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什么用心？--簡評新華網《中國財富向少數人集中 疑壟斷腐敗是重要根源》

任憑

中國當前的暴富階層主要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即新生資本家。中國兩極分化出現，主要是吳敬璉之類鼓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是吳敬璉制造的市場經濟新體制的產物，比如國企私有化國資流失工人下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導致民生三座大山、資本家在股市樓市糧食領域投機謀取暴利，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的弊端。腐敗（權力資本化，官員為資本家服務獲得巨額報酬）也是重要因素。再有就是國企高管高薪，而國企高管高薪恰恰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重要內容。純粹的市場經濟必然帶來兩極分化，這是全人類的共識。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竟然認為“貧富急劇分化背后有兩大主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而非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正是當下貧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兩個問題即可讓吳敬璉露底：

1、像俄羅斯那樣，將全民所有的企業如石油、煤炭、鐵路、電信等產業資源賤賣給資本家寡頭究竟是制造兩極分化還是消除兩極分化？

2、既然人性都是自私的，為何小布什、奧巴馬都聲稱自己是代表全民的、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何不把美國政治私有化回到皇帝時代？為何國企官員必然會腐敗會自私自利？為何國有企業必然搞不好？毛時代的國企官員都腐敗嗎？毛時代國企都沒有效率嗎？

文章1：

美咨詢公司：資產超百萬美元的中國家庭達67萬個

2010年12月05日  中青在線－中國青年

本報訊（記者陳小茹）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12月2日在北京發布題為《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機遇無限挑戰猶存》的報告。報告稱，中國已有67萬個家庭擁有百萬美元以上的資產，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不過，這一數量僅占中國家庭總數的0.2%。

報告顯示，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短暫減速之后就恢復了快速增長。中國財富規模2009年同比增長28%，達到5.4萬億美元，其中現金和存款的比率達到61%。這份報告的負責人預計，在強勁的經濟、私營企業崛起、資本市場發展的帶動下，未來中國財富市場會保持持續增長。

從報告統計的最新數據來看，盡管中國百萬美元資產的家庭數量居全球第三，但比率仍然非常低，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戶數僅占所有中國家庭數的0.2%左右。據統計，在美國，擁有百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家庭有471.5萬戶，占全國家庭總數的4.1%；在日本則有123萬戶，占日本家庭總數的2.5%；而在瑞士和中國香港，這一比率更高，分別為8.4%和8.8%。

波士頓咨詢公司大中華區合伙人梁國權2日表示，大力培育家庭年收入在10萬到100萬美元之間的中產階層，顯得尤為重要。

此外，報告也指出，香港是中國內地富裕人士青睞的投資和移居地。截至2010年6月，香港投資計劃下的入境人士中約有80%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已經成為中國日益重要的離岸財富管理中心。

文章2：

“六個如何”考驗自由派的智商

--略評左右派的六大分歧

何雪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009/182497.html

左右派的核心分歧之三：如何看待當今的兩極分化與腐敗

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主要是由國企私有化改革國資流失、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跨國資本在中國獲得高額利潤等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帶來的。比如改革開放后尤其是98年后，中國大力學習資本主義的房地產業，制造了多少暴富的房地產商，制造了多少房奴，這項政策為兩極分化貢獻很大。再比如98年后大規模的國企私有化運動，幾乎整個國民經濟、整個國有資產被一小撮新生的資本家鯨吞，無數億萬富豪誕生，工人階級大規模下崗失業處境悲慘，這又為中國兩極分化做了多大貢獻？資本家們在股市、樓市甚至糧食領域的投機又獲得多少財富？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就業、物價市場化制造的六座民生大山又壓垮了多少工人農民？可見，中國兩極分化主要是自由派鼓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

