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Geoghegan是哈佛法學院訓練出來的著名律師，2005年拿著馬歇爾基金的錢到德國作研究。不用說，他屬于美國精英中的精英了。看他的書就知道，他對歐洲的文學、歷史、乃至古典音樂(具體到某一位指揮家)，都相當熟悉，可謂學富五車?？上?，他象一般的美國人一樣，外語訓練很少，拿著如此有名的基金的錢專程到德國作研究，居然德語的日常會話和閱讀都不過關，只能依賴會說英語的德國人來了解德國的情況。所以，當他到達法蘭克福、上了高速列車后，面對滿滿一車廂德國人，自知無法和人家交流，就在一位二十上下的青年的身邊找了個座位打起盹來。這個青年的穿著和同齡的美國人沒有任何區別，只是一個人在那里埋頭讀書。這是美國列車上難得的情景，除非你生活在波士頓這類“腦力中心”。等ThomasGeoghegan半個小時后打盹醒來，發現那位青年還在那里讀書。他以為人家一定是在做功課，就好奇地偷看其本文，結果發現自己居然全能看懂。這不是因為他的德文一下子大為長進，而是人家讀的是著名歷史學家吉本的英文原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在美國這個年齡的孩子中，恐怕常青藤的學生才會以這樣的經典自娛吧。這大概是德國精英大學中的文科優等生了。ThomasGeoghegan見到了懂英文的德國人，抑制不住好奇，就和這位青年攀談起來。結果發現，這位青年并非洪堡這類名校出身，而就讀于低端的技術大學。而且他也并非文科學生，而是工程專業，只是覺得自己應該懂一點羅馬帝國的歷史，所以才專心致志地捧起這一名著來。

　　Thomas Geoghegan在震驚之余，告訴這位青年自己要寫一本關于德國的書。于是，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兩人就德國的政治和文學進行了詳細的對話。那位青年還特別推薦ThomasGeoghegan去讀海涅關于德國人的性格的論述。最后話題轉到美國。ThomasGeoghegan發現這位青年從籃球到總統政治幾乎無所不知。乃至他惶惑起來：如果在美國一個這樣普通的大學，這樣的青年怎么可能存在?

　　這一巧遇，對比再鮮明不過了。哈佛大學法學院出身的大律師，拿著著名的基金經費來研究德國，碰到一位德國低端大學的普通本科生，兩人不能用德語交流，反而要說英語。美國這位精英的精英，不用說讀吉本這個檔次的德文版的圖書，就是一般的報紙閱讀也很困難。德國這個學生，反而讀起英文名著津津有味。這絕非一個巧合。根據統計，78%的德國人每天讀28分鐘的報紙。在這個近8200多萬人口的國家，報紙訂閱數到達2300萬，3.5個人就有一人訂報。相比之下，美國三億人口，報紙訂閱數僅僅3400萬，快9個人才有一人訂報。德國的報紙不僅厚，而且充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顯得非常嚴肅。美國的報紙，則充斥了彩圖，似乎只能通過圖像才能吸引人的閱讀。互聯網雖然同樣對紙媒形成巨大的沖擊，但在歐洲的“毀滅性”要比美國小得多。因為歐洲人習慣于嚴肅閱讀，網上短促的信息難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在法國，書店里擺著的暢銷書不是小說，而是散文(essais)。法國的學校從小就訓練孩子如何寫這種高雅的文體、如何發展出復雜的論式。在美國的學校呢?學生能識字就算謝天謝地了。來自硅谷的美國人到了巴黎，和法國的同事坐下后，吃驚地發現對方居然把鉛筆盒拿出來!

