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綱：

1. 基因工程的理論基礎已經崩潰

2. 轉基因技術本質上不安全

3. 安全性的標準搞錯了

4. 無毒也可以有害

5. 美國有個21世紀生物技術戰略

6. 小結

生物基因工程[1]有三大用途，分別為基因治療、農作物育種和基因武器。

截止目前，轉基因產品作為人類食品和動物飼料商業化銷售的歷史已有15年。中國是把轉基因產品直接用于人類消費的第一大國。中國消納了全球第一大轉基因農作物——抗除草劑轉基因大豆全部產量的半數。中國全部人類食用植物油的80%來自轉基因的大豆和油菜籽；飼喂動物的豆粕、棉籽餅全部是轉基因產品，甚至相當部分玉米也是非法的轉基因產品。除此以外，中國還是全世界唯一計劃實行主要糧食品種（水稻玉米）轉基因化的國家。2009年12月4日，有一家國際機構（ISAAA）的總裁，詹姆士.克萊夫，把中國轉基因技術的應用模式比喻為“三駕馬車”：植物纖維（棉花）、主糧（水稻小麥）和飼料作物（玉米），全部采用轉基因技術。[2]

這“三駕馬車”模式的真正含義是：不久以后，中國農業將實現全面轉基因化，并且會從此永遠都轉基因化。這是一條單行線、不歸路。

生物技術在農業方面的應用被大力推動，的確可以說是“來勢洶洶”，卷入其中的利益集團的數量和涉及的受眾之廣，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種應用技術。不幸的是，所謂的農業生物技術——農業基因工程技術，或稱轉基因農作物育種技術，是一條徹頭徹尾錯誤的技術路線，它蔑視生態平衡這個最高原則，它無視自然界的生殖屏障這個安全底線，它把陳舊過時、已被證明為謬誤的生物學理論作為依據。半個世紀前出現的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概括起來是基于一種假說：一個基因唯一地決定一種性狀（或一種蛋白質）。在這個基礎上，“基因工程”派狂人的設想是：只要找到一個“好的”基因、把它插入一種目標生物，就能創造出一個新的物種、解決一個科學上的難題、滿足一種人類需求。

然而，當年曾經的理論前沿，在今日已被證明為謬誤。生命科學30年來的進展，已經在實質上徹底顛覆了當年分子生物學的核心部分——遺傳基因決定論。但是，以錯誤的理論體系為基礎開發出來的所謂農業“生物技術”，仍然在大規模地推廣應用，主要是因為，利益集團自始至終處于主導地位；利益、政治、科學、技術糾纏在一起。由此錯誤的趨勢得不到遏制。

基因工程技術的基礎理論錯誤，在中國持續了兩年的激辯中越來越清晰，轉基因農業技術應用后傷害人類、傷害動物和毀壞生態的事件，不再是罕見事件、也不再是秘密。按照科學合理的邏輯，遵從人類古老的智慧——“預防性原則”，在前景不明了、風險無法把握的形勢面前，轉基因技術的商業化應用應當馬上停止。但是事情決不會這么簡單。盡管我國中央決策層已經叫停了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計劃（2011-9），在利益集團更加強力的推動下，中國農業全面轉基因化的可怕前景不但沒有改變，反而在利益集團更加瘋狂的推動下漸行漸近。

道理講得清，利益講不清。在農業技術的路線問題上，我國數屆政府在十年以上的時期內，犯了一個致命的戰略性錯誤：走農業技術高科技化道路——化學化、轉基因化。怎樣確認錯誤、退出錯誤路線，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重大決策問題。

一、        基因工程的理論基礎已經崩潰[3]

支撐今日生物工程或者轉基因技術產業的基礎，是半個世紀前的分子生物學理論，代表性理論是1958年由弗朗西斯.克里克首先提出的“中心法則”，其核心為，（1）生物信息在生命體內單方向流動，從DNA—>RNA—>蛋白質；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發現了逆轉錄酶，表明還有自RNA逆轉錄形成DNA的過程，中心法則被證偽；（2）一個基因決定一種蛋白質，或者一種性狀。最近30年來，生命科學的發展已經證明：（1）生命體內生物信息的流動不是單方向的；（2）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一個基因決定一種蛋白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基因參與多種蛋白質的合成；一個蛋白質的合成也是需要多個基因參與。

在“生物工程”技術大發展的30年里，生命科學領域中也有日新月異的發現。僅下面談及的幾項重大發現；就已經全面顛覆了30年前的生命科學的前沿理論。

（1） 可變剪接 （Alternative Splicing）

轉基因技術剛開始時[4]，生物學家以為，真核生物 (如植物、動物、和人) 的基因編碼規律，與原核生物(如細菌) 是一樣的，即：一個基因只編碼一個特定的蛋白質。但是，“可變剪接”原理表明：在真核生物中，一個基因可以編碼多個不同的蛋白質。[5]但是，一直到2000年以后，對于“可變剪接”現象在真核生物中的廣泛性和普遍性才被充分確認；而此時轉基因農產品如抗除草劑的大豆已經“育成”，其大規模商業化生產和出口的一切準備都已就緒，在隨后極短的幾年時間內，就形成了史無前例的生產能力和出口規模。

