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生產和進口的經濟邏輯

　　黃宗智*、高原**

　　摘要：在當前關于大豆的討論中，有兩點尚未得到爭論雙方的重視：一是大豆生產和進口背后的經濟邏輯，二是中國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擇以及其所隱含的有可能成為充滿建設性潛力的未來出路。我們不該把大豆經濟簡單看作是一種“外國資本vs中國主體性”非此即彼的對立，也不應把它簡單看作是“科學的西方”和“落后的中國”之間的非此即彼對立。

　　關鍵詞：天然大豆、轉基因大豆、舊農業、新農業、大豆蛋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歷史與社會高等研究所、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

　　**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歷史與社會高等研究所

　　近20年來，中國的大豆播種面積變化不大，在緩慢上升約15%之后又下降到原位，但每年進口的大豆則直線上升，2012年達到5300萬噸，四倍于該年中國自己生產的1300萬噸。這樣，等于中國所消費大豆的80%是進口的。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曾經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產和出口國，而且直至1995年，中國消費的大豆基本由國內生產提供。如此短期之內、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到底是怎么發生的、為什么?是像有的觀察者所強調的那樣，由于國外跨國資本憑借轉基因大豆入侵和傾銷，從而占領了中國的市場，中國政府則因加入世貿組織，迫不得已而委曲求全地接納了損己利人的關稅和貿易條件，由此協助外國跨國公司獲得了絕對的優勢?還是簡單因為高科學技術的優質轉基因大豆壓倒了中國的天然大豆，反映的是農業必然的“現代化”和“高科技化”的全球趨勢?還是另有別的更根本的原因?

　　2013年9月7日，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發起活動提倡公眾“品嘗”轉基因食品，自稱是一項“科普”工作，引起電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的激烈評擊，導致兩人的“五輪激戰”，一時轉基因食品問題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點，其中大豆問題特別突出。(《方舟子VS崔永元——就轉基因問題微博五輪激戰》，2013)。方舟子主要從科學主義和現代主義角度來看待問題，而在同一時段，王紹光、嚴海蓉等知名“左派”學者則主要從反對跨國資本和提倡民族主權角度出發來論證轉基因食品對小生產者、中國農業和相關產業所帶來的破壞性沖擊，同時也把問題納入長遠的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框架內來進行討論(王紹光2013;嚴海蓉、陳義媛2013;亦見佟屏亞2013、李鵬2011、郭于華2005)。本文重點在論證未曾得到雙方重視的兩點：一是當前大豆生產和進口背后的經濟邏輯，二是中國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擇以及其所隱含的有可能成為充滿建設性潛力的未來出路。

　　一、大豆生產

　　首先要明確的是，大豆生產是占用相對較多土地和使用相對較少勞動力的農業生產，其單位面積產值較低。它的單位面積產值要遠低于高值農產品——諸如(我們稱之為)“新農業”的拱棚/溫室蔬菜、水果和肉魚養殖。與大豆生產不同，后者是“勞力和(非機械)資本(如肥料、優質種子、拱棚、薄膜等)雙密集”的農業，用地相對較少——其單位面積產值要遠高于大豆和糧食生產的“舊農業”。新農業是中國近30年來的農業革命——農業總產值(不變價格)達到了之前的足足六倍——的基本動力。(詳細論證見黃宗智，待刊稿：第6章;亦見黃宗智2010：第6章)

　　由于這個農業革命并不廣為人知，我們稱之為“隱性的農業革命”：和歷史上的農業革命，特別是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和20世紀60、70年代的“綠色革命”不同，它不是體現于主要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而更多是體現于從低值農產品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農產品。表1說明近20年來的“隱性農業革命”的主要內容。

　　表1 農林牧漁總產值指數(以1952為100)

　　年份總產值

　　* 按可比價格計算。

　　出處：《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8、2011：表6-22。

　　顯然，這30年來的農林牧漁“大農業”總產值提高的來源主要不在種植業的畝產量(亦即傳統意義上的農業革命)增加，而在于農業結構的重組，主要是高值農產品在農業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于“牧業”和“漁業”產值所代表的養殖業的大規模擴增。這期間，種植業的產值雖然增加了307%，但“牧業”則增加了943%，漁業更增加了1804%。