　　對Thomas Geoghegan的震驚，我這個在美國教書多年的人深有體會。我所在的大學，大概就相當于德國這所技術大學的層次了。你要是指望普通學生能用任何一種外文閱讀《羅馬帝國的衰亡》，那簡直是白日做夢了。能用英文(即自己的母語)讀這種書自娛的也寥寥無幾。大學居然不要求學生掌握任何一門外語。道理也很簡單：許多學生連掌握英文都有困難，你再要求他們外語，他們就無法畢業，最后不得不轉到不要求外語的大學去，你就沒有生源了。即使是在精英大學，情況也相當糟糕。九十年代末期，我在耶魯大學讀研究生時，曾經當過助教，責任是督導東亞研究本科生的畢業論文。那年東亞研究有個新規矩，即每個本科生的畢業論文必須有一頁的原始文獻翻譯，可以是任何中文資料。我這個當助教的必須堅持其翻譯是否準確無誤。當時有位學生，在我負責的那一組里還算是相當聰明好學的。她在耶魯已經修了三年中文。翻譯的是《人民日報》上一篇普通的文章。等我一檢查，整整一頁紙的翻譯，除了一句話外，全翻譯錯誤，而且錯得不靠譜兒。所以，哈佛法學院畢業的大律師不懂德文而去搞德國研究，也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

　　早在2005年《華盛頓郵報》就報道，美國的大學畢業生中，只有31%具有熟練閱讀復雜文字的能力，這個比例在1990年還是40%。所謂熟練閱讀，指的其實是一些最基本的日常閱讀，如根據文字的指令計算每磅食品的價格、比較兩篇社論的立場等等。[1]根據2009年的一項統計研究，美國大約有40%的本科生、30%的大學新生，在選修有學分的課程之前都需要進特別的補習班，否則很難完成學業。2008年紐約城市大學系統的調查顯示，200名受測的新生中，90%不能解簡單的代數題。2004年美國教育部的報告則稱，40%公立兩年制大學(社區學院)的學生需要進補習班。[2]我所在的大學是四年制的私立大學，一年學費快三萬美元了，按說品質不低。我曾在不同的班上給學生進行了幾次地圖測試。盡管美國打了兩場伊戰，能夠準確地標出伊拉克在哪里的學生，大致只有五分之一左右。至于不知道哪里是地中海、印度洋，指不出中國、日本、法國的位置，把沙特阿拉伯誤當意大利的事例，更是數不勝數。你讓這種學生討論其他國家的政治，那簡直是天方夜譚了。

　　從紙面上的數字看，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無疑是世界一流的，遠非德國所能比?？纯赐ㄐ械氖澜绱髮W排名(比如上海交通大學的排名)，在前二十所最好的大學中，美國的大學一度占了17所。德國的大學一所也沒有。在25-34歲這個年齡段人口中的大學畢業生比例，美國在1991年是30%，僅次于芬蘭了加拿大，到2002年漲到39%，但已經居于加拿大、日本、韓國、新西蘭、挪威之后，和芬蘭、瑞典并列。這引起了美國高等教育界人士的普遍憂慮。不過，德國的比例在1991年為21%，到2002年則為22%，在發達國家中幾乎是最低的。[3]更不用說，由于歐洲的大學對本國國民近乎免費，一切由政府埋單，造成學生過多，大學的師資和設施都嚴重超載，質量下降。[4]2002年按美元購買力計算，美國在每個大學生身上的年均教育投入為18,570，高居世界第一，丹麥第二，為11,600，其他歐洲國家的投入都不過萬，德國僅6,620美元，大約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5]如果僅從這些數據上看，美國人的教育素質要比德國高得多，大家根本不應該在一個量級上。怎么可能說美國人素質低呢?

