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人與敵人

　　黎陽

　　2013.10.30

　　一.“自命‘精英’”與“與人民為敵”

　　1.三種狀態，兩種人

　　2.“精英”文人的社會定位

　　3.“無窮遞縮等比級數”

　　二.“精英”文人吃香，中國必定遭殃

　　1.“精英”文人吃香與民族糟粕

　　2.“精英”文人吃香與落后挨打

　　3.“精英”文人吃香與賣國亡國

　　三.歷史的教訓

　　四.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一.“自命‘精英’”與“與人民為敵”

　　何謂“‘精英’文人”?——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

　　何謂“敵人”?——與人民為敵、與中國為敵、與中華民族為敵的人。

　　“精英”文人與敵人——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只要自命“精英”，就踏上了與人民為敵、與中國為敵、與中華民族為敵的道路;只要頑固堅持自命“精英”，就必為人民公敵、國家死敵、民族大敵。換句話說，“精英”文人即敵人。

　　1.三種狀態，兩種人

　　為什么要專拿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說事?因為他們是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知識分子。他們與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的關系非友即敵。

　　從“創造財富”的角度看，不算老弱病殘，社會只有兩種人：創造財富的人和掠奪財富的人。這兩種人只可能有三種狀態：創造財富，掠奪財富，既創造財富又掠奪財富。

　　社會中的任何人要么屬于創造財富的一類，要么屬于掠奪財富的一類。即便處于“既創造財富又掠奪財富”的中間狀態，也仍然有個“創造財富為主”還是“掠奪財富為主”的基本的定性歸屬問題，仍然可以劃分為“基本屬于創造財富”和“基本屬于掠奪財富”兩類。知識分子也不例外。

　　評價人可以有很多標準，但從社會生存的角度看只有一個標準：創造財富還是掠奪財富。

　　創造財富總不如掠奪財富容易迅速。只要社會存在，即只要社會創造的財富不小于被掠奪的財富，掠奪財富的人必定少數，創造財富的人必定是絕大多數(為什么說“占人口絕大多數人的人是好的”?因為占人口絕大多數人的人靠創造財富為生)。“創造財富的人獲得的的生存機會小于毀滅機會”意味著社會的多數人已經無法靠社會生存，意味著社會解體。

　　從社會生存的角度看問題，社會的人只有兩類：維持社會生存的人和破壞社會生存的人。創造財富的人維持社會生存，掠奪財富的人破壞社會生存。看飛機是否會掉、船是否會沉只需看升力(浮力)和重力、動力和阻力誰大于誰;看社會是否能生存只需看創造財富的力量和掠奪財富的力量誰勝于誰。

　　2.“精英”文人的社會定位

　　理工專業是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專業;文科專業不是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專業。學理工的知識分子如果學以致用從事本行，就屬于直接創造財富的人;如果不搞本行理工而改行搞了文科，則和學文科的知識分子一樣，屬于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要生存就只能從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那里獲得生存必須;途徑只能二者擇其一：第一，勞而獲——向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提供服務，等價交換;第二，不勞而獲——利用權力巧取豪奪別人的勞動成果。向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提供服務而等價交換的知識分子屬于創造財富的人——間接創造財富;利用權力巧取豪奪別人的勞動成果的知識分子屬于掠奪財富的人——直接或間接掠奪財富。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不能簡單地根據其專業和職業就直接確定屬于哪類人，而要看具體情況：是否向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提供了服務?提供了什么樣的服務?真服務還是假服務?

　　向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提供服務即“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不是行善積德的大發慈悲，不是隨心所欲可干可不干、可多可少的恩賜或施舍，而是一切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獲得生存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唯一手段——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又不通過提供服務進行等價交換，那生存必須只能來自巧取豪奪;這樣的人只能屬于不勞而獲掠奪財富的人。

　　自命“精英”，就意味著宣布自己與直接創造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系不是平等關系，而是“優等”與“劣等”、“高貴”與“低賤”的不平等關系。既然不平等，那就不可能有平等服務——“優等人”不可能為“劣等人”平等服務;“貴族”不可能為“賤民”平等服務;奴隸主不可能為奴隸平等服務……總之不平等的人之間不存在平等服務。沒有平等服務就沒有等價交換。沒有等價交換，一切生存必須就只能來自巧取豪奪。因此只要自命“精英”，文科類知識分子跟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系就只能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只要自命“精英”，文科類知識分子就把自己在社會中定位為“掠奪財富”的一類，就跟打家劫舍的土匪本質相同，即“文匪”。不過他們總是聲稱自己的專長涵蓋全社會，號稱“公共知識分子”，因此又可簡稱“公知”。

　　3.“無窮遞縮等比級數”

　　從“人人平等”角度看問題，人人平等則機會均等，任何壞事能攤到別人頭上就能攤到自己頭上，因此凡壞事都反對。從“人與人不平等”角度看問題，人人不平等則機會不均等，能攤到別人頭上的壞事不一定攤到自己頭上。只要壞事攤不到自己頭上那就沒關系，因此不反對壞事，只反對讓“優等人”攤上壞事——住在平地的人不容忍任何洪水泛濫;住在高處的人則可以容忍洪水泛濫，只要不比山高。

　　只要認同“人與人不平等”、把人分為“優等劣等”，就確立了“優等人優先”的原則——一事當前，永遠是“保護‘優等人’，犧牲‘劣等人’”。這個原則可以無限運用、反復運用。這從理論上講可以屬于一種“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是愚公每一舉必從山上挖一塊，山只能干挨著束手無策;“優等人優先”是“優等人”每一舉必從“劣等人”身上咬一口，“劣等人”只能干忍著無可奈何。“愚公移山”是愚公挖山不止無窮無盡，而山是有限的，遲早被挖光;“優等人優先”是“優等人”吃“劣等人”不停無止無休，而“劣等人”的血肉相對于“優等人”的胃口而言是有限的，遲早被吃光。二者共同之處是矛盾著的雙方關系不對等、一邊倒：無窮無盡無限制對有窮有盡有限制，最終結果只能是有窮有盡有限制的被無窮無盡無限制的消滅光——只要堅持“愚公移山”，最終結果就是山被挖空;只要堅持“優等人優先”，最終結果就是“劣等人”被滅絕。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是不是一開始就蓄謀斬盡殺絕，最后一定發展到“滅絕劣等人”。二者的不同之處是這個過程發展速度決不會象“愚公移山”那樣緩慢、非子子孫孫多少代不能見效，而是發展得很快、很劇烈，甚至可以是轉瞬之間。

　　道理很簡單。世間一切事務都是不斷發展的，“不平等”關系也一樣，不可能一勞永逸固定不變，而要持續作用、貫穿始終、不斷變化。凡做比較，人的思維習慣是總是從眼前出發，以現狀為比較基礎，而不是以過去某一個固定不變的起點為比較基礎，因此這種比較總是相對而比，在前一次比較的基礎上累積迭加，前一次比較的結果總是后一次比較的起點。認定人分優等劣等，就意味著“優等人”心目中“劣等人”的地位要比自己低，即“劣等人”的權利比自己小。如果“優等人”的權利指數是1，“劣等人”的權利指數就小于1。即使小得不多，比如僅0.9，那也照樣是小。這種比較不是一次性的一勞永逸，而是持續不斷、永無止境。只要堅持“不平等”，即使這種“不平等”的比率不惡化即一直保持為0.9，那下一次再比較的結果也不再是1：0.9，而是在上一次已經取得的1：0.9的基礎上再來個1：0.9，即1：0.81。依此類推，每次比較的結果都一小再小，差距愈來愈大。學過中學數學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無窮遞縮等比級數：an=a1*q^(1-n)，(q<1)

　　a1：“優等人”的權利指數;

　　an：“劣等人”的權利指數;

　　q：不平等比例系數(q<1)

　　n：地位比較次數

　　根據中學數學知識可以知道，當n趨于無窮大時，an=0。

　　由此可見，只要人與人不平等(地位比例系數q<1)，即便不平等的差別很小，由于世間事物的發展無窮盡、比較無窮盡(n趨于無窮大)，在“優等人”心目中的“劣等人”權利指數也會很快收斂為零——比如取比例為0.9，精確到小數點后第二位，到第51項時即為零。而人一生幾十年，與別人地位碰撞比較的次數何止51次?不平等程度不大即比例相近如0.9時尚且如此，如果不平等程度懸殊，那“劣等人”的權利指數將收斂得更迅速。這足以證明只要認定人與人的關系不平等，哪怕一開始不平等的程度并不大，但隨著時間的無限推移和事態的無盡發展，在“優等人”心目中“劣等人”的地位會很快下降為零，即一文不值。當沒有有效制約時，這種下降會極其迅速。

　　反過來，如果以“劣等人”的權利指數為1來比較，只要堅持“優等人”比“劣等人”高級(q>1)，那“優等人”心目中自己相對于“劣等人”的權利指數就是個無窮遞增等比級數，趨于無限發散(即無限自我膨脹)，哪怕只比“劣等人”高等一點點，那膨脹結果也是無窮大——比如說假定“優等人”規定自己的權利指數是“劣等人”的1.1倍，那到第50項時就自我膨脹了117倍，到第100項時則膨脹到了13781倍。

　　當然“無窮遞縮等比級數”僅僅是一種比喻，一種原理說明。實際情況不可能象數學公式一樣有固定的不平等比率，不可能精確計算，不可能嚴格地按步就班順序發展，不是“無窮遞縮等比”，而是“無窮遞縮不等比”。不過最要害的不是“等比”不“等比”，而是“無窮遞縮”，更確切地說，是“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只要確立了不平等的關系，這種不平等的關系就必然持續發展、惡性循環、累積迭加、愈演愈烈。在“優等人”心目中“劣等人”權利將“無窮遞縮，迅速歸零”，自己對“劣等人”的權利優越將“無限膨脹，迅速發狂”。如果有制約，這種惡性循環會相對延緩，也就是說比例系數q比1小得不多。如果沒有制約，則這種惡性循環必定跳躍式飛速發展，從輕視發展到歧視、從歧視發展到敵視、從驕傲發展到傲慢、從傲慢發展到狂妄、從非對抗性矛盾激化為對抗性矛盾、從友轉換為敵等等都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甚至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

　　“愚公移山”原理證明“人與人不平等”的最終結論必定是“‘優等人’滅絕‘劣等人’”;“無窮遞縮等比級數”原理證明“人與人不平等”的不平等程度會發展得非常快。這條客觀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要不平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背景，最終結果都一樣：

　　當年德國納粹黨一開始只是排猶，并沒有一上臺就打算把猶太人送進毒氣室。但既然堅持“人分優等劣等”，就只能在“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規律的支配下無窮發展、步步升級、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拾——“合法”限制猶太人、抵制猶太人的商店、禁止猶太人競選公職、擔任文官職務、在新聞界、廣播業、農業、教育界、戲劇界、電影界工作、從事金融交易、從事律師、從事醫藥業和商業、獲得生活上的享受、購買日用必需品、購買食物、藥品、商店掛出“猶太人不得入內”的牌子、整座城掛出“本市嚴禁猶太人入境”、“猶太人進入此處安全自行負責”的侮辱性牌子、剝奪財產、侮辱、鞭打、送入集中營、奴役勞動、大規模死刑、毒氣室、熔人爐……只要堅持人與人不平等，就必然一條道走到黑，最后終于走到有計劃的種族大屠殺。

　　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為什么那么兇殘?瞧不起中國人，認為日本人和中國人不平等，日本人是“優等人”，中國人是“劣等人”：

　　——“當時，日本人認為自己是上等人，所以沒有把中國人當人看，看作是下等人。”(井上益男，1915年6月出生，南京戰時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1998年3月、2000年5月、2001年5月采訪)(編輯注：本節資料，全部引自松岡環《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侵華日軍原士兵102人的證言》一書)

　　——“我一直認為日本是‘神的國家’，所以干什么都可以。”(東征雄，1915年8月生，南京戰時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3大隊，2000年6月采訪)

　　——“從小老師就教我們，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因此當時我覺得怎么樣對待這些身為劣等民族的中國人都不為過”、“從心里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的民族，只要他們敢反抗日本，那么就應受到任何懲罰，即所謂的膺懲。”(曾在中國山西作戰的日軍老兵近藤一)

　　去過日本的人都說日本人舉止文明，彬彬有禮，遵紀守法，去過德國的人都說德國人循規蹈矩、整潔衛生、愛好音樂、高度文明。如此“文明禮貌”的民族為什么當年會在中國到處殺人放火搞“三光”、在歐洲建殺人工廠搞種族滅絕?二者怎么協調到同一群人身上?道理很簡單：平等才彬彬有禮，歧視則草菅人命。只要不平等，即使高度文明的民族也照樣會變成嗜血的野獸。當失去制約時(如戰爭狂熱宣傳)這種轉變極其迅速——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能擺脫“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人與人不平等”的客觀發展規律的支配。

　　明白了這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華人報刊會有這種新聞標題了：“美國亞裔好欺負，‘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助長種族仇恨和犯罪”——越逆來順受，人家越瞧不起你;越瞧不起你，就越肆無忌憚，結果就是種族仇恨和犯罪。只要堅持人與人不平等，任何民族任何人都擺脫不了“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規律支配。日本、德國不能，其他民族也一樣。

　　毛澤東說：“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里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

　　“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不僅適用于不同民族之間，而且適用于同一民族之間。

　　因為有了“生而知之者，上也”、“唯上智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所以才有韓愈的理直氣壯：“民不出米粟麻絲以事其上則誅!”——“優等人”對看不起的“劣等人”別說反抗，即便有所怠慢都容不得，都立刻恨之入骨殺無赦。只要堅持人與人不平等，即使是同一民族之間“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照樣起作用。

　　文革中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煽動血統論，以家庭出身為標準鼓吹人與人不平等，導致一些地方出現打人侮辱人的暴力事件。為什么?“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為什么最先開始又鬧得很兇的地方往往是中學?因為中學生未成年，又處于青春躁動期，想有自己的思想又不會思想，抵御蠱惑人心的能力比成年人低，一煽就動，一點就著，受“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支配格外強烈——環顧世界，凡鼓吹歧視，最先中招被煽動的總是青少年。

　　俗話說，“見了慫人壓不住火”——對從底心里看不起的人，不管對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覺得是對自己的蓄意冒犯，都可以無緣無故火冒三丈，甚至引發暴力事件。這只能用“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解釋——這個規律不僅適用于民族之間、群體之間，而且適用于任何具體的個人之間。

　　即便一家人也照樣不能擺脫這條規律的支配——“14歲少女因無人添飯與父母賭氣吞下40顆藥丸自殘”、“14歲女生早戀被罵用30厘米殺豬刀刺母”、“要零化錢不遂毆打父母”……根本原因：溺愛嬌縱，捧到天上，結果孩子只知道唯我獨尊，不知道什么叫平等待人，視別人權利如糞土，連父母也不例外。稍不如意，“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瞬間就能登峰造極。正如魯迅所說：“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

　　只要堅持人與人不平等，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能擺脫“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的支配，知識分子又豈能例外?

