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由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建設研究中心和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經濟桑核實發展研究院共同主辦，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承辦的的第七屆縣鄉干部論壇在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學成功舉辦。來自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18所高校、研究機構以及有關媒體的專家學者與來自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西、重慶、山東、河南等省市的縣鄉村干部共計90余人出席了本次會議，與會代表圍繞農業現代化、家庭農場與土地流轉、農業與農村制度創新、人口流動與城鄉治理、新型城鎮化等問題開展了深入而熱烈的探討。

　　在大會發言中，何開蔭教授、程漱蘭教授和劉純彬教授三位全國著名三農專家分別就農村改革、農地流轉和城市化做了大會主題發言。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何開蔭教授回顧了中國農村五次改革經歷，他堅持下鄉辦試點，進行科教興農實踐，形成許多寶貴的意見和觀點，多次引起高層領導的關注。他結合自己在黃山市湯口鎮山岔村和來安縣小李莊的新農村建設實踐，提出體制創新、機制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建議，力求改變農村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早日實現“把農民變成市民”的夢想。著名農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程漱蘭教授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梳理了我國土地法規、政策，指出黨的農村政策的連續性與一貫性，并結合“烏坎事件”指出資本大鱷的“土地流轉熱”的后果是資本受益，政府、農民買單。進而以“袁隆平超級稻示范基地的兩種經營主體”為例比較了大戶經營與小農家庭的經營成本收益，并結合美國、荷蘭等國的農業經濟發展現狀，論證了小農家庭經營不僅在我國現階段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價值，在世界范圍內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中國農業經營水平與全世界相比并不低。最后指出，資本利益集團通過曲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掀起“土地流轉熱”破壞了農業基礎，損害了農民利益。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構制度配套需要農民的土地確權以及政治賦權。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劉純彬教則結合農村改革大思路討論了城市發展問題。過去有段時間農民進城是受限制的，當時有70多個行業不準其進入，現在就沒有這些限制了。以前人口不能流動，到上世紀80年代農民可以打工了，部分農民進城了，找工作了，這也是個進步。農民工出來了20年，下一步怎么成為市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真正做到很不容易。現在真正進城當市民的農民還不到1%，而我們面臨的是2億農民。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學習借鑒國外的一些成功經驗。鄭州大學商學院周陽敏副教授認為城鎮化和資本下鄉是一個歷史趨勢，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玉林教授則認為不能對此輕易下歷史趨勢的判斷，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歷史趨勢也是可以阻止的。

　　一、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是本屆縣鄉干部論壇的主題，也是廣大鄉鎮干部和專家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大家展開了熱烈討論。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會閆景鉑指出，農業現代化的瓶頸主要有農民缺乏調整農業結構的先進理念、新型農民教育培訓力度不足、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滯后、農民之間的合作組織、農業的生產經營組織相對較少;農業機械化水平相對較低。現農業現代化需要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生產機制，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增加對農業投資力度，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因地制宜引進新型農業機具。

　　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畜牧獸醫水產局陽新國認為農業現代化盡管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存在著農業面源污染嚴重導致的食品安全、農業基礎設施老、土地資源嚴重流失、農業信息流通滯后、農產品銷售手段落后以及農村經營管理類人才匱乏問題。應合理適度推行集約化，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改善農村投融資體系，整合土地資源，促進集約型城鎮化發展，改善基礎設施，努力培育農業現代化新型人才。

　　云南省勐臘縣大學生村官保虎結合自自身工作指出邊疆地區農業現代化面臨著產業升緩慢、發展不平衡、勞動力素質低，交通運輸成本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等制約因素，應結合自身特點與優勢，走出切合邊疆特色的農業現代化路子。具體來說應，應通過農業結構調整加快農業產業發展，通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提升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強化農業基礎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農業科技創新，不斷提高農民科技素質。湖南懷化溆浦縣舒溶溪鄉政府的李朝理認為要加強鄉鎮一級的農技推廣工作必須加強對鄉鎮農技站所建設和制度建設，依靠專業合作社、企業和大戶推廣農業技術。

