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無疑是中國的黃金戰略機遇期。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利用美國全力投入反恐之機，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出口國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特別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中國表現尤其亮麗，“北京共識”大有力壓“華盛頓共識”之勢。未來十年，中國是否能夠延續前一個十年的輝煌，將直接決定中國崛起的最終結局。客觀來看，第二個十年的發展環境無論內外，都遜于第一個十年，中國崛起的難度明顯增大。

一、中國未來十年的外部環境主要取決于兩點：歐美經濟危機的演變趨勢，以及美國戰略東移的地緣壓力。

1、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危機演變趨勢

（1）：歐美經濟危機持續，將影響中國的出口、促使人民幣加快升值、加大中國經濟轉型的壓力。但能源及原材料價格下降，會減低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同時也會減輕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壓力。

（2）：歐美經濟危機結束，其重振的內需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增長。但在能源及原材料價格，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層面有不利影響。

歐洲的危機能否化解，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大步推動歐盟的政治一體化，實行統一的財政政策。歐盟實際處于或者解體或者進一步一體化的境地。二是減少社會福利，增加勞動時間，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美國危機解決之道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對外減少所承擔的、日益超出國力的所謂“國際責任”，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思維方式。二是對內是否能夠改變以消費特別是借債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以減少長期來看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事實上，消費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但并不是在創造財富。

2、美國戰略東移的地緣壓力

2011年，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太，積極參與亞太事務，其遏制中國的意圖明顯。

（1）：美國的戰略轉移持續，中美關系將一直處于緊張狀態，雙方雖不至決裂，但在內政和外交的各種沖突必此起彼伏，中國不得不投入較大精力和資源應對。

（2）：如果有突發事件或者美國政黨輪替導致外交政策改變，中美關系將會保持穩定和互利互惠。

從目前各種因素看，美國的戰略東移可能無疾而終。原因如下：

第一，戰略轉移是奧巴馬政府提出并實施的。但由于三年來執政表現不佳，美國復蘇固然乏力，其債務規模更是迅速攀升，還發生了史無前列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此情況下，奧巴馬未必能夠連任。而他一旦敗選，新的政府未必會繼續推行其外交政策。

第二，美國國內問題巨大，將迫使其繼續戰略收縮而不是轉移。而這一次所謂的轉移其本質仍然是一種收縮。比如明明伊拉克的局勢還沒有穩定，阿富汗塔利班越戰越勇，美國仍然決定撤出。

第三，伊拉克和阿富汗在美國撤出后陷入混亂或者塔利班掌權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當伊拉克全面陷入混亂之際，不管是出于道義還是捍衛美國的尊嚴，它都不可能置之不管。否則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也將陷入離心離德的境地。至于阿富汗，美國也不可能接受塔利班重新掌權的世界——這不僅是涉及美國國家尊嚴，更將是對美國全球安全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然需要重返中亞。

第四，阿拉伯革命新局，對美國造成了雙重打擊。一是其在中東的傳統盟友紛紛倒臺，美國苦心經營的中東格局崩潰，其在中東的影響力大減。二是革命后阿拉伯世界重新伊斯蘭化趨勢將嚴重危險美國的石油安全和全球安全。重新走向伊斯蘭化的阿拉伯世界共性是反以色列，而最終會將矛頭指向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美國。所以，中東革命后的局勢將可能迫使美國投入比過去更大的精力。

第五，中國的崛起的地緣效用是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在亞洲的存在，特別是在美國加速衰落的大歷史背景下，其影響力最終將逐漸地退出亞洲。

第六，目前中國周邊的糾紛只是暫時性的，是周邊國家在中國完全崛起前（及美國徹底衰落前）進行的最后的投機。所以，美國只不過是這些小國家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不是真的要充當美國的工具。

最后，美國的最高國家利益是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但假設美國迅速衰落，唯一能夠取代美國的不是中國而是歐洲。從經濟上看，歐盟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是中國總量的三倍，而且歐元的地位也遠高于人民幣。軍事上，是除美國外最強大和先進的軍事實體。另外當今世界所有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的體制和規則都是歐洲和美國共同制訂的。中國只是一個后起的加入者。此外，歐洲能夠提供一個讓世界多數國家認同的價值觀體系，而到目前為止，中國還做不到。所以無論是從軟實力還是硬實力，美國十年間唯一的挑戰者還是歐盟。所以，美國仍然無法放棄其在歐洲的存在，仍然要把相當大的精力放到歐洲。

3、由于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各國都不愿意承擔成本而只愿意分享收益，導致全球性公共產品（全球安全、全球生態環境、全球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供給嚴重不足，全球性治理失靈問題日益突出。氣候變化造成極端天氣（洪澇、干旱）日益頻繁，對全球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日益增大。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比如1993年美國一場颶風就造成400億美元的損失，80年代，保險業同氣候有關的索賠是140億美元，1990到1995年間就幾乎達500億美元。公共衛生安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也迅速惡化，2003至2006年間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可能構成國際公共衛生問題的事件就達到了685件。這種危險在交通手段大為改善的今天，如每年航空人數已達20億人次，能夠被迅速傳播和放大。

