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快報》記者陳永洲事件雖然水落石出，但新聞媒體及記者究竟在當下中國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社會角色，值得媒體、媒體人及關心社會問題的人的深思。本文的重新發表，或許能夠對當下中國媒體的“公共空間”狀況進行一些解讀，對讀者有所啟發。】

　　尹連根(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新聞研究所副所長)

　　王海燕(《南都周刊》首席編輯)

　　一、媒體的異化

　　二、媒體人的收入結構：“工資+外快”

　　三、媒體人的升遷之途

　　四、媒體人的資源“變現”之途

　　【參考文獻】

　　【注釋】

　　本文以內部人在場的言說方式，揭示了中國媒體業作為利益集團的屬性，以及媒體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內部人寫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體人圈子總體來說相對封閉且有一套行內潛規則，外部人對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筆者曾多次接受過傳播學者的訪談，學者們固然有豐富的理論知識，但因不能深入媒體內部，其分析難免失之于皮毛、籠統乃至膚淺。即使是著名的媒體社會學者如Gaye Tuchman(1978)和Herbert Gans (2005)所做的田野調查，也未能擺脫外部人的局限。在這方面，作為內部人，筆者很好地克服了社會學調查中常常為之頭疼的如何“入場”以及如何“保存現場”的問題(曹錦清, 2001)，不但擁有第一手的媒體內部運作經歷，而且能很好地實現與內部人之間的交流、溝通，從而保障發生現場的完整性，能夠洞悉這種程式化的日常運作后隱藏的動機和目的，有助于筆者對媒體政治本質的把握和解釋。

　　為完成本研究，筆者以正式訪談與日常閑聊的方式，與廣州三大報業集團的部分編輯記者多次交流。他們的詳盡敘述對本文寫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種原因，筆者不便在此列出他們的姓名，只能謹致謝意。

　　一、媒體的異化

　　媒體，尤其是中國的媒體，從來就不是什么正義、民主的正常訴求場所，只不過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團尋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經濟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2004年9月6日晚，中國的國家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在播放俄羅斯人質危機的新聞報道時，屏幕下滾播著的是俄羅斯人質危機中一共有多少人喪生的有獎競猜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獎競猜的背后有利益的分成。在廣州，午夜時分擰開收音機，聽到的絕大多數是普通話不怎么純正的本地醫生們在大談如何防治性病或其他什么病，那是因為該時段通常都被這些醫療機構買斷了。2006年8月21日，《南方都市報》刊登了一次讀者訪談，但沒有一個訪談對象是農民工或者下崗工人，那是因為這些人沒有社會影響力和廣告投放力。

　　在中國的報界有個非常時髦的詞，叫“有效發行”。有效發行其實就是能給報紙帶來廣告投放的發行，本質上就是有錢發行。那么在廣東，什么地方最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投放廣告?當然是珠三角地區。所以，廣州的報紙無一例外地首先壓縮在非有效發行地區的發行量，然后壓縮在非有效發行地區的版面。在廣州，由于地產廣告在報紙廣告中所占份額很高，所以廣州報界向來極少刊登有關地產商的負面新聞。

　　從上述種種現象中不難看到，所謂的公平、正義，更多的時候不過是媒體謀求自身利益的一張皮罷了。當然，多數媒體還是愿意在正義、公平等當代社會的普適價值上做文章的。但千萬注意，這要么更經常地被政治權力、經濟權力遮蔽了，要么充其量只是他們達到謀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他們追求的終極目的。他們在社會正義、公平、民主上做文章，以求得讀者的共鳴，從本質上看，其目的都是為了在讀者中擴大認同度，擴大市場占有率，從而擴大廣告吸引率，以達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有關媒體不過是一些利益集團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說法，在西方并不鮮見。傳播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學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Herbert Schiller認為，包括大眾媒介在內的美國文化產品的最高目的就是“發布、推動和叫賣(美國式)消費主義，成為跨國商業公司系統實現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Schiller，1992：30)。他認為，美國行政機構、軍事組織、跨國公司和商業傳媒糾結在一起，通過美國式市場策略的運用，在“把整個世界變成大賣場”(Schiller，1992：42)的同時，促成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特征的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在全球的霸權地位。(Schiller，1989)。對這種大眾媒介徹底異化為政治和經濟利益集團的工具的現狀，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產業：公司表達接管了公眾表達》(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一書中呼吁，亟需大規模地反思和檢討美國的信息文化現狀，將信息流通歸于“公眾參與和公眾自我負責”(Schiller，1989：171)，以“對人類的啟蒙和福祉有所裨益”(Schiller，1989：167)。Robert McChesney則強烈抨擊了傳媒假之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庇護，越來越趨于私人壟斷和臣服于商業價值、經濟利益的狀況。他認為，與這種“臣服”相應的是，“公共服務價值的衰微和被邊緣化”(McChesney,1999：48)，公益讓位于利潤，媒體實質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旨在“服務于一小撮富有投資者、企業老板和廣告商利益的系統”(McChesney,1999：77)。