　　和我同在薩福克大學教書的MarkLehrer是研究德國大學的專家。他以親身的研究和經驗證實美國的大學遠比德國的大學要優越。但是，他并不否認德國學生的素質普遍比較高。當我問他為什么時，他沉吟一下解釋說，當一個孩子高中畢業時教育水平比較高時，他不管在什么環境下總能找個地方看書。再差的大學也擋不住這樣的學生自學。但是，如果高中畢業時讀書還困難，上多好的大學也不行。他的直觀性解釋，被我們上面提到的一些統計數字所支持。美國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其15歲的孩子的學術表現幾乎墊底。應該說，15歲時的教育程度基本體現了義務教育的水平。就大多數人而言，如果15歲時還學不好，以后也很難有本質的改變。我在《一歲就上常青藤》一書中，圍繞著智商特別討論了相關的問題。上個世紀末的智商名著《鐘曲線》用一系列測驗和統計數據證明：17歲時的智商對人的一生有決定性意義。200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J.Heckman對此有一番精彩的分析。他認為，這一結果不能證明智商決定論，最多只能證明：一個人的基本智力素質，到17歲時差不多定型了。在此以后再對之追加教育投資、試圖改變他，似乎已經太晚了。但是，在此以前的教育投資則可能回報甚大。JamesJ. Heckman特別強調14歲以前教育之重要，認為這個階段是智商形成的關鍵時期。[6]

　　著名國際咨詢公司麥肯錫顯然也認同早期教育的決定性作用。麥肯錫在其發表的針對性報告中指出，如果美國15歲孩子的文化素質在1983-1998年間能夠達到芬蘭或韓國的同齡人的水平，那么到2008年，也就是當這一代中最年輕的也大學畢業進入了工作崗位以后，美國的GDP就應該比實際水平高出1.3-2.3萬億美元，大致相當于GDP的9-16%。如果美國的黑人和拉美裔學生在1998年趕上白人學生的教育水平，2008年的GDP則多出2到4個百分點，即3100-5250億美元左右。如果1983-1998年間美國的貧困學生的教育程度趕上中產階層，2008年的GDP則多出3到5個百分點。如果在同期內美國落后地區的孩子的教育水平達到全國平均水平，2008年的GDP則會漲3到5個百分點。麥肯錫指出，如今大家估計美國目前的大衰退損失了一萬億美元。但是，過去二十多年美國基礎教育的破敗所造成的損失則大得多。[7]

　　論者不斷指出，美國的基礎教育過去是很硬的。美國在二十世紀崛起的一個要因，不僅在于率先普及了高中，而且中小學義務教育的質量也領先于世。那么為什么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美國的孩子素質越來越差呢?

　　這一復雜的問題，難以三言兩語地回答。在此只能本著“看到什么講什么”的原則，擇其要而論之。

　　二十世紀發展心理學和早教理論的一大核心，就是“依戀理論”。這一理論的大意是，新生兒和兒童在早期的生活中，和父母或照顧自己的親人之間的感情紐帶，是其一生身心健康的基礎。這種“依戀”關系不僅僅是感情問題，也不僅僅塑造著孩子的脾氣、人格，還會影響到他們的智商和身體。一系列研究表明，和父母的依戀紐帶比較強的孩子，不僅更自信，而且更敢冒險，一生的學業、事業成就都大得多，幸福感更強。比較極端的例子是對一些孤兒院的研究。雖然這些孤兒院的嬰兒在生理上得到了充分的照顧：定時喂食，更換被褥衣服，房間整潔干凈……但是，因為是流水線式的經營，毫不照顧孩子的嬰兒的感情需要，這些嬰兒大量死亡，活下來的也比較遲鈍。

　　從“依戀理論”的角度看，什么是孩子的起跑線?那不僅是豐衣足食，而且是父母充分滿足其感情需要。這就要求父母心情舒暢，有大量時間和孩子互動，營造關愛的環境。而恰恰是在這方面，美國的父母面臨著遠比歐洲發達國家的父母們更為嚴峻的挑戰。

　　在戰前，美國大致是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在家當賢妻良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量婦女出來工作，當傭人、紡織工人等等，但基本都是婚前，一結婚就回到家庭，自然有大量時間和孩子呆在一起。二戰后婦女臨時出來工作，以填補男人上戰場后在戰時經濟中留下的空缺，但二戰一結束，婦女立即回歸傳統角色、充當家庭主婦。但是，七十年代女權運動后局面大變，婦女越來越多地出來工作。這就改變了養育孩子的家庭環境。

