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玲：尋求變革還是安于現狀——中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測量

 

摘要：本文試圖探討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并由此判斷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基于一項2006年的全國調查數據，筆者設計了一套態度測量量表，區分政治保守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的態度特征，分析中產階級的主要態度傾向。研究發現中國中產階級內部存在著多種價值取向，既有保守主義的成份也有自由主義的成份，中產階級在當前肯定是一種社會穩定力量，但其未來走向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
關鍵詞：中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社會穩定

*作者：李春玲，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E-mail：[email protected]
**本研究受201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社會中間階層發展狀況與趨勢研究（10BSH011）資助。
    
         經濟改革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一個被稱之為中產階級的社會群體逐步增長。特別是21世紀以來，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城市化的迅速推進，以及物質生活條件的普遍提高，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一個數量不斷擴大的中產人群在中國社會出現了。雖然人們對于中產人群的數量和構成，以及是否形成一個階級或階層等問題還有爭論，但不論是專家學者、政府的政策制定者還是普通的社會公眾，都不懷疑這一群體的存在，并且樂觀地預期這一群體在未來數年里的增長勢頭。伴隨著這一群體的增長，有關中產階級的話題成為公眾輿論的一個熱點，同時也是社會學研究領域，特別是社會分層研究領域一個重點關注的問題。社會公眾和學者們對于中產階級的觀察討論涉及諸多問題和視角，最近三、四年，社會學家最關注的問題是：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政治影響，他們的出現是有利于維持社會穩定，還是有可能推進社會變革。對這一問題，理論家們給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研究者們也提供了不同的研究結論，對立雙方的爭論還在持續。針對這一問題，本文通過多組社會政治態度測量指標，試圖把握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價值取向，以此推測他們可能產生的社會政治影響。
    
         一、有關中產階級社會政治功能的爭論
    
         （一）國外相關研究：自由民主政治的推動者還是國家的依附者

        一些西方政治理論家（如李普塞特、亨廷頓和格拉斯曼等人）基于西方社會發展經驗提出了中產階級產生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邏輯聯系。李普塞特（Lipset ，1959；1963）認為，社會富裕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民主之間高度相關，經濟發展和社會富裕意味著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和菱形的社會分層結構（a diamond？？shape social stratification ），因而，產生中產階級的富裕社會必然伴隨著政治民主。
        李普塞特（Lipset，1963：31）也認為，一個國家越是富裕，它實施民主的幾率就越大，這一觀點被后來的一些理論家稱之為政治鐵律（Burkhart Lewis-Beck，1994）。格拉斯曼（Glassman ，1995；1997）從歷史比較視角論證了中產階級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認為中產階級為民主政治提供結構和制度的基礎。亨廷頓也持類似觀點，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第三波民主化進程的最積極支持者來自于都市中產階級。（Huntington ，1991：67）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發生在南歐、拉美和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民主運動。上述西方政治理論家在宏觀層面對中產階級與民主政治必然關聯性的認定，是基于他們對中產階級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微觀層面的觀察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中產階級的行為方式和態度理念往往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民主特征（Lipset ，1963；Glassman ，1995，1997；Eulau，1956；Walsh，Jennings Stocker ，2004）。許多具有西方學術背景的學者（包括一些華人學者）在研究中國中產階級問題時也遵循上述理論思維（Chen Lu，2006；Johnston，2004；Goodman，2008）。

         上述觀點長期以來一直是有關中產階級政治特性的主流理念。然而，一些東亞社會中產階級的研究者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東亞中產階級的獨特政治性格。M.瓊斯和D.布朗等依據東方主義理論對東亞社會中產階級政治取向的特殊性進行解釋，他們認為，由于傳統東方政治文化的影響，東亞中產階級具有政治保守主義傾向并依附于強勢國家（Jones ，1998；Jones Brown，1994）。蕭新煌和蘇耀昌等的研究也指出，東亞中產階級在政治方面表現出矛盾性，一方面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并追求民主，另一方面企求安全穩定和依附于國家（Hsiao，1999，2001，2006；Hsiao So ，1999）。這些研究發現，東亞中產階級的興起往往處于這些社會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國家權力較強并實施經濟干預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中產階級受益于經濟增長和強勢國家，因而他們希望維持社會政治穩定，保障自身經濟利益。

         （二）國內學者的觀點：社會穩定力量還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在國內社會學領域，對于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存在兩種對立的看法。第一種觀點是社會學界的主流觀點，即認為中產階級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他們是維持穩定的社會力量，因為他們持有較為保守的政治理念。李強是提倡這種中產階級理論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響。在任何社會中，中間階層都是維系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力量。第一，中產階級是介于社會高層與低層之間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社會高層與低層之間的沖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和，這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產階級在社會上代表溫和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和沖突觀念就很難有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產階級也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群體，當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多數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龐大穩定的消費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原因（李強，2001：19）。周曉虹也持類似的看法，他認為，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傾向是政治淡漠，即消費前衛、政治后衛（周曉虹，2005）。周曉虹（2002）指出，中國中產階級的幾個主要構成部分——私營企業主、企業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政府官員和事業單位的專業人員——都與國家保持緊密聯系，而且是政府改革開放政策的極大受益者，他們對現存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不會有變革的欲望，或者說，在他們和國家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周曉虹還認為，不僅中國中產階級具有政治保守主義特性，而且大多數社會（包括西方和東方國家）的中產階級都表現出保守主義傾向，他特別引用了米爾斯（2006）對美國中產階級政治性格的描述。

