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Marx, Kalecki， and Socialist Strategy

　　對影響美國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經濟停滯的歷史展望要求我們追溯到1974—1975年間的嚴重經濟衰退，這一時期標志著二戰后經濟繁榮的終結。對20世紀70年代經濟衰退的主流解釋是，早期凱恩斯主義時代的充分就業因為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關系的加強而產生的危機鋪墊了基礎。正如一些著名左翼經濟學家(他們的看法與主流觀點相一致)所指出的，問題就出在資本家階級“太弱”，而工人階級“太強”。從經驗上來說，這次衰退普遍被認為是工資在所得中的比重上升，利潤由此被擠壓。這就是所謂的“利潤壓縮”危機理論。

　　《每月評論》在推介美國出版物中“充分就業壓縮利潤”這一觀點的激烈變體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瑞福特·博迪(Raford Boddy)和詹姆斯·克羅蒂(James Crotty)在1974年10月號《每月評論》上發表了頗有影響力的文章“階級沖突、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商業周期”。該文章強調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工資和單位勞動成本在商業周期接近頂峰時的提高，也就標志著繁榮的崩潰。但作者繼而指出，充分就業時工資份額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隨后的重大經濟衰退。他們寫道：“資本家超直覺地知道持續的充分就業顯然是不可能的。利益最大化使得避免持續充分就業成為必要。”他們同時還將自己的觀點與偉大的波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以及約瑟夫·斯坦德爾(Josef Steindl)和霍華德·謝爾曼(Howard Sherman)的觀點做了對比。

　　卡萊茨基認為，勞動者增加貨幣工資的力量——盡管在現在的經濟回升中只有較小的作用——并不構成對資本的主要經濟威脅，即使在充足就業條件下也大多只是對公司定價權產生威脅。因此，如果系統一貫忽視以政府開支來推動充分就業，那么這本身就不成其為經濟原因，而寧可說是政治威脅——永久的充足就業帶給資本家階級的政治威脅。由于“解雇”不再有效，資本家階級的整體社會力量就會減弱。他注意到：“因工人議價能力增強而上升的工資率相比價格上漲并不太可能壓縮利潤，相反只會影響食利者的利益。但‘工廠紀律’和‘政治穩定’比‘利益’更受商界領袖的歡迎。階級本能告訴他們，持續的充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對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經濟周期”概念，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會據此在促進充分就業與平衡預算緊縮之間來回變化，產生一種“受控的不充分就業”。

　　與卡萊茨基的論點形成鮮明對比，博迪和克羅蒂聲稱，經濟接近充分就業時會提高工資的份額，有力威脅資本家的利潤，并導致結構性經濟危機。他們強調“商業周期的經濟影響”有助于“強化卡萊茨基所強調的社會政治方面”。對兩位作者而言，也是對大多數經濟分析家而言，70年代中期經濟衰退的主因是工資引發的利潤壓縮。隨著經濟接近充分就業而產生利益壓縮這一說法因此就成了一種較流行的經濟危機甚至停滯理論。

　　70年代末及80年代見證了貨幣主義、供給經濟學以及其他自由市場保守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主流經濟學回復到了凱恩斯主義之前的緊縮觀點，恢復了荒謬的薩伊市場定律，也就是供給創造需求——最先遭到凱恩斯的懷疑(之前遭到了馬克思的駁斥)。按照薩伊定律的看法，資本積累過程本身不會止步不前，只會是工會或政府外部干涉的結果。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資本家階級基本經濟思想的復辟。威廉·普爾特尼(William Pulteney)爵士早在1732年就在英國下議院公然宣布：“現在全國已然形成公認，那就是向工人提供的高額工資是造成我們貿易和制造業衰退的主要原因;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設法讓工人為低于目前的工資而工作。”這樣的觀點在商業和金融界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一位頗有影響力的金融戰略家、道明證券匯率與外匯全球研究主管埃里克·格林(Eric Green)居然在2012年——當時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復蘇緩慢和收入差距正在拉大——主張美國公司正在受到“勞動成本對利潤率的擠壓”，這將“放緩未來就業增長”。

　　如果說信奉利潤受擠壓說的理所當然應該是右翼，而對左翼就很難說是真實的，但仍有一些著名的激進理論家堅持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抑制工資的戰略在振興長期積累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2009年發表在《金錢與理智》上的一篇試圖解釋大蕭條的歷史經濟根源的文章認為，里根時期用資本推翻“‘充分就業擠壓利潤’在經濟上是絕對有必要的……就像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里根時代為一套相對穩定的框架體系奠定了基礎。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盡管荒謬，卻成了近30年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框架”。

