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也就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新疆剛剛結束之后，在烏魯木齊市又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暴恐”事件。新疆的“暴恐”事件，是新疆的“疆獨”勢力直接操縱的。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疆的“暴恐”事件接連不斷，“疆獨”勢力死灰復燃，且呈愈演愈烈之勢。新疆到底怎么了?曾經在我們印象里勤勞、善良、熱情、好客的維吾爾人為什么成了這樣?這是擺在全黨、全體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個重大的問題。筆者做為一名從事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小學生，以自已的一點不太成熟的看法試著分析一下新疆近些年來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筆者是內蒙人，在體制內從事民族工作，由于沒有去過新疆，只在一些書籍和資料中對新疆有一些了解，所以有不對之處，希望大家尤其是維族同胞們給予批評和批判。

　　仔細分析中國的歷史就可能看出，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不管是任何階級、任何一種政治勢力，都無法使整個中國各民族真正團結成一家人。雖然元朝、清朝這兩個由少數民族建立起的封建政權也建立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無不都是依靠殘酷的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而維系其統治的。如元朝把人按政治地位的不同分成了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把職業分成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娼八盜九儒十丐)，實行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和殘酷的民族壓迫，以至于元朝僅僅存在了不到100年就土崩瓦解了。清朝在對待西藏、蒙古的問題上是采用了宗教控制的方法，利用宗教的力量實現對西藏和蒙古的統治。大力培植宗教代理人(如西藏的達賴、班禪，內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等人)來實現其統治目的。而對于新疆則完全不同，清朝的統治是建立在殘酷的民族壓迫基礎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壓迫尤為嚴重。清朝的法律明確規定“回民犯科，加等科罪”，“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抵一”。這使得新疆地區人民特別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民極為不滿，不斷進行反抗。

　　到了中華民國時期，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對于少數民族的壓迫有增無減，從而引起各少數民族的不斷反抗。如蒙古族的嘎達梅林起義、新疆的哈密暴動、三區革命都是反對民國時期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對于少數民族的壓迫而進行的。而作為新疆“暴恐”事件的操縱者“疆獨”勢力，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那時候的“疆獨”勢力，是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下被迫產生的，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他們往往又容易被英、俄等外國勢力利用，從而演變為分裂勢力。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的民族剝削、壓迫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全國各少數民族的擁護。新中國開創了中國民族歷史的新紀元。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它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社會主義制度是讓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剝削制度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被消滅了，勞動人民千百年來第一次以國家主人的身份站了起來。新中國成立以后，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制度很快也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起來。這期間，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合民心、順民意，贏得了占少數民族地區人口總數95%以上被壓迫少數民族群眾的熱情擁護，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群眾中樹立了絕對的威信。所以直至今天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發生的一切民族事件中，盡管有一些民族分裂勢力分子喊出：“殺光漢人”、“漢人滾出去”等口號，但是沒有一起事件中有人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各少數民族心中的仍然有崇高的地位。而我們的開國領袖毛主席被西藏的藏族群眾當作“文殊菩薩”，被新疆的維族群眾當作和宗教先知一樣地位的圣人，而草原上的蒙古族把毛主席在歌曲里比做“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陽”。縱觀歷史，沒有一個漢人在少數民族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據新疆的網友介紹：他有一次給一位維族老人提起了毛主席，這位維族老人竟然哭了。

　　那個時期，為了更好地促進新疆建設，大批的漢族干部、工人、支邊的學生、解放軍進入新疆，和新疆各少數民族同胞一起建設新疆，努力開創新疆發展的新局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把漢族和新疆的各少數民族緊緊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維漢人民共同建設新疆的熱潮，人們的階級感情超越了民族感情，人與人之間沒有私利，卻有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新疆開始了各民族共同團結，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全新時期。那個時期的維漢關系是非常好的。進疆的漢族建設者和新疆各族群眾一起生產、勞動，他們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新疆的建設事業。新疆的維族同胞，也用各種方式表達了對這些進疆的漢族建設者們真摯的感情。據一位民委系統的同事講，那時候，甚至有維族同胞養豬(這對于信仰伊斯蘭的人們來說是絕不允許的)，就為了送給來新疆建設的漢族朋友。在這樣民族團結、融合的環境下，“疆獨”勢力消聲匿跡了。