　　美國勞工部的網站上在這方面有著詳細的記錄。1948年，16歲以上的女性參與工作的比例僅為32-33%左右，到1970年時這個比例超過43%，1980年超過51%，1990年超過57%，2000年達到60%上下。也就是說，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大部分16歲以上的女性出來工作。這里還必須注意到，美國孩子一般18歲高中畢業，七十年代后女性上大學的比例甚高。如果把16歲以上的女性中在學的人除去，婦女參與工作的比例就會高得多。另外，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婦女參加工作的比例最多維持在33-34%上下。那時二十幾歲的女性如果不參加工作的話，到了八、九十年代就成了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一般更不會參加工作。也就是說，八、九十年代雖然婦女參加工作的比例基本不超過60%，但我們要考慮到許多年輕的在上學，年紀大的大部分沒有參加工作。生育高峰期的女性，參加工作的比例甚高。

　　這么多當媽的女性出來工作，自然沒有時間照顧孩子。這自然影響到母子之間依戀紐帶的發展。畢竟，孩子小時候更多還是和母親呆在一起。另外，女權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女性的事業格局。在此以前，女性出來工作的比例小，即使工作，也集中在幾個有限的領域，如文秘，教育等等。由于其他領域對女性的歧視和排斥，中小學成了女性人才的匯聚地。大量優秀女性寧愿拿著低工資教書育人。到了七十年代男女同校，女性向男性看齊。到了八十年代這些女性事業上路，最優秀的往往成了律師、企業家、醫生等等，中小學中老一代優異的女教師漸漸開始退休，人才匱乏就成了大問題。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從2000年開始對其成員國15歲的孩子的數學、語文、科學能力進行測試，并且每三年進行一次。在2000年，也就是1985年出生的孩子中，美國學生的水平雖然偏低，但基本還處在中等水平上。當時500分是平均分，美國孩子閱讀504，數學493，科學499。到2003、2006年則每況愈下。2009年美國已有了《不讓一個孩子落后》的法案，急起直追，狀況稍有好好轉，與閱讀500分，數學487，科學502。但是，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依然下降。比如，2000年美國孩子在科學上以499 的成績排在第15位，2009年分數雖然提高到502，但僅排第23位。總之，如果我們把15歲孩子的表現看成是起跑線上的競爭的話，美國正在輸掉這一競爭。而這種敗局，和美國的政府與社會未能及時調整戰略、適應女權主義對教育的沖擊有重大關系。

　　女權主義是個全球性的運動。七十年代后婦女大量參加工作，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為什么美國的孩子受此沖擊這么大，而歐洲的孩子則表現相對較好呢?這還是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

　　歐洲各國，早已制定了各種措施，保障婦女在當母親后有足夠的時間和孩子呆在一起，并且衣食無愁。比如，德國婦女生孩子可以享受14周的產假，是100%帶薪;接下來的12或14個月產假，則享受65%的工資。父親還能享受12或14個月的產假，65%的工資。法國婦女享受16周100%帶薪的產假，生第三個孩子100%帶薪產假則延長到26周。北歐福利國家更是名不虛傳。丹麥夫婦所享受的100%帶薪產假共達52周。芬蘭婦女享受帶薪80%的產假105天，和丈夫共用的產假相加可達158天。瑞典夫婦共用的產假高達480天，拿77.6%的薪水。瑞士、荷蘭的婦女100%的帶薪產假也是16周…… 這些措施，都旨在鼓勵父母多和孩子呆在一起，并且沒有事業壓力，進而能夠全心全意為下一代創造最佳的關愛環境。

