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根脈所系，魂魄所在。晚清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古往今來，一切民族和國家都重視自己的歷史，都善待自己的歷史遺產。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對歷史一直給予高度重視。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在改革開放的新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1990年4月7日在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人時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2]江澤民同志指出：“一個政黨不善于從總結歷史中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可能成為順應歷史潮流的自覺的政黨;一個民族不善于從歷史中繼承和發展本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胡錦濤同志在主持中央領導集體學習的一次講話時，指出：“浩瀚而寶貴的歷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在以往歷史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歷史。中華民族歷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一貫重視歷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重視學習歷史知識，更加注重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黨員和人民。”“要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認真學習我們黨的歷史、中國歷史、世界歷史，深入思考，科學分析，不斷提高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水平，不斷提高自覺運用這三個規律的能力，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4]

　　在如何對待歷史這樣重大問題上，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就出現了一種對歷史采取虛無態度的思潮。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特別是90年代中期后，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沉渣重新泛起。一些人對近代以來，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采取了極端虛無主義的態度，在社會上掀起了“告別革命”的濁浪，在“還原歷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丑化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特別是毛澤東，宣揚英雄史觀，貶低人民群眾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進步作用。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一種借否定人民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道路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思潮。這種思潮否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形成的全部歷史認識體系，否定中國人民的進步史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史，達到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目的，進而亂史滅國。它實際上是把新中國恢復的歷史再顛倒過去，為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做輿論準備。這股思潮愈演愈烈，成為當前中國社會一種有比較大影響的政治思潮。這股錯誤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和滲透性，必須高度警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抵制。

　　一、歷史虛無主義重新泛起的背景

　　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的背景。

　　1．國際背景

　　首先，它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形勢下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

　　十月革命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后，社會主義曾經有過凱歌行進的歷史。以蘇聯為代表的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在發揮出巨大的作用后，需要隨著形勢的變化通過改革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時，卻固步自封，陶醉于過去的成就，導致原有體制的僵化，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更重要的是，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做到使社會主義發展的成果為廣大人民所共享，又不能克服自身的弊端，尤其是防止黨內的變質。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借助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合理因素，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了部分調整，緩和了國內階級矛盾，在生產力水平方面居于優勢。在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情況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巨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后陷入低潮。這就為一些人鼓吹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提供了某種借口，使得一些人因為社會主義實踐遇到暫時困難而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對歐美資本主義充滿向往。這種資本主義暫時強、社會主義暫時弱的局面，為資產階級學者鼓吹資本主義優越于社會主義提供了所謂證據，也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有些人構成了一定吸引力，成為他們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借口。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情況下，一些人從現實出發回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一開始就是錯的，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創造前提的革命是不應該發生的，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馬克思主義也被證明是過時的。所以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共產黨的歷史采取了虛無的態度。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正是同這樣的國際背景相關聯的。

　　其次，它是對西方反共勢力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一種呼應。

　　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會主義國家從地球上抹去，就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癡心夢想。當武力達不到不他們的目的后，他們就轉變了策略，在不放棄武力顛覆的手段同時，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勢力的和平演變，加強思想文化的滲透。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就成為他們進行和平演變的一種重要策略和思想武器。

　　早在蘇聯還是西方的盟國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一場演說中，就提出要在蘇聯內部找到同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人，找到資產階級的同盟軍。他建議把布爾什維克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對列寧主義的狂熱。他還建議從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把青年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

　　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幾乎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這種“和平演變”不是一兩代人能實現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當有記者問：“赫魯曉夫的孫子是否將有自由了?”時，他回答說：“我并沒有對這件事定過日期，但是，我愿意這樣說，如果他繼續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5]他們將“和平演變”的希望寄希望于共產黨的后代，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我們仍舊相信，中國的局面在最近的將來無論可能是怎樣悲慘，無論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一部分可能怎樣地處于為外國帝國主義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為我們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促進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6]艾奇遜的用心很明顯，希望中國將來共產黨內部出現顛覆分子。對于西方的這種用心，1964年，毛澤東在當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指出：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這話講的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可能靈。像赫魯曉夫，列寧、斯大林希望嗎?還不是出了!”[7]帝國主義之所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新生代有可能對革命歷史淡漠，對革命傳統、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毛澤東對于帝國主義的用心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他晚年提出要培養千千萬萬個無產階級接班人思想，“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8]1992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的談話中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9]

　　為了讓共產黨的后代對共產黨的歷史淡忘，西方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對共產黨的歷史和革命史采用虛無的做法，否定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的歷史認識，扭曲共產黨的歷史、社會主義的歷史。他們以學術交往的名義，去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學家，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高唱贊歌。

　　在蘇聯，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煞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成就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蘇聯巨變中起了到先行的作用。蘇聯巨變就是從否定蘇共歷史打開缺口的。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開始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行所謂新思維，使得顛倒歷史、混淆是非的種種歪理邪說大行其道。他們以“重新評價”歷史為名，宣稱“在歷史和文學中都不應有被忘卻的名字和空白點”，強調要“加深和修正關于社會主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觀念”，提出要“全面地”認識過去，揭露“過去的全部真實情況”。他們以否定斯大林為起點，隨后把矛頭直接指向列寧和十月革命，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許多人想犧牲斯大林來拯救列寧，這是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的領袖和締造者(列寧)為某種東西打下基礎的話，那就是國家實力和恐怖主義的原則。 ”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陰謀”，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是“封建式的專制獨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制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戈爾巴喬夫的得力助手、負責蘇共意識形態、擁有歷史學博士和院士稱號的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后公開招認，他們否定革命，否定革命歷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個：放棄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緩伐的，在過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殺的改良之路”。這股歷史虛無主義惡浪，造成了蘇共黨內外的思想混亂，使很多人動搖了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和信心，使不少知識分子和黨政干部開始向往資本主義。蘇聯著名社會學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婭，起初還主張在社會主義范圍內進行改革，但她通過看到所謂新編的歷史教科書把社會主義描寫得如此“腐朽”后，她放棄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站到了擁護資本主義的立場，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根本區別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資本主義具有“社會主義的特征”。[10]伊?西拉耶夫原為蘇共的一名中央委員和政府部長，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被任命為部長會議副主席。由于喪失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于1991年退黨。他在1990年10月說：“和70年代相比，我好象完全換了一個人似的……我們向往財產私有化，我們向往的不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業企業在內的私有制。”[11]可以說，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催化劑的作用。