（2） 內含子 （Intron）不一定無功能

一個基因中包含內含子（Intron）和外顯子（exon）。假設有一個完整信息為“inXXXXforXXmaXXXXXtion”的“基因”，其中能夠編碼蛋白質的序列為“information”，嵌在編碼蛋白質信息的基因段之間的、非編碼部分，“XXXX”或“XX”，是“內含子”，編碼蛋白質部分的基因（in–for–ma－tion）叫做“外顯子”。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基因組序列中90%以上的序列都是不編碼基因“內含子”。

轉基因專家曾經認為，內含子是基因的無用段、是“垃圾基因”。現在已沒有人再這樣看，因為部分內含子有重要功能[6]。但是，時至今日大部分“內含子”的功能尚不清楚，即它們在生物的生長和發育中是否有作用、怎樣發生作用，現在仍然不知道。在“轉基因”的過程中忽略了內含子的作用，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對內含子造成干擾、破壞，會引起什么后果？誰也不知道。

（3） 基因“有”次序 （Gene Order）

1985年之前，分子生物學家認為：基因是互為獨立的一系列微單元。而更新了的基因學理論認為：基因次序并非隨機的。[7]對于“基因次序”內在聯系的破壞，將是有后果的。“增加”一個基因，或“減掉”一個基因，或對某一個基因動手術，所引起的改變并不僅僅在于這一個基因本身。而現有的、功能非常有限的檢測手段，僅僅是檢測被“增加”進去的那一個基因本身，其他問題根本無法觸及。

（4） 橫向（水平）轉基因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者普遍認為，通過“橫向轉基因”導致外源基因進入哺乳動物的消化道，是不會發生的。這一理解對當初評估轉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起了根本性的作用。[8]而后來，當科學家開發了更為精密的檢測技術后，才發現一個顯著比例的DNA并沒有被消化系統摧毀。轉基因技術所采用的外源基因材料，甚至可能透過胎盤進入胚胎[9]、轉移進入成人的性細胞，由此影響到遺傳。

橫向轉基因是生物工程技術的目標和結果。生物工程技術可以去除內含子，使橫向轉基因這個目標得以實現。[10] 正常植物基因中都有內含子（見上第2條），含有較長內含子的食物植物基因就不容易轉移入腸道細菌中；即便偶然進入了，由于細菌沒有一種除去除內含子段的功能，因而這個偶然進入的基因就不會被表達。然而，轉基因作物大部分外源插入基因的編碼段中是沒有內含子的，有時為了使導入的外源基因在轉基因植物或動物中高效表達，不僅要在編碼區前使用強啟動子，還要在編碼區中加入內含子，這時內含子呈現這樣的狀態：XXXXXinformation——這會使轉入細菌的外源基因更容易被表達。

于是，“橫向轉基因”便成了一個全新的問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無法預知的安全風險。

（5） 蛋白質錯誤折疊 （Protein Misfolding）

根據陳舊的遺傳學理論，一旦氨基酸順序確定了，蛋白質便總是會按正確的方式折疊。轉基因作物的研發便是基于這樣的原理。而更新了的遺傳學理論指出：蛋白質折疊需要有蛋白伴侶（chaperone）來協助進行。千百萬年以來，每一種植物的蛋白伴侶與它所折疊的特定的蛋白質一起，經歷了漫長的進化而相互適應。當一種外源細菌基因被插入植物時，這一植物的蛋白伴侶就會遭遇完全陌生的異類蛋白，它們間將如何互動，是無法預料的。假如這種尷尬的遭遇使得蛋白質折疊發生錯誤，后果將是錯綜復雜的。瘋牛病就與“蛋白質錯誤折疊”有關。

（6） 基因微陣列芯片測試 （Micro-array gene chip study）

基因微陣列芯片是一種相對新的技術，目前還沒有被廣泛應用。這項新技術應用于轉基因作物的檢測時發現，僅僅一個外源基因的插入，就可能導致5%受體基因改變它們本身的基因表達。[11]這種改變的結果，可以是農作物原有營養成分的丟失，也可以是意外毒素表達程度升高。[12]所以，轉基因作物的風險并不僅僅來自于所轉的那個外源基因，問題比那一個基因更多，更大。

另外，新近發現的“第二套遺傳密碼”(即RNA系統，DNA-基因被稱為第一套遺傳密碼)，更揭示了基因間相互聯系的高度復雜性。而30年前生物工程技術——轉基因技術發端之時，生物科學界對以上問題還一無所知。

二、        轉基因技術本質上不安全

1. 科學永遠“只是今天正確”

“從橫向看，科學永遠正確，從縱向看，科學只是今天正確！科學是通過不斷的去偽存真的過程來接近真理，所以，科學本身并不是絕對真理！她始終帶有‘偽’的成分，也就是說，科學和偽科學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可分的！” ^[13]

科學的發展，就是不斷地否定自己過去的結論。50年前提出的分子生物學“中心法則”，其實已經被證偽了——我們現在有足夠的理由做這個判斷。今天的理論前沿，還會被今后更新的發現證偽、或者被完善。所以，不加批判地信奉今天流行的科學結論是不科學的，如果更進一步，堅持被“更新”之前的科學理論，就更是錯誤的。生命科學中的分子遺傳學等學科，現在還非常年輕、非常幼稚，新的發現迅速地、不斷地推翻已經被接受的假說。“從科學中淘汰下來的東西，就沒有可能再回到科學中去。如果一個已經被科學否定的理論，喬裝打扮以后，繼續以科學的面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偽科學”了（引述同9）。