         然而，另一些學者在這一問題上持有相反看法或者對上述觀點提出質疑。其中的一些學者認同李普塞特和亨廷頓的理論，認為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推動力量，中產階級的興起必然引發政治民主變革。

         雖然這些學者一般并不指明中國中產階級會去追求政治變革，但他們往往通過分析或介紹其他國家中產階級成長過程和社會政治變遷，來證明這似乎是一條必然規律（李路曲，2000；郭繼光，2000；杜偉、唐麗霞，2004）。也有學者基于實證研究的結果聲稱，中國中產階級具有社會變革傾向，并指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產階級會是社會穩定器，把中產階級的擴大當作穩定社會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不可靠的，中產階級絕不會靜悄悄地走上歷史舞臺（張翼，2009：249、232）。不過，反對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器觀點的大部分學者并不完全贊同亨廷頓的理論，他們只是對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穩定器的必然性表示懷疑。

         李路路（2008）認為，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彰顯出多種多樣而非單一性的特征，有可能是穩定劑或緩沖器，也可能成為自由主義變革的動力，還有可能依附于威權主義的政體或特殊利益集團而缺乏相對獨立的作用和行為，因而中產階級既可能持有政治保守主義態度，也可能持有政治激進主義或自由主義態度，中產階級采取何種政治態度和發揮何種社會作用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比如經濟發展狀況、政體性質和秩序化程度等）。還有一些學者通過比較研究發現，不同國家中產階級的政治傾向有所不同，即使某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情境中也可能發生政治態度的轉變（曹敏，2006；何平立，2006；劉長江，2006）。
    
         二、研究問題、分析框架和測量指標
    
         （一）研究問題

        雖然不同派別的理論家對中產階級社會政治功能的判斷有所不同，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基于這樣一種推論邏輯：如果中產階級成員持有某種程度的政治保守主義態度，這一群體就可能成為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力量；反之，如果中產階級成員采取某種程度的政治自由主義或政治激進主義立場，這一群體就有可能成為推進政治變革的力量。這一政治變革力量，按照亨廷頓等西方理論家的理解，就是推進威權政體向西方式民主政體轉變的社會勢力。遵行這種推論邏輯，判斷當前中國中產階級是否是一種社會政治穩定力量，首先要詳細考查他們的社會政治態度是保守主義傾向還是自由主義傾向？只有系統考查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我們才能推測其可能發揮的社會政治功能。目前國內社會學者對于中產階級社會政治功能的論述絕大多數是基于理論分析（李強，2001；周曉虹，2002，2005；李路路，2008），僅有少數的研究提供了社會政治態度的實證分析（李路路、李升，2009；劉欣，2009；張翼，2009），這些實證分析一般是在討論其他問題時順帶分析社會態度的階級差異，而非專門分析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僅有張翼的研究對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進行了專門探討，但他也只是把階級變量作為影響社會政治態度的多種因素（包括性別、年齡、教育水平、收入和黨員身份等）之一加以考慮。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深入探討這一問題。通過調查數據分析，基于政治保守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兩分類態度分析框架，系統測量中國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并由此推論中國中產階級可能發揮的社會政治功能。

         （二）分析框架：社會政治價值取向的兩分類——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

        本研究對中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的考查是基于政治保守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兩分類分析框架，采用這一分析框架意味著本研究追隨已有理論觀點的基本推論邏輯：如果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表現出政治保守主義傾向，那么它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反之，如果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呈現出政治自由主義傾向，那么它可能會是推進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

         在建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價值取向的兩分類分析框架之前，要弄清楚這兩種社會政治價值取向的主要特征和區別。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兩種主要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有長久的歷史，在許多國家的政治領域，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被認為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派別。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社會，政治保守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具體含義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筆者只選擇了被政治學家廣泛認同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三個最主要的、相互對立的態度特征（（Eccleshall，1994；Leach，2002；Nisbet ，1986））。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最突出的一個區別就是對待社會變遷的態度差異。保守主義者對待變化或改變持有懷疑態度，他們更愿意維持現狀，而自由主義者通常對現狀不滿，他們更希望社會演進或進步。如果某種社會變遷是不可避免的，保守主義者喜歡漸近式變革，而自由主義者則喜歡較激進變革。第二個突出差異表現在對國家和權威的態度上。保守主義者通常不信任民主，他們更相信權威式的領袖或強有力的國家，而自由主義者則信奉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第三個突出差異表現在對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平的態度上。保守主義者認為維護財產權利比維護公正和公平更重要，而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公平理念應該高于產權。