中國國企改革、國退私進的私有化進程伴隨的國有資產流失是共和國第一腐敗大案，其腐敗金額遠遠高于其他類型的腐敗金額總和，其危害更是難以估計。但由于追究國資流失可能會撼動資改派的私有化路線，所以資改派官僚一直竭盡全力阻止勞動者對國資流失的追究，資改派甚至猖狂到命令司法機關對涉及工人維權、國企改革案件不予立案的程度。伴隨著國有企業被資改派扼殺，多少勞工大眾失去了國家主人身份，淪為受資本家階級剝削的奴隸。由于中國不能侵略其他國家，中國勞工階級的苦難程度遠遠高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來到人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其他國家一樣是極其血腥的，中國的國資流失及私有化進程，和英國資產階級搞的羊吃人、美國資產階級搞的屠殺印第安人，日本資產階級屠殺中國人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無恥地資本運動。

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其根本原因是憲法被資改派顛覆了：所有制上，生產資料已經是私有制占主體。分配方式上，已經是以按生產要素即按資分配占主體。新生的資產階級侵吞了國有資產后，他們憑借對中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地占有了中國勞動階級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即剩余價值。

資本家剝削對兩極分化的貢獻比官員腐敗對兩極分化的貢獻要大很多。蘇聯解體前，右派官員們的腐敗已經達到了頂點，但由于在公有制條件下，其獲得財富受到種種限制，而且其腐敗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脅。正是這批右派腐敗官員推動了蘇聯的解體，搖身一變成為新生資產階級，大搞私有化。我們看到，蘇聯地區在解體后實行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數迅速上升。

官僚腐敗的根源，第一是制度上缺少了監督，毛時代有一整套監督干部的制度，這些都被自由派改革家以推進改革反對極左的名義給破壞了。這使各級官員以改革的名義為所欲為、挾改革以令天下，以改革的名義無法無天。而在自由派的核心理論里腐敗也成了改革的潤滑劑，因為如果官員都不腐敗，那么毛時代的體制就會運作良好，還有什么理由搞全盤西化。如果不讓官員們獲得利益，官員們怎么會熱衷于侵害勞動者利益的私有化改革？第二是文化上發生紊亂，毛時代大公無私的文化被自由派消滅。自由派們倡導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自利、個人主義、自由至上、金錢萬歲的理念成為社會共識尤其是成為改革派官員的共識。制度是有人來制定、人來執行，如果官員們都極端自私一門心思要搞腐敗，再完備的制度也無法約束他們，都會被他們找到腐敗的漏洞。

邏輯與事實十分簡單明了：那些信奉自由主義、信奉自私自利邏輯的的官員十分容易腐敗，而那些信奉毛澤東思想信奉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則相對清廉。

遠的不說，近幾年來查出的腐敗官員，哪個是真誠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就說所謂比較干凈的知識分子學者型官員吧，已經落馬的前統計局官員邱曉華、商務部的郭京毅等人，這些人都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徹徹底底的反毛分子。自由派官僚趙系人馬的核心人員，趙紫陽、萬里、任仲夷等人及其后代哪一個干凈，他們提拔的那些官員哪個不是腐敗分子？最近的貪官陳紹基、王華元、黃松有，哪個不是反毛分子？那些大搞國企私有化、侵吞國有資產的官員，不都是反毛集團資改派群體一員嗎？不都是《炎黃春秋》之后臺的徒子徒孫嗎？引發通鋼事件、依棉事件等無數國企改制事件的那些資本家集團背后有哪些官員為之服務，這些官員從資本家手中獲得多少利益，恐怕自由派的核心及后臺比中國人民更清楚！

自由派極其崇拜美國，極其推崇美國模式。但美國的那些官員，從克林頓到希拉里，從老布什到小布什，從切尼到保爾森，哪一個不是大搞官商勾結、大搞權力資本化的高手？從高盛到摩根，從孟山都到凱雷，美國哪個大財團不是大搞商官勾結、大搞資本權力化的高手？

