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自力更生”的封閉式經濟重新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經濟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并憑借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親商政府的大力推動，大量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迅速抓住世界特別是東亞產業轉移的機會。短短20余年，無論是在美國、歐洲、拉美、非洲、中東，還是中亞，以日用消費品為主的各種“中國制造”就風靡全球。

　　然而，中國制造的繁榮一直建立在一個相當脆弱的基礎之上：產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生產，掌握不了產業的制高點;對來自世界市場的原材料缺乏定價權;銷售上嚴重依賴外部市場，經濟對外依存度畸高等。最近幾年以來，大規模的工業化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更是顯現明顯。隨著土地和勞動力等各種成本的上升，利潤微薄、以低端生產為主的中國制造正在失去原來價格取勝的比較優勢，存在被越南、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取代的危險;在高端產業方面，則面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的擠壓。

　　中國制造面臨危機，必須轉型，這已經成為各界的普遍共識。而如何轉型，則是一條仍在探索的艱難之路。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重新定義自己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位置，并尋找支撐本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危 機

　　經濟界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是：浙江溫州一位雇傭了1000多名工人的企業主，勉力經營，一年賺的利潤不過100多萬;而他的妻子在上海買了10套房子，8年后獲利3000萬。

　　這一方面反映了社會上的金融套利行為嚴重，中國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制造業已經到了相當危險的程度。世界工廠的經濟增長數據不再由制成品外銷支撐，而是由價格飛漲的房地產支撐。

　　中國制造業有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壓力。內部困境主要表現在，隨著勞動力、土地、稅收等各種成本的上升，以低端產品為主、利潤空間有限的中國制造的收益越來越低。最近的數據是，2013年中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自2010年來連續第四年保持兩位數工資增速。專家稱，隨著中國勞動人口的絕對下降，未來農民工工資將持續快速增長。這對主要以低勞動力成本為核心競爭力的中國制造影響重大。

　　二戰以來，東亞地區呈現出一條頗為清晰的產業轉移路線。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韓，到臺灣，到東南亞國家，再到中國大陸。隨成本上升發生的產業轉移已成為一種全球化生產的典型模式。

　　可以發現，能夠留住企業總部和研發、技術、營銷、品牌等核心上游鏈條的日韓地區，在生產線很多轉移出去后，經濟社會仍能保持持續發展。而像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完全靠來料加工的地區，一旦生產成本上升，生產線被轉移出去，便失去了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地位。

　　令人遺憾的是，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山寨”和低質仍然是中國制造給人的重要印象。

　　對于一個經濟發展承擔了太多功能的社會來說，雖然上下都明知粗放式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但環境保護在中國一直是第二位的。最近一兩年來，全國各地大面積霧霾頻發，終于“倒逼”得對環境污染開始“動真格”。接下來一段時間，大批污染嚴重企業的關停和環保達標要求，勢必影響到中國制造業的發展。

　　外部困境則主要來自于高端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和低端產品制造轉移至東南亞、拉美等地對中國制造造成的兩面擠壓，以及在“兩頭在外”模式下缺乏原料定價權和歐美國家的市場保護主義產生的影響。

　　美國正在進入頁巖氣的新時代，希望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者，同時，一場以新型制造業、合成生物學、機器人、3D打印、智能城市為特征的新工業革命正在發生。目前來看，這對于仍處低端的中國制造業沒有形成大的直接競爭，但明顯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著中國往高端制造業升級的通路。

　　來自低端產業轉移的影響目前對于中國制造更為明顯。《南風窗》記者最近注意到，在北京的社區商場中，熱銷的美國H&M和日本優衣庫等大眾服裝品牌的產品產地很多已標為孟加拉或柬部寨等東南亞國家。這些與中國地緣接近的國家作為新的成本洼地，正成為新一輪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制成品又大量回銷中國。

　　在實力相對下降的情況下，美國不再如以前一樣致力于推動一個全球化的普遍市場，而是希望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的經濟體。正處于緊張談判中的TPP就是一個顯著例子，它被認為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棋子。在TPP的安排中，南美和東南亞是低端制成品的提供地。

　　在原材料和市場方面，“中國買什么什么貴”的局面和大量的反傾銷案使得中國制造承受著更大的成本壓力和不確定性。

　　這一切迫在眉睫的壓力都要求中國制造必須作出調整。

　　努 力

　　正如危機一詞所標示的，任何“危”情之下，同樣面臨著機遇。認識到由于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上升，客觀上面臨轉型，采取主動積極的應對措施，逐步改變整個中國產業和經濟結構，才能保證整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制造業冷與兼有金融和消費性質的房地產業火爆之間的鮮明對比，是最近幾年來橫在中國經濟發展面前的一道巨檻。因為制造業下行，政府為了保持經濟增速不得不一方面“調結構”，即通過科技投入、產業政策等方法試圖實現產業升級等創造新的增長模式，另一方面又急迫地要“保增長”，依靠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支撐著中國經濟發展。

　　過去幾年，政府一直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提振實業、提升產業。新任總理李克強甫一上任，就在國際上四處推銷“中國裝備”，還曾被國際媒體冠以“高鐵推銷員”的稱號。上任一年來，他一直將“調結構”和“穩增長”并提，并做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包括小微企業減稅，進一步推動營改增等。但從去年經濟下行壓力下政府采取的階段性刺激措施明顯可以看出，“穩增長”仍然是政策前提。