　　不可否認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新疆仍然發生過“疆獨”勢力策劃的“暴恐”、“叛逃”等分裂事件。但此時的情況已經與解放前完全不同。這時的“疆獨”勢力只是在建國以后，被黨和人民“專政”了的原新疆的封建統治階級，他們不甘于失去原來的靠占有生產資料、剝削人民給他們帶來的富足生活，他們也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們還想回到以前的貴族生活，再加上外國分裂勢力利用他們干擾我國的發展，因此，這些原來的剝削階級，打著“疆獨”的旗號，在新疆大肆制造分裂活動。但是，他們的分裂活動是不會受到翻了身的新疆廣大被壓迫人民的歡迎的，在黨領導的反對“疆獨”勢力的“人民戰爭”中，“疆獨”只能最終在中國大地上沉寂下去。

　　改革開放以后，對于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在網上有好多學者寫的文章論述，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此筆者也就不再重復了。

　　由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維系五十六個民族為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團結、大融合的基礎只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一但中國共產黨遠離了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拋棄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疆獨”等勢力的再度崛起并泛濫，只能是必然的結果。更有甚者，會導致國家的分裂，進而中華民族會遭受滅頂之災。

　　新疆的問題絕不是新疆一個地方的問題。是中國現在所面臨的一切共性的矛盾首先在相對脆弱少數民族地區爆發出來。

　　改革開放以后，做為邊疆少數民族的絕大多數維吾爾族同胞們來講，他們決不會首先成為中國“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在國有企業改革、農村包產到戶和市場經濟大潮中，城市的維族工人的下崗失業，讓他們離開了這個維系民族團結的紐帶--國有企業(事實證明，私企在促進民族團結和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遠不如國企)，大批國有企業里原來在一起工作、學習的維漢同胞就這樣被分開了。農村的維族農牧民在包產到戶的政策下也脫離了集體，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小農經濟個體，民族融合的經濟基礎在這樣的經濟改革中失去了，漢族和少數民族就這樣一步步地被分成了兩個圈子。接著就業難、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等一系列中國人共性的問題也極大地困擾著新疆的維族同胞，甚至對于他們來講更加嚴重。而此時內地的一些漢人在西部大開發的政策下進入了新疆，他們和改革開放前進入新疆的和維族同胞一起建設新疆的漢人不一樣，他們是到新疆發財來了(今天隨便在百度搜索“新疆富豪”，你會發現全是漢人，沒有維族人)。很快，在西部大開發的政策下，在新疆豐富的煤炭、天然氣、石油等資源的有利條件下，一部分人(絕大多數是漢人)先富起來了。而嚴重的兩極分化讓新疆的維族同胞同樣產生了不滿的情緒，由于“共產黨”在他們中仍然有崇高的地位，新疆的維族同胞只能把這種不滿加在漢人的頭上。而新疆的一些民族主義者在這種對現實不滿的情況下，又重新提出了“疆獨”的口號，而這一次得到了一部分維族群眾的認可。值得思考的是，雖然此時大多數的維族同胞不認可“疆獨”，但是由于市場化的改革把人們打散了，大多數的人各自為政，在面對“疆獨”的時候持觀望的態度，“事不關已、高高掛起”了。而市場化的改革把反對“疆獨”而進行“人民戰爭”的武器丟掉了，失去了群眾基礎，打擊“疆獨”變成了公安部門一家的事情。而建國初期動員包括絕大多數維族同胞一起參與的打擊“疆獨”勢力的人民戰爭也無法再組織起來。對于隱藏在人民中間且無孔不入的“疆獨”勢力來講，公安部門尤其顯得力不從心。于是，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件件由“疆獨”勢力策劃的“暴恐”事件不斷發生了。