在當前中國共產黨干部里面，有很少一部分人相對比較清廉，這些比較清廉的官員都是有共產主義信仰的，都是毛澤東的擁護者。自由派官員趙ziyang趙太爺等人提拔的那些信仰美國自由主義、認同個人主義自私自利那套邏輯的“普世價值”派、“西化派”官員，無一例外，都是大搞官商勾結，大搞權力資本化的腐敗分子。

自由派們能舉出一例毛澤東思想信仰者、真正的共產主義信仰者成為腐敗分子的嗎？

官僚腐敗獲得的財富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稅收形成的財政收入，即公款、國庫，第二是拿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獲得利益。而后者其規模數目遠遠高于前者。前者屬于一般性腐敗，通過進行審計可以得到有效監督。當前突出性的官員腐敗不再是貪污公款之類的初級型腐敗，而是更加隱蔽、無法監督的腐敗，即利用手中權力為掌握巨額財富的資本家階級服務從資本家手中獲得非法利益。

當前官員腐敗主要是通過替資本家服務而從資本家手中獲得服務費。那么官僚腐敗所得將遠遠少于資本家剝削勞工所得。在國有企業資產全面流失殆盡、國民經濟整體上私有化后，整個國民財富已經被資本家階級攫取。所以從根本上看，腐敗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僅僅是資本家獲得的剩余價值的一個零頭。

所以腐敗官僚只是依附在資本家階級身上，參與了剩余價值的瓜分而已——這是中國實現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官員腐敗大面積上升的根本原因。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是資本家階級控制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員利用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瓜分全世界勞動者剩余價值的現象，甚至許多官員本身就是資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爾森、高盛財團等等。

只要實現公有制、實現按勞分配，中國的兩極分化狀況則會基本緩解。腐敗官員們也喪失了為資本家服務從而參與瓜分剩余價值的機會，腐敗現象就會得到大面積解決。在此基礎上加強人民群眾對干部的監督，杜絕干部對國家財政等公共財產的貪污，那么腐敗問題也就會隨之徹底解決。

文章3：

資產超百萬美元的中國家庭達67萬個說明什么？

蔡律

　　據媒體報道，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12月2日在北京發布題為《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機遇無限挑戰猶存》的報告。報告稱，中國已有67萬個家庭擁有百萬美元以上的資產，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從報告統計的最新數據來看，盡管中國百萬美元資產的家庭數量居全球第三，但比率仍然非常低，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戶數僅占所有中國家庭數的0.2%左右。據統計，在美國，擁有百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家庭有471.5萬戶，占全國家庭總數的4.1%；在日本則有123萬戶，占日本家庭總數的2.5%；而在瑞士和中國香港，這一比率更高，分別為8.4%和8.8%。這份報告的負責人預計，在強勁的經濟、私營企業崛起、資本市場發展的帶動下，未來中國財富市場會保持持續增長。

　　問題之一：如果中國資產超百萬美元的中國家庭占所有中國家庭數的比例位列全球第三，中國財富藏富于民，理應可喜可賀，可惜只占0.2%左右。貧富差距正不斷拉大，這不是兩極分化又是什么？

　　問題之二：貧富差距正不斷拉大的原因被社會各界詬病，中國內地富豪數量的增長主要依賴三個方面的因素，即股指上漲、房價上漲和G D P的快速增長。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 這3種生產要素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問題，包括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違法犯罪，偷稅漏稅，腐化官員，投機炒賣，巧取豪奪，官商勾結掠奪公共資源和社會財富。高房價加劇中國貧富兩極分化，在以“房產”為門檻的“財富拉力賽”中，普通勞動者與投資者之間的收入“ 鴻溝 ”加速變寬，加劇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社會經濟分層態勢。