　　在蘇東解體后，中國成為西方反共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中國對外開放的機會，極力向中國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沃倫?克里斯托弗表示：對中國，“我們的政策將是設法通過鼓勵偉大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來促進中國從共產主義向民主的和平演變。”美國新聞出版署的高官也曾經露骨地表示：“美國應向中國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灌輸美國的基本價值觀念，這是比傳授科學知識本身更為重要的任務。”“對西方來說這是一筆明智的投資”，“不要忽視美國幫助訓練一批數量可觀的中國未來領導人的意義。”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赫爾姆斯1987年在美國國會會議上赤裸裸地說：“現在是告訴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時候了：這里沒有免費的午餐(資助中國留學生)。慈善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決不是首要因素。我們是懷有明確的外交政策目的的。我們的目標是讓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接受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則的熏陶。”[12]西方反華反共勢力對中國故伎重演，試圖借助歷史虛無主義來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目的。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正是對這種世界范圍的“告別革命”思潮，西方反共勢力加緊“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企圖的一種呼應。

　　再次，是西方社會思潮輸入中國后的反映。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我國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各種社會思潮大量涌入我國。這些思潮對活躍我國的思想，推進我國的學術發展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一般思潮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對人們思想具有腐蝕性作用。其中后現代主義思潮對我國思想理論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重新泛起的過程中，一些人受西方后現代主義史學思潮的影響，對中國近現代歷史采用了歷史相對主義態度，認為客觀存在的歷史是不可認識的，陷入了歷史不可知論的窠臼。

　　后現代主義史學思潮是20世紀70年代產生于西方的一種史學思潮。這種思潮否認歷史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否認人類社會普遍規律的存在，將歷史學與文學相提并論，認為歷史僅僅是一種話語，客觀存在的歷史只是歷史學家主觀的構建物，史學不可能還原歷史，史學家建構的過去并不是歷史的真實，只是用話語組成的文本。后現代主義史學思潮的代表美國學者懷特·海登認為：“任何歷史事實都不可能超越表達這些歷史事實的話語形式，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所寫的著作沒有什么不同，歷史學家在寫歷史的時候，與其說是追求真理，不如說是追求語言的修辭成果。歷史語言與文學語言沒有什么區別，它并不享有可以講述真理的特權，它與文學話語一樣，都是書寫表達某種愿望的‘虛構故事’，是人們想象的產物。”[13]

　　對新時期國內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產生重大影響的美國漢學家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不是歷史學家的人有時以為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可是歷史學家應該知道并非如此。當然事實俱在，但它們數量無窮，照例沉默不語，即使一旦開口又往往自相矛盾，甚至無法理解。史學家的任務就在于追溯過去，傾聽這些事實發出的分歧雜亂、斷斷續續的聲音，從中選出比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14]

　　顯然，在柯文看來，歷史研究就是史家主觀詮釋歷史的過程，歷史真相是無法探知的，一切歷史都是觀念史，歷史學是史學家主觀詮釋的產物，一切歷史認識都是相對的。就這樣，客觀歷史就成為研究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歷史學就徹底喪失了客觀性、真實性和科學性。在這種史觀指導下，對客觀歷史自然就會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歷史虛無主義者往往以主觀臆測代替對客觀歷史的研究，絲毫不顧客觀歷史實際，僅憑自己的主觀意愿進行隨意論人評史。根據假設來臧否歷史事件和人物，例如說如果按照洋務運動的路子發展下去，中國就可以早日實現現代化了。這些人違背歷史研究“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的原則”。

　　2．國內背景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出現也具有深刻的國內背景，既有社會原因，又有認識原因。

　　從社會原因來看。自從新時期我國確定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后，在我國就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站在錯誤立場總結歷史經驗，試圖借改革開放的機會，把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軌道。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反映了新時期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逆向發展要求，是中國社會經濟變化的一種產物。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之后，當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時候，社會上就出現一股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他們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在思想理論領域提出了所謂“告別革命”、“告別烏托邦”、“告別主流意識形態”。他們在反思歷史的名義下，利用中國共產黨經歷的曲折，夸大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蓄意歪曲歷史，制造思想混亂。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針對黨內外出現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15]。鄧小平多次強調改革開放過程中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鄧小平生前，經過平息八九政治風波，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受到遏制。但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長期的政治任務。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中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16]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國社會急劇深刻地變化，資產階階級自由化勢力采取了更為露骨的方式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加之由于改革帶來的利益的不平衡，引發一些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不滿，對社會主義產生怨言，使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更為艱巨、復雜。黨內民主個人主義者、少數非法私營企業主和黨內腐敗及變質分子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的社會基礎。在中國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沒有放松的情況下，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采取改頭換面的手段，以學術的外衣，在中國大行其道。這既增加了中國共產黨反對他們的難度，也迷惑了廣大群眾。

　　黨內民主個人主義者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社會基礎。黨內民主個人主義者，特別是個別高級知識分子，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反對或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誠如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指出的：“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17]他們深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特別是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一些人不能正確對待自己過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別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對中國共產黨因為不滿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歷史。

　　非法私營企業主支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力度加大，在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獲得巨大發展，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解決民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絕大多數非公經濟人士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是尊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的，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否認，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身，隨著私營企業主的階級意識的萌生，一些私營企業主從本能會排斥馬克思主義，自然而然地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這些人也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重新泛起的社會基礎。他們支持一些知識分子，以“學術”的名義，采用映射史學的手段，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

　　黨內的腐敗變質分子，支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黨內極少數腐敗變質分子，利用人民賦予的國家公權，迅速地暴富。他們已經蛻變為剝削階級，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的思想禁錮，社會主義成為他們的制度束縛，共產黨成為他們的政治障礙。為了擺脫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們支持社會上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黨內的社會基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推進，由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就業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呈現多樣化趨勢。人們對共產黨的依賴減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受到了資產階級思想、封建殘余思想的挑戰，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目標、價值追求與市場經濟誘發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思想發生了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出現了不同乃至反對的聲音。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就是這些聲音的一種。

　　從認識原因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重新泛起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一些歷史研究者首先在歷史觀上嚴重背離了唯物史觀，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指導，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重蹈唯心史觀的覆轍。

