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忠告——癲狂的中國請盡快服用鎮(zhèn)靜劑！　　

有一次，我去看一個病人，他的反常反應讓我很多年都沒有明白其中的道理。本來，他的身體一直都很虛弱，屬于那種無法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但是，那次在醫(yī)院，他卻無比強悍，兩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根本無法奈何于他，他癲狂的癥狀甚至連醫(yī)生都感到吃驚，不得不強行打鎮(zhèn)靜劑以穩(wěn)定情緒，到底是什么刺激了他沒有找到根源，用中國迷信的說法來講，可能是中了某種魔道，以后，這個病人的身體就再也沒有強悍過。

十多年過去了，我猛然聯想到我今天生活的這個國家和這個社會，感覺與當時看到的那個病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政府癲狂、企業(yè)癲狂、富人癲狂、窮人癲狂，城市癲狂、農村癲狂，整個中國，你看不到一個角落帶有一點理智和冷靜，找不到一個領域還保留著基本的道德基礎，看不到一個群體還能心平氣和地沿著規(guī)則的線路行走，全國人民都在競賽，不是競賽建立在人類基本特質上的智力，而是競賽拋棄道德良心的狠心和魯莽，任何機構、任何主體、任何個人，如果你不擁有拋棄準則的狠心，你就一定在競賽中敗下陣來，這種癲狂的癥狀正在表現得愈來愈可怕。

從中國的整體性癲狂來看，要很準確的找到最原始的病因并不容易，也很難取得共識，把責任全推給政府只怕會引起一些誤會，如果推給某一個人恐怕更會引起派別沖突（我無意于左右沖突的再次膨脹），新中國成立以后，狂熱也曾多次出現過，大躍進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實例，但是，這個過程很短，并不曾讓國民癲狂至病。從1949年到1978年，基本上能保持狂熱而不癲狂，快速而不混亂，曲折而有反思。1978年以后，仍然還是保持一個“快”字當頭，但以后的快就顯得有些缺乏準則，隨著國家主體和個人盲目對錢的渴求，中國其實不是在摸索中前進，而是在大膽的、突破一切條條框框地瘋狂搞錢，完全違背了　鄧小平　先生倡導的“摸”字策內涵，現在的中國人除了只對“摸”錢感興趣，對真理的摸索恐怕已經是索然無味了。

為了讓老百姓看到一個天天向上的美好未來，執(zhí)政者不停地制造5%、6%、7%、8%、9%、10%、11%甚至是12%的經濟高增長率，展示給世界的數據圖表著實相當的漂亮，在世界的排位也是節(jié)節(jié)攀高。1000元/平、2000元/平、5000元/平、10000元/平、20000元/平、50000元/平的房價指標同樣讓世界震撼，所有城市的“火柴盒”建筑烽涌而起。20億畝耕地、19億畝耕地、18億畝耕地、17億畝耕地的另類指示也在展示中國的另類瘋狂，三十年減少三億畝耕地的現實并沒有觸醒十三億多人的緊張神經，相反卻刺激了他們繼續(xù)瘋狂圈地的熱情。不知道這些不同關系的數據之間到底有何種直接聯系，相關性則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一個特別冷靜的集體思考，我相信上述數據的方向仍然不會發(fā)生逆轉，癲狂仍將繼續(xù)。

拋開宏觀的一些數據不講，微觀地分析社會各個階層，同樣看不到有可以讓人樂觀的地方。

我想先從最底層的農民說起，這也許會得罪不少人，甚至會挨罵，因為農民是弱勢的階層，誰批評他們很可能會落得個不好的下場，但回避這個群體不符合我的慣常思維。農民作為一個底層群體，按中國最最傳統(tǒng)的思維，給予他們同情和幫助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種道義，然而，我并不愿意永遠只歌頌他們的“純樸”特性上，有很多農民絕不是簡單的純樸實在，要說清楚這個問題不太容易，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不同的階層進行類比，因為農民自己深知處于社會最底層，當他們面對其它所有社會階層的時候，往往展示的都是其純樸、善良、誠實和勤勞勇敢的優(yōu)秀一面，而當你完全融入到農民這個群體之中以后，你會發(fā)現，農民身上的劣根性并不比任何群體少，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爆炸西瓜”、“瘦肉精”、“激素菜”、“蘇丹紅雞蛋”等等事件，看起來是商家的問題，但并非農民真的可以脫開干系，為了賺錢，農民也會同商家一樣費盡心機地做違背良心的事情，他們并非不知道事情的危害性，我并不想把農民看成純粹的無辜者，當你深入到農村以后，便會知道善良和誠實并不是為某一群體單獨準備的。至于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不是本文的重點所在，只能留待政府去思考，農民的變質決不是無緣無故的。

