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重慶事件”發生以來，由于各種原因，一時間某些內外媒體明槍與暗箭齊發，流言、謠言乃至妖言四處泛濫，更有許多八卦分析，極不靠譜。例如海外一種最流行的分析就是所謂權力斗爭，不要說沒有馬列主義，以及不理解和不了解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就是在西方，離開地緣政治分析的單一權力斗爭分析，也是一種早已落伍的政治分析方法。許多八卦分析家不了解和不理解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性質和特點，不懂得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性格一向是崇尚正義，不崇拜偶像，但是尊崇圣賢，因為古今圣賢能立身為公，造福于民，此所以能永遠活在人民心里，能夠不朽，也由此決定了得人心者的天下的道理。而人民至今仍對中國共產黨寄以厚望，是相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9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至今也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實現中華復興。中國共產黨腐敗了，但尚未透頂，特別是無論在黨內還是人民群眾心中，幾千年大同（現代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尚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未倒，黨政軍的砥柱未傾，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更在凝聚成一種無比強大的政治力量，多年來正氣一直在艱難地上揚。環顧全球，中國共產黨仍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最有前途的執政黨，中華民族仍然是能夠贏得未來而不是失去未來的偉大民族。離開歷史的現實的深刻政治分析，離開馬列主義，把中共描繪成一個沒有高遠的理想、沒有自己的主義，沒有政治擔當，脫離人民群眾的一群狗咬狗、兩嘴毛的烏合之眾，在政治上完全錯誤，也不符合事實，只暴露出一些論者陰暗卑污的靈魂和不足掛齒的可憐的知識結構。“重慶現象”是一個地緣政治現象，“重慶事件”也是一個地緣政治事件，對此筆者從地緣政治角度已經做了多次分析，被證明有效。其所暴露的社會基本矛盾，也是地緣政治矛盾仍在繼續發展，歷史并沒有終結，一切都還在發展、博弈和演變中，不以任何個人的進退為轉移。政治博弈，無論何種政治都離不開權力斗爭，對比不必諱言，諱言也沒用，但是中國政治歷來有中華文明的大道在起作用，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這也正是有著90年光榮歷史和輝煌成就的中國共產黨成功的根本所在。子曰“政者，正也”，孔子對政治的定義，屬于中國政治特色和根本優勢，非西方政治可比，此一點為近代西方在東亞傳教的鼻祖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所窺，他在給教廷的報告中說：“中國為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而且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視學術。”現在的中國，從黨心軍心人心看，腐敗雖然盛行，正義也重新興盛，本質上仍是正義之邦。載舟覆舟的道理，深入黨心軍心民心。說“中國人智慧極高，善于思考，重視學術”，長期以來，中國學術衰落，有歷史和政治原因，這三十年，主要是西化和新自由主義鬧的，削弱了中國學術和思考力，但是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就不在了？就能夠吃十個豆不嫌腥，又掉入新的地緣政治陷阱？“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既是一個事實，也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文學夸張，大可不必“聽此凋朱顏”。我還是相信毛澤東的教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就做不成了。”這兩條歸根結底是相信中華民族歷史上能做成事，能對人類有較大貢獻，也相信中國共產黨不僅在20世紀能做成事，進入21世紀仍然能做成事，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復興。所以，我不悲觀，不動搖，更不改變立場、觀點和方法，我仍然寄厚望于黨的十八大。