　　與此相對照，美國沒有保證帶薪產假的法律，只有保證一年不帶薪產假的《家庭醫療休假法》。聯邦政府的285萬雇員中，有122萬婦女。但要求給聯邦雇員提供四周帶薪產假的議案，在國會居然沒有表決的機會。美國是哈佛和McGill大學所研究的181個國家中三個不承擔帶薪產假的國家之一。在美國提供帶薪產假的公司，多是象美國銀行、高盛這樣的頂尖金融機構。提供帶薪產假的企業比例，已經從1998年的27%下降到2008年的16%，可謂不進反退。在這些精英企業之外上班的婦女，因為產假不帶薪，經濟上無法支撐，不得不剛剛生下孩子就去上班，很難有其他選擇。[8]另外，美國的托兒所、幼兒園等設施極為昂貴，供不應求。這就更讓當母親的叫苦不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婦女生孩子后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扔下孩子去工作，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照顧;另一種則是干脆放棄事業，在家當賢妻良母。后者主要出現在中高產階層中。也難怪這個階層的孩子學業比較好。從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看，1999-2001年美國婦女參加工作的比例一度過了60%，但2002年以后馬上回落到59%多一點。這大概說明極少數富裕的女性選擇了不工作。而歐洲婦女參加工作的比例普遍比較高。比如瑞典為77.9%，荷蘭73.4%，芬蘭73.2%，英國71.9%，德國71.8%，法國66.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平均為73.4%。可見，美國目前的制度，既難以保證婦女的事業前途，也妨礙了婦女對孩子必要的照顧和關愛。

　　這方面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差距，從最近德國關于“日托福利”的爭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德國政府準備推出的“日托福利”，主要是支付那些不愿意把孩子送進托兒所的父母每月150歐元。反對者稱，如今政府正在努力在2013年把一歲以上的孩子進托兒所定義為“權利”，怎么能同時鼓勵父母把孩子留在家里?這不等于好不容易花錢建成了高速公路，馬上又給拿出賞金來鼓勵大家不要去用嗎?更不用說，許多移民子弟德語不好吃了很大虧。早上托兒所說德語正好可以矯正這一問題。

　　但現實是，2008年德國僅有18%三歲以下的兒童去托兒所。民調顯示，四分之一以上的德國人認為孩子應該和母親呆在一起。大部分18-29歲的年輕人支持“日托福利”。這顯示了德國人根深蒂固的信念：孩子第一。孩子需要時間在家和父母培養依戀的感情紐帶。如果父母覺得托兒所的教育不夠牢靠，他們有權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帶，并為此獲得納稅人的補償。[9]

　　德國內部的這場爭議，孰是孰非且另當別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歐洲發達國家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早已不在一個層次上。美國還是以市場為中心，其實和以GDP為核心差不多，強調的是效益，不能讓納稅人給產假埋單，托兒所等必要設施也高度商業化，價位甚高。歐洲則是以人為中心，把父母與孩子之間依戀紐帶的建立、托兒所等必要設施，視為人的基本權利，必須進行保障。從短期看，美國人也許省下不少錢。但孩子大了，智商低于別人，花多少錢也補不回來。可惜的是，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本能地逃避。對自由派還說，強調依戀理論的重要性，似乎是在譴責女權運動讓下一代為婦女解放埋單。對于保守派來說，福利是市場的大敵，怎么能把美國的問題歸結于福利太少呢?當然，驕傲的美國人，當慣了世界老大，怎么能承認自己素質低人一頭?

　　然而，不能面對問題的結果，只能是問題越來越大。

　　[1] “Literacyof College Graduates Is on Decline，”WashingtonPost，December25, 2005。

　　[2] Sandra Stotskyand Ze’ev Wurman, “College Students Who Can’t Do Math or ReadWell,” at EducationNews.org。

　　[3] William G.Bowen, Martin A. Kurzwell, Eugene M. Tobin, 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Higher Education, 47.

　　[4] Economist, Sept. 8, 2005, “HowEurope Fails Its Young.”

　　[5] Economist, Nov. 18, 2005, “TheClass of 2006: Why American University Will Lead the World.”

　　[6] 薛涌，《一歲就上常青藤》，143-144.

　　[7] McKinsey &Company, Social Sector Offic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AchievementGap.”

　　[8] 美國的產假狀況見。

　　[9] 以上討論引用的相關數字，見美國勞工部網站和TheEconomist，May5th-11th 2012，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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