　　種植業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農業的是拱棚和溫室蔬菜，在產值增加方面起到遠高于舊農業的谷物種植所起的作用。表2首先解剖種植業中的大豆和蔬菜所占的播種面積比例和產值比例。顯而易見，蔬菜產值(相對農林牧副漁總產值的)比例要比其占用土地面積的比例高出甚多，而大豆的產值則相反地只是其所占土地面積比例的約六分之一。我們如果能夠區分舊式的露地蔬菜種植和新型的拱棚或溫室蔬菜(但目前的統計數據不允許這樣做)，其間差別會更加懸殊(我們缺乏水果的精確數據)。如表1所示，相對高產值的蔬菜和相對低產值的谷物種植間有很大的不同：蔬菜中的“設施農業”是基本和新型養殖業、漁業相似的，其按畝產值要數倍于谷物和大豆種植的舊農業。顯而易見，在舊農業的谷物和大豆種植面積所占比例基本穩定的同時，其所占產值比例日益收縮，從不止四分之一收縮到不到六分之一。同時，新農業——蔬菜、養殖、漁業——的產值則和農業總產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擴增，所占總產值比例已經快速擴增到谷物的四倍。這個農業結構的轉變正是近30年的“隱性農業革命”的核心。而在舊農業的谷物和大豆種植之中，大豆是單位面積產值最低的作物：其產值所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種面積的約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還要低一半。

　　表2：新、舊農業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及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按當年價格)比重1995-2011(單位：%)

　　年份大豆播種面積大豆產值蔬菜(含菜用瓜)播種面積蔬菜(含菜用瓜)產值谷物播種面積谷物產值牧業產值漁業產值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2、2011、2010、2006、2002、1996，表6-14、7-3、7-32。

　　從土地使用(播種面積)角度來考慮，變化也非常顯著。“牧業”，包括小農場的種養結合，以及“漁業”所用魚塘的耕地面積，不好統計，但蔬菜和水果面積的變化則非常突出。如表3所示，蔬菜的播種面積從1980年的0.47億畝擴增到2010年的2.85億畝，達到之前的606%。同時期，水果播種面積0.27億畝劇增到 1.73億畝， 即641%。1980年，蔬菜只占到總播種面積的2.2%, 水果1.2%, 菜果共3.4%;2010年，蔬菜占到總播種面積的11.8%，水果7.1%。兩者合并起來達到18.9%。這是個非常顯著的變化。

　　表3 蔬菜、水果播種面積(億畝)和比例

　　出處：《中國統計年鑒》，2011：表13-1;《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7-3;《中國主要年份主要農作物播種面積、產量和單產統計(1949-2008)》，2008.12.31。

　　顯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結構越來越多轉向高值農產品。這也是中國農業越來越依賴進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經濟原因，更是中國積極在巴西購買土地來生產大豆的基本經濟動因。 純粹從經濟角度來考慮，用新農業替代舊農業，是劃得來的。將用地較少、產值較高的新農業產品(蔬菜、水果、肉魚)的出口與用地較多、產值較低的舊農業的進口來交換，也是劃得來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來考慮：如果中國想要完全由自己來生產每年所消費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播種多少畝大豆，占用全國總播種面積多少?表4和圖1按照歷年大豆進口量和國內大豆單產量來估算答案。顯而易見，2009年以來，每年需要另外播種約4億畝以上的大豆，占到全國總播種面積的15%~20%。這意味必須減少如此幅度的谷物或高值新農業產品，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考慮。這是國內大豆產量沒有顯著增加而大豆進口快速增長的基本原因。

　　表4：中國大豆進口量、國內大豆單產及進口大豆所替代耕地的估算(1994-2011)

　　數據來源：《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2，表7-1;《中國農業發展報告》2012，轉引自“中國資訊行”，http://www.infobank.cn/IrisBin/Text.dll?db=TJ&no=558671&cs=9042914&str=%B4%F3%B6%B9+%BD%F8%BF%DA+%C0%FA%C4%EA

