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的改革就是革共產黨的命
民聲網(www.mshw.org)資料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29/6564.html
文章1:廣東省委黨校教授:改革難點在于要政府要革自己的命
2011年11月28日
來源:新快報 作者:劉正旭
省體改研究會傳達省體制改革會議精神,專家會上直言:改革難點在于政府(共產黨)要革自己的命
“現在改革的難點在于要政府向社會放權,要改政府本身,要革自己的命。改人家容易改自己難,尤其是如今已經形成了部門利益。有的部門領導口里喊著改革,但實際上就是不落實,甚至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反對改革。”———省委黨校教授宋子和
■新快報記者 劉正旭
本月22至23日,廣東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汕頭召開。昨日下午,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傳達該會議精神,并為經濟體制改革出謀劃策。與會專家們認為,30多年來改革是由易而難,如今進入攻堅階段,而真正的難點在于政府要向社會放權,“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改政府本身,無疑是要政府革自己的命。
保密前提下
軍火生產也可市場化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怎樣才能解決政府在經濟調節中越位、在公共服務中缺位、在社會管理和市場監督中不到位的問題?”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周林生表示,現在很多資源集中在政府手中,要盡快劃清楚政府與市場各自的邊界。
“應該揚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取而代之為現代市場經濟,如此改革就有了通暢的邏輯。”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廣東經濟學會副會長李金亮表示,所有改革最終都要回歸到理論上來。
他指出,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說法,而這種提法衍生出來的就是當前一系列的扭曲現象。比如說國進民退,國企壟斷成了天然合理,本來是全民所有的國企,最終變成了國有資產為少數人所用,這種現象甚至到了明火執仗的地步了。“應回歸市場配置資源。”李金亮認為,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在保障軍事機密不泄露的前提下,甚至軍火生產也可以市場化。只有如此,才可以醫治一貫以來國進民退的逆市場行為。
改革難點在于
要改革政府本身
省委黨校教授、省經濟學會副會長宋子和在會上分析說,現在改革的難點在于要政府向社會放權,要改政府本身,要革自己的命。改人家容易改自己難,尤其是如今已經形成了部門利益。有的部門領導口里喊著改革,但實際上就是不落實,甚至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反對改革。如今,國企越改越大,民企越改越艱難,按照現在的形勢發展下去,我們就要警惕經濟改革發展的方向了。
修高鐵不如
解決實在民生問題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名譽會長易振球則認為,目前對改革有兩種思潮,一種觀點認為現在的所謂問題和矛盾,都是改革引起的。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恰恰是改革不徹底,才導致現在如此多的矛盾。
“說到改革,地方政府其實能做的有限。”他說,在地方政府當領導太辛苦,每天就是在找大國企過來投資,因為這樣可以帶動GDP的增長。每年都說國有資產增值了多少,帶來了多少利潤,可仔細去看一看,刨除石油、銀行這些企業,其它企業的貢獻究竟有多少?我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了。
“搞那么多的大項目干什么?修那么多高鐵、高速路干什么?”易振球質問,兩個大城市之間沒有必要兩小時就到達,大項目每年都虧錢,政府與其補貼那么多錢給大項目,不如做點實在的民生問題,把錢投到醫療、教育和社保上來,切切實實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
觀點集錦
廣東省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人大制度研究會副會長黎賜錦:經濟改革的前提,必須是政府職能轉變,但要想轉變,必須要在頂層設計開始,從中央國家機關的職能轉變開始。
廣東生產力發展研究會會長李超:經濟發展是手段,社會發展才是是目的,最終是要促進社會進步,改善群眾生活。現在的問題是分配不均。“十六大”時就存在公平與效率之爭,當時更偏重效率,如今“十八大”就要開了,公平問題是否應提上日程。
省委黨校副校長陳鴻宇:改革是虛假的改革,還是真實的改革;是有利民眾還是僅僅有利于部門。必須厘清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群眾、以及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邊界。
廣州市體改研究會會長陸景奎:河南一位官員聽說我以前是體改委的,說了這么一句話:“改革不是已經完成了么?”我真不知道怎么說好,現在許多人對改革都沒有熱情,都不積極。
文章2:
http://hrss.jiangxi.gov.cn/Content/show.php?id=2189
廣東省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宋子和表示,作為縣級區域,順德有其獨特的地方,經濟外向依存度不高,內源經濟比較發達,對廣東的其他地區更有借鑒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順德可以說稱得上是“不是特區的特區”,順德搞大部制改革有一定的基礎和優勢。(記者徐靖)
文章3:
廣東體改研究會
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領導機構組成人員名單
http://www.gdskl.com.cn/rest.do?method=detail&id=248
名譽會長
朱森林 原廣東省省長
鐘啟權 廣東省人大副主任
王兆林 廣東省政協副主席
劉維明 原廣東省副省長、全國人大代表
易振球 原廣東省體改委主任
會長
黃 挺 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原廣東省體改委副主任
副會長(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克曼 南方廣電影視傳媒集團總裁
……
陳洪博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鴻宇 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
張連廣 廣州機電資產經營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炳申 廣東金融學院院長
楊進軍 深圳市體改研究會會長
宋子和 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廣東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
