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的戰略遠見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但許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最早決策者。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

　　1949年10月，解放軍解放了廣州，兵臨深圳界河邊，卻停止了腳步。這是為什么?難道是害怕英國在香港的一萬多名駐軍?當年12月19日《香港華僑報》頭版頭條的報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澤東已保證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共。”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澤東生前雖未親自踏上香港這片土地，但卻長期關注香港問題，重視香港，并為香港回歸作好了戰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準備。

　　解放軍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廣州時才臨時決定的，毛澤東對此問題早有考慮。早在 1946年 12月，毛澤東就對來訪的西方記者說過，對香港“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么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于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毛澤東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07頁。)。

　　1949年初，全國大局將定，毛澤東與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談話時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決定。”(《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48頁。)

　　我認為，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形成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要從世界看中國的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冷戰格局中，毛澤東意識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會極力阻止中共上臺執政，一旦中共執政，它們就會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而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范圍的象征，暫時留在英國人手里，比立即收回顯然更加有利些。因為英美之間、美歐之間在對華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國為了保護自己在遠東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著美國走，來封鎖中國。相反，為了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發展，必須同中國保持較好關系。

　　毛澤東看到，香港是英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范圍的象征。在這個范圍內，美國和英國在對華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國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就這樣，香港成了新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瞭望塔、氣象臺和橋頭堡，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當時，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國際上一些共產黨的批評。他們認為中國對帝國主義的態度過于軟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會允許殖民統治的存在。毛澤東回應說：“至于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占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系，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毛澤東 1963年 8月 9日同索馬里總理舍馬克的談話，《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9—250頁。)

　　正是因為有毛澤東這樣的戰略決策，新中國成立不久，英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與新中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也正因為有毛澤東這樣的戰略決策，當西方國家跟隨美國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時，中國能夠通過香港這一特殊管道，進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戰略物資。而到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在陸上的進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閉之時，香港更幾乎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間，香港不僅對祖國內地的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沒，它本身也因此而獲得快速發展，很快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作為香港人，大家有目共睹，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一直恪守“協商解決”的決策， 正視英國在香港的長期統治，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時期，全國都處在極其混亂狀態，香港本身也發生大規模反英“風暴”之時，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始終沒有發生過任何動搖。

　　大家知道，為了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共高層一直要求有關領導不能拿內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內地的辦法去干涉香港。為了保證香港同胞的福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優惠價格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業原料，即使在最困難的三年時期( 1959—1961年)也從未中斷，價格遠低于國際市場。 20世紀 60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緊張，存水量告急，中央政府作出決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應由我們國家舉辦，列入國家計劃”。結果，東江之水跨山而來，解決了香港的水荒。

　　我曾聽有的學者稱：“香港就是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會主義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榮”，“北京提供了戰后幾十年香港社會穩定的客觀條件，也給予了投資者充分的信心。……實際上，香港戰后幾十年的‘繁榮與穩定’環境，是北京營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夠在香港“營造”出這樣的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和“協商解決”的正確戰略決策。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顧這一歷程，我們對毛澤東的無量功德不僅應該牢記在心，而且更應以實際行動落實之，使香港能夠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下，真正長期保持社會安定和諧、經濟發達繁榮，民生歡樂幸福。這是毛澤東在 60多年前所樂見的香港，也是我們港人今天所企盼的香港。

　　﹝作者楊孫西，香港民建聯監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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