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瑪雅人是否將2012年列為世界末日，不管地球是否真的開啟了震動模式，在此之前的2011年都已經注定將以“動蕩之年”載入史冊了：東日本大地震，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動亂，西班牙等歐洲重債國家連續爆發抗議失業、經濟緊縮政策的大規模民眾示威游行，倫敦騷亂，起源于美國的“占領華爾街”蔓延到美國各地和世界其它許多通都大邑……

　　這些動蕩之所以爆發，關鍵在于嚴重的失業問題。由于失業問題遲遲不見緩解，今年一季度歐元區失業率已經從2011年的9.9%一路上升到10.9%，為歐元問世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25歲以下青年失業率高達22.1%，西班牙失業率更高達24.1%，青年失業率51.1%，即使經濟復蘇勢頭在西方經濟大國中相對鮮明的美國，其非農部門失業率也仍比自然失業率高兩三個百分點。直到現在，歐洲人抗議失業與降薪之聲依然不絕于耳：葡萄牙3月的全國24小時大罷工中就有35個城鎮舉行了游行;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在沉寂一個冬天之后借“五一”國際勞動節之機卷土重來，從東海岸的紐約到西海岸的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都爆發了規模相當可觀的游行示威，紐約當天游行示威者達數萬人，舊金山的游行示威群眾與警方發生了沖突，西雅圖市中心的游行更是干脆變成了暴亂。

　　除第三產業神話

　　那么，這些國家的失業問題為何如此嚴重?特別是阿拉伯世界和歐洲，高失業率為何持續多年不見改善?答案在于工業化，在于制造業，因為只有工業化、只有堅實的制造業基礎才能為一國提供大量穩定的、收入體面的就業機會。阿拉伯世界制造業一向發展滯后，幾乎沒有一國經歷過東亞和拉美發生過的工業化，雖然不乏高收入國家，其高收入卻是拜石油財富所賜，在“荷蘭病”效應下，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產業一枝獨秀而非石油產業欠發達，不能為新增勞動力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至于西歐、美國，雖然是傳統工業國，西歐更是工業革命的故鄉，但近幾十年來經歷了持續的“非工業化”，第二產業在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中占比下降，第三產業占比上升。

　　不錯，發展經濟學奠基者之一柯林克拉克早已預言，各國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將隨著經濟發展而日趨上升，二戰之后各國經濟結構變遷的事實也證明，隨著經濟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第三產業的比重確實會大幅度超越制造業。早在1990年代末，服務業產出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就已突破60%，還有統計稱2007年制造業僅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7.5%，而且許多服務業貌似能夠提供比制造業更高的薪酬待遇、更好的工作環境。但我們不要忘了，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任何服務業都只能建立在第一、第二產業的基礎之上，特別是能夠提供體面收入就業機會的所謂“現代服務業”只能建立在現代制造業基礎之上。脫離制造業基礎奢談什么“世界辦公室”，最終只能淪為笑談;制造業基礎沒落，相應也就意味著為之服務的現代服務業衰亡。

　　某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結構中第三產業占比較高，但如果這些第三產業都是諸如街頭擦皮鞋、小修小理、出租手機通話之類，其第三產業占比較高現象就絕不是先進和興旺發達的表現，而是相反。我國傳統老工業基地東北地區在1990年代至本世紀初經歷過痛徹骨髓的工業蕭條和工人下崗風潮，千千萬萬下崗工人擁向街頭排檔、擦鞋攤、修理攤、攤販之類崗位“再就業”，使得不少城市經濟統計中第三產業占比一度迅猛提升，但恐怕沒有哪個正常人會把這視為當地興旺繁榮的標志。

　　印度到香港特區

　　在收入大體相當的國家和地區中，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占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實績和社會穩定性都較好。同屬中低收入國家群體，東亞太平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性，為何優于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南亞、中東北非等其它區域?主要答案之一就在于該區域工業化水平較高，2000年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達44.5%，比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南亞等區域高10多個百分點，甚至近20個百分點。西亞北非第二產業占比雖高，但其中大多數來自石油天然氣等采掘業，以及建筑業，制造業所占比重甚低。中國、日本、韓國的就業和社會穩定情況之所以優于美國、西班牙，其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占比的差異可以提供解釋。

　　按賬面統計數據，中印兩國經濟結構的一項明顯差異就是中國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占比較高，而印度服務業占比較高。從1970年代末至今，論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印度始終高于中國10多個百分點，這一點一直被西方機構普遍視為優于中國之處。1990年代印度全面推行市場導向經濟改革以來，其資本產出率穩定在3，明顯優于同一時期中國的同一指標(5)，而且印度較好的資本產出率指標普遍被認為系印度經濟結構中服務業占比較高所致;印度出口導向型軟件業已在國際市場贏得相當聲譽……更被視為上述觀點的有力佐證，印度國內不少人也頗以“世界辦公室”自許，期望通過服務業發展帶動整個印度經濟擺脫落后。