　　分析人士指出，在房地產領域，“虹吸效應”已然顯現。作為一種經濟現象，虹吸效應指的是各種經濟要素向條件好的地區集聚和流動。由于炒房行為帶來的巨大收益，越來越多的炒房客和炒房資金涌入房地產，在推高樓價的同時，房屋升值的好處越來越多地被炒房者所獲取，而普通老百姓的剛性需求則受到抑制，需要花費更多的金錢來購買房子，財富變相縮水，只能“望房興嘆”或因購房而成為“負翁”。值得一提的是，炒房者并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而是玩著“擊鼓傳花”的游戲，不斷吹起樓市泡沫。一些炒房者與開發商合謀，不斷推高房價，囤積大量房源，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記者在全國15個省區市采訪了大量專家學者和基層干部群眾，大家比較認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種“顏色收入”來概括當前形形色色的收入。5種“顏色收入”既相對獨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體來講，“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資、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過貪污受賄、偷盜搶劫、欺詐販毒等違法手段獲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收入，在我國當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類文明底線，以犧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鮮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磚窯、黑煤窯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黃金、股票、期貨等資本獲得的收入。

　　問題之三：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遠超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并逐年攀升。經濟學上經常用一個名詞叫“基尼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按照國際慣例，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狀態，在0.3至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 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

　　數據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仍在以每年0.001個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學習時報》9月16日)，已經超過國際公用的基尼系數警戒線0.4。擴大的趨勢表明我們尚未找到遏制擴大之策，要對差距保持足夠充分的重視。

　　國家統計局等6部委1997年聯合進行的城鎮生活調查結果表明，占調查戶8﹒7%的富裕家庭占有60%的金融資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貧富差距也拉大了。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迅速增大，1994年突破警戒臨界點0.4，目前已超過0.45。”“20年間，中國從一個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跨入收入很不平等國家行列，速度之快世界上少有。”(《財經》2002年5月)國家計委的研究人員指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40個收入差距超過國際警戒線水平的國家與地區之一(有人則認為已經接近了國際警戒線)。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近年來勞動報酬收入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數從1982年的0.249逐漸飆升至2008年的0.47。這就標志著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已超越了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4的警戒線。財政部最近給出的關于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統計數字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僅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

　　問題四：貧富差距的加劇和社會矛盾的擴大，兩極分化遲早會釀成社會動蕩。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志在與弟弟鄧墾談話時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晚年曾數度警告說，：“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他還說：“如果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當高房價泡沫，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最受影響的是恰好是低收入階層，對富豪不受影響。目前中國最窮的中哪些人？最底層的勞動者肯定是最窮苦的人。首先是農民:農民占中國國民總數的7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城鄉財富擁有比例是 96： 4；農民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顯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農民構成了我國窮人的主體。

　　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原因是他們沒有任何生存資源（農民尚有土地），一旦失業下崗必將面臨生存危機。據不完全的統計：中國過去幾年有約4000萬國有及集體企業的職工下崗。他們中年輕一點的下崗職工還有辦法去再就業或自己創業，而那些女四十男五十歲的人一旦下崗，面臨著最艱難的局面。還有一部分放長假和“內退”的職工，生活費用和各種保險也有很大一部分沒有保障。

　　下海、經商、辦企業，其中極少數人在這一大批淘金者中脫穎而出，進入了富裕的行列，靠知識、技術、智慧、勤勞致富，這部分人我們應該保護。另一種人的致富則是站在體制內，抱鐵飯碗，吃大鍋飯，以權謀私，以權謀錢，損公肥私，貪污受賄而富裕起來，靠的是權力，靠的是貪污賄賂，靠的是官商勾結，靠的是偷稅漏稅，靠的走私販毒，靠的是販賣人口、販賣文物，靠的是機會不平等……對此黨紀國法不容。收入分配體系的不健全，社會分配不公是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直至兩極分化的直接原因，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

　　有人說，泡沫即財富，財富即風險，富貴險中求，貨幣是源頭，兩極分化遲早會釀成社會動蕩。這種現象不早解決，分配制度將會影響政府政策公信力，失去民心的政府是容易出問題的。

　　蔡律    2010年12月5日

文章4：

新華網：中國財富向少數人集中 疑壟斷腐敗是重要根源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09/c_12864152.htm