今天的轉基因育種技術就是一種偽技術，因為它所依據的科學理論，已經被全面證偽。生命科學的發展有如一條流動的河，轉基因的生物技術，從頭開始就建立在這個流動的河床上；今天的所謂農業“生物技術”——轉基因技術，被套在一個30年前定型的理論模板里。僅僅“可變剪接”這一個發現，就足以推翻“中心法則”假說；“內含子”和“基因次序”理論表明，任何一種轉基因產品都絕無安全性可言。橫向轉基因和蛋白質錯誤折疊，已經造成了令人驚恐的醫學事件，而沒有用“基因微陣列芯片測試”技術測試過的轉基因農作物，如果今天還有誰敢真誠地說它“精確”、無誤，唯一的可能是他太無知、太狂妄，起碼是知識太陳舊。還有更多的未知在等待被發現。“中心法則”提出后至今50年的全部科學發現，不僅不能保證轉基因技術安全可行，反而對“安全性”提出更多的疑問，那個被全面證偽了的50年前的“中心法則”體系，還能怎樣保證轉基因產品安全呢？

“假如更為精密的檢測技術在當初就能獲得、并檢測到‘橫向轉基因’現象，轉基因食物在一開始就根本不應被開發。因為轉基因作物的設計，是特別有利于‘橫向轉基因’發生的。它所采用的強悍的啟動子（promoter），就是力圖要突破物種之間天然的屏障（曹明華前引文）。”——這還不夠嗎？

突破物種之間的天然的屏障，直接的后果，就是直接受害——加拿大魁北克的孕婦被查出血液中含有Bt蛋白，所生孩子血液中也發現Bt蛋白；她們接觸轉基因的唯一途徑，是食用了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品。[14]中國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2011年9月20日發表的關于大米中微小核糖核酸可進入動物和人體并發揮作用的發現，更加明確地表明，生命體內存在另外一套生命控制系統，我們對它的認識才剛剛開始——轉基因技術產品的安全性這個問題，又被加上了一個更粗更黑的大問號。

2. 試管里裝不下生態系統

科學實驗都是在可控條件下進行的。在實驗室里得到的發現，只在實驗室條件下成立，失去了規定的條件就失效了。轉基因農作物是在大田里種植的。農田環境是“生態系統”，在那個系統里包容著無數多個可變條件；任何實驗室都不可能模擬，美國人花費巨資建成的“生態圈二號”實驗失敗，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把來自實驗室的轉基因作物釋放到生態環境、堅信那樣做可保證安全的做法和想法，本身就是一種“偽”邏輯。這是因為（1）試管里裝不下生態系統；（2）生態系統中無數動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可控。另外，轉基因生物也是動態的生命體，即使在試管里也會變，更何況釋放到完全不可控的生態環境中——這種動態性是任何科學家也不能控制的。

3. 科學被混同于技術 

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科學研究在實驗室里干，技術創新在車間里干。科學發現是否為真，可用重復實驗來證明；技術發明是否合理和有用，靠應用實踐來證明。橫向轉基因是生物工程技術的目標和結果，去掉內含子的生物工程技術，讓橫向轉基因得以實現。[15]

在干轉基因技術的“車間”里，有高級的儀器和設備，在形式上和科學實驗室相似——這是否給了轉基因技術專家一個借口，讓他們把轉基因技術等同于“科學”了呢？生態因素可控與不可控之間的鴻溝，可以直接在邏輯上證明：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在本質上是不會安全的。那么科學家、技術專家是真的忘記了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和應用的區別嗎？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會導致什么程度的混亂？

這種錯誤根本就是不能允許的，是完全不應該發生的錯誤。科學家們不會搞錯這樣的問題，但是他們把二者別有用心地混同在一起。今日的主流媒體環境，允許這種錯誤蔓延，事實上還為這種錯誤賦予了合法性。

轉基因技術專家把生命科學與轉基因技術混同起來，使得正確評價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成為不可能——每當我們指出轉基因技術應用的不安全性個案時，得到的官方回應，總是“你們要尊重科學”。這種普遍存在的常態，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轉基因技術在本質上不會是安全的，因為技術專家在這里改頭換面，充當了科霸。作為技術專家，他們的個人利益糾纏在由他們自己推廣的技術產品中，不僅無人能夠對他們手中的權力實行有效監督，相反甚至有人公開鼓吹“私人激勵包含在推廣項目中無可非議”（例如方舟子），而且這種謬論竟然已經成為主流媒體上的主流觀點。

轉基因技術專家的私人利益被賦予了合法性后，私利可以為他們自己犯的錯誤打掩護了，[16]僅此一點——把謬誤合法化、把錯誤的行為合法化，就可以決定，被轉基因技術專家自己大力推行的轉基因技術產品，不可能有起碼的安全保證，因為保證安全的基本因素全都被釜底抽了薪：科學研究階段的同行評議——服從真理修正錯誤，技術開發階段的實踐和效用評價——為受眾利益（而不是研發者利益）服務，這些基本的評判準則都消失了、不再有效力。剩下的只有如“2.5微克”這樣的技術性指標，它的作用只有一個：誤導辯論，誤導判斷。

