本大力宣傳習近平同志的上述講話和指示。

　　習近大同志的上述講話和指示，既有以往改革經驗和教訓的提示，又有深化改革的理論創新，既有方針原則的高度，又有實踐操作的要求，凝聚了“維憲”和“法治”的萬鈞之力，講得中肯而深刻。應該通過宣傳，使之家喻戶曉，人盡皆知，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職工和從事改革工作的人員。這是保證國企改革順利成功的思想基礎。人民群眾掌握了正確的思想武器，就能保證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并能正確處理和解決改革中產生的問題。

　　這里的關鍵是宣傳工作要原原本本，完完整整，扎扎實實。因為有些宣傳部門和媒體被西化派所把持，或者因認識出了毛病，他們以自己口味為標準，不合自己口味的就不宣傳，搞封閉信息、任意刪節、斷章取義，影響人們對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和指示的全面理解。這很不利中央的精神貫徹落實。對這種情況應采取措施使其改變。

　　3、對以往的國企改革進行認真總結。

　　經常總結工作，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科學方法勝利前進的法寶。諱言以往改革的總結，違背認識論規律，是很不正常的。

　　近30多年的經濟改革是以國企改革為中心的。所進行的工作，量大難度高，花費的精力最多，群眾的意見也最大，既有成功經驗，也有血的教訓，應當進行認真的總結。只有進行認真的總結，才能鞏固成績，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克服缺點，使我們繼續進行的深化改革順利成功，不走或少走彎路。在今年“兩會”上，習近平同志就此作了言簡意賅的提示，開了個好頭。“磨刀不誤砍柴功”，我們應趁熱打鐵，發動和依靠群眾，集中一段時間，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總結好以往的國企改革，以利繼續深化的國企改革健康發展，真正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4、要立法，即要制定《國有企業改革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依法治國，強調改革要于法有據。對此，我們應當落到實處。習總還多次指出，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既然改革是要長遠進行的經常性工作，而不是短期內一次性的工作，這就決定了國企改革必需有全國的統一規范，而不能像現在這樣，各吹各號，政出多門。并要有法定程序，而不能像現在這樣，或由企業、或由行業主管部門、或由各級國資委、或由各級發改委、或由各級政府、甚至由某個專家某個領導說怎么進行改就怎么改。尤其是國有企業，是全民財產，屬全國人民所有，人民群眾必須要有所有權、知情權和監督權的法定體現，而不能像現在這樣，雖說國企為全民所有，但如何體現?卻無具體的法律條文規定，也無知情權和監督權的具體規定，甚至連人民選出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也不監督或很少監督。這是國企改革發生問題最多、群眾意見最大的癥結所在。為了克服這種危及國家基本制度的亂象，迫切須要制定《國有企業改革法》。

　　制定《國有企業改革法》必須要由代表全國人民的最高權力機關按立法程序作出決定，并在全國執行。強調地方管理的國企改革由地方立法是錯誤的。因為地方的國有企業同樣是全民所有;統一立法也是為了避免政出多門的弊端。黨委作出的國企改革決定，應像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決定那樣，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予以貫徹實施。

　　制定《國有企業改革法》是要保證憲法中有關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規定得到具體的貫徹落實，必須按照憲法的規定，首先肯定改革的性質和目的是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肯定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力量，肯定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主人公地位和改革中的主體地位。同時，要明確改革的方針和原則(如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發揮國家調控經濟的作用，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做大、做強，堅持“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經驗等)。這些都是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必不可少的。還要對改革的內容、形式和程序，組織國企改革的領導和機構的權利和責任，對財產的清理、作價和評估，對違法的追究和處理等，都要作出法律規范，以改變以往改革的突擊式和無序狀態，保證國企改革始終健康進行。

　　制定《國有企業改革法》必須對國有企業的財產屬全民所有這一客觀真理和對其改革的管理監督在法律上作出明確規定。有同志建議，在立法中確立普通公民“特別求償權”是體現國企財產屬全民所有的形式，即當國有財產受到損害時，公民有權依法提起“特別求償之訴”，訴請法院判令損害人停止損害，返還財產，賠償損失，并給起訴人一定的“求償酬金”(參見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余元洲著《公有制市場經濟與民法革命》一書)，是可以試予采用的。同時立法確定改革必須民主、公開、透明，實行“陽光操作”，賦予普通公民對改革有知情權和監督權法律規定。還要規定加強立法機構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和監督，明確各級國資委改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領導。

