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

       

         2009年12月16日，北京的冬天寒氣逼人。筆者的心情和天氣狀況有幾分相似。在香山腳下的辦公室里，我向《世界博覽》記者講述了這個冬天發生的重大事件——農業部為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轉基因水稻頒發了安全證書，預示著轉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為時不遠，此事引起了廣大民眾的擔憂。我對此事的第一感覺就是：“轉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對于食用者和整個生態環境而言，弊大于利！”

 

        這次農業部頒發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在科學界內部，只有筆者和環保部生物安全首席專家、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薛達元教授，對該證書的獲批、商業化種植前景提出了公開的質疑。此外，綠色和平組織也對此事表示了極大的擔憂, 媒體一片沸騰。
   
        面對大眾和媒體的質疑，以華中農業大學生物科學傳媒中心為代表的國內科學界，撰文對此事進行了辯駁和澄清。另外，人民網還邀請了三位“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就轉基因水稻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解答。
   
        “在毒理學評價方面，轉基因水稻的大鼠試驗結果表明，對試驗動物未見不良影響。”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楊曉光，以動物實驗數據，推測出轉基因水稻對人體沒有負面影響，“長期食用也沒有任何危害！”
   
        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也指出，轉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盡管迄今還沒有以人為實驗對象的轉基因食物實驗，但是方舟子以“嚴謹的科學邏輯”推測出了“確鑿的科學結論”：轉基因食品可放心食用。
    
         人類自從起源以來，利用所有的科學知識積累，動用全球的財富，集中全球最優秀的科學家，尚不能創造小小蒼蠅這樣一個物種。轉基因技術企圖干預生物進化的軌跡，他們不能創造物種，但可以按科學家的意愿再“創造”和“改造”生物。但是，這樣的粗暴干涉和改造注定要付出生態環境和健康的代價。
   
        由于基因決定蛋白質合成，水稻基因組轉入一個外源基因片段，這個水稻就會編碼合成特定的蛋白質。害蟲吃了這種含毒蛋白水稻的葉子，就可被毒害致死。這便是轉基因技術的基本原理。轉基因技術作為生物技術時代的標志之一，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1983年，美國科學家在實驗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轉基因煙草，標志著轉基因植物的誕生，而不可思議的是，美國專利局竟然批準了轉基因植物專利，從此展開了全球范圍內的轉基因競爭。物種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怎么能發現了其中一個基因片段就宣布物種歸己所有呢？只有西方的邏輯，才造就了轉基因生物這樣的“怪胎”。1994年，美國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轉基因大豆及轉基因番茄，并獲得美國國家準許的推廣資格，轉基因作物的產業化和市場化從此開始。
   
        以孟山都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公司在生物產品商業化應用的前景下應運而生。時至21世紀，轉基因農作物產品作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為世界貿易競爭的主角。生物公司商業化研發并生產轉基因作物，引領了植物轉基因技術發展的潮流，又為公司收獲了巨大的經濟利潤，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動力機制。

 

        然而，就在商業化生產的同時，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引發了一系列科技倫理方面的爭議。拋開人類能否干預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說，單是發生在1998年的“轉基因馬鈴薯事件”就讓全球民眾恐慌了一把——英國科學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電視節目上宣稱，用某種轉基因的馬鈴薯喂養大鼠，會導致大鼠體重及器官重量嚴重減輕，免疫系統被損壞。
   
        該事件是第一個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們對轉基因的抵制從英國波及到了整個歐洲。查爾斯王儲曾這樣說：“人類企圖插足某個神圣的領域，然而我不打算讓朋友和家人食用轉基因食品。”
   
        查爾斯王子的言論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歐洲民眾的響應。此后，關于反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生物實驗的呼聲和活動就沒有停止過。鑒于此，歐洲的轉基因技術一般僅限于實驗室，在商業化種植方面則較為保守。而在生物技術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國，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和商業化種植都較為積極。
   
        然而，筆者在文章引用上述例子時，遭到了反對者的無情諷刺，成為華中農業大學生物科學傳媒中心反駁筆者的例證。博文《蔣高明對轉基因的質疑可以休矣》有這樣的句子：“由于普斯陶伊的實驗工作差錯百出，其結論是不可信的。隨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勸退普斯陶伊，并聲明不再對其言論負責。這個10年前已有定論的事件，現在還被蔣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來炒作，顯然是很不嚴肅、很不負責的，有‘忽悠’公眾之嫌。”
   
        多謝《世界博覽》記者侯福龍的文章，他在文章《基因為誰而“轉”？》一文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實，給筆者恢復了聲譽。“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的。著名黑猩猩研究專家珍古道爾在最近發表的著作《希望的收獲——食品安全關乎我們的心靈》中寫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學家出面為其辯護，極力維護其科學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重新發表。” “一方是生物技術公司的商業利潤，另一方是人類、動物和環境的健康，爭論會持續下去。珍古道爾在無意間揭示了科學領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侯福龍在文中寫道。
   
        1962年，美國著名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科學共同體”進行了全面的定義——有共同的探索目標、掌握著大致相同的文獻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學理論的一群科學家，就組成了一個科學共同體。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話，科學共同體相當于黨派，科學革命則相當于政治制度的變革。科學的發展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替代另一個的過程，庫恩將其稱為“科學的革命”。比如，牛頓和愛因斯坦就屬于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因為他們對物理學的基本假設持不同觀點。如果他倆能見上面，一定會吵得面紅耳赤。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田松副教授告訴記者：“研究某領域的科學家，絕對不說該領域的壞處，只有說他好，才會拿到基金，拿到課題。而個別有道德感的科學家，即使站出來，指責自己領域的問題，也會迅速地被邊緣化，被這個領域所拋棄，所以從科學共同體內部反思本領域的科學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悖論。”
   
        這就解釋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實驗引起的恐慌使轉基因公司損失慘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術公司的轉基因科學家群體喪失大量資助。從普斯陶伊的遭遇可以看出，在“科學共同體”維護其團體利益的過程，就是剔除異己的過程。
       
        轉基因鼻祖英國向來都遵守“潛在風險原則”。比如轉基因食品對人體的影響，在當下表現不出來，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現出來，這就叫潛在風險。也就是說，在轉基因種植不能排除潛在風險的情況下，科學家和政府一般持謹慎的態度。對于相關科技政策的決定，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取一種“共識會議”的形式，對科學進行大眾科普，科學家將科學知識、正面和反面的科學后果講述給參與的公眾。公眾是科學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眾有權利知道轉基因作物的危害；公眾也有權利參與轉基因水稻的審批過程。

   

        國際轉基因安全管理條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中明確指出，轉基因生物的決策過程，公眾有絕對的參與和決策權。2000年，中國在該“議定書”上鄭重簽名；2005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議定書”。然而，中國公眾在重大的科學事件中，尤其類似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頒發這樣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舊是不明朗的。

 

        除卻安全性，轉基因食品導致生態環境的破壞更大有前車之鑒。1999年“帝王蝶事件”、2001年“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轉基因玉米混進美國大豆事件”、2006年“轉基因大馬哈魚逃逸事件”等等所有這樣的例子，轉基因科學家并沒有向公眾介紹，而是有意夸大其“利”，掩飾其“害”。包括阿根廷在轉基因巨頭鼓吹下放棄國家糧食主權等例子，轉基因科學家也沒有告訴公眾。

   

        轉基因科學家、農業轉基因安全委員會的專家們，不為大眾“科普”轉基因食品的潛在危害，而是以科學家十足的傲氣，預測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及對人體無任何損害。他們的這種“科學”態度，本身就應該接受公眾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