　　改革開放進入深入階段后，人們思想開始多樣化，馬克思主義不一定是人們的信仰，對其他思潮的認同也增加了。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主義面臨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強大挑戰。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識和挑戰，觸發了史學界個別中青年學者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全面的詰難和反思，否定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貶損、否定階級分析法和階級斗爭學說，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不能指導歷史研究。

　　在這些年的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受到了一些人有意無意的冷遇或排斥。正因為如此，面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復雜的階級斗爭現象，許多人無法把握歷史的真實和本質，尤其在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人物評價上，造成許多錯誤的認識。

　　由于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輕視、否定，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就出現了對正確的理論思維的忽視，或是熱衷于瑣細的研究，或是生吞活剝地搬用西方的史學理論或模式。

　　有的研究者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由于缺乏理論思維能力，或缺乏正確的理論思維，陷入歷史資料中而不能自拔。由于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結果就無法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歷史資料，無法從總體上對歷史事實進行全面的把握和本質的分析，一到對宏觀歷史進行解釋時，就墮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做出一些錯誤的判斷。這樣就出現恩格斯所說的：“無論對一切理論思維多么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聯系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系都無法了解。在這里，問題只在于思維的正確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進行思維，因而是錯誤地進行思維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據一個自古就為人們所熟知的辯證法規律，錯誤的思維貫徹到底，必然走向原出發點的反面。”[18]

　　第二，一些研究者對歷史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缺乏歷史主義態度，用現實改鑄歷史。

　　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從現實的某種需要出發，對歷史抱著為我所用的實用主義態度，抹煞歷史和現實的不同條件，將歷史與現實做簡單的比附，喪失基本的歷史主義立場。

　　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義下，他們根據現實的需要隨意解釋歷史，一方面他們強調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又否認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根據現實的需要任意裁剪歷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與現實中國息息相關，也最容易受現實的影響。不少研究者從現實主觀需要出發，去反思歷史、闡釋歷史，以現實比附歷史，由此提出了“新”的觀點，使歷史學成為現實的工具。

　　因為現實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要求社會穩定，要求改革，要求對外開放，有學者就從此出發，否定以階級斗爭為主線解釋中國近代史，極力贊頌近代中國統治階級的“改革”，將今天的現代化、對外開放與中國近代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范圍內的畸形現代化和帝國主義槍炮下的中國被迫開放混為一談，以為簡單地描述近代中國史與現實中國形似而神異的現象就可以為現實提供借鑒，卻忘記了研究歷史要用歷史觀點來觀察問題。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歷史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19]。歷史地去看待它，這樣才能正確認識歷史，科學對待現實，真正探究歷史發展的規律指導現實，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現實服務。否則的話，將歷史與現實做簡單的比附，往往是既誤解了現實，又曲解了歷史，反而造成誤導。

　　第三，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歷史時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喪失一個嚴肅學者應有的社會責任感。

　　歷史研究作為一項社會文化事業，在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服務于社會的優秀傳統，在提供正確的歷史知識、資政育人和愛國主義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個時期以來，有的研究者以“價值中立”相標榜，忽視歷史研究的意識形態屬性，刻意回避現實，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進小樓成一統，將歷史研究變成一項精神貴族的自娛自樂的活動。正因為如此，他們在研究中陷入歷史的碎片中，喪失歷史是非感和政治責任感。他們貌似“客觀”，實際上為近代歷史上的統治者進行辯護。就像列寧所說：“客觀主義者證明現有一系列事實的必然性時，總是有站到為這些事實辯護的立場上去的危險。”[20]

　　有的研究者為了自己的名利需要，或迎合市場的需求，或與所謂國際接軌，任意歪曲歷史，戲說歷史，將歷史變成商業化的消費品。他們就像恩格斯批判的資產階級那樣：“資產階級把一切變成商品，因而也把歷史變成商品。由于資產階級的本性，由于它的生存條件，它必然要偽造一切商品，它也偽造歷史。因為在偽造歷史方面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文章，賺錢也最多。”[21]

　　第四，有的研究者輕視對歷史資料的辨偽、充分占有和正確分析。

　　歷史學是建立在客觀歷史事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上的。“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22]“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23]

　　有些研究者根本沒有充分地占有歷史材料，或對歷史材料的真偽不做考證，或僅憑一些表面的歷史事實就大膽地立論。如將袁世凱的書面謊言作為替他翻案的證據。列寧早就指出：“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要從發展中觀察一切現象，不要只滿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個政黨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要研究賴以決定這些政黨的政治活動的意義和結果的客觀政治環境。”[24]

　　還有的人隨意根據一點歷史資料，沒有正確的分析，就大膽地評論史實，結果導致對歷史事實的歪曲。“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不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25]

　　第五，有的研究者否定歷史認識的科學性，認為一切歷史認識都是相對的，歷史認識不存在真理。從這種認識出發，對過去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獲得的對歷史的正確認識采取了簡單化否定的態度。

　　他們認為，“以前人們頭腦里形成的很多近代史的評價、人物、觀念，大多是傳統的極左思潮的產物”[26]。在反“左”的名義下，他們全面否定了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這種簡單化否定中，形成了“與過去100多年中總結出來，并且由實踐畫了句號的對我國近代國情的正確認識完全對立的‘新體系’，并已成為一種思潮，一種時尚。”[27]

　　第六，對國外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的歷史認識采取了不加批判分析的、全盤照搬接收的態度。

　　從新時期中國歷史研究發展來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出現與海外中國歷史認識的輸入是密不可分的。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內地的“告別革命”思潮最早就是在海外出現的。對新中國領導人的丑化之類的著作也是先流行于海外，后來通過非法途徑傳到內地，為一些人所接受。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產生的社會根源就是中國出現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社會基礎，認識根源就在于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正本清源，摒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就要在中國社會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用法律規范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大力打擊黨內腐敗變質分子;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用馬克思主義教育歷史研究者，以馬克思主義態度對待非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潮。

　　二、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作為新時期一種影響比較大的社會思潮，在思想文化諸多領域都有反映。主要體現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集中攻擊點在中共黨史領域，同時在文化、文藝、新聞輿論等思想文化領域也有反映。

　　1．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

　　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出現最初源于對馬克思主義指導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關系的認識。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及其運用成果的重新認識，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時還是在基本肯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進行的。到了80年代后期，這種審視反省，逐漸走向了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及其研究結論的懷疑。與此同時，文化、思想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和批判，加劇了史學界的這股風氣。中國近現代史因為直接關系著當代中國的走向，因此不少文化思想界的學者由對現實的認識轉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認識，通過顛覆原有的中國近現代史基本認識來達到改變現實的目的。