　　Edward Herman和Noam Chomsky在論述美國大眾媒介的傳播政治經濟屬性時，提出了一個從組織結構和關系的角度來解釋美國媒介表現的分析框架，謂之“宣傳模式”。他們認為，美國新聞正遭遇以下幾大日常化的被過濾路徑：所有者、廣告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員、企業高管以及和被這些主要權力源資助與批準的所謂專家們)等。媒介“服務于那些控制和資助它們的社會強勢者們的利益，并代表它們(向大眾)進行宣傳”(Herman & Chomsky,2002: xi)。2004年，Ben Bagdikian在其《媒介新壟斷》(The New Media Monopoly)的修訂版中，詳盡闡釋了所有美國的主要傳播媒體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時的50家而如今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縱和壟斷的。在這本被稱為“媒體工業集中化研究領域的圣經”里，Bagdikian通過大量的事實，生動、具體地揭示了美國傳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團本質。至于有關中國媒體的利益集團屬性的論述，就筆者目力所及，當推Simon Fraser大學傳播學院趙月枝博士的論述最為系統。她在新著《傳播在中國：資本重構和社會論爭》(Communication in China：Capitalist Recons- 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一書中,論述了媒體作為利益集團，如何和政治、經濟等利益集團交織在一起，并在這種交織中實現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如果說趙月枝博士是從政治經濟學的宏觀視角來把握中國媒體利益集團屬性的話，筆者在此擬接著趙月枝博士“往下說”，深入中國媒體內部，從一個中觀的視角來剖析中國媒體作為利益集團其內部利益角逐的常規路徑與運作邏輯。

　　劍橋大學社會學者John Thompson將權力分為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經濟權力(economic power)、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和軍事權力(military power)(Thompson, 1995, 2000)。在揭示中國媒體人利益角逐的路徑和邏輯過程中，筆者將主要立足于John Thompson的權力四分說，著力展示媒體人如何不斷地將他們手中所掌握的符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如何不斷地將他們手中所掌控的組織資源轉化為個人資源。我們將根據自己在報業多年的親身實踐、個人觀察和與同事們的經常性訪談，從三個角度來分析媒體人如何將媒體作為追逐個人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從升遷的角度來論述中國媒體人是如何進行從符號資源到政治資源的轉化的，從“工資+外快”以及變現的角度來論述中國媒體人是如何進行符號資源到經濟資源的轉化。

　　二、媒體人的收入結構：“工資+外快”

　　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一些媒體入行者是抱著一種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投身報業的，但經濟考慮也是他們投身報業的重要因素。從一般情況看，媒體入行者在新聞編輯工作中經歷大約兩年左右的社會化過程后，其新聞理想和職業雄心因認識到種種現實制約而逐漸受挫，而經濟利益上的追求日漸成為最主要的工作驅動力。

　　媒體人的收入一部分依靠工資收入：工資收入的構成主要為“基礎工資+計件工資+職務津貼+年終獎”。只有那些在媒體內擁有一官半職的人才有職務津貼。媒體人的基礎工資部分相對固定，主要根據被評聘級別而確定，行內俗稱為“底薪”。而計件工資部分則直接與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況掛鉤，是工資收入部分的大頭，它其實類似于管理學所謂的計件工資制和量化考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在在報業內流行的稱呼叫“掙工分”。“掙工分”最先是隨著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尤其是都市報系列在90年代中期的勃興而建立起來的。后來，隨著都市報影響力的不斷擴散，其他報紙包括各地黨政機關報及晚報竟相仿效，約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起這種以量化考核和計件為基本特征的工資體制。

