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互聯網時代，改造社會的主導力量不再是資源、生產資料和科層化組織，而是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及其塑造的組織形態。文章從意義生產的高度總結了互聯網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提出了意義互聯網與適當社會的主張，憧憬其前所未有的壯美：適當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相對平等的，沒有某個主要的脈絡或高峰存在，整個社會呈現出平等而互聯的“塊莖結構”。

　　一、何種意義？哪個互聯？

　　正如18~19世紀，鋼鐵、煤炭和商業公司鑄造了工業革命的時代，并強勢地改變了田園牧歌式的社會形態，20世紀至今，電子設備、互聯網和個體自組織將會引領社會進入下一個時代。在這一過程中，改造社會的主導力量不再是資源、生產資料和科層化組織，而是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及其塑造的組織形態。如今，信息革命的深入開始掀起一個新的趨勢：意義互聯網的興起。它昭示著一條與科層制商業公司大相徑庭的進路，個體的、開放的、非盈利和自組織的力量借助互聯網不斷發展。

　　何為“意義互聯網”?為何不是技術的互聯網或者商業的互聯網?如今互聯網所顛覆的不僅是技術結構或商業模式，更是人們對自己和世界的認知，從而使人們看待自身和環境的方式與以往大有不同。新的認知將驅動思維和行為方式的改變，進而塑造一個具有新特征、新形態的世界。

　　1.互聯網時代的意義與意義互聯網

　　意義是人對現實世界打上的烙印。意義將自然的環境賦予人的痕跡，從而擺脫了純粹客觀的狀態而與人相關聯，并影響著人的認知和行為。對于意義的生成，一種觀點認為意義是外在于人、先于人存在的，它需要人通過理性之光去挖掘掌握。自柏拉圖開始，外在于人的意義觀念就成為了主流思想，人類需要通過認識活動來發現意義、認識世界。這種觀點造成了主客兩分的局面，意義如同真理是外在的、絕對的、一成不變的，等待著人們去發現。

　　然而在互聯網時代，人們開始意識到意義是多元的、動態的、瞬息萬變的。這種復雜多元的狀態沖擊著過去對意義的主流理解，使得意義生成于人的觀念開始引人注目。這種觀點認為，意義的生產是在人的參與下完成的。對于每個人來說，意義都是他自己生成的，沒有先于人而存在的絕對真理。而每個人所生產的意義如此特別，以至沒有兩個人的意義是完全相同的，不同時間的意義也是不同的，意義在不同的主體中都是相異的、動態的。正是這種相異性和動態性，決定了意義本身的不可言說。一旦意義被表達出來，它就固化為一個靜態的標本，而這個標本與原先的意義很可能相異，因此意義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勉為其難”的。但交流畢竟存在，人與人之間發生著意義的感知現象，特定意義的某些特征在人際之間流動，每一次流動都伴隨著意義的重新創造。符號互動的過程如同波浪一般，水分子(意義本身)沒有直接轉移，但波浪(意義的生成模式)卻擴散開去。

　　在網絡上，信息生產的遍在性使得觀點異常多樣，絕對真理的權威性被無數個體消解掉，意義由人生成的觀念愈加具有說服力。由此，一個復雜多元的意義互聯網正在形成。

　　2.意義互聯網的結構轉型

　　如今隨著新的轉型的到來，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已不再是“誰接入誰”的問題，而是更為徹底的“互嵌”關系。這種結構的轉型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從數字鴻溝到認知盈余。如今的互聯網是信息流的世界。數據并不是存放在某個網站，而是被推送給任何可能對它感興趣的人們手中。每個人只需付出一點努力，就會處于信息飽和狀態，從而造成了普遍的認知盈余現象。

　　認知盈余不僅意味著信息獲取的飽和，也意味著信息生產的繁榮。廣泛的個體獲得了信息創造的生產資料，他們使用電腦或智能手機即可參與內容創作，并通過互聯網分享出去。而源源不斷的信息流則為他們提供了素材。信息的流動本身也在創造更多的信息，這種再創造是以全球范圍內的個體用戶為基礎的。