　　而一件件的“暴恐”事件，又不斷地拉開了新疆維漢群眾的關系，甚至在維漢群眾當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而此時更可怕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也盯上了“疆獨”勢力，“疆獨”勢力也急切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雙方一拍即合，于是“疆獨”勢力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顛覆中國、肢解中國的一顆有力的棋子。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向“疆獨”勢力提供資金、援助、輿論支持、訓練人員并扶持以“熱比婭”為代表的“疆獨”分裂勢力頭目。在這種背景下，“7.5”事件的悲劇上演了。而這一悲劇又再一次打擊了已經非常脆弱的維漢關系。由于無法組織有效的打擊“疆獨”的“人民戰爭”，警察把“反恐”的重點人群放在維族群眾上，而且在全國也出現了對普通維族群眾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在“7.5”事件后，在新疆的漢族人開辦的企業里根本不接納維族群眾，這些都讓維族把群眾把怨氣撒到了漢族的身上。維漢關系也到了建國以來歷史的最低點。

　　對此，值得指出的是，造成維漢關系緊張的局面，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外，在漢族群眾中存在的“大漢族主義”的觀念也在維漢關系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破壞作用。而早在1953年毛主席就嚴厲批評過這種思想，稱這種思想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系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是國民黨思想，是影響民族團結的最大的障礙。是漢族群眾未很好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未學好中央民族政策的結果。

　　脆弱的維漢關系又為“疆獨”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再加上“疆獨”勢力的一些蠱惑人心的宣傳和少數維族群眾對現實的不滿，更加之民族、宗教、文化等原因，“疆獨”思想在少數維族群眾中漫延開來。而我們經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市場化改革的三十多年，維系民族團結的共同的共產主義信仰和共有制經濟基礎被摧毀了，失去了各民族團結的思想和經濟基礎，也進一步促進了“疆獨”勢力的發展。

　　失去了共產主義信仰和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對于人們進行社會主義主義的教育就成了一紙空談。改革開放以后造成的意識形態亂象也是產生“疆獨”的重要思想基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被淡化了(不只在新疆)，宗教文化在新疆又興盛起來。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淡化了，民族情結必然又突出起來。

　　今天所謂的恐怖事件暴徒，絕大多數應該都是維族貧苦的群眾，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在他們失去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在他們看不到改變命運的希望時，極端宗教思想被“疆獨”勢力灌輸到他們的頭腦里，他們在接受了極端宗教思想以后，感覺生命有了寄托，未來有了希望，于是一件件的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筆者堅信，那些真正的“疆獨”勢力組織者絕對不會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現的，更不會沖向前臺來。而那些所謂的制造“暴恐”的“恐怖分子”，不過是被真正的“疆獨”分子洗了腦的貧苦的維族同胞，而他們本來屬于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為什么他們會成為具有極端宗教思想的“恐怖分子”?他們是怎樣失去共產主義信仰的?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回想昆明301事件那個19歲的維族女暴徒，19歲，她還是個孩子，應該在上高中或者大學一年級。但是她為什么早早離開了學校?又為什么去接受那些極端的宗教思想教育，她的家庭是什么樣的?她是父母是個什么情況?她家里的生活狀況是個什么樣子?她是怎樣的一個成長軌跡?在沒發生“301事件”之前，我們的各級黨組織、我們的社會有誰真正的去關注過她?去幫助過她和她的家人呢?一個19歲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徒，難道只是怨“疆獨”勢力嗎?我們應該在這里反思一些什么呢?

　　筆者認為，要解決“疆獨”問題，只有在全民中重新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只有回歸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只有永遠堅持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徹底改變目前嚴重的兩極分化，讓全國各族人民都回歸到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讓共產主義信念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信仰，把“疆獨”勢力最終消滅在人民的銅墻鐵壁中。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