　　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由于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國際上蘇聯、東歐的劇變，馬克思主義面臨反對教條主義和與時俱進的問題，同時面臨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挑戰。一些人對以往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論、方法進行了詰難和反思，甚至對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形成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及其指導下的基本認識提出了質疑和否定。

　　大陸史學界一些學者，基于中國現實主題的變化，以重新認識百年中國為名，在對以往的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的反思中，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論、方法進行了重新審視，對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進行了全面翻案。他們認為以前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現實的政治傾向太濃厚，片面地強調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把復雜的歷史現象簡單化了，使歷史研究失去真實性與學術性。

　　所以，要更新觀念，從新的角度去審視和把握近代歷史現象，才能使近代史的研究出現新的局面[28]。他們要全面突破近現代史研究體系，建立一種新的“研究體系”，重新檢討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提法，是要為設計新的近代史構架尋找理論基點[29]。在反“左”的名義下，全面否定了以往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并在這種簡單化否定中，形成了與過去百多年中總結出來，并且由實踐劃了句號的對我國近代國情的正確認識完全對立的“新體系”，這種否定已成為一種思潮，一種時尚[30]。

　　20世紀90年代社會文化保守主義與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的翻案風相呼應，融匯成一股否定革命、告別革命的聲浪。1995年，香港出版了據李澤厚、劉再復兩人就近現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談話，經整理編成的一本書——《告別革命》。該書聲稱，要告別一切革命，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國革命，還要告別二十一世紀的革命。這本書成為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及其指導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成果和中國近現代革命的的代表作，“告別革命”遂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代名詞[31]。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具體表現為：

　　⑴否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指導

　　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論述，是傳統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直接理論基礎。否定傳統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必然要對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論述提出懷疑。有學者認為，“毛澤東這時對歷史學的要求是戰時要求;毛澤東這時所提出的重現和評估中國歷史的標準，是戰時標準。”“相對于當時的戰爭條件而言，這樣要求、這樣去做，完全是應該的。隨著和平建設時代的到來，這種要求和標準現應得到調整和轉換。”[32]

　　⑵否定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

　　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一個核心概念。這一概念受到嚴重質疑和挑戰。

　　“告別革命”論者之一的李澤厚，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我們關于中國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疇、命題、判斷，……有的則是流行多年，奉為定論，其實卻似是而非，大可商榷。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的概念和命題，便是如此。”[33]

　　如果說這時李澤厚還只是要求對這一概念進行科學的論證和說明的話，到了1988年就有學者公開認為“兩半論”，其“失誤在于忽視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發生和發展的巨大進步意義，尤其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文化上對封建主義的斗爭。由于沒有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統一整體，導致在反帝的任務完成之后，反封建的任務遲遲沒有完成。”該學者還提出，“確切地說，重新檢討‘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提法，是要為設計新的近代史構架尋找理論基點。”[34]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提出，“以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原原本本地指導通史的近代史研究，……值得推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從本質上說是一條中國式的，或大體適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道路”[35]。作者在這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改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把一種社會性質的事實認定，改成為“中國式的，大體適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道路”這樣一種帶有感情色彩的價值判斷。顯然，這種看法是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進行辯護，從根本上顛覆了中國近代革命的合理性，使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都喪失了歷史依據。

　　⑶美化帝國主義殖民化

　　隨著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推行，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外資在中國的作用越來越大，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觀點的涌進，一些學者開始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的侵略與反侵略，要重新檢討近代中國的中西關系。尤其到了20世紀末，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劉曉波等人公開美化帝國主義殖民化，提出要重新認識“殖民化”，主張要從“經濟全球化”的高度重新認識帝國主義“殖民化”問題，認為“殖民化在世界范圍內推動了現代化進程”，“如果沒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人類將永遠沉睡，得不到發展。”[36]

　　有人片面地理解馬克思1853年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談到英國在印度的“雙重使命”：“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37]，并以此為理論依據，去肯定“殖民征服”的“功勞”。他們卻有意忽略馬克思的論述：“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變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38]顯然，馬克思的意思很明顯，殖民地國家只有推翻殖民統治取得獨立才能進行建設，并沒有替殖民主義統治進行辯護的意思。

　　有些人對近代反侵略斗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非議，對西方的殖民戰爭和侵略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肯定西方侵略對近代中國的“刺激”和“震醒”，過分強調西方現代化國家對中國近代現代化的示范作用和“比較利益”。

　　對于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斗爭，有人認為，無論是清王朝的抵抗，還是封建農民自發的三元里抗英斗爭和義和團運動，“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爭，而在實質上，都是站在維護本民族封建傳統的保守立場上，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39]還有人認為近代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不平等條約應該遵守，因為“即使是不平等條約，也是國家信譽所系。”[40]

　　歷史虛無主義認為，“現代化的發展與民族的獨立不存在必然的關系”[41]。所以，近代中國人民若不反抗西方侵略，“如果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隨便搭上一條順風船，或許現在的中國會強盛得多。比如追隨美國，可能今天我們就是日本。”[42]

　　顯然，上述觀點徹底顛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指導下的對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認識。不管上述作者抱著何種動機，實際上模糊了對近代中國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人民反侵略這個問題的歷史本質，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對此進行了駁斥。

　　⑷替中國近代統治階級翻案

　　在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隨著對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基本線索的認識不同，尤其是評價歷史人物的史觀、角度的改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有了極大的差異。以往被正面稱贊、肯定的歷史人物，從林則徐、洪秀全、孫中山到魯迅、毛澤東，往往受到否定，以往受到批評或者基本否定的人物，受到了稱贊、頌揚。一些研究者在近代史人物研究中，存在著對一些人物拔高的現象，或者評價過低，存在簡單化的毛病。對以往人物研究的不足地方，予以糾正，是歷史研究深化的表現。但對以往研究中過左的地方，反彈過分了，出現了整個翻案的情況。

　　對歷史人物評價的翻案，集中體現在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慈禧等人身上。“在文化史家的視野中，他們(按：指曾國藩、西太后、李鴻章、奕訢、張之洞、袁世凱——作者注)理所當然地是一批足可稱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歷史人物。”[43]