　　第二，從社會計算到情境計算。隨著技術手段的進步，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多的東西可以被信息化，這種廣泛的信息化現象似乎仍看不到邊界。

　　自社會計算開始，互聯網開始構建更加智能的個性化信息流。數據來源的多樣化和數據量的攀升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云端的計算越來越基于整個情境，而這種情境計算則是依托于廣泛分布的傳感器。情境計算同樣得益于信息處理能力的提升，整個社會的計算能力在飛速地進步著，對大數據的處理已經日臻成熟。今年，IBM發布了基于人腦特征的計算架構，使得計算的智能化獲得更廣泛的空間。

　　更多元的數據來源、更大規模的數據量以及更高的數據處理能力，將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緊密地互嵌在一起。基于大數據和深度學習技術，使得更加智能的網絡服務指日可待。

　　第三，從PC互聯到移動互聯。互聯網的移動化趨勢由來已久，這種使用場景的轉化越來越不可逆轉。由于上網場景不再限于桌面和辦公環境，而是滲入到更廣泛時間維度，并對信息推送具有更多的依賴，移動互聯注定是實時的聯網。實時的和移動的特性，賦予互聯網更多的可能性。由于手機的使用場景不再固定，聯網時間不再受限，移動互聯打通了線上和線下的隔膜，使得現實世界和網絡空間的互嵌成為可能。移動互聯大大擴展了互聯網的應用平臺，將上網入口伸向更廣的時空維度和使用場景。所有這些都讓地球變得更加互聯互通，成為一個智能化的星球。

　　認知盈余、情景計算和移動互聯，都是互聯網發展歷程的延續，但它們共同將互聯網的變革和重組推向新的高度。它既是對過去的延續，也是轉型的開始，一個生根于工業時代的產物卻開始撼動工業時代根基，意義互聯網的興起只是更大變革的開始，它在很多方面都在預示著一個更加多元、民主、緊密且透明的社會。

　　二、意義世界：互聯網經濟體

　　1.信息時代的經濟

　　工業革命以來，能源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生產的動力，機械化生產創造了大量產品，而商業的發展則刺激了消費的需求。這種經濟進步是基于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方式和消費驅動的商業模式，同時也依賴著對能源的高消耗。

　　如今，意義互聯網的興起正在動搖著工業時代的根基，這就為重新定義經濟模式創造了機會。新的經濟形態正在形成，而它所預示的是一個以異質性為特征的經濟模式。在網絡技術的推動下，多元的、去中心化的、非利益驅動的生產行為已經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更多的商業模式開始涌現出來。

　　這些新的商業模式以互聯網為依托，走上了與工業時代截然相反的發展路徑。個性化訂制生產重獲新生，并且同樣轉向了規模化生產。生產過程不再是集中式，而是分散的，由多方合作完成。這種分散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分散，也是生產過程在環節上的分散，由過去的中央控制轉為自組織的合作方式。更重要的是，非商業化的社會生產日益顯露出重要的作用，并且開始創造前所未有的價值。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化，是由于在網絡技術所推動下，信息代替能源和資本成為經濟的主導力量，產生了新的結構性力量。信息本身的特點與資源和資本都不同，因而當它貫穿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時，新的特征也就隨之涌現出來。

　　第一，信息本身是非對抗性(nonrival)的資源。非對抗性，是指信息產品數量增長過程中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信息的傳遞過程體現為復制而非轉移，信息的非對抗性激發了分享型經濟的繁榮。

　　第二，信息技術大大提高了遠距離溝通和協作的效率。電子郵件、即時通訊、網絡論壇等工具為人們提供了便捷的交流渠道，為跨地域的合作創設了條件，這種效率的提升還在持續。

　　第三，信息可以為產品增添附加價值。交付產品的價值等于信息量除以規模。現如今，開源設計配合3D打印和更靈活的機器人組裝線，使得企業能夠以合理的價格銷售小規模生產的產品，實現規模化的訂制生產。而訂制生產實際上是在每個產品附著了特別的信息以迎合不同人的期待，這種做法無疑增加了產品本身的價值。

