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奠基石

　　最近的數月間，隨著央企和地方國企“混改”方案陸續出臺，“混改”進程開始啟動，尤其是社會各界開始對中央堅定不移推進“混改”的戰略深意逐步有所領悟之后，由部分學界人士及部分媒體人士一度竭力販賣的“因為國企不行了，才企圖通過‘混改”再行圈錢救國企”的荒唐言論已逼近于破產。就此，這兩類人當然很不甘心。于是在互聯網上，一個被西方學者推崇了半個多世紀的“輔助性原則”，作為被這些人新引進的舶來品大肆炒作。其司馬昭之心，依然是試圖干擾已經啟程的“混改”。

　　“輔助性原則”由德國學者最早提出，后被西方自由派學者推崇和曲解為一項在行政許可領域處理國家與個人關系的所謂根本原則。該原則鼓吹：“凡是個人能獨立承擔的事務，政府當任由個人自負其責;只有個人無能為力的事務，政府才能有限介入;而在公權力內部，只有下級政府無能力獨立承擔時，上級政府才能對下級政府提供輔助性幫助。”

　　從改善市場與社會行政管理方式的角度，“輔助性原則”是不是具有實踐合理性是可以在學理層面探討的。但在中國，引入并大肆宣揚“輔助性原則”的那些所謂精英們，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此鼓吹“凡市場能做的，政府就不能干預。凡私企能做的，國企不但不能涉足，而且必須全身而退。若此論在邏輯上能夠成立，那么國企就壓根不該搞不倫不類之“混改”，而是必須一步到位實行私有化。

　　鼓吹國企必須私有化的所謂國內精英們，自以為很聰明。他們還對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故意進行曲解，企圖以此否定國企同樣擁有配置市場資源的“制度權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若對三中全會《決定》做科學精準全面的解讀，不難發現，市場只是資源配置手段，政府才是市場調控的主體，國企是市場的客觀存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中流砥柱，三者處于市場的不同層次，豈可只突出其一而不及其余?進一步闡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不假，但起不到全部作用。強調政府宏觀調控和國企在市場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既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優勢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精華所在。由是，國內某些所謂精英們故意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篡改成無條件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繼而自以為高明的引出“去國企化”之謬論，其實與他們先前鼓吹的“去政府化”如出一轍。

　　市場絕非萬能，存在天然缺陷。沒有調控的市場經濟比沒有市場更為可怕。遠的不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已說明了一切。私企和私人資本若引導得當，當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組成部分，但國企和國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奠基部分。就此，別人也許可以稀里湖涂，各級黨委與政府務必永遠保持足夠的政治清醒;1200萬國企人和萬余國企高管隊伍，必須保持足夠的自信和定力!

　　不能以國企存在腐敗為由否定國企制度

　　十八大尤其是三中全會之后，中央反腐敗力度空前。僅央企和地方“廳級”國企范疇內，已打掉老虎級國企腐敗高管近50名。國企員工包括全國民眾，均對國企打老虎取得階段性進展拍手稱快。

　　然而，少數國企內部所呈現的“老虎窩”在給人們的心理帶來強烈沖擊的同時，也為“去國企化”的鼓吹者們全盤否定國企提供了新的論據和借口。不僅如此，“國企腐敗論”的鼓吹者近期還借助國家審計署公布針對部分國企的審計報告而大做文章。客觀論之，國家審計結果的確觸目驚心。所有被公開曝光的問題，的確與國企的國家性質、國企的身份定位以及億萬民眾對國企的期待格格不入甚至大失所望。

　　然而，審計國企本身是個歷史性進步，敢于公開曝光國企的種種腐敗與奢侈亦是歷史性進步。如果對全部國企進行國家或地方審計，可以斷言國企的各種問題注定會“堆積如山”。可盡管如此，筆者依然深信，國企的各種問題說到底是深化國企治理改革的問題，是一種過程性問題，問題的發展趨勢是總體呈緩慢好轉態勢，做此判斷決非為國企文過飾非。

　　從根本上看，這類問題在各種所有制企業具有普遍性，不同之處只在于程度不同和人們的社會評價之不同。治理國企的“腐敗病”、“奢侈病”以及形形色色的“違紀違法病”是個長期任務，沒有終點只有過程。1984年起步，國企已前后經歷過三輪大的改革。在“混改”之前，國企從計劃到市場的艱難轉型(身)之歷史已然證明，國企的治理狀況總體有了明顯改善，但新老矛盾之交織依然是現階段的最大治理難點之所在。就如從中央到地方，在十八大之后不到兩年內，盡管副省以上高官隊伍中就已被打掉了50只大老虎，可我們依然不能由此斷言國家的高干隊伍已整體腐爛了一樣(全國副省以上高干超過7000名)，我們同樣沒有理由斷言，中國的國企高管都已經爛透了是同一個道理。