　　經濟與就業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主要的政治認同來源之一，不獨中國如此。經濟低迷和高失業往往與社會動蕩直接相關，“調結構”更具有長遠意義，但在現實中往往讓位于“保增長”壓力。

　　在這種兩難的矛盾下，同時受制于官僚體制本身的問題，政府應對制造業危機的很多措施從實際效果來看成效有限。比如，政府大力扶持的光伏產業形成了大規模過剩;中央強調要讓金融回歸實業，但在實業利潤微薄，房地產和地方基建融資利潤豐厚的情形下，不可能有不逐利的資本;從2005年開始，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口號的大量科研投入，造就了一個科研經費利益所得者群體，卻并沒有顯著提高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

　　一個較為成功的方面是產業內部轉移。由于中國有差異性巨大的腹地，與一般國家不同的是，除了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產業升級外，中國制造還有巨大的內部轉移空間。

　　自2005年左右開始，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的企業開始了向土地、勞動力和基礎資源品等各方面成本都更為低廉的中西部轉移潮。雖然企業家們不時抱怨，中西部的投資環境不規范，政府招商“進得去，出不來”，但畢竟中國是一個同質性極強的中央集權國家，其交流成本比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國外要低得多。況且，中國制造原來憑借的大量廉價勞動力正是來自這些內陸中西部大省。

　　最近幾年，在東南沿海制造業低迷的情形下，河南、四川等中西部人口大省制造業的興起趨勢明顯，東部農民工總量增幅回落，中西部則增長明顯，就是這種現象的重要反映。這種轉移使得中國內部形成了一定的產業梯度，促進了整個國家的平衡發展。

　　例如，《南風窗》記者接觸的浙江紹興一帶企業，將生產基地大規模外遷至土地、勞動力以及包括電力在內的其他基礎品相對便宜的安徽一帶，而在本地仍然保留著類似“總部基地”性質的強大技術、人才和營銷網絡。這種升級模式對兩地是雙贏的。

　　出 路

　　從拉美等地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出，結構過于單一的經濟體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很難成為一個成熟經濟體。中國是一個大國，除了為世界制造各種工業產品，并力圖在國際制造業的價值鏈上走到附加值更高的上游外，需要經濟形式的更大多元化。

　　重塑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的形象，是中國制造產業升級的重要一步。

　　一位專做中亞市場的浙江商人向《南風窗》記者表示，在當地消費者的眼中，歐美產品質量最好，土耳其處于中端，而中國產品一直是價廉質低的形象。他對國內同行通過低報價拿到訂單，為了節約成本偷工減料的經營方式非常痛心。十多年以來，他一直堅持做質量有保證的中端產品，雖然可能因一時報價較高拿不到一些訂單，但一段時間后，他成為圈子內做得最好的一位，因為價格雖然高一些，但質量好，回頭客多，而且利潤空間更大，形成了良性的可持續發展。

　　前任土耳其駐華大使埃森利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中國制造的一些有品牌的產品質量較有保證，但一些沒有品牌的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可能較差，由于價格低廉而廣泛行銷，這對中國制造的整體聲譽造成了不好影響。他建議，中國可以從政府層面制定一定的質量標準，這樣有利于整個中國制造的質量和聲譽在國際市場上的提升。

　　現實是，雖然中國制造面臨各種問題，但中國穩定的國內形勢、完善的基礎設施、高素質的勞動力、產業鏈優勢、重商環境、高中低兼有的發展梯度等要素加起來仍然具有很大優勢。就制造業方面，中國比較現實的選擇是，憑借幾十年發展打下的良好基礎繼續在中端制造業市場努力，以質優而價格相對低廉的性價比高的產品取勝。東南亞仍主打紡織品、服裝等最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且當地用工成本也在急劇上升;美國雖然在大力提倡“制造業回流”，但由于成本的考慮，短期內也不可能與中國發生大規模的直接競爭。

　　經濟結構多元化則是一個更復雜的問題。

　　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民間和政府累積了大量資本，中國在全球的投資逐步加大，一些中國企業外遷至東南亞非洲等地，這些也有利于獲得更大的投資收益。最近一些年，中國大的建設公司憑借在國內積累下來的經驗，在中東和非洲等地非常活躍，中國的勞動力以另一種方式走向世界。

　　在國內市場上，勞動力收入上升同時意味著巨大的市場擴容，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內消費市場將有著巨大的空間。在世界工廠之外，中國亦在成為一個重量級的全球市場，實際上形成了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雙極格局。而從頻頻出現的“民工荒”看，中國制造業的外流并沒有造成很大就業壓力，城鄉二元體制仍然在發揮著緩沖作用。

　　一個流行的說法是中國要大力發展服務業，但只有生產性的服務業才有真正的發展空間。在現實中，金融、設計、營銷和品牌等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仍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中國的大學生起薪已基本與一般普通工人等同，一方面反映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與一般大學生匹配的中層就業空間有限。如何利用好大量的大學生資源，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機會。

　　總之，只有一方面鞏固“中國制造”的優勢，另一方面發掘更多元平衡的經濟支撐點，“中國品牌”、“中國服務”等各個方面都有所發展，整個中國的經濟社會才能進入更平衡也更穩固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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