　　互聯網經濟體的表現形式

　　互聯網經濟體的表現形式眾多，發展階段也各有差別，但大體上有三個特征：社會生產、權利分離和產消合一。

　　首先，社會生產。工業時代的一大成就，便是采用商業公司的形式來組織生產過程。而商業公司成立的最低條件，是生產的產品有足夠的盈利能力來支付管理過程所消耗的成本;而那些不足以負擔沉沒成本的事情，自然沒有商業公司愿意涉足，這個臨界點被舍基稱為“科斯地板”。

　　這個格局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而被打破，借助越來越廉價而便捷的通訊工具，組織和管理成本急劇降低，這就造成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過去很多無法通過組織化生產實現的事情如今因為沉沒成本的降低而變得可行了;二是創造高價值產品的生產不再僅僅依賴于商業公司，因為個體自組織的生產方式如今也可以創造更大的價值。這一過程被本科勒稱為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

　　有關社會生產最典型的例子，是維基百科和Linux的編寫，它們都是由來自全世界的志愿者共同參與的非盈利性項目。社會生產沒有集中式的管理機構，沒有報償的承諾，也沒有盈利的目標，它所追求的就是生產過程本身所帶來的益處。項目的參與者遍布世界各地，他們可以自愿加入或退出，社會生產往往是開放的、自由的、非盈利的。

　　其次，權利分離。權利分離指的是使用權和所有權之間的分離。在人類社會的初期，人們并沒有所有權的概念，對一個物品的占有是以現實狀況來決定的。在物質條件相對困乏的時代，這種權力結構必然導致對使用權的爭奪，因而所有權的概念也就隨之產生。所有權完全是人為規定的狀態，它建立在一系列社會規則之上，體現為所有人與他人的共同確認。

　　如果說所有權的誕生源于物質條件的稀缺性，那么它的重要性在信息社會中將大大降低。因為復制信息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信息產品不再具有稀缺性，因此對信息產品的排他性占有本身顯得不再重要了。

　　對使用權的讓渡，也就使租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普及開來。不僅信息產品可以租賃，越來越多的實物資產也可以提供租賃行為。使用權與所有權重新分離，跨地域溝通的低成本、信用體系對風險的降低以及讓渡使用權所帶來的收益誘惑，都使得更多的租賃行為取代了購買行為，從而在網絡時代打造出繁榮的分享型經濟。

　　最后，產消合一。在互聯網經濟體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角色變得愈加模糊，這種現象根據消費者參與生產過程的不同程度，可以分出幾種情況。

　　第一，由生產者提供渠道，消費者部分參與到生產決策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個性化訂制產品的誕生。

　　第二，企業依賴于用戶的生產活動。這種情況已經在很多互聯網公司中成為普遍現象，網絡公司搭建平臺，用戶進行內容生產，而最終的產品則是內容與平臺的打包運營。用戶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他們依靠開放的平臺來搭建內容堡壘，而自己也是內容的消費者。

　　第三，純粹的生產者不復存在，人們自己進行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自己消費。在網絡視頻剛剛嶄露頭角的時候，大量根據電影片段改編的“惡搞劇”就層出不窮。借助網絡技術的普及并得益于信息產品的非對抗性特征，如今自產自消的作品也開始產生廣泛的影響。

　　社會生產、權利分離和產消合一，揭示了互聯網經濟體所涌現出的新特征。互聯網經濟體是對工業時代所打造的消費生活和豐裕社會的反撥，它將多元、自由、情感等人的氣息帶回到生產、流通、消費過程中，讓經濟活動重新彰顯人類的特征。