         基于政治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三個差異，本研究建構三個指標來區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態度：滿意度、權威意識和社會公正意識。

         這三個指標都與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力量和中產階級是社會變革力量的假設相關。表1列出三個指標及其具體含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在這三個方面的具體表現和相應的測量指數。每個態度區分指標通過兩個測量指數來進行測量。

         滿意度指標反映了個人對現實狀況的感受。高滿意度意味著希望維持現狀（保守主義態度傾向），而低滿意度意味著希望社會變革（自由主義態度傾向）。滿意度由兩個指數——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和社會生活滿意度指數——進行測量。權威意識指標反映了個人對國家和政府的態度。強權威意識表明希望維持現有政治體制（保守主義態度傾向），弱權威意識表明希望政治體制改革（自由主義態度傾向）。權威意識由兩個指數——政府信任指數和權威認同指數——進行測量。社會公正意識反映了個人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態度。社會公正意識弱表明對現存的不平等現象有較高的容忍度，意味著愿意接受現存制度安排（保守主義態度傾向），而社會公正意識強則意味著對現存制度安排有較多的批評并希望改變這種狀況（自由主義態度傾向）。社會公平意識用兩個指數：不平等感受指數和沖突意識指數進行測量。

         （三）測量指數和計分方法

         本文的態度測量方法借鑒了政治學家普遍采用的公眾態度調查測量方法，即通過問卷調查被訪者對一系列態度問題的回答，構建態度測量量表，給每一種答案賦以確定的分值，根據得分的高低判斷態度傾向。表2列出了測量6個指數的具體提問，每一個指數都包含了兩個（及以上）提問項目的量表測量，并采用李克特量表的計分方法，每一個指數的得分是相關提問得分的加總。

         各項指數的建構（對具體提問項目的選擇）主要基于理論考慮，同時也輔助于相關的統計手段（Cronbachs Alpha 和因子分析）。首先，根據理論判斷來選擇適合的提問項目，并通過Cronbachs Alpha 來檢測這一組提問是否可以建構一個測量指數。Cronbachs Alpha 是測量一組提問內在一致性的系數，由此可判斷這一組提問是否代表了同一種態度傾向，以及是否可以構成一個態度測量指數。因此，Cronbachs Alpha體現了指數量表的信度，一般而言，Cronbachs Alpha高于0.7表明這一量表有較好的信度。如果Cronbachs Alpha 低于0.7，則說明量表中的各項提問有可能代表不同的態度維度，需要對這些提問進行篩選。對提問項目進行因子分析有助于發現量表是否存在多維度態度，以及是否需要刪除某項提問。本研究所構建的6個指數有4個指數的Cronbachs Alpha 高于0.7：社會生活滿意度指數為0.77，政府信任指數為0.72，不平等感受指數為0.84，沖突意識指數為0.72.因此，這4個測量指數的信度較高。但另2個指數的CronbachsAlpha 低于0.7：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為0.61，權威認同指數為0.66.筆者對這2個指數的提問項目進行了因子分析，以判斷是否相關提問代表了不同的態度維度從而導致內部一致性較低。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的Cronbachs Alpha較低，說明這一指數的兩個提問之間的關聯度不高，即在過去5年里生活水平提高的人未必就預期未來5年里生活水平還會提高。雖然單純從統計指標來看，這兩個提問構成的量表信度略低，但是仔細考慮這兩個提問的具體含義和這一指數所要測量的態度內容，筆者認為這兩個提問應該代表著同一維度的態度傾向。一般而言，對兩項提問都給予肯定回答（過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且認為未來5年還會繼續提高）的人，其個人生活滿意度應該會高于僅對一項提問給予肯定回答的人，反之，對兩項提問都給予否定回答的人，其個人生活滿意度應該低于僅否定一項提問的人。

         因子分析結果也證實了這一判斷，兩項提問的因子分析只得出了一個因子，而且兩項提問的因子負荷都高達0.845.因此，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應該可以接受。權威認同指數的Cronbachs Alpha 略低于0.7，因子分析的結果只得出1個因子，所有6個提問的因子負荷都高于0.56.這表明，這6項提問代表了同一維度的態度傾向，因此，權威認同指數應該可以接受。
    
         三、中產階級的概念界定和分類
    
         （一）中產階級概念界定的多元性

         社會學界有一種通常的說法，有多少個階級理論家就有多少種階級概念的定義，這句話完全適用于中產階級的界定。對于中產階級的確定含義和具體分類標準可謂多種多樣，很難說哪一種概念界定最為正確，也沒有哪一種分類體系得到普遍公認。人們只是在一般意義上對中產階級的某些社會特征有一些共識，比如，他們在社會地位等級分層和收入水平等級分層中處于中間位置，他們大多是受薪的白領職業人員，他們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等等。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社會，人們對中產階級的一般性理解也會有所不同。在當今歐洲發達社會，所謂的中產階級是指一般人或普通人，只要他不是富人也不是窮人，那他就算是中產階級。在當今的美國社會，有著穩定工作的白領受薪人員——比較典型的是從事白領工作的白種人——就是中產階級。