　　然而，所謂印度服務業占比較高的“優越性”只不過是個神話，去年下半年以來印度經濟深陷危機，經濟增長急劇失速，盧比匯率以兩位數幅度貶值，資本外逃，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已經表明印度經濟模式缺陷何其嚴重。而且，中印服務業數據口徑不同，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夸大了印度服務業占比高于中國的程度。印度獨立后一直實施嚴格的勞動法，規定100人以上的企業裁減雇員須報政府部門批準，由于政府部門基本上從未批準同意企業裁員，因此一般企業均力圖將企業雇員人數保持在100名以下，以避免在解雇雇員時遭遇麻煩。為此，印度企業普遍將與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服務外包出去，從而使得印度服務業占比數據高于中國。同時，與許多人的錯覺相反，1980年以來中國歷年服務業增速均高于印度。在1980~2003年間，中國、印度、全世界服務業年均增速分別為10.3%、6.5%和2.9%，中國比印度高3.8個百分點。只是由于在這一時期中國工業增速優勢更大，才使得服務業占比提升沒那么明顯。最近幾年，中國服務業發展進一步提速。

　　同在中國國內，香港特區近年經濟穩定性、增長率明顯低于內地，在內地資產高凈值人士人數顯著增長的同時，香港特區“百萬富翁”人數卻明顯減少。花旗銀行2012年2月28日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香港流動資產超過百萬的富翁人士為52.7萬，比2010年減少3.1萬。經濟增長前景減退縮小了香港特區青年人的發展空間，有的青年奔赴內地尋求發展機會，有的青年則投身于形形色色的對抗性政治運動，致使香港社會戾氣明顯上升。而香港特區經濟穩定性表現之所以劣于內地，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其經濟結構過度“軟化”和金融化。

　　“幸福也門”的沉淪

　　再看看也門。這絕對不是一個第三產業欠發達、缺乏商業傳統的國家，相反，這個國家古代在西亞北非區域號稱“幸福地區”、“綠茵地帶”，曾為人類創造出高度的早期文明，誕生了最早的阿拉伯國家麥因和塞伯邑王國。這里的馬里卜大壩曾經維持供水長達12個世紀，這里的馬里卜城被公元前1世紀的希臘史學家奧多勒斯形容為用寶石、象牙和黃金做藝術品裝點起來的城市，也從那個時代起留下了源遠流長的商業傳統，直到現在仍然不斷發揚光大，以至于來自也門東部哈德拉毛省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奧薩馬•本•拉丹家族就是起源于也門哈德拉毛省，盡管本•拉丹以“恐怖大亨”身份而聞名世界，但他和他的家族首先是在沙特阿拉伯和歐美市場闖出了一片天空的成功巨商，而本•拉丹得以成功經營基地組織多年，也是建立在其商業成功基礎之上。在以長袖善舞聞名的阿拉伯商人中，也正是也門人首先發掘出了義烏的能量，在新世紀之初啟動的初級產品牛市中，一批在沙特阿拉伯謀生的也門人敏銳地覺察到當地收入和消費開始急劇膨脹的潛力，便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國，最后在義烏落足，用義烏市場上取之不盡的廉價商品橫掃阿拉伯市場，大發利市，巴勒斯坦人、埃及人、敘利亞人隨之跟進，在義烏形成了中國大陸最大的阿拉伯僑民社區，也把義烏小商品推銷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幾乎每一個角落。

　　然而，由于缺乏制造業基礎，這個國家雖然擁有商業才能如此普遍和出眾的國民，卻并未能造就普遍的繁榮。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人類發展報告》中，也門被列為“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發展水平在169個國家和地區的排行榜上名列第133位，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只有60.9%。歷史上的“幸福也門”今天滿目衰敗，無怪乎在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世界動亂中，也門動亂程度幾乎僅次于利比亞，堪與外部勢力竭力擾亂的敘利亞看齊。

　　世界工廠向何處去?

　　在更廣大的背景上考察這個問題，可以看到巴基斯坦、菲律賓、科特迪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大多數一度出現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都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乃至戰爭中，喪失了此前取得的進步成果，隨之長期躑躅不前，以至于學術界出現了“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等術語，并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而這一切之所以發生，從經濟上看，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滯后，或是因嚴重缺陷未能及時矯正而導致工業化進程中斷。1950~1980年間，巴西人均GDP增長接近5%，但在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陷入“失去的10年”。阿根廷的經濟崩潰更為驚人：1913年，其人均GDP超過歐洲，2007年則僅相當于西歐的1/5..其結果就是，在較長時間跨度內，很少有國家能夠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飛躍。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工業化已取得偉大成就，如今是世界公認的“世界工廠”，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提升，以至于在近幾年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中“中國救資本主義”之說不脛而走，直接間接都可以歸功于工業化的進步。中國依靠制造業而不是天賜資源財富取得發展，這對中國就業、收入分配、社會治安、廉政等指標優于其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不少發達國家貢獻良多。然而，中國制造業的長足發展也伴隨著一系列不容忽視的問題：成本上升、傳統制造業競爭力削弱、新興產業發展遭遇強烈狙擊..又在國內外引起了質疑中國究竟能否保持“世界工廠”地位的聲浪，而且質疑聲有日益高漲之勢。

　　那么，“世界工廠”向何處去?中國制造業面臨的究竟是何種挑戰?中國制造業能否成功應對挑戰開辟新天地?中國經濟能否由此實現螺旋上升、步入可持續發展新軌道?中國是否會重蹈其它眾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起飛后長期停滯的覆轍?中國的政策導向和努力將決定這一切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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