　　然而，一些左翼經濟分析家從一開始就否認利潤受擠壓說。盡管《每月評論》編輯哈里·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通過發表博迪和克羅蒂的文章來介紹了這一觀點，但他們和卡萊茨基與斯坦德爾都屬于同一的廣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對于這些思想家來說，二戰后期壟斷資本主義積累的主要經濟沖突更被認為來自需求而非供應，表現為生產能力被完全利用的趨勢以及這一特定剩余被系統吸收的問題。這種觀點認為，壟斷資本制度下生產所產生的大量實際及潛在經濟剩余(剩余價值)遠遠超過了資本家的消費和投資。其結果就是出現了以發展放緩、失業劇增和生產能力過剩為形式的經濟停滯趨勢。在這里，問題與利潤受擠壓說所認為的恰恰相反：資本太強大，勞動力太弱小。

　　在這一觀點看來，二戰后的繁榮是一段暫時的、有違停滯正常狀態的歷史，表現為壟斷資本主義的積累。50年代至60年代這段所謂的黃金時期可以歸因為一系列特殊的歷史，包括：(1)戰時形成的巨大消費者流動性;(2)對被毀的歐洲和日本經濟的戰后重建;(3)冷戰軍費開支(包括兩次亞洲地區戰爭);(4)美國經濟發生第二波汽車化浪潮;(5)大幅度的降價努力。但到了60年代末，這些歷史刺激大部分消失了。沒有諸如蒸汽機、鐵路以及汽車這樣的新的劃時代創新，也沒有形成私人積累上的新支柱，于是經濟在長期緩慢增長之下逐漸走入困境。

　　如果說壟斷資本主義通過治理避免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深度停滯，這不是因為里根時期形成了新的穩定的“資本主義積累框架”，而是因為當時資本家借助手中龐大的經濟剩余促成了金融擴張。斯威齊所謂的“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由此對經濟增長——也因增加軍費開支而增長——構成了補充性影響。但正如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所觀察到的，金融化所造成的債務積壓終將大到足以壓倒國家作為最后貸款人進行有效干涉的能力。泡沫終將破裂，深度停滯也必將出現。

　　這兩種觀點——利潤受擠壓理論及“過度積累”和停滯理論——代表了對1974—1975年經濟危機的不同評價以及美國經濟可能的長期軌道。但結果是實證趨勢并不支持利潤受擠壓說。最后40年的深度經濟停滯不僅使收入中的勞動份額不升反降，而且也讓人有理由懷疑那些年中工資份額的遞增甚至直接引發了1974—1975年的經濟危機。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看到的勞動在收入中的比重大幅上揚(不是小幅提升)無非就是經濟中政府就業份額簡單擴張的結果。私人部門的利潤在這些年中并沒有太多擠壓工資。被認為是大山的結果卻是小丘——或更小。

　　利潤受擠壓說的實證弱點在更大的背景下則被認為它與馬克思的積累理論完全不相符。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和卡萊茨基對利潤受擠壓說的批判上看出來，所以他們就能夠形成更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戰略觀。馬克思危機理論的主要矛頭始終是指向利潤受擠壓說的，因為它傾向于打擊工人階級的愿望。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比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經濟強得多。

　　馬克思與卡萊茨基

　　1865年，馬克思與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就貨幣工資普漲的影響開展辯論，他駁斥了這樣的觀點——由當時的一些工人階級代表提出——工資增加會引發經濟危機和更高失業率。在與總委員會的談話(就是現如今的《價值、價格和利潤》)中，馬克思通過將消費品區分為兩部分來解釋該問題。(這含蓄地介紹了再生產的三部門模式——部門Ⅰ是投資商品，部門Ⅱ是工資商品，部門Ⅲ是奢侈品或資本家消費品。)按照工人將工資僅僅在工資品或必需品(部門Ⅱ)的假設，馬克思用更高工資會引起需求從非工資商品(部門Ⅰ和Ⅲ)轉向工資商品(部門Ⅱ)來解釋貨幣工資普漲的瞬即影響，它不會改變經濟中的總產量和就業，但會降低總利潤。

　　馬克思指出，盡管貨幣工資水平普遍上揚會導致利潤份額的減少，但由于資本家會通過“增加需求”來提高價格，所以對經濟只會有很小的影響。確實，工人一般只有在采取防衛行動來回應資本家之前設計的經濟變化時才會要求提高工資。因此，工資要求一般意在恢復之前的平衡——否則平均工資就會低于勞動力價值。此外，增加工資只會刺激資本家通過提高生產力和改良生產工具，抬高剝削率和利潤率，同時削減多余勞動力來進一步降低單位勞動力成本。所有這些從長期來看都會對工資份額的下降造成影響。馬克思指出，“產業競爭戰爭”的特點是“招募比解雇工人大軍更有可能失敗。于是資本家競相看誰能解雇最多的工業士兵”。