　　媒體敵視國企是一個大問題

　　由于錯綜復雜的國內外時局，以及歷史與現實的種種過失客觀存在，尤其國企在許多時候和許多場合的確不夠爭氣，可供某些人、某些機構借機詆毀國企的機會和借口總是唾手可得。與國家審計署發布針對部分國企的審計報告幾乎前后腳，財政部長樓繼偉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3年中央決算，其中一段涉及2013年央企國有資本經營總收入1130.38億元，調入公共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65億元，增長30%。照說，這是民生之幸，是國企承擔社會責任之體現。可在某些媒體看來，這中間大有文章可做，只要把文章做出來，就是又一枚詆毀丑化國企的“重磅炮彈”。

　　如果對國企尤其是擔當國民經濟中砥柱之央企的偏見甚至仇視確已深入骨髓，那么央企就是“躺著”也照樣中槍。不妨再舉一例：比如，這些年國內成品油價之均價一直比國際均價便宜10%左右，可2009年，國內媒體不屑于具體分析，更不顧事實，異口同聲死死咬定“兩桶油”不放，愣是斥問“兩桶油”，為何國際油價之均價從每桶70美元下滑至65美元，而國內油價之均價卻從每桶50美元上調至60美元?殊不知，即使這是事實，在當年為了部分理順國內油價生成機制而被迫逆勢上調油價之后，國內油價之增價依然比國際均價便宜每桶5美元。而就此事實，媒體則絕口不提、集體裝聾作啞。再舉一例，2008年因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央企步入不可避免之“新世紀(29.01, 1.60, 5.84%)以來最困難的一年”，央企年度利潤比上年下降30.8%。盡管如此，央企上繳稅收卻不減反增，達10426億元，增幅高達18.6%。而同年份的私企呢?“國企天生低效論”的鼓吹者們，你們敢不敢把數據亮出來做個公開對比?

　　說到央企的稅收貢獻以及私企難以企及的社會貢獻，不妨再多說幾句。

　　先從公共財政的稅收貢獻說事。雖說央企和地方國企在國內全部納稅企業中的數量不足5%，但若論稅收對公共財政之貢獻，僅以2012年為例，私企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占比僅為13%，全部國企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占比則高達70.3%。真是不比不知曉，一對比國企就特自豪。

　　私企唯利是圖是天性。毋庸諱言，國企也有唯利是圖的，也有坑害消費者的，甚至“坑爹(國家)”的，但這不是國企的普遍現象更非本質現象。從成本與利潤比較出發，國企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遠遠高于和大于私企。譬如僅進口天然氣補貼一項，“兩桶油”三年就補了約1200億元。再譬如，由于承擔歷史遺留的養老職能，迄今難以消化而轉入正常社保體系，僅擁有1200萬員工的113家央企，迄今仍不得不背負700萬退休員工的養老責任……盡管國企所承擔的各項社會責任私企沒得比、沒法比，并且在國企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腐敗和奢侈消耗”的現狀下，新世紀以來的十年間，國企利潤年均增幅仍高達19.9%。請問，面對如此舉世驚嘆之業績，若依然一口咬定“國企爛透了”，連鬼都不敢輕信!

　　國企的成就主要來自市場競爭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國企喝了不少“水”，被市場“淹死”的國企也不少。但在市場驚濤駭浪中學會游泳，并逐漸成為“游泳高手”的國企紛紛收獲優異績效之時，國企憑借壟斷掙錢——靠盤剝億萬民眾賺昧心錢的謬論照樣一波波泛起。

　　真實的現狀是，即如按國際上約定成俗的評判標準，將113家央企逐一對號入座，除個別幾家軍工央企外，其余絕大多數央企已紛紛巧借股份制通道華麗地轉身為海內外上市的公眾公司。試問，天下有過已上市的公眾公司能與壟斷畫等號的先例嗎?惟有在中國，總有哪么一些所謂的社會精英，硬要昧著良知把中國的央企往壟斷上扯，與西方敵對勢力及競爭對手里應外合一唱一和，故意把中國普通民眾的認知攪渾了。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沒有國有銀行，只有國有控股的股份制上市銀行;中國已經沒有國家壟斷的電信服務寡頭，只有“一拆為三”的國有控股的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在一國基礎電信服務行業內，同時有三家全球性公眾公司提供競爭性服務，放眼全世界除中國之外實不多見;就算每天、每月、每年都背著罵名的“兩桶油”，也早已涅槃為全球公眾公司，其合法經營行為并非僅僅對國家負責，而是同樣需要對全球投資股東包括全球中小股民負責。請問，這樣的公司還是壟斷主體么?

　　何為市場壟斷性公司?評價標準有多個角度，限于本文篇幅無法一一贅述炒冷飯。但一條必須再次挑明，壟斷的核心是對價格的壟斷，其最顯著的市場特征是壟斷導致商品或服務的漲價。可就以“兩桶油”為例，成品油售價之價格形成機制，迄今仍由政府定價作為基礎。事實上，這些年國際油價持續波動，中國政府出于民生保障和宏觀調控之需，寧可讓“兩桶油”承擔政策性虧損，以換取油價的基本穩定。如是不妨再問，世界上有價格受國家限制的類似于“兩桶油”這樣的壟斷公司么?