　　魯迅說，是《一件小事》使自己擺脫了不平等待人的惡習：“我從鄉下跑到京城里，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卻于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里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正是那個普普通通的車夫的普普通通的平凡崇高之舉，使魯迅從“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么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的“優等人心態”中猛醒，感受到普通勞動者的偉大：“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于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

　　這《一件小事》一方面說明魯迅敢于與“精英意識”決裂，另一方面證明任何人，哪怕偉大如魯迅，只要不自覺抵制“不平等待人”的“精英意識”，也照樣不能擺脫“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的支配——“增長了我的壞脾氣”、“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魯迅尚且如此，“精英”文人們就更不在話下。為了不勞而獲，他們必須證明自己掠奪財富“有理”——美國人敢于明目張膽，6歲小孩就敢在ABC電視上宣布為了不還債，所以要“殺光中國人”;而電視臺主持人居然當場夸獎“殺光中國人”是個“有趣的想法”。事后面對海內外華人的抗議，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之一《赫芬頓郵報》仍公然稱贊這一問一答是“史上最棒的政治脫口秀”。這一切雖然窮兇極，卻也坦白得可愛，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隱諱地把自己的邏輯表達得一清二楚——不需要任何道理，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因為貪婪，就因為想白拿你的錢，所以要殺光你，毫不賴帳，更不退讓。中國的“精英”文人沒有美國人這種敢做敢當敢殺人越貨的可愛的坦白性。他們象蚊子那樣怯懦，象蚊子那樣吸血之前一定要哼哼半天大道理“證明”自己“吸血有理”。這個“理”就是“人與人不平等”、“人分優等劣等”：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人民“劣等”而“精英”文人“優等”。中國的“精英”文人自古以來最熱衷最拿手最堅決最徹底的就是把“‘精英’文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強加給全社會。“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有機會，“精英”文人們按“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規律邁向“滅絕劣等人”的速度極其迅速，氣焰極其囂張——君不見他們輕松愉快眼都不眨一眨就把中國老百姓從主人翁變成“改革代價”、“失敗者”、“窮鬼”、“懶漢”、“群氓”、“無知”、“腦殘”、“智障”、“低素質”，再變成“草民”、“愚民”、“墮民”、“刁民”、“暴民”、“屁民”，直至變成“垃圾人口”，公然鼓吹淘汰消滅：

　　——“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茅于軾)

　　——“我們反對窮人當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贊成精英管理國家。”(茅于軾)

　　——“就精英對民族的貢獻來說，他們的收入再增加一百倍也不過分。不要拿工人的收入和精英比，那不是一個層次上的，要找一個合格的工人，去勞務市場一抓一大把!”(凱迪論壇)

　　——“精英絕對比農民、工人更有素質、更有教養、更有道德。”(凱迪論壇)

　　——“精英既然是精英，他們身上一定存在著支撐他們能成為精英的品質，比如勤奮、智慧、勇敢、拼搏、誠信、堅毅、善良等，人無完人，我們不能說他們是最完美的中國人，但能成為精英，一定是缺點最少的中國人”(凱迪論壇)。

　　——“有人發了，應該有為者亦若是嘛。有本事的掙錢，沒本事的吃屎，天經地義嘛!”(凱迪論壇)

　　——“一個從事高科技研發或者設計工作的工程師，能比保安掙的少嗎?你保安能高研發和設計嗎?別人卻都可以搞保安工作，這就是市場價值!”(凱迪論壇)

　　——“懶漢們懷念共同貧窮大鍋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干好干壞一個樣，勤奮懶惰一個樣，有無貢獻一個樣，金胖子嘲癬是榜樣。唉，懶漢們就那樣。”(凱迪論壇)

　　——“一看你就是個不得志的窮鬼，所以才痛恨現在的大好時光。我們這些有能力的人當然不會怨天尤人!”(凱迪論壇)

　　——“無能之輩都愿意吃大鍋飯!”(凱迪論壇)

　　——“北京人口激增必須得到有效控制，還要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除了‘生態門檻’外，我還沒想出來用什么更好的‘門檻’予以控制，即合理又合情地讓誰留，讓誰走。自然生態系統延續的唯一法則就是物種間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看起來殘酷，但是公平。”(中國房地產學會執行會長、北京房地產學會常務副會長陳貴)

　　——“在中國這樣一個民眾天性懶惰、懦弱、不思進取、道德墮落的國度，更需要千千萬萬個茅于軾站出來。”(凱迪論壇)

　　——“北方人性格像黑社會”(凱迪論壇);

　　——“湖南自古是土匪窩”(凱迪論壇);

　　——“長沙大批毛左瘋狂攻擊茅于軾老先生。湘地歷來匪患猖獗,果然!”“矛不過是說出常識，可這個四分之一人口尚為文盲的民族，連常識都容忍不了”(凱迪論壇);

　　——“反精英者皆腦殘，沒有例外的。可能打擊了一大片了。不過，我就是生為踐踏這些腦殘的。”(凱迪論壇)

　　——“你低素質的、沒文化的還想有國家的決定權?因此建議，最好是我們有文化的1人1票，你們沒文化的鄉巴佬5人一票。這就回到當年美國民主的白人1人1票，黑人4人一票的日子了哈。美國憲法要加一個注釋：All men are born equal，but white men are more equal than colored).(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白人比有色人種要更平等。)(凱迪論壇)

　　——“老子是有文化有學歷的人，跟你們這些吳文化無學歷無技能只會亂扣帽子的垃圾人不一樣，你們就YY有人帶你們打砸搶吧!”(學習糯米團)

　　——“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60歲以上的人受到的完全是無道德、無誠信、無秩序、無思想、無知識、無論理、無善惡的公產檔教育。讓他們不丑陋，難!”、“父輩們是《丑陋的中國人》，生出的肯定也是丑陋的，不管五十年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代還是八十年代生人、九十年代生人，彼此彼此，半斤八兩!”、“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確實是很混蛋的一批人”(凱迪論壇);

　　——“下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凱迪論壇);

　　——“中國的50、60后都是標準‘狼羔子’”(陳丹青);

　　——“勞動不創造財富”、“95%有破壞性”(茅于軾);

　　——“當今錢財就是衡量一個人在社會中存在的地位，那些騎著幾千塊一臺的垃圾摩托車的窮鬼毫無疑問就是社會競爭的失敗者，這些人沒有資格占據本來就很緊張的城市交通道路資源。”(凱迪論壇)

　　——“除了垬這惡魔，這國還有一大問題是儲存著一群數量驚人、永遠罵不醒的自甘奴賤貨”(蕭瀚);

　　——“必須把人口降至5億以下，這樣才能實現人類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這就是共濟會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正義而偉大的，因為他是為了挽救人類!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就算是犧牲我的后人(當然我的后人也未必會犧牲)，那也值得!為了顧全大局，舍小家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顧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他能讓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斷子絕孫!它沒有血腥的殺戮，卻與殺戮殊途同歸，是一種可以把地球人減少至5億的絕佳手段。轉基因食品，不讓人流血，不讓人痛苦，體現了一種人道主義精神，這樣的科學家不服不行!”(茅于軾)

　　(如今“精英”文人的胃口越來越大，對“知識分子”已經看不上眼了，要自稱“知識人”——“分子”只是個別人，“知識分子比無知分子優等”還可以算是“分子對分子”、個別人對個別人，表面上似乎還允許存在既不屬于“知識分子”又不屬于“無知分子”的情況。而升級為“知識人”就不同了，就不再是少數人個別人的特例，而是對所有的人一個不漏地一分為二劃分陣營：不是“知識人”就是“無知人”，誰都休想例外，不留任何死角。)

　　環顧世界，如今除了中國，還有哪個國家的文人對本國老百姓如此仇恨、如此鄙視、敢一天到晚公然用如此惡毒的語言百般辱罵?如此敵視老百姓的“精英”文人在決策“頂層設計”時怎么可能把老百姓的死活當回事?怎么可能不輕率武斷草菅人命?

　　有滅絕人性的理論，就有滅絕人性的行動，就有如此之多的“中國特色”——“80%河流枯竭、2/3草原沙化、668座城市被垃圾包圍、2000萬女人賣淫、年伐200萬棵樹制成筷子賣給日本、3億農民喝不到干凈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刑事案件年發400萬例、外企每年獲利高達4萬億、耕地面積每年以10萬畝縮減”、“世行稱中國勞動者稅率達45%高出美國近一倍”、“中國工人的工資只占企業運營成本的10%，幾乎是全世界最低”、“64%城市地下水嚴重污染,清潔的僅3%”、“全國70%的主要河流嚴重污染。哈佛大學的研究顯示，污染已滲入中國地下。受監測的水井中，超過一半的井水作為飲用水是不安全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估計，現在90%的城市依靠受污染的地下水過活”、“中國成世界最大電子垃圾筐”、“吉林大火死120人門反鎖防女工上廁所”、“內蒙古十幾萬居民遭水荒部分小區已經斷水數月”、“病豬死了被集中丟進江里”、“紐約時報：120萬中國人因空氣污染提前死亡”、“中國癌情告急：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癥”、“全國每6分鐘就有一人被確診為癌癥，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癥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癥”、“每年新發癌癥病例約350萬，因癌癥死亡約250萬”、“南京幼女餓死事件震驚全國”、“孩子整夜拍著門喊著媽媽”、“餓得趴在馬桶里吃糞便”、“最后孩子抱出來的時候都已經已經風干了”、“重慶下崗女工餓死被發現時只剩白骨”、“舉世震驚：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傷128人”、“沙逼北京、豬投上海，中國還有什么不嚇人?”、“喂人民服霧”……

　　希特勒說，“亞利安人是最優秀的人種，有權統治全世界”;張維迎說：“最優秀的人在干什么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茅于軾說：“讓最優秀的人來治國”——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最優秀”、“最優秀的人”、“最優秀的人種”、“精英”、“優勝劣汰”、“消滅垃圾人口”……只要堅持自命“最優秀”，最終結論一定是“淘汰劣等人”，一定是大規模殺人。這一點不奇怪：堅持自命“精英”，就不可能不在“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不平等發展規律”的支配下走向與民為敵。有些文人也許一開始僅僅是驕傲自滿、自命清高、恃才傲物、輕視百姓。但事物是發展的，而且是按客觀規律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只要堅持自命“精英”，就放出了一個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不管一開始是何理由，只要堅持“精英”，就必然認同“人與人不平等”，就必然發展到對老百姓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就必然最終認同“淘汰垃圾人口”，而且用不了很久。

　　歷史的教訓：鼓吹“精英”是萬惡之源。自命“精英”是殺人信號。“精英”意味著血腥，“最優秀”意味著“我的奮斗”——誰鼓吹“精英”，誰實際就在公然煽動壓迫、制造仇恨、教唆殺人;誰煽動“最優秀的人”，誰實際就已經在著手搞大規模人口滅絕。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人口滅絕，始于“精英”。不把自命“精英”定性為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毛澤東指出，對知識分子區分敵我的唯一標準是看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們看人的時候……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只要自命“精英”，就不可能認同與人民群眾平等，就不可能靠為人民服務謀生，要生存就不可能不掠奪財富，就不可能與工農民眾相結合，就不可能不與人民群眾為敵。因此根本不能指望“精英”文人決策治國大計時會替老百姓做絲毫打算，會把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會把國家民族的存亡當會事。

　　有人問罪：你大罵文科類知識分子，那毛澤東和魯迅不都是文科類知識分子嗎?

　　盡管對這種蓄意歪曲我早已駁斥了不知多少次，但這里不妨再駁斥一次：看仔細了——“文科類知識分子”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一回事嗎?“中國人”跟“某些中國人”是一回事嗎?毛澤東和魯訊什么時候自命過“精英”?什么時候宣布自己比普通老百姓“優等”?什么時候流露過哪怕一絲一毫的“人與人不平等”、“優等人有權統治劣等人”的主張?不僅如此，人們見過堅決擁護毛澤東和魯迅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如孔慶東、張宏良、鞏獻田等人自命過“精英”、自命比普通老百姓“優等”嗎?對這樣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我從來尊敬有加，何曾攻擊過?

