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總量是繼續向上增加,經濟結構是繼續向上升級,還是被鎖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是事關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的重大問題。對此問題,學界不可不察,決策層不可不慎。
從世界發展規律來看,在20世紀以后,由一個后進的發展中國家成功升級到發達國家的例子極其罕見,真正由發展中國家躋身發達國家的大國,可以舉得出來的例子也就是韓國。韓國有6000多萬人口,GDP排名世界第十,人均GDP和產業結構都已躋身世界最發達國家行列。此外在20世紀由發展中國家躋身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還有一些小的國家和地區,典型是新加坡和中國的臺灣、香港地區。韓國、新加坡、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被稱作亞洲“四小龍”,在1980年代通過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騰飛。“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有著十分復雜的國際背景,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冷戰背景下,“四小龍”人口不多,經濟體量不大,戰略位置特別重要,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無條件地精心扶持,亞洲四小龍創造了20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難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奇跡。
中國人口占世界的大約1/5,是“四小龍”人口之和的十幾倍,比當今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多。中國要在21世紀實現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躍進,可謂沒有先例,是空前的事件。中國能否及如何實現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華麗轉身,將對世界格局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謂絕后。也就是說,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事業。中國發展絕不是輕而易舉自然而然的事情,對此事業的戰略,須有清醒認識。
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下面,中國要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核心就是在國際分工中,中國能否上升到比較優越的產業位置上去,從而可以在產業價值鏈高端獲取產業高附加值,并因此為中國提供高企業利潤回報、高收入就業崗位、高國家稅收產業。
在未來30年,中國就應當聚精會神搞產業升級,一心一意謀產業發展,一切工作的重心都圍繞到產業升級上來,千萬不要節外生枝。唯如此,中國才能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中躋身價值鏈頂端,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邊緣國家走向世界體系的中心,步入發達國家行列。
以下簡單對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進行回顧,在此基礎上提出“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總結和展望。
1、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經濟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國情基本上是兩句話,一是“一窮二白”,二是“人多地少”。在缺少國際援助的情況下,中國只能通過內向積累來完成工業化和建設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對于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大國,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工業化道路幾乎都是重化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德國、蘇俄、日本均是如此。新中國也選擇了重化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重化工業是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行業,發展重化工業周期長,回報輕工業和農業比較慢,但一旦重化工業發展上去,重化工業就具有極強的裝備輕工業和農業的能力,從而可以實現工業化的躍進。到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已由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初步的工業國,尤其是中國已經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形成了巨大的工業產能。這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經濟基礎。
新中國選擇重化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戰略,其主要積累就只可能來自農業。農業不僅要為城市和工業提供糧食、原料,而且要以農產品出口換匯來進口寶貴的技術與資源。而在相當長一個時期,重化工業卻沒有能力為農業提供回饋。能否及如何實現中國工業化,重點就是如何形成一個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體系,這個體系就是以戶籍管理為基礎的城鄉二元結構和以人民公社為基礎的農業組織體系。
在中國人多地少,工業品難以與農業產品進行等價交換的背景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一方面通過“共同生產、共同分配”進行農業生產,一方面又將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組織到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升人民素質的方面,比如組織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改造遞田,改善農村基礎設施,通過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文藝宣傳隊員和社隊干部,在教育、醫療、文化和組織領域實現改造,通過人力密集和組織密集,人民公社不僅為工業化提供了數千億元的寶貴農業剩余,而且極大地改造了農村和農業,提升了農民的素質,將農民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現代社會的新人。這些新人正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加入到全球化體系中的比較優勢所在。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前30年,新中國通過相對分割的城鄉二元結構,將農業剩余盡可能多地轉移到重化工業的發展上,從而在不到30年時間,將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由農業國建設成為具有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工業國。到了1970年代后期,中國工業化已取得階段性成就,開始為農業提供回饋,典型是化肥的大量生產,農機的大量使用,化纖產品的普及等等。改革開放后之所以可以取得經濟持續增長,生活持續改善,這與改革開放前工業化的完成有密切關系。
改革開放前現代化道路的以上回顧說明,正確的戰略對于中國發展多么重要。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為改革開放后提供了物質基礎,提供了人力基礎,提供了制度基礎。沒有改革開放前30年的積累,改革開放將失去基礎和對象。而在中國已經初步實現工業化之后,若不融入到全球化的體系中,中國要繼續發展也會難上加難。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是前30年的繼續與發展。