　　三、意義世界：網絡國家

　　意義互聯網對現實世界的結構性影響，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同樣體現在政治領域。如果說經濟領域的結構是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那么政治領域中的結構則是權力分配。

　　信息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信息的不對稱造就了控制力的巨大差異，牢牢控制著信息資源的一方在無形中擁有巨大的權力優勢。這些技術優勢往往被國家政權所掌握和控制，并發展出一套官僚組織來與之適應。近代社會建立起一系列大規模的技術系統，它們本身往往是組織化的，而個體對技術優勢的缺失導致他們不得不被這些技術系統所裹挾。

　　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最初用于軍事和科研機構使用，局限于小規模的可控的應用范圍。然而一旦它走向商業化和大眾化，便出現了不可逆轉的趨勢。互聯網體現出與過去的傳播媒介所不同的特性，使得國家權力失去了對信息強有力的控制權，從而使得技術系統的壟斷局面被打破。

　　改變局面的，是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獨有的特性。(1)信息產品的非對抗性。復制信息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讓信息的傳播變得高效而便捷。(2)信息生產的遍在性。隨著Web 2.0的成熟以及個人電腦的普及，信息生產遍及網絡的各個角落，使得過去給予事先審查的控制體系驟然崩潰。(3)信息流通的即時性。在網絡上，信息的收發是即時的，流通過程不再有延遲，因此事先的審查和過濾不再可行。國家權力仍然試圖為網絡信息的流動設置障礙，他們卻發現控制能力已經大不如前。

　　1、多主體政治：權力主體間性的復歸

　　斯圖爾特·布蘭德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是“信息渴望自由”。在互聯網上，人們獲得了對信息的控制能力，集聚、溝通和表達觀點的限制條件被打破，因而更多的權力主體涌現出來。國家，包括政黨和官僚機構，開始失去其以往在權力結構中主導性的地位，更多的群體開始獨立地發出聲音、組織行動。這些在互聯網上涌現出來的權力主體可以稱之為網絡國家。它們在網絡空間擁有自己的居民，遵循自己的規則，實現自己的目的。網絡國家缺少強制性的約束力，但它們憑借自身所創造的意義來吸引網民的入駐和參與，甚至擁有一定程度的執行力和影響力。網絡國家正在發揮著日益凸顯的作用，有些組織在獲得民眾的認同方面甚至超過了國家機關，進而有可能消解掉國家權力的正當性。

　　2010年Google宣布退出中國、維基泄密事件以及近期的“棱鏡門”事件都引發了大量社會討論，它們集中反映了人類社會面臨的更為廣泛沖突的一部分，那就是網絡國家正在崛起，并且可能威脅到近代以來所產生的民族國家的主導地位。

　　更多權力主體的涌現，打破了近代以來單一而強勢的國家權力的壟斷，多主體政治的時代重啟。獲得了對信息生產與流通的控制權，新的權力主體可以分享過去由國家所壟斷的權力;而獲得了信息生產資料的公眾，也可以公開向權力體系問話。其導致的結果是，權力的主體間性重新凸顯出來。

　　2.流動性政治：社運化與網絡化

　　隨著互聯網與現實社會的互嵌，在新的權力結構中，權力執行者與授權者的距離顯著縮短。社會的可見度更高，社會事件更透明地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而即時性的討論可以隨時開展，這就構成了一個廣泛而隨時存在的線上議政廳，國家權力被置于流動性政治的環境中。在這里，社會個體的態度、觀點和情緒都是高度可見的，個體不斷地對現有權力結構提出反饋或質疑，考驗著執政者的處理與應變能力。而那些無法適應新環境的權力主體，試圖像過去一樣保持沉默，或者采取非正面的態度應對公眾的質疑，都是在消耗著自身的正當性資源。