在教育和科技的“春天時代”，最令人失望的毫無疑問是知識界和科技界。我無意把精力放在他們的成就如何不盡如人意，因為中國新知識和新產業(yè)的嚴重對外依賴現實已經說明一了切，中國的表面繁榮中并沒有多少他們的智慧痕跡，很大程度上，我們只是在享受開放市場前提下的文明互通。知識界和科技界最墮落的情況是拋棄了道德底線，這是古今中外都少見的現象，文化人最重要的特征是比其它群體保留有更明顯的道德底線，然而，中國的文化人徹底模糊了這條底線，哪怕是偽裝的成分都不多了，赤裸裸地加入到假、惡、丑的社會大循環(huán)中。如果單純只有自然科學原創(chuàng)力上的停滯不前倒并不重要，最壞的方面是文化人正是社會整體癲狂的助推者，他們的智慧本應當成治病良藥，而不該是毒品和搖頭丸。文化人為政治服務本沒有大的過錯，錯就錯在他們心中沒有國家的概念，他們只是想徹底地扮演政治游戲的角色，這樣的文化人本質上講都可以認為是反動的、反國民性的。有一個怪異的現象，冷靜的文化人往往會成為世人眼中的“病人”和不合時宜者，癲狂者不會輕易接受“病人”的治療。

資本家應當說是近幾十年來最為癲狂的一個群體，當今社會所有的毒瘤都有資本家的毒手，“三鹿”的死絲毫也沒有觸動任何商家的靈魂，“雙匯”的犯法竟然還帶來高呼“萬歲”的效應，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資本家能夠享受到如此高的待遇，犯法只須用“整頓”來解決，而不是用坐牢和破產來承擔代價，當一個國家的法律在保護人民健康環(huán)境的位置上隱退時，資本也就成了制造社會混亂的罪惡之源，資本可以將無數正常人折磨成病人，最后直至其癲狂。我無意于把罪責全部推到私人資本的頭上，公有資本也并非完全清白，只是程度和方式上的區(qū)別而已，因為兩者存在相互競爭關系，疾病相互傳染，很難找到正義的代表者。

國家上層建筑的組成人員是一個比較難以展開的敏感群體，因為這關系到癲狂癥的因果關系，不能輕易刺激他們，權力之手可以遍布每一個角落，強制拆遷的暴力方式決不只是用于拆遷領域，任何情況下都有可能延伸到言論領域，不過，我不得不承率地承認，這樣的大群體中也有相當多的弱勢群體，比如說大連的交警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地產商父子當街打死，權力形象在這里似乎弱化了，其實不然，這恰恰說明，中國的整體癲狂已經是無序的，已經沒有絕對的強勢和弱勢，在某種因素刺激的情況下，癲狂癥患者隨時隨地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爆發(fā)，弱女子可以刺死貪官，弱書生可以當街殺人。當這些癲狂的實事發(fā)生以后，上層建筑的頂層設計者并沒有完全意識到病癥的嚴重性，仍然寄希望于通過柔性改革解決所謂發(fā)展中的問題，或者說他們已經看不到誰比誰更為癲狂，“只有病人沒有醫(yī)生”的社會特征非常明顯。

一個癲狂的病人，要么任其發(fā)狂直至耗盡最后一絲能量，要么及時服用鎮(zhèn)靜劑以促其平靜，當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強調健康重要的時刻，卻又整體性如此癲狂，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再也無法找到更能突顯現時中國人性格的現象了，如果我的說法違背了民族性格的實事，請求所有熱愛祖國的人們給予原諒！

——孫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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