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批評“走俄國人的路”的言論多了起來。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張“以英美為師”，“走西方人的路”，因而批評說，毛澤東提出“走俄國人的路”，把中國引導到邪路上去了，是“歷史的迷誤”，背離了人類文明的正道，背離了國際主流價值。他們反對“以俄為師”，反對“走俄國人的路”，說白了，就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要求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所有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諸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公民社會等等，說法各不相同，但無一例外地都反對“走俄國人的路”，就是這個道理。我國應該走什么路這個問題，自鴉片戰爭以來就一直在探索、爭論。按理說，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它完全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促進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一個積弱積貧的落后國家變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社會主義是人民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選擇。改革開放以來，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的爭論，無非是延續了過去的斗爭，在新形勢下把一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又拿出來熱炒一下而已。當然，能夠炒熱，還是有它的國際國內背景的，分析這一點，已經不是本文的任務了。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種情況，即在“走自已的路”的旗號下，反對“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他們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它是“反對教條主義、突破‘以俄為師’” 的結果，實現了“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范式轉換。”他們把“走俄國人的路”同“走自己的路”對立起來，認為提出“以俄為師”是教條主義的產物，只有否定、批判“走俄國人的路”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兩種情況，盡管都是反對“走俄國人路”，但性質上是不一樣的，前者是政治問題，他們從根本上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是打著反對“以俄為師”、反對“走俄國人的路”的旗號來說罷了;后者是認識問題，是怎么看待“走俄國人的路”與“走自己的路”的關系問題，它們是對立的還是統一的?是不是只有否定“俄國人的路”才能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毛澤東提出的“走俄國人的路”、“走自己的路”是什么意思，它們的內涵是什么?

　　我們僅就后者談一點看法。

　　“走俄國人的路”是毛澤東提出來的，“走自己的路”也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我們要弄清楚毛澤東這兩個提法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來的，是針對哪個層次的問題來說的。

　　鄧小平在談到如何理解毛澤東思想時曾經說過這樣兩段話。一段是：“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4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另一段是：“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他提出了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一般地說，也是解讀所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方法論原則)，即必須聯系毛澤東做出的每一個論斷的背景和條件以及所針對的問題來把握其精神實質，切忌離開上下文，孤立地、斷章取義地把某一個論斷抽出來隨意進行解釋。我們應該把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地點、條件下講的內容統一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來把握，力求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關于理解“走俄國人的路”與“走自己的路”的問題，我們也應該牢牢把握這一原則。

　　應該看到，“走俄國人的路”是有它的特定含義的。

　　1949年七一前夕，新中國即將成立，毛澤東在思考，未來的新中國應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是在總結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中國的能人志士探索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的艱難經歷后得出這個結論的。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的“精英”們都是主張學西方，都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下去，人們活不下去了，于是，懷疑產生了：學習西方、走西方的路能走得下去嗎?正當人們迷茫、彷徨的時候，俄國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們的思想一下子開闊了，開始從只能學習西方的緊箍咒里解放了出來，這時，也只有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面貌。先進的革命者覺悟到，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概括起來說，這就叫“走俄國人的路”。

　　《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的“走俄國人的路”，主要是兩層意思。第一，在指導思想方面，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改造社會的工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后來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第二，在社會制度方面，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一點，我們從建黨一開始就明確了的，也是十月革命指明的方向。只是由于我國原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進入社會主義。走俄國人的路，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由于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反蘇反共浪潮。這股思潮矛頭直接指向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基本經驗，他們想通過否定斯大林來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時，要不要“走俄國人的路”就成為全世界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面臨的重要原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捍衛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重申“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所干的事業看成是偉大十月革命的繼續”，這等于宣布，我們將一如既往地“走俄國人的路”。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寫作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把蘇聯的基本經驗概括為五條，即：(一)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織成共產黨;(二)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革命斗爭奪取政權;(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實現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五)在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世界和平。《再論》明確指出：蘇聯的基本經驗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它“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載《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毛澤東把它稱之為“十月革命的道路”。這是我們始終要堅持的東西。后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又把這些我們必須堅持的東西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基本意思是一樣的。

　　可見，“走俄國人的路”，是一種通俗的提法，它的內容是科學社會主義揭示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當前階段的共同規律、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走俄國人的路”并不是指俄國十月革命、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具體做法。

　　所以，“走俄國人的路”是不能否定的。盡管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可以不再使用這個提法，但不能否定它。自由化分子竭力攻擊“走俄國人的路”，就是想否定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千萬不要上當。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進行改革，放棄、否定了列寧、斯大林提出并堅持的“十月革命道路”，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走上了一條改旗易幟的邪路，結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遭到顛覆、社會制度由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最終以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告終。這就是反對“走俄國人的路”的結局。殷鑒不遠，這個教訓，我們不應該忘記。