　　互聯網對于政治候選人的展現是實時的和全方面的，一旦拉開帷幕便沒有中場休息。在這種情境下，掩蓋事實、編造謊言比過去困難得多。此外，政黨還可以利用社會媒體，在社區中動員選民，從而拉進了政黨與社會個體之間的距離。例如在2012年美國大選中，奧巴馬的勝出得益于出色的新媒體數據挖掘小組，對選民和競選情況進行分析，制定相應的策略。政黨的運作開始呈現出社運化的特點，新媒體在其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其他權力主體同樣加入到流動性政治的情境中，借助網絡技術加強同社會個體之間的聯系。例如免費午餐計劃在組織過程中，借助微博平臺發起一系列線上線下活動，積累了大量的社會關注。該項目還利用淘寶所搭建的支付平臺收集捐款，從而解決了跨地域的款項聚合問題。大量社會組織利用網絡技術開展活動，通過即時性的、動態的交流反饋積累自己的社會資源。

　　3.生活政治：社會個體的登臺

　　互聯網的遍在性給予社會個體前所未有的信息控制能力，讓他們獲得了更高的社會可見度和更大的話語權。信息的不對稱被縮小了，個體不再受限于國家權力的信息壟斷，因而有條件擁有更高的理性程度和對社會現狀的認知。在后極權主義時代，政治回歸生活。個體的政治宣誓不必囿于國家權力介入的場景，而可以發生在生活的點滴之間。當個人對生活的界定不同于國家權力或官僚機構對生活的界定，并且個人在堅持著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參與了生活政治。

　　借助著網絡技術所帶來的信息控制權，每個人都擁有了更高的自主性，手中也都握有這樣的選擇：是踐行自己所認同的政治理念，還是背棄它?對于自己所不認同的權力結構，是漠視它還是迎合它?互聯網作為技術因素，終究無法決定未來權力結構的發展進路，但人們可以。如果說在極權社會中的個人堅守政治理念的代價很大，那么在后極權主義時代，在意義互聯網蓬勃發展的今天，個體擁有了更多機會在生活中完成自己的政治宣誓。

　　四、意義世界：數字化社群

　　意義互聯網的興起，顯著地改變了社會的組織形態。網絡社區正在蓬勃地發展起來，大量人際關系是通過網絡渠道建立起來的。網絡社區最初的形態是網友的公共交流平臺，這種大規模的、公共的網絡空間至今依然存在，例如主題各異的網絡公告板。而隨著人際關系嵌入互聯網，更小型的社區則愈發活躍起來。這里的人際關系往往是基于興趣或者需求而建立的，相對于公共交流平臺來說，這樣的人際關系雖然不是點對點的，但聯系更加緊密，交流程度也更加深入。

　　1.團結性與現代社會

　　團結性，意味著人們彼此之間的接受和認同，以及人們對共同體的感同身受。團結性是工業化社會的不可或缺的黏合劑，“互惠、道德義務、社會責任與信任”等前現代的文化習慣，是社會繁榮穩定的必要條件。

　　工業社會在地理上的集中并沒有導致心理上的認同，社會關系的松散造成人們彼此之間存在心理間隔，缺乏認同和信任，社會缺少團結性。當然，工業社會也從來沒有如此純粹地成為一個缺少團結的社會形態，這是因為任何社群都會通過補充性手段來彌合自身的弱點。正如滕尼斯所說，“一切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都被理解為在共同體里的生活……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在工業社會中，社區、行政權力、公民組織都在參與共同體的構建。

　　計算機與網絡技術的普及，為彌補社會的團結性匱乏提供了新的機會。

　　2.數字化社群的興起

　　數字化社群不同于線下的小型社群或大規模社群，它是扎根于網絡空間的獨特的社會組織形式。雖然數字化社群本身是虛擬空間的一部分，但它所牽涉的人際關系卻是真實的。在增進社會聯結、提升社會團結性方面，它與線下的社群擁有同樣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其不同于過去社群的特點，數字化社群毫無疑問在提升著社會的團結性。