　　媒體人的另一部分收入來自工資外收入。工資外收入的多寡取決于編輯記者手中所掌握資源的多寡。這種資源通常具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指在報社內部的發稿權;二是指在報社外部所掌握的可利用資源。從經濟社會利益交換關系的原則出發，社內發稿權與社外可利用資源之間呈現為一種高度的正相關關系。那么，在報社內部，哪些人擁有的發稿權最大?首先是那些握有版面的部門。而具體到部門內部，則依級別高低而享有相應大小的發稿權，即分管社委、部門主任、部門副主任和責任編輯。其次是那些容易出新聞的“線”，比如政法新聞、公共衛生新聞、房地產新聞、公共交通新聞等。在新聞業內，素有“瘦線”和“肥線”的分別。所謂的“肥線”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容易出新聞，二是容易給記者帶來好處，便于謀取利益。而所謂“瘦線”正好相反，通常含義就是不容易出新聞，亦不容易給記者帶來好處，比如深度報道新聞、報料新聞、農業新聞等。不過，這種“瘦線”與“肥線”的區分并非絕對不變。對那些不善經營的記者來說，手中縱然是條“肥線”，也可能會被他跑“瘦”;而對那些善于經營的記者來說，手中即便是條“瘦線”，也可能會被他跑“肥”。

　　謀取工資外收入的路徑實質上就是符號資源轉化為政治和經濟資源的路徑，主要有以下幾個：1，收“紅包”，即目前在報界已經“合法化”的所謂“車馬費”。這種“紅包”一般都是某公司或單位開一個面向所有媒體的新聞發布會，然后給所有與會記者一份通稿和一個紅包。這種紅包價值不等，高的5百到1千元，低的也許僅50元。腿腳勤快的記者若經常跑這種發布會，也能積少成多，集腋成裘。2，有償新聞，這在中國報界又有一俗稱，即“軟稿子”。言外之意是“拿了人家的錢手軟”。由于目前中國報業廣告市場競爭激烈，報紙廣告普遍存在把關不嚴，有錢輒登的傾向，因此虛假廣告不少，久而久之，廣告效果并非很好。相對而言，新聞則有著中立、可信等品質，傳播效果優于純粹的廣告。何況，通過媒體的正式渠道刊登廣告所支付的廣告費用要遠高于通過私人渠道刊登新聞所需要打點的費用。所以，無論從效果還是從費用的角度來說，有償新聞都比廣告更受廣告客戶青睞。現實中，有償新聞也是編輯記者一個重要的工資外收入來源。3，傭金。中國的人情社會和非制度化生存的本質，決定了一個人事業的成敗和境遇的順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手中社會資源的多寡，而不是遵紀守法程度的高低。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那些依靠工作關系而建立起大量人脈的編輯記者便有了可用武之地，即通過牽線搭橋、從中斡旋、為當事人或趨利或避害，從中獲取傭金，這類費用又稱“打點費”、“好處費”等。4，拉廣告。在采編與廣告之間沒有截然分開的報社，部分編輯記者之所以熱衷于拉廣告，原因有三：首先，編輯記者沒有廣告業務員的廣告任務壓力，沒有完不成任務的風險成本;其次，編輯記者能擁有相對較高的，一定比例的廣告提成;其三，得益于手中的新聞平臺，記者比廣告業務員更容易使廣告商買帳。訪談中，筆者被告知，有些記者一年光廣告提成就可以拿到30萬元。5，編輯記者個人開公司。

　　三、媒體人的升遷之途

　　從記者、編輯逐級升遷，即使每個環節都很順利，也要經歷從部門主任助理→部門副主任→部門主任→社委→副總編輯，最后才能做到總編輯(或社長)，這是一個漫長且并不輕松的升遷過程。這一漫長的升遷鏈條固然適用于主報，但也同樣適用于子報。如果將主報和子報之間的科層關系畫出一張報業集團結構圖，讀者便可以推想目前中國的報業集團是怎樣一個壁壘森嚴、高高聳立的金字塔型架構了。