         這種中產階級的概念與當前中國民眾對中產階級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李春玲，2009）。對中產階級概念的多元理解也許是一種合理現象，因為中產階級是處于社會中間位置的一群人，其邊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研究人員出于學術研究（特別是數據分析）的需要，必須依據明確的分類標準做出精準的中產階級劃分，分類結果往往在某些方面與人們對中產階級的一般性理解有所差別。這是因為在具備中產階級典型特征的人群與完全不屬于中產階級的人群之間存在著大量人員，研究者必然根據分類標準確定他們應歸類為中產階級、下層階級（工人階級）或上層階級（精英階級）。對于這一難解的問題，研究者采取的策略是根據具體研究需要選擇適當的分類指標，而分類指標的不同也導致了對中產階級概念的不同界定。一般而言，對于具備中產階級典型特征的人群，不同分類框架的分類結果都是一樣的，即被歸為中產階級，但對處于模糊地帶的人群，不同分類框架的分類結果則有可能不同，這也導致了不同分類框架對于中產階級人數規模的估計不同和對于中產階級概念具體界定不同。我們雖然不能說某種中產階級概念界定最正確或最不正確，但可以判斷某種中產階級分類框架是否適用于某一問題的研究。

         （二）本研究的中產階級分類

         本研究依據調查數據資料對中產階級態度進行分析，這就需要一種明確的中產階級概念界定和分類框架。筆者并不打算對中產階級概念界定和分類標準進行詳細的理論分析，僅對本研究采用的中產階級分類框架進行一些說明。本研究采用的是東亞中產階級比較研究項目（EAMC Project ）設計的中產階級分類框架。EAMC項目是由多個東亞國家和地區學者參與的中產階級比較研究項目，研究者在比較了E.O.賴特和戈德索普的階級分類框架（Wright ，1979，1985；Goldthorpe，1987；李春玲，2005）之后，認為戈德索普的階級分類框架更適用于亞洲社會的中產階級劃分和研究，基于戈德索普的階級分類框架，他們設計了一個6類階級的分類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展開東亞中產階級比較研究（Hisao ，1999：9）。

        EAMC階級分類對戈德索普階級分類框架一個最明顯的修正是劃分出了一個資產階級（見表3）。理論界（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家）對戈德索普階級分類框架一個最嚴厲的批評就是它掩蓋了資產階級的存在，這個階級雖然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絕不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群體，他們在當代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中占據了重要位置，EAMC 項目的研究者認為在亞洲社會也是如此。EAMC項目的六階級分類中，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被歸為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主要由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經理人員和政府官員組成，這一群體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核心。老中產階級是由小雇主、小業主和自雇人員（在中國主要是指個體工商戶和個體經營者）組成。邊緣中產階級是指較低層次的白領工作人員（如普通辦公人員和企業業務人員等）。這種中產階級界定意味著中產階級并非是一個完全相似的整體，其內部存在著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在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政治態度上存在明顯差異。EAMC項目的研究者把資產階級歸為在中產階級之中的一個上層階級，而工人階級則是在中產階級之下的一個下層階級。

         筆者之所以選擇EAMC項目的階級分類作為本研究的中產階級分類框架，是因為此分類所界定的中產階級概念較符合中國中產階級的現狀，同時有利于捕捉中國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傾向及其復雜性。中國中產階級像大多數東亞社會的中產階級一樣，正處于成長發展階段，與西方發達國家較為成熟的中產階級所不同，發展初期的中產階級內部差異性會表現得更加突出。就目前來看，中國中產階級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也許并不比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差異小。

         新中產階級被認為是現代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在各個方面體現了中產階級的典型特征。研究中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的學者最關注新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價值取向，因為新中產階級成員往往主導著公眾輿論、大眾傳媒和社會思想庫，他們的價值態度很可能成為社會主流價值。

         老中產階級與新中產階級在社會地位、生存狀態和思想觀念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在大多數西方發達社會，當新中產階級興起之時，老中產階級往往走向衰亡，人數大量減少，是一個可以被忽略不計的群體。然而，EAMC 項目的研究發現，與西方發達社會不同，在大多數東亞社會，當新中產階級人數快速增長的時候，老中產階級人數并未相應減少，而是維持著相當的規模，成為東亞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情況則更為特殊，經濟改革之前，老中產階級基本已經消亡，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導致了老中產階級與新中產階級共同增長（見表4）。雖然大中型城市里的新中產階級的數量超過老中產階級，但在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鎮中，老中產階級的數量超過了新中產階級。因此，老中產階級是中國中產階級一個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他們的社會政治態度必然與新中產階級有所不同。邊緣中產階級是處于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的一個群體。他們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與新中產階級較為類似，比如，他們像新中產階級一樣從事白領職業和非體力勞動，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像新中產階級一樣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但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及其就業狀態可能與工人階級較為相似，許多低層白領（包括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收入并不比一般的藍領工人高，有些甚至與從事體力工作的農民工相似。中國的邊緣中產階級還有一個突出特征，即大多數邊緣中產階級成員是年輕人，這是由于低層白領職業崗位（如企業業務人員、公司辦公人員、服務行業的非體力性的服務人員等）偏好于雇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輕人。邊緣中產階級的年輕化和高文化水平特征，使這一群體在社會政治態度方面表現出一些特殊性。與其他中產階級群體相比，邊緣中產階級成員具有更強烈的政治參與愿望和利益表達愿望，他們也更可能對社會現狀表示不滿。在互聯網上發表激烈批評言論的人往往是邊緣中產階級成員。