　　5、國企改革要切實走群眾路線。

　　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因此國企改革必須切實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

　　鑒于以往的缺點和教訓，在深化國企改革中，要特別做到：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這是由于國企改革關系國家全局、關系全國人民的切身利益所決定的，不能由個人說了算，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不能避開群眾和壓制群眾意見，不能搞暗箱操作。

　　走群眾路線首先是面向廣大工人農民，認真征求和聽取他們的意見，尊重他們的意見，實實在在為他們的利益著想。改變首先面向富人征求意見的狀況;改變不深入勞動大眾，只聽私企和外企老板意見的狀況;改變私企外企老板及其代言人壟斷話語權的狀況;改變唯資本之命是從的狀況。這是反映共產黨到底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希望各級領導者們有所反思和端正。

　　在聽取專家意見的問題上，同樣要堅持階級分析。應該多聽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專家意見，不能片面聽取“言必稱希臘”和各種崇洋媚外的所謂經濟學家的意見。這是由于我們改革是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崇尚西方經濟學的專家意見，基本是要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管理模式來改革我們國企的，與我國的“水土不服”。

　　國企改革需要防止和反對5種勢力的干預、干擾和影響

　　——深化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與建議之二

　　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之所以被嚴重削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來自5種勢力的干預、干涉和影響。

　　一、來自哪5種勢力的干預、干涉和影響?

　　盡管我們改革的文件明文寫著，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國企改革的目的是要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影響力和控制力，但在改革的現實中，時刻發生著嚴重反向力量的干預、干擾和影響。

　　這種反向力量的干預、干擾和影響，最明顯突出的來自五大方面：

　　1、來自美國政府和政要及其控制的一些機構的施壓。

　　遠的不說(如美國前任國務卿、財長、商務部長多次提出要我縮減國有企業的蠻橫要求)，最近發生的就有多起：

　　一是美國政府現任財長雅克布·盧今年2月在《華爾街日報》公開表示：中國自由化改革方向雖然符合美國的要求，但是進展沒有達到美國的預期。美國對此非常不滿。華盛頓要對北京施壓，促其行動更快，目標更明確，措施更直接。(見2014年2月22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美財長：美國不滿，中國應盡快經濟自由化》一文。) 接著，今年7月利用中美第6輪戰略和經濟對話之機，他和美國國務卿克里一起代表美國政府，果然對我國進行了多方施壓，要求我們的改革必須“符合美國的要求”，“督促中國領導加快對美國開放的步伐，加快匯率制度的改革。”為加快擴大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領域，要我們“迅速開啟負面清單談判”。“希望上海自貿區切實推進改革，向美國金融公司等外資企業擴大開放投資領域。”等等，這些都迫使我方主持對話的國務院領導“不得不選擇妥協與合作”。(詳見2014年7月9日至14日新華網、人民網等媒體的報道。)

　　二是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今年2月在北京參加國際金融論壇領袖對話會時，對我國國企改革表示嚴重“關注”，對改革的進度沒有達到他們的要求非常不滿，質問我國參與對話的有關方面負責人：“10年后，中國國企在經濟中的比重是降低還是增加?”待這位中方負責人“保證是降低”后他才較為滿意地表示：“10年后再來證實。”(見2014年2月23日《觀察者網》所發《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對賭IPF副總裁》一文。)

　　三是美國控制的世界銀行，特別是不久前卸任的世行行長佐利克，前年與我國政府參謀部門合作主持提交了要我們在2030年前將我國的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低到10%的改革方案(即《2030年的中國》報告。詳見2012年初媒體和世界銀行對此的大量報導以及2013年公開出版的《2030年的中國》一書)后，又多次來我國宣傳和督促我們實施私有化的《2030年的中國》。

　　2、來自西方思潮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和影響。

　　這些西方思潮大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特別是新自由主義信奉“人的本質是自私”的教條，反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理論，推崇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制度，因而在中國改革的問題上，他們始終反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決主張私有化。