文章4:全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汕頭召開 汪洋作重要講話
2011-11-23 南方日報網絡版
廣東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汕頭召開 汪洋作重要講話 朱小丹主持會議
昨日(22日),全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汕頭召開,會議總結了近三年來全省體制改革工作,研究部署當前特別是明年體制改革重點工作,完善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體制機制。省委書記汪洋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朱小丹主持會議。
汪洋說,堅持改革,是推動廣東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近年來,我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按照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工作部署,全面推進各項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扎實推進,深化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初步成果,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尤其在率先推行大部門體制改革、深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積極建立科學發展考核評價新機制以及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創新、自主創新支撐體系、農村綜合改革、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等取得實質性突破。
汪洋強調,改革是廣東的根、廣東的魂。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是促進發展成本最低、動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但面對新的形勢和要求,當前的一個要害問題是生活富裕起來后,我們一些同志喪失了當年那種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勇氣和魄力,改革的意識在淡化。有些同志片面地認為,只要把發展搞上去了,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搞改革只是“錦上添花的事”、甚至是“添麻煩的事”。但事實上,有什么樣的體制機制決定了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體制機制“軟實力”上狠下功夫,發展“硬實力”的提升將難以持久,未來發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遠。廣東靠改革開放起家,要實現新的更大發展,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決不能躺在過去改革的功勞簿上停頓不前。因此,廣東要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七一”和視察廣東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增強深化改革的緊迫感、使命感和責任感,更加堅定地走創新之路、改革之路,以推動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為核心,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在全面部署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改革的同時,堅持突出重點、突破難點,以改革的重點突破,為更大范圍、更大縱深推進改革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持改革不動搖,加大力度不松勁。
汪洋強調,當前要圍繞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進一步加大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力度。一要大力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加大政府職能轉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會組織“放權”,敢于讓社會組織“接力”。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給他們。與此同時,還要通過積極引導和依法監管,將社會組織引入規范健康的發展軌道中來。二要圍繞建設幸福廣東深化住房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等民生領域改革。要創新保障房建設的投入機制、分配管理制度和規劃建設機制,加快建立健全以中低收入中住房困難家庭為保障對象、以公租房為供給主體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構建商品房和保障房雙軌并行的新型住房制度。要引入市場化管理方式改革基本醫療保險管理制度,注重醫療保障制度城鄉統籌協調,健全基本醫療保險籌資和待遇水平調整制度。三要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有關改革。下一步要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建設方面下功夫,著力建設法治政府,加快建立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體系,切實做到有法可依,用法律手段解決經濟領域的問題,進一步消除制約市場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汪洋強調,要加強組織領導,注意開展試點并總結推廣試點經驗,做好督促考評,貫徹群眾路線,繼續解放思想,銳意創新,在改革中促發展,在發展中促改革,為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提供有力保障。
會上,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省民政廳分別就《關于深化廣東省城鄉醫療保障體制改革方案》、《廣東省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方案》、《關于廣東省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作起草說明。省社會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在會上作了發言。
省領導肖志恒、徐少華、張廣寧、陳用志、雷于藍、林木聲、劉昆、徐尚武等參加了會議。
文章5:一切都在黎陽的預言之中
警惕有人用“改革”的名義奪取政權以打倒共產黨
黎陽
2006.1.27.