2、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的核心是開放,就是加入到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中去。加入到全球化分工體系中,中國就只能靠自己的比較優勢來實現經濟的增長與發展。
中國加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導向的中國制造。中國具有質優價廉的大量勞動力,中國的比較優勢首先來自廉價勞動力。此外,中國土地制度使中國可以具有比一般國家廉價的工業用地,以及消滅土地食利階層的中國土地制度可能將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用于建設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而非用于養活一大批寄生的封建性的土地所有者。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廉價的工業用地,良好的基礎設施,組合起來構成的出口導向型加工制造業生存條件,就使中國具有幾乎任何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巨大比較優勢,中國制造世界無敵,中國很快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工廠。
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所具有的龐大制造能力又全面帶動中國制造本身的產業集群化和規模經濟,從而形成了“體系越來越龐大,主體越來越精巧”的“干中學”的產業集成能力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從而使中國制造有可能以龐大規模為基礎,實現產業升級。
當前中國制造仍然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中國制造”還有待向“中國創造”升級。不過,當前中國保持“世界工廠”的地位,不僅是中國繼續從全球化中獲取資源的條件,也是中國在龐大制造業中通過“干中學”來實現產業升級的基礎。沒有“中國制造”的血汗工廠從全球化中獲益,中國沒有直接躍升到“中國創造”的全球價值鏈頂端的可能。保持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既將中國制造所積累下來的血汗錢真正用到“中國創造”的發展上,用到產業升級上,又讓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提供成長起來的足夠緩沖時間,中國經濟就可能在未來幾十年成功實現產業轉換,真正步入發達國家行列。
在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升級的過程中,一種可能是中國制造喪失了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創造仍然不成氣候,無法為中國經濟提供支撐,則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產業空心化,那樣的話,不僅經濟增長會成問題,而且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都會成為問題。因此,保持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是十分重要的,中國制造與中國創造不沖突。
保持中國制造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方面是仍然保持一個高度穩定的農村,繼續讓農村充當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當前中國農村對中國快速發展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具體有二,一是“以代勞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勞動力再生產模式,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從而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立下大功。同時,又因為這樣一種勞動力再生產模式,而使中國制造可以具有相當彈性的工資條件,當中國制造具有國際競爭力時,制造業需要更多勞動,勞動力工資上漲。當中國制造不具國際競爭力時,中國制造吸收勞動力能力降低,從而降低勞動力工資。在“半工半耕”結構下,中國農民工具有極高的工資彈性。
當前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使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返回家鄉,從而可以避免形成大規模城市貧民窟,這不僅極大地增強了中國應對各種危機的能力,而且減少了政府在財政上的壓力。
這個意義上講,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過去30年一直是中國制造具有國際競爭力、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中國保持住了發展中的穩定的重要秘密,而且可以成為未來中國實現產業升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秘密。唯有中國能實現產業升級,中國能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優勢位置,中國城市才能提供越來越多高收入的正規就業,才能為越來越多進城農民提供體面地在城市安居的條件,也才能最終為少數進城失敗農民提供體面的社會救濟。中國現代產業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時,城市就不可能提供足夠多體面穩定高收入的就業,進城農民中的大多數也不可能體面地在城市安居。
因此,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順序應該是,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才能有更多高收入機會、更體面的城市化、更高質量的民生,而不是反過來。反過來倒是,為了發展中國的高新技術,實現中國的產業升級,從而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中國必須要為產業升級提供強大的資源支持和時間緩沖。
陳永貴在總結大寨建設得成功經驗時說,大寨建設的一個經驗是先治坡再治窩。治坡就是修建梯田,改善生產條件,治窩就是建房子,改善生活條件。沒有生產條件的改善,哪里可能有生活條件的改善!中國目前的基本制度安排,使中國具有治坡的良好基礎。保持目前中國基本制度,再聚精會神發展經濟30年,尤其是將主要資源集中到產業升級上去,中國當可以順利實現現代化了。
3、小結
以上是要說,在未來30年,中國應采用三輪驅動的現代化戰略: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繼續為中國現代化提供穩定器和蓄水池,因此要長期保持,繼續發展;以中國制造為基礎的出口導向戰略要長期堅持,以為中國從世界上獲取資源、技術和資金提供可能,長期保持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尤為重要;將傳統農業所提供的穩定的社會基礎和中國制造所掙來的血汗錢主要用于發展中國高新技術,推動“中國創造”的成長,實現中國產業升級,并因此能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優勢位置。
“中國創造”的不斷發展壯大,產業升級的由點到面,就為中國開辟出了全新的經濟格局,那個時候,傳統農業的改造,中國制造的改造,就自然而然,順理成章。
當前中國城鎮化和現代化戰略中具有很多誤導性的說法,比如拉動內需,重視民生,比如發展第三產業,比如農業現代化,比如反對血汗工廠等等,這些說法大都是倒果為因,不清楚當前中國正處在艱苦卓絕的國際競爭突圍中的處境,不清楚聚精會神實現產業升級的關鍵性。就事論事,缺少戰略。
應當以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理論來對當前缺少戰略的中國經濟發展政策進行全面清理。
2013年9月26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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