　　如果說，副主任及其以下職位比拼的尚是業務能力的話，那么副主任以上比拼的則更多的是排隊情況如何，也就是，你跟哪個領導站在一條線上，排在一個隊列。所謂排隊，首先就是表忠心并切實效忠。效忠的最佳方式則是聽話，言聽計從。具體到采編過程中，就是熱烈擁護領導設定的某采編方案和思路，出點子予以優化，忠實地在具體實踐中予以執行。其次是要逢迎附和，做領導愛看的，說領導愛聽的，多向領導匯報想法、思路，并時時請教。美國社會學者Herbert Gans曾在他的名著《決定什么是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中提到，報社的編輯記者都不怎么重視什么讀者調查。這句話放在今天的中國傳媒來看，也基本是正確的。其實，在新聞編輯室里，決定什么是“新聞”的，既不是課堂上學的什么新聞價值，也不是什么讀者調查，而是領導的好惡。一位接受訪談的媒體人說：什么是新聞?領導認為是新聞的，就是新聞;領導認可和滿意的新聞，就是新聞。再次是愛憎分明，盡可能地突出領導的重要地位和制造領導的出場露臉機會。在一個矛盾叢生、派別林立的媒體機構里，一旦跟定人、排定隊，就必須將排隊進行到底;否則可能的結局是誰的隊也不要你。

　　在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化小王國里，普通編輯記者基本上既無尊嚴也無自由，副主任級別基本能擁有尊嚴，主任級別基本能擁有自由，社委級別則基本能隨心所欲。換言之，若當不了副主任，你將基本失去尊嚴;當不了主任，你將基本失去自由;當不了社委，你將基本不能隨心所欲。究其原因，這與中國報業集團當下的領導干部選任制有關。現階段，報業集團的社委級領導歸口于同級黨委的組織部選拔任命;社委以下的領導歸社委一級管理層選拔任命。具體到報業集團內部，子報同樣沿用這種干部選任制，那就是，社委決定誰可以當官，誰不能當官。這種選任制使得領導層握有絕對的話語權，從而形成了一種絕對的對上不對下的晉升氛圍。盡管目前多數報社都實行若干年一次的競爭上崗，但那只是一種形式而已。

　　在這個高度層級化的王國里，每個級別的人都自覺不自覺地只在自己所屬的級別圈子里活動和交往，分明的區隔線無形地存在著。“我們”和“他們”的區隔感，在幾乎所有的層級里不但明顯而且濃厚。一個人升到社委級別之后，似乎一夜之間便從普通編輯記者乃至副主任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他們不再在日常聚會場所吃飯，觥籌交錯的被求場合陡然增多;不再在日常公交場所出沒，出入有指定司機駕駛的專車;不再在普通小區露臉，迅速攀升的月薪和年終獎外加各類不期然而至的現金，使他們的房產升級步伐加快。在度過半年左右的適應期后，他們逐漸從編輯部的公眾視野中消逝。除了公事公辦的工作外，普通編輯記者與他們之間的交往被看作了一種奢望，乃至遙不可及的事情。這些領導者就是這樣在保持著神秘感的同時保持著赫然的區隔。

　　這種區隔除了上述的升遷者個人的刻意之外，在整個組織內部也是通過多種途徑刻意保持著。首先是辦公資源的多寡。比如，在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社委級別的辦公室一般為兩個普通間大，配備氣派的總經理類型的辦公桌和配套的真皮座椅、組合沙發、專用空調、一排書柜、飲水機等。社委級別以下人員的辦公室都是整幢大樓共用的中央空調。主任級別的辦公室則為一個普通間，配備普通辦公桌和普通座椅，以及一個日用儲物柜。副主任級別的，一般是一個普通間放兩張電腦工作臺，兩個人共用一個房間。普通編輯記者則通常是一個大辦公室，隔成若干電腦工作臺。所以，走進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只要觀察一下房間的大小和布置，便知道房主在集團內地位之高低了。辦公資源的另一區隔方式是發放的報紙種類。在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里，普通編輯記者只發放《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和《南方農村報》;副主任級別的，除上述報紙外，加發《21世紀經濟報道》、《人民日報》和《羊城晚報》;主任級別的比副主任多發《廣州日報》和《新快報》;社委級別的比主任級別的又多了《新京報》、《信息時報》、《光明日報》、《文匯報》、香港《文匯報》和《參考消息》。

　　其次是參加各種會議的資格規限。報社里經常有各類會議，一般在發通知召集會議時都會規定參會人員的具體級別，比如，正科以上人員參加、副主任及其以上人員參加、主任及其以上人員參加、社委級別參加等。盡管其中多數為普通的日常會議，會議的內容在會后都要求各部門務必傳達，但仍然會在參會資格上做出明確區隔，以刻意強化等級意識。

