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美國打響新政治空間戰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互聯網為典型代表的信息技術應用正日趨滲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使包括個人、非政府組織、主權國家、國際組織等在內的各種行為體改變其認知模式、行為方式以及互動關系。尤其是網絡2.0時代的到來，更加凸顯了網絡作為新的政治空間已經成為各國角力的焦點。
作為互聯網技術最主要的發源地，作為應用互聯網最為廣泛同時依賴性也相對最高的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開始了探索和制定網絡空間國家戰略的漫長進程。從70年代至今，美國初步制定和完善了以“塑造”與“威懾”為主要特征的進攻性互聯網戰略。這里的進攻性，主要對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與美國存在國家利益沖突的國家而言；對美國自身來說，根據相關政策制定者的描述，至少在戰略層面，美國追求的是“防御”而非“進攻”，共目的是維持美國已經取得的優勢地位，其對象則是新興大國和新興非國家行為體可能對這種優勢地位所帶來的“挑戰”。顯然，美國眼中的“防御”就變成了其他國家感受到的“進攻”。更加重要的是，網絡空間天然具有的超越國境的屬性，促使美國進一步醞釀和提出了“積極防御”的概念，即在必要時主動越過地理國界，在網絡空間甚至是在物理空間“主動消除”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隱患。防御性的戰略目標與進攻性的戰術手段相結合，更加強化了這種互聯網戰略的進攻性。

從“防御”到“塑造”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互聯網戰略經歷了一個演化發展的階段，其主導策略逐漸由“防御”轉化為“控制”，然后逐漸向“塑造”轉型。
除去冷戰的結束，美國互聯網戰略最主要的分水嶺是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在此之前，美國國內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約束了美國政府各相關部門和機構，包括國防部、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司法部等建立、完善和實施監控個人網絡空間各項行動的努力。而系統的監控體系，是建設進攻性互聯網戰略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改變了美國國內的民意基礎：蓋洛普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在2001－2003年間愿意為了“安全”犧牲一定程度的“自由”，接受政府監控。比如2002年1月的調查顯示，當時有47％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采取各種必要的措施避免再度在美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其中包括那些會侵犯自由民權的措施。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數字在逐漸減少，但到了2003年11月，仍然有31％的受訪者持相同的觀點。這種變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之窗，使得美國政府得以系統地推進了互聯網戰略的轉型，其內容包括聯邦調查局的“食肉動物”監控系統合法化、制定通過《愛國者法案》、修改《1978年對外情報法》等。
在完善“控制”的同時，“塑造”互聯網的戰略也悄然成型。早在1995年，當時美國國防部分管特別行動與低烈度沖突的助理部長辦公室就起草了對互聯網進行戰略評估的報告，稱：“互聯網內傳播的信息有助于美國國防部更好地搜集信息，并在此基礎上對低烈度沖突進行更加有效的評估”，“在大規模沖突的情況下，當其他所有通信手段都失效時，互聯網將是惟一能夠溝通沖突區域內外信息的渠道和手段”，“作為一種進攻性手段，能夠為心理戰提供額外的媒介，進而實現非傳統的戰爭目標”。在克林頓政府任期內，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名為“塑造、反應和準備－－新領域中的軍事戰略”的主張，以落實克林頓政府《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以及《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所提出的新指導原則，其側重點是在足以匹敵美國的全球競爭者出現之前，美國應該運用自己的力量優勢，塑造一個有利于美國的國際環境，以便在未來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繼續維護和推進美國的國家利益。
到2010年，一位美國空軍中校的論文《信息戰略：消失的連接》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戰略征文競賽中獲獎，該文明確提出了進攻性信息行動的定義，從“方式”、“途徑”、“效果”三個方面對進攻性信息行動做出了明確的界定。進攻性信息行動能夠使用的方式包括“軟”和“硬”兩種：“軟方式”主要包括心理戰、戰略溝通、公共外交等，主要途徑是“影響”對手的思想，進而改變對手的行為；“硬方式”則包括了電子戰、網絡戰和物理摧毀，主要途徑是“癱瘓”對手的命令、指揮、控制、偵察等系統，使其無法協調行動，發起反擊。
2010年1月21日，以伊朗“推特革命”、“谷歌計劃撤離中國大陸事件”為背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美國新聞博物館發表“互聯網自由演說”，將“自由接入互聯網，不受限制地接觸各類信息”等概括為“互聯網自由”，并與美國傳統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經濟自由和安全自由概念并列，稱運用信息技術服務于美國外交，在全球范圍推廣互聯網自由是“21世紀的治國方略”。時隔一年之后，在經歷了“維基解密”披露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文件，以及西亞北非諸國民眾借力推特、臉譜等新媒體引發政局動蕩等事件后，希拉里于2011年2月15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再度發表演說，探討國家在網絡時代面臨的選擇與挑戰，并提出要鼓勵、幫助和資助其他國家的民眾借助新媒體接觸信息，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同時也要注意防范恐怖分子以及類似“維基解密”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借助互聯網挑戰國家安全。
就在希拉里發表第一次互聯網自由演說之后，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學者丹麥克在《華盛頓季刊》上撰文討論“管理全球公共物品”，將“全球信息空間”與外空、海洋等并列，稱其為“數字公共產品”，同時指出，美國應該努力爭奪目前處于“積極無政府狀態”的全球信息空間的主控權，樹立由美國主導的行為規范，確保美國的優勢，保障美國的國家安全，避免來自不良行為體的挑戰。
2011年5月17日，美國發布美國首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集中闡述了美國對于互聯網未來的看法，以及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議程。頗為罕見的是，該戰略由美國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商務部六部門聯合發表。7月14日，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威廉•林恩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說，披露了美國國防部有關《網絡空間行動戰略》的非機密部分，提出要以“五項戰略舉措”構建美國戰略行動的五根支柱，其中第一和第二根支柱主要是“觀念支柱”，解決如何認識和理解網絡空間戰略的概念框架問題；第三和第四根支柱事關美軍網絡空間行動的“資源”和“盟友”，側重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構建兩種類型的聯盟，作為推行新戰略的制度支撐。
至此，美國的進攻性互聯網戰略基本成形。

