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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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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隱藏]
1 簡介
2 職務
3 個人履歷
4 主要著作
5 主要理論及言論
5.1 主要理論：
5.2 主要言論：
5.2.1 關于經濟改革：
5.2.2 關于政治改革：
5.2.3 關于社會貧富分化：
5.2.4 關于市場換技術：
6 人物簡評
7 參考文獻
 

[編輯] 簡介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中國江蘇武進人，當代中國著名主流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現工作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

吳敬璉的母親鄧季惺是著名的女報人，吳的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都是《新民報》（《新民晚報》前身）的創辦人。 　

吳敬璉1948年南京金陵中學畢業，1950年入金陵大學經濟系，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轉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54年畢業。1955年到1956年跟阿·畢爾曼，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1956年到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1983年至1984年7月一度赴美國耶魯大學進行調查研究。1984年以來，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第九屆、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改革》、《比較》雜志主編。在耶魯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任客座研究員或客座教授。

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獲得中國經濟學的最高獎—孫冶方獎； 2003年獲國際管理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杰出成就獎； 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杰出貢獻獎。

[編輯] 職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中國聯通獨立董事

[編輯] 個人履歷
1954-1984年中國科學院(后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55-1956年跟后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 　
1979——198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 　
1979年開始,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
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1984年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做訪問研究員
1983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984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198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 　　
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其中1984～1989年任常務干事，1985～1990年任動態組組長 　　
1985年至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主編 　　
1990年英國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評議會委員 　　
1992年起《改革》雜志主編 　　
1994年 美國 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 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員 　　
1999年 匈牙利 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員 　　
[編輯] 主要著作
《經濟改革問題探索》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 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90（俄文版）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與周小川、樓繼偉等合作) 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 　　
《中國經濟的動態分析和對策研究》(與胡季等合作)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吳敬璉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論競爭性市場體制》(與劉吉瑞合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 　　
《通向市場經濟之路》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2 日本THE SIMUL PRESS INC. 1995 日文版 　　
《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 　　
《市場經濟的培育和運作》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 　　
《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合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合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構筑市場經濟的基礎結構》，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 　　
《何處尋求大智慧》，北京三聯書店1997 　　
《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合著) 中國發展出版社1998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改革：我們正在闖大關》北京三聯書店2001 　　
《十年紛紜話股市》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制度重于技術》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 　　
《轉軌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吳敬璉自選集（1980-2003）》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吳敬璉專集》山西經濟出版社2005（首屆中國經濟杰出貢獻獎獲獎者叢書）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修訂版）上海遠東出版社2006 　　
《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三聯書店2007

[編輯] 主要理論及言論
[編輯] 主要理論：
作為中國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重量級代表人物，其理論也是以私有產權制度和市場經濟為核心，認為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是配置資源的最佳方式，中國應該限制、縮減國有企業規模，大力發展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有“吳市場”之稱。在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的現實之后，吳敬璉認為中國改革進入了攻堅闖關階段，改革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是因為改革不徹底造成的，例如吳認為是行政壟斷、權力尋租和國企的壟斷造成了貪污腐敗的日益嚴重，貧富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人民生活越來越得不到保障。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加大改革力度，進一步實行國企私有化，尤其要大力推進政治制度改革，讓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轉型為公共服務型的小政府。吳還堅決反對采用稅收方式調節貧富兩極分化。吳認為歐美式的政治經濟制度就是理想化的制度模式，也是中國改革的目標。

[編輯] 主要言論：
[編輯] 關于經濟改革：
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間逐漸形成的……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種體制目標模式：（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響逐漸消退的同時，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風。大體說來，在后兩種模式中，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鐘愛，而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不過，雖然這兩種模式在政府的作用問題上存在原則性的差別，但在當時命令經濟還占有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最終目標的人們，也往往認為在落后經濟高速發展的沖刺中，強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從1984年以后的中國黨政領導機關的文獻可以看到，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而在規定具體措施時，則有更多模式（3）的內容。這樣，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員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形成一種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應當說，從這時開始，就不再是“摸著石頭過河”了。【1】 經濟領域的改革努力，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例如，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二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當世紀之交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占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這種趨勢必須扭轉……【2】 [編輯] 關于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承諾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個年頭。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路可尋……【3】 [編輯] 關于社會貧富分化：
是機會不平等造成我們當前貧富差距拉得更大。第一個因素是腐敗，腐敗造成的不平等占多大分量？應該占主要。……另外一個因素是壟斷，壟斷部門收入非常高，這是機會不平等……【4】 [編輯] 關于市場換技術：
現在有一種輿論,改革開放多年了,技術沒有換到,政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有些片面的……有人說,外方對技術進行封鎖,但我覺得我們也應該從另一個方面找找自己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存在一些問題就排斥外國企業【5】 [編輯] 人物簡評
吳敬璉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泰斗，新自由主義的重量級代表人物，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而他的理論和言行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一方面，他被主流媒體譽為“真正的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是媒體和公眾眼中的“學術明星”，另一方面又被人們批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御用文人、走狗”、“學閥、學棍”、“墻頭草”、“投機分子”。