         筆者在采用EAMC項目的中產階級分類分析中國中產階級問題時，對其中的一個階級歸類做了修正，即企業主階級（資產階級）的階級定位。在EAMC階級分類中，資產階級是位于中產階級之上的上層階級。依照社會學家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論述，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構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原有的兩分類結構中間產生了中產階級，兩極階級結構演變為三分類的階級結構——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企業主階級卻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因為企業主階級是一個新產生的階級，它和老中產階級（個體工商戶）的出現導致了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更為重要的是，企業主階級的出現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產生的一個象征。在當今中國社會的制度環境中，企業主階級并非是一個最具有優勢地位并掌握最多資源的階級。與企業主階級相比，黨政高級官員和大型國有企業的高層經理人員具有更優勢的地位和掌握更多的資源。從這一角度來說，企業主階級并非是居于中產階級之上的一個上層階級，它應該是屬于中產階級的一個部分。基于上述想法，本研究把四個群體——企業主階級、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歸類為中產階級這一大范疇。在這四個群體之上存在著一個上層階級（社會精英群體），它主要由黨政高級官員、大型國有企業的高層經理人員、大企業主和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高級知識分子等組成。由于本研究是基于抽樣調查數據所做的分析，而抽樣調查抽取到上層階級成員的概率極小，因此，本研究的態度測量不可能涵蓋上層階級成員，只能比較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以及中產階級內部不同群體的態度差異。

         （三）中產階級規模及年代變化

         根據EAMC中產階級分類以及一些修正，本文所界定的中產階級包括：企業主階級、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本文依據歷年人口普查數據、1%人口抽樣數據和其他統計數據，以及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估算了不同年代城市中產階級的增長狀況（見表41）。

         在表4中，盡管由于各類數據分類指標不同而導致推算結果并不準確，但比較各年的數據仍能反映城市中產階級增長的趨勢。從1982年到2006年的24年間，城市新中產階級增長約10個百分點，老中產階級在這24年中幾乎是從無到有，比例增長超過10個百分點。同時，邊緣中產階級的數量增長也很明顯，邊緣中產階級的比例增長也大約是10個百分點。邊緣中產階級是新中產階級和老中產階級的后備力量，他們的數量增長預示著中產階級數量還將持續增長。相應的，工人階級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持續下降。
    
         四、數據、變量和方法
     
         （一）數據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6年實施的中國社會狀況調查。該調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區市縣統計資料為基礎進行抽樣框設計，采用分層多階段抽樣方法，共采集了覆蓋全國28個省市區130個縣（市、區）、260個鄉（鎮、街道）、520個村/居委會的7100余家庭戶。然后通過家庭內抽樣的辦法得到有效問卷7063份。慮及中國中產階級成員主要集中在城鎮地區，本研究只選取此調查數據的城鎮樣本，共2894個。

         （二）變量和模型

         筆者采用6個線性回歸模型考查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取向，比較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以及中產階級內部不同群體的態度差異。

         每一個模型針對一個態度測量指數，模型的因變量分別為6個態度測量指數。自變量是5個階級分類——企業家階級、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邊緣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其中工人階級是參照組。模型還包括3個控制變量，分別為性別、年齡和受教育年限1.表5列出了上述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五、分析結果
    
         表6列出5個階級6個態度測量指數的平均得分，可以大致觀察到各階級在個人生活滿意度、社會生活滿意度、政府信任程度、權威認同意識、不平等感受程度和社會沖突意識等方面的異同。表7列出6個態度測量指數的6組回歸模型的回歸系數，這些系數顯示，在控制性別、年齡和教育水平的情況下（即相同性別、年齡和文化水平），各個階級在上述態度是否存在差異。

         （一）個人生活滿意度

         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的平均得分和回歸分析顯示出相同的結果，即在個人生活滿意度方面存在著明顯的階級差異。表6所列各指數的平均得分表明，一個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其成員的個人生活滿意度越高。企業家階級和新中產階級的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得分最高（1.2708和1.4845），其次是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1.0383和1.0218），工人階級的個人生活滿意度最低（0.7479）。由于企業家階級的個案數太少，表7中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回歸模型的企業家階級回歸系數不顯著，但其他3個階級的回歸系數均顯著，且都為正數，表明在相同性別、年齡和教育水平的情況下，三個中產階級群體（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個人生活滿意度明顯高于工人階級。其中，新中產階級的回歸系數最大，說明新中產階級的個人生活滿意度最高。回歸模型中的性別和受教育年限的回歸系數都不顯著，表明不同性別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個人在生活滿意度方面不存在差異。年齡回歸系數是顯著的，且為負數，說明年齡影響了個人生活滿意度，年紀越大的人生活滿意度越低。

