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到一個中部地級城市調研，這個城市正在改造主干路以鋪設盲道，要花費兩個多億。有一位經濟學博士出身的官員對我說，這件事做得非常沒有效率。因為40多萬人口中，盲人不到800人。如果能換他決策，還不如把投資改造道路的錢，拿出一部分直接給盲人作為貨幣補貼，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其時，正是中國市場經濟高歌猛進的階段，不少主流經濟學家從標準教科書出發，認為把各種福利待遇貨幣化，直接發到保障對象手上，才最有效率。

　　我當時沒有反駁他。事后，專門查了查盲道的由來。據稱，世界上第一條盲道起源于日本岡山市，倡導者是三宅精一。有一次他在街道上看到，盲人在車水馬龍的間隙中左支右絀，險象環生，觸發了他的同情心。于是，自1961年始，通過邊設計施工邊聽取盲人意見進行修改，到1967年，在通往盲校的道路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條盲道。這一創舉很快在發達國家得到響應和推廣。最后，通過設計和改造城市基礎設施，讓包括盲人在內的殘疾人無阻礙行走，成為文明社會一項成果。

　　的確，僅從經濟效率上看，因為盲人畢竟在全社會占少數，花如此多的費用，為他們修建專用道路，當然是不經濟。再拿北京為例，盲道總長已達1500公里，但真正使用者也并不多見。正因如此，當年美國在通過相關立法時，與最低工資法一樣，遭到諸多經濟學家反對。他們認為，如果把這筆由政府花出去的錢中一部分，直接發給盲人，盲人既可以用這筆錢買導盲犬或雇帶路者，也可以選擇用這筆錢投資理財，既可以省下一大筆錢，還可增加盲人選擇的自由，更可以防止政府職能借此擴張和腐敗發生。但是，經濟學家這一說辭并沒有說服普通人，也沒有動搖政府通過《無障礙標準》的決心。因為在后者的“理論”中，包括盲人在內的殘疾人出行的權利，是無法用經濟效率來否定的，甚至也是無法用殘疾人本身的“福利”這一經濟學指標來衡量的。

　　普通人的社會觀念與經濟學家的沖突，同樣發生在對待患者獲取低價藥物領域。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因為藥品研制成本極高，風險極大，所以，必須給藥品以高定價，讓制藥企業能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只有這樣才有創新的動力，也才能使藥企研制更多新藥以對付更難治的疾病。如果給無法付得起錢的窮人網開一面，讓他們低價甚至免費獲得藥品，就意味著只能取消藥品的專利保護制度。這樣的后果，可能是沒有一家藥企愿意再進行新藥研制，最后可能是既無法對付窮人的疾病，更對付不了人類的疾病!從這一理論出發，一些經濟學家甚至喊出了“付不起錢，就得死”這樣的口號。說這才是符合經濟效率的事。跨國藥企也是在這一理由下，裹挾美國政府對仿制防治艾滋病藥物然后低價提供給患者的非洲國家進行制裁。

　　但是，面對一個個窮人得不到治療眼睜睜等死，經濟學家所謂“效率”、“長遠眼光”的說辭，過于蒼白無力。無國界醫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遍布世界各地的NGO，以及各種新聞媒體，很快都選擇了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他們組織了數不清的游行、抗議，發表了無數的報道與評論，內容都是譴責制藥公司把掙錢置于生命之上。很快，經濟學家內部也發生分化。有的經濟學家指出，“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本身是一種市場失敗，正好需要政府予以糾正。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2001年，美國五大制藥巨頭宣布將以成本價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抗艾藥物;美國政府也宣布不僅不對撤銷抗艾藥物專利權的國家實施制裁，還將對其進行援助;歐盟制訂了一個梯級定價方案，降低貧窮國家藥品價格;同時還呼吁改革國際專利規則，讓貧窮國家更容易進口仿制藥品。

　　以上兩個故事，很好地印證了著名經濟史學者約翰·麥克米蘭(John McMillan)的觀點。在麥克米蘭看來，經濟規則一開始是由正常的市場力量所推動。但人類的社會價值和道德標準很快會參與其中，并推動市場的重建。而政府也更容易在公眾的壓力下積極改變市場的規則。一旦這些新規則被確立，它就是市場本身的一部分。正因此，社會進步在歷史進程中的表現，往往就是政府與企業會越來越多地做一些看似不符合單純的經濟效率與市場規則的事。

　　我今天之所以再度重復這兩個故事，也是想對當下中國現實有所提醒：經濟增長與效率當然是發展所需要的，但不應由政府來越俎代庖，主要應由市場發揮作用。但一旦發生老百姓買不起藥或藥廠因利潤低不生產低價藥這樣的事，正好是政府需要出面制訂新規則的時候。因為，權利是不能用效率來衡量的。在需要保護權利的時候，即使不符合效率的事，我們也必須去做。盧周來(經濟學者)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