　　國家行政學院龔春明老師指出，規模農業并不一定帶來規模效益，走小規模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對于中國大多數普通村落更具可行性，也更具現實意義，以未來看待鄉村社會發展從另一側面映證了小規模持續農業更適合現階段中國的現實國情和鄉村社會的真實情態。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孫新華分析了工商企業流轉農地對農村生產關系的再造，指出農業企業化主要是在地方政府和工商企業合謀下借助行政組織的強制力強行流轉土地實現。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在流轉期限內失去了土地的經營權，換回的只是少許租金，這遠不能支付起農民的生存所需。他們只能被迫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這意味著原本作為自耕農的農民正在走向無產化。但由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制約，農民無產化在時間上和程度上都是有限的，所以不是徹底的無產化，而是“半無產化”。這將給我國農村和社會的治理和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山東臨沭縣大興鎮澇枝新村支書張計強指出，任何農業農村政策都需要到基層村一級落實。現在很多學者、專家出的很多政策卻沒法落實。專家學者認為選舉能夠選舉出農村能人，能夠帶領農民發展致富，但目前政策條件下是選不出能人的，其原因不僅是待遇過低，沒有權力，也難以承擔責任，致使因為基層干部缺乏積極性。就土地確權而言 農村承包經營權已經非常穩定和清晰，如果是把土地從細碎化的地塊能夠集中起來，農民很歡迎的。如果確權如果確定“長久不變”的土地承包權利，有可能違反集體所有制下的村莊公平觀念。關于土地流轉問題，張計強指出村里很多中老年人依賴土地獲得基本收入。他們的就業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不愿意把土地流轉出去，這是他們的生存保障。發展家庭農場首先要解決好農民的就業問題，農民只有土地經營。農民不喜歡種地，不代表他們不種地。作為分會場評議人，湖北省體制改革研究院趙靜研究員和安徽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閔繼勝博士也分別就農業現代化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二、家庭農場與農地流轉

　　自從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家庭農場”這一概念以來，家庭農場與農地流轉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本屆縣鄉干部論壇也對于家庭農場和土地流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朱雪融結合實際田野調查分析了家庭農場發展有關問題，她指出家庭農場目前尚處于良性發展軌道，農場主對其前景看好。但其發展依賴于農民的土地流轉，一旦農民對土地流轉持有“保守”和“觀望”態度，家庭農場的發展必會受到制約。當前農民對于土地流轉的擔憂主要有土地租金兌現、耕地用途是否改變、承包到期土地肥力是否會大幅下降等問題。在高成本下，如何保證承包收益也是一個家庭農場主需要解決的難題。應規范轉讓流程，發展規模適度，發展農場多元化經營。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陳靖博士以其基于皖北黃村的實證調查指出，工商業資本下鄉可以推動土地流轉并形成規模化經營，然而公司制農場依然無法克服糧食種植的低效問題，反而會因公司化制度而產生額外的經營成本，由此造成規模經營的困境。資本下鄉的逐利本性不安于種植環節的超低回報率，公司制農場只得分級承包土地以轉嫁成本，或以產業轉型來外包低效的生產環節。這種制度調適不僅造成了農村地權的復雜格局，也形成了對小農經營的擠出，并對對糧食安全與農村穩定構成一定壓力。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馬流輝博士結合家庭農場發展的上海松江經驗指出家庭農場作為一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它適應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是對發展現代農業的一次有益嘗試。家庭農場的發展需要穩定而充分的非農就業、較高的社會保障水平、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條件、強大的政府財政補貼力度。家庭農場的發展不僅強化了村集體對地權的調配，結束當地地權混亂的狀態，也有助于穩定農業生產，提高糧食產量，增加農民收入，進而激發農業發展潛力。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夏柱智博士以皖南P鎮的農地流轉制度創新為例，指出虛擬確權為核心的農地流轉制度創新是一種有益探索，不同于承包權物權化的“三權分離”，P鎮探索的是一條承包權虛擬化從而弱化承包權、強化集體所有權的制度安排。這一制度為廣大農民所接受，表明其能夠解決農民所遭遇的問題，一方面是解決耕者需要的土地流轉連片問題，一方面是解決土地流出的農民對土地流轉的可逆性的需求，從而是極富彈性的農地流轉制度。這一農地流轉制度創新是對我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