　　再次是出差規格的差距，在這方面廣州各報的區隔相差無幾。一般地，副主任及其以上級別的，出差可按需選擇交通工具;而部門副主任位置以下的媒體人原則上只能選擇飛機以外的交通工具。出差時每日的住宿費標準也存在強烈的區隔功能。一般來說，普通記者編輯的出差住宿標準在250元左右，副主任在350元左右，主任在500元左右，社委級為600元左右，巨頭級的在700元左右。

　　在這個高度層級化的社會階梯上，每上一個層級，都意味著手中擁有更多可支配資源和更多自由意志的空間。政治上，越往上升遷，越擁有對稿件和版面的話語權，越具有刊發關系稿和阻止刊發不利關系稿的權威和能力。經濟上，越往上升遷，首先表現為工資構成的各子項，即職務津貼、基本工資、月度獎金和年終獎都會上升到一個新臺階;其次，手中可支配的公款資源，諸如公車、對外接待費等都有更大的自由度;心理上，層級高了，便出入車驥，乃至前呼后擁。正如一句俗語所說：“每個中國人的心里都有一個小皇帝”，哪個常人不會認為當皇帝的感覺挺好?

　　四、媒體人的資源“變現”之途

　　本文借用“變現”這一經濟術語，意指媒體人通過多種途徑將自身從業資本積蓄到一定階段和層次后，一次性地“變賣”成具有乘數放大效應的政治收益或經濟收益。可以說，“變現”是當前中國媒體人比較熱衷的一條價值實現通道。概言之，媒體人的“變現”主要有四條路徑，即政界“變現”、子報“變現”、跑線“變現”和他媒體“變現”。

　　首先是政界“變現”。由于中國人有“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傳統，而政治在中國社會里擁有對公共資源的強大掌控力和對尋常百姓生活的強大干涉力，因此政界對中國人總是充滿了無盡的利益誘惑，歷年公務員招考的火爆場面可算例證之一。而新聞業與政治存在著密切聯系，所以在兩者之間建立起媒體人的“變現”通道便十分自然便捷。不過，當代中國政壇的門檻并不低，而那些政壇高位的門檻之高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變現”政界雖然是一些媒體人夢寐以求的夢想，但真正完成此等“變現”的 人卻不是很多。現任廣州市委常委的薛曉峰可算是媒體人“變現”政界的頗為成功的例子。薛曉峰在步入政界前任《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總編輯、社委;2004年9月他離開《廣州日報》，任職中共廣州市委秘書長;2005年8月后任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2007年2月后不再兼任市委秘書長，改兼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廣州保稅區、廣州出口加工區管委會主任、黨委主任和蘿崗區委書記，分工管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廣州保稅區、廣州出口加工區和蘿崗區工作。

　　其次是子報“變現”。在此必須對目前中國報業集團的領導架構稍作說明。從當前中國多數報業集團的架構來看，二級部門就是主報的各處室部門，比如要聞部、經濟新聞中心等，以及主報所創辦、衍生出來的諸子報和諸經濟實體，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信息時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旗下的《新快報》和南方廣告公司、大洋網等經濟實體。也就是說，在報業集團內，子報的級別相當于主報的一個新聞采編部門。換言之，子報的總編輯相當于主報的一個部門主任，子報的副總編相當于主報的一個部門副主任。所謂子報“變現”，就是從這種平級調動的意義上來說的。比如，原《南方日報》時政新聞中心執行主任陶第遷2004年平移至《南方都市報》任執行總編輯，原《南方日報》時政新聞中心副主任崔向紅2006年平移至《南方都市報》任副總編。這種平移所帶給個人話語空間的擴展不言自明：平移前，他們只不過是一個省級機關報的二級部門領導而已，上面還有重重疊疊的決策層;平移后，成為一家市場認同度很高的都市類報紙的掌門人，直接進入決策層，更遑論數倍于平移前的月薪和年終獎了。據筆者了解，在目前的中國報業，員工很熱衷的那就是，先在主報攢夠政治資本，然后平移至子報進行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雙重“變現”。否則，你要么留在主報，有足夠的耐心和技巧熬至社委級，要么在子報連熬到個中層干部都是難上加難。因此，子報目前是各報業集團中層干部為求“變現”而激烈角逐的關鍵場域。上升捷徑之一就是這種“變現”方式，