　　第一，提高社會聯結的緊密程度。即時通訊應用和網絡社區的活躍，表明互聯網在顯著增加社會聯結的緊密程度。借助即時通訊應用，人們溝通的成本進一步降低，彼此之間可以隨時隨地建立聯系。如今人們關心的不再是溝通的不便，而是溝通太方便而可能導致私人空間縮小。如果說即時通訊應用只是增加了強關系的溝通頻度，那么網絡社區則建立起更多的弱關系連接。在社交網絡上，更多的人際關系建立起來，社會中人們的橫向聯系比過去更加活躍了。借助社交化的網絡社區和私人信息的共享，人們之間的溝通變得更加頻繁而深入。

　　第二，增加社會關系的透明度。對于任何一個社群來說，確保對成員的可見以及成員之間的可見，是增強認同感的必要方式。網絡社群的透明度往往很高。在BBS中，網友可以回顧過去的所有討論，所有對話都記錄在案;在淘寶平臺上，買家和賣家的信譽和評價也公之于眾，來提升用戶對平臺的信任。在社交網絡中，Newsfeed形式則是通過將好友動態公開，來提高人們對彼此的了解。幾乎所有網絡社區都保持著較高的透明度，通過建立成員之間彼此的信任以及成員對社區自身的了解，來提升社群內部的認同感。

　　第三，主動性的認同。主動的認同比被動的認同更具持久力。而在數字化社群中，人們往往是主動參與到不同的社區之中。當人們參加豆瓣的攝影交流小組，或者在微博上關注有關長跑的賬號，他們都是基于自己的興趣或需要而主動地參與到社區之中。在他們正式參與到網絡社區的活動之前，或許他們已經對這個社區懷有心理上的親近，這是從認同感出發找尋社區的過程。

　　因此，數字化社群很可能比線下的社群更具有團結性，同時也更難形成單一的大規模的網絡社群。加入社群的主動性和認同感的強化，只會導致網絡空間中的不同社區朝著多元的方向各自發展，因而數字化社群一定是多元的社群集合。

　　第四，跨地域的社群。在社會交往中，人們一直擁有跨越地域限制的沖動，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沖動促成了社群的流動性和規模的擴大。然而，線下的大規模社群始終無法擺脫地域的限制，因為社群成員必須在地理相近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高效的溝通。因此，即使點對點的溝通早已實現了跨地域交流，但社群基本上還是扎根于特定地點的。

　　數字化社群改變了這一局面。在網絡空間，由不同地域的人們所組成的社區早已不是新鮮事，這意味著社群這一形態可以擺脫地域所施加的障礙。跨地域的數字化社群將更廣范圍的人們聯結在一起，擺脫了地點的標簽實際上是增強了社群的影響力。由此，數字化社群超越了鄉村的緊密聯結的社群，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可以達到新的高度。

　　第五，感性的、情境的、日常生活的社群。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人們集聚的成本，社群的建立變得非常容易，結果是大量非使命驅動的社群建立起來。人們因為更多感性的理由而參與到社群當中，當他們參與其中時，沒有使命感在驅動著他們。數字化社群不再囿于理性的、正式的、目標驅動的形式，從而提高了社群的活躍度。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跨地域的、多元化的數字化社群在網絡空間建立起來，為人們增強聯系紐帶、加強彼此了解提供了機會。前工業時代團結的小型社群的某些特點可能會回歸，但不同于以往的是，信息時代的社群將是在大規模、跨地域、多元化的基礎上實現共同體的復歸。

　　五、意義再生產與適當社會

　　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普及，使得信息成為核心的社會資源。而信息生產的遍在性和廣泛的網絡關系，使得信息得以替代資源和資本，對社會形態產生結構性的影響。

　　1.市場、利益與個人自由主義

　　在工業時代，資源和資本是驅動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隨著人類對資源和環境的開發，以及資本在市場中的流轉，工業經濟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財富。它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并為個人創造了更多自由的條件。工業經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始終建立在資源和資本的基礎之上。直到今天，工業的產值仍然依賴于對物質資源的消耗和資本的積累。