回顧二十多年來“主流經濟學家”等“精英”們的“改革”主張軌跡,總起來是一根線:奪共產黨的權。一奪決策權,二奪話語權,三奪產權,四奪政權。黃河九曲十八彎,繞來繞去就一個大方向。“精英”的“改革”口號萬萬千,歸根結底就一個總目標:以“改革”的名義奪權,政變,打倒共產黨。
總目標:打倒共產黨,推翻現政權。
總途徑:中國式“顏色革命”。
步驟:奪權政變四步曲。
“理由”:“改革”。
第一步:奪取“決策權”。
核心“理由”:不“改革”沒有出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國家大事必須由“精英”決定,否則就是“不尊重科學”、“蠻干”、“瞎指揮”。
第二步:奪取“話語權”。
核心“理由”:
1.“改革”的需要。質疑“精英”的決策就是反“改革”。
2.“不爭論”。“爭論”浪費時間,妨礙“改革”。“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
3.“資格論”。不是“精英”沒有資格判斷“改革”是非。“經濟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隔行如隔山,不懂經濟學的人應尊重經濟學家,正如尊重科學家、作家一樣,這才是科學的態度。”“嚴格科學地調查經濟學家公信力的公眾對象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的。應是與經濟學有關、對經濟學有起碼了解的公眾,例如企業界、政府經濟部門、與經濟學有關專業的人士等等。即使是無關的公眾至少也須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才對經濟學有理性的判斷力。”
第三步:奪取產權。
核心“理由”:
1.“改革”的需要。“不解決產權問題,‘改革’進行不下去”。“產權不是一個分配問題,而是激勵機制問題”。“最重要的激勵制度就是產權制度”。 “國有資產總是要被人以各種方式變為私有的,所以早點轉為民營,就沒有貪污腐敗的基礎了”。“經過十幾年的改革,中國國有企業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已被個人以各種形式所‘占有’,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事實上的占有變成法律上的‘所有’。”“人間正道私有化”。
2.“產權不明是萬惡之源”。“國有企業產權不明確,無法調動管理人員積極性”。“多發的礦難、事故,是因為產權不明引起的,礦主的產權沒有很好保護,產權預期不明,所以不敢加大對安全的投入,抱著撈一票就走的心態。”“偷盜搶劫盜版等等侵犯產權的行為,是因為以前的革命不尊重產權,沒有對國民進行尊重產權教育引起的”。
但是,一個真理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第四步:奪取政權。
核心“理由”:
1.“改革”的需要。“改革進入到攻堅階段,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腐敗問題是政治體制造成的。不是‘改革’造成的。”“沒有多黨制的公開監督就不能杜絕腐敗。”“‘改革’產生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政治體制造成的問題。要繼續深化改革就必須改變政治體制。”
2.“國際接軌”的需要。“外國不是共產黨執政。既然跟國際接軌,那為什么不接‘多黨制’這個‘軌’?”“政治體制不‘跟國際接軌’,經濟改革‘跟國際接軌’不可能成功”。
3.確保私有制的需要。產權得靠政權保護。產權私有化了,政權也得跟著姓“私”。如果還是“共產黨”,那怎么可能保護“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 “共產黨”就沒法確保“私有制”。要確保“私有制”就不能讓“共產黨”當政。即使你賭咒發誓“共產黨從此不共產”,那也不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要真心實意保護私有制,就必須從此不叫“共產黨”,而洗心革面改弦更張叫“社會黨”。只有改名不再叫“共產黨”,那才算交了落草為寇的“投命狀”,證明是真的死心塌地要上私有制的“梁山”,從此打家劫舍過快活日子。這樣一來從此天下沒了“共產黨”,也就等于從共產黨手里奪了權。
“精英”們的奪權四步曲基本上已經走完了前三步,現在已經開始為最后一步的總攻制造“理論根據”了。君不見當越來越多的人指責“主流經濟學家”的 “改革”禍國殃民時,他們為自己開脫的“理由”是什么嗎?“改革不可動搖”。“不是改革錯了,而是改革不徹底”,“是政治體制有問題”。“市場改革的滯后,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問題。”“必須深化改革,改變政治體制,掃清改革的障礙”。這就是 “改革攻堅”——最后奪權政權,徹底“國際接軌”,實現西方多黨制。“精英”們為最終推翻共產黨制造的輿論還少嗎?他們已經否定了“文化革命”,否定了計劃經濟,否定了“反右”,否定了“大躍進”,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否定了“抗美援朝”,否定了“三反”、“五反”、“鎮反”,否定了“土改”,否定了解放戰爭,否定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否定了長征,否定了國內大革命。總之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一切的一切沒有一樣他們是不否定的。他們通過自己把持的報刊雜志、課堂書本、電臺文藝把這一切否定時時刻刻地、無孔不入地灌輸給了年輕一代,以至于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壓倒一切的 “主流輿論共識”。一旦造成如此輿論,到了這步田地,順理成