　　計算說明：進口大豆所代替的耕地面積=進口大豆總量/國內大豆單產

　　而近二十年來大豆的播種面積之所以沒有更多地縮減(只上下于15%幅度之內——見圖2)(雖然，最近幾年—2009到2013年——也顯示了令人擔憂的急劇下降;這個問題下面還要討論)，主要是因為國家出于保證基本食品供應獨立性的考慮，一直都在補貼不那么高效益的大豆和糧食種植(包括糧食種植按畝補貼和機械購買補貼)，并大規模儲備糧食借以穩定價格(在價格過低時買進、過高時拋出，于2008年所儲備糧食達到總產的20%以上)。 在大豆主產區，如黑龍江，大豆和小麥、水稻、玉米享受一樣的種糧補貼。 在內地非大豆主產區，大豆一般不享受種糧補貼，這和那些地區大豆種植面積小和零散有關。但近年來各地政策執行中，出現一種趨勢，即按照承包地面積進行種糧補貼，而不考慮實際種植品種。同時，國家針對大豆，最近正在設計所謂的“目標價格補貼”制度。其主要內容是，如果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按兩者的價差核定補貼額，由政府直接補貼給農民;如市場價格高于“目標價格”，則不啟動補貼。預計“目標價格補貼”制度將成為大豆這一農產品最主要的補貼方式，未來也許可以起到穩定大豆生產的作用。 國家的保護措施是大豆播種面積在近20年來沒有更大幅度縮減的基本原因。如果簡單按照中國勞動力相對豐富和便宜，以及美國、巴西等國家的土地相對豐富和便宜的“比較優勢”邏輯來考慮，更為經濟的結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換：由中國來負擔更多的勞動相對密集的蔬菜、水果和肉魚養殖，由美國-巴西-阿根廷來負擔更多的土地密集糧食生產。但是，糧食結構從來就不簡單決定于經濟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對中國進口大豆的來源地美國來說，其經濟邏輯則正好相反。轉基因大豆占到絕對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RR(Roundup Ready)轉基因大豆的一個關鍵特征: “Roundup”(“農達”)草柑膦是美國最廣泛使用的除雜草劑，而所謂的“Roundup Ready”(“抗農達”)的含義就是RR轉基因大豆具有抗拒這種除草劑的能力。這是個關鍵特征，因為對地多人少的美國農業來說，節省勞動力而不是節省用地才是最關鍵的因素。這里應該說明，迄今轉基因大豆并沒有能夠實現比天然大豆要高的單位面積產量。美國之所以能夠相對廉價生產這種轉基因大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借草柑膦的使用而節省了除草所需的勞動成本，而不是因為它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這也是美國這種轉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夠占據到其本國90%的大豆生產以及大規模占據中國進口大豆市場的重要因素。(鐘金傳、吳文良、夏友富 2005：44-47，49)

　　二、大豆需求

　　當然，促成當前的大豆經濟結構背后的另一主要經濟動力是市場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近30年來伴隨人民收入提高而來的中國食品消費的轉型，從(我們稱之為)原來的8：1：1糧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黃宗智和彭玉生根據目前大陸城市中上層收入人群以及臺灣地區消費狀況而預測的)4：3：3的演變。圖3顯示1980年以來這些不同食品所占的總食品消費比例的演變。近30年來，中國人均肉-魚消費有顯著的增加，水果同樣，蔬菜消費的變化則體現于不是簡單的量性增加而是越來越多的不同品種和高檔蔬菜的消費，而糧食消費則大規模減少。(詳細論證見黃宗智、彭玉生2007)

　　大豆消費總量在近20年來所增加的部分(約四倍)主要并不是大豆或傳統豆制品(豆腐、豆皮、醬油、腐乳等)消費的增加，而是新式豆制品消費的增加，主要是人們食用的豆油和養殖業所用飼料中的豆粕。豆油消費的增加主要來自伴隨人們收入提高而來的更多食用油的需求。與菜油相比，豆油脂肪含量較低，比較健康。之前，菜油一直是中國的主要食用油，但近年來其地位已經被大豆油所取代。雖然如此，這些年來油菜的播種面積仍然基本穩定， 豆油消費的擴增是加在之前的菜油消費之上的，反映了人們伴隨收入增加而增加食用植物油消費的大趨勢。