2010年12月09日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百萬家庭世界第三的背后

    中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傾向。貧富差距已經逼近國際公認的“紅線”

　　12月2日，國際知名的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機遇無限 挑戰猶存》報告稱，2009年，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達到670000戶，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同時，中國財富市場從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長了約28%，達到5.4萬億美元。

　　原本針對銀行等財富管理者的報告，泄露了中國的財富秘密。社會財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日益擴大，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艱難中謀求破局。

　　財富來自何處？

　　作為一份財富管理報告，波士頓咨詢公司很盡職地提醒：管理機構應該關注“財富來自何處以及如何被創造”。

　　報告起草人之一、波士頓咨詢公司大中華區的董事經理蔡輝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雖然企業家仍占絕大多數，但 “高凈值人士” (指管理資產額超過100萬美元的個人)數量正在日益增加，包括企業高管、專業投資者和獨立型富人(指財富源于家庭成員資產繼承或贈予的高凈值人士，即富二代) 。此外，企業家群體正從房地產、制造業和大宗商品等領域向制藥和高科技等行業擴展。

　　在蔡輝看來，作為最早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經濟體之一，有三大基本驅動因素幫助中國保持其財富創造的快速步伐：強勁的經濟增長，私營企業的崛起和資本市場的發展。

　　“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加上政府一系列刺激經濟投資和刺激消費的計劃，讓更多的富人在強勁的經濟增長中登上舞臺。”

　　報告顯示，中國中產階級群體(包括擁有10萬美元到100萬美元管理資產額)的個人財富在過去五年內以年均超過12%的增長率增長。迅速崛起的中產階級為銀行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從2007年起，中國的私人銀行服務開始雨后春筍般出現。

　　波士頓的研究還發現，中國的財富地域正在擴張，“2009年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所擁有的財富一半以上集中在六大地區：廣東、上海、浙江、北京、江蘇和山東”。而在中國十二五規劃中，中西部地區將吸引更多的投資，這將為財富從沿海地區擴展到內陸地區打下堅實的基礎。

　　“中國政府正致力于將經濟增長范圍擴大到這些沿海地區以外的區域，以創建一個更加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蔡輝說。

　　財富快速集中

　　報告同時指出，雖然中國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蔡輝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這一比例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是4.1%、瑞士是8.4%，而香港則達到了8.8%。

　　盡管中國富人家庭占總家庭的比例很低，其占有財富比卻很高。同樣是波士頓公司，在其2007年5月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中曾提醒，0.4%的中國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團與歐洲最大的咨詢公司凱捷咨詢在北京聯合發布的《2008亞太財富報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位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從財富平均擁有量來看，中國百萬富翁人均掌握資產達510萬美元，高于340萬美元的亞太地區平均值。

　　專家指出，中國財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中國已成為全球財富最集中的國家之一”。

　　但是，財富快速集中的背后是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近年來勞動報酬收入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數從1982年的0.249逐漸飆升至2008年的0.47。這就標志著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已超越了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4的警戒線。

　　與貧富差距相對應，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絕對差距也在逐年擴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

　　而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蘇海南認為，造成財富集中的因素十分復雜，既有市場自然選擇因素，有轉型期的特定結構性、體制性因素，還有腐敗、市場失序等非正常因素。“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甚至是市場經濟富有效率的表現。但中國要警惕非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分析說，貧富急劇分化背后有兩大主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而非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正是當下貧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

　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隨著不同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加大，中國的分配格局失衡導致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去年兩會期間，部分委員呼吁，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2009年8月，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向全國人大匯報工作中提出，中國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年初開始，中央高層同樣頻頻釋放信號，要求將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作為“十二五”期間的重點任務。

　　2010年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會上指出：“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

　　2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講話時亦特別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隨后坊間傳出消息，國家發改委正抓緊修改《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不久將上報國務院。但此后，這份被寄予厚望的“意見”卻遲遲沒有下文。