　　二.“精英”文人吃香，中國必定遭殃

　　1.“精英”文人吃香與民族糟粕

　　⑴.欺壓實干，褒獎空談

　　所謂“實干”，指的是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目標一致的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行為，而不是指僅為一己之私單槍匹馬的個人奮斗。

　　“精英”文人別無專長，只善主觀夸張。任何事一旦納入“比勞動實干，比實事求是，比團結大多數”的軌道，“精英”文人必定一敗涂地。因此“精英”文人的全部戰略就一條：把一切都納入“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軌道。只要如此，他們就能以己之長空手套白狼——靠三寸不爛之舌不勞而獲，靠三寸不爛之舌不戰而勝，靠三寸不爛之舌篡奪權力，靠三寸不爛之舌確保“‘精英’文人吃香”。

　　——為什么過去的“精英”文人拼命鬧尊孔?靠科舉當官——一搞科舉，一切就納入了“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軌道，“精英”文人就如魚得水——只有“精英”文人能參加科舉考試，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舉當官，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舉獲取權力持權搶劫不勞而獲——不管鬧尊孔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實際一切都是為了“精英”文人的私利。

　　——為什么如今的“精英”文人拼命鬧“普世價值”?靠選舉當官——一搞“憲政”“自由選舉”，一切就納入了“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軌道，“精英”文人就如魚得水——“精英”文人主張的“自由選舉”的前提是“言論自由”，有了這種“精英”文人壟斷一切輿論、象秦火火那樣隨心所欲造謠誹謗誣陷歪曲制造傾向性輿論狂潮而不負任何責任的“言論自由”，就只有“精英”文人能操縱“一人一票”的結果，就只有“精英”文人能象賭場老板能控制住賭博結果一樣控制住“自由選舉”的結果——不管鬧“普世價值”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實際一切都是為了“精英”文人的私利。

　　如何實現“把一切都變成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欺壓實干，褒獎空談，打壓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者。道理很簡單：“精英”文人不干實事。要實現“‘精英’文人吃香”，就必須證明不干實事的比干實事的強。但“精英”既然文人不干實事，就無法用事實證明自己比干實事的人強。不能用事實證明自己比干實事的人強，又必須證明自己比干實事的人強，就只能貶低干實事的人，就必須讓干實事吃不開，就必須不準干實事——自己不干實事，也不準別人干實事，不準社會崇尚干實事，不準干實事的人吃香，竭盡全力貶低迫害干實事的人——這叫“逆向競爭”：不能證明自己強，就證明別人差;用事實證明自己正確很難，用誹謗“證明”別人“錯誤”很容易。而只要證明別人“錯誤”，就等效于證明自己“正確”、“高等”。說來說去結論就一個：“實干不如空談”。利害關系明擺著：只要干實事就必須聯系實際，就必須實事求是，就必須反對主觀夸張任意撒謊，就必然威脅“‘精英’文人吃香”——只要社會崇尚干實事，能干實事、干出實際成果、有發明創造、促進進步的人的威信自然就高。實事求是干實事的人威信高了，脫離實際光說不干的“精英”文人的威信往哪兒擺?這就立刻直接威脅到“‘精英’文人吃香”的總戰略。人們崇尚干實事，就必然鄙視不干實事光會主觀夸張吹牛撒謊的;干實事的中國人威信高了，說一套做一套光說不干的“精英”文人的威信就沒了;錢學森吃香了，季羨林就沒人頂禮膜拜了。中國人干實事取得的任何成就對“精英”文人來說都是壞事，都對“精英”文人的特權形成了威脅。“存在決定意識”。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精英”文人要保證“‘精英’文人吃香”就不能容忍中國人干成實事，就必須打壓中國一切干實事的人。

　　“精英”文人打壓干實事的人的最常見伎倆是：第一，理論上否定——從理論上根本上予以否定，釜底抽薪，徹底取消：凡自己不肯干或干不了的，一概用“理論”證明根本沒必要——自己不屑靠勞動創造財富，就用“理論”證明“勞動不創造財富”;自己既不肯又不能團結人民反侵略，就用“理論”證明“不是侵略而是‘傳播先進文明，抵抗侵略是抗拒文明’”……第二，實際上誣蔑——吹毛求疵，專挑毛病，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量夸大：“不看干不干，只看錯不錯”，不必會干，只須會吹。干得好不如吹得好——評價醫生，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只看出了多少差錯。照此標準，一個病人都不看的人必定無差錯，必定最優秀。這正是”精英”文人期望的結果：不看干了多少，只看錯了多少。因為出錯，所以不準做;因為有人噎死，所以禁止吃飯。如此一來啥也不干的”精英”文人就永遠一貫正確，就能確保“精英”文人吃香。

　　不勞而獲的人給出的結論必定是“不勞”(不干)最正確——如果結論是勞動和實干最正確，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精英”文人們不勞而獲的私利決定他們必須否定一切實干，必須通過拼命宣傳中國革命、反抗侵略等實干如何如何錯、造成了多少多少損失和破壞等阻止老百姓知道如果不實干、不革命、不反抗侵略的真正后果。

　　“欺壓實干，褒獎空談”是“‘精英’文人吃香”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最大的文化糟粕之一。中國人并不蠢，但“‘精英’文人吃香”導致的“欺壓實干，褒獎空談”逼著中國人犯蠢——為了避免“一干就有錯”，寧可不干。最聰明的人和最蠢的人往往做出的選擇相同，即什么都不干——最蠢的人想不到要干什么，最聰明的人什么都想到了，但什么都否定了，結論是等別人出頭，自己坐享其成，跟最蠢的人的結論其實沒兩樣。整個民族人人都追求當“聰明人”，都決心“什么都不干、空手套白狼”，最終結果就是集體變蠢，落后挨打。(見附錄)

　　⑵.吹牛撒謊

　　“不準干實事”的必然結果就是“不準說實話”——干實事才需說要實話。不干實事，當然不需要說實話。

　　創造財富是跟客觀世界打交道，文科是跟主觀世界打交道。跟客觀世界打交道需要遵循客觀規律，需要實事求是，需要客觀和邏輯;跟主觀世界打交道需要遵循主觀思維規律，需要主觀發揮，需要虛擬和煽情。主觀發揮、虛擬和煽情與實事求是、客觀和邏輯是對立的。如果文科類知識分子為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服務，就不能違背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根本利益的需要——實事求是、客觀和邏輯，其主觀發揮、虛擬和煽情必須限制在不危害實事求是、客觀和邏輯的范圍之內。也就是說他們的主觀發揮、虛擬和煽情有底線，要受實事求是、客觀和邏輯的制約，形成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精英”文人只為自己謀私利，其主觀發揮、虛擬和煽情不受任何制約，沒有任何底線，只看需要，不受限制;只管虛構，不顧事實;只管煽情，不顧邏輯——靠說不靠干，不靠勞動創造財富，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吹牛撒謊吃飯。這就不能容忍說實話。說實話吃香了，主觀夸張吹牛撒謊就不吃香了，就威脅到“文人吃香”了。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不對，這是中國“精英”文人的劣根性，是“‘精英’文人吃香”強加給中國人的另一大民族文化糟粕。

　　⑶.一盤散沙

　　為什么中國人總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眾，人必非之”、“槍打出頭鳥”?“‘精英’文人吃香”的需要——“行高于眾”，一下子就把光說不干的“精英”文人比下去了，那人家還怎么靠主觀夸張任意撒謊高人一等?當然非打壓不可，非制造出“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大干大錯、小干小錯、不干不錯，越干越錯”的社會大環境不可。這是保持“文人吃香”的訣竅：光說不干，誰干實事整誰，干的成績越大整得越狠。寧可誰都干不成，也不能讓干實事的人成功——“精英”文人不管古今中外都是個體戶，成功全靠單打獨斗個人奮斗，靠無限制的主觀發揮、虛擬和煽情，成功都是私人的成功，跟別人沒關系，不需要別人的配合，不需要集體協作，不需要也不可能學會替別人考慮，只顧自己、不管別人，只有個人主義、自由散漫、拒絕任何約束。即使“精英”文人自己，相互之間也只有勾心斗角、爭權奪利而沒有協作配合。結果就是中國人的個人智慧相互抵消，整體智慧小于每個個體，整個民族的整體有效智慧表現為零——“一個中國人是龍，三個中國人就成了蟲”。

　　所謂“中國人好內斗”、“一盤散沙”、“缺乏合作精神”、不顧大局、互相拆臺、損人利己、“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嫉賢妒能”等傳統糟粕就是這樣來的——“‘精英’文人吃香”的產物。

　　2.“精英”文人吃香與落后挨打

　　“‘精英’文人吃香”是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要確保“‘精英’文人吃香”，就必須把一切納入“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軌道。幾千年來，“精英”文人實現“把一切納入‘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軌道”的辦法是尊孔。只要尊孔，就能確保“‘精英’文人吃香”——只有“精英”文人能參加科舉考試，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舉當官，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舉獲取權力持權搶劫不勞而獲。不管尊孔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實際一切都是為了“精英”文人的私利。

　　孔子代表儒家。“儒”本是專管祭祀典禮的，說好聽點是“禮賓官”或“司儀”，說難聽點就是“吹鼓手”。不管叫什么，反正這個專業的核心是搞典禮儀式那一套。孔子的核心思路其實就是把典禮儀式的規則用于治國：既然搞典禮儀式時大家都得規規矩矩，那把整個國家變成個放大的典禮儀式不就天下太平了嗎?搞禮賓的最恨“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時想到用搞典禮儀式的路子治理天下也很自然，這也許是受職業習慣的啟發。儒教雖然繁雜得眼花繚亂，但本質其實就是典禮儀式擴大化，把典禮儀式的那一套照葫蘆畫瓢運用到生活、政治的一切方面——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禮”——“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禮”=等級、秩序、待遇、規矩……說來說去都是典禮儀式的變種，都具有典禮儀式的特色。典禮儀式上每個人的位置都給你嚴格規定好了，不許亂動，一舉一動都有講究，誰亂了套就狠罰誰。按這個思路把社會的每個人的位置都嚴格規定好，不許亂動，一舉一動都有講究，誰亂了套就狠罰誰。以為這樣一來天下必定太平。

　　魯迅說：“真的做戲，是只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復為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戲臺上的時候是關云長，是林黛玉，下臺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后，就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只好算是發熱昏了。”“不幸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臺的時候”、“這就是進了后臺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簡直是提著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來了。”

　　典禮儀式也是如此，也跟做戲差不多，也應該是只有一時，典禮儀式完畢人們就應該象散了戲一樣恢復正常，該干什么干什么，該怎么干就怎么干。儒家把典禮儀式那一套擴大化到生活、政治的一切方面——典禮儀式上至高無上、萬人矚目，儀式結束回到生活中還要時時處處至高無上、萬人矚目，這跟做戲做得發昏不肯下臺、“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進了后臺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提著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其實沒什么本質區別，只是不叫發神經而叫“克己復禮”。“罷絀百家、獨尊儒術”更把這種發神經神圣化，逼著中國人一本正經地發神經發了兩千多年。

　　生活沒有預設劇本。社會發展沒有預設劇本。強迫人們按預設劇本生活荒謬，強迫社會按預設劇本發展更荒謬。而“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的本質恰恰是用預設劇本強行規定死社會的一切活動，規定死社會每個人一生的一切。這不僅荒唐，而且根本行不通。預設劇本是主觀的、有限的，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社會是客觀的、無限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用有限的、主觀想象的、一廂情愿的硬性規定無限的、客觀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事物的發展，就象硬性規定世界上客觀存在的事物不能超過自己掰著手指頭數得過來的數字一樣。儒教設計的世界是權力世界，一切以權力地位為轉移，一切圍繞者權勢者的利益，一切以最高當權者的家族利益為中心。這個權力世界坐標系中只有權勢者的位置，沒有創造財富的勞動者的位置——你見過儒教設計的典禮儀上除帝王將相貴族官員之外還給無權無勢的泥腿子老百姓留了地方嗎?不管創造財富的人如何努力，他們在儒教的坐標體系中的位置是零，一文不值。這樣的體制沒有給社會的進步發展留出任何余地，沒有給社會發展的動力——創造財富的人安排任何位置。在這樣的體制中，社會的任何進步、任何發展都要遭到頑固阻撓;老百姓的生存在當權者的地位面前微不足道。這種僵滯呆板、機械教條、專斷蠻橫的反實際反科學的體制使社會無從發展，使社會矛盾無從解決，只能不斷累積，最終爆發，就象地殼應力無從消除，最后只能造成地震一樣。但等天下大亂時，人們又會覺得那種僵滯呆板、機械教條、專斷蠻橫的典禮儀式般的“有秩序”總強過眼前的人命危淺、朝不保夕，又贊同回到“克己復禮”的狀態了，最終又回到原來，一切周而復始，重新開始。“罷絀百家、獨尊儒術”使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只有兩種狀態：“天下大治”、“克己復禮”的呆板僵死的凝固狀態和“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的無法無天動亂狀態——要么停止，要么動亂，只能在“不動”和“亂動”之間來回跳，沒有持續發展的余地。

　　這樣的體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沒好處，但對“精英”文人大有好處——確保“‘精英’文人吃香”：典禮儀式上最威風的是禮賓官和司儀——我雖不是老大，但老大的一舉一動都由我來安排。“獨尊儒術”的典禮化儀式化的社會中最威風的是儒家——我雖不是最高當權者，但整個權力機構都由我來設計安排。

　　只要“獨尊儒術”，“精英”文人就把一切納入了“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軌道，就確保了“‘精英’文人吃香”——靠科舉當官，靠科舉獲取權力持權搶劫不勞而獲，從而實現“欺壓實干，褒獎空談”。代價：中國社會的進步——“欺壓實干，褒獎空談”、“干得好不如吹得好”、“不看干不干，只看錯不錯”、“不干不錯，越干越錯”……這樣的社會怎么能不落后?怎么能不挨打?(具體實例見附錄)

　　“‘精英’文人吃香”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真正原因，是中國錯過發展資本主義歷史機遇、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發展科技現代化生產需要實事求是、苦干實干、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紀律標準、統一協調、事實邏輯、嚴肅認真;“‘精英’文人吃香”需要“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單打獨斗、個人主義、自由散漫、隨心所欲、虛構煽情、“難得糊涂”，二者完全格格不入。滿足發展科技現代化生產的因素占上風了，“精英”文人就吃不開了，就危及“‘精英’文人吃香”了。只要“‘精英’文人吃香”，中國科技和現代化生產就休想發展——干得好不如吹得好，文人三言兩語就能把你的千辛萬苦的發展成果甚至身家性命一筆勾銷，這讓中國社會如何發展?嚴肅認真敵不過“難得糊涂”，實事求是敵不過信口開河，事實邏輯敵不過虛構煽情，科學技術怎么能不落后?你要辛辛苦苦飄洋過海開拓市場，要促進貿易，要發展工商，要建立市場經濟規則，要等價交換，文人引經據典一頓“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重農抑商”、“小人哉”、“焉用稼”、“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能財貨以事其上則誅!”“奇技淫巧”、“玩物喪志”、“勾結夷狄、不尊君圣、不守教化、居心叵測、圖謀不軌”就全盤否定一筆勾銷了，最后干脆來個“海禁”、“片板不許入海”，壟斷一切貿易，就憑這，中國怎么可能發展資本主義?怎么可能不錯過一個又一個歷史機遇?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中國人不是沒有努力發展過資本主義，而是一切努力都被文人當權扼殺了。

　　中國歷史幾千年，“精英”文人對世界文明科學技術的貢獻為零：“四大明”不是“精英”文人發明的;意味著“中國”這個詞的瓷器不是“精英”文人發明的;聞名天下的中國絲綢不是“精英”文人發明的;故宮、長城、大運河、都江堰、靈渠、趙州橋等不是“精英”文人設計建造的。大禹不是“精英”文人;魯班不是“精英”文人;鄭和不是“精英”文人;李春不是“精英”文人;李冰父子不是“精英”文人;黃道婆不是“精英”文人;蔡倫不是“精英”文人;畢升不是“精英”文人;李時珍不是“精英”文人……要說對社會發展的歷史貢獻，歷代所有狀元舉人秀才文人們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盤——古代發展經濟離不開的不是狀元舉人文人秀才們的文章，而是算盤。即便在電子計算機普及的今天算盤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盤是誰發明的?誰改進的?中國人幾乎誰也不知道。中國歷史上的狀元舉人秀才文人們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幾乎毫無用處，他們的名字作品卻被詳細記錄流傳;發明算盤的人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貢獻巨大，其名字事跡卻被無情埋沒。在中國歷史幾千年中象這樣的發明創造被“精英”文人扼殺埋沒的不知還有多少。