　　豆油之所以多用進口轉基因大豆不僅是因為其原料相對便宜，也因為其含油量(19%)要高于中國的天然大豆(17%)。(鐘金傳、吳文良、夏友富 2005; 《進口大豆再加新品種》，2013;亦見Gibson and Garren 2005、郭于華2005)圖4對比近年來各種不同食用油的消費量，說明豆油使用擴增的總體趨勢。今天其總量已經達到將近1000萬噸，消耗的大豆原料在5000萬噸以上，一部分來自國內自產，更多來自進口大豆和豆油。

　　豆粕用于飼料則主要源自肉食消費增加及其所導致的養殖業的快速擴增，由此促使飼料需求的大規模擴增。而大豆之所以被用于飼料的關鍵原因在于大豆豆粕所起的作用：動物營養科學研究發現，一份豆粕加上四份玉米或其他飼料，能夠使豬、牛、雞鴨、魚更高效地把飼料消化為蛋白質。近年來新添加的飼料使用基本屬于這種新的高效豆粕飼料。(Brown 2013) 圖5說明近年來進口的大豆約三分之二是用于生產飼料的。

　　飼料中的“飼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賴進口轉基因大豆主要是因為其價格相對便宜。有的相關論述認為中國是因加入世貿組織而在大豆方面迫不得已只征收3%的進口稅。(《中國每年進口大豆是國產五倍，關稅只有3%左右》，2013)有論者指控，1995年黑龍江省因其大豆減產而把本省所產大豆限于省內使用，由此觸發從境外進口大豆的長期趨勢。美國生產商由此看到商機，借助于其先進的飼料生產技術而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李鵬2011) 這些觀察都沒錯，但如果沒有上述相對便宜的基本動因，進口大豆絕對不會達到如今的規模。當然，美國政府大力補貼出口的轉基因大豆生產也起了一定作用。 但對中國來說，地多人少國家所產的大豆既然基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國便宜，更便宜點只會更加強使用進口大豆的動機。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之所以繼續接受低關稅是有其經濟考慮的。當代的中國政府是一個主權性較強的國家，也是個精打細算的政府，絕對不應錯認為是類似于帝國主義時期關稅完全受人擺布的國家。

　　至于中國的土產天然大豆(迄今國家不允許轉移因大豆在國內種植——原因之一是轉基因大豆與天然大豆混合的話，很可能會導致天然大豆基因的變異)，與轉基因大豆相比，一個重要的優點是，蛋白質含量普遍要比轉基因大豆高。(《大豆蛋白》，2013) 這是中國能夠出口大豆蛋白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中國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速增長，2010年達到22萬噸的規模，占全球總大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雖然如此，大豆蛋白出口量還只相當于進口大豆的較小比例：2010年總值才約四億美元，只是進口大豆總值250億美元的1.6%(《歐盟終止對華大豆蛋白反傾銷調查》，2012;《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表 9-6)。

　　目前中國的大豆蛋白產業尚處于一個相對落后的階段，幾乎單一地全是作為肉制品所附加的凝膠型大豆蛋白(亦稱“組織化大豆蛋白” “textured soybean protein”，簡稱TSP)，可以達到肉制品30%的重量，并提高其蛋白含量(因為大豆蛋白含量一般要比豬、牛、雞肉高一倍)。(韓飛、劉勇2013;《大豆蛋白》，百度百科，2013)它之進入國外市場迄今主要靠的是廉價(約2萬元人民幣一噸，相對于國外高檔大豆蛋白的3~5萬元一噸)，因此甚至引起歐盟對中國可能在傾銷大豆蛋白的控訴和調查——但結果被裁定是沒有根據的控訴。(《歐盟終止對華大豆蛋白反傾銷調查》，2012)。它尚未能夠與美國和日本花樣眾多的高檔保健大豆蛋白產品競爭。(韓飛、劉勇2013)