　　對我國改革發生極大影響的西方思潮，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者是一個龐雜人群。既有在我國本土從事教學科研和在官場任職的人員，又有長年往返中國(如應邀來中國訪問、參會、講學、合作研究和來中國從事投資、經商、咨詢、研究、辦學)的國外人士。而且基本都是高知識階層，具有教授、學者、專家的頭銜，有的還是國家領導人的導師、有的曾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有的是某些經濟學科的大師或諾貝爾獎得主。除少數是偏于研究學問的以外，絕大多數是本人或親屬經商和投資，有資本謀利的訴求，有的還在其本國政府及相關機構任職，有政治圖謀。

　　由于他們的階級立場和知識偏見，無視我國國有企業在新中國發展壯大中發揮了經濟擎天柱作用的巨大貢獻，采取不顧事實、顛倒黑白、無中生有、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等手法，造謠中傷我們的國有企業，作為“改革”國企的理由;同時采用否認剝削、肆意吹噓、似是而非、以偏概全、倒推歷史等手法，宣揚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美化帝國資本和殖民經濟。他們利用自己控制或影響的媒體和講堂大肆宣揚這些貨色來綁架輿論的同時，以這些貨色為依據提出各種私有化和變相私有化的“改革”主張，通過明線暗線等各種渠道上書決策層，來影響我們的改革抉擇。最典型的莫如“管理層收購”(MBO)、“戰略投資者并購”等等。由于他們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因而影響力極強，欺騙性很大，非常險惡，對削弱我國公有制和國有經濟造成了嚴重后果。

　　3、來自國外和國內資本勢力的進攻和影響。

　　國內外資本勢力一直把我們的國企視作“唐僧肉”，要“吃進肚內”。如何實現，就是利用我們的改革。因而對我們的改革“高度關注”，按照他們的要求積極“出謀獻策”。

　　從國際資本來說，主要是帝國資本的跨國公司。他們對已經奪得的我國市場和資源不滿足，還要完全獨占我國市場，因而對我們的國企百般攻擊，如攻擊我們國企“效益低”，“管理落后”，“只要有國企就不可能公平競爭”，等等，同時通過他們的代言人，采用多種身份(如公司總裁、亞洲地區或中國地區總代表、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等等)、利用各種機會“獻策”，如參會發言，上書政府及其部門，提交“合作研究”或“委托研究”報告，在我國主流媒體發表文章，在他們特辦的刊物上發送專題報告，在網上發博文和微信，等等，千方百計地要減少我們的國有企業，以能取而代之。

　　從國內資本來說，主要是一些“先富”者們，特別是其中反對社會主義的右翼。他們對已經占有的資本和市場尚不滿足，要求進一步擴大，因而緊盯我們的國有企業，一方面攻擊國企“壟斷”，“與民爭利”，是“權貴資本”等等，另一方面，向政府哭訴他們發展的范圍狹小，實力不強，經營困難，競爭不過國企，要求打破國有企業向私有資本開放的“彈簧門”、“玻璃門”，讓私人資本進入再進入，還要“動刀”，把國有企業砍掉，以能使私有制萬古長存。

　　4、來自體制內要求復辟資本主義勢力對改革的扭曲和影響。

　　主要是混入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工作的階級異己份子，或者對共產主義事業失去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人，向往資本主義。其中有的人已經經商入股，有的是親屬、子女、家族經商，有的已經腐敗或正在走向腐敗。他們為了順當地實現自己的私利，利用握有的權力和機會，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法，提出瓦解國有經濟、實施私有化的改革主張和具體方案。

　　5、來自明目張膽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勢力攻擊和歪曲改革的影響。

　　最明顯的代表性勢力有二：

　　一個是毫不掩飾地承認自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反對共產黨“不需平反的右派”茅于軾。他和美國出錢由他領頭的“研究所”制造出必需消滅國有企業的莫須有“數據”和“罪狀”。由于他已成為我國政府智囊部門的研究員和座上客，他的這些“數據”和“罪狀”已經成為這些部門提出國企“改革”方案的依據。

　　另一個是接力扛起反對馬列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旗號的某大學教授辛子陵。此人因在香港出版瘋狂反對毛澤東主席的毒著《紅太陽的隕落》和發表大量反馬列毛言論而名聲大臭。最近又打著解讀《政府工作報告》的幌子，在國外媒體發表文章，公然叫喊要取消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此文已在國內許多網站轉載，影響不小。