         （二）社會生活滿意度

         社會生活滿意度指數得分和回歸系數分析也同樣顯示了階級差異，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階級對社會生活的滿意度越高，不過，并不是所有中產階級群體的社會生活滿意度都高于工人階級。表6所列各階級的社會生活滿意度指數得分中，企業家階級的得分最高（1.7208），其次是新中產階級和老中產階級（1.2581和1.2957），這三個中產階級群體的得分都高于工人階級。但邊緣中產階級的得分（1.0647）卻略低于工人階級（1.0830）。表7中模型2的各階級回歸系數中，僅新中產階級的回歸系數顯著，且為正數，說明在相同性別、年齡和教育水平的情況下，新中產階級的社會生活滿意度明顯高于其他階級。企業家階級的回歸系數由于個案少而不顯著，但從表6可以看出，企業家階級的社會生活滿意度應該是高于其他階級。總體而言，企業家階級和新中產階級的社會生活滿意度明顯高于邊緣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而邊緣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社會生活滿意度沒有明顯差異。老中產階級的平均得分和回歸系數都高于邊緣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但回歸系數不顯著。這說明老中產階級內部對社會生活的評價差異較大，有一部分成員的社會生活滿意度高于邊緣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但另一部分成員的滿意度與這兩個階級相似。表7中模型2的性別、年齡和受教育年限3個控制變量都不顯著，意味著在社會生活滿意度方面三者沒有差異。

         （三）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表6數據顯示，除了企業家階級以外，其他階級的政府信任指數得分都相當接近。企業家階級的得分（4.4877）遠遠高于其他階級（在3.5607-3.7317之間）。表7中模型3的所有階級回歸系數都不顯著，說明各階級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基本相似。只有企業家階級的回歸系數明顯大于其他階級，但由于個案少而不顯著。這也許表明企業家階級對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其他階級1.另外，性別和教育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沒有影響（其回歸系數不顯著），但年齡回歸系數是顯著的，即表明年長的人對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年輕人。

         （四）權威認同程度

         權威認同指數的平均得分和回歸分析都顯示出中產階級內部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表6所列出的各階級權威認同指數得分中，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得分是負數，并且新中產階級的負數得分明顯大于邊緣中產階級（1.5608和0.8535）。企業家階級、老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得分是正數，并且數值相當接近（0.5825、0.7055和0.5009）。表7中模型4的回歸分析顯示出相同結果，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回歸系數是顯著的，且為負數，同時新中產階級的負數回歸系數絕對值大于邊緣中產階級。其他三個階級——企業主階級、老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回歸系數都是正數且不顯著，表明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權威認同意識明顯低于其他階級。換句話說，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有較多的民主意識，與企業主階級、老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相比，他們更不可能支持威權政體國家，其中新中產階級的民主意識最強。老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權威認同意識較為接近。回歸模型中的企業家階級回歸系數雖然不顯著，但其數值明顯大于老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可能意味著企業家階級的權威認同意識最強，最可能支持威權政體國家。上述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權威意識方面，中產階級內部似乎割裂為兩個部分：一是擁有經濟資本的中產階級群體（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其成員的權威認同意識較強、更可能支持威權政體；二是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中產階級群體（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其成員擁有較多民主意識。另外，年齡和受教育年限回歸系數是顯著的，教育水平越高，權威認同意識越弱，民主意識越強；年紀越大權威認同意識越強，民主意識越弱。性別回歸系數不顯著。

         （五）不平等感受程度

         不平等感受指數的平均得分和回歸分析也顯示中產階級內部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表6的平均得分顯示，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的平均得分（6.0967和1.5397）遠低于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0.2890和0.0533），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平均得分與工人階級（0.3740）相近。表7中模型5的回歸系數也得出相似結果。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不平等感受程度與工人階級沒有明顯差異（回歸系數不顯著），而老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顯著差異（回歸系數顯著），企業家階級回歸系數不顯著（個案太少），但回歸系數很大。

         綜合平均得分和回歸系數的結果，企業家階級的不平等感受最弱、對不平等現象的容忍度最高，老中產階級的不平等感受也比較弱，而新中產階級、邊緣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不平等感受較強，其中邊緣中產階級的不平等感受最強，對不平等現象的容忍度最低。不平等感受指數的數據分析結果也顯示中產階級內部的割裂現象，在不平等感受方面，擁有經濟資本的中產階級群體（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對不平等現象的容忍度較高，而擁有文化資本的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則對不平等現象的容忍度較低、期望更多的社會公平。表7的回歸系數顯示，在不平等感受程度方面，不存在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的差異。