　　安徽宣城市宣州區鐵路工作電力協調辦公室汪恭禮以本生米業模式分析了企業介入流轉的有關成效益及其所要注意的問題。他認為成效主要表現在解決了農田拋荒、糧食生產勞動力不足、農民不愿種糧、糧食生產靠天收、農業技術推廣難等問題。但企業介入土地流轉要量力而行，規模不可盲目求大;轉期限要穩定，不可偏短;工商資本驅動下的“非糧化” 值得警惕;村莊整治，多渠道擴大糧食種植面積;通過建立糧食生產社會化服務組織，提高留守婦女和老人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糧食品質和糧食深加工能力 ，延伸農業產業鏈。

　　河南省新鄉市高新區關堤鄉張八寨村王建英指出很多農民抵制土地流轉主要是因為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轉事件確實侵害了農民合法權益。很多農民擔心耕地流轉后，因國家政策、地方政府行為或土地承租方不確定因素，流轉出去的耕地收不回來。根據當前農村實際，向正在搞土地流轉和準備搞土地流轉的地方官員，提兩條建議：多宣傳、指導，少參與;多給農民提供法律保障，少侵害農民的合法權益;多給農民說“不”的權利，少和農民發生“沖突”。

　　湖南省汝城縣科協朱詩慧結合該縣黃家村調查，指出黃家村依托當地土地資源，選準優質稻種植產業，通過組建旺發米業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農戶”的農業產業發展模式，推動土地流轉，建立優質稻種植基地，給群眾開辟了一條快速穩定增收的渠道，是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統籌發展的成功典范。中央財經大學的李遠行教授和安徽大學常偉老師結合分別就家庭農場發展、農地流轉、城鎮化建設，并結合案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否具有可推廣性提出了有關意見和看法。

　　三、農業與農村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主線，農業農村發展離不開制度創新。農業和農村制度創新問題引起了本屆論壇與會代表的深切關注。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楊軍指出安徽農村面臨著農業小生產與社會化大市場矛盾較突出，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尚未形成氣候，承包經營權責利不夠明確穩定，集體經營層次弱化致使社會化服務欠缺，農村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相對匱乏。安徽農村改革的下一步目標任務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1)通過強化農業微觀基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家庭經營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2)通過改革使農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逐步消除城鄉居民因身份而帶來的諸多不公平差別待遇;(3)加強農村發展規劃，解決好農民居住和產業布局過于分散問題，切實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4)切實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多措并舉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安徽大學經濟學院程丹研究了農業現代化背景下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對策，并指出近年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步伐加快，頻發的自然災害卻對其進一步發展造成巨大阻礙，完善農業保險制度刻不容緩。目前我國在發展農業保險方面雖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農民認識不充分、參保意愿不高、法律法規不完善、財政補貼方式存在隱患、難以抵御巨災風險、監管機制有待健全等問題。以我國農業現代化為背景，結合農業保險發展現狀，應從加大宣傳力度、發展信貸保險模式、完善法律法規、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建立巨災基金、發展再保險、明確監管責任等方面入手解決我國農業保險發展難題。

　　安徽省宿州市政協張德平指出現代農業產業聯合體是對農業經營制度的創新和優化。它將龍頭企業的市場加工優勢、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協調優勢、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優勢通過“一體化”的形式有機地結合起來。其成效主要表現在進一步完善了農業產業化的運行模式，建立了穩定的聯結機制，創新了均衡利益分配機制。加速了先進農業生產力的轉化應用。既對三個經營主體進行了優化組合，增強了內生活力，又兼顧了三方利益，實現多贏。產業聯合體各經營主體的發展及相互間的關系，直接決定聯合體整體的發展水平，要使聯合體取得更大成效，獲得更多利益，關鍵在于找準短板，克服薄弱環節。具體來說，農業企業重點在提升帶動能力上下功夫，家庭農場重點在推進土地流轉上下功夫，農民專業合作社重點在運行規范上下功夫，產業聯合體內各主體間在優化組合上下功夫。