章的結論不言而喻:如此從頭到尾一無是處的政黨有什么資格賴在臺上執政?欲奪政權,先造輿論。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主流經濟學家”的“精英”們吸取了五七年“反右”的教訓,不再直接要求打倒共產黨,而是要求“改革”;不再把共產黨從上到下一概打倒,而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讓上層頭腦通過改革獲得私利,以保護這些私利為甜頭,誘使他們犧牲基層群眾的利益,跟“精英”們同流合污,自己搞垮共產黨;不再搞“背水一戰”、“一錘子買賣”,而是“小步快跑,積少成多,量變引起質變”,以“改革”的名義,搞奪權政變四步曲。總之完全符合軍事上的原則:正面攻不動,側面攻。一口吃不掉,分幾口。整體啃不動,分化瓦解。五七年明火執仗辦不到的事,通過“改革”分二十多年慢慢辦。當年赤膊上陣吃了大虧,現在換個花樣居然屢屢得手。真不愧是“精英”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有些“精英”比“徹底否定共產黨”走得更遠,把整個中華民族都否定了。比如那個寫《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的袁偉時,從鴉片戰爭起中國人的一切沒有一樣他不否定的。說來說去就一個意思:中國人被侵略是自找的,活該。可見中國文化劣等,民族劣等,沒資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應該由洋大人來統治,“當二百年殖民地”。這樣的“精英”搞的奪權政變五步曲,前四步之外又加了一步:
第五步:賣國。
文章6:“改革攻堅”,還是顛覆政權?
——看“精英”西山會議的典型發言
黎陽
2006.3.24.
當年國民黨的“精英”們開了個“西山會議”,成立了個“西山會議派”。其骨干分子后來鬧了個“孫文主義學會”,其“學術研究”的“成果”是屠殺共產黨。
如今中國的“改革精英”們也開了個“西山會議”。這就是“精英”們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莊綜合樓六層會議室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簡稱3月4日西山會議)。跟八十一年前國民黨“精英”的“西山會議”相比,這次的“西山會議”“與時俱進”,不再叫“孫文主義學會”,而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了。不過雖然換了湯,但藥可沒換,“學術研究”的內容仍然是如何反共——在新形勢下反共——這一“學術課題”。
根據透露的記錄,這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會長高尚全在會上千叮嚀萬囑咐:“這是內部會議,內部會議,我們不希望外面的記者都炒來炒去,內部形成共識”。既曰“內部”,那就證明有個組織機構存在,否則何來“內”“外”?那么這個“內部”是什么組織機構的“內部”?行政單位?商業公司?共產黨組織?學術團體?闊人俱樂部?封建幫會?顯然一個都對不上號。因為與會者身份特殊,全是來自四面八方、“志同道合”的“改革精英”,包括“現在忙于經商,不怎么搞學問了”的闊佬。說是“商討改革大計”,但不僅普通老百姓無緣問津,連“非主流經濟學家”也一概拒之門外。凡此種種只能有一個解釋:這是一個政治組織的 “內部”。參與“研討會”的資格既不是根據所屬單位來確定,也不是根據本人專業來確定,更不是根據代表性來確定,而是根據政治立場來確定。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未經注冊卻實際存在的“影子政黨”的集會。
正因為是“內部會議”,所以發言毫無顧忌,所以才能聽到發言人的心里話,所以才能從中看到真相。只要把其中最典型、最露骨的話節選出來加以歸納,問題的實質便一目了然。
1.“改革”已經不再是經濟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堅”攻的是政治制度。
李曙光:
——“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這么多的經濟學家,包括維迎、樊綱,你們都在寫法制的文章,說明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的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
——“現在是治國者應該改變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
——“我個人認為現在改革應該說已經走到了新的階段,對改革要重新定義。”
——“我覺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個專業階層,就是不是學者治國,經濟學家不能治國,法學家不能治國,社會家不能治國,但是一定是法律職業工作者、會計職業工作者,這些專業的階層,這樣的中間階層成為治國的指導。”
賀衛方:
——“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
——“經濟改革越來越和法制方面的東西關聯在一塊,這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趨勢,這樣的會議,大家攜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別的有必要。”
張曙光:
——“題在于政府是不是能解決公平問題?”“確實對中國的問題恐怕要多一些更深層次的思考。我同意剛才衛方講的,我們把這樣一套民主、自由、憲政、法制、市場已經在社會的現象的層面已經形成,確實是這樣。我們現在直接的可能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有一條,前面我們已經是單邊獨進了,后面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因為恐怕簡單的一個三權分立、簡單的新聞自由能不能保證這個社會,我看值得打一個問號。”
2.共產黨“非法”。人代會“非法”。胡錦濤的職務“非法”。
賀衛方:
——“這樣的體制是什么樣的體制?嚴重違反了《憲法》說的,任何的活動都是在憲法的基礎上活動,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團中央中選部,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一個民主的國家,最基本的要求,團體要有一個資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訴和起訴的權利資格,我們沒有,我們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這個組織20多年,但是它沒有注冊登記,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權利是什么權利?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
——“胡錦濤同志說,我們要嚴格糾正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都要嚴格的糾正各種違憲的行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構,怎么違憲呢?無從談起。”
——“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它不是一個議會,我們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tay,每年大家都來,說參政議政,剛才我接到一個短信,說這次人大時間短了,就開九天半,我認為一天不開都好。”
——“權力架構方面的嚴重的混亂,這不是法制的、憲政的模式。比如說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剛才楊東平教授說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我認為在這。黨和教育的問題,大學里面有沒有必要成立黨組織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整個權力架構的反憲政。”
3.分裂共產黨。剝奪共產黨的軍權。實行多黨制。大陸臺灣化。以“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的方式組建政黨。
賀衛方:
——“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
——“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
——“我贊成剛才維迎教授他們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聲音,我想我們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這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
——“嚴重的問題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政治性的權利普遍得不到實現,比如說結社自由,比如說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幾個基本的權利實現不了。”
4.一定要推動土地私有化
賀衛方:
——“民法上的基礎就是私有制,尤其是農村的土地問題,下一步一定要推動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體制度的方式,否則農民最受損害。”
5.共產黨搞市場經濟是“通奸”。
張曙光:
——“剛才孫立平講是共產黨和市場結婚結合在一起,這里有一個前提,不是市場的轉向,而是共產黨的轉向。我們可以看,改革開放前,共產黨完全站在工人、農民一邊,是消滅資本家,現在共產黨又站在業主一邊,對付工人、農民。”
賀衛方:
——“所以,我說不能叫結婚,叫通奸,因為違背了原來的宗旨。”
6.對改革的反思爭論是反黨、“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胡錦濤宣布“不爭論”。
高尚全:
——“煽動性比較大,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這方面的壓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黨的歷來的建議。比如關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
——“缺乏理性,以罵人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進行學術改革,而是斷章取義,聳人聽聞”。
——“一個人一封信就會耽誤好多事,一個人一句話就會耽誤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爭議,現在正是改革的關鍵時期。能不能說現在到了改革決定中國命運這樣的關鍵時期?”
