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殖民典型言論輯錄（擴充版）
　　轉載自西西河社區
　　作者 [ 進步社會 ]
　　
　　整理：劉殖民典型言論輯錄（擴充版）
　　看二胡網友的劉殖民言論摘錄后，很好奇翻了劉這二十多年的文章，確實發現了不少好東西。
　　當然，這1152篇文章里面，肯定還有太多漏網之魚，沒有被及時篩選輯錄，哪位網友有發現，盡管補充。

　　感言：
　　在忍著惡心梳理劉殖民這些言論時，不斷感慨，美國人如此積極在幕后推動此人成為炸藥獎得主，委實太正確了，又委實太愚蠢了。

　　為何說正確呢？縱覽劉殖民這二十多年言論，就沒有一次見過他不站在美國等西方立場上的，簡直是篇篇扮白人來打中國的臉。任何事件他都邏輯始終如一的千方百計尋找西方的美和中國的丑，哪怕類似撞機事件這種明擺的事件，劉殖民都很有勇氣的跳出來咒罵“極端民族主義”，沒有任何身為中國人的“政治正確”忌諱，表現太賣力了。對表現如此出色的走狗，美國只是通過NED基金會給些固定薪水還不夠，要是不用個耀眼頭銜犒賞下，做個千金買骨的姿態，如何能吸引更多鼴鼠來為自己的滲透和顛覆大業出力賣命。美國人賞罰分明這一點很正確。

　　為何說愚蠢呢？那就是劉殖民有太多言行，完全突破了身為“中國人”的底線，讓一個正常的、還愿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人，都會感到觸目驚心、望而卻步。選擇如此累累硬傷的極端叛徒，來作為挑撥內訌的標桿，固然能激起一些早有異志小人的反華熱情，卻瞞不過、也沒法說服更多其他中國人。司馬南老師評價是“獲獎的漢奸依然是漢奸”，更進一步說，中國的漢奸居然也能獲獎，那可想而知這么個獎是什么東西了。薩特拒領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理由之一是，“諾貝爾獎已經淪為冷戰的工具。”可見，明眼人全世界都有，可不止在中國。

　　最直觀的前車之鑒當然是毛子。35年前的1975年10月9日，炸藥和平獎授予了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20年前的1990年10月15日，炸藥和平獎授予了蘇聯最高領袖同時也是首席瓦解者戈爾巴喬夫。炸藥和平獎見證了、也不遺余力參與推動了蘇聯瓦解。毛子國家失敗慘烈后果之一是人均預期壽命從1990年的69.2歲，下降到2001年的65.3歲，而伏爾加格勒州男性人均壽命降低了整整10歲。其它還有黑社會化（葉利欽在1996年國情咨文中承認：俄羅斯當時己超過了意大利，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黑手黨王國），從 1991年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工業生產減少 64.5%，農業生產減少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而這種趨勢直到被西方詬病不已的專制普京上臺才有所遏制。

　　“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講，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這就是普京在2005年國情咨文中的總結。

　　感謝西方，每次我們稍有茫然、稍有困惑、稍有淡忘時，他們總會很及時的做出一件事，簡潔而有力的教育了我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再一次幼稚的陷入西方新蒙昧主義陷阱以后，這種教育這些年一波又一波，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6年臺海事件，1999年五八事件，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2008年三一四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事件，2009年七五事件，2010年炸藥獎事件……

　　真的，太感謝了，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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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臺灣獨立】

　　“臺灣新政府承諾不進行公投，是迫于復雜的歷史和現實而做出的決策。這并不等于臺灣人民沒有用公投來決定自己歸屬的權利。”
——劉殖民：《自治的權利》，2000年11月24日