　　生產過程對物質資源的消耗是持續不斷的。可持續發展的口號呼吁了這么多年，工業經濟仍然沒有真正步入可持續的軌道。當然這并不是說，工業始終處于粗獷式生產的階段。但很多欠發達地區寧可重復發達國家以資源環境換取發展的路子，只為加快追趕發達國家的腳步。在市場行為的引導下，人們并沒有坐下來一同商討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對策，而是將地區利益置于人類共同利益之前，這不能不說是理性市場神話的破滅。

　　工業社會所塑造的是市場行為、利益驅動和個人自由主義盛行的社會。當信息代替資源和資本成為主導型的社會資源時，它將有機會重構意義的生產和消費方式，扭轉現代性所形成的既有社會結構。

　　2.信息社會的意義再生產

　　信息生產的普及和廣泛的網絡關系，使得信息的流動性大大增強，信息在社會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逐漸凸顯出來。個體和自組織社群的活躍實現了對意義的再生產，社會形態呈現出新的趨勢和新的結構。

　　在經濟上，異質性成為有別于過去的顯著特征。標準化生產和利益驅動的市場行為受到削弱，而個性化的生產方式、分享型經濟以及社會生產開始活躍起來。

　　在政治方面，正當性重新成為人們的關注點。隨著個體地位的提升以及個體間聯結所發揮的更大影響力，國家權力的壟斷性正在被打破，更多的權力主體涌現出來。而決定權力正當性的，是流動性政治和生活政治中的人們，體現了權力主體間性的復歸。

　　在社群方面，意義互聯網正促使人們回到團結性的共同體。跨地域的、緊密聯結的數字化社群蓬勃發展，基于興趣、需求和價值認同的社群以跨地域的方式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的心理紐帶重新接合，社會團結得以重建。

　　3.適當的社會特征

　　這些新的結構顯示出幾個新特征，與工業社會所締造的消費社會和豐裕社會的進路呈現出不同的趨勢。個體的權利不再是人們最終的追求，它只能是最基本的底線;利益驅動的行為也只是眾多行為動因之一，還有更多事情比追求利益更重要;自由的概念體現出自由獲取的積極自由，人們有權利獲得他們應有的東西，壟斷在道德上是可恥的;而平等的涵義也不僅是冷冰冰的平等原則，更多的人們要求公正和良心，要求對弱勢群體的尊重和保障。

　　第一，從個人走向他者。承認他者的存在，即是承認其他個人擁有與自己相同的權利，并愿意為維護其他人的權利而做出努力。嚴格來說，他者同樣屬于個人主義的范疇，此時“個人”不只代表“自我”，而是抽象地象征社會中的個體。如果個人主義僅僅建立在對自己權利的維護，而對其他人的境況視而不見，那么這種個人主義就會萎縮成私利的考量而非一種社會理念。從個人走向他者，其實正是對個人主義的完善和補充。

　　第二，從市場走向社會。從市場走向社會，就是格蘭諾維特所指出的，經濟學應當嵌入社會學而不是相反。個體行為的動因并不僅僅是機械的趨利避害，社會中人際關系、道德習慣的作用對人的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僅強調市場和商業化的角度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充分考慮社會環境的相關因素。而反過來，經濟發展也不應只考慮市場結果，相關的社會效益也必須考慮在內以確保利于全局和長遠的利益。

　　第三，從免于強制的消極自由走向自由獲取的積極自由。倘若一個人沒有受到他人的干涉和強制，他是否就完成了自由加之于自身的責任?遠遠沒有。實際上他只是守住了自由的底線，而沒有肩負起自己的責任。人們所做出的每一個選擇，都是積極自由的延伸。一個尊重他人選擇并勇于維護自己積極自由的人，才是一個完備的自由人。互聯網誕生之后，網絡空間成為自由分享信息的圣地，而人們對自由獲取信息權利的爭取，則可看作是一種對積極自由的履行。