　　“‘精英’文人吃香”自宋朝起登峰造極，程朱理學壓倒一切，儒家“社會典禮化儀式化”的那一套對中國社會的控制空前嚴密嚴厲——以前還馬馬虎虎有漏洞可鉆，還可以只要求大面上過得去、日常生活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從那以后不行了。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得符合儒家“禮法”，呆板僵硬典禮化儀式化的“三綱五常”滲入到社會的一切方面。程朱理學橫行天下導致文人的那一套不僅滲透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且霸占主宰了中國人的思想思維方式。在宋朝之前文人對中國人的控制程度從來沒有如此嚴厲嚴密無微不至。自宋朝始，文人對中國人實現了最徹底的統治控制。結果：

　　——中國唐朝之后就再也沒出現過杰出的軍事戰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澤東才填補了這個空白。

　　——宋朝之后、新中國之前中國再無“四大發明”那個級別的發明創造，再無老子、墨子、莊子、孫子、荀子、孔子那個級別的思想家，再無都江堰、鄭國渠、靈渠、長城、大運河那個級別的的偉大建筑——老子、墨子、莊子、孫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現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鄭國渠、靈渠、長城、大運河等全部誕生于宋朝之前;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三個發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個“活字印刷術”發生在程朱理學剛開始囂張、還沒有來得及全面滲透鞏固泛濫成災的北宋。

　　——宋朝文人壓倒武將，秦檜壓倒岳飛(“高俅”陷害“林沖”)，軍人地位低下——“賊配軍”(岳飛的“武將不怕死，文官不愛錢”從反面證明當時文官貪婪成風橫行無忌導致軍人士氣低落毫無斗志)。

　　——“自宋以來，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經濟實力世界第一、獨霸火藥火器、武器先進程度世界第一、軍隊數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進文明”、“先進生產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遠遠落后于己的遼、金、蒙古輪流欺負得抬不起頭來，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賠款混日子茍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終滅亡。

　　——中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殘害婦女的陋習——“三從四德”、婦女裹小腳大規模泛濫于宋代(“宋朝人以女子小腳為美，故此北宋神宗元豐后是開始流行的時期”——維基百科)，此后代代不衰持續到民國。真正徹底禁絕最終消滅了這一丑惡的是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

　　——中國在明朝錯失海權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權加火藥引發的新軍事革命中雙重落伍;

　　——中國在清朝錯失鐵路帶來的陸權復興和新陸軍革命，在蒸汽機與鐵路引發的新軍事革命中雙重落伍;

　　——中國在民國錯失內燃機引發的機械化戰爭變革，在工業化總體戰與內燃機革命引發的新軍事革命中雙重落伍。

　　——從明朝到民國，中國錯過了三次新軍事革命，總體上落后世界先進水平近五百年，“精英”文人們依然不急不慌若無其事——魯迅說：“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書上并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鴉片戰爭時英國軍艦打到家門口了還不知道“英吉利”是何方神圣、位于何方;還咬定“洋人腿不能打彎、竹桿子一撥就倒下起不來”。

　　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錯過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的歷史機遇、錯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機、錯失了海權加火器的革命、最后落后挨打，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就是“‘精英’文人吃香”——要確保“‘精英’文人吃香”就得靠權力。要有權力就得“讀書做官”。

　　讀書為做官，做官必學文，學文必排斥理工，排斥理工必落后挨打——整個社會都熱衷于當官(如今叫考公務員)，科學技術豈有不落后之理?

　　最新例子：

　　例一：“俄羅斯質子火箭發射失敗給中國教訓：年輕人爭當公務員”

　　“俄羅斯宇宙研究院研究員羅金所說，最近20年來，該國熱衷于研發高新科學技術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目前俄羅斯的科技氛圍也沒有以前那么濃厚，年輕人對于最新科學技術的熱情也大不如前”、“該國42%的民眾認為國家公務員是‘最具吸引力的職業’。俄羅斯當前愈演愈烈的‘公務員熱’直接導致一些高等院校‘國家管理’和‘公共事務管理’等與公務員相關文科專業的火爆。有統計顯示，俄許多地區高等院校中與公務員有關聯的文科專業報考比例高達1：160，足見俄羅斯青年青睞可能在畢業后更容易成為公務員的文科專業。”

　　(中國科學報2013年08月13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8-13/1405735105.html)

　　例二：中國青年熱衷于考公務員，預警機功臣王小謨焦慮如今年青人不愿意搞雷達

　　“我們畢業的時候，搞雷達是很時髦的，現在卻沒有幾個人愿意搞雷達了。”“但雷達的發展涉及國家安危，不搞絕對是不行的。我就是想在個人能力范圍內做點事情，鼓勵年輕人在這個領域有所作為。”王小謨說。

　　獲得2012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后，王小謨拿出500萬元人民幣獎金中的450萬元，又通過各方最終籌集出2000萬元，計劃成立雷達創新獎勵基金，每年獎勵三名在雷達和預警探測技術領域作出突出貢獻和有重大創新的年輕人。

　　根據《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規定，獎金中僅50萬歸個人擁有，另外450萬需用于支持科學研究活動，或獲獎者自己選課題，用那些錢來做硏究。所以，那450萬屬于按生產要素分配，那50萬屬于按勞分配。

　　王院士的450萬元，是在中國電子科科技集團內，用于建立“青年科學才俊獎勵基金”(實際上這還不夠，他還在想法子去湊)，獎勵對象的年齡是在35歲以下的青年男女、有特別貢獻的人。同時，他原來工作過的14所和38所也有一些。而獎給他個人的50萬元，他也是“不留一分一文”，全分給了他的科硏團隊。

　　《“中國預警機之父”王小謨：一輩子只做一件事》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7/280187.shtm

　　預警機雷達如此要害的行業，居然后繼乏人，居然只能靠王小謨個人呼吁、通過貢獻個人獎金來東拼西湊獎勵基金來勉強維持，“公務員熱”對科學技術國防科研的沖擊可見一斑。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精英’文人吃香”的必然結果。

　　“‘精英’文人吃香”，中國必定遭殃。

　　3.“精英”文人吃香與賣國亡國

　　為什么自古以來中國碰到外來侵略時主和主降的總是“精英”文人?——個人利害。主戰，要取勝就得干實事，“精英”文人干不了;讓別人干，就要大權旁落;如果別人成功了，自己就不吃香了。主和，不抵抗，什么實事都不用干，一無危險二不會威脅到自己“‘精英’文人吃香”的地位。如果因為不抵抗而亡國呢?那對“精英”文人來說更好——外國人統治中國離不開自己，中國人統治中國離得開自己(至少他們這樣認為)。這種個人得失明細帳“精英”文人算得比誰都精。

　　“‘精英’文人吃香”與國家強大完全矛盾，根本對立——國家強大要靠實干，追求國家強大就必須尊重實干，就必須“比勞動實干，比實事求是，比團結大多數”，就必須否定“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就必然危及“‘精英’文人吃香”的根本基礎。這種利害關系決定“精英”文人從根本上就不能容忍國家強大。

　　同樣，要確保“‘精英’文人吃香”就不能容忍愛國救國——愛國、救國、拯救民族都是實實在在的實事，都要靠實干，都與“‘精英’文人吃香”所必須的“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水火不相容——在自命高人一等的“精英”的人眼里，“劣等”的老百姓死了就死了，即使都死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而顧及老百姓和中華民族的的死活卻會危及“‘精英’文人吃香”的根本利益。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精英”文人們必須否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根本不想把中國搞好，根本不在乎中國亡國，對賣國亡國毫不猶豫。中國落后挨打，“精英”文人功不可沒。不信請看歷史：

　　1840年，英國只用了一萬五千兵力和48艘戰艦就把擁有幾億人口、幾千年文明史、誕生過《孫子兵法》的中國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簽訂了《南京條約》，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而就在鴉片戰爭前一年(1839年)，英國入侵阿富汗。英軍3萬多人，阿軍僅有1.5萬人，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裝備上都遠不及英軍。阿富汗人民揭竿而起，展開抗英游擊戰爭。在歷時3年半的戰爭中，英軍損失3萬余人，耗資1.5億英鎊，最后大敗而歸。最慘的一次失敗是1.6萬英軍在從喀布爾向賈拉拉巴德撤退時多次遭到起義軍的伏擊，最后只有一名身負重傷的軍醫跑回賈拉拉巴德。以后30多年英國未敢再犯阿富汗。

　　如果說一次戰爭還不能說明問題，那就看以後：

　　1860年，一萬七千多英法軍打進了北京，火燒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1894年，日本打垮了中國，逼中國賠銀兩億兩，折合成美元差不多是當年美國購買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那七百二十萬美元的二十倍，換句話說中國相當于賠了二十個阿拉斯加。1900年，兩萬人左右的八國聯軍再次打進北京，簽定了《辛丑條約》，逼中國賠銀四億五千萬兩(合著中國又賠了四十個阿拉斯加)。1931年九.一八，不到兩萬的日本關東軍從20多萬東北軍手中輕取東北三省8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阿富汗呢?

　　1878年英軍3.5萬人再次入侵阿富汗，再次遭到阿富汗人民的頑強抵抗。英軍硬撐到1881年，最后實在撐不下去，不得不再次撤出阿富汗。

　　1919年英軍3.4萬人第三次入侵阿富汗，再次遭到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抗擊，再次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潭，再次撐不下去——1921年11月22日，英阿簽訂和約，英國承認阿富汗獨立。

　　從1839年到1921年這三次阿富汗戰爭期間，英國正處于強大的頂峰。世界上最強大的“日不落”超級大國居然一次又一次地被一個弱小落后的國家所擊敗，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

　　在幾乎同一時期，面對同樣的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戰無不敗，割地賠款成了家常便飯，而阿富汗一勝再勝，未割一地，未賠一款。為什么?難道當年阿富汗比中國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經濟發達、裝備先進、兵精糧足、訓練有素?有比《孫子兵法》更高明的軍事理論?都不是。最根本的區別是阿富汗沒有那么多的“‘精英’文人吃香”——阿富汗尊孔嗎?搞科舉嗎?有那么多“精英”文人當“智叟”、整天什么正經事也不干、專門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挑剔指責誣陷迫害埋頭苦干的人、在廟堂上鼓吹“理性”、投降、絕對不抵抗、在民間教訓老百姓“愛國賊”、“義和團式愛國”、宣揚侵略是“先進文明取代落后文明”、鼓吹“三百年殖民地”、叫囂當“帶路黨”、明里暗里勾結外國侵略者、恬不知恥要構建“夫妻”、“鐵哥們”、“同性戀”之類的“新型關系”、說什么“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離婚代價太高”、“救X國就是救自己”嗎?這才是同樣對面最強大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阿富汗人民能打游擊戰而中國人不能、結果讓外國侵略軍輕而易舉取得侵華戰爭的勝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不僅是英阿戰爭。從1839年到現在，一個又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從當年的“日不落”超級大國大英帝國到前蘇聯到美國都前赴后繼侵略阿富汗，都毫無例外地遭到阿富汗人民的堅決抵抗，都毫無例外地陷入人民戰爭游擊戰的泥潭，都毫無例外地最終支持不住狼狽而逃，讓阿富汗獲得了“超級大國終結者”的名聲。為什么?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阿富汗沒有那么多“‘精英’文人吃香”，那些專門吃里爬外阻礙老百姓反抗侵略的“智叟”吃不開，所以不管侵略者如何強大，阿富汗人民都能發動人民戰爭游擊戰。

　　而面對同樣強大的敵人，在沒有毛澤東時的中國情況就大不一樣：鴉片戰爭時英國軍隊有多大的優勢?說中國武器落后，有多落后?說英國人有槍，什么槍?黑火藥槍，一下雨一沾水就啞火，一分鐘只能打兩發子彈，而且是在一百米之內。跑一百米需要幾秒?只要不怕死一擁而上，趁換子彈的功夫就能把他砍倒——鴉片戰爭30年后的1879年，在伊散德爾瓦納戰役中，使用原始鏢槍、牛皮盾牌和長矛的南非祖魯軍把當時世界上最訓練有素、裝備著最好最先進的線膛火槍、火炮和其他各種先進武器的英軍殺了個全軍覆沒：裝備精良的英軍整整兩個團的兵力據險死守，用盡了一切先進武器，結果：1700名英軍全部陣亡，祖魯人傷亡3000多人——鴉片戰爭30年后裝備比當年滿清還低劣的南非祖魯人能全殲武器已經比30年前的鴉片戰爭時期先進得多的英軍，足以證明鴉片戰爭時期英軍的“武器優勢”有多優。然而就這樣的“武器優勢”就把滿清軍隊打得屁滾尿流，把“精英”文人嚇破了膽，拼命渲染對方“船堅炮利，勢不可當”，對主張禁煙的林則徐群起而攻之，忙不迭屈膝投降割地賠款。抗日戰爭時期面對日本的優勢，中國“精英”文人更振振有詞“絕對不抵抗”、“曲線救國”、“不做無畏犧牲”，理直氣壯當漢奸。如果處于象阿富汗對美國那樣的巨大的實力懸殊呢?早把魂都嚇掉了，忙不迭大聲疾呼投降、破口大罵任何抵抗、鼓吹“先進文明征服野蠻文明”，想都不敢想象阿富汗人民那樣堅持抵抗。就憑這就可以明白“精英”文人與賣國亡國的關系。

　　侵略中國者最希望中國的“精英”文人多多益善——歷史證明，強者不怕對手是“智叟”，就怕對手是“愚公”：只見過強者警告對方“放聰明點”，沒見過強者警告對方放“放愚蠢點”。所謂“放聰明點”就是要對手象“智叟”那樣會算賬——反正強弱大勢的客觀存在擺在那里，不怕你打小算盤。只要對手學“智叟”，必定斤斤計較左算右算，算來算去總是弱的敵不過強的，越算越不合算，干脆投降，自己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如果對手學“愚公”就麻煩了：根本不尿“智叟”的小算盤，堅持實干，挖山不止，子子孫孫無窮無盡跟你耗下去，讓你象一個壯漢跟成群的蚊子或馬蜂搏斗，雖然每擊必勝，卻永遠沒有最后勝利，最后不狼狽而逃就得活活累死。強大的侵略者不怕對手精明，就怕對手強干，更怕對手能干——善于在實干中學聰明，最后實現“精明強干”。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就是這樣干的：一開始在黑暗中摸索，雖然挫折不斷但堅持不懈，終于摸出了規律，越來越得心應手，發展壯大，最終不但趕走了侵略者，而且根本扭轉了中國落后挨打的大局面，不僅“讓侵略者入侵后打不贏”，而且“讓侵略者不敢入侵”。這使中國人反侵略的成就后來居上超過阿富汗——阿富汗人民打敗了所有敢于侵犯的強國，但一直沒有享受到長期和平，更不用說實現現代化了。而中國人在毛澤東領導下實現了現代化，使所有強國不敢再來侵犯，使中國老百姓自1949年以來已經享受到了六十多年的和平。

　　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止的109年中，中國老百姓可曾享受過60年以上的和平?就這么一個簡簡單單的事實就足以駁倒“精英”文人所謂“毛澤東一件好事都沒做過”的胡說八道。

　　有些人想不通：1949年之前的中國與1949年之后的中國的區別明明是戰爭與和平的區別，是生與死的區別，是破壞與建設的區別，是停滯落后與迎頭趕上的區別。就憑這些天壤之別，就必須肯定毛澤東的巨大貢獻。為什么“精英”文人們硬是視而不見，硬是要妖魔化毛澤東，硬要說“毛澤東一件好事都沒做過”?為什么拼命詛咒毛澤東的人都是“精英”文人?