　　中國大豆的長遠的、真正的出路其實主要在于保健食品。相當高比例亞裔人士不容易消化奶制品，因而傾向較多依賴豆制品(豆漿、“豆奶”)的蛋白。另外，大豆蛋白含有雌激素 , 可以調節更年期婦女體內的激素，緩解更年期綜合癥，也是個因素。此外，大豆蛋白不含膽固醇，有助于防止心血管疾病。再則是大豆蛋白不含淀粉，對糖尿病患者特別適用。(《大豆》，百度百科，2013：“食用價值”、“食用功效”;《大豆蛋白》，百度百科，2013)由于諸如以上的這些原因，大豆在全世界消費者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健康食品聲譽。而關心和使用健康食品者，絕少會愿意食用轉基因食品，冒人們尚未能夠確切知道的可能風險。 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關心健康和食品安全問題的今天，中國的天然大豆和其制品其實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全世界主要產區都轉產轉基因大豆的大趨勢下，中國的天然大豆未來完全可以占據大豆作為保健食品的主要供應地。作為保健食品原料，天然大豆帶有高于轉基因大豆的經濟效益和可能經濟效益：2013年美國本國的轉基因大豆價格是500-600美元/噸，而從中國進口的有機天然大豆的市價則約1000美元(“Organic soybean price,” Alibaba.com, 2013;亦見李鵬2011)。作為大豆加工產業，大豆蛋白產業在中國國內的利潤要遠高于大豆壓榨(油)產業，超過一倍或更多。(《歐盟終止對華大豆蛋白反傾銷調查》，2012)近年來，國外大豆保健食品市場快速擴增，而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高收入人群的進一步擴增，在國內也將具有更寬闊的市場。這是一個能夠把大豆從舊農業的低值生產逐步轉向類似于其他高值新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的康莊大道，是個值得國家積極投入和特別鼓勵與扶持的產業領域。

　　三、種植小農與相關產業

　　在國外轉基因大豆大規模輸入中國的演變過程中，生產大豆的中國小農以及與大豆相關的產業(尤其是榨豆油產業)毋庸說是受到強大的沖擊的。(嚴海蓉、陳義媛2013;李鵬2011)在中國主產區的黑龍江，最近幾年來大豆種植面積一直銳減，從2009年的約6000萬畝減至2013年的約3000萬畝，主要是因為在現有價格結構下，大豆凈利潤遠低于玉米：2012年，黑龍江省大豆每畝凈利潤256元，而玉米則495元，粳稻695元——難怪該地越來越多農民不愿意種大豆，而當地大豆壓榨企業也因此大規模停產。(《黑龍江非轉基因大豆產區面積銳減;九成豆企停產》，2013)。如此的大幅減產確實令人擔憂。

　　雖然如此，上面已經看到，中國政府一直有意識地在衛護中國的天然大豆經濟，最關鍵的舉措是禁止國內生產轉基因大豆。這就造成和巴西、阿根廷等國很不一樣的局面，它們在短短的十來年中，已經成為被美國孟山都公司的RR轉基因大豆所完全侵占的天下，其種植面積已經和美國同樣達到所有大豆的90%以上，而全中國的天然大豆種植面積則基本維持接近之前的面積。這方面，近年來正在形成針對全國豆農的“目標價格補貼”措施，用意是保證豆農收入的基本底線，也許會起到必要的保護作用。至于相關的大豆壓榨(豆油)產業，黑龍江壓榨企業的萎縮需要置于全國的總體框架中來理解：中國的大豆壓榨業曾經在外來競爭和資本的進入下，一度幾乎完全崩潰，但之后在國家的積極扶持下，重新爭得活力。在2007年美國榨油業達到其頂峰(年產將近5000萬噸)之后的五年中，中國的榨油業在同時期擴增將近一倍，占到全世界大豆壓榨業的28.3%，到2012年達到全球產量最高的國家，其占比不僅要高于南美的巴西(15.9%)和阿根廷(16.1%)，也高于美國(18.9%)(王紹光2013：95)。雖然如此，新型榨油業一度曾有被跨國資本控制的憂慮，但經過一番努力，目前已經成為中國國企、民企和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雖然如此，面對一些大規模跨國公司試圖控制、壟斷中國中國榨油業來擴大、確立轉基因大豆原料在中國的市場，這是一個仍然需要警惕的問題。(王紹光2013：96~97)