         （六）社會沖突意識

         表6的沖突意識指數平均得分同樣顯示了中產階級內部的群體差異。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沖突意識指數得分明顯高于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得分則略高于企業主階級和老中產階級。表7中模型6的回歸分析結果與平均得分略有不同，僅有邊緣中產階級的回歸系數是顯著的，其他階級的回歸系數都不顯著。這說明在控制了性別、年齡和教育水平的情況下，只有邊緣中產階級的社會沖突意識與工人階級有所不同，其他中產階級群體則與工人階級無明顯差異。新中產階級的沖突意識指數得分雖然很高，但其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新中產階級內部差異很大，一部分成員的社會沖突意識很強，但另一部分成員的社會沖突意識較弱。綜合指數得分和回歸系數來看，邊緣中產階級擁有比其他階級更強的社會沖突意識，其他階級的社會沖突意識水平相差不大。另外，教育水平對社會沖突意識的強弱具有明顯影響（受教育年限的回歸系數顯著），文化水平越高的人，社會沖突意識越強。性別和年齡這兩個因素對沖突意識強弱沒有產生顯著性影響。
    
         六、結論和討論
    
         （一）對待社會政治變遷的態度

         通過測量個人生活滿意度和社會生活滿意度指數可以預測中產階級對社會政治變遷的態度。個人生活滿意度指數測量結果顯示，所有中產階級群體都表現出較高的個人生活滿意度。其中，新中產階級的滿意度最高。同時，所有中產階級群體的個人生活滿意度都高于工人階級。不僅指數得分和回歸分析顯示中產階級較高的生活滿意度，答題選項的百分比也表明了同樣的結果1.72%的新中產階級成員聲稱最近5年里他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68.8%的新中產階級成員預期在未來5年里他們的生活還將進一步提高。企業家階級、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相應百分比略低于新中產階級但明顯高于工人階級。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對個人生活滿意度較高，這預示著中國中產階級——尤其是新中產階級，很可能傾向于維持現狀，對于可能發生的社會政治變遷，有可能采取謹慎態度，因為社會動蕩將會影響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中產階級表現出政治保守主義傾向。

         在社會生活滿意度方面，指數測量的結果是中產階級內部各群體之間有所差異。企業家階級和新中產階級的滿意度最高，而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滿意度較低，其滿意程度與工人階級相似。超過90%的企業家和80.1%的新中產階級成員聲稱社會穩定或比較穩定，86%的企業家和76.4%的新中產階級成員聲稱社會和諧或比較和諧。

         工人階級、邊緣中產階級和老中產階級對社會生活的評價明顯低于前兩個階級，但這三個階級也有大約70%的成員認為社會是穩定的和社會是和諧的。這表明中產階級上層——企業家階級和新中產階級，更希望維持現有社會秩序，更可能反對社會變動，即具有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而中產階級下層——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保守主義傾向較弱。

         總體而言，由于中產階級成員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基本滿意，他們對社會政治變遷的態度傾向于保守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并且中產階級上層的保守主義傾向要比中產階級下層更加強烈。

         （二）對待國家和權威的態度

         政府信任指數和權威意識指數反映了中產階級對于當前政府執政的綜合評價，以及對現存政體和國家權力的認同程度。政府信任指數的測量顯示出，中產階級各個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度與工人階級差異不大，中產階級內部差異也不明顯，只有企業家階級似乎比其他階級更信任政府，但由于個案太少而無法確定此結論。答題選項的百分比則顯示出，5個階級都表現出對政府相當高的信任度，尤其是對中央政府的信任。98.6%的企業家階級、94.1%的新中產階級、94.8%的老中產階級、95.4%的邊緣中產階級和94.2%的工人階級表示信任中央政府。

         不過，對地方地府和其他幾個政府部門的信任度（在65%至75%之間）明顯低于對中央政府的信任。這表明中產階級雖然對政府工作的某些方面和某些政府部門有諸多批評指責，但對國家最高權力部門仍保持較高程度的支持，意味著他們認可現存政體的繼續維持，是政治保守主義態度的表現。

        在國家權威意識的認同上，中產階級內部凸顯出差異性。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表現出較多的民主意識和較少的權威認同，傾向于自由主義價值；而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則持有較強的權威意識和較弱的民主意識，傾向于保守主義價值。工人階級在這方面的態度與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較為接近。

         上述結果說明，在對待國家和權威的態度方面，中產階級內部具有不同傾向，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表現出更強烈的政治保守主義取向，支持現存政府并認可威權政體，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較弱，雖然支持現存政府，但期望更多的民主參與。總體而言，中產階級在對待國家態度上都表現出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他們（與工人階級一樣）高度信任中央政府。擁有較多民主意識的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也同樣高度支持中央政府，意味著即使他們持有部分自由主義價值理念，他們所希望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只是改良性的和漸進式的，而非動搖現存政體。

         （三）對社會不平等的態度

         在社會公正理念方面，中產階級內部呈現出割裂現象。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表現出明顯的保守主義傾向，他們對社會不平等現象容忍度更高；而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則期望更高程度的社會平等，他們的社會不平等感受程度與工人階級相似，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表現出明顯的政治自由主義傾向。