　　2．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別名——“告別革命”

　　新時期中國以經濟建設為社會的主題。“時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爭”轉向現代化追求。“革命”不再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穩定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改革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有學者對以往中國近代史研究以革命為中心提出質疑，并將對現實的認識反觀于近代中國。認為那個時候也應穩定壓倒一切，也要保守主義，因此要求調整研究范式由“革命范式”轉向“現代化范式”。1989年中國國內政治風波后，加之國際上蘇聯東歐的劇變，使國際上掀起一股反對革命的浪潮。這種浪潮也反映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來，對近代中國的革命進行了否定，不加分析地推崇一切體制內的改革、改良，高潮就是從《告別革命》一書的出版。該書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尤其是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淡化意識形態、輕視唯物史觀、輕視階級分析方法的傾向的集中體現，集中揭示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要害——“告別革命”。因此，新時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可以稱之為“告別革命”論。

　　“告別革命”論作為一種思潮，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出現的“救亡壓倒啟蒙”的思想就開始寓有把“救亡”也就是把革命看作一種消極的否定力量之意。這種思想可視為“告別革命”論的早期形態。1989年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時，有人把“告別革命”的思想推進了一大步。除了繼續堅持“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以外，認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革命的后遺癥’”，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革命。這時有人發表題為《論五四以來的革命與破壞主義》的文章，認為五四運動是“破壞運動”，進而把改良奉為上策，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觀點。這是“告別革命”論的重要觀點。到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上社會主義運動的遭挫和國內八九年的政治風波，使“告別革命”的思想愈演愈烈。它表現在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特別是近代史方面，尤其對近代中國農民運動進行了大肆攻擊。

　　這首先是從否定太平天國開始的。早在1989年，馮友蘭的新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6冊，認為太平天國搞的是“神權政治”，退回到了中世紀，鬧了十幾年只是“一個笑話”，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同年作者在接受《新觀察》發表專訪時，開宗明義地就表示“否定了太平天國，給曾國藩翻案”。

　　在這個觀點的影響下，1994年《原道》雜志發表了青年學者的《“無本者竭，有本者昌”——湘軍、太平軍與文化傳統》一文，認為“文化上的荒謬注定了太平天國軍事斗爭的失敗”，“洪秀全等人因此沒有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塑造的人格美”，“湘軍將領死的則留下了湘軍精神，活著的則成為中國近代自強運動的中堅。”[44]

　　在否定太平天國的基礎上，有人否定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表示“很難得出農民運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個普遍的結論”。還有人專門撰文，對解放后有關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從指導思想到研究方法再到史料運用，全面加以否定。

　　近代中國農民運動被否定后，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崇“保守主義”的名義下，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多被加以‘激進’名義而否定，而維護‘君道臣節’即專制統治的則被稱為‘穩健’而肯定，認為正是‘激進主義’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并由此進而抬高洋務運動，貶低戊戌變法，抬高清政府‘新政’，貶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45]

　　這種否定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思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發展到高潮——《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的出版。該書是1995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推出的、劉再復主編的系列叢書《文學中國叢書》的一本。

　　《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就是李澤厚、劉再復反思20世紀中國的平時對話錄的錄音匯編。根據對話者之一的劉再復在該書序言中所說：“這部書稿，我們最初起名為《回望20世紀中國》，后來又加了一個正標題為《告別革命》。這一正標題也可說是我們的整部對話錄的主題。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實踐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盡管這些行動在當時有其各種主客觀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應該給予以充分反省、總結和接受其經驗教訓的時候了。對20世紀的中國來說，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反省。”“我們決心‘告別革命’，既來告別來自‘左’的革命，也告別來自‘右’的革命。二十一世紀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當作圣物那樣憧憬、謳歌、膜拜，從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動群眾情緒，最終把中國推向互相殘殺的內戰泥潭。當然中國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輸出革命。二十一世紀應當是中國進行自我調整、自我完善、自我壯大的世紀。”[46]這番話點出了這本書的實質和要害。

　　很明顯，20世紀中國只是李澤厚、劉再復關照現實、進行反思的素材，他們是根據現實的需要，從現實出發去回望20世紀中國歷史的。現實既是他們“告別革命”的出發點，又是他們“告別革命”的落腳點。顯然，過去的革命作為一種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是“告別”不了，他們“告別”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一種革命觀。未來的中國是否能“告別革命”也不是憑他們主觀就能決定的。毋庸諱言，《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的對話者對歷史采取了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做法。按照“告別革命”論者的說法，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爆發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顯然，這是歷史唯心主義者觀察歷史運動的看法，它完全無視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尋的客觀歷史運動。

　　事實上，正如劉再復所說的，他們的對話，“就是反省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思路。這些流行于社會并被我的心靈接受過的思路，除了上文已經提過的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外，還包括歷史決定論思路、辨證唯物論思路、政治倫理宗教三位一體的思路、階級斗爭與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兩項對立的思路、意識形態崇拜的思路等等。與這種思路不同，對話錄主張以經濟為本，主張階級合作、階級調和、主張多元共生、主張改良漸進，主張開放輿論，主張政治與文學的二元論，主張社會與政治的區分，主張歷史發展的二元背反，主張重新確立人的價值等等。”他還說，“我們所以要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就是為了使故國人民從百年風浪中吸取經驗教訓，避免發生悲劇性的圓圈游戲。”[47]他們正是站在今人的立場，為了今后的需要，用他們現在的觀念去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去改鑄已經發生的歷史。正如劉再復所言，“在中國宏觀走向的思考中，我和李澤厚都是溫和派”，“而我在‘六·四’之后所寫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迷失》，也悟到中國知識分子充當激烈的革命家并非好事，中國只有和平—改良—建設才有出路。”[48]他們正是站在改良的立場，抱著“改良優于革命”的觀念來評判20世紀中國革命的。

　　從《告別革命》一書內容看，該書評論歷史部分的只占少部分，因此不是一本歷史著作。這本小書是談話記錄，談不上什么理論依據，沒有論證。因此更多的只是一種看法，談不上是嚴肅的觀點。《告別革命》的思想，其攻擊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一些基本觀點，早在1994年在國內的刊物上已經發表。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它反映了這個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態度。