　　因此，馬克思認為只有在極端異常的條件下，比如19世紀早期的鐵路大繁榮，才會出現工資擠壓利潤的短暫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積累過程會導致“有償勞動的意外增加”，致使平均工資超過勞動力價值，減少了剝削率。但他又認為資本主義的一般趨勢是“向剩余價值率趨于上升，也就是對勞動力的剝削水平趨于上升”。馬克思強調，即使采用更短的每天10小時工作制，也不會在實質上提高就業與工資份額。

　　誠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積累的普遍規律”這章的第一節中就否認利潤擠壓工資可能是快速積累和勞動力不足的結果。但這僅僅是馬克思在論證其限制性假設時采用的一個合乎邏輯的步驟——列為節的標題——技術變革(資本的有機構成)是永恒的。即便如此，工資水平確實仍然取決于積累率——而不是相反。因此，他寫道，對勞動力“最有利的情況”是無酬勞動或剩余價值相對份額的減少，也就是剝削率的降低，“但卻不會降低到威脅自身系統的地步”。商業周期頂峰期工資份額的增加對馬克思來說不過是“危機的前兆”，而不是原因。

　　一旦無技術變革的人為假設被去除(該章的隨后一節)，生產工具不斷進步所引起失業預備大軍的逐漸擴充似乎就從系統內部壓制了工資和工人階級的愿望。所有這一切確保剝削率的提高仍是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正常趨勢(或普遍規律)。在談到有關工資、生產和就業的斗爭時，馬克思則呼吁：“這種普遍政治行動的特有必要性證明資本在純粹經濟行動中是強有力的一方。”

　　卡萊茨基在《階級斗爭與國民收入分配》一文中就沿用了馬克思論證的一般形式，該文在卡萊茨基死后的1971年發表。卡萊茨基根據三部門模型認為，完全競爭或自由競爭下的工資普漲并不會對短期內的生產量或就業量造成影響。但卡萊茨基在邏輯上支持了馬克思，證明——基于“資本家的投資和消費數量取決于基于短期考慮所做出的決定，并不受當時工資上漲的影響”這一假設——工資普遍上漲的結果并不會引發“從利潤到工資的絕對轉移”。工資成本增加引起的資本家消費品和投資品部門的損失將被工資商品部門的利潤增加所完全彌補。

　　卡萊茨基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則有所不同，其特點是壟斷定價和產能過剩。定價較高的壟斷行業的工會有可能為提高工資討價還價，從而使得收入中的工資份額稍有增加。而產能過剩則可能增加而不是減少整個有效需求和就業。此外從長期看，隨著經濟接近充分就業，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總利潤會促成利潤預期，足以抵消任何由工資份額增加所致的投資下降。

　　這種情況下的工資增長確實可能引發通貨膨脹。但卡萊茨基認為，通過壓縮大企業的提價空間，打破其設置的準入壟斷壁壘，并引入其他行業的競爭，最終還是能抑制通脹的。公司也不可能將所增加的工資成本全部轉移給消費者的——這對整個經濟是有積極影響的。正如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所言：“卡萊茨基認為通脹是階級斗爭的一個表現。”他認為螺旋形通脹的主要受害者不是工人或資本家，而是食利者。據此，他預言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滯脹(停滯加通脹)的主要特點。

　　卡萊茨1944年在分析凱恩斯的觀點時指出，充分就業的主要途徑是通過增加政府開支或收入再分配。他認為收入再分配是充分就業的路徑，必須從政治上用資本稅來“擠壓利潤空間”。

　　因此，對卡萊茨基來說，認為工資提高意味著利潤下降的利潤受擠壓說是“完全錯誤的”。工資增加引發利潤受擠壓危機在整個經濟處于完全或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狀態下不僅是一個并不存在的問題，而且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偶爾出現的工資份額有限增加還會提升總需求。工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把經濟推向充分就業和高收入增長。

