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山笠

　　(旅美評論家)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前，美國對港政策較為低調、謹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港經貿關系有了明顯發展，美國對香港問題的關注明顯提升。1983年初，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Pratt Shultz)在東亞之行期間，專門訪問香港，了解中英談判進展情況。1984年7月7日，舒爾茨又藉出席東盟年會之機，先期抵港，再次向港督尤德了解中英談判情況。但美國在這一過程中卻盡可能保持低姿態。美國采取這樣的策略有以下幾個原因：1.香港是中英之間遺留的歷史問題，是中英雙邊問題，美國缺乏介入的法理依據;2.美國認為在談判過程中，會注意到美方的利益，美國不愿介入而影響剛剛建立的中美關係，以免影響「以華制蘇」的全球戰略;3.中國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也在發生一些積極的變化，對中國采取穩定香港繁榮的政策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期望。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美國第一個做出反應。當天，國務卿舒爾茨發表聲明表示歡迎。美國還采取了一些實際支持的措施，如鼓勵國內商界保持對香港的信心，帶頭支持聯合國對《聲明》的表決，積極支持中英在關貿總協定(GATT，世貿組織的前身)的安排，并推動香港于199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的正式成員。

　　美國對香港的「民主」「人權」等問題的關注加強，由「低調」轉為「密切關注」和「積極參與」。1985年4月10日，人大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年7月1日，委員會正式啟動工作，美國國會提出一系列支持香港「民主化」的議案。1991年12月蘇聯解體，「聯華制蘇」的戰略已不再需要，美國全面調整了對香港政策。國會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涉港法案，如在1992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案》，為處理美港關系提供法律依據，要求國務院定期就《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的執行情況向國會提出報告，實際上把自己放到監督者的地位。

　　1992年10月7日，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政改方案。美駐港總領事威廉姆斯即在11月10日公開稱該方案「極具建設性」。11月16日，國務院發言人公開肯定該方案是實現香港「民主化」的建設性途徑。1993年2月剛上任的克林頓總統在會見英國首相梅杰時也公開表示支持。1993年5月美國安排彭定康高規格訪美，克林頓親自接見，表示支持彭定康，表明美正著手推進香港問題國際化。

　　香港回歸前夕，美國對中國信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表示疑慮。香港回歸以后，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其對香港問題的承諾，嚴格執行《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在香港得到了成功實踐。香港回歸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中美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和克林頓互訪，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也訪問美國。1998年克林頓訪華，曾表示香港是一個「自由表達與自由市場，依據法治而繁榮發展」的地方，是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一支「穩定力量」。

　　1998年5月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后，美國駐港總領事包潤石肯定香港的「一國兩制」運轉情況正常。2000年第二屆立法會選舉結束后，已改任國務院發言人的包潤石再次肯定選舉是「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標誌著香港民主發展的又一步驟」。

　　美國國務院關于香港情況的多份年度報告和人權報告，也評估香港行政獨立、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游行自由等都得到了保證。2003年之后，美國雖然仍對香港的政治問題，尤其是民主人權等問題，指手畫腳說叁道四，甚至直接干預。但香港回歸中國，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框架以及穩定繁榮的大勢已經底定。因此，《美國—香港政策法案》于2007年終止。

　　隨著2017年普選的臨近，美國對香港事務又頻頻加以干預。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多次對香港政制指手畫腳，并且揚言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香港逐步實現「真普選」。4月4日美國副總統拜登會見了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隨后美國國會資深幕僚表示，國會已接受李柱銘的建議，計劃于明年重啟《美國—香港政策法案》，并在短期內重組已經解散的香港工作組，顯示美國國會將加強對香港內部事務的介入。

　　據「維基解密」2011年公開的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機密文件透露，多名反對派人士及立法會議員不時向美國駐港領事「匯報」最新的政治情況，陳方安生曾于2009年游說美國總領事，指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所以我們對于陳方安生與李柱銘之類里通外國人物的言行必須加以注意，對于美國藉機插手香港事務必須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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