吳敬璉年輕時思想“激進”，例如他曾經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對自己的母親說：“你以后不要坐沙發了”，因為“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么要坐沙發呢”【6】，他還多次公開表示“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其家人都瞠目結舌【7】。吳敬璉自稱自己骨子里是個民主主義者，并且與1949年之后的現實體制不融洽，但這樣的人竟然曾經是“極左”思想的載體，他的政策主張比毛澤東還要左十倍……吳敬璉還曾經在于光遠先生的直接領導之下，是四清時期深揭狠批孫冶方的兩員干將之一，一口咬定“按勞分配”和“貨幣交換”是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吳敬璉先生還認為“利息體現剝削”而主張取消；到了1980年代之后搖身一變，竟然成為“吳市場”，讓人大跌眼鏡……正是基于吳敬璉思想的前后反差之大，甚至截然相反，很難使人相信他懷有什么學術或者認識上的真誠，而只是為了追求職業利益和學術話語權。【8】

而自從上世紀80年代吳敬璉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美國進修了一年之后，就已經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信徒，整個學術思想完全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那一套，尤其對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崇拜得五體投地。其后吳敬璉的主要思想正如他在與《中國經濟時報》的對話錄中說明的，“明確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的新的經濟體制就是在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問題的關鍵在于用市場取代計劃來進行經濟資源的配置，決定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為誰生產、如何分配等微觀經濟問題。……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國大力推行的經濟、政治模式：自由市場經濟加票選民主。【9】 吳敬璉在論證市場取向型改革時，都是原則性的和推理型的，缺乏實證研究與現實對照。他只是下結論式地簡單羅列了市場經濟怎么怎么好，市場經濟的對立面――計劃經濟配置資源是極端的壞。對于市場經濟在中國實施過程中的問題，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怎么才能解決，他并不關心，吳市場最關心的是誰來負責，吳市場說舊體制應該為今天的現實經濟問題負責。所以當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社會矛盾加劇，貧富分化嚴重，貪污腐敗橫行時，吳敬璉說這是由于改革力度不夠造成的，應該繼續加大改革力度，繼續進行國企私有化，大力推進憲政民主政治制度改革。而且吳敬璉宣稱全部真理都在他那一批人手里，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就是“想渾水摸魚”，“開倒車”，“打擊改革”“反改革”，甚至是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10】