二、蘇聯解體前后國內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斗爭

從國際共運史看，國際共運與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共濟會運動）的對抗是全球范圍的地緣政治對抗，冷戰則是這場跨世紀地緣政治對抗的繼續，它這場對抗并未由于冷戰結束而結束。實際上，以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上臺為歷史起點，到1985年起戈氏改革完成了蘇聯“和平演變”，恰是歐洲的一場沒有硝煙的“三十年戰爭”，戈爾巴喬夫號稱“蘇共二十大之子”，絕非偶然。但是“和平演變”只是西方的地緣政治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戰勝和消滅蘇聯，奪取那里的自然資源、領土和文化空間。于是美蘇之間的冷戰博弈（“第三次世界大戰”）演變成俄羅斯國內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丘拜斯利益集團與總體上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利益集團兩種地緣政治力量之間的殊死博弈。這方面，蘇聯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其博弈過程之慘烈和對俄羅斯命運的影響，驚心動魄，其對其他國家民族的教訓和啟發都無比深刻。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成果認為，蘇聯解體后的整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家陷入的混亂和人民遭受的貧困、苦難，幾乎可以與俄羅斯歷史上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長年戰爭變亂迭起的時期和20世紀初的國內戰爭時期相提并論。該文認為，（1）冷戰作為兩個世界體系和兩種對立的社會哲學的斗爭，本質上是決定人類命運和前途的全球兩種地緣政治勢力之間的決戰。這場地緣政治戰爭可以在俄羅斯歷史上找到根源。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的政策和寡頭制度與普京時期傾向于集權主義的政策，本質上是美國與蘇聯之間這場地緣政治戰爭的繼續。（2）蘇聯的衰落起于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早有準備，從戈氏上臺一開始就帶領發達國家、國際金融機構和媒體扶持和推動蘇聯黨內國內的反共分裂勢力，推動私有化和西方政治思潮，克林頓政府尤其致力于建立與“俄羅斯改革者的戰略同盟”，這是一個與西方利益捆綁的美俄地緣政治聯盟。（3）戈氏的改革政策迎合西方，“破壞”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引發了對蘇聯歷史和整個社會的懷疑以及引發各種分離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終于形成一種地緣政治分裂的強大勢力，改革實際上成為蘇聯地緣政治自殺的過程。（4）美國得手了，實現了其相當一部分對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目標，俄羅斯迎合美國，出賣了自己，“沒有任何一個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在和平年代經歷過這樣的危機”，俄羅斯的經濟跌倒了世界第16位，失去了2500萬以上的人口（留在了從蘇聯分裂出去的國家，加上死亡率上升）、蘇聯1/4的領土；俄羅斯的經濟規模下降到美國的1/10，中國的1/5；等等。（5）私有化是俄羅斯地緣政治格局演進最重大的因素，它經過了三個階段：戈氏時期的“官員私有化”，之后是丘拜斯的證券私有化，最后是臭名昭著的“資金換股份”計劃的貨幣私有化。在西方壟斷資本乘機劫掠了俄羅斯無以數計的財富同時，葉利欽時期形成了“七大銀行寡頭”，而人民群眾被洗劫，國家什么也沒有得到。1996年3月葉利欽與七大寡頭達成秘密協議：葉利欽維護七大寡頭的經濟利益，七大寡頭提供財政支持，確保葉利欽連任總統。（6）這一切的一個重大地緣政治后果是，國家衰落不堪，“在俄羅斯歷史上人民第一次不再害怕國家，但是他們也不再尊重國家。普遍的寡廉鮮恥和肆無忌憚籠罩了俄羅斯的所有階層。”換言之，俄羅斯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瀕于崩潰，國家衰落至極。西方再也不把俄羅斯視為地緣政治對手，但是也不敢貿然入侵，因為俄羅斯有強大的核武器。（7）1998年的金融危機終于粉碎了俄羅斯轉變為西方那種市場經濟和民主國家并與西方融為一體的地緣政治幻想，與此相聯系俄羅斯政治格局的變化導致1999年普京擔任總理，國內出現了政治轉機。（8）此后俄羅斯國內地緣政治斗爭的主線表現為代表民族利益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寡頭集團之間的斗爭，結果，寡頭不僅退出政治，而且迫使大宗貿易必須有利于國家，媒體大亨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以政治難民身份出走英國，霍多爾科夫斯基則身陷囹圄。形成了以強力集團、家族集團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三個有影響力的集團之間的斗爭。（9）普京加強了中央集權，遏制住了俄羅斯國家衰落的趨勢，由于國際市場的能源價格有利，經濟形勢好轉，但是出現了社會停滯趨勢，官僚制度強大，占人口25%的中間階層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生活在貧困線或貧困線以下的人民群眾失去了對國家政治發生影響的杠桿。“俄羅斯簡直就沒有渴望從根本上改變局勢的力量。”（137）（（俄）《俄羅斯的衰落和有問題的復興》，轉引自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57頁。作者托馬斯·格雷姆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人員）

總之，彼得洛夫指出，經過蘇聯解體后的地緣政治災難，俄羅斯清楚地認識到，“20世紀的主要矛盾是兩種文明沖突”，俄羅斯成為犧牲品，美國推動全球化的地緣政治目的就是“將自己的文明作為唯一正確的真正的文明強加于其他文明之上”，“促進人類和各民族自我意識的瓦解，從內部破壞國家制度，使國際法高于一切”，建立高度集權的世界政府。冷戰實為美蘇對決和消滅俄羅斯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美國推動下，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蘇聯改革實際上演變成美俄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殊死搏斗，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丘拜斯是在俄羅斯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緣政治力量，他們將俄羅斯的戰略利益出賣給西方，結果不僅是蘇聯垮臺，而且演變成一場地緣政治“大屠殺，俄羅斯的大屠殺的真正悲劇”。但是，“俄羅斯終于覺醒了”，“復仇時刻馬上到來了”，“俄羅斯面臨的任務是重新整合已經分裂的超級民族共同體，確認并從規范的法律上鞏固人民在國家結構中的地位，廢除世界主義的高利貸，在與廣泛的勞動民主制度和基層自治制度、中層優秀人才委任和代表制度與國家高層集權統治相結合的基礎上，重建俄羅斯傳統的大國制度。”（138）（同上，第145-153頁）