　　第四，從沒心肝的社會走向正派社會。自由社會所宣揚的平等觀往往也是基于個人自由主義之上的。在沒心肝的社會里，人們往往會以自由的名義，理直氣壯地指責弱勢群體的缺點，而懶于思考是什么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正派社會，要求人們對弱勢群體給予最基本的尊重，至少做到不羞辱。這種起碼的尊重建立這樣一個共識之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應當包括人格上的平等，貧窮和富有無法改變這一點。正派社會應是一個審慎而有同情心的社會。

　　4.適當社會的形成

　　意義互聯網的興起，以及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都體現出這些積極的趨勢。為他者權利而做出努力、限制市場化的泛濫、爭取自己的積極自由權利以及對弱勢群體保持同情心，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新的社會結構在總體上顯示出恰當性，因而形成了適當的社會。

　　適當社會，是指一個有節制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們不是無止境的索取，也并非醉心于不斷積累財富，相反人們對自己的需求心中有數，當滿足自己的所需之后，可以轉而停下來為別人提供幫助。這是一個充滿感性和覺悟的社會，它是對過度物化的消費社會與豐裕社會的反撥，是資本主義祛魅之后的重新返魅。而實現這種適當社會，讓整個社會體現出人性的光輝，則是信息社會的所要達成的目標。

　　這種轉變如何可能?它取決于社會環境的變遷。在過去漫長的人類史中，人始終飽受匱乏的痛苦，生產和儲藏作為與稀缺性對抗的有效手段得以廣泛普及開來。然而每個人都心懷對匱乏的恐懼，試圖盡可能多地擁有財富。最終，欲望造就的是一個冪律分布的社會，少數人擁有大量財富，而絕大多數人依然陷于匱乏的困境。

　　然而匱乏正在離我們而去，即便它的步伐還很緩慢。物質豐裕的社會已經出現，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需得到了保障，在這樣告別匱乏的社會中，欲望可以是生產性的、創造性的。信息的豐裕已經使得年輕的一代忘記了匱乏的痛苦，如今當他們在網上漫游時，資訊以免費的價格呈獻給他們，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可以被忽略掉。隨著3D打印技術的成熟，實物甚至也將告別匱乏的現象。

　　共享經濟在減少閑置方面功不可沒。以Uber這家按需服務的租車軟件為例，當人們需要搭車時，可以將自己的請求發送給Uber，而系統則會為他安排一位剛好路過的駕車者。通過閑置資源的共享(這里是指汽車空間)，人們可以得其所需，實現共贏。Uber的按需服務和租賃共享模式還能夠擴展至其他領域，整個社會將在持續流動的狀況下提高效能、減少浪費，實現資源配置的恰到好處。

　　豐裕，讓無止境的欲望不再必要。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們滿足欲望不是為了填補恐懼，而是為了創造意義。當普通人投身到公益活動之中時，他們降低了對自己財富的期待，而將精力投入到對他人生活的救濟中。一方面，人對財富的需求有了可以觸及的終點;而另一方面，對財富分配的期待也更傾向于平等和公正，這些無疑體現出恰當性的特點。

　　在適當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相對平等的，沒有某個主要的脈絡或高峰存在，整個社會呈現出平等而互聯的“塊莖結構”。人對需求的滿足、欲望的滿足是適可而止的，社會對合意的、安逸的、妥當的狀態形成高度認可。這就如同霍爾墨斯的詩篇《單馬車》所描繪的那樣，一輛單馬車的設計如此富于邏輯而精巧，各個零件的磨損程度都剛好與其他零件相同，以至在使用了100年之后，馬車依然不會損壞。適當社會如同這輛奇異的單馬車，各個部分恰到好處地相互妥當，從而形成一種合意的社會認可。

　　(本文源自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信息社會研究所《信息社會超級趨勢》研究課題報告成果。課題組成員為：王俊秀，信息社會研究所所長;胡泳，信息社會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段永朝，財訊傳媒集團首席戰略官;梁春曉，阿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主任。執筆人：張魯，信息社會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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