二、未來十年中國國內發展趨勢總體向好，但將面臨多重壓力。

1、有利因素：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持續至少二十到三十年。

（1）中國的城市化剛剛超過50%，還有相當長的增長空間。而城市化對經濟的拉動是全方面的，也自然包括房地產。

（2）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仍然有相當的空間。中國盡管經濟總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基礎設施方面無論高鐵，還是高速公路，中國增長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卻遠遠沒有達到西方今天的水準和規模。投資這駕馬車也還應該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至于海外投資，雖然會由于成本迅速提高而出現外移現象，但收入越來越高的消費者也將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

消費的情況頗類似于投資。三十年來，消費不振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隱憂。而且一直是通過全球化的貿易也就是外需來解決。目前中國的消費比重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亞洲的50%和發達國家的60%至70%。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同樣表明內需的空間極為龐大。中國只要出臺合適的刺激政策（如汽車行業下調稅費，家電下鄉），同時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消費將也會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

至于進出口貿易，現在就斷言中國的出口黃金時代結束未免過早。由于中國地域廣大（產業內遷，如重慶）、勤勞國民性、勞動力素質和已形成的配套生產組織網絡，就是考慮到人民幣未來升值的因素，其競爭力也將長期維持。而隨著中國產業升級，高新技術出口的競爭力將會更加明顯。現在的高鐵就是一例。融合了巨額資金、高端技術和龐大規模人力的中國大型民用飛機，一旦技術成熟，其競爭力在世界上也是無人能企及的。當然，中國節儉的國民性（政府和個人都有巨大儲蓄）不僅可以提供龐大的投資資金，更可規避風險。

(3)后起國家的趕超效應仍然存在。一是技術上中國的科技水平和西方國家仍有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差距。通過模仿、購買專利等方式不僅可以加速縮小兩者的差距，也節省大量的開發費用和試錯成本。據統計，中國整體經濟在過去30年中，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50%左右，大約相當于西方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水平，尚有較大空間。二是西方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高福利、經濟的去工業化和過度金融化等方面的教訓，為中國提供了前車之鑒。三是西方民主制度對全球化的不適應，為中國的政改提供新的路徑和選擇。

2、不利因素

（1）環境污染。中國三十年快速增長的主要代價之一就是環境污染，而且已經接近臨界點，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有機廢水排放國。以水污染為例，全國75%的湖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南方城市總缺水量的60%~70%是由于水污染造成的；對我國118個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調查顯示，有115個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這需要改變過去粗放型增長方式，進行經濟轉型。

（2）人口紅利接近消失，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自2004年以來，中國制造業主力的農民工工資迅速上漲。提高工資性收入雖然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擴大消費、拉動內需，降低經濟增長對低級出口和外國投資的過分依賴；推動企業主動調整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擴大產品附加值，但也導致中國產品的全球競爭力下降，國內外企業外移，引發企業裁員潮，就業壓力增大。

（3）巨大的能源需求。據英國石油(BP)的《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0年中國的能源消費量占全球的20.3%，超過占全球19%的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國1996年石油尚能自給，隨后年均增長20%以上。2020年中國的進口總量預計將達到每天800萬桶，是英國、法國、德國等所有歐洲國家進口量之和。中國2008年還是煤炭出口國，2009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約38萬噸煤炭。而一年后的2010年，中國對美國的煤炭進口量猛增至約400萬噸，短短一年內增加近10倍。2010年中國煤炭總進口量達1.6億萬噸。目前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需要從外國進口。

（4）人口老齡化開始出現，中國將成為歷史上少見的未富先老國家。截至2008年底，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1095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8.3%，60歲及以上人口15989萬人，占全國總人口12%，分別超過聯合國老齡化7%和10%的標準，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距老齡社會14%的標準只差兩個百分點。老齡化社會的出現，一方面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越來越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也面臨重負。

（5）中國中產階級日益龐大，據測算，2020年將占總人口的40%。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有可能會產生更廣泛的政治訴求。特別是對貧富差距、社會公正、腐敗等的不滿。此外，政府和社會、勞資、貧富之間的矛盾上升或者激化，社會利益多元化。這對中國現行的一黨制模式產生挑戰。相對于西方，中國還缺乏在經濟下滑時，有效和成熟抵御化解艱巨問題的良性政治渠道，經濟解決如難以到位，就極易轉向對抗性政治發泄與僵局。另外執政黨本身也會出現“改革悖論”：最初的改革推動者成為既得利益者，而退化為下一個階段改革的阻礙者。

因此，筆者的結論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的發展環境將大大遜于第一個十年，總體而言是挑戰與機遇并存。

作者系春秋研究院研究員，旅法著名政論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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