三、中國兩種改革思路的斗爭已經演變成兩種相互對抗的地緣政治勢力的博弈

蘇聯和中國均為西方冷戰的地緣政治敵人，這一點不是秘密；對于中蘇兩國同在一塊歐亞大陸接壤，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唇亡齒寒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對這一點，事實證明，美國的認識最深刻，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就開始施放和平煙幕并離間中蘇關系，蘇聯搞“三和兩全”和中斷對中國的經濟技術援助實為落入美國的地緣政治圈套，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反觀中國，由于歷史原因，也由于美國人的精心策劃和推動，1979年中美建交也使中國人產生了“冷戰結束”的政治幻覺，全社會涌起了持續三十年“讓世界充滿愛”的和平主義思潮，雖然到1989年中國領導人也對西方“感到失望”，認識到“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終于由于復雜的原因，“發展是硬道理”壓倒了一切，雖然后來中央正確地提出科學發展觀，但是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全社會的口號仍然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這方面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也有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將1956年以后的三十余年與中國1979年以來的三十余年加以地緣政治學比較，歷史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但也有重大的區別，就是中國由于有文革反和平演變的長期戰略演習和斗爭洗禮，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對資本主義復辟有理論準備、識別能力和反抗精神，在一定條件下日益形成一種可能決定中國命運的強大的地緣政治的健康力量。正如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所指出：“沒有文革的預演，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災難；‘六·四’的后果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139）（劉國光：《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高峰、毛立言主編：《道路、規律、模式：《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總結和展望》代序，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換言之，文革的歷史代價正可能成為歷史的補償。而西方對中國的冷戰，其實從未結停止過。由于中國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也由于美國等西方地緣政治勢力的極力推動和無所不在的滲透，1979年以來中國社會經過改革開放帶來的迅猛發展和社會分化，終于導致不可避免的階級分化，以及代表西方國際壟斷資本利益的地緣政治勢力形成，學術界一般稱之為特殊利益集團或官僚買辦集團。2010年劉國光指出，在現今中國，階級存在已經是一個事實。在這種歷史背景下，1979年以來中國形成的兩種發展觀、兩種改革觀、兩種開放觀的斗爭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條件下逐漸演變成兩種地緣政治力量和趨勢之間的斗爭，所謂兩種地緣政治力量，一種力量表現為堅持十七大路線的黨中央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也是國家（中華民族的地緣政治主體）利益，另一種力量是特殊利益集團代表西方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所謂兩種趨勢，前者代表的趨勢是中華復興，后者代表的趨勢是中華覆滅。在“文明沖突”的今天，不必諱疾忌醫，諱言覆滅，俄羅斯舉國上下都在大聲疾呼“俄羅斯，復興還是覆滅？”與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帶頭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同一個地緣政治含義。對此，海外有識之士也看得清楚，近年來在關于金融戰爭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和建言在中國引起震動的廖子光先生也認為，近年來圍繞中國內部“對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并無異議，他們的分歧在于改革開放的正確定義和路線：是向新殖民主義開放和朝著社會不平等以及道德淪喪的方向進行改革，還是向作為一個和平強國，在自由、平等和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秩序中占據一席合法之地開放，并朝著基于人人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創造性科學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進行改革。”（140）（（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 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頁）多年來兩種發展觀、兩種改革觀、兩種開放觀的斗爭本質上是全球兩種地緣政治力量斗爭在中國的表現，關于中國國際定位的兩種思路的斗爭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這一切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表述叫作階級斗爭，如劉國光同志所說，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在當前我國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的表現。（141）（劉國光：《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高峰、毛立言主編：《道路、規律、模式：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總結與展望》代序，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這場斗爭，無論叫階級斗爭還是地緣政治斗爭，在中美地緣政治博弈達到白熱化程度的2011年，亦即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前夕達到了空前激烈和同樣白熱化的程度，其表現之一就是對某些人顛覆國家政權以及其它嚴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行為的舉國公訴。這個事件所引發的一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后果，就是激化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和展開了意識形態領域和其它領域的階級斗爭，加速了全社會的政治分化，并充分暴露了極少數人的政治面目，有利于社會覺醒、黨內國內健康力量的迅速壯大和粉碎西方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的政治圖謀。正如同2011年2月22日有人試圖在王府井制造“茉莉花革命”慘遭失敗一樣，這個事件所產生的政治后果，也是一切敵對勢力始料不及的。

國際社會包括俄羅斯，對蘇聯改革的地緣政治分析已經有許多學術成果，對中國改革的地緣政治分析，至少在國內幾乎還是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這是一個關乎中國命運的非常重  大的課題，正在引起各方面重視和可望有更多的人來研究。

（本文除引言外，為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一章第三節的第三個子目，該書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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