　　“自秦始皇通過武力征伐統一中國之后，大一統觀念就變成中國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絕對正確——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占據著道統制高點，而從來不問：1，如何統一，是武力強制下的統一，還是自愿結成的政治共同體？2，生活在大一統中的國民，是主人還是奴隸？3，如果統一意味著武力吞并和更深重的奴役，這樣的統一還有必要和道德正當性嗎？……人的自由，有著遠比民族或政權或國家更神圣的價值，不僅高于統治權力、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于人之生命本身……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仍然處在中世紀的帝國時期，至今仍然沒有放棄建立更龐大帝國的中世紀迷思，對內不給少數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對外不承諾放棄用武力統一臺灣，以獨裁強權干涉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舉步為艱。”
　　“二戰后，現代文明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住民自決”，它是由個人自由乃天賦人權的價值觀中引申出來的，并得到最權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承認。在此一原則下，任何統一的達成和民族沖突的解決，皆不是取決于強勢一方的武力強制，而是取決于少數民族的自愿選擇，一旦強勢政權依靠武力來解決民族爭端和統獨之爭，必然造成大規模的種族歧視、人權災難和社會動蕩。特別是當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甚遠、政治制度截然對立的情況下，如果強勢一方不尊重弱勢一方的民意而采取強行的武力統一，一來現在的國際社會決不會漠然視之，二來現行國際規則允許國際社會進行人道主義干涉。如果統一只能意味著強制和奴役，那就寧可不要這樣的統一。”
　　“具體到兩岸關系，象臺灣這樣在事實上已經脫離大陸本土100年的地區，能否最終回歸大陸，應該完全尊重臺灣民眾的自由選擇……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人權（住民自決是基本人權之一）高于主權的時代，臺灣也已經成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員，臺灣民眾終于享有了不受任何強權強制的自由。在此情況下，對臺灣民眾如何選擇兩岸關系，臺灣政府不能實施強制，其它政權就更不能！”
　　“在兩岸關系的處理上，要面對歷史和現實，但這種面對不能只講無原則的實力主義或實用主義，即誰的人多、地大、武力強就由誰來主導。而應該在尊重歷史和現實的同時，在大原則上不違背普世道義的前提下，從兩岸的民眾福祉、社會穩定、品質提升、區域及世界和平、未來遠景出發，經過對等的協商、談判來解決問題……如果大一統只意味著面子上的民族尊嚴而無視具體個人的尊嚴，只為了一黨政權的利益而無助于民眾的福祉，只是強權大國武力威逼下的統一而不是平等協商下的統一，那么這樣的尊嚴、利益和統一還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為訴求的。”
　　——劉殖民：《如果統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一個被島內主流民意自我認同為事實上的主權獨立的國家，卻無法在國際上獲得合法的主權國家身分，不僅被排除在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主要國際組織之外，而且其主權身分也不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承認。在住民自決權原則得到國際公認的今天，臺灣人卻要面對四面楚歌的國際環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絕非局外人所能體驗。如果臺灣主流民意屈從這樣的國際現實，也就等于接受了永遠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屈辱……現在的臺灣已經是自由民主社會，在島內，臺灣人已經是擁有平等尊嚴的自由人，而在國際上，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卻沒有這樣的平等尊嚴，也就等于臺灣人的民族尊嚴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盡管，黑金和民粹、劣質口水和局部暴力、國民黨老朽和民進黨的稚嫩……皆是臺灣朝野必須加以不斷克服的弊端，事實上，島內對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斷深入的反思。然而，環視當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嚴的外部環境下生存，臺灣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極大的傷害！”
　　——劉殖民：《臺灣惡劣環境中的優質民主》，2004年3月23日，《觀察》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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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全盤西化】

　　“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方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化’這個詞。”
　　——《文壇“黑馬”劉殖民——劉殖民答記者問》，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號



【種族主義言論】

　　“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系。因此，走出危機之路是十分的艱巨。”
　　——《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深圳青年報》1986年10月3日）

　　“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沒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
　　——《文壇“黑馬”劉殖民——劉殖民答記者問》，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號





【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后繼無人。”
　　——《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中國》1986年第10期