科學被混同于技術的直接后果是可怕的。本來應該在實驗室里證明的有害性/無害性，現在要在消費者身上、在生態后果上證明了。科學家可以合法犯錯誤，因此即使轉基因技術有害，也沒有他們個人需要承擔的責任——在責任面前，他們會變成技術專家，沒有責任。技術專家是干活的，他們怎么能為技術的理論基礎過時、錯誤負責呢？那么這個責任應該誰來承擔呢？

三、        安全性的標準搞錯了[17]

以科學發現為基礎開發出來的技術和技術的應用，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不安全，可表現為三類風險：[18]

第一類：對科學原理認識不足導致的風險。科學永遠在進步，新的發現會改變先前的認識，已經推廣應用的技術可能在后來被發現包含了錯誤、或者弊大于利；因此社會必須有合理的風險控制功能，必須有糾錯的預案。比如新興技術必須先小范圍試點、再逐步推廣，當確認不夠安全、無法控制風險時，就應該停止應用。

第二類，具有偶然性的事故風險。事故發生的概率很小，但是事故的后果可能很大，例如1984年12月3日凌晨發生在印度博帕爾的農藥廠氰化物泄漏事件，直接致死2.5萬人，間接致死55萬人，還有20萬以上博帕爾居民永久殘廢，當地居民的癌癥患病率及兒童夭折率大幅上升，生態災難的影響至今無法消除。[19]

第三類風險，技術成果被用作武器，例如核技術；最新的例子有生化戰爭和生化恐怖主義。

因此，新技術應用的安全性問題，絕不是怎樣執行技術專家制定的安全標準那么簡單的事情。上述第一類風險可能就隱藏在標準中：標準本身就是過時的、錯的，或者雖然不錯，卻遠遠不足以控制風險，因此是沒有用處的。上述第二類風險，既是技術標準問題，也是管理問題。世界上大型的、有巨大風險的技術項目，愈益被設立在貧窮的不發達國家，當地地方性管理水平難以配合大規模新技術項目，因此風險更大、控制更困難，然而國際技術巨頭卻把越來越多的高風險新科技項目安排到不發達國家中去實施了。所以，保證技術安全和控制風險，走的是一條逆行道。

上述第三類風險，已經不屬于技術應用的安全范疇，而是屬于政治、戰略和最高決策的問題了。

中國第一張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發給了華中農業大學的張啟發。由于公眾強烈地質疑抗蟲的轉基因水稻給人類食用不安全，對此當事人在全國公眾面前，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做過這樣的標準陳述：他所做的七天Bt毒蛋白小鼠灌胃試驗[20]，可以保證Bt轉基因水稻食用安全：

“【灌胃】劑量達每千克小鼠體重灌注5克純Bt蛋白，沒有發現中毒、過敏、體重異常、臟器病變。每克轉基因稻米含Bt蛋白不超過2.5微克，按小鼠灌胃劑量折算推知，一個體重60公斤的人吃掉120噸稻米也不會發生中毒、過敏、體重異常、臟器病變。如果按每天吃500克稻米計算，一個人活上120歲，也只吃掉約10噸稻米，不及小鼠灌胃劑量的十分之一。”[21]

張啟發還用化學物質亞硝酸鹽做了一個對照——中國的國標飲用水安全標準下所允許的亞硝酸鹽含量，比他的轉基因大米中Bt蛋白2.5微克/克含量還要高，所以他的轉基因Bt大米比國標飲用水更安全。

這就是中國的第一個轉基因Bt抗蟲水稻“保證安全”的唯一證明。[22]官方機構和主流媒體沿用此“證明”至今；現在雖已不大提起，卻從來沒有見到官方正式批評過、或者放棄這個“安全性證明”。

張啟發為轉基因大米所做的“無害辯護”，包含多個基本的低級錯誤——他依據的每一個具體的安全標準都是錯誤的。

1. 老鼠被灌了Bt蛋白沒事，因此人食用Bt蛋白保證安全——老鼠=人；

2. 老鼠被灌了Bt蛋白無不良后果，因此Bt大米安全——Bt毒蛋白=Bt大米；

3. 老鼠灌胃7天沒有發現問題，據此推算人吃120年也不會有問題——短期=長期，老鼠=人；

4. Bt大米中的Bt毒蛋白含量，低于飲用水中亞硝酸鹽的允許標準量，所以就“更”安全——轉基因生物化學物質=無機化學物質；

這4條錯誤都是很低級的；而且，不僅安全標準全錯了，這個“小鼠灌胃”根本就算不上科學實驗，那只是一個完整實驗設計中的第一部分：“前實驗”。在蘇格蘭科學家普茲泰1996年設計的動物實驗中，“灌胃”是正式實驗前的準備步驟，小鼠灌胃“未見不良后果”后，才進行下一步實驗——有對照的分組喂養。“未見不良后果”也不能充當科學實驗的正式結果。

中國的頂級技術專家，拿一個完全不符合科學程序的實驗、一個完全沒有效力的所謂實驗結果，當作自己的專利產品“安全性保證”的做法，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國際來由的。例如在美國，確認生物技術新產品安全性的基本做法，就是讓研發技術的專家（或者公司）自己來保證技術產品的安全性。這個政策的精髓，是放縱技術專家和公司、讓他們自己說了算，以當前流行的科學理論為基礎就可以——這里又會涉及到新技術應用的第一類風險：對科學原理認識不足。技術專家其實不是科學家，他們的知識更新也需要時間（即便是科學家也應如此），但是技術一旦進入應用，就會定型，就會和利益糾纏在一起，再也無暇顧及科學的最新進展了。