　　四川省遂寧市農業局楊茂君結合對遂寧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情況的調研，指出農業經營主體呈現出多元多樣發展態勢，發展速度較快，經營方式靈活，輻射帶動明顯。但也面臨著土地穩定流轉較難、規模檔次有待提升、運行機制有待完善、投入保障有待改進等問題，并強調指出應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規范土地流轉、強化規范管理，并大力發展社會化服務。

　　四川省崇州市委黨校馮龍慶副教授以崇州市為例討論了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問題。他指出目前崇州市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主要存在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對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認識不足、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物質條件薄弱、人才和體制機制匱乏，對農村集體資產管理運營的監督職能有待加強。并提出應高度重視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加大對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扶持，要強化管理監督、創新經營機制，并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營造良好環境。

　　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賀文慧副教授采用層次分析法，引入2011年安徽省縣(市)科技進步考核數據，對安徽省縣域經濟發展中的科技支撐能力進行實證分析與評價。研究發現，安徽省縣域科技支撐能力整體偏弱,各縣(區)之間科技支撐能力差距較大，貧困縣經濟發展中的科技支撐能力問題尤為突出。各級部門還應進一步加大對縣域科技發展的支持，尤其是貧困縣的科技發展支持力度，諸如政策和科技發展項目傾斜等等。對于這些縣域來說，提升科技支撐能力的關鍵是如何利用好已有的科技資源，加強自身科技推廣與服務以及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能力。

　　四、人口流動與城鄉治理

　　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今天，伴隨著人口在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流動，我國城鄉社會經濟管理體制也隨之面臨一些不同以往的現實問題，與會代表就人口流動和城鄉治理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浙江省平陽縣鰲江鎮人民政府方緒璋建議村民自主農房改造集聚建設，節余出來的建設用地建設村莊集體廠房商樓等租賃經營;同時建立村莊集體協商民主制度，組建村民代表常設議事會，組建村務辦公室并聘請項目經理，真正集體民主協商決定村莊事務，做到透明公開。保留村集體廠房商樓等租賃經營幫助村民就業保障生活，村民就有極大內在動力參與村務，可以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活躍村莊輿論，內生村莊規矩秩序力量，做到真正的村民自治。村集體廠房商樓等租賃經營，永遠保留適當的流動性，為城鎮化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真正意義的村民自治與村莊集體廠房商樓等租賃經營相互促進，進一步形成資本與民眾良性互動，營造創造和追求財富過程文明有序，最后實現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諧發展。

　　湖北省襄陽市政研室胡曉芹以白云人家、魏莊和“雙豐收”農機專業合作社闡述了其在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統籌發展背景下對于鄉村治理問題的思考，她指出當前鄉村治理的真正的大背景是應該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換、傳統村落向現代城鎮邁進的這個動態過程。這個背景，不會是一個短暫的過程，應該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并且會不但加劇演變的力度和速度，最終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態勢。在目前這種動態和不穩定的態勢背景下，研究鄉村治理要把握好鄉村治理的立場選擇、探索方向以及鄉村治理實踐的總結。

　　湖南省社科聯劉峰研究員指出城鎮化過程中土地資源利用存在城鎮用地外延發展、用地規模過度膨脹、土地供給量嚴重失控、無節制地賣地、大量侵占耕地等現實問題。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對于新型城鎮化認識不到位、對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約束機制、土地資源利用的外部性以及土地資源壟斷所導致的城鎮土地配置效率下降。要解決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問題需要合理控制用地規模，提高城鎮建設用地集約程度，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并通過加強土地執法監察，提高違法用地的成本。

　　湖北省咸豐縣坪壩營鎮政府吳友鵬討論了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統籌發展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并指出應發揮城鎮化對農業現代化引擎作用，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市人口或鄉村人口的管理制度，使進城農民能夠自由平等地進入城市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發展農村新型社會服務組織，依法處理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健全村民自治機制，提高村委會自治能力;適應鄉村治理變遷的需要，推進鄉鎮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是完善新農村鄉村治理機制的重要一環。