路河在評吳敬璉的文章中說道：【11】

“生產資料所有權是一個社會最根本性的權力，比政治權力更重要更根本的權力……在吳敬璉所鼓吹的自由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下，生產資料已經被資產階級寡頭壟斷，資本、資產階級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統治性的力量。由于絕大部分企業已經是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主人是資本家而不是勞動者。中國社會從公有制轉變到市場經濟私有制，人數極少的資本家壟斷了眾多企業的所有權、壟斷了生產資料，人數眾多的勞動者則喪失了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資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勞動，通過壟斷生產資料這種強大的、根本性權力就可以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大部分勞動，這種占有，就是資本剝削。資本家階級既然已經在企業里、在市場里、在經濟領域擁有絕對的權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會的政治權力——立法、司法、行政、媒體、軍隊，也會必然控制這個社會的文化權力。市場社會當中的官僚與學者，往往都是將追求個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標的首位。當經濟資源被資產階級壟斷的情況下，為資產階級服務，便是官僚與學者獲得個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徑。所以，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就是一個資產階級主導的，與官僚與學者聯盟的，對普通勞動者進行剝削、專政的社會。”“資本家剝削對兩極分化的貢獻比官員腐敗對兩極分化的貢獻要大很多。蘇聯解體前，右派官員們的腐敗已經達到了頂點，但由于在公有制條件下，其獲得財富受到種種限制，而且其腐敗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脅。正是這批右派腐敗官員推動了蘇聯的解體，搖身一變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成為寡頭資本家。我們看到，蘇聯東歐地區在解體后實行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數迅速上升。” “政府權力干預影響市場經濟，存在兩種情況：
第一，政府權力為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等勞動者服務，比如建立工人當家做主的國有企業，徹底消滅資本家的剝削，再比如征收資本家的高額稅收，建立福利國家，限制資本家的剝削，再比如設定嚴格的法律，限制資本家階級的投機牟利行為等等。第二，政府權力被資本家階級俘獲并為資本家階級服務，比如賤賣國企給資本家；放縱資本家囤積居奇和金融投機，炒作房地產和糧食、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放縱資本家進入牟利；放縱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減少對資本家階級的稅收加大對工人的稅收，削減福利等等，在資本勢力猖狂的美國，許多大資本家直接當總統當副總統，并利用政治權力大肆牟利，比如前述布什、切尼等人。吳敬璉大批權力，但他從來不批判第二種權力。他批判的永遠是第一種權力，批判國企要求私有化國企、批判公有制、批判福利社會、批判政府權力對資本家階級的約束和限制，甚至無恥到荒唐到批判政府對資本家階級多征稅的程度。”
“由于中國經濟領域市場化過度，必然影響政治領域。中國社會也出現西方社會如美國比較普遍的權力被資本家收買的現象腐敗嚴重，以及兩極分化等惡疾。正當人民呼吁黨和國家要完善社會主義，糾正市場過度的弊端時，吳敬璉則大肆跳將出來，高呼腐敗與兩極分化不是“市場”的錯，是市場不夠的原因，是全盤西化不到位的原因。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都不得不承認市場失靈的背景下，吳市場仍然表現出對市場經濟、對歐美模式如此的迷信，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我們來看看愛因斯坦對于市場經濟和歐美制度的看法。愛因斯坦于1949年寫道：【12】
“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
“私人資本傾向于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既是由于資本家之間競爭所致，也是由于技術發展和分工愈來愈細，因而鼓勵了犧牲較小的生產單位而組成大型生產單位所致。這些發展的結果是，對于私人資本壟斷組織及其巨大勢力，即使靠民主地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也無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主要受私人資本家資助或者影響的那些政黨所挑選的，而這些私人資本家實際上把選民和立法機關隔離開來了。”
“此外，在現有條件下，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控制著消息的主要來源（報刊、電臺、教育）。因此，個別平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也是極不可能的。”
“進行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使用。又無明文規定，凡能夠而且愿意工作者就能找到工作，因而幾乎總是存在一支‘失業大軍’。由于失業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因而受到限制，結果是生活資料嚴重不足。技術進步的結果，往往不是減輕了人們的工作強度，而是失業增多。無限度的競爭，造成勞動力大量閑置，也使得人們的社會意識受到戕害。”
“我認為，人們受到這種戕害，是資本主義最大的罪孽。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也深受其害。向學生反復灌輸一種超乎常人的競爭精神，培養他崇拜功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作準備。我相信，要消除這些罪孽，只有一條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及一套以社會主義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種經濟下，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并以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利用。計劃經濟使生產適合社會的 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將保證每個男女和兒童的生活。對個人的教育，除發揚其天賦才能外，還將試圖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社會中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

愛因斯坦身處市場經濟典范的美國（按吳敬璉的說法,美國的是好市場經濟,我國市場經濟中出現各種問題,是因為我國是壞的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應是搞成好的市場經濟）,愛因斯坦認為, 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造成“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他認為“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利潤”的市場經濟給廣大民眾帶來嚴重損害：總是存在失業大軍；許多勞動大眾工資低,消費能力低（即存在貧富懸殊）,限制消費品生產；科技進步不是為人民利益而實施,因此,很多情況下科技進步是作為人民對立面出現（加大勞動強度,增加失業等）；市場經濟敗壞了社會意識,“使得人們的社會意識受到戕害”,形成“培養他崇拜功名利祿”和“ 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也就會形成對普通勞動大眾的輕視）。猶如他不相信美國民主制度能限制經濟上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對社會的控制一樣,他也不相信通過法制建設之類的上層建筑改良能消除市場經濟給人民帶來的損害。也就是說,他不相信有好的市場經濟。愛因斯坦掌握了正確的方法論,他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決定屬于上層建筑的法制和道德。所以他不會在存在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時,去講屬于上層建筑的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他認為,經濟關系的問題,需用建立新的經濟關系來解決。即要消除市場經濟給勞動大眾和社會帶來的危害,應該是消除市場經濟,實行以滿足社會需要為目的的計劃經濟。【13】

[編輯] 參考文獻

1.2.3.吳敬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沒有退路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