所以，讓公司和技術專家決定，就是讓利益決定。就這樣，轉基因技術產品的安全性就被利益決定了。

例如，美國孟山都公司抗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在美國上市前通過的安全批準程序，在我們看來會有點奇怪：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FDA）在收到安全申請后，向孟山都公司做咨詢——實際過程是孟山都公司向FDA做匯報。匯報結束后FDA把孟山都的結論寫成一封“最終咨詢公函”，給孟山都公司一份，存檔一份，同時公布在官方網站上，“安全審批程序”就走完了。[23]孟山都公司為向中國出口轉基因大豆申請安全證書時，按照中國方面的規定，必須出具美國官方的“食品安全批文”，孟山都公司鄭重其事提交給中國農業部的，就是這個“最終咨詢公函”。在中國農業部輕易不允許查詢的信息中，就包括了這個在美國官方網上公布的咨詢公函，中國是當作準保密文件管理的。

所以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國際通行標準，本質上就是一個“公司決定和利益決定”。孟山都說它安全，美國官方就說它安全，中國官方就接受它安全；“國家批準上市的就是安全的”，“準入市場的就是安全的”。[24]

美國政府機構辦事必須是有章可循的。FDA所遵照的“章”，叫做“實質性等同”，是老布什總統在1992年為支持孟山都公司而親自定下的規矩——轉基因的植物新品種和傳統的植物沒有區別，“在實質上等同”（除非能證明產生了新的蛋白質）。這個“實質性等同”在官方文件中被稱為“原則”，在執行中被當作標準，在邏輯上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陳述、一句無意義的廢話。真正的等同不需要被誰批準，只有為了把“不同”硬拉到“等同”上去，才需要這樣大做手腳。

今天，“實質性等同”是寫在一切國際文書、官方文件和教科書中的第一準則——轉基因技術產品安全的第一準則。給人類食用的轉基因技術產品在出生之前兩年，它的“總體”安全性就被美國總統在1992年一次性規定了。第一個為人類食用的西紅柿是在1994年在美國上市，歷時不足兩年后就撤市了。

有了“實質性等同”這頂大紅傘，動物實驗可做，也可以不做。孟山都公司制定了動物實驗規則（喂養僅限90天、不做多代生殖實驗）、不允許獨立科學家做實驗（孟山都以不提供它自己的專利產品樣品或者準許來限制第三方實驗），所以第三方檢測變成了一種軟規定；如中國官方在所有的相關文件中，處處都寫了“第三方檢測”，實際上從來沒有執行過（或者有實驗但是不報告），就像孟山都公司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樣。

美國的孟山都公司還為全世界的同行立了另外一個規矩：信息是否公開，要看對它的商業利益是否有負面影響。這個不合理的行為在公眾利益和公司利益漫長的角力過程中，逐漸成為既成事實、逐漸成型，甚至已差不多合法化了。例如中國農業部對筆者等人關于轉基因大豆安全審查文件的查詢申請回復中（2011-10-25），就有“涉及第三方技術秘密和商業秘密的文件，按規定不予公開”說，所“按”的規定，就是孟山都公司的規定。

讓專家決定、讓利益決定、讓大公司決定，這就是美國對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國向美國學來的安全管理模式。在這個框架下，一切具體的安全檢測標準，可能全都是錯誤的、或者是不相干的、至少是不管用的（事實上如此）；具體地討論那些安全標準，是沒有意義的，例如所謂的轉基因食品標注法與執行、還有那個不可能落實的“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因此本文不涉及、不討論那些似是而非的虛假安全標準。

四、        無毒也可以有害

南京大學張辰宇團隊2011-9-20發表的“微小核糖核酸”研究報告，給了我們一個極端重要的啟示：轉基因技術產品無毒也可以有害。陳君石院士所謂“轉基因食品不含有毒物質、不屬于食品安全問題”這種言論，不是知識過分陳舊，就是動機有問題，甚至可能更糟糕。[25]

過去所說的有毒無毒，是針對常規農業產品、常規食品而言的，包括的內容有食料腐爛變質、化學類添加劑超標準添加等，由此而導致的食品有毒有害。但是，常規食品安全范疇中的一切問題因子，和轉基因技術的產品都無關，在這一點上上引陳君石院士的言論是不錯的。轉基因農產品已經被發現的問題是：營養成分改變、外源轉基因片段不能降解或無法消除、出現了疑似新的未知蛋白質成分（但毒性未知、也沒有定義和歸類），以及配套使用的有害農業化學物質超量殘留（如除草劑草甘膦、草銨膦）。這些問題已經夠嚴重了，但是還有更嚴重的問題——我們過去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的問題。

南京大學2011年6月20日發表的研究成果[26]，大約可以這樣概括：植物性食品（稻米）中獨有的一類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分子量極小、性質很穩定，被實驗證明能夠通過消化道直接進入哺乳動物和人體、進入血液，迅速結合于目標器官的細胞，并參與調控人體生理過程。例如大米中特有的一種microRNA，編號為MIR168a，在以大米為主食的人體血液中被發現，并以較高的濃度存在，它的功能被發現為調控低密度脂蛋白從血液中被清除的速度。