　　湖北省秭歸縣司法局歸州司法所所長向培年以秭歸縣歸州鎮為例，指出年輕人之所以外出主要是因為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生活方式、教育環境、創業環境以及農業經濟效益的變化。年輕人大量流出使得農村土地荒蕪、農宅閑置、村落衰敗，也使得新農村建設缺乏建設主體力量，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并給農村現代化帶來阻力。這需要通過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夯實農村發展后勁，為年輕人提供宜居的環境和創業的舞臺，從而留住更多年輕人。

　　中共贛州市委政法委肖飛指出城鎮化建設涉及方方面面，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不可避免產生一些矛盾糾紛，甚至引發一些群體性事件。加強鄉村群體性事件治理應當傾聽民聲、暢通民情、傳遞民意、匯聚民智、保障民生、解決民憂，必須著力于制度供給，切實改革政績考核體系、規范約束政府行為、落實穩定風險評估、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做實應急處突準備。

　　五、新型城鎮化

　　城市化作為一種大趨勢，正在改變著當今世界和當今中國的面貌。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圍繞新型城鎮化問題，與會代表展開了激烈交鋒。南京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李永樂指出，城鎮化分為農民工遷移為主體的主動城鎮化和被征地農民為主體的被動城鎮化，安居和樂業是分別是主動城鎮化和被動城鎮化人群關注的焦點。研究結論：產業-城鎮協調發展是解決安居和樂業的關鍵。除了安居和樂業并重外，可持續性城鎮化提升的制度供給需要從加強頂層設計、考慮代際差異、提升綜合資本等方面考慮。

　　鄭州大學商學院周陽敏副教授指出小城鎮、新社區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企業在新型城鎮化中既是主體又是主動力。由于國內對企業在新型城鎮化中的角色和作用探討沒有普遍共識，社會對企業創造的城鎮化模式存有疑慮。他運用制度資本理論解讀孟電集團“無償”援建之謎，研究發現南李莊社區的新型城鎮化，從本質上講仍然是作為企業的孟電集團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實施制度資本積累并追尋制度紅利獲得企業利潤的商業過程，并且有重要的現實推廣價值。

　　山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曲延春副教授指出，全國各地城鎮化的情況不盡相同，但在城鎮化過程中應首先實現農民工的城鎮化。不應把城鎮化作為拉動投資和內需的手段，而應該作為城鎮化的一個自然結果。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城鎮化必須因地制宜，以產業發展為支撐，切實尊重農民的意愿。

　　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潘緯博士通過對安徽慶發集團典型案例分析揭示了準縱向一體化的形成、治理方式及其組織績效。準縱向一體化組織不僅可以節約交易費用，還可以有效降低機會主義威脅，牢固雙方的利益聯結，在提高契約穩定性的同時，降低擠農問題發生的概率，加速農業產業資本的積累，促進了技術進步，從而促進組織績效的大幅提高。

　　大連民族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劉堂燈博士通過例證分析，說明大多數農民還難以承擔進城生活成本，不愿意完全移居到城鎮。農村生活具有其特有的優勢和發展潛力，吸引著農民居住于農村。推行新型城鎮化仍要注意保護農村生活的延續，不可以荒廢農村來推動城鎮化建設，不可人為強迫農民進城。要注意城鄉協同發展，以堅實的經濟發展作為基礎來推動城鎮化建設，并根據新情況對農村土地政策、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等作適當的調整。

　　江蘇省淮安市國土資源局包衛兵結合江蘇淮安實地調查，討論了蘇北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中面臨著資金制約、規劃不融合、行政規劃調整滯后、地方領導規劃理念淡泊、鄉鎮新型人才隊伍欠缺、鄉村道路交通落后、鎮村公交發展遲緩等問題，并結合農村干部群眾的實際需求，強調指出應啟動新一輪行政區劃調整、實現城鄉產業布局一體化和實現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統籌布局鎮村道路建設。