　　至于說到中國應該怎樣鬧革命，應該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怎樣把“走俄國人的路”這個大原則具體化，在中國付諸實施，毛澤東歷來堅持要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主張“走自己的路”。毛澤東在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作斗爭時，明確提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國情，創造性地提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而不是照搬歐洲國家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城市工人起義的做法。都是要奪取政權，這是共同的，但奪取政權的具體辦法卻根據不同國情而應該不一樣，需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抄照搬外國的辦法。新中國成立以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開始時我們沒有經驗，只能學習蘇聯的做法，但很快毛澤東就發現，對蘇聯的經驗要做具體分析。毛澤東把蘇聯的經驗分成兩類，一類是基本經驗，它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的共同規律，體現在社會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我們必須學習和堅持的。他把這些基本經驗稱之為“十月革命道路”，即“俄國人的路”。另一類是具體經驗，也就是這些共同規律的具體實現形式，體現在社會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的具體制度，即具體的體制和運行機制。他認為，這些具體經驗大體上有三種情況。一種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學習;一種是只適合于蘇聯條件的做法，不能照搬到條件不同的別的國家去;還有一種是錯誤的，必須揚棄。既然有對有錯，既然有的僅僅適合于蘇聯的條件，所以，我們對蘇聯的具體經驗必須采取有批判地學習的態度，不能簡單照搬。

　　我們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的深刻的辯證法思想和革命的戰略遠見。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正當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照搬蘇聯做法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對蘇聯的經驗要做具體分析，必須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走自己的路。《論十大關系》等著作就是這種探索的結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由此發軔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的含義。而當由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的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潮泛濫的時候，又是毛澤東站出來充分肯定蘇聯的基本經驗，保衛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道路，宣布中國還是要“走俄國人的路”。記得當時毛澤東有過一個經典性的表述：“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但是在不同國家和民族中間，有存在著千差萬別的特點。因此，每個民族都經歷著階級斗爭，并且最后都將沿著在一些基本點上相同，而在具體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產主義。只有善于根據自己的民族特點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各國無產階級的事業才能得到成功。”[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載《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這就從根本上回答了“走俄國人的路”與“走自己的路”的關系：在社會發展的總的方向、道路問題上，必須按照共同規律辦事，也就是說，在“基本點”上，必須堅持“走俄國人的路”;在怎樣實現共同規律的問題上，必須從本國、本民族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走俄國人的路”與“走自己的路”是就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說的，因而它們之間不是一種相互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關系，不存在從一個范式到另一個范式轉換的問題。

　　在思想方法上，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它的具體運用分開，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分開。許多理論問題被說亂了，原因就在于沒有把不同層次的問題分開，而把它們攪在一起說了。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反映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的一般規律，它是科學的、普遍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不是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樣“有對有錯”，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也不會過時，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不能有絲毫動搖，這是所有國家、所有民族都共同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則要根據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具體條件進行探索，也就是說要各自走自己的路。既然是探索，就會有失誤，很難保證完全正確，因為人的認識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觀實際。不能因為在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時出現的失誤就懷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有的人把原理的運用混同于原理本身，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同樣，我們也要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同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分開。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指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反映了人類社會當前階段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們必須堅持(這就是“走俄國人的路”的含義)。正如習近平指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但這些基本原理的具體實現形式，則需要根據本國具體國情進行探索，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實現形式應該是不一樣的，所以社會主義會呈現出不同模式。不能因為具體實現形式出現的一些特點，就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也就是說，不能因為“走自己的路”，就否定“走俄國人的路”。

　　黨的十七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個經典型的表述(十八大又重申了這一表述)，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又根據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某種“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全新的社會主義”，更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但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實現形式層次上，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在本質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一致的(這個層次上都是“走俄國人的路”)，但在具體實現層次上，則是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不一樣的，走的是自己的獨特的道路(這個層次上是“走自己的路”)，它們是統一的，不能用一個來否定另一個，既不能用中國特色來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也不能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來否定中國特色。兩者是不同層次的事情，一個說的是要不要搞社會主義，另一個說的是如何搞社會主義。兩個層次區分開來，事情就很清楚，攪在一起，就糊涂了，用“走自己的路”來否定“走俄國人的路”的錯誤，根子就在這里。

　　概括起來說，關于走什么路的問題，應該區分不同層次做具體分析。一個層次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所謂“走俄國人的路”是針對“走西方人的路”來說的，其實質是說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十分明確地說，必須“走俄國人的路”，決不能回頭走西方的路，西方的路，我們的前輩曾經走過，走不通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另一個層次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絕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事實證明，照搬外國，沒有一個是成功的。這樣理解，可能比較符合毛澤東關于“走俄國人的路”與“走自己的路”的原意。

　　(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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