　　道理很簡單：存在決定意識，屁股決定腦袋，階級地位決定階級立場。階級地位不一樣，利害關系不一樣，判斷是非的標準就不一樣。如果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那必然擁護毛澤東。什么是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生存——國家生存，民族生存，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存。用這個標準看問題，那帶給中國60多年和平、為中國奠定工業化現代化基礎的毛澤東當然是好人，大好人。但如果以“精英”文人的根本利益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那必然仇恨毛澤東。什么是“精英”文人的根本利益?特權——“精英”文人的特權：高人一等、不勞而獲、壓迫老百姓的特權。用這個標準看問題，堅持為人民服務、嚴禁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不準“精英”文人享有“高人一等、不勞而獲、壓迫老百姓”的特權的毛澤東當然是惡魔，十惡不赦的惡魔——別的且不論，光憑毛澤東為救國強國的需要而堅持實干、大樹實事求是、“比勞動實干，比實事求是，比團結大多數”之風這一條就破壞了“精英”文人賴以生存的“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就妨礙了“‘精英’文人吃香”，就絕對不可饒恕。

　　“精英”文人如此仇恨毛澤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鐵了心與中國人民為敵。

　　2013年10月16日，美國ABC電視脫口秀節目《吉米金莫秀》上，主持人問四個小孩，美國欠中國的1.3萬億美元怎么辦。一個6歲白人男孩搶先發言：“我們應該繞到地球那邊去，把中國人都干掉”!有人說這是“童言無忌”，不必當真。但是第一，正是童言無忌，才會說真心話。第二，6歲孩子的想法從哪里來?當然來自環境，來自大人。這個孩子為什么不說“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而只說“殺光中國人”?顯然因為環境，一個說“殺猶太人”、“殺黑人”、“殺穆斯林”不行、一有苗頭馬上呵斥制止、唯獨說“殺中國人”沒人當回事的環境。所以孩子也不當回事，想都不想就能脫口而出。第三，主持人吉米金莫可是成年人，而且是大腕電視主持人。他對“殺光中國人”的評價是“這是個很有趣的想法”，顯然并不認為這是絕對不可容忍的東西，否則必然會馬上予以誘導勸解糾正。這個電視節目是面向全美國的，尤其是面向小孩的。全美國的小孩從這個大牌電視節目主持人這一問一答能獲得什么樣的信息?“殺光中國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屬于想都不該想、碰都不能碰的罪惡，而是“很有趣的想法”——說“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不行，說“殺光中國人”可以。這段“殺光中國人”的對話并非現場轉播，而是預先錄制，可見并非臨時的即興發揮，而是早有預謀。這才是不折不扣的“狼奶教育”，而且是極為巧妙而自然的“狼奶教育”——根本不通過教科書，通過電視機節目開開玩笑，三言兩語嘻嘻哈哈就輕松愉快不知不覺地完成了。

　　ABC此節目一播，海外華人大嘩，紛紛抗議譴責。而中國的“精英”文人呢?立即定性為這是海外華人的事而不是中國人的事：“當地華人擔心歧視邏輯泛濫，最終產生實際后果，傷害親人，所以發聲批評”，對此不但若無其事，而且惟恐中國人起來抗議：“開開中國人玩笑的行為”、“不要跟這種言論較勁”、“中國政府要有定力，不應過激反應”、“中國政府不宜說什么”、“大陸對這一事件可以平靜待之”(鳳凰網連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

　　不僅如此，這位國際關系專家金大教授還倒打一耙，把全部責任都推給了海外華人：“相對封閉，不融入主流社會”、“政治影響力不大”、“歧視華人的代價不大”、“改變這種狀況，還要靠自己”、“華人要自己團結起來發聲”……總之一切都是海外華人自己的麻煩，跟中國大陸沒什么關系，說白了就是“殺光中國人”風波與中國無關，全是海外華人自找的，活該，一切自己兜著去，別指望中國大陸管你死活。

　　實際上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引出“殺光中國人”的話題是“美國欠中國1.3萬億國債怎么還”，那個小孩說的是“殺死所有在中國的人”而不是“殺死所有在美國的華人”。換句話說，要殺的并不包括不生活在中國的華人。“殺光中國人”的真正動機是不想還債——不是因為政治敵對，不是因為種族歧視，不是因為文明沖突，不是因為發生了任何冒犯、任何矛盾，純粹是因為借了錢不想還，于是就要消滅債主，就毫無借口要“殺光中國人”。這跟強盜的殺人越貨沒什么本質區別。可見“殺光中國人”不是沖著海外華人來的，而是完完全全沖著中國來的——擁有美國1.3萬億國債的是海外華人還是中國?要殺債主賴債，殺海外華人有什么用?既然“殺光中國人”針對的是中國人而不是海外華人，那對此最有理由憤怒的是十三億中國人而不是幾百萬美國華人。然而事情邪就邪在這里：“皇帝不急太監急”，中國的事，海外華人急，中國政府不急——面對“殺光中國人不還債”的叫囂，海外華人抗議，中國無動于衷，官媒用“辱華”二字輕輕一筆帶過，官方機構充耳不聞，“精英”文人急急忙忙跑出來宣揚“不要跟這種言論較勁”、“中國政府要有定力，不應過激反應”、“中國政府不宜說什么”、“大陸對這一事件可以平靜待之”、“摒棄受害者心態，不必對‘辱華’言論反應過度”、“一種以受害者心理為特征的歧視敏感癥”、“大國崛起呼喚大國國民，但我們卻很難將一種‘歧視敏感癥’視為大國國民應有的表現”、“中國人和華人對‘殺光中國人’的童言笑語竟會如此敏感反映了華人日漸退化的智商和情商”、“童言無忌與國人脆弱的心態”……惟恐驚擾了“中美國”、“夫妻”、“鐵哥們”、“離婚代價太高”的美夢。

　　“精英”文人對外國人“殺光中國人”之類主張如此寬容，而對中國人的言論呢?就在幾個月前的2013年2月，“精英”文人們憑空捏造出個“羅援、戴旭鼓吹‘轟炸東京’”事件，頓時掀起一場反共反軍的歇斯底里：“無知狂徒”、“極端反華的日本右翼軍人，也不會發出‘轟炸北京’這種舉世震驚的狂言”、“經常在媒體發表對日‘強硬言論’”、“羅援將軍‘鷹派’言論，有益于國際上渲染和營造‘中國威脅’”、“為安倍重整軍備，修改憲法，最終實現突破戰后體制這一政治夙愿，提供理由”、“‘血性’不是‘血腥’”(復旦大學“日本問題專家”馮瑋)、“信口開河，標新立異，對外以好戰著稱，對內則黨同伐異”、“老老實實遵守紀律，別惹是生非!建議中紀委和國防部好好管管他們”(袁偉時)、“從來沒有打過仗，且有臨陣脫逃嫌疑”、“總是在電視上宣揚戰爭”(人大張鳴)、“思想搶灘，讓文革思維軍事化”(吳稼祥)、“軍人干政”、“涉嫌違憲”(“老榕”)、“激發戰爭狂熱”、“不僅是國賊，還是人類公敵!”(吳祚來)、“應該法辦!”(“何時天明”)、“在為謀反造聲勢”、“羅援不除，國將有難”(“渭北春樹”)、“中國鷹派將校和知識分子的網上論戰”(美國之音)、“中國鷹派軍人慘遭人肉痛罵極端孤立”、“中共鷹派少將羅援微博遭‘圍剿’亂了方寸”、“中國鷹派軍人遭到網民群毆式圍攻”、“圍攻羅援的行為體現了高度的愛國責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識份子討伐羅援”、“羅援、戴旭戰役影響深遠”、“寧可千日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

　　羅援、戴旭沒有說“轟炸東京”，“精英”文人硬說他們說了，大作文章，大發雷霆，破口大罵，大興問罪之師。美國人公然聲稱“轟炸北京”，“精英”文人們裝聾作啞屁也不放一個。美國電視臺播送“殺光中國人”，“精英”文人們不但不生氣不抗議，反而忙著宣揚“不要跟這種言論較勁”、“中國政府要有定力，不應過激反應”、“中國政府不宜說什么”、“大陸對這一事件可以平靜待之”——“精英”文人的立場鮮明極了：轟炸北京可以，轟炸東京不行;州官放火可以，百姓點燈不行;對外國人叫嚷“殺光中國人”心平氣和，對中國人誓言“保衛釣魚島”火冒三丈——外國人殺中國人可以，中國人反抗求生不行。

　　類似“殺光中國人”的反華事件遠不止這一例。遠的不說，近年的例子：

　　——丹麥赫爾辛格市議員弗阿特—亞朗：“我希望中國的高溫能達到140度，把所有中國人都燒死”，“如果現在我面前有一個中國人，我會拿槍打死他”;

　　——2008年5月24日，美國女演員莎朗.斯通：中國5.12四川大地震是一起“有趣的事情”、“四川地震是中國人的因果報應”;

　　——2013年洛杉磯韓亞空難后，韓主播稱韓亞空難“萬幸的是死的是中國人”;

　　——2012年1月7日，BBC熱門電視節目主持人在英國《太陽報》發表文章：“‘花樣游泳’只是一些在水中頭朝下、帶著帽子的中國女人，你可以在莫克姆海灘免費看到這些”;

　　——西班牙女記者節目中暗示中國人吃人：“是不是中國人死了以后，他們的遺體就會肢解了，然后運到廚房里來做菜用?”

　　——2012年9.18，日本暴徒焚燒了神戶的中國學校，并在福岡砸毀搶掠了三家華僑開設的中餐館。新聞畫面中，日警沒有積極干涉。

　　……

　　當上述侮辱中國人的事件發生時，中國的“精英”文人們可曾有任何表示?尤其是馮瑋、袁偉時、吳稼祥、吳祚來、張鳴、“老榕”、“渭北春樹”那樣的“公知”，可曾象聽到“轟炸東京”、“外保國權，內懲國賊”時那樣一蹦三丈高、歇斯底里大發作、大喊大叫“無知狂徒”、“狂徒狂言”、“激發戰爭狂熱”、“人類公敵”之類?可曾譴責過日本暴徒焚燒中國學校、打砸搶的暴行?根本沒有。他們只會跟中國人發狠：“義和團式愛國”、“把毛左都送去煉肥皂”、“等民主了殺你全家”、“等民主了暴你菊花”、“如果讓我掌握中國的權力，我首先把八千萬GCD員和他們的親屬全部殺光!”、“美國應該先發制人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那些擁護GCD的都是些被洗腦的廢物，這些人就應該通過戰爭讓他們死掉一半以上!”、“愛國賊”、“帶路黨”、“三百年殖民地”……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實事勝于雄辯”。“精英”文人用自己的所做所為證明了一條：他們鐵了心與中國人民為敵;對中國老百姓的仇恨深入骨髓——不信看看“精英”文人最痛恨的敵人的名單，保證全是中國人，全是創造財富的中國人，全是為救國強國實實在在干出了實事、做出了實際貢獻的中國人，肯定不包括汪精衛之類漢奸賣國賊。這絲毫不奇怪，因為這完全符合本文一開始就闡明的基本觀點：“精英”文人是人民的敵人——只要自命“精英”，文科類知識分子只能靠掠奪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為生;只要自命“精英”，文科類知識分子必須維持對人民群眾高人一等的不平等特權;只要不平等，人和人的關系就必然遵照“無窮遞縮，迅速歸零”和“無限膨脹，迅速發狂”的規律迅速激化，最終發展到極端仇恨的敵對關系。所以“精英”文人對外對內態度立場截然相反。對“精英”文人來說，中國由中國人統治不如由外國人統治——中國人只要由統治就存在想把中國搞好的科能性。只要想把中國搞好就不得不尚實干，就不得不放棄“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就會危及“‘精英’文人吃香”。而中國由外國人統治則無此危險——第一，統治中國的外國人永遠會希望中國變強大。第二，外國人要統治中國就必然依靠死心塌地主張“三百年殖民地”的“精英”文人，就必然賦予他們高人一等的特權，就決不會反對他們欺壓中國老百姓。“精英”文人的算盤非常精：中國強大對他們沒好處，“三百年殖民地”才最對他們有好處。對他們來說，侵略中國、掠奪中國、屠殺中國人不可惡，妨礙他們當“精英”高高在上欺負中國老百姓才可惡。所以他們死心塌地要搞垮中國，死心塌地要當“帶路黨”。說他們是因為被外國勢力收買才如此是把問題簡單化了，也小看了這些人的胃口了。他們中間有被外國收買的，但更有不收買、不給錢也要去勾結的。從一方面來說他們為外國利益服務，但在他們看是是為了“借刀殺人”——借外國刀殺掉妨礙他們奴役中國老百姓的人。他們自己不肯流血犧牲奪取政權，就打算讓外國人為他們流血賣命，替他們打掉中國政權，好讓他們坐享其成。當然，借洋兵殺中國人要付代價，代價就是中國的主權和中國老百姓的生存。他們根本不在乎中國的利益和中國老百姓的死活，所以對他們來說這筆生意很合算：外國侵略者獲得了中國的主權，“精英”文人獲得了奴役老百姓的特權，可謂“雙贏”。

　　(凡符合客觀規律的東西都可預測、可重復。“精英”文人對外奴顏婢膝、對內窮兇極惡的吃里扒外同樣可預測、可重復——不信打賭，再發生類似“殺光中國人”的事件，“精英”文人保證還會無動于衷。他們的狠勁保證永遠只沖著中國人，保證永遠是他們這群什么實事也不干的專門污蔑中國干了實事的、什么財富也不創造的專門侮辱中國創造了財富的;從不保衛國家的專門誹謗保衛了國家的。)

　　確保“‘精英’文人吃香”需要賣國亡國。只不過“精英”文人不敢承認他們的奮斗目標是賣國亡國，所以特地另外起個了好聽的名字，叫“人權”、“普世價值”。

　　如果光看表面，很容易被“精英”文人的娓娓動聽繞糊涂——“人權”、“法治”、“自由”、“民主”、“憲政”、“言論自由”、“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難道不對嗎?