　　“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么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
　　——《文壇“黑馬”劉殖民——劉殖民答記者問》，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號

　　“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
　　——1986年12月12日在清華大學的講演

　　“從人類文化史、特別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既無感性生命的勃發，也無理性反省意識的自覺，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雙重死亡。”
　　——《形而上學的迷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頁

　　“以儒家傳統為代表的中國正統文化，在高度統一、高度集權的封建等級制中，經過長期的發展，簡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強大了。雖然受到過‘五四’運動的沖擊，但在當代中國，從‘反右’到‘文革’，傳統文化又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大復辟，登上了它的又一個高峰。即使新時期已經開始了十年，傳統文化通過‘文革’所傳播的影響也很難在短期內消失，它沉淀為民族的潛意識，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數國人之魂。”
　　——《一種新的審美思潮》，《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

　　“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就是得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
　　——劉殖民：《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198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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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諂媚美國】

　　“1，任何國家都不會完美無缺，即便如美國這樣的老牌自由國家，也會有局部性的制度漏洞和管理不善，加之人性之惡的難以根除，發生局部性的人權災難在所難免。何況是在戰爭中，任何交戰國都很難保證沒有虐囚行為發生，只不過，美國軍人倒霉，被爆光了。2，虐囚案是美國人自己揭露出的，而有多少國家的虐囚行為沒有被爆光：不僅是戰爭中的虐囚，還有和平時期的虐囚。與那些無法爆光的國家相比，美國已經做得足夠好了。美國即便出現了虐囚丑聞，但其人權保護與專制國家相比，還是有根本區別的。所以，虐囚固然要譴責，但專制國家無資格批評美國。3，冷戰后，“人權高于主權”的提出，美國已經把戰爭的文明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盡量減少平民傷亡、沒有領土野心、盡量在戰后建立民主體制，然而，即便如此，在以主權國家為實體的現有國際秩序中，任何自由國家對本國人權的關注和保護，都必然高于對別國人權的關注和保護，何況是在戰爭時期。所以，基于以上理由，美國受到如此激烈的世界性譴責，有欠公允。”
　　——劉殖民，《把罪惡當罪惡——虐囚案評論之二 》，2004年5月18日

　　“悲憤，難以想象！難以言表！我想為死者獻血！我想參加反恐怖部隊！無論是哪里組建的，只要能夠消滅恐怖主義，我都參加！我想跨過太平洋，參加全紐約市動員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當作救援的天梯，伸向從高樓中求救的人們，讓那些絕望中的無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濃煙中看見曼哈頓上空的藍天！我想化為一棵常青樹或一捧泥土，在墳墓上為那位52歲的飛行員守靈！世貿大廈坍塌的一瞬間，我想化作一塊堅硬的石頭，與大樓一起沉下來……這不是文化之間的對立，不是民族之間的相殘，不是弱小者在被逼得走投無路之時，向強者被迫復仇的正義，而是對生命、自由、和平的邪惡挑戰，是針對無辜平民犯下的反人類罪！”
　　“這是美國人民為建立和捍衛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價，也是全世界所有享受著、向往著自由與和平的人們付出的代價。美國必須堅強，經受考驗！世界必須團結，經受考驗！因為自由、和平與無價的生命在經受災難和考驗。要想讓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個人都有責任向恐怖主義宣戰。”
　　——劉殖民：《我想為捍衛生命、自由與和平而戰》，2001年9月12日

　　“今夜，我們是美國人。愿上帝保佑美國！”
　　——劉殖民等：《致布什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2001年9月12日