　　國企混改要謹防“顛覆性錯誤”

　　各國都有國企，也都有國有控股公司。可是，國外的國企與中國的國企因國家所有制不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語。一言以蔽之，拿外國國企的市場定位來否定中國國企的市場定位實乃荒謬絕倫。

　　按現有一般性市場理論，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都是市場經營主體，都應平等享有參與市場競爭之權利。這當然沒有錯。

　　可問題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企只在私人資本無利可圖的領域和市場失效之場合，起拾遺補缺之作用。其生存法則是作為私人企業的補充而存在，性質上屬于為私人資本利益集團提供非市場服務。

　　社會主義中國的國企，扎根于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之中。鑒于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國家基本政制的經濟基石，那么從央企到地方國企就是體現公有制實現形式和代表全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市場經營主體，亦是國家調控和引導市場經濟運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更是當代中國發展國民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無可替、決非可有可無的力量中堅!

　　有鑒于此，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絕對不能搞所謂但凡私企能做的，國企就必須無條件退身的所謂市場化改革，而是但凡國企能做大做強并控股的任何市場領域，都應該當仁不讓的為之不懈努力。故而，眼下已然啟程的國企國資“混改”，絕對不能允許采納所謂國企國資改革必須遵循“輔助性原則”之謬論，而只能堅持發揮國企國資主導“混改”之以我為主的“主導性原則”!堅信和堅守這一根本的改革原則，國企國資的“混改”才不會犯習近平總書記所告誡的“顛覆性錯誤”!

　　國企的興盛讓什么人如芒在背

　　時至今日，當一些別有用心者仍在可勁販賣國企“效率低下、產品落后、競爭乏力”之際，當部分國人遭別有用心者忽悠，對國企印象還停留在“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不好、干不精”時，中國的國企已悄然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蛻變。

　　神九飛天、蛟龍下海、殲15一鳴驚人、高鐵奔馳、國家重器、超級工程……這些令國人無比自豪的成就背后，皆有一個共同的標志：國企創造!

　　2003年國資委[微博]成立，不少央企尚資不抵債，為發不出員工工資而犯愁。當年中國只有6家國企勉強排進世界500強，至2012年已有54家國企強勢上榜。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最大的500家國企全年銷售收入總和還不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撕掉“虧損”之標簽，如今的中國國企展示了出色的營利能力，在國際市場上成為“中國競爭”之代表，用驕人業績演繹了“大象快跑”的故事，正在展示并將繼續展示“共和國經濟脊梁”的中華風采!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國有資本進一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目前央企80%以上的資產集中在國防、能源、通信等國家命脈行業，承擔著我國全部原油、天然氣和乙烯生產，提供了所有的基礎電信服務，發電量占全國的50%多，生產了全國超過60%的高附加值鋼材、70%的水電設備、75%的火電設備。113家央企在房地產、食品等傳統行業的總占比已不到4%。

　　國資委[微博]成立之初，提出央企不僅要國內領先而且要與國際一流企業全面“對標”，由是遭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集體嘲諷和空前質疑。可十年之后，113家央企絕大多數成長為行業前三名，不少央企坐擁全球行業十強，開始逐步掌握國際市場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在工業增加值率、勞動生產率等國際通用的績效評價體系中，我國已有1/3行業內的國企趕上或超過全球500強的同類指標……依這樣的發展勢頭，誰為此感到沮喪?誰深切擔憂?誰脊背發冷?答案就在一波又一波詆毀中國國企的“中西大合唱”中。由是，由誰在充當幕后的主使豈不不言自明!

　　國企當自信

　　直面國企功過，筆者無意刻意分辯國企功大還是過大。因為只要不帶偏見，答案早已清晰明了。筆者想明辯的是，國企國資的“混改”決非“國企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改、倉促而改，而是進一步借助民資做大做強國企的主動出擊，戰略目標是為國家織就以國企國資主導和控股的共和國廣泛的“經濟統一戰線”，以進一步放大和積累國企之“功”。而當前針對國企的反腐敗，也并非國企的腐敗已經到了“爛透了”之程度而不得不下猛藥救之，而是主動傷筋動骨、刮骨療傷，以求“輕裝前行”。故而，二者乃相向而行、并行不悖，根本目的完全一致。

　　十八大政治報告之所以充滿自信的提出國家必須堅定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國家有了國企不斷做大做強的“經濟自信”。筆者不在國企工作，更非國企高管隊伍之一員。贊美國企、力挺國企，希望國企更加爭氣，同時決不回避國企存在的各種問題，完全出于一個新聞從業者對國家制度和國家道路常年的觀察、思考與理解，憑的是一腔作為中國人的愛國良知!

　　當前，中國國企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國企存在的各種問題包括腐敗問題，而是國企高管隊伍對堅持國家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政治擔當，普遍不足乃至不同程度地缺乏自信。下一步，未來若干年間，國企高管隊伍的整體政治素質能否有一個普遍的提升，將是人們評價國企國資“混改”和國企反腐敗的根本性看點之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