　　應當指出，上述五種勢力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為共進的，特別在思想意識領域，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扭曲共產黨的道路和路線，要共產黨作“脫胎換骨”的“真改革”，削解國有企業，實現私有化，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是同曲同功、完全一致的。

　　二、防止和反對上述5種勢力干預、干擾和影響的建議

　　以上揭露的事實再次充分證明，我們的改革充滿著兩種改革觀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如果我們稍失警惕，就容易誤入他們瓦解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圈套。

　　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在制定國企改革新的方案中，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憲法確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反對各種削減我國國有企業的主張和圖謀。特提如下建議：

　　1、在政府工作中經常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是各項工作必須高舉的旗幟和遵循的準則。她既是指路明燈，永不迷失方向;又是思想武器，戰勝錯誤的法寶。因此，對四項基本原則要像對待武器槍支那樣，經常亮擦。否則，人們就以為是棄之不用之物了。包括國企改革在內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具體是由政府主抓的，政府應當經常重申堅持和貫徹四項基本原則，改變長期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現象。

　　2、對美國等國家干預我國改革的行為要理直氣壯地予以反對。因為他們要我們縮減國有企業的數量和比重，就是要削弱和瓦解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變為它的次殖民地。這是實踐反復證明了的它的帝國本性要求。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又不欠你美國的，為什么對中國的改革如此指手畫腳而未看到我國政府的反對之聲，人們對此是不理解的。如果是期望它作“夫妻”(參見2013年7月媒體關于中美第5輪對話的報道)相待，是違背馬列主義階級分析原理不可能實現的一廂情愿。奧巴馬早已公開宣布：美國要領導世界，我們能去服從這種領導嗎?顯然不能吧!如果是指望它承認我國的所謂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而默從其要求，屈服其壓力，則違背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沒有這種必要，因為沒有你美國承認，我們照樣可以發展我國的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只有理直氣壯地反對美國要我們縮減國有企業的數量和在中國可以自由投資的無理要求才是上策。至于與由美國掌控的世界銀行合作設計我國的改革方案，即請一個反對社會主義的美國政客來幫我們設計社會主義的改革和發展方案，那也是有失立場和原則的，很不應該。

　　3、應少開那些為西方政要和西派經濟學者提供講壇的所謂高端會議。多年來，這樣的會，我國許多部門和機構每年都要召開。其數量之多，規格之高，規模之大，真可謂我國空前，世界僅有。參會的多是舊人舊面孔，內容多是毫無新意的老一套。其效應，除了鋪張浪費、勞民傷財之外，無非是提供了一個宣揚資本主義和與資本主義接軌、貶損社會主義和削弱公有制的大平臺，對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事業毫無益處。為了建設科學社會主義，為了抵御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襲，應當堅決少開、最好不開這樣的會議。

　　4應檢查和糾正聘請茅于軾之流作政府研究員和座上賓的錯誤。人所共知，茅于軾是反馬列毛反共產黨的死硬派，是為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翻案的急先鋒，是到處散布反社會主義言論、擾亂社會穩定的麻煩制造者。對于這樣一個與社會主義作對的人，為什么要聘請他作我們政府的研究員和座上賓?這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檢查、并要堅決糾正的。這既是為了消除茅于軾之流的惡劣影響，更是為了端正政府工作的立場和方向。

　　5、主管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政府及有關部門應有反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聲音。去年中央下發了抓好意識形態、反對新自由主義等思潮的文件是很得民心的。因為以私有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其推崇者們是要我們按照這些貨色作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從而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這是同我們黨的宗旨背道而馳的。遺憾的是，對中央這一文件的貫徹還沒有聽到經濟發展和改革領域的聲音，既未看到政府工作報告提及，也未看到哪一政府部門作過響應。這是人們不理解、不滿意的。為了反對上述5種勢力的干擾和影響，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該有明確反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聲音。

　　6、對于堅持主張搞私有化的各部門各地方的領導者應該調離他們的工作。因為這些人當權，工農大眾和為共產主義奮斗的共產黨人不放心。

　　7、讓廣大工農群眾成為真正的改革主體。扭轉由所謂專家和部門領導說了算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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