植物中的微小核糖核酸與動物和人體的這種直接關聯、生物體之間跨“界”的直接生物信息交流，可能就是千萬年以來，人類和作為食品的生物物種在基因水平上一直都保持著的生物信息交流，也是人類與作為食品的生物體共同進化、相互適應的一個科學證明，只是過去我們無法證明而已；“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個古老的經驗判斷，可能也會據此得到科學的解釋。

但是，微小核糖核酸能夠直接通過消化道進入人體這個發現，把轉基因生物武器的“發射”問題很輕易地解決了。基因武器的“彈頭”，可以設想為針對靶標基因的特定的DNA序列（基因或基因組）。這個彈頭DNA（基因片段）的設計，包括轉錄序列（轉錄出微小RNA），，也包括啟動子在內的其他基因結構部件。下一個問題是“發射”。要讓某種RNA完成對靶基因的攻擊任務，還必須要求這種RNA能夠順利地侵入靶基因所在的組織細胞。微小核糖核酸跨界起調控作用的發現，解決了基因武器的發射困難——用微小核糖核酸作為基因彈頭的載體，植入或插入農作物，開發成食物農作物品種，推廣種植商業化，給目標人群吃下去，就行了。在食品農作物上做這樣的基因改造，在理論上和技術上已經沒有任何困難——由于微小核糖核酸只需要十幾到二十幾個核苷酸，因此，不僅轉錄序列設計簡單，而且人工合成也很容易。

現在，只要能實現這種轉基因食品的生產和投放，引導目標消費者群體食用，一場基因戰爭可能就打完了。

轉基因食品“無毒也可以有害”的道理，深藏在生命科學中。簡單地說，如果細胞中出現了一段與某種正常的mRNA堿基排列順序相反的一段單鏈的RNA（反義RNA），那么這段反義RNA就會按照堿基互補對接原則，與mRNA相互吸引而成為雙鏈RNA[27]。這種變化，形象地說，相當于原來正常的mRNA被另外一段反義RNA“抱住”——在這里所需要的，僅僅是一段可以有效“抱住”目標人群的特定mRNA的微小核糖核酸。“抱住”的后果是：或者導致靶標mRNA的降解，或者阻止靶標mRNA進行“翻譯”，結果都是導致不能完成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蛋白質的合成。

包含了這樣的microRNA的轉基因新技術產品食品，也許的確可以按照常規食品毒性的原則，“合理”地歸入“無毒”一類，因為用基因工程完成的創新，確實沒有造成任何有毒物質——即按照常規理解的、已知的有毒物質，或者任何一種有毒有害物質，誠如陳君石院士所言。它僅僅造成了一種微小的“反向mRNA”，它的功能也不是直接產生任何明顯的毒害，而是“抱住”目標人群體內的某種目標mRNA，使相應的某些功能不能表達，如導致發育遲緩、喪失生殖能力，等等。[28]這種技術的應用前景，既可以是制藥，更可以是生物武器——前景很可怕。

“食物通過腸道微生物影響人體的健康或疾病——這個領域現在已是研究熱點”。[29]在這里，我們又回到了上面所說，科學技術應用對社會的第一類風險：科學原理不完善。資本推動的、急功近利的技術開發，被利益集團主導的技術應用和安全性評價——為了眼看到手的巨大的利益，必須首先把這個“新”技術產品的安全性踩在腳下，否則就真的是被束縛住了開發的手腳；在這種大局勢下，能夠搶先一步占領技術高地的集團，必定是能夠突破一切安全性要求的束縛、無需為災難性后果承擔責任的大公司，如孟山都，它背后必須有一個老布什總統那樣的守護者，把一個不合理的合法性親自拱手相送。

在這種大局勢下，轉基因新技術產品的安全性保證，就變成了一種永遠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如果保證公眾食品安全和長遠健康是我們的底線，那么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禁止這種所謂的轉基因新技術農產品的開發，禁止轉基因食品在任何虛假的安全性借口下上市。不是只禁一時，而是要禁久遠——因為轉基因技術安全使用的理論基礎現在還不存在。那么在可見的、或者很久遠的未來，這理論基礎是否會出現呢？現在看起來，希望很渺茫。因為路走錯了。

五、        美國有一個21世紀生物技術戰略 

生物技術戰略的設想，美國早在1991年就提出；1992年通過某種程序成為正式的國家戰略。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下屬的基礎研究委員會生物技術研究分委員會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為《21世紀生物技術:新前沿》的長篇報告。報告認為,自從基因工程技術誕生后,出現了新生物技術。當今生物技術研究已進入“第二次浪潮。美國政府將重點把握四個領域的投資機會:①農業生物技術;②環境生物技術;③制造和生物加工;④海洋生物和水產養殖。四個領域的研究重點如下: 一、農業生物技術領域:1.繼續對動物、植物、微生物基因組進行測序...[30]

美國科學家和軍方及時地認識到，轉基因技術是一個有“矛”而無“盾”的戰略性、進攻性武器系統。研發這武器的一方，合乎邏輯地產生了“生物國防”即自我防護的思考。于是，在2002年和2010年，美國兩次部署了全國性生物國防計劃。