　　此外則是大豆蛋白的生產。上面已經看到，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了大豆蛋白產業，目前占到世界總出口量的一半。這方面，國家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為止，其生產主要限于肉制品的附加物，尚未真正進入能與美國和日本花樣眾多的保健食品領域內競爭。

　　有的論者特別強調在全球資本面前中國大豆生產和相關加工業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特別強調由全球農業資本為其利潤追求所帶來對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農業的強力沖擊，所導致的不健康飲食習慣(包括轉基因大豆和其產品)以及環境污染，因此呼吁要建立“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嚴海蓉、陳義媛2013)。這是動機很好的學術研究，但是，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的國家政權是當今世界上極少數有可能與跨國資本抗衡的權力機構之一，是極少數在全球資本面前有可能爭得另一種發展道路的權力機構之一。在大豆經濟方面，中國政府這些年來所展示的其實不簡單是脆弱的任憑全球資本的侵占和宰割，也不簡單是弱勢政府面對世界外貿組織壓力下的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對不利的基本經濟邏輯(即人多地少國家相對地多人少國家所占的“比較優勢”)，同時考慮了糧食安全這樣的政治因素之后，所作出的一些抉擇。同時，也是在自身(勞動和資本雙密集的)新農業的總體發展趨勢下所做出的合理抉擇。而中國政府的抉擇，其實它的出發點，更在于中國廣大的小農戶出于最基本的經濟邏輯，所作出的縮減“舊農業”和增加“新農業”的抉擇。在上面已經看到，中國近三十年來的“隱性農業革命”的基本動力是越來越多的小農戶趨向“勞動和資本雙密集”的高值農產品生產——它是節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國的豐富勞動力資源的經濟抉擇。

　　中國的大豆經濟，與其說已經在全球資本的沖擊下全面崩潰，不如說是具有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潛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實是，與其他大豆生產國家不同，中國種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僅從天然大豆來看，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產地。如果中國真能大規模地朝著綠色的天然大豆以及保健的豆制品方向走出一條路來，其含義將會超出大豆經濟的領域。

　　四、 結論

　　以上的論述說明，我們不應該忽視大豆生產和銷售背后的經濟邏輯和動力而把大豆經濟簡單看作是一種“外國資本vs中國主體性”(即所謂的“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非此即彼的對立。同樣，也不應把它簡單看作是“科學的西方”和“落后的中國”之間非此即彼對立。

　　在大豆經濟上，中國政府所采用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保護中國原有的大豆經濟(經過糧食和大豆種植補貼以及價格調控和建立大豆、糧食等基地的政策來適當維持一定程度的食物獨立性)，不允許在中國種植轉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則允許市場和經濟邏輯，包括低額的關稅，來決定近年來的大豆進口。這樣的政策抉擇雖然多有不足之處(例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維護豆農和豆制品產業，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業的發展)，但其基本的經濟戰略應該可以說是現實的、合理的，因為它等于是為中國的高值新農業爭得更多可資使用的土地、更多的發展空間。一定程度上，它等于是憑借高值農產品的出口(蔬菜、水果、肉魚)來換取相對廉價的大豆和谷物產品的進口。我們甚至可以說，它還是為中國的養殖業爭得帶有美國政府補貼的廉價高效飼料、等于是借助美國和巴西寬大的土地資源來推進中國特色的小而精新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在我看來，這樣的經濟決策是無可厚非的。雖然如此，還需要更強力地保護、發展大豆經濟的措施。

　　今后最大的挑戰是，中國的大豆經濟能否從僅是維護原有的傳統型大豆經濟而更多地轉向具有光明發展前途的新型大豆經濟。用天然大豆蛋白所制造的保健食品是具有寬闊前途的，也是很自然會和(不用化肥和農藥的)綠色農業配合的道路，所意味的是高值的農產品和制成品、健康的食品和可持續的發展，也是符合中國農業總體發展趨勢的新農業方向。今后一方面要看在生物技術上中國能否進入國際前沿并發明出特別適用于中國的天然大豆及其制品的技術，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更有效地與社會資本共同來為其天然大豆重新建立經濟優勢。這是一個需要冷靜思考和扎實的科學研究而不是一個靠意識形態或感情用事所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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