　　“理論上”講，的確沒錯。然而僅僅是“理論上”——實際上滿不是那么回事。要害是“實際”——貓膩都在“實際上”，魔鬼都在細節中。

　　不管“理論上”如何天花亂墜，實際上“普世價值”是“精英”文人的專利，只有“精英”文人能玩得轉，只有“精英”文人能從中得到好處。

　　道理很簡單。“自由”、“民主”、“憲政”、“言論自由”、“民主選舉、一人一票”之類說白了都是賣嘴的玩藝。只要搞“普世價值”，一切立刻納入“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軌道。一旦上了這個軌道，創造財富實干的人沒個不被淘汰的，結果必定是“‘精英’文人吃香”。為什么?因為“精英”文人最拿手、最強項的是話語統治。而話語統治是一切統治的基礎。

　　邊芹女士對“話語統治”有極為精辟的論述，現摘錄若干如下：

　　——“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話語統治’，而‘話語統治’的實質又是什么呢?是溫柔的獨裁。不深解這一點，對心儀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見櫥窗里的幌子，不知車間里的技藝，愛什么卻盡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只有無目的的事件，沒有無目的的新聞，即便天災人禍這類突發事件，放不放到或以什么形式放到話語回音壁上也是有目的的”、“在細節的操作上，話語其實具有無限大的權力，掌握者真乃無冕之王，可惜沒有自我意識或自我意識薄弱的人體會不到這個權力，也不擅用這個權力，而只看得見他手中沒有的權力。”

　　——“‘事實’是一回事，‘話語’是另一回事，事實不能用來統治，話語卻是統治工具。人對世事的感知，大部分來自話語而非事實，即刻的真實是無足輕重的，其后的話語才是主人。”

　　——“話語的有效和即時性時常超過國家司法和行政權，主導一個社會。”

　　——“‘話語統治’需要掌握這個權力的人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在此分兩個部分：首先你要意識到手中這個權力的作用和后果;其次你要知道權力意味著的義務和責任。”

　　——“區分事實與話語并不是撒謊騙人、逃避現實，而是看事實以什么視角及如何詮釋事實的問題。說白了，就是事實與話語誰主誰仆。”

　　——“如何經營話語是另一回事，而話語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事實本身。在當今世界，新聞話語早已超出‘記錄發生了什么’這一功能，而是文明戰場的武器——你意識得到，它就為你服務;意識不到，它就成為打擊你的利器。”

　　——“‘話語統治’說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權力的人有沒有自我意識，如果自我意識薄弱甚至沒有，則這個統治權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所以權力大小與人稱職與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沒有邊界的權力，只存在不勝任的人。”

　　——“一個看似沒有傾向的信息，通過操作技巧，可以變成無須歌功頌德而行贊美之實的正面話語。”

　　——“西方統治集團早已嫻熟話語制作技巧，這是他們征服世界、顛覆敵對國最趁手的工具，所有顛覆活動都是傳媒‘軍團’打前站的，遙遙領先于軍事打擊、經濟滲透。他們在這個領域搜羅了最頂尖的人才，研究‘話語統治’的‘高科技’，而我國卻至今未意識到這個領域一樣需要‘錢學森’!以如今畫面在話語中所占位置，電視臺的剪輯絕非技術活，而是藝術活!在西方，這些直接關系統治集團生死的活，都是由具天賦的極少數人壟斷、專權，實行看不見的統治。遍觀西方各國，除了一些邊緣話語，主流話語無一是真正獨立于統治集團的。”

　　——“在如今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話語戰爭激戰正酣，且已沒有城墻和邊界，話語作為現代國家的生存重器，考驗一國上層建筑的自我意識和思想智慧，是一個文明將成為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的試金石。”

　　——“預設思想閘門，乃‘話語統治’的技巧之一。若不擅用也不懂得防范，覬覦者就深入你的腹地，‘格式化’你的民眾的頭腦。”

　　——“在話語戰爭(保證利益之戰誰主沉浮)中，話語不是事實的跟班，而是有無限空間唱獨角戲，對外是武器對內是城墻，角色要隨時變換。”

　　——“‘話語統治’作為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在‘開放’、‘自由’的鮮花繡球之下，是精密的獨裁統治。在如今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話語戰爭激戰正酣，且已沒有城墻和邊界，話語作為現代國家的生存重器，考驗一國上層建筑的自我意識和思想智慧，是一個文明將成為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的試金石。”(邊芹：誰在主導世界的真實與話語http://www.guancha.cn/bianqin/2013_08_31_169361.shtml)

　　明白這就能明白“精英”文人為什么那么熱衷于“普世價值”——一切實際都由他們說了算。

　　比如，在“言論自由”名義下，一個《新快報》一個記者一年之中已經暴露出來的造假新聞就有十八篇，沒暴露出來的呢?這份報紙其他人的?全國有多少報紙、多少記者?誰知道他們每日每時寫的東西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大肆造假還抓不得，動不動就通欄標題“請放人”、“窮骨頭，還是有那么兩根的”——不準未審先判有罪，難道可以未審先判無罪?威脅放人就通欄標題，致歉聲明就小的看不見，不是“該關門就關門”嗎?怎么致個歉就完了?說白了就是要享有“治外法權”。如此“言論自由”操縱的“一人一票自由選舉”，你說能選出個什么結果?由此可見所謂“民主”實際是“精英”文人獨裁專政;所謂“人權”實際是“精英”文人專有特權;所謂“一人一票”實際是“精英”文人包攬選票;所謂“法治”實際是“精英”文人獨裁統治。只要“普世價值”，“精英”文人就能順順當當賣國亡國，實現“三百年殖民地”。

　　三.歷史的教訓

　　1.“精英”文人是最壞最危險的敵人

　　有人說，最壞的敵人是手握大權的走資派，“精英”文人無關緊要——張鳴說：“毛左成天罵我們賣國，是漢奸，我們連這個國家的一根毛都賣不了”“咱一沒有出讓國家領土，二沒有出賣國家主權，三沒有把國家的財產隨便送人”……為什么還要拿“精英”文人大做文章?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同樣，沒有反革命的理論，就沒有反革命的行動。反革命的理論從哪里來?“精英”文人——赤膊上陣讓工人下崗、侵吞國有資產的人走資派壞，“頂層設計“出“改革代價”、“國有資產流失有理”的“精英”文人更壞。況且走資的當權派從何而來?“精英”文人的“改革”理論制造出來“精英”文人從政而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硬權力是暫時的，“精英”文人蠱惑人心的軟權力卻是持久的。

　　“精英”文人不一定用刀殺人，卻一定用筆殺人。他們的筆奠定了用刀殺人的理論基礎和具體制度。用刀殺人是用筆殺人的產物。“精英”文人奠定體制，體制產生兇手。頑固維持舊體制的是“精英”文人——中國歷史幾千年，皇帝換了又換，朝代換了又換，唯一沒換的是“精英”文人當權治國。每次王朝滅亡，舊的當權派就不當權了，想延續舊體制也辦不到了。使新統治者繼續舊體制的是“精英”文人。維系中國腐朽反動的封建制度延續幾千年之久的不是皇帝官僚，而是“精英”文人。使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的真正罪魁禍首是“精英”文人。

　　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優秀、最能干的人民。不管如何艱難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環境，中國老百姓總能在短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里創造出世人無法想象的財富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略把中國剝了個精光。毛澤東的新中國帶來和平后僅僅幾十年，中國老百姓就把滿目瘡痍一貧如洗的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速度之快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這樣的老百姓難道不最優秀?與此相反，中國的“精英”文人是世界上最劣等的群體。那么優秀的中國老百姓創造出來的那么多財富硬是不夠他們糟蹋的——歷史上中國老百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當時世界第一的盛世，最終全部被“精英”文人當權導致的周期性動亂屠戮破壞毀了個精光，最后什么也沒剩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反復證明“精英”文人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敵。

　　2.對拿筆的敵人必須堅決鎮壓

　　“精英”文人是專門用筆作案、用軟權力作案的隱形的敵人、拿筆的敵人。

　　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壞、更陰險、更兇殘，更惡毒，罪惡更大——拿槍的敵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筆的敵人必定是自覺的，不自覺寫不出有煽動力的東西。拿槍的敵人是拿筆的敵人制造的。拿槍的敵人的士氣和戰斗力是拿筆的敵人維持的。每個拿槍的敵人背后都有個拿筆的敵人。每個被拿槍的敵人打死的烈士歸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筆的敵人，都有拿筆的敵人的血債。“交槍不殺”的真正含義是“交出武器就不殺”。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而拿筆的敵人第一，應該是“交筆不殺”。不交筆，那就等于沒放下武器，照樣屬于敵人，照樣可殺。第二，拿槍的敵人交了槍就不再能殺人，就不再是敵人。而拿筆的敵人即便交了筆，以前寫的殺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繼續殺人。因此拿筆的敵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筆也仍然是敵人，不能象拿槍的敵人那樣交了槍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敵人，就可以變成自己人。對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對拿筆的敵人必須堅決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難、最大犧牲都是拿筆的敵人造成的。比如，所有回憶錄都說建立根據地最大地障礙就是群眾受到敵人反共宣傳的欺騙而躲著共產黨。這“群眾受到敵人反共宣傳的欺騙”就是拿筆的敵人干的。又比如，一個“共產共妻”的造謠就迫使共產黨不得不用格外嚴格的軍紀證明自己，往往沾了“調戲婦女”的邊就殺，以至于一些本來罪不至死的人也死了。這些帳也應該算到拿筆的敵人的頭上。共產黨革命勝利后如果按常規清算血債罪行，最該嚴懲的就是拿筆的敵人，根據其反共宣傳的舊帳徹底清算。而毛澤東卻動了隱惻之心，沒有按常規邏輯對待拿筆的敵人，而是特別寬大：第一，把拿筆的敵人與拿槍的敵人一樣對待，只要不殺人放火就不殺——比如毛澤東對周作人專門指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后出版。”第二，對拿筆的敵人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如果毛澤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徹底清算拿筆的敵人給中國革命造成的犧牲損害，他們豈能有機會活下來寫“傷痕文學”和“往事并不如煙”?但毛澤東的隱惻之心換到了什么?瘋狂的報復，無孔不入的妖魔化。

　　魯迅說“如果以為落水之后，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精英”文人不是霍亂病菌，而是腦炎病毒/電腦病毒，沒進入大腦/電腦時毫無防御能力，簡直人人得而欺之;然而只要進入大腦/電腦立刻如魚得水肆無忌憚，把大腦/電腦的功能全部拿下，等效于完成了隱形的“斬首行動”。此時大腦/電腦控制的一切全部被它控制，再巨大的物質力量也被廢掉了武功、威力盡失——前蘇聯的大腦中樞被”精英”文人控制后，超級大國的龐大軀體如同沒了腦袋的恐龍，拼命盲目掙扎了半天也逃不掉轟然倒塌的命運，足以毀滅世界幾次的核武器毫無用武之地。對這種病菌/病毒不可改造，不可救藥，只能堅決鎮壓，徹底除掉。誰因為病菌/病毒“性格何等地老實”掉以輕心而手下留情，誰就必被反噬。

　　四.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1.區分敵我的根本原則

　　“精英”文人興風作浪的要害是“人與人不平等”。“人與人不平等”是萬惡之本。是否認同“精英論”是區分敵我的根本原則。按毛澤東的標準，對知識分子區分敵我的唯一標準是看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2.不看空談看實干

　　看人看實干不看空談，看成果不看宣傳。一切“比勞動實干，比實事求是，比團結大多數”，嚴禁“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

　　杜絕“三門干部”當權。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凡無數年基層實踐經歷者不得提拔。和平時期機關院校一概不發展黨員。

　　3.軟殺傷

　　對只用“軟刀子”殺人的“精英”文人，不一定采用“硬殺傷”即逮捕判刑，而可以采用“軟殺傷”——剝奪其發言權，使其在無法使用任何媒體、任何網絡、發表任何文字或語言的東西。從技術上講，可以做到連電話都只能聽、不能說，只要一開口，計算機就能通過語音識別系統自動定向切斷輸出。換句話只準其接受信息、不準其發送信息。不抓不判不殺就讓此人有等于無，既有效又人道。

　　4.消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分庭抗禮的局面

　　學自然科學需要精力，學社會科學需要經驗。搞物質生產自然科學的實踐過程就是積累經驗的過程。合理的安排是先體力后腦力，先自然科學后社會科學，趁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時搞物質生產、自然科學，等年紀大了，精力不足了卻經驗豐富了，再搞社會科學正好。換句話說就是和平時期搞社會科學的人一律從退休病休的工農兵工程技術人員中選拔培養。比如律師，如果全是從退休的工農兵工程技術人員中選拔培養的，那就不存在收費問題——有退休金保底，無生存的后顧之憂。這就可以實現律師公有制，打官司不收費，再無法律商品化之弊。每年退休的工農兵工程技術人員有多少?哪怕錄取率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那數量也可觀了。每個律師要求不高，一年處理兩三個案子，保質保量，難道做不到?只有這樣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結合，才能釜底抽薪，徹底杜絕“課堂里只能學出白癡或野心家”狀況，才能讓”精英”文人斷子絕孫。

　　附錄：“欺壓實干，褒獎空談”與落后挨打

　　勞動實干是一切事物之本。物質財富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人類社會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人類要生存、社會要發展、歷史要前進，根本前提是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是勞動實干。勞動實干可能出錯，但不勞不干本身就是最大錯。人類的任何智慧、任何精神力量都必須通過勞動實干體現出來，通過勞動實干證明自己，否則聰明才智有等于沒有——據說許多動物都很聰明。不妨假定世界上還有某些動物跟人一樣聰明，甚至比人還聰明。但光聰明有什么用?假定有的豬比人還聰明，那又能怎么樣?還不是人吃豬而不是豬吃人?也許有的螞蟻比人還聰明，但不管螞蟻如何聰明，哪怕是蠢人也可以一腳把它們碾死。任何動物再聰明也不能戰勝人類，因為只有人能勞動實干改變世界，也就是說有能力把精神力量變成物質力量，用精神力量支配物質力量。其他動物沒這個能力，即使聰明也沒用。

　　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魯迅說：“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