　　在《告別革命》一書中，他們對革命盡詆毀之能事：

　　“一急就想革命，革命是一種最激進的辦法。”[49]“革命就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的殘忍、黑暗、骯臟的一面，我們注意得很不夠。”[50]“革命不僅造成像法國那樣的砍殺數千人的微觀斷頭臺，還制造了一種千百萬人人頭落地的宏觀斷頭臺。這就是大規模的戰爭，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革命確實有巨大的破壞力量”，“革命可說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革命只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它破壞了一種政治框架之后，并沒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因此，革命后一定會留下政治真空，除了再次專制，別無選擇。”“老是革命，整個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盡了。我們的民族現在已經成了一個非常累、非常疲憊的民族。知識分子更疲倦了，這完全是革命運動弄疲倦的。”[51]“革命其實是一種很情緒化的東西，革命時總以為靠一股氣，一股勁就可以解決問題。”[52]“在戰爭中還是高科技決定一切。”“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就是一種改良，改革。就是和平進化。”[53]“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則一定失敗。”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54]

　　他們高度肯定改良，抽象地認為改良比革命好。“我確實是溫和的改良派。”“我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這種革命方式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我一直是這個主張。我以為改良比革命好。”“應當對國內國外幾次影響很大的革命，包括法國革命、俄國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重新認識、研究、分析和評論，應該理性地分析和了解革命方式的弊病，包括它給社會帶來的各種破壞。當然也不是完全否定革命帶來許多好的東西。”[55]按照他們所說的理性，應該是指揚棄情緒、揚棄道德義憤的思考，實際上二人對革命的看法幾乎完全是情緒化的東西，近乎攻擊和漫罵。

　　他們否定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洪秀全迷信在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把他們擴展到整個社會生活所遵循的普遍原則來推行，違反了現實的要求需要。如男營女營，廢除家庭，這在戰爭時期和軍隊中可以做到，但在和平時期的正常社會生活中就完全行不通。”“這表現了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某些共同規律性的現象。”[56]

　　他們把革命歸結為“激進主義”的產物，否定辛亥革命。認為辛亥革命“譚嗣同是近代激進主義的開頭。”[57]“譚嗣同的‘激進’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58]“現在看來，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相當大。這一效應影響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59]

　　他們高度評價康有為。“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創造性的偉大思想家。”“康有為這種把大同理想和現實行為分開的做法說明他頭腦相當清醒。毛澤東總是做不到這一點，他常常要求理想與現實的同一，結果現實行為總是太急，太浮躁，太浪漫。”“康有為從改良的總思路出發，認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先走‘君主立憲’的道路，現在看來也是很可取的，至少，他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也許可以避免二十世紀中國這麼多的內戰，包括暴力革命、軍閥混戰、政治運動等。”[60]

　　他們否定孫中山。“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場暴力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當時中國可以有兩種選擇，—是康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一是孫中山主張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現在看來，中國當時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就是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這樣，我就否定了孫中山最重要的革命業績。也就是說，現在我評說孫中山，就不像十五年前出版《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那樣熱烈地歌頌孫中山的革命了。”“孫中山永遠值得人們敬仰的，恐怕不在于他的革命行為本身，而是他的革命人格。”[61]這種說法顯得邏輯很混亂，孫中山的革命人格不就是通過他的革命行為體現出來的嗎?

　　他們稱贊胡適，貶低李大釗。“胡適和李大釗關于‘主義’和‘問題’的辯論，終于有了一個結果，看來，還是不能靠李大釗的‘根本解決’辦法，而應當靠‘一點一滴的改良’。批判胡適這句話，真是很大的錯誤。”[62]

　　他們貶低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認識。“總之是強調所謂‘三次革命高潮’是近代史的主線。把義和團運動也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革命的一次高潮和歷史的發展動力，尤其荒謬。”“這種拔高義和團的觀念就是‘斗爭哲學’、階級斗爭史觀在起作用。以革命為神圣價值尺度，就會導致人為地拔高義和團的作用。”相反，他們認為那種把中國近代史的主流看作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觀點是比較公平，比較符合歷史實際。“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確實對中國步入現代社會起了前奏的作用，這樣看，才是自然的。反之，否認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而把義和團說成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就太唐突，太古怪。”還認為洋務運動跨出了中國現代化準備期的第一步。“評價這一運動，不能著眼于晚清官僚集團的主觀動機，而應著眼于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作用，如果我們擺脫階級斗爭史觀，就不能不承認洋務運動為中國走入工業化社會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其積極意義不可抹殺。”[63]

　　《告別革命》上述錯誤的言論和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在20世紀90年代引起思想界、學術界的注意。針對這股否定革命的思潮，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進行了反駁。《求是》雜志連續發表評論，揭示了這種言論的荒謬。許多學者寫文章批判這種錯誤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理論界認為，在《告別革命》中，“一部中國近代史被完全顛倒了”[64]。這正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結果。對中國近代史有必要再認識，問題是如何再認識。對以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有加以發展和完善的必要，但并不等于簡單地否定就了事。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對過去的歷史和歷史認識采取了非歷史主義的態度，從自己的主觀需要和現實需要出發，對歷史采取了任意剪裁的態度。歷史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交談的素材和表達觀點的載體。這并不是一種嚴肅的學術態度，與他們所鼓吹的“理性態度”是嚴重向背的。不管他們在主觀上是想如何“理性”，實際所做的確是非理性的做法。不管他們主觀上是如何“愛國”，實際上卻是嚴重地“誤國”。

　　但是，應該看到，時至今日，“告別革命”思潮不僅在學術界仍有較廣泛的影響，在社會上也有廣泛的認同。這說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任務仍然任重而道遠。

　　3.在文化與文學藝術領域

　　歷史虛無主義者集中精力虛無中國近現代史外，也把視角伸向文化與文學藝術領域，通過影視媒體等大眾文化形式傳播他們的觀點，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丑化，認為中國文化先天不足，需要用西方文化來改造;在一些描寫新民民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漠視甚至消解中國共產黨的巨大作用，嘲笑革命;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文藝、革命文藝和改革開放前的文藝進行了貶損;