　　“冷戰后，由美國領導的幾大局部戰爭，就是現代文明的道義規則如何約束戰爭行為的最好實例：在戰時盡量減少平民傷亡，在戰后盡量做到文明重建，最終讓當地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民主……從 911后美國及其盟國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和自由的力量，更加堅定了自由必勝的信念。正是對自由的信念使我相信：美英聯軍決不會屈從于流氓的恫嚇和要挾，自由世界也決不會敗于獨裁殘余及恐怖主義，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必將誕生。”
　　——劉殖民：《美英自由聯盟必勝》，200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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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諂媚日本】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在中國留下的遺跡多了，僅就我生長的東北而言，最初的大連市是日本人建起來的，著名的鞍鋼、小豐滿水電站、阜新煤礦和東北發達的鐵路網……，在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在北京人主要用無煙煤爐做飯取暖之時，長春人主要用煤氣暖氣。這也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遺產。正如長春人所說：當年的小日本真把咱長春當自己家建了……前不久，胡錦濤甚至極端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居然把小泉停止參拜敬國神社作為恢復中日元首會面的前提。反對小泉參拜，可以有多種方式，特別是在中日元首會晤時，既當面表達明確的反對，又不影響討論其他問題，應該是最恰當的外交方式。而一旦把停止參拜作為先決條件，就等于徹底關閉了中日峰會的大門……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在官方灌輸和縱容下的民族主義，開始由怨婦防衛型轉向憤青攻擊型，鼓動打殺復仇和武力統一的聲音日漸高漲，歇斯底里的極端者也不乏其人，而且，這樣的歇斯底里也不斷殃及國人。中國憤青們高舉“反日愛國”的道德大棒，對國人的愛國要挾愈來愈不可理喻。當年，拳匪們殺掉的中國教民數十倍于外國人；今天，愛國憤青侮辱的國人也遠多于日本人。近年來，僅媒體曝光的“國恥”事件就接二連三。 政論家馬立誠提出“對日新思維”，遭到網上愛國者的口誅筆伐，還傳出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擊。”
　　——劉殖民：《櫻花的中國劫難》，2006年4月11日

　　“日本游客在珠海集體買春事件，照中國目前的法律，至多是違法賣淫嫖娼，對買賣雙方依法處罰就是了，決不應該因人數的多寡或國籍的不同而區別對待……民間的反應遠比官方強烈得多，網民們的怒吼致使各大門戶網站的BBS被‘漲爆’，又一輪愛國反日思潮高漲。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馬上閹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頭，怒火中燒者興奮得有點語無倫次，信口胡說……看愛國憤青的們的表現，無論對美對日，在向外喊話時，盡情傾泄仇恨憤怒和呼喚正義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語言暴力加諸于中國的‘一夜美國人’和‘對日新思維’上……某些國人的流氓化愛國主義已經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劉殖民：《狂熱到精明的愛國主義》，2003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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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視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西藏危機凸顯出中國人權狀況的惡劣……中共當局再次玩弄"陰謀論"和民族主義的把戲。溫家寶公開指控達賴喇嘛是西藏危機的操控者，央視播放了掐頭去尾的"拉薩3.14騷亂"專題片，拉薩鬧市區的打砸搶燒的畫面，一下子激化了漢藏沖突。再加上西方某些媒體的失實報道和奧運火炬在西方國家的傳遞屢受騷擾，特別是中國殘疾火炬手金晶遭到襲擊和CNN嘉賓卡佛蒂的出言不遜，進一步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的官方發言人和媒體將矛頭對準達賴喇嘛、西方的部分媒體和公眾人物，發起一邊倒的大規模宣傳攻勢，大量的海內外華人聚集在反分裂、挺奧運的民族主義旗幟下，掀起了反達賴反西方的狂潮。如此不可理喻的極端民族主義所凸顯的，與此說是崛起大國的自信，不如說是弱國心態的又一次發作……‘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后避難所’，這個避難所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愛國主義，特別是當外部壓力加大時利用‘愛國憤青’，用完之后就棄之，比扔掉擦屁股紙還容易。”
　　——劉殖民：《不同于愛國顛狂的另一種民意》，2008年4月23日，《人與人權》2008年5月號