         另外，邊緣中產階級和新中產階級部分成員的社會沖突意識十分強烈，36.8%的邊緣中產階級和41.1%的新中產階級認為社會群體之間存在較大的或嚴重的利益沖突，54.2%的邊緣中產階級和58.6%的新中產階級聲稱群體利益沖突可能會激化或絕對會激化，而老中產階級在上述兩個問題的相應比例分別為31.0%和39.0%，企業家階級的相應比例則更低。工人階級的態度介于兩者之間，他們的社會沖突意識弱于邊緣中產階級和新中產階級，但強于老中產階級和企業家階級。越強的利益沖突意識，意味著越強烈地感受到上層階級或壟斷集團對下層階級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剝奪，同時也意味著對現存不平等現象越強烈的批評，這是一種明顯的政治自由主義取向。

         中產階級的內部不同群體對于社會公平的不同態度顯示出中產階級的內部分化，擁有經濟資本的中產階級（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表現出政治保守主義傾向，而擁有文化資本的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則傾向于政治自由主義。

         （四）年齡和教育水平的影響

         年齡和教育水平對上述三個方面的社會政治態度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總體而言，年輕人表現出更多的政治自由主義傾向，老年人表現出較多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年紀越輕的人，民主意識越強，權威意識越弱，對政府的信任度越低。同時，教育水平較高的人表現出更多的政治自由主義傾向，而教育水平較低的人表現較多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教育水平越高，民主意識和社會沖突意識越強。

         （五）最終結論：社會穩定力量或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張翼（2009：234）在《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器嗎》中提出如下設定：如果中產階級在社會政治態度方面比其他階級更傾向于保守主義，那么它就會成為社會穩定器；如果相反，中產階級持有比其他階級更激進的社會政治態度，那么它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潛在制造者。本文的態度測量結果顯示出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態度差異，但不能確定地說，中產階級比工人階級更保守或者比工人階級更激進。在某些態度上，比如個人生活滿意度，中產階級表現出比工人階級更加保守的傾向，但在另一些態度上，比如權威意識方面，中產階級則顯示出比工人階級更強的自由主義傾向。因此，還很難直接判斷中產階級到底是社會穩定器還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本文認為，最重要的或者最有意義的差異不是存在于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而是存在于中產階級內部的不同群體之間。持有不同態度取向的中產階級群體發揮著不同社會功能，對于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產生著不同的影響。新中產階級——作為擁有最多文化資本和最廣泛社會影響力的群體，持有矛盾性的社會政治態度，是政治保守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結合體。與其他階級相比，新中產階級成員有最強的民主意識，說明他們可能會成為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們對個人生活現狀和社會生活現狀表現出極高的滿意度，因為他們是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持有如此態度的新中產階級肯定不希望發生劇烈的社會政治變動，雖然他們有可能期望更多的民主參與機會，但他們更可能傾向于選擇漸進式的、不影響社會穩定的民主發展道路。擁有較多經濟資本的企業家階級和老中產階級所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顯示了更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他們的民主意識較弱而權威意識較強，更可能支持威權政體，并且社會公平理念較為淡薄。作為中產階級下層的邊緣中產階級則可能成為最具有自由主義取向的中產階級群體，他們的社會公正理念最強，對下層民眾的疾苦最為同情，民主意識較強。在網絡上對政府和社會現實發表最激烈批評意見的人大多數是邊緣中產階級成員。邊緣中產階級的主體部分是80后青年，他們文化水平較高，熟練掌握網絡交流工具，關心社會問題并熱衷于發表意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但他們也是承受市場競爭壓力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就業壓力和房價壓力嚴重阻礙了他們中產階級夢想的實現——上升到新中產階級隊伍并過上真正的中產階級生活。夢想與現實差距導致的焦慮心態有可能激發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并且也有可能成為激進政治自由主義的溫床。如果說中產階級當中有哪一個群體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潛在制造者，那就是邊緣中產階級。

         教育水平與政治自由主義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年齡則與之存在負相關關系，年紀輕和文化水平較高的人的社會政治態度具有較明顯的自由主義色彩，尤其在民主意識方面。這預示著中產階級的保守主義傾向有可能會弱化，而自由主義傾向將會增強，因為會有越來越多擁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年輕人加入中產階級隊伍。

         總之，中國中產階級內部存在著多種價值取向，既有保守主義的成分也有自由主義的成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對現狀較為滿意，對政府較為支持，一部分成員期望更多的政治民主和社會公正。這種復雜和矛盾的社會政治態度預示著中國的中產階級可能會選擇第三條道路——漸進式的、穩步的社會政治轉型。因此，中產階級在當前肯定是一種社會穩定力量，但其未來走向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如果擁有較多激進自由主義思想的年輕人加入中產階級隊伍，或者邊緣中產階級成員焦慮心態進一步蔓延，或者中產階級上層（企業家階級和新中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下層（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拉大而導致價值取向的割裂，都有增強中產階級成為潛在不穩定因素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擁有較多自由主義思想的邊緣中產階級成員隨著年齡增長和社會經濟地位改善，并順利加入中產階級上層隊伍，他們的保守主義意識就會增強，中產階級將會繼續發揮社會穩定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