——“建議中央最高領導胡總書記出來講話,講什么?不要講很多,主要講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爭論,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個不要’”。
7.黨內高層支持縱容了爭論。現在的改革領導人能力不強,沒有信心,不知道往哪里走。
張曙光:
——“這場爭論其實來源、根子在高層,是高層挑起的利益爭論。如果沒有高層的某種支持、某種縱容的話,高層的趨向不是這樣的話,也不會這樣。”
張維迎:
——“我們現在討論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結果,這和改革的領導人有很大的關系。我在兩個公司擔任過獨立董事,我感覺這兩個公司最大的問題在于什么地方?一個公司感覺領導力很強,你始終知道掌管大權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見,反對,沒有關系,他最后會權衡你的意見能不能采納。另一個你感覺缺少這個,缺少知道組織該往什么地方走的一個人,所以,提意見就特別的謹慎,因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沒有信心,所以,打比方來講,我們現在其實改革已經到了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們討論這么多,我們知道人家往哪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們就知道出什么問題,否則的話,我們就不知道表達自己,應該怎么討論這個問題。”
8.矛盾的性質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賀衛方:
——“我們說圖窮匕首現,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
——“過去我說的第三種人,往往變成敵對集團,現在敵我矛盾非常強烈的存在,很多的人說海外的敵對勢力和國內如何地結合起來。我們要和敵人剝離開來,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我們不是朋友,我們非常愛你,愛這個黨才有話直說,不愛才不說。”(注:魯迅說:“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賀衛方要分裂共產黨,要剝奪共產黨的兵權,已經宣布了共產黨非法,公開承認“敵我矛盾非常強烈的存在”,然后再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愛這個
黨”。他的這種“愛”跟那“折斷肋骨的熱烈擁抱”有區別嗎?)
9.口是心非,將詐騙進行到底。
賀衛方:
——“而站在右邊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甚至個別的時候畏畏縮縮,因為有些話亮不出來,我們說圖窮匕首現,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把匕首包起來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
——“我先不把話說透,不管喜不喜歡聽,但是我告訴你,我的幾篇演講在網上傳播的比較多,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我是建設性的態度,希望新聞自由。”
張維迎:
——“我發現今天講話容易出問題,是最后補充的時候。好在我們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沒有記者。”(注:記住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的“名言”:“許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說,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甚至關掉燈摸著黑往前開。”)
……
這僅僅是 “精英”們“3月4日西山會議”“學術研究”發言中的一小部分,但已經足以說明問題了。這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綱領,完整的黨綱黨章。什么綱領?政變的綱領。以“改革”的名義分裂共產黨,打倒共產黨。名為“改革攻堅”,實為顛覆政權。
看了今日“西山會議派”的政治綱領,能得出什么結論?
1.毛澤東的名言:“樹欲靜而風不止”。
有人不理解毛澤東當年為什么對“精英”們那么不“客氣”,又是“反右”又是“文革”,又是上綱上線又是教育改造,以為搞得“精英”們規規矩矩乖乖聽話太委屈他們,應該跟他們“以心換心”取得和諧。結果呢?你不搞“階級斗爭”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改革開放”了,“全力奔小康”了,“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了,“與國際接軌”了,充分“尊重知識分子”了,“專家說了算”了,“主流”掌握“話語權”了,“精英”們成了精了,成了“強勢群體”當神仙供起來了,言無不聽,計無不從,食有魚,出有車,上馬金,下馬銀,呼風換雨,八面威風。共產黨對“精英”真算得上“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了。然而這一切換來了什么?“精英”們滿足了嗎?和諧了嗎?同心協力了嗎?門都沒有,而是翻臉不認人,公然宣布共產黨“非法”、“違憲”,要你交槍交兵權,徹底下臺,實現“多黨制”、“私有制”、“自由化”……你跟他客氣,他跟你不客氣。你搞“市場經濟”,他諷刺你是“通奸”。你搞改革,他說你自身的存在就違法。你越把他當回事,他越不把你當人。他們把國有企業“忽悠”成“冰棍”折騰一空還不滿足,現在開始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忽悠”成“非法”而準備取締了。這是一脈相承、順理成章的事。不跟這群“精英”打交道就不知道什么叫“貪得無厭”,什么叫“欲壑難填”,什么叫“野心勃勃”,什么叫“利令智昏”。毛澤東49年前就說過: “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于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么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于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力也。”看看毛澤東半個世紀前的論述,再看看今天躊躇滿志的“精英”們在“西山會議”上的狂妄叫囂,難道不正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當年的論斷英明無比?