1. 生物國防

美國第一次在2002年部署生物國防時，強調的是控制有毒害性的生物物質（轉基因工程用到的物質材料）和設備，建立一個覆蓋全面的管理系統，基本的原則是“事前預防”和“事后報告”，搞清家底，并且將控制的組織系統和報告制度常規化。美國第一次生物國防部署在時間上緊接“911”之后，起因同911后美國國內發生的郵件夾帶白色粉末事件有關，部分粉末被證明為炭疽病菌，曾造成過一定范圍的恐慌；這些白色粉末把炸樓恐怖主義和農業生物恐怖主義直接連接在一起。一年后（2002-6-12）通過的有關法令，名稱竟然是《農業生物恐怖主義保護法》。

美國的第二次生物國防部署發生在2010年7月2日，名稱是“最優化布薩特安全管理法”[31]。該法案對于目標是這樣陳述的：

（1）一個有效利用BSAT而且強大的科學事業對于國家安全必不可少。

（2）安全措施的制定，需針對BSAT易于被誤用、失竊和遺失以及意外泄露而導致風險這個特點。

（3）實施安全措施須在多部門間協調進行、在合法使用BSAT與所導致的負面影響之間把握平衡。

這個法案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被動員的聯邦部門數量達15個，[32]在于指定農業部和衛生部這兩個非軍方部門作為“生物國防”行動的聯席主席，在于賦予這兩個非軍方部門自行決定動員更多部門參與“生物國防”行動的更大的權力。法案簽署當年（2010-2011財政年度），美國為生物國防撥付的經費達600億美元，超過了“沙漠風暴”這種中型軍事行動的全部開支，而在這一年中并沒有發生任何轉基因生物技術襲擊或布薩特泄露事件。在這600億美元中，衛生部得到其中的60%以上；該法案還特別強調了“保護動物”；根據已知的信息，大規模使用轉基因飼料喂養農場動物幾年后，美國已經發生相當嚴重的動物生殖異常，某些農場母牛流產率高達45%。[33]

2. 美國方面有關生物國防思想的演進[34]

早在1994年06月，即美國批準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上市開始之年，在美國國防部給國會的年度報告中，提出了關于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發展情況報告。報告指出：未來主要的國家安全威脅之一，來自轉基因技術武器；相對而言，該類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都較容易，而發現和防衛該類武器攻擊卻足夠困難。

因此，值轉基因技術作物開始商業化和上市之際，美國國防部十分鄭重地請求國會密切關注和支持“反擊轉基因技術攻擊”的國防安全科研。[35]

1996年06月，美國國防部負責生物化學武器的部長助理辦公室發表調研報告，說明：轉基因技術有規模殺傷力、且已經可以充分地應用到生物武器和發動進攻；然而，目前的狀態是，人們知道如何用轉基因技術武器進攻，卻不知道如何防御和治療。在只有進攻能力、沒有防御能力的條件下，轉基因技術武器的威脅和危害就更為嚴重。因此，美國必須強化以轉基因技術武器為主要內容的生物國防。[36]

2002年04月，美國空軍的“反擊科研中心”的學者發表了題為“下一代生物武器”和“生物學戰爭風暴的集合”的科研報告。報告說，下一代規模殺傷武器主要是基因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食品作物，而應用轉基因技術武器所搞的“黑色生物學”的戰爭可能已經開始。[37]

2003年06月前后，美國衛生部和《自然》雜志分別轉發了歐美專家合作的題為“陽光燦爛·轉基因和生物武器”的科研報告。該報告回顧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期的美國俄國兩大陣營的生物武器發展，從社會生活角度闡明了轉基因技術已經具備成為規模殺傷武器各種可能可行的事實，說明，該規模殺傷的特征是“靜悄悄的死亡”，即可通過轉基因食品作物直接作用于人類，或通過生態破壞等間接作用等手段，使某區域的（甚至某國全國的）居民不知不覺地、緩慢地、一個個或一批批地患上不治之癥或發生生理異常、從本代開始或從遺傳后代開始死亡。[38]

2011年05月，美國國防大學學者發表了題為“生物戰爭中的轉基因作物武器分析”的報告，其中說：轉基因食品作物的商業化，使轉基因技術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成為“市場便宜貨”，一個中學生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制造和使用轉基因武器，因而使“轉基因作物威脅”（GMO-THREAT）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大問題；與此同時，轉基因食品作物的商業化使相關安全防務變得越來越艱難。報告提出建議：要落實生物國防，就需要從基礎建設開始，實施必要的改善改革，例如從監測框架開始，以防務意識為中心，強化轉基因技術及其各種作物產品的危害風險的監測。[39]

3. 簡評

美國的生物國防計劃，主要的內容是防御、是自保。“敵人”在哪里？有能力對美國實施生物打擊的國家、有意圖對美國實施生物打擊的敵人是誰呢？似乎沒有，起碼是找不到。仔細地分析第二次生物國防法，看看其中最強調的是：“在合法使用BSAT與所導致的負面影響之間把握平衡”——可以由此推論，“失衡”就相當于“被打擊”：所以美國的生物國防要防御的真正危險，是“自我打擊”。