　　我們常說，某處某處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領海。但如果沒有強大的物質力量，沒有實實在的實干決心運用那些物質力量，光憑文獻和說辭保不住領土領海，任何法律和宣言都只能停留在紙面上。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推毀”。“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反過來說，理論如果不能掌握群眾、不能變成物質力量，則毫無價值，等于沒有——敦煌洞窟里、全國各地地下文物中不知埋有多少充滿智慧的記載，但所有這些智慧不能為人所知，不能為人所用，有跟沒有有多大區別?只沉睡在不為人知的角落的理論再完美又有什么用?只憋在肚子里的智慧再精巧又有什么價值?物質與精神，物質第一位，精神第二位。精神力量必須能轉化成物質力量表現出來才有價值。人類的一切智慧一切聰明歸根到底必須轉化為物質力量發揮出來、通過實踐實干體現出來才有意義，才能算數。不能通過駕馭物質力量體現自己的精神力量毫無意義，一文不值——沒有絕頂聰明的頭腦的社會不一定滅亡，沒有勞動實干的社會必定滅亡。不管人有多聰明，哪怕有天大的智慧，只要沒人動手，光憑腦子轉出不來糧食，出不來財富，戰勝不了敵人。譬如一臺超級電腦能每秒運算多少萬億次，速度世界第一，就是光運算，不輸出，什么結果都不表現出來。如此電腦滿負荷運轉跟死機停機有什么區別?有跟沒有有什么區別?人也一樣。任何聰明智慧歸根到底都必須以物質的力量表現出來，以改變客觀世界的方式證明自己。精神上的東西，哪怕再好再巧再優秀，只要不能最終通過實干實踐轉化為物質力量和物質成果，就無法證明自己，就跟沒有沒區別。不能通過勞動實干體現出自己價值的聰明是虛聰明、假聰明、無效聰明，有等于沒有。

　　人的聰明分兩類：理論聰明和實際聰明(或曰“有效聰明”);或者說，人的聰明分理論值和有效值兩種——“理論聰明”用不著靠實干證明，憑主觀夸張就行，用不著體現于實際的物質力量和物質存在中。“實際聰明”(“有效聰明”)全靠實干實踐證明，主觀夸張不算數，必須體現于實際的物質力量和物質存在中。“理論聰明”看不見、摸不著、莫測高深，全憑大吹大擂，尤其是少數權威的大吹大擂——說你聰明，你就聰明，如果怕口說不算，那就發你個文憑為證。這種不能通過物質力量體現的聰明是“理論聰明”，不是“實際聰明”，或者說，其“聰明有效值”是零。“實際聰明”(“有效聰明”)完全體現在實干實踐中——“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你一動手實干實踐體現出什么水平，你的“實際聰明”(“有效聰明”)就是什么水平，其它一切都不算數——比如“理論聰明”是碩士博士，但實際動手實干體現出來的聰明才智水平不過小學生，那其“實際聰明”即“聰明有效值”就是小學生水平。又比如科學與技術。科學可以看成“理論聰明”，技術可以看成“實際聰明”。科學的水平要通過技術水平才能發揮出來。技術水平多高，能發揮出來的、為人所承認的科學水平就多高。哪怕聰明如愛因斯坦，當只有小爐匠水平的技術可用時，能發揮出來的有效科學水平就只能相當于小爐匠。錢學森的科學水平在美國就已經達到世界一流。但他剛回國時面臨的是世界三流的技術水平，當時能讓中國發揮出來的有效科學水平也只能是世界三流。盡管舉世皆知中國的科學理論水平是世界一流，但世界只承認你能發揮出來的有效值而不承認你的理論值。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也如此。“精英”文人的“理論聰明”據說世界第一，宇宙第n;但具體一出手辦事，所體現出來的水平猶如一群地痞流氓，因此“精英”文人的“有效聰明”(“聰明有效值”)只能算“地痞流氓級”。

　　任何事都是只要一干，必有破綻;既有破綻，必有損失，必有風險，必有犧牲。“聰明人”因此得出結論：啥也別干——“動口不動手”，“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向不出其技，虎雖勇，疑畏，卒不敢取”，不干就無懈可擊，就無錯可挑，就不會有犧牲，就永遠顯得高明。要干讓別人干，風險、犧牲、錯誤是別人的，自己可以坐享其成。然而天下人沒幾個傻的，如此“聰明”你會我也會，一個個都光說不干。不干不出錯，但也永遠解決不了問題、永遠無從改進，結果就是整個國家落后挨打，整個民族集體變傻——“精英”文人吃香，整個國家幾千年崇尚“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光說不干，怎么可能不落后?怎么可能不挨打?外國大兵壓境，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占北京，中國無數“聰明人”的“絕頂聰明”此時此刻有什么用?南京大屠殺，幾個日本兵就能押解幾千中國人走向屠場。能說這些中國人個個都傻嗎?無情的實事是誰也不干，集體完蛋，再聰明也跟傻子沒區別。整個民族一旦落到了豬的命運，屠刀下聰明不聰明、傻不傻沒區別。這樣的民族雖然就個人智商而言誰都不傻，但整體表現卻的的確確傻到了家。整個民族只有“理論聰明”，沒有“實際聰明”，整體聰明的有效值是零。

　　中國老百姓闖出了另外一條路：前赴后繼頑強探索，以血肉之軀不斷實踐，不惜一切代價救國圖強，從義和團式的只知反抗而不知如何反抗、盲目本能地反抗到建立共產黨;從迷信洋教條到認準毛澤東;從不會革命到奪取政權，從不會建設到扭轉中國命運給中國奠定現代化工業基礎，從“土八路”到“太空授課”……終于在“絕頂聰明”的“精英”文人們回歸“民國范兒”的鼓噪聲中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經濟體”。

　　中國人改變落后挨打任人宰割命運的實例證明要改變國家民族的命運必需實干。不錯，“只要一干，必有破綻;既有破綻，必有損失，必有風險，必有犧牲”。對此除了消極躲避、因噎廢食、束手無策、坐以待斃外還有一條出路：實踐第一，勇于實干，不怕代價。認準一條：干任何新事業一開始都難免盲目，難免出錯，難免有代價有犧牲。“要奮斗就會有犧牲”，要害是堅持不懈，不惜代價——敢于承認救國救民這樣的正義事業要成功就必須有人甘愿犧牲，有人甘愿當傻瓜，而且至少一開始必須人人都能豁出去當傻瓜，關鍵是目標正確，步伐堅定——目標不正確一切努力都錯，目標正確但不邁步永遠到不了，沒有目標瞎邁步團團轉哪里也到不了。只要目標正確，步伐堅定，即使一時走彎路也總能糾正過來。黃河九曲十八彎，曲折無數，但最終東歸大海。只有如此才能百折不撓，堅持不懈，干中學，實踐中學，挫折中學，實踐中學習實踐，戰爭中學習戰爭，“吃一塹長一智”，不斷改進，不斷提高，實現勇于實踐——暴露問題、遭遇挫折——吸取教訓、積極改進、消除破綻、增長聰明——新一輪實踐——暴露新問題、遭遇新挫折——吸取新教訓、積極改進、消除新破綻、增長新聰明——如此反復無窮。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驗的積累，必然既改變客觀世界又獲得完整的“實際知識”，實現從不懂到懂，從無知到精通，從愚昧到精明。“精明強干”，關鍵是“強干”，“強干”比“精明”更重要。真正的精明來自強干。強干來自實干。沒有“強干”的“精明”是假精明，“聰明有效值”是零。勇于強干才能實現真精明，“聰明有效值”是100%。客觀規律是精明強干蠢中來，熟練精通干中來。“聰明”和“愚蠢”、“精明”與“強干”是辯證的。先強干后精明，先輸后贏，反復有常。沒有這種反復，沒有這個辯證過程，必定一事無成。人人都“精明”不當傻瓜蛋、都啥也不干的結果是人人都得變成傻瓜蛋，最終人人遭遇“南京大屠殺”。

　　“中國人靠實干改變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命運”這一歷史結論是“精英”文人們絕對不能容忍的——它證明創造歷史、改變國家民族命運的是中國老百姓，是毛澤東領導下中國老百姓的苦干實干，而不是“精英”文人——對這場歷史大轉折大變革，不干實事、專事空談的“精英”文人無尺寸之功，無舉手之勞，有他們不多，沒他們不少，可有可無，徹底邊緣化。這就掐掉了“精英”文人安身立命的命根子，摧毀了“‘精英’文人吃香”基礎——只要認同改變歷史的是實干不是空談，就沒法再靠“比主觀夸張、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爛之舌”的王牌橫掃一切。如此一來如何證明“‘精英’文人高人一等、有權不勞而獲”?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精英”文人們必須徹底否定這個歷史結論，徹底否定這個歷史事實。辦法不外“精英”文人打壓干實事的人的兩大標準伎倆——理論上否定、實際上誣蔑：

　　——理論上否定：用“理論”證明實干和反抗毫無必要——侵略不是侵略，而是“先進文明取代落后文明”，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錯，火燒圓明園是中國人的錯，甲午戰爭是中國人的錯，八國聯軍是中國人的錯，九.一八是中國人的錯，七.七事變是中國人的錯，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的錯，“三光政策”是中國人的錯……

　　——實際上誣蔑：吹毛求疵，專挑毛病，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量夸大，“不看干不干，只看錯不錯”——義和團如何如何壞、階級斗爭如何如何壞、共產黨如何如何壞、中國革命如何如何壞、土改鎮反如何如何壞、社會主義如何如何壞、計劃經濟公有制如何如何壞、合作化如何如何壞、工業化如何如何壞、反右如何如何壞、大躍進如何如何壞、文革如何如何壞、毛澤東如何如何壞……

　　“精英”文人們無孔不入連篇累牘喋喋不休說了那么多，意思就一個：別干事。不干事什么問題都沒有，一干事什么問題都來了。所有問題都是干事惹出來的。干實事是萬惡之源。結論：碰上落后挨打別奮起直追，只要無動于衷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就不落后不挨打了;碰上侵略屠殺別斗爭抵抗，只要逆來順受任人宰割人家就不侵略不屠殺了。說了半天，“一動不如一靜”、“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客觀規律是：正義的事，干可能錯，不干必然錯;因干而錯是小錯、具體方法錯，因不干而錯是大錯、根本方向錯;因干而出的錯可以糾正，可以挽回;因不干而出的錯無法糾正，無可挽回。具體的實例如下：

　　例一：中國如果不搞革命、不搞共產黨、不搞公有制、不搞工業化，現在會如何?

　　看看印度、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就行了——這些國家跟中國的情況差不多，都是資源豐富，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文化多采，近代都受西方國家控制，差不多跟新中國同時獨立，起點也差不多。這些國家一直搞私有制，沒搞公有制，沒搞共產黨領導，沒搞計劃經濟，沒搞土改，沒搞鎮反，沒搞反右，沒搞大躍進，沒搞“文化大革命”，沒搞“大公無私”，沒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從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從來沒遭到過“自由世界”的封鎖……總而言之跟“公知”所謂的“毛澤東的罪惡”半點不沾邊。“公知”不是斷言“公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嗎?那這些國家從來沒存在過“一切罪惡的根源”，按“公知”的標準從來沒走過半點彎路，理應比中國發達得多才對，至少也得跟中國不相上下。而實際情況呢?——難道全世界都受了蒙蔽，看不到輸出“菲傭”的國家實際是個世界超級大國，卻硬把個貧窮落后的中國當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例二：如果中國人不搞義和團運動，結果會如何?

　　沒有義和團運動，中國已被瓜分，中國人的命運跟美洲印地安人和非洲黑人命運不會有什么不同。根據如下：

　　第一，歷史上任何大國一旦衰落都逃不掉肢解分裂的命運。道理很簡單：其他強國不希望你重新強大起來威脅到自己。讓你肢解分裂了，你就沒法再強大了。奧斯曼帝國被肢解分裂了，阿拉伯帝國被肢解分裂了，奧匈帝國被肢解分裂了，前蘇聯被肢解分裂了……中國當年同樣面臨被肢解分裂的命運。光靠文化相同、信仰相同、文字相同、語言相同、習慣相同并不能避免被肢解分裂。阿拉伯國家的文化、信仰、文字、語言、習慣不是都相同嗎?照樣被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搞得四分五裂，爭斗不休，再也統一不起來。叢林世界虎豹豺狼一旦衰弱必被吃掉，國家一旦衰敗也一樣。

　　第二，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列強已經開始象瓜分非洲一樣瓜分中國、象處理非洲黑人和美洲印地安人一樣處理中國人——甲午戰爭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對比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列強普遍認為一切皆因中國人“劣等劣種”。從此中國人在列強眼里跟非洲黑人和美洲印地安人沒什么不同，不是人而是牲畜。既然是牲畜，那自然根本用不著把你當回事，你這塊土地就跟無主的一樣，可以象瓜分非洲一樣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想當然地以為誰分到手，誰無非撈到一塊附帶了一群和野生動物一樣不需要特別操心的“劣等人”的土地而已。甲午戰爭前西方國家對中國還有所顧忌，只敢在中國邊遠地區下手。甲午戰爭后人家肆無忌憚直接切到了中國心臟地帶：日本切掉了臺灣、遼東，德國切掉了整個山東。這個先例一開，其它列強馬上意識到只在邊邊角角切中國已經跟不上趟，在中國心臟地帶整個省整個省地大規模攫取的時代已經開始。而當時中國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反抗：甲午戰爭中軍隊一敗涂地，海軍全軍覆沒，整個國家門戶洞開，等于不設防，上層社會在“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信心完全崩潰，從上到下、從政府到“精英”個個束手無策，眼睜睜等著亡國。

　　第三，面對列強的這種明目張膽的瓜分，中國發生唯一的抵抗就是義和團運動。中國沒有被瓜分，不是義和團運動的功勞又是誰的?——無緣無故，中國怎么可能避免“大國一旦衰敗必被肢解瓜分”的規律，怎么可能讓已經開始整省整省地肢解瓜分中國的列強突然自動變卦?中國之所以沒有被瓜分，中國人之所以避免了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命運，全虧了義和團運動——美洲非洲都沒有發生過類似中國的義和團運動，結果被殖民主義瓜分了。中國發生了義和團運動，結果沒有被瓜分。