　　“自從網評在中國風靡以來，其醒目的特點之一，便是文革式叫罵的泛濫。這半年來遭到這種叫罵的人，就有達賴喇嘛、CNN、家樂福、王石、莎朗斯通、范跑跑等。”
　　——劉殖民：《韓寒評“大師”已經很客氣了》，2008年6月22日，《觀察》2008年6月23日

　　“在我看來，和平時期的獨裁化愛國主義僅僅是單刃毒劍，它的鋒芒來自極端的仇恨，它的閃亮來自極端的愚昧，她的殺傷力來自極端的野蠻，無論對外還是對內，它的主要手段是制造敵人，對外制造‘反華勢力’，對內制造‘漢奸’……極端愛國主義還是可以讓人陷入群體性顛狂的春藥，無視基本事實，泯滅是非善惡，罔顧普世價值，踐踏基本人權。所以，海內外憤青們根本不管王千源站在對立雙方的中間僅僅是為了促成對話交流的善意，不管王千源的‘不支持國家分裂，不愿意有意識針對任何國人’的表白，更不尊重王千源的基本人權，對她發動了一場文革式的野蠻圍剿。”
　　——劉殖民：《迎風而立的王千源》，2008年4月22日，《觀察》2008年4月22日

　　“在中國，隨著近年來民族主義情緒日趨狂熱，幾乎所有大型國際賽事的中日碰撞，都會為中國愛國憤青提供發泄仇恨的機會。所以，中國球迷對日本女足的噓聲，絕非來自他們對德國隊的熱愛，而是來自一種狹隘而盲目的民族仇恨——對日本人的仇恨……中國人表現出的丑陋民族主義，引起國際社會對北京奧運的質疑。如果這種畸形民族主義得不到矯正，那么這柄單刃毒劍就會越來越寒光四濺。”
　　——劉殖民：《被民族主義狼奶毒化的中國憤青》，2007年9月20日

　　“近年來，在中共官權的煽動和縱容之下，狹隘而盲目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越演越烈，已經變成當下中國最時尚的社會潮流，愛國主義變成了中國的‘政治正確’……民族主義與新左派基本是同一批人，他們攻擊的主要對象也是自由主義。他們把中國自由主義指控為西方殖民化的中國代理人，甚至直接把親美親西方的自由主義者稱為‘文化賣國賊’或‘思想漢奸’……在根本不存在國家獨立危機和獨裁體制不變的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鼓噪必然要走向獨裁愛國主義，變成民間非理性宣泄的出氣口，也變成惡棍的最后避難所。它是政客們弄權的意識形態工具，也是一個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墜入蒙昧深淵的標志。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民族意識極不成熟的國家，那種天下主義的盲目自傲、怨婦訴苦的仇恨情結和奴性十足的自卑心態，必然使民族主義走向或好戰或犬儒的泥潭。”
　　——劉殖民：《中國自由主義的當代困境》，2007年4月20日

　　“在輿論的導向上，中國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斷煽動民族自傲情緒……在反美反日反臺獨的民族主義狂熱中，不時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現中美、中日、兩岸的沖突事件，網絡上必然響起一片喊殺喊打之聲。一些所謂的專家也加入到戰爭叫囂的大合唱之中。有軍事專家危言：‘中美之間必有一戰’；有外交專家表示： ‘是放棄韜光養晦的時候了。’”
　　——劉殖民：《在大國崛起的背后》，《人與人權》2007年1月號

　　“今日的中國民族主義已經走火入魔，而任何走火入魔都可能產生極具破壞性的后果。宗教原教旨主義以神的名義要挾其信徒去充當人肉炸彈，民族狂熱也可以代替宗教狂熱而發展為‘愛國教原教旨主義’，特別是當愛國教原教旨主義以主流民意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對任何人都是一種無理的卻是強有力的要挾甚至敲詐。無論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的精神毒品，就會越陷越深地馴順于這種要挾和敲詐，自愿出賣人的