美國軍方和科學界把真正的問題看出來了，但是布薩特所具有的自我攻擊的性質和極大的危險性，卻不會被這兩次生物國防部署改變。從邏輯上推論，這自我防御的生物國防，很可能最終也歸于無效。玩火自焚。

六、        結語

轉基因的生物工程育種技術的出現和應用，在農學家面前展現了一個美妙虛幻的夢境：在實驗室里（而不是在試驗田里）工作，找到一個所謂的“功能”基因、把它插入目標農作物，在極短時間內“育成”新的農作物品種，獲得夢寐以求的優良性狀——農作物育種本是漫長、細致、無法預計結果的艱苦勞動。現在竟然可以越過自然界設置的一切障礙，隨心所欲地、快速地制造出新的物種：面對這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和巨大的利益，那誘惑力幾乎是無人能夠抵抗的。

但是，如本文所指出，雖然今日轉基因技術的推廣應用來勢兇猛，其理論基礎其實已經崩潰；由于理論過時、更由于生命科學的極端復雜性，轉基因技術應用在本質上極不安全。當資本的利益超越對大眾健康和環境安全的關注、當技術專家冒充科學家掩蓋安全隱患并成為合法主流時，轉基因技術產品（食品和飼料）的安全性是沒有任何保證的。在虛假的安全性借口下，在一個錯誤的合法性掩護下，我國國內的利益集團偷偷摸摸地把轉基因農作物種遍了大江南北，把轉基因食品放到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餐桌上。這個錯誤必須糾正，越早越好。堅持錯誤，只會錯上加錯，拖延得越久，越難以采取糾正錯誤的行動。

最新的生物科學發現向我們表明，轉基因技術農產品即使“無毒”也可以有害；剛剛顯露端倪的微小核糖核酸的特性，為基因武器找到了最隱蔽、最有效的發射方式。轉基因生物技術更易于用來制造生物武器，試圖用它來開發農作物新品種，作為食品、飼料長期使用而不造成危害，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妄想。

面對來自國際生物技術跨國巨頭的難以抗拒的強力推動，鑒于中國的轉基因生物正在無規則地濫開發，轉基因農作物已經大面積非法種植、泛濫、失控，轉基因食品已經大規模違法商業化并失控，現在在我們面前可能還有效的選擇是：（1）立即在法律上停止一切農業轉基因產品的不合理的合法性（食用油、大米、玉米、蔬菜、水果、土豆，等等），禁止一切轉基因食品（包括加工食品和添加成分）在任何虛假的安全性借口下上市和銷售，（2）叫停一切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性項目的推進，停止一切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計劃（特別是水稻和玉米），所有的大學、所有的科研機構無一例外；（農業）轉基因重大專項停止執行，資金立即凍結；（3）立即部署生物國防行動；立即著手調查生態安全事件和人類/動物傷害事件；（4）扭轉錯誤的“化學化加轉基因化”的農業技術路線，回歸八字憲法和生態平衡的正確路線。

當務之急，是立即徹底禁止轉基因農業技術在中國商業化應用的合法性——不是只禁一時，而是要禁久遠——因為轉基因技術安全使用的理論基礎現在不存在，即使在可見的將來，同樣也是希望渺茫。從長遠的大眾健康、國土安全和生態安全這個最高原則出發，中國應該向全世界明確宣布：中國農業不走轉基因化技術路線，至少在現在決不用轉基因技術替代傳統農業技術體系。至于久遠的將來，那總是要后人自己去決定的。

2012年伊始，1月20日，德國生物技術巨頭巴斯夫公司宣布，停止在歐洲銷售由它開發的唯一轉基因農作物（一種工業淀粉用土豆）；2月1日，全球最大生物技術公司孟山都公司宣布，它在歐洲銷售的唯一轉基因產品——玉米（MON810）退出法國、撤出歐洲市場；2月8日，孟山都再宣布（見當日英國每日信報）關閉設在英國劍橋的唯一轉基因小麥實驗場。至此，歐洲對轉基因農業技術關死了大門。請注意：歐洲各國自始至終沒有正式銷售過轉基因食品。

但是，全球生物技術巨頭分別撤出歐洲，并不代表這個邪惡的“部分人類食品轉基因化”美國大戰略要終結。2月8日孟山都公司公然宣布，即使關閉了在英國的轉基因小麥基地，它也不會放棄轉基因“雄心壯志（aspiration）”，它的轉基因業務將向中國、東南亞和南美洲聚焦，到那些地方去實現！這就是美國“21世紀生物技術戰略”的真諦：從根基上摧毀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毀滅這些民族。歐洲精英和利益集團不過是偽裝了的美國戰略幫兇，歐洲市場一直只是一個佯攻方向。現在，美國轉基因生物技術戰略的戰略大轉移已正式啟動。

面對美國的“21世紀生物技術戰略”大轉移和緊鑼密鼓的“生物國防”行動，中國農業部還在死扛，堅持那個所謂的農業轉基因技術“三駕馬車”模式（植物纖維棉花、主糧水稻小麥、飼料作物玉米三大類農作物全轉）。中外利益集團在中國的布局早已完成并各就各位，中國農業正在被推向快速的全面徹底轉基因化；在目前才格局中，中國農業部已經為全面的、真正的轉基因化做好了一切準備，中國農業是能夠從此走上轉基因化技術道路的。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搞農業轉基因化，都是走自殘自絕的獨木橋、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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