單邊主義的互聯網戰略

在競選美國總統期間，奧巴馬宣稱與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進行切割，重新回到強調國際合作的多邊主義道路上。但奧巴馬政府在互聯網戰略問題上仍然奉行“單邊主義”，以保障美國‘對網絡空間的控制為主要目標，以雙重標準衡量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安全需求，評估相關行動的戰略意圖。
綜合美國白宮、國務院、國防部等部門提出的各項文件，美國的互聯網戰略涵蓋了三個目標：保障對美國至關重要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保障美國對網絡空間信息流動的控制能力；保障互聯網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為美國外交服務。當事關美國自身利益時，“國家”或者說“政府”的利益被定義為該戰略所要保障的目標，不允許個人或者非國家組織以信息自由、言論自由等名義損害美國政府所判定的國家利益。于是，當2010年非政府組織“維基解密”披露美國直升機屠殺伊拉克平民、路透社記者的錄像，發表美軍隱瞞殺害伊拉克、阿富汗平民的戰爭文件，公布美國國務院內部電報時，美國政府毫不猶豫地對“維基解密”以及支持它的黑客組織“匿名”實施了強而有力的壓制，包括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發出國家安全信函，要求其提供相關活動分子的登錄信息。僅2011年一年，FBI就兩次在全美十余個州發出了48份相關搜查令。同一時間內，美國司法部向包括推特公司在內的互聯網內容供應商以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發出國家安全信函，要求其提供若干“匿名”組織成員的相關信息，包括IP地址、信用卡賬號、發送信息內容等。
而在面向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與美國存在利益沖突，或者具有不同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的國家時，美國又認為互聯網，尤其是臉譜、推特等新媒體應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應該通過強化與親美的非政府組織跨國網絡的合作，來推動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互聯網自由。2010年1月7日，希拉里在國務院設工作晚宴款待包括推特公司創始者、谷歌公司總裁等互聯網精英人士，共同探討如何將互聯網轉化為美國外交的工具；并委派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辦公室的成員到谷歌以及推特公司分管有關事務，確保這些新媒體工具能夠在包括“阿拉伯之春”這樣的政治動蕩中，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式，為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提供便利。
同時，憑借與西方主流媒體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自身所具有的強大能力，美國政府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自2009年3月開始，就在公共輿論空間致力于塑造美國正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所謂“得到政府支持的黑客攻擊”的印象，將美國描繪成網絡攻擊的受害者，甚至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這當然不符合事實。美國要的不僅僅是自身的安全，而是要獲得對全球網絡空間的主導權。這種主導權不僅意味著技術的優勢、自身的安全，還意味著某種近似沒有邊界而且不會受到報復的行動自由。根據美國網絡司令部、美國海軍陸戰隊最新的政策宣示等資料，美國希望將傳統上兩分的軍用、民用網絡安全問題合二為一，以軍用標準衡量民用系統，并將“威懾”以及“物理毀傷”的概念，引入網絡空間。用精確制導導彈摧毀對美國發動信息攻擊的計算機的所在地，成為五角大樓的將軍們偏好的理想模式之一；而另一種理想模式，是從俄羅斯遠東水電站控制系統故障引起爆炸這個案例中引申出來的，即如何通過網絡攻擊實現物理毀傷的全新作戰模式。或許美國國會的部分議員，以及白宮的最終決策者還可能稍微顧忌下此類赤裸裸的單邊主義政策可能引發的嚴重后果，但整體而言，美國進攻性互聯網戰略的核心目標，仍然有著鮮明的單邊主義特色。

作繭自縛？

在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中，在彼此存在利益沖突與不信任的大背景下，簡單的“投桃報李，針鋒相對”策略，是最為可行的選擇。基于這種選擇，進攻性互聯網戰略在美國的盛行則只能引起其他國家類似的反應。美國最大的戰略資源，在于其綜合能力對其他國家形成的壓倒性優勢，而這種優勢也在誘惑美國去“濫用”自身的優勢，其后果就是引起其他國家的制衡反應。盡管因為全球相互依存的存在，難以形成所謂的反美聯盟，但至少在網絡領域，畢竟相比核武器、常規武器等復雜系統，某種網絡武器開發的成本和技術難度都相對低廉，各國的內部制衡也就更容易實現。
由此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不確定性的增加。畢竟在今天的世界，極少有國家能夠完全獨立于網絡而存在，也沒有多少國家能夠承擔與網絡的全面隔離以保障自身安全所帶來的巨大代價。進攻性互聯網戰略的存在，迫使各國都要去尋找網絡威脅背后的國家意圖，這顯然會摧毀本來就不是很堅固的戰略互信，并不可避免地會與其他問題彼此綁定。這對于塑造一個穩定、互信與和諧的國際體系，顯然弊大于利。如何消除進攻性互聯網戰略帶來的弊端，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具有最強大實力、同時也是進攻性互聯網戰略始作俑者的美國，顯然對此承擔更大的責任。力量越大，責任越多，這話不僅對“蜘蛛俠”適用，對白宮也一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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