　　第四，列強明確承認制止他們瓜分中國的決定因素是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老百姓的反抗。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給德皇的奏議中說得明白之極：“人口四萬萬，均系屬於一個種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并火器而無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結論：“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這份文件充分證明制止列強瓜分中國的真正因素：“人口四萬萬”、“一個種族”、“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無限蓬勃生氣”、“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所有不能瓜分中國的理由全是中國老百姓和義和團的反抗，跟滿清政府和中國文人“精英”半點關系沒有。這才是義和團運動的戰略意義和歷史作用——使列強發現中國老百姓跟腐朽無能的滿清政府不一樣，認識到如瓜分中國就要直接跟中國老百姓對抗，就力不從心。列強不怕弱國官方的抵抗，因為有把握一舉粉碎;就怕弱國全民的抵抗，因為經受不起人民戰爭持久戰。雖然義和團運動本身直接的反抗力量并不大，但列強本能地從中感覺到了蘊藏在背后的“人民戰爭”的戰略威懾。沒瓜分中國不是不想，而是被義和團運動顯示出的“人民戰爭”的潛在威懾制止了。沒有義和團運動，就沒有西方列強的這種戰略認識，就不可能改變瓜分中國的既定目標。

　　第五，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國家完全改變了對華戰略和全球戰略，改變了世界歷史走向。

　　義和團運動后，英國立即放棄了自打敗拿破侖之后一直實行的“光榮孤立”即不與任何國家長期結盟的國策，迫不及待地與日本長期結盟而且一續再續——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簽字，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協定簽字，相隔僅僅145天。為什么如此神速、如此迫切?如果沒有非同小可的原因，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怎么可能在短短一百多天內就突然改變了實行了幾十年的“光榮孤立”的基本國策?為什么英國不與任何歐洲的老搭擋結盟而偏偏要選中與尚被歐洲國家認為是“劣等民族”的日本結盟?為什么英日結盟后僅僅兩年就爆發了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為什么日俄戰爭中英國要對俄國支援艦隊封鎖蘇伊士運河、迫使俄國艦隊不得不萬里迢迢繞道非洲好望角奔赴遠東、不但多耗時好幾個月使日軍有從容的時間各個擊破、搶先占領旅順要塞以逸待勞，而且使俄艦因長期航行導致艦底長滿海洋生物而速度大減、使日本艦隊獲得了速度優勢、得以在對馬海戰中一舉殲滅俄國艦隊?為什么美國在日本已經筋疲力盡眼看著無力繼續戰爭的緊要關頭出面調停、促成日俄停戰，使經不起持久戰的日本避免因國力不支而失敗?為什么俄國十月革命后英國立即借1921年華盛頓會議之機廢除了英日同盟?為什么從那時起美英和日本都開始把對方視為假想敵?為什么義和團運動前俄國霸占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西方國家都無動于衷、義和團運動后卻突然急著要遏制俄國在中國的擴張了?為什么英美等國能容忍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卻不能容忍日本獨占中國、最后終于導致太平洋戰爭?

　　答案只有一個：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運動前，在西方列強看來中國老百姓是活死人、是牲畜、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野生動物。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國家突然認識到中國最大最豐富的資源不是物質資源，而是無窮無盡的人力資源——中國老百姓。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說：“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認為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中國老百姓不得了：“無限蓬勃生氣”、“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守法易治”、“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中國老百姓不但不劣等，而且頭等，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潛力能量。中國之所以淪落到落后挨打被瓜分的地步，全是因為頭等的百姓被劣等的“精英”領導捆死了，麻醉昏睡了。“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誰能開發利用中國老百姓的潛力，誰就獲得了無窮無盡的力量，誰就如同獨占了一個超級鈾礦、超級能源庫、超級彈藥庫，誰就能左右世界稱霸世界。如此一來，中國老百姓落入誰的統治對西方列強來說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全球性戰略問題，決不能漠然置之。中國在西方列強心目中的戰略分量頓時一下子就不一樣了。從此西方列強的對華戰略原則跟金庸小說里人們對“九陰真經”、“葵花寶典”、“屠龍刀”之類威力無窮的法寶的原則一樣：第一，千方百計據為己有;第二，自己得不到時也不能讓別人得到。

　　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戰爭使英美等西方列強意識到：只要瓜分中國，近在咫尺的日本和沙俄必捷足先登，遠隔重洋的英美等國必鞭長莫及。瓜分中國必使日俄獲利最大。尤其是沙俄，一旦實現“黃俄羅斯”計劃，則將既獲得無窮無盡的中國的人力資源，又將獲得中國的不凍港，沙俄將徹底消除原有的地廣人稀、沒有不凍港的等戰略缺陷，獲得對西方國家壓倒的戰略優勢。不管是沙俄還是日本，只要允許它們統治具有無限潛力的中國老百姓，整個世界戰略力量對比都將改變。這是英美想都不敢想、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惡夢。瓜分中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某國獨占中國了(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告訴自己的兒子：如果日本獨占了中國，整個西方世界都危險，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讓蔣介石堅持不下去而投降)。英美的對策：一方面反對瓜分中國，一方面英日結盟。不準瓜分中國——“自己得不到時也不能讓別人得到”;英日結盟——使日俄從此互相敵對走向戰爭，一下子就既排除了這兩家勾結起來排除英美獨吞中國的戰略可能，又誘使日本心甘情愿充當英美阻止沙俄在中國擴張的工具和打手，還不勞英美親自出馬自己掏腰包——代價是犧牲中國的東北。一旦日本不滿足于占領東北而得寸進尺打算獨吞中國，英美立即與之決裂，最后導致太平洋戰爭。

　　回顧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對華戰略，義和團運動是轉折點。義和團運動以前西方列強對中國是直接侵略：軍事打擊、割地賠款、直接瓜分，完全視中國老百姓如糞土，完全照搬殖民主義征服美洲非洲的辦法。義和團運動之后不再簡單重復征服美洲非洲的的辦法，而改為間接侵略——義和團運動前僅僅因為幾個傳教士被殺，德國就出兵強占了中國的一個省。義和團運動中死的外國人比那要多得多，列強卻不再按照以前的邏輯瓜分中國。義和團運后西方國家立即開始在中國大規模直接辦學，而且最急著辦的是大學而不是當時文盲充斥的中國最需要的中小學，重點是與如何當官有關的文科而不是中國工業化所急需的理工科。所有這一切的真正原因：西方列強對華新戰略——“不得瓜分、不得獨吞、扶植代理、間接控制”。追本溯源，所有這一切都源于義和團運動，源于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國家認識到中國老百姓是最大最豐富的戰略資源。中國現在的統一，就是義和團運動最積極的歷史遺產。沒有義和團運動，中國早被瓜分完了，中國根本不會是今日之中國。如今大陸中國老百姓能享受到統一的好處，義和團運動功不可沒。這才是義和團運動對歷史的真正影響，是義和團運動的真正歷史意義。可以說，義和團運動直接改變了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全球戰略乃至世界歷史。

　　義和團運動確實有陰暗面。但那是方式方法的問題，不是根本戰略問題——首先是干不干，然后才是如何干;是反抗不反抗，然后才是如何反抗。干不干、反抗不反抗是戰略問題、根本問題、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如何干、如何反抗是戰術問題、具體問題、方法問題、小是小非問題。首先是干、是反抗，然后才談得上如何干、如何反抗。在義和團的時代，中國老百姓不可能知道任何正確的反抗方法，一切都只能從零摸索起。任何黑暗中的探索在一開始時都不可避免出現盲目的亂碰亂撞，不可避免出現各種各樣的錯誤。任何國家任何人無不如此。西方國家工人對資本家的反抗一開始也是盲目的，比如搗毀機器，比如排外，比如擁護對外擴張。義和團運動也不例外，出現的一切問題都是摸索中的問題。而這種問題是可以克服的——后來中國老百姓反抗時就逐步學會了避免義和團運動的盲目。反抗才能學會如何反抗，游泳才能學會如何游泳。當年中國人不反抗，當然不會發生因反抗而造成的問題，卻必然發生因不反抗而造成的問題;不搞義和團運動，當然不會出現義和團運動陰暗面導致的問題，卻必然出現不搞義和團運動必然導致的更大更嚴重的問題——被瓜分，被奴役，被滅絕。“干可能錯，不干必然錯;干而錯是小錯、具體方法錯，不干而錯是大錯、根本方向錯;因干而出的錯可以糾正，可以挽回;因不干而出的錯無法糾正，無可挽回”。

　　例三：“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

　　“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怎么來的?大罵義和團罵出來的。中國文人“精英”們不遺余力地制造出來的：“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暴民暴亂假愛國真禍國”、“民粹愛國是害國”、“民族主義最危險”、“洋人代表先進文明”、反抗洋人就是“用愚昧對抗科學”、“用野蠻對抗文明”、“程序正義”、“理性抗爭”、“非暴力”、“國際裁決解決問題”……結論：“絕對不抵抗”——“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如果不發一槍，那么就可以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結果：“義和團式的愛國”的種種“弊端”倒是避免了，得到的卻是空前的民族浩劫：由于沒遭到任何抵抗就輕松獲得了出意料的成果，輕而易舉獲得了東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資源，日本立即修改戰略，把本來由幾個瘋狂的少壯派日軍軍官擅自發動的孤注一擲變成了國策。日本侵略實力空前增長，侵略野心極端膨脹，決心全面侵華，一口把整個中國吃掉，從此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中原、南京大屠殺……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南京大屠殺的犧牲、八年抗戰的犧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開，防得百拳來”。追本溯源，所有這一切空前的災難浩劫都是“九.一八”時“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的后果——“干可能錯，不干必然錯;干而錯是小錯、具體方法錯，不干而錯是大錯、根本方向錯;因干而出的錯可以糾正，可以挽回;因不干而出的錯無法糾正，無可挽回”。

　　例四：美國6歲小孩在電視上說“殺光中國人”

　　2013年10月16日，美國ABC電視脫口秀節目《吉米金莫秀》上，主持人吉米問四個小孩，美國欠中國的1.3萬億美元怎么辦。一個6歲白人男孩搶先發言：“我們應該繞到地球那邊去，把中國人都干掉”!而主持人吉米金莫對這“殺光中國人”的主意的評價是“這是個很有趣的想法”。

　　有人說這是“童言無忌”，不必當真。但是第一，正是童言無忌，才會說真心話。第二，6歲孩子的想法從哪里來?當然來自環境，來自大人。這個孩子為什么不說“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而只說“殺光中國人”?顯然因為環境，一個說“殺猶太人”、“殺黑人”、“殺穆斯林”不行、一有苗頭馬上呵斥制止、唯獨說“殺中國人”沒人當回事的環境。所以孩子也不當回事，想都不想就能脫口而出。第三，主持人吉米金莫可是成年人，而且是大腕電視主持人。他對“殺光中國人”的評價是“這是個很有趣的想法”，顯然并不認為這是絕對不可容忍的東西，否則必然會馬上予以誘導勸解糾正。這個電視節目是面向全美國的，尤其是面向小孩的。全美國的小孩從這個大牌電視節目主持人這一問一答能獲得什么樣的信息?“殺光中國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屬于想都不該想、碰都不能碰的罪惡，而是“很有趣的想法”——說“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不行，說“殺光中國人”可以。這才是不折不扣的“狼奶教育”，而且是極為巧妙而自然的“狼奶教育”——根本不通過教科書，通過電視機節目開開玩笑，三言兩語嘻嘻哈哈就輕松愉快不知不覺地完成了。

　　為什么在美國說不得“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卻說得“殺光中國人”?簡單得很——猶太人、黑人或穆斯林沒有整天痛罵自己的同胞“吃狼奶”的“普世公知”，不會整天教訓自己的民族反抗壓迫是“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暴民暴亂假愛國真禍國”、“民粹愛國是害國”、“民族主義最危險”、“用愚昧對抗科學”、“用野蠻對抗文明”、“絕對不抵抗”、“國際裁決解決問題”……因此沒那么多顧忌，誰敢惹立刻敢鬧敢反抗，而且已經鬧出了名——如果有人敢在電視上說“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而主持人敢說“這是個很有趣的想法”，你看出不出亂子?尤其是黑人和穆斯林，不上街才怪，說不定要引發暴力騷動，打官司訴諸法律更是必然。黑人國家和穆斯林國家同樣會立刻掀起喧然大波，危及美國的國家利益。到頭來叫囂“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的人必定沒什么好果子吃。“存在決定意識”，這樣的存在逼著美國人知道猶太人、黑人或穆斯林惹不得，會出亂子(實際已經被鬧怕了)，已經養成碰上這種話題小心翼翼的習慣。而說“殺光中國人”呢?啥事沒有，只有美國一些華人出來叫喚兩句，人家可以愛理不理。而中國的“普世公知”呢?不但不義憤填膺，反而公然叫好：“我非常欣賞那位提議殺光中國人的美國小男孩”、“從這位美國小男孩身上，我看到了央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血性靈魂。有這樣的孩子，民族就不會沉淪，民族靈魂的基本力量和崇高精神就不會萎縮。”(“中國新青年”2013/10/22凱迪社區>貓眼看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579430&boardid=1)同樣，“存在決定意識”。這樣的存在決定人家即使嘴上不說也心照不宣：中國人好欺負，欺負就欺負了，沒什么了不起。況且欺負了中國人還可以賴債——欺負了中國人白欺負還有這么大的好處，那又何樂而不為?

　　在毛澤東時代，如果美國發生在電視上鼓吹“殺光中國人”的事，立刻會變成中國新聞媒體的大新聞，舉國痛罵，大批特批，作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階級斗爭教育的好教材。美國人當然十分清楚這點，知道不能授人以柄。結果就是雖然中美對峙，但從來不見這種極端言論出現在美國電視上——連冷戰期間也沒見過美國電視大肆宣揚“殺光俄國人”、“殺光中國人”。如今“中美國”了，中國的“普世公知”如袁偉時整天痛罵“中國“狼奶教育”了，“狼牙山五壯士”、“誰是最可愛的人”等從教材中刪除了，毛澤東的“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被當成“狼性教育”禁止了，美國人反而敢說“殺光中國人”了——如果說這種話的是中國小孩，中國的“普世公知”們一定瘋掉，一定沒完沒了地反思痛罵檢討，而美國人說了呢?“普世公知”們立刻當成天經地義，不僅不譴責，反而大肆吹捧。如此卑恭屈膝逆來順受，人家憑什么把“殺光中國人”當回事?

　　“普世公知”整天大罵義和團、黑人、穆斯林的反抗“盲目”、“暴力”、“野蠻”，自命“文明”、“理性”、“法制”，結果呢?人家電視臺上敢宣揚的不是“殺光猶太人”、“殺光黑人”、“殺光穆斯林”，而是“殺光中國人”——在堅持“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針鋒相對、堅決斗爭”的毛澤東時代不敢說的，在“融入世界”、“中美國”的“和諧世界”公然說了出來。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反抗可能出錯，但不反抗必出更大的錯——“干可能錯，不干必然錯;干而錯是小錯、具體方法錯，不干而錯是大錯、根本方向錯;因干而出的錯可以糾正，可以挽回;因不干而出的錯無法糾正，無可挽回”。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