2.“拐賣中國”,“能做不能說”。
賀衛方說:“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什么目標?什么道路?顛覆現政權,取共產黨而代之。當賀衛方在發言中公然宣布共產黨非法時,在座“精英”有人反對嗎?一個也沒有。顯然人人擁護,個個贊同,的的確確“都有目標”。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用一切借口,“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甚至個別的時候畏畏縮縮”地實現“朝這個方向走”。雖然“我們天機不可泄漏”、“現在說不得”,但“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這令人想起拐賣人口的人販子。這些人也是“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接下來就是花言巧語,“推心置腹”,“一臉真誠”,千方百計引人上他的道。一旦你落入他的魔掌、再也沒有反抗能力之際,那時他就原形畢露現猙獰了。其他如騙人住黑店的、騙人乘黑長途的“托”們也都是這么干的。“精英”們“能做不能說”的“改革”手法跟那些犯罪分子最愛玩的那一套有什么兩樣?只不過人販子是拐賣人口,而“精英”們是拐賣中國。
3.“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不要以為“西山會議”不過是一群腐儒高談闊論,紙上談兵,無足輕重。第一,其中不乏身居要職能左右決策之輩。他們既然已經心領神會心照不宣要顛覆現政權,就能不動聲色以各種借口把“改革”朝這個方向引。第二,賀衛方公然宣布希望共產黨分裂。這不僅為高尚全所謂的“不要爭論,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 ‘三個不要’” 做了絕妙的注解,而且不打自招供認出“精英”們顛覆現政府的關鍵手法。直接搞政變他們也許沒這個本事。但利用矛盾煽風點火挑撥離間制造分裂卻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只要賀衛方“共產黨形成兩派”的愿望變成現實,那比直接鬧兵變政變還厲害有效。這就叫“四兩撥千斤”。第三,當年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也是一群文人“精英”,但并不妨礙他們跑到黃埔軍校搞“孫文主義學會”,抓槍桿子,最后直接對共產黨揮舞屠刀。歷史一再證明文人與劊子手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往往越是“理性”,越是殺人不眨眼。賀衛方不是已經直截了當叫囂:“圖窮匕首現”了嗎?
4.人心的向背一目了然。
別看“精英”們一個個神氣活現,氣勢洶洶,仿佛不可一世,其實是極端虛弱,極端不得人心。別的不說,這次“西山會議”如此機密,如此見不得人,左一個“內部會議”,又一個“安全的地方,沒有記者”,然而整個會議發言記錄不到三星期就全部被人公布于眾目睽睽之下。這說明了什么?說明“精英”內部不穩,有人存心跟他們搗蛋。這又證明了什么?證明了“精英”們的倒行逆施是何等不得人心,連他們自己內部的人心都籠不住,所以會議才結束幾天就后院起火。這奇怪嗎?一點也不奇怪。因為“精英”們是一群目空一切的極端利己主義者。他們看不起工人。他們看不起農民。他們看不起士兵。他們看不起普通老百姓。他們看不起中華民族的一切。連他們自己也互相看不起,永遠“文人相輕”。除了歐美洋大人之外他們是誰也看不起,更不會替別人的死活著想一絲一毫。他們已經一再證明他們是一群只會吸中國老百姓血汗的冷血“理性”寄生蟲,從來不為絕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謀絲毫利益。所以他們團結不了任何人,沒有任何凝聚力。除了“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之外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說服別人跟自己走。這就使他們極端孤立,極端不得人心。所以他們自以為機密的密室顛覆陰謀一下子就被人暴了光。這就足以看出人心的向背。“精英”們如此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不得人心,還居然妄想取毛澤東締造的共產黨的政權而代之,實在是可悲可笑又可憐。
文章7:應當對改革的成果進行客觀評估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4075105.html
[數學] 于 2006-01-27 19:42:52上貼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可是做了不少的改革。但是,改革是成功的呢?還是失敗的?是整體成功?還是局部成功?是整體失敗?還是局部失敗?這是需要做一個客觀的評估的。結論不應當在評估前,而應當在評估后。
那么,既然要評估,評估的標準是什么呢?達到怎樣的標準就認為成功,達到怎樣的標準就認為失敗呢?