　　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方文超博士以安徽省舒城縣干汊河鎮討論了產業集群專業鎮發展問題，并指出新型城鎮化道路應以“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為機制保障，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設城鄉一體的城市中國。為此應強化產業集群專業鎮的發展潛力及有利條件，促進主導產業的形成和發展，發展產業集群專業鎮內公共服務平臺，健全社會服務體系，促進主導產業集群升級，創建區域創新系統。

　　湖北省興山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彭學植基于鄂西北興山縣和平村的調查指出，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不僅沒有富余勞動力，還有可能短缺勞動力。該村農民進城是投奔子女養老，不是被城鎮所吸納。城鎮的高房價和無經濟收入阻礙了農民進城的腳步。推進城鎮化，不僅要關注已經進城的“農民”變“市民”問題，更要著力推動正在務農的農民在生產生活上達到城鎮化水平。下一步城鎮化，應該把重點放在推動仍然務農的農民在生產和生活方式上就地城市化上。這樣，既順應了農民的意愿，又不會造成城市病的產生，還可以降低城鎮化的成本。

　　江西師范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許莉副教授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實證分析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選擇，指出我國農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不高，這一階段農村居民需求強度較高的公共產品大多數仍是生存型或基本發展型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外部性強、受益人廣、排他性弱，難以吸引私人資本進行市場化供給，而各種非盈利性社會服務機構以及農村社區提供的公共產品數量又極為有限，政府成為農村公共產品的核心供給主體存在著客觀必然性。

　　湖南澧縣宜萬鄉政府馬千里結合對澧縣雷公塔鎮巖頭咀集鎮宜居新村調查指出，成功的小集鎮建設應在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通過民主科學決策和招商引資，以人性化的群眾工作化解難題做好拆遷工作，確保建設工作的有序推進，最后使相關各方均能享受到小集鎮建設所能帶來的好處。

　　河北省新樂市化皮鎮政府賈建友認為城鎮化雖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但具體到地方發展，城市化不是城鎮化唯一趨勢。在地方利益驅動下，以房地產為核心的城鎮化是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諸多重大問題的根源，這種超現實的城鎮化已埋下巨大隱患，是難以為繼的。城鎮化的發展方向應當是多元導向，以社會現實需求為驅動、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江西省南康市浮石鄉財政所陳愛巧指出城鎮是城市發育的歷史過程，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的必然進程，其本質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但城鎮化過程中要謹防農村人才資源、資本資源、自然資源和話語權的流失，通過加速法制社會建設，調整和完善相關城鄉發展政策，創新農業生產經營模式，走集體化集約化道路，讓各種資源有序回流農村。而城鎮化同樣離不開深化體制改革和公共資源調整。

　　江西省宜黃縣政協李昌金指出，近年來的城市化伴隨著農村的衰敗，在關注城鎮化的同時不應忽略農村的發展。一旦出現經濟波動，過度城市化有可能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就當前而言，戶籍制度的影響和重要性已經在下降，不是農民積極要求“農轉非”，而是一部分已經轉換身份的農民要求“非轉農”，以免財產權利受損。

　　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熊萬勝主任結合現實提出，在農業現代化中間怎么看待小農經濟?小農是不是行不行?這個問題不能武斷下結論。中國鄉村設計院院長李昌平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帶來了新的轉折時期。要領會三中全會精神，新時代應當有新思路、新實踐、新理論。要學習國外經驗，也要有中國的經驗和模式。我國現在提出城鄉一體化發展，社會保障問題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問題，但考慮到我國城鄉人口分布結構以及我國城鄉人口收入差距，城鄉社會保障待遇能否達到一致，如果一致財政上要承擔多大的代價，這些問題必須計算清楚。日本、韓國、臺灣在農村發展方面有很多成功做法，這些做法值得認真學習借鑒。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指出說，國外發展有國外的背景，日本、韓國、臺灣農村發展的還不錯，但農業上缺乏效率，糧食自給率過低。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是在非常規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的成功現代化走的道路也和別人不一樣，在做農業農村過程中必須遵循這個事實。‘國運昌盛，匹夫有責。’望大家深入實際進行探討，找出破解難題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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