　　法國人民陣線和社會主義的策略

　　卡萊茨基對于利潤受擠壓說、政治商業周期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戰略的看法都植根于他對1936—1937年列昂·布魯姆(Leon Blum)領導下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密切歷史觀察。1937年夏，卡萊茨基在巴黎目睹那里的事態發展，也就是后來所稱的“布魯姆實驗”，嘗試讓所有工人每周工作40小時，每年享有兩周帶薪假期以及集體談判權利。作為這些改革的一部分，人民陣線倡議大幅增加體力勞動者的貨幣工資，一年中增加了約60%。而貨幣工資的增加并沒有對整體的產出和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因為批發價格相應提高了。但它確實給體力勞動者和大資本家以及整個工業界帶來了實質性的凈效益——以食利者及其他收入群體為代價。然而，盡管大企業從工資增加行業的再分配中獲益巨大，但它們仍與食利者聯合抵制工資增長并抱怨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布魯姆政府最終屈服于這些壓力，導致勞工的訴求受到致命的打擊。

　　基于對布魯怒實驗的評估，卡萊茨基像之前的馬克思一樣認為，在任何經濟狀況下都應不斷提高工人的工資——而不只是反對在衰退時削減他們的工資。但即便在充分就業和勞動者力量達到巔峰時，“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卡萊茨基寫道，“并不太可能帶來國民收入分配的根本改變”——資產階級在經濟斗爭中的權力及其整個社會權力實在是太大了。為了從根本上改變分配，國家有必要引進資本稅。更重要的是，充分就業不應被當作目的，而應該被用作戰略基點，勞動者由此可以對資產階級把持的游戲規則發動全面攻擊。事實上，這種可能性使充分就業狀態對資本家階級構成危險。因此，卡萊茨基爭辯說，資本家階級會在政治上抵制長期的充分就業，竭盡全力對危及其社會權力的潛在威脅作出反應。

　　卡萊茨基40年代(當時英國工黨勢力正增長強勁，就業人數因戰爭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的戰略是要打破政治商業周期——預期資本會用緊縮政策來應對任何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工人則應設法通過充分就業來增強自身的社會權力，以戰勝政治商業周期。卡萊茨基在1942年(當時在牛津大學統計研究所工作)為《勞工討論筆記》所寫的“民主規劃綱要”一文中認為，在任何社會轉型計劃中，必須建立的首要條件是為工人保證充分就業和經濟安全。他認為這會提升“決心”和“工人和下層社會的自信”，可以讓他們“加速”進入社會變革，并促成“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的建立。一旦“解雇”或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后備軍“不再起作用”，工人會更多地挑戰管理層，形成支持激進規劃運動的社會力量。

　　新工黨政府的主要戰略目標直指“改變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奪取最強大資本家群體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的關鍵核心”。卡萊茨基贊成“政府對銀行、金融、投資和外貿的全面集權控制，有可能的話還包括對基本原料和商品分配的控制”。這需要對重點行業的“直接社會控制”，無論是通過“全面國有化”或建立“某種公營公司”。這方面最重要的要求是“那些領導和管理(公營)公司的人除工資外不再享有任何經濟利益，而任何私人投資者都不能控制政策或管理層”。

　　卡萊茨基認識到的所有這一切都會遭到資本的強烈抵制，資本家將使用一切手段(包括破壞)來阻止任何威脅其階級地位的變化。盡管如此，卡萊茨基還是認為，如果工黨能在戰后充分發揮實力，必將催生一種充分就業經濟，并將其變成進一步加強工人階級權力的手段。“這個時期可能是短暫的，當充分就業讓工人產生自信感時，這將是工黨的最大機會之一。接下來就該充分利用工黨的政治權力;勇敢而努力地出擊。奠定持續社會革命基礎恰逢其時，否則民主社會革命仍將是不切實際的夢想。”

　　卡萊茨基為社會變革提出的政治經濟戰略目的在于徹底摧毀資本用來束縛工人階級的主要“杠桿”：相對充足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的存在。讓資本失去這一杠桿，就有可能改變游戲規則。同時，資本在這一斗爭中的最大反應是試圖制訂斯坦德爾所說的“停滯對策”，也就是反對國家用各種政策來消除失業甚至停滯，并增加勞動后備軍，以維護資本家階級的社會權力——甚至不惜放棄全部的利潤。

　　隨后，英國工黨在40年代及之后的年份里上臺執政，但并沒有——甚至影響力最大之時——充分運用放棄權力去推進卡萊茨基提議的階級轉變計劃。隨著英國撒切爾主義和美國里根主義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正如斯坦德爾觀察到的，資本開始尋求突破政治商業周期，形成逆向的“政治趨勢”，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它企圖回歸到前凱恩斯式的經濟制度，旨在增加失業，以便打壓工資并對工人施加更大的階級束縛。與此同時，一種金融驅動的博弈經濟被開發出來為資本謀利。充足就業和工資提高再次被視為對繁榮的威脅，這一現象被斯坦德爾稱為經濟學界的“波旁王朝復辟”。