當然,一萬個人就有一萬種標準。但那樣說了都不算。
而鄧小平理論是寫進憲法的,因此,鄧小平理論應當是標準,如果違反鄧小平理論的標準,那就是違憲行為。
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鄧小平還說:“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那么,鄧小平的這兩句話就可以作為測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
但是,這兩句話還是沒有具體化,就是說,沒有達到一個測量的標準。因此必須有一個定量的東西來測量,理工科式的測量。比如說什么叫兩極分化?我們反正也不能夠搞平均主義。因此,必須有一個測量標準,作為鄧小平理論的進一步體現。
還有,就是評估改革開放由誰來進行?如果有人說,由全國人民來進行,或者由網友來進行,那相當地假大空。
那么我的看法,就是中央應當成立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專門負責按照鄧小平理論對改革的成敗進行評估,因此,這個機構具有一定的制約性。這個機構叫什么名稱?也許可以是中央委員會下面的一個改革評估委員會,也許可以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一個國家機構,也叫改革評估委員會。
這個機構,就相當于一個改革的裁判。實施改革者,是運動員,而評估改革者,是裁判員。
你不能夠讓運動員自己宣布自己勝利,那是不行的,那樣的結果,運動員會永遠宣布自己勝利。比如衛生部進行了改革,然后衛生部宣布自己改革成功。教育部進行了改革,教育部也宣布自己改革成功,那是不算數的。
而沒有具體的裁判也是不行的。你不能夠說,一場球賽沒有裁判,由全體觀眾決定那一隊勝了,那是很亂的。
國務院實際上也是一個改革的運動員,而且是大運動員。因此國務院也不應當自我評估自己成功了。所以我才有這樣一個想法,就是要成立一個改革成敗與否的評估機構。
而且,為什么要有量化的評估呢?如果只是寫文章大罵改革失敗了,那就成了四人幫了,就成了打棍子扣帽子了。只有通過測量,才是公正的,而且,所有的運動員都知道這個測量的標準,就不至于戰戰兢兢,也就有了努力的方向。
這一點中國和美國不同。美國基本上它的政治經濟制度是不改革的,最多你把一些微調叫做改革。因此,美國的總統是沒有大的改革權的,他不能夠決定把參眾兩院變成三個月,或者把總統選舉修改為三年一次,或者決定成立一個中央政治局,或者決定在全國實行公有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行,美國的總統做不到,因為他有制約,他不具有這種改革權。
而中國的領導是有改革權的,是要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動大手術的。有改革權是好事,但也有危險,因為改革權是非常大的權力,是要比美國總統大得多的權力,如果改得不好,象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改革,就把國家給改革崩潰了。因此需要有對改革的制約。
那么,對改革要有制約,就必須要有制約的機構,就必須要有人,通過測量的辦法,來根據鄧小平的理論,來測定,改革是成功還是失敗。
而即使測定改革失敗了,也并不是停止改革的理由,也不是整人的理由。因為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當然有可能摸錯,沒有理由一個人摸錯了大家就破口大罵,認為他缺德,錯了,摸不到石頭了,那么就換一個方向繼續摸。
但是必須要有評估機構,來評估,各個方面的改革,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是效果明顯?還是不明顯?這件事情不應當由改革實施者說,必須由另一個機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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