　　在近代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是作為同“全盤西化”論相伴生而出現的一種錯誤思潮。持“全盤西化”論者往往對民族文化、歷史遺產采取輕蔑、虛無的態度，表現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盤西化”主張的陳序經就聲稱：“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他提出：“今后中國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65]胡適同樣認為中國什么都不如人，主張以充分的世界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出路，他的具體方案則是要求仿照“美國模式”。這種“全盤西化”論者同文化復古主義一樣，同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相違背的，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抵制和批判。五四運動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特別是人民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極大發揚，所以這種錯誤思潮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受到了有效抑制。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再次出現了一股否定傳統文化、鼓吹全盤西化的思潮。對傳統文化采取虛無最典型的是1988年6月11日至28日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政論片《河殤》。該片認為，“必須重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這將是一項極為艱巨復雜的文化——哲學的系統工程”。[66]該片把華夏文明的搖籃——黃河和中華民族的象征——龍作為剖析中華民族文化心態的依據，把對民族和歷史責任感的追求看作是一個民族的心靈的痛苦，并且，“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黃河文明“已經衰老了”，“它需要補充新的文明因子”。還把人類文明劃分為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兩大單元，“需要我們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里流淌出來。”表示“我們不再拒絕大海的邀請了”，黃河所造就的內陸文明最終要融入海洋所造就的海洋文明。

　　《河殤》宣揚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思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質疑和反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楊振寧和李政道更是表達了對民族虛無主義的不滿。1988年9月9日，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在南開大學演講談到電視劇《河殤》時說：“文化傳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是一個多方面的事情。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傳統之一，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區，從古時候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西方人非常羨慕，為什么呢?因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傳統就是其一。當然任何一個復雜的事情，任何一個幾千年的傳統，任何一個幾億人的歷史背景，不可能純粹是好的，其中有許多復雜的成份，對此是要討論的。我覺得，《河殤》這個電視片作了一個貢獻，它可以激發大家去思考、研究、反思。這個電視片里特別提到了三個象征，都是中國的傳統象征，是中國歷史的象征，是中國民族的象征：一個是龍傳統或龍的神化;一個是長城;一個是黃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認這三者是中國傳統象征。在這個電視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這三個傳統都批評得一無是處。這個電視片認為，如果不把這種傳統拋棄，中國就沒有希望，我認為這是一個大錯。”[67]

　　李政道教授也撰文強調：“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源于黃河。當黃土文化移入了長江流域，使長江居住的黃人結合了北方的黃人。黃河的黃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華人也永遠連接了這偉大的河流。黃帝的兒女們，我們必須團結，發揚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沒有過去的經典力學就不會有今日的量子力學，不懂得經典力學，就不可能了解量子力學。同樣地，一個只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但是，一個拋棄祖先的民族是不會有前途的。5000年的黃土文化值得我們驕傲，希望我們今后的創業，也能得到未來子孫們的尊敬。黃帝的兒女們，我們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貧窮。盼能啟新自興，望弗河殤自喪。”[68]

　　《河殤》反映了堅持全盤西化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對西方的態度。它在表達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批判以及對西方文明的深深向往和崇拜時，所體現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態度和傾向，確實傷害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這也就是它為什么引起大量的質疑和批判的一個重要原因。

　　歷史進入21世紀以后，有人繼續堅持鼓吹曾經駁倒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其中談論“三星堆文化”的書，就是虛無中國文明起源的標本。該書作者武斷地認為，“‘三星堆’文明絕非內生，它屬于外來文明，其來源是‘西方’。”“人類其實只有一個‘文明子宮’”，“是指地中海東部沿海地區，主要包括北非、巴比倫、猶太人以及希臘人。”“三星堆古國是古代中東地區閃米特人建立的政權，三星堆文明實質上更是閃米特文化的遺澤。”“時間不同的中東不同群體來到中國，給中國帶來了形態各異的不同文化。”針對這個作者的武斷，有批評者指出：“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在網上瀏覽，偶爾點擊了‘三星堆’，在缺乏文化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人種學、民俗學、社會學、語言學……(少列些學科，就算饒了它們吧)等學科知識的前提下，對‘三星堆’文化作了漫無邊際的生拉硬扯。”[69]

　　歷史虛無主義在文藝領域里也有大量表現，特別是歷史劇的創作中。

　　描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對中國共產黨的先烈們進行消解，張揚所謂人性的大旗，不加分析地撻伐暴力，曲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電視劇《走向共和》以近代中國人都在“尋找共和道路”的名義，美化李鴻章、袁世凱;電影《色戒》用抽象的人性化手段丑化抗日志士，美化漢奸。有學者針對歷史劇中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指出，歷史劇必須尊重歷史。對歷史上實有的人和事，特別是對那些有重大影響的人和事的描述和評價，尤其要慎重，決不能不顧及歷史的記載、史實的鑒證和歷代史家的評論，單憑自己的想象和好惡，任意進行編造，以致把歷史篡改得面目全非。歷史學和歷史劇之間的錯亂現象，使得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無所適從，產生了嚴重的思想混亂。有的宣揚錯誤的歷史觀、歪曲歷史真相的所謂歷史劇不脛而走，而按照歷史的真實性寫出的歷史學著作，在群眾中反倒十分隔膜。這種情況如不改變，幾代以后，不少人將不知歷史為何物。

　　在文藝評論中，歷史虛無主義全面否定五四以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進步文學、革命文學和改革開放以前的建設文學，對參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作家如魯迅、郭沫若、矛盾、丁玲等人極力進行貶損和嘲諷，對張愛玲、周作人等人的作品極盡吹捧之能事，認為新中國成立前的進步文藝和革命文藝是革命的附庸，建國后前17年的文藝是“極左”政治的產物，沒有任何文藝價值，宣稱要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斷裂”。

　　4．在個別主流媒體和非主流輿論宣傳領域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個別主流媒體和非主流輿論宣傳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個別主流媒體。改革開放以后，個別主流輿論宣傳領域，為了論證改革開放的必要性，為了宣傳改革開放的成就，有意無意地貶低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建設的成就，通過宣傳和夸大改革開放前的不足，乃反襯今天改革開放的偉大和輝煌成就。特別是在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和2009年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個別輿論宣傳中，割斷歷史的聯系，把前30年與后30年對立起來，用前30年的不足來說明后30年的成就。個別新聞媒體甚至把建國前30年描寫得一團漆黑，甚至連20世紀30年代都不如，對改革開放前的新中國歷史采取了虛無的態度。這種做法，并不能達到宣傳主流意識形態的目的。