　　12月初，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港出席“亞洲論壇”時透露，中國今年底或明年初將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他沒有透露具體內容。

　　多次參與收入新政征求意見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這是其遲遲未出臺的最大原因。

　　楊宜勇說，這項改革很難入手，因為涉及太廣，它是一個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結果。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體，還有壟斷企業和一部分企業主。壟斷企業的收入是肯定要改的一部分，也是難度最大的一部分。

　　“本輪改革沒有非常明確的時間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這當中就隱含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目標年份應該瞄準2020年。”

　　多次參與討論的楊宜勇在接受采訪時深有感觸地說，分蛋糕最簡單的就是不能讓分的人先挑，應該讓公眾參與到切蛋糕的過程中來，“每一個人都是主體，類似于集體談判，一個公民自治的時代，不談是自己的事，談不好也是你自己的事。都不愿意付出，都想搭便車，那就沒有便車可搭”。

　　遲福林說，必須推進政府轉型，對國有資本配置實施戰略性調整。縮減行政開支，降低行政成本，才能有更多的政府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只有敢于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動真格，才能夠提振社會對收入分配改革乃至對整個政府的信心。”

　　而蘇海南則建議，應該把控制收入差距不合理擴大納入到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劃中去。他認為，財富集中是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原因之一，但對財富集中的情況要有區分，要保護合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當務之急，是對通過占有資源、資本運作、權錢交易獲得的暴利群體加大收入調整的力度。” 本刊記者/王維博 文/舒琳 彭璽睿

文章5

吳敬璉：向舊體制回歸現象非常不好 一定要擋住

2010年12月02日 中國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guancha/20101202/17519046647.shtml

　　轉變發展方式從哪里入手

　　吳敬璉

　　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指出的，我們要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根本問題在于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認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點就在于提高技術、知識、信息這些生產要素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地位。

　　抓手何在

　　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里入手？

　　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形似微笑嘴型的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鏈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設計和銷售，處于中間環節的制造附加值最低。——編者注)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是，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

　　第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產業里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多次到地方調研，發現中國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中國教育質量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

　　根據歐盟一份報告，從2004年開始，中國的研發費用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體制機制獲得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技術上不斷進步。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是，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一定會或大或小地出現技術革命。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較好的制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著革命性發展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機會，從而能夠構建起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最近調研發現，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一個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情況怎么樣呢？各省、市、縣都采取了新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而且研發機構都在境外。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了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相比更有生機。

　　“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計劃以后轉變增長方式的，已經初見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信息通信產業、電動汽車、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信息通信產業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隨后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省級規劃、地級市的規劃、縣級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將發改委報告改頭換面一下，都發展什么“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勢是什么、怎么能夠揚長避短？想得很少。很好的設想，如果一哄而上，最后也會出問題，光伏、風電就是這樣。有關部門常說“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復出現這類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影響很深。如果繼續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核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單位，政府指定產業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講了20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十一五”規劃綱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

　　前面講的是“破”得不夠，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我們深切感到“立”得不夠。“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干脆還沒有開始產業化就夭折在搖籃里，有些企業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境不佳導致的結果。現在的技術發展非常快，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更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干脆就把創新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都有賴于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改革推進得比較慢。不管是改革，還是創造環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如何發揮其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目前，中國政府在執行自己職能時，存在著“越位、錯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級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應該由政府管理的事卻沒有管或沒有管好。針對這種情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終取決于政府自身改革成效。關鍵中的關鍵，乃是轉變政府職能，限制政府權力，建設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履行政府應有職能，建設有效政府。

　　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中共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現在，中央要求轉變發展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為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為了，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為，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為，而是為所不當為。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種。

　　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美國發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

　　第二，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哪個是創新企業。

　　第三，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么職業，從事什么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也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

　　第四，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國企本該退出的領域卻堅持不退。

　　最后，政府習慣于介入“競爭后”的企業活動，補貼本地企業。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能、環保產品提供補貼；第四，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

　　吳敬璉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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