　　向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回歸所產生的經濟影響在美國過去40年的發展趨勢可見一斑。生產工人和非管理人員在私營部門總就業中的比例在1965年和2011年都始終維持在83%。但這些工人在私營部門總工資額中所占的比例卻從1965年的76%降至2011年的56%，而其在GDP中的占比同期從30%降到約20%。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使像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也不得不在2012年表示，我們“回頭再去談論資本與勞動……簡直就是馬克思主義式的討論”。此外，克魯格曼在2012年新書《現在就結束衰退!》(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試圖弄清為什么美國上層社會即使在深度停滯和不平等加劇時仍將充分就業政策拒之門外，但并沒有找到其他的合理解釋，除了卡萊茨基所提供的理由——資本將充分就業視作對其整個社會權力的威脅。

　　在卡萊茨基看來，資產階級通過政府干預來堅決反對長遠期充分就業，這意味著工人不能依靠他人，只有親自投身斗爭去爭取更高工資和充分就業，并在此基礎上尋求向社會主義的完整過渡。他在1942年警告說：“工黨”不能對向這些(資本家利益)集團發動的偉大斗爭抱有幻想。他們必定會激烈抵抗，因為這不僅關系到他們的利潤，還關系到他們個人和社會的權力。這種權力有兩種形式：在整個社會中的權力和對工人的權力。只要第一種形式的權力仍然存在，工人和工會旨在削弱第二種權力的全部努力就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產業工人的維權斗爭以及工作委員會和生產委員會為更有效代表工人而進行的斗爭必然很重要，它們是對資本家斗爭的重要部分。但這種斗爭永遠也不能代替必要的政治斗爭來摧毀大資本家利益集團對整個社會的控制權。

　　他們的權力其實是一種階級權力，只要這種階級權力未被摧毀，主要的資本家集團就有能力以本身的方式——在最壞的情況下以殘暴的方式——來操控一切，僅僅消除其政治影響力還不足以摧毀它，還要摧毀它的真正基礎，即巨大生產力方面的經濟權力，而他們在這方面從未失去過控制權。

　　但最重要的還是工黨不應害怕產業社會革命的后果，而應自己掌控局面，而不能像法國人民陣線領導人那樣設法抑制工人的情緒，應該設法瓦解對民主計劃的抵制。

　　正如卡萊茨基所說，他的政治經濟分析是以“孤立”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的。正如歷史所展現的，不僅工黨未能采取果斷行動保護工人階級的權益，而且冷戰期間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增強——他后來觀察到的——也相應改變局勢。軍備開支的增加使就業水平超過了戰前，也是工人階級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迎合倒退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計劃——從而破壞了工人在階級斗爭中團結一致爭取真正利益的能力。在當今高度全球化的壟斷金融資本主義下，工人運動面臨的矛盾更加復雜。以跨國公司為形式的資本進一步在全球范圍內流動，能對國際工人階級實行各個擊破，并在全球范圍內壓制工資及單位勞動成本，使不同國家的工人相互對立。

　　但卡萊茨基關于不接受制度經濟理性和需要從資本家階級手中奪取社會權力的論點在今天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利潤受擠壓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危險仍然存在，它告訴工人，追求民主、平等愿望的行為直接導致了經濟增速放緩，使自身境遇惡化。正如卡萊茨基所說：“會有某些‘工人的朋友’去試圖告訴工人階級，放棄工資斗爭才符合自身的利益。這種說法的通常依據是，增加工資會導致失業，從而有損于整個工人階級。”這種情形在今天的美國是常見的，那里正在爭論是否應該稍加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馬克思和卡萊茨基反對利潤受擠壓危機說的論證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而在今日同樣也是正確的。幾十年來，我們看到美國GDP中工資(和工資總額)份額在下降——私營部門的工資份額暴跌了80%。與此同時，私營部門中管理層、監管層及其他非生產領域人員的工資GDP占比卻一直在顯著上升。同時，資本家的整體收入份額也在突飛猛進。但由于缺乏穩定的積累框架，由此導致了停滯、金融不穩定和工人工作條件的惡化。

　　卡萊茨基的政治經濟學結論與馬克思是一致的，馬克思在反對利潤受擠壓說時聲稱，工人在斗爭的各階段都是理性的，反映了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優越性。但工人階層的最終斗爭目標并不是爭取系統內這樣或那樣的利益，而是用直接生產者所控制的社會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在《價值、價格和利潤》末節中所寫的：“他們(工人階級)應該將保守的座右銘‘一天的公平工作換取一天的公平工資!’換成革命的口號：‘廢止工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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