　　在非主流輿論宣傳陣地。改革開放以后，在主流輿論陣地以外，出現了一些民間興辦的非主流輿論宣傳陣地。這些非主流輿論宣傳陣地，是適應市場的需要而興起的。它們的生存主要靠滿足市場需要，市場就是它們的上帝。為了迎合市場需要，特別是資本的需要，非主流輿論陣地中一些媒體，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重要傳播渠道，成為與主流輿論陣地相對抗的主要陣地，也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工具。搶占意識形態陣地成為一些非主流輿論宣傳陣地的重要使命。南方的《南方周末》和北方的《炎黃春秋》就是這類媒體的代表，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向大眾傳播的重要渠道。

　　《南方周末》是南方報業集團下屬的子報，是一份在全國有很大影響的報紙。發行量曾經達到150多萬份，擁有眾多讀者。這份報紙是最早走向市場的報紙之一。該報的廣告用戶主要是具有跨國公司背景的大公司。該報以敢于報道現實的敏感問題著稱。一些歷史虛無主義主義思潮的文章是通過該報為大眾所知曉的。該報已經成為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媒體。

　　《炎黃春秋》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傳播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主要內容的歷史雜志。這個雜志，名義上是一個關于歷史為主的綜合性雜志，打著“秉筆直書”的幌子，實際上一個政治性很強的雜志，借談歷史來影射現實，表達他們的訴求。這個雜志最近幾年，幾乎每期至少都有一篇非毛化的文章，個別文章已經開始批判鄧小平。這個雜志因為有以李銳、杜導正為代表的一些離退休高級干部作顧問和編委，所以在社會上有比較大的影響，特別是在一些離休干部和知識分子中有很大的影響，訂戶達十幾萬份，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主要傳播陣地。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社會上大眾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非主流輿論宣傳陣地來實現的。由于非主流輿論宣傳陣地利用了執政黨在管理意識形態方面的漏洞，特別是打著一些合法的旗幟，假借客觀公正之名，對普通民眾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騙性。

　　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集中為：第一，否定革命，認為革命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只起到破壞作用，五四運動以后救亡壓倒了啟蒙，只有資產階級性啟蒙才具有建設性作用;第二，把五四以來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方向視為偏離人類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第三，認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的社會主義是“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第四，認為黨的歷史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和堆積。

　　從新時期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來看，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美化歷史上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統治階級、漢奸、叛徒。歷史虛無主義的認識根源是唯心史觀。他們不是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形出發，而是憑主觀，基于自己的需要，任意解讀歷史，虛構歷史，歪曲歷史，否定歷史，重構歷史，為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尋找沒有任何根據的“歷史規律”和“發展道路”。

　　[1]《龔自珍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59版，第22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頁。

　　[3]《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頁。

　　[4]《人民日報》2003年11月26日。

　　[5] 見趙云獻主編：《毛澤東建黨學說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1-1032頁。

　　[6] 轉引自劉洪潮主編：《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頁。

　　[7]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

　　[10] 參見[美]大衛?科茲等：《來自上層的革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頁。

　　[11] 參見[美]大衛?科茲等：《來自上層的革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頁。

　　[12] 轉引自劉洪潮主編：《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01-102頁。

　　[13] 轉引自楊共樂：《后現代主義史學述評》，《高校理論戰線》，2003年第6期。

　　[14]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2002年8月版，第41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17]《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1頁。

　　[19]《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頁。

　　[20]《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0卷，第104頁，轉引自劉大年：《中國近代史問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頁。

　　[22]《馬克思思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18頁。

　　[23]《馬克恩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17頁。

　　[24]《列寧全集》第10卷，中文第1版，第190頁。

　　[25]《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頁。

　　[26] 馮林主編：《重新認識百年中國》編后記，改革出版社1998年1月版。

　　[27] 李文海：《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幾個重大問題》，沙健孫、龔書鐸主編：《走什么路一—關于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問題》，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頁。

　　[28] 鄭焱：《打破束縛，更新觀念》，《學術研究》，1994年第4期。

　　[29] 凌峰：《李時岳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答記者問》，《學術研究》，1988年第6期。

　　[30] 李文海：《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幾個重大問題》，沙健孫、龔書鐸主編《走什麼路——關于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問題》，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31] 陳飛等：《要不要革命—關于中國近現代史若干重大原則和是非問題的爭論》，陳飛、盛源主編：《回讀百年：20世紀中國社會人文論爭》，第5卷，大象出版社，第962頁。

　　[32] 王學典：《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導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3] 李澤厚：《開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階段》，《文匯報》，1986年12月30日。

　　[34] 凌峰：《李時岳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答記者問》，《學術研究》，1988年第6期。

　　[35] 郭世佑：《中國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論突破》，《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

　　[36] 轉引自龔書鐸等著：《歷史的回答——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原則爭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版，第1頁 。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頁。

　　[3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773頁。

　　[39] 周清泉：《中國近代史應當提到世界史的歷史范圍內研究》，《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

　　[40] 資中筠：《愛國的坐標》，《讀書》，1996年第6期。

　　[41] 馬勇：《辛亥革命：現代化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2] 李慎之：《從全球化的觀點看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在重估中國現代化問題主題研討會上的發言》，《戰略

　　與管理》，1994年第1期。

　　[43] 郭瑩：《精英人物與中國近代化進程》，《學術月刊》，1994年第1期。

　　[44] 辛巖：《“無本者竭，有本者昌”——湘軍、太平軍與文化傳統》，《原道》第1輯。

　　[45] 丁守和：《要正確評價歷史人物》，載《光明日報》1996年7月23日。

　　[46]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序)”，第4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47]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序)”，第10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48]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序)”，第5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49]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74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0]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68-69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1]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70-71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2]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79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3]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76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4]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74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5]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66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6]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66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7]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119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8]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141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59]李澤厚、王德勝：《關于文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東方》，1994年第5、6期。

　　[60]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140-141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61]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129-130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62]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72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63]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20世紀中國》，第179-180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64] 谷方：《評“告別革命”論》，沙健孫、龔書鐸主編《走什麼路—關于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問題》，第8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65] 陳序經：《中國文化之出路》，載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1990版，第363-364頁。

　　[66] 轉引自 陳哲夫、江榮海、吳丕：《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8頁。

　　[67]《楊振寧談<河殤>》，載《工人日報》，1988年10月7日。

　　[68] 李政道：《讀<河殤>有感》，載《光明日報》，1988年11月4日。

　　[69] 張詒三：《猜想<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博覽群書》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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