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此文發表于《信報財經月刊》第四百三十七卷。發表此文，筆者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對香港的評價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極少有人敢于直面香港的真實狀況。本文講述一下香港三十年來的發展脈絡，說一說香港的現實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思路。更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國人還未曾警覺的東西。但愿，此文也能夠讓大陸讀者看到(希望不要刪除)。

         原標題：是否占領中環

　　可能會讓一些朋友驚訝，筆者是支持占領中環的。

　　香港回歸十六年了，香港多數市民對生活現狀感到失望，香港多數青年對未來感到絕望，他們的確需要一次集體表達意見的機會了。有人或許會說，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或者在其他場合，表達香港市民的意見。那么好，請問，誰給他們提供機會?誰給他們提供場合?十六年了，話語權只在官與商的手上，北京能聽到香港市民的意見嗎?當然，占領中環肯定會有負面影響。比如，香港社會可能會發生撕裂;比如，國際評級機構會降低香港的國際評級;比如，群眾運動失控會導致香港版的茉莉花革命;比如，香港的群眾運動模式會傳染到內地城市等等。確實存在著諸多的憂慮。但是，不占領中環，這一切就能不發生了嗎?堵塞而非疏導，不覺得很愚蠢嗎?況且，民怨沸騰，堵塞得了嗎?難道，非要醞釀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嗎?疏導不比堵塞更好嗎?換一個角度思考，通過占領中環運動，香港社會可以展開對香港問題的深刻思辨，可以找到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可以喚醒北京根深蒂固的成見，可以引發一場香港社會的良性改革運動。總之，香港絕不能就此沉淪下去了，香港需要運動一下了。極端一點兒說，運動遠遠好過動亂和革命。

　　事務的發展總是存在著各種可能性。事務的發展在考驗著政治家的水平。占領中環運動存在著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就是堅決阻止，強行將矛盾掩蓋起來，在經濟危機爆發后釀成更大的政治危機;第二種可能性，就是放任自流，讓運動成為某種政治平臺，使非建制政治勢力逐漸主導2017年的普選，進而變相控制香港的政治;第三種可能性，就是積極參與并引導，讓運動本身成為溝通平臺，逐漸尋求北京與香港市民的最大共識，并積極展開溫和有序的社會改良。中國是王陽明先生的故鄉，心學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和，中就是順乎天理，和就是合乎民意。本體光明，天下光明;精誠所致，金石為開。既然，大家都是為了香港明天更美好，當然可以圍坐在中環臨街夜話，打開歷史的心結，迎接新的黎明。筆者支持占領中環，因為筆者覺得，北京和香港需要好好溝通了，北京和香港都實在需要重新認識歷史了，我們需要站在新的歷史高度看待歷史進程，我們需要解決沉積已久的歷史遺留問題了，北京和香港需要放下包袱一起再出發了。

　　歷史總是需要反思的。香港回歸的歷史并不久遠，涉及到太多復雜的人和事，當然也涉及到一些大人物的是非榮辱，以致于北京和香港的過來人一直不敢正視那段歷史。筆者曾經說過，香港回歸是一個極端復雜的歷史進程，這個進程開始于1983年，成行于1997年，躑躅于今天。換句話說，香港真正的回歸遠遠未能完成。拋卻心靈回歸這等形而上的話題，就算是形而下的主權回歸也遠遠未能完成。如果，可以接受主權概念細分的話，我們僅僅成功回歸了領土主權，也就是政治意義上的主權回歸;但是，我們遠遠沒有獲得經濟意義上的全部主權，或者說我國中央政府未能將香港的全部經濟管理主權收回并移交給香港特區政府。我們是否有勇氣接受這個冷酷的現實呢?一國兩制成功了，港人治港卻未能全部實現。試問：港府可以管理香港的全部財政政策嗎?試問：港府可以管理香港的全部貨幣政策嗎?當香港的部分經濟管理主權還滯留在英美政府、境外機構甚至一些個人手上的時候，特首以及港府如何落實港人治港呢?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試圖將國人和港人的思維帶入歧途，難道香港問題真的是民主問題嗎?民選一個特首就能包治百病嗎?香港通過動亂或者革命可以解決經濟主權問題嗎?北京和香港確實都需要深刻反思了，香港的青年們一定要進行深刻的反思啊!