　　第三是跑線“變現”，這種情形多發生在經濟新聞部門的記者編輯當中，一些跑經濟線的記者編輯樂于跳槽到經濟管理部門或大企業，做公關、宣傳等一些與文字相關的工作。由于媒體的經濟新聞部所交往的多為經濟管理部門或大企業，這些經濟管理部門或大企業掌握大量可支配經濟資源，員工收入不菲，更兼到這些部門工作后文字要求相對較低，因此跳槽者的采寫壓力比在報社輕松不少，在文字高手們的眼中有如“小兒科”游戲。比如，原《南方日報》經濟新聞中心電力線記者陳向陽跳槽到南方電網新聞中心;原《南方日報》經濟新聞中心煙草線記者孫茂勇跳槽到廣東中煙工業公司等。

　　第四是他媒體“變現”。通過這種路徑“變現”的記者編輯大都在采編領域有一技之長，抓到某新聞事件后往往能“一炮走紅”，從而適度炒熱和包裝自己，身價陡漲，隨后便有條件“外賣”到其他媒體。這種“變現”還有一種形式，即在市場化程度較高、口碑不錯的報紙中積累到一官半職，然后再轉手“外賣”到他媒體擔任要職。

　　這種他媒體“變現”早期以紙質媒體居多。迄今為止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數原《足球》報記者李響了。他依托自己嫻熟的英語，以及與當時的中國足球隊主教練米盧很好的私人關系，經常為《足球》報挖到比《體壇周報》記者更為獨家的報道。2001年適逢“十強賽”和“世界杯”，《體壇周報》開出3個月百萬元的價碼將李響從《足球》挖走。

　　后來，這種“變現”多通過轉往門戶網站實現。《南方周末》在一篇報道中提到：“最近，《新京報》前總編楊斌加盟和訊網，擔任總編輯。不久前，《南風窗》前總編輯陳菊紅成為騰訊網總編;《新京報》副總編王躍春，曾短暫加入搜狐并擔任常務副總編;《計算機世界》前副總裁、總編王超，加入廣源傳媒擔任總裁;《經濟觀察報》社前社長何力，加入陽光媒體集團擔任大中華區新媒體業務首席執行官” [1] 。這些“從紙上到網上”的媒體人“變現”價碼，至少在時下的傳媒圈內看來，令人咋舌。2007年初，“中國金融網”以50萬元的年薪聘請《財經》雜志前首席金融編輯、《財經時報》前任總編輯鈕文新出任中國金融網副總裁兼總編輯。“除了50萬的年薪，鈕文新還將獲得中國金融網相當價值的股權[2] ”。2006年5月，《環球企業家》雜志前總編李甬以年薪200萬的身價加盟“網易”擔任副總裁、總編輯。2006年10月，《經濟觀察報》前社長何力加盟“陽光傳媒”的價碼是，一次性補貼80萬美元和100萬人民幣的年薪 [3]。

　　筆者以內部人在場的方式，具體論述了中國媒體內部政治的展開路徑和運作邏輯，那就是，“工資+外塊”、升遷和變現。由此筆者試圖揭示媒體政治的本質，即符號權力向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轉換，以及組織資源向個人資源的轉換。

　　本文揭示了一個真實的中國新聞界：它既不是媒體自己竭力宣稱的社會公器，也不是媒體人標榜的民主、正義訴求的場所，其實質不過是一群媒體人追逐個人利益的平臺。在林立的利益集團當中，媒體業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參考文獻】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 ——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Gans, Herbert (2005).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erman，Edward & Noam Chomsky (2002).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Pantheon Books。

　　McChesney, Robert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9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89).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John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Thompson, John (2000). Political Scandal: Power and Visibility in the Media Age. Cambridge: Polity.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Zhao Yuezhi (forthcoming). Communication in China: Capitalist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注釋】

　　[1] 成功、蘇永通,“《新京報》訴TOM.COM案背后的傳媒格局”，《南方周末》,2006年12月21日。

　　[2] 中新網2007年1月31日電，“50萬年薪，網絡媒體開出重金與傳統媒體爭奪人才” (http://www.chinanews.com.cn/cj/gncj/news/2007/01-31/865328.shtml)。

　　[3] 劉鋒，“年薪百萬-何力給楊瀾夫婦打工”，《成都商報》，200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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