　　筆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共和國的希望不在街上》。筆者很快還會再寫一篇文章，題目是《香港的未來不在中環》。二十四年前，共和國在飛速地進步著，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在飛快地進步著。那時候，一大批體制內的優秀青年，正在創造性地進行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改革雖然不完美，改革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改革的整體方向是正確的(建立公平、有序、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且改革本身正在改革進程中不斷地得到完善。隨著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配套已經逐漸展開了，一系列配套法案以極快的速度在推出并開始落實。這種循序漸進的改革令美國感到惶恐，他們意識到中國這樣改革持續下去，將很快為成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美國人開始行動了，他們悄悄地扶持了一批激進的學者，他們意圖用激進的改革來破解有序的改革進程(希望大家詳細了解黃雀行動)，他們成功策動了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對有序改革的無情毀滅。他們通過扶持學術明星(實為特務)，利用學生中的投機分子，策動了一批天真善良的學生，展開了一場激進的街頭政治運動。這場激進的街頭政治運動并無明確的政治主張(竟然是反官倒)，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學生領導組織，詭秘的政治勢力操縱了運動的全過程，這就注定了這場動亂的慘烈結局。如果，中國政府立刻垮臺，政治動亂將波及全國，改革必然被終結;如果，中國政府不垮臺，經濟上必須向美國徹底妥協，經濟改革必然全面依附于美國。顯然，美國人的后一個目的終于達成了。風波過后，脆弱的中國政府，開始與美國進行全面捆綁(聯系匯率、WTO、中美戰略對話)。歷史地看，那場政治風波形成的沖擊是深遠的，絕無亞于一場慘烈的戰爭，中國政府被迫放棄一部分經濟管理主權，中國政府開始大規模向美國轉讓國民福利，中美經濟開始走上一體化進程，中國經濟開始陷入畸形結構，中國政治出現歷史性倒退。如果，你對貨幣和時間都敏感的話，你就可以看出一些脈路，美元此時以港幣的形式，沿著當年鴉片通道進入了中國，并在五年時間內成功完成了北伐，最后畢其功于一役(建立了人民幣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至此中國的部分貨幣管理主權喪失了。其后，隨著中美戰略對話的逐漸深入，部分財政管理主權也相繼喪失了(請注意“四萬億”的外部因素)。今后，中國如果出現重大危機，源起就是二十四年前的那場風波。筆者對當年策動政治動亂的政治勢力深惡痛絕，筆者對一些政治家的自私和愚蠢甚感悲哀，筆者對那些卷進政治動亂的無知青年深感遺憾。是的，邪惡政治勢力加上無知的激進青年，一出歷史悲劇就這樣上演了。一場淺薄浮躁的政治運動，凍結了中國的政治改革整整二十四年。歷史就是這樣諷刺，原本想推動政治進步的孩子們，成為終結政治進步的反動力量，他們用無知、幼稚和愚蠢成全了共和國的敵人。歷史沒有終結，曾經的一切現在在北非再一次上演了，愚蠢的孩子們仍然在重復愚蠢的故事。所以，我們那一代體制內的年輕人，始終都無法原諒成為“英雄”的那些學生，正是他們終結了我們艱苦卓絕的努力，他們完成了共和國敵人無法完成的使命，就歷史而言他們將成為共和國永遠的罪人。很多單純的香港人年年談平反那場風波，平反誰?平反那些事情?對于無辜的孩子們，我們早就原諒他們了。至于那些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非但不應該得到平反，他們必須獲得審判。必須讓這些漢奸為死難的孩子承擔責任，必須讓這些漢奸為二十四年來天量國民福利的流失承擔責任。如若不然，共和國將無法上合天理下合民心。難道，一個文明古國真的要斷續春秋嗎?

　　回顧歷史，當然是為了更好地面對現實。香港的年輕人是否占領中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的年輕人已經被組織動員起來了。香港的年輕人一旦被組織動員起來搞政治運動，過程和結局都是港府和中央很難控制得了的。香港的問題一向錯綜復雜，在這塊政治飛地上的多方博弈從不簡單。可以走上臺面得人物，大多都有著極為復雜的社會背景的，香港這塊政治飛地上怎么會有純潔的學生運動呢?其實，一出大戲醞釀已久了。筆者一直在觀察“占中”運動組織者的口號，一如筆者先前的預見，冗長的說辭既無民權也無民生，他們就是要搞茉莉花式的街頭“民主”的。筆者一點兒也不奇怪，在中國面臨深刻的社會危機的前夜，香港這個中國的政治痔瘡又要“發炎”了。然而，無論如何，該來的終究是要來的。早一點兒發炎，早一點兒治療，未必是壞事。面對香港每況愈下的民權和民生狀況，香港的年輕人有理由發出他們憤怒的吼聲。另外，筆者認為，被娛樂周刊喂大的孩子們，也應該經歷一些政治風雨了，下一代的香港優秀政治家最好成長于中環。我們不必庸人自擾，我們應該借助機緣，我們應該因勢利導。但是，筆者也必須說清楚，香港的問題不在中環，占領中環解決不了任何現實問題，那不過是一個政治的運動場而已。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有責任提醒香港的青年，不要重復北非和中東青年的錯誤，我們要清楚我們到底要什么，我們還要清楚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們也一定要清楚我們不能做什么。我們希望，香港的青年人能夠汲取歷史的教訓，你們只是去做你們應該做的事情。同時，你們一定要學會，絕對不去做政治投機者想做的事情。你們一定要牢牢記住，凡事必須有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你們絕對不要做損害祖國和香港的事情。

　　顯而易見，香港的問題不在中環。香港問題的歷史根源在倫敦，解決香港問題的現實出路在北京。

　　筆者曾經寫過兩篇談香港問題的文章：《回到一九八三年》和《香港的超級地租》。筆者試圖通過這兩篇文章告訴香港同胞，香港政府并未擁有香港的全部金融主權(政府無法管理通貨膨脹)，香港政府也并沒有擁有香港的全部財政主權(政府征稅權被僭越)，港人治港遠遠未能落實，高度自治近乎一句空話。在港府并不擁有全部治權的前提下，最高行政長官不過是一個滑稽的擺設。香港存在一個特區政府之外的隱形行政架構(可惜不屬于中央政府)，香港存在一個特首之外的經濟主宰。實際上，香港自一九八三年開始治權就被分割了，在一九九七年這種治權分割過程達到了頂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已經開始見識到治權被分割的嚴重后果了。

　　歷史并不久遠。可是，歷史的真相卻漸漸湮滅了。筆者著文《回到一九八三年》，是因為一九八三年注定是香港歷史的關鍵節點。就經濟意義而言，一九八三年比一九九七年重要得多。因為，香港的制度進化從這一刻結束了，香港的制度退化卻從這一刻開始了。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比較同時期的香港和瑞士，這兩個地區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連產業發展的思路都是極為類似的。可惜的是，從一九八三年后，兩地的制度變遷就分道揚鑣了。一九八二年，阿根廷馬島的隆隆炮聲，打破了香港三十八年的平靜，香港開始了歷史蛻變。從一九八三年中英談判開始，英國人就開始安排如何搬家了。可能是歷史的巧合，此刻的英國正在施行撒切爾主義，英國需要大規模的外部資本輸入來私有化國有企業。撒切爾夫人盯上了香港這支會下金蛋的母雞，港水英調的龐大工程就此開始了。港水英調的前提是，港英企業必須獲得超額資本收益，并將資本收益轉回到英國本土，實現港英資本對本土國企的收購。在迫切的政治和經濟壓力下，港英當局策動了香港一系列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變革。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港幣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和過渡性土地租賃制度。此安排將美元脫離金本位后的劇烈通貨膨脹直接導入了港幣，香港的不動產開始出現大量泡沫，英國人在香港數十年積累的財富迅速膨脹、完成套現，并源源不斷地返回英國本土，支撐了英國恢宏的私有化進程。英國的傳統產業開始恢復生機，英國的經濟開始重新具有了效率，英國經濟得以走出歷史性的衰退。而香港卻陷入了惡性通貨膨脹的過程中，市民的財富和勞動逐漸被房地產吸干了。最令人遺憾的是，惡性通貨膨脹終結了香港制造業的發展，香港未能實現產業升級，失去了精密機械制造業，失去了精細化工產品制造業，提前終結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進程。與之相對應，瑞士的精密機械和精細化工繼續發展，產業升級穩步提升，瑞士法郎成為國際貨幣，瑞士國民享有了世界最高等級的生活水平。香港是不幸的，港英當局為了實現香港財富的迅速集中和轉移，將港府的征稅權進行了巧妙的分解和轉讓，他們將屬于市民而由政府管理的地租征繳權讓渡給了地產商，這就形成了震驚世界的非政府征繳超級地租的卑劣模式。香港市民的財富被無形的價內稅(房屋租購負擔)殘酷地剝奪了，香港市民的實際稅賦水平接近并超過60%(幾乎是世界最高水平)，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香港地產商變相獲得了非政府征稅權(房產價內稅)，他們取得了驚人的超額利潤，他們成為世界級超級富豪(他們竟無一人屬于制造業)。筆者不堪回首中英關于香港土地問題的談判，他們留給港人的那種悲苦心酸是令人發指的(赤裸裸的掠奪)，希望國人敢于重新審視這段慘痛的歷史。筆者一直在善意地揣測，那或許就是平穩政治回歸必須付出的經濟代價吧。最可悲的是，聯系匯率和超級地租這兩把架在港人脖子上的刀，竟然被《基本法》確認下來并得到保護，至今都不允許國人公開進行討論，變成了香港經濟沉淪的歷史魔咒。筆者曾經著文，批判港英當局留給香港的罪惡“井田制”，在聯系匯率和超級地租的鋼鐵框架下，以官吏為縱，以資本為橫，他們將香港一切資源分割凈盡，香港八零后和九零后絕無出頭的希望，單純依靠個人努力幾乎絕無改變人生的可能!這是一個何等糟糕的制度設計!然而，香港被屢屢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的城市。我們只能說，這里是資本最自由的城市，這里是資本主義的天堂。但是，在近乎奴隸制的“井田制”下，香港卻是勞動者的地獄!

　　撒切爾夫人死后，筆者曾經對香港朋友說，這個女人實在是太厲害了!她在人民大會堂門口摔了一交，她立刻就讓中國人在香港摔一個更大的跟頭。而且，把中國人徹底摔懵了，整整三十年都回不過神來!

　　筆者閱讀了十八年來香港政府的每一份預算案，筆者認真比較了香港與瑞士的制度異同，筆者對香港三十年來的制度變遷(也可以說是制度退化)無限感慨。我們可以抱怨英國人的自私和無情嗎?我們可以抱怨中國人的愚昧和顢頇嗎?我們的抱怨難道可以改變香港的歷史嗎?我們現在只能深刻地剖析這段歷史，找到香港歷史性衰落的原因，我們有責任推動香港重新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香港回歸十六年了，我們是否可以對香港回歸給予一個基本的評價呢?筆者認為，香港回歸在政治上是成功的，我們完成了香港在政治上的平穩過渡。但是，筆者同時認為，香港回歸在經濟上是失敗的，我們沒有延續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繁榮與發展。當然，一些建制派的朋友可能又要羅列數據了。羅列數據也不是不可以，那些非購買力評價的環比GDP和絕不平均的人均GDP有什么意義嗎?除了欺騙北京的袞袞諸公，也就只能忽悠一下大陸的老百姓了，能夠表達香港七百余萬市民的真實感受嗎?十年了，物價漲了多少呢?但是，香港碼頭工人的工資一分錢也沒長!二十年了，物價漲了多少呢?但是，香港律師們的工資一分錢也沒長!三十年了，物價漲了多少呢?但是，香港作家們的稿費一分錢也沒長!回歸，是回歸祖國啊!不是讓中產階級回歸貧困!當然，更不是讓富豪變得更富。是的，富豪們都在中環。但是，制造他們的人卻不在中環。

　　筆者對香港的朋友們說，如果有占領中環的運動，筆者也想去發表演說，作為納稅人筆者有話要說。香港的朋友們說，何必要等什么運動呢?你現在就可以去學校演講。筆者說，在學校里講是沒用的，那里說話北京聽不到的，痛未到心難就醫啊。筆者對北京的朋友們說，你們為什么不到香港去演講呢，與市民心平氣靜地討論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你們何不直言你們對香港的真實想法?你們也可以仔細地傾聽港人的心聲啊。北京的朋友沉默無語。筆者知道，北京的朋友們有壓力，他們不敢擅自解讀歷史。十六年了，他們一字不動地念“回歸經”，他們甚至已經不明白他們自己在說什么了。另外，香港任何制度性的改變都將涉及《基本法》(改法相當于修憲)，那將觸動“五十年不變”的緊箍咒，就算是長老級人物也不敢輕舉妄動。當然，解決財政問題(超級地租)，必然觸動港英資本的根本利益;解決金融問題(聯系匯率)，必然觸動美國資本在港和在華的龐大利益。這需要的不僅僅是經濟智慧，而且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

　　筆者曾經對香港的青年朋友們說，港人治港是強調哲學上的主體性，這就是當家作主啊!你們不要期待北京和香港的中老年了，他們在他們的歷史局限性中無法自拔，他們可能和香港一樣需要你們去拯救。你們應該貢獻出你們的智慧，你們應該輸送出你們的勇氣。你們的命運當然應該由你們自己去掌握!是的，你們必須勇敢地、機智地、頑強地進行制度創新，為香港重新返回健康發展的軌道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曾經被一曲《獅子山下》深深地感動過，香港七十年代從鐵皮屋中崛起的青年是多么偉大，他們成為了中華民族永遠的驕傲，他們創造了繁盛的香港，他們成就了輝煌的事業。或許，今天你們聚集在中環，就是為了發動一場思想解放，就是為了推動香港的改革開放，就是為了明天可以重新創造輝煌。你們必須要打破港英當局留下的“井田制”，你們一定可以再造一個璀璨的東方之珠!

　　去占領中環吧!用你們深情的呼喊，去喚醒那些蒼老而麻痹的靈魂。港人要團結起來，去廢止萬惡的“井田制”，去建立公平高效的社會制度。希望你們用港人特有的睿智和勇敢，給祖國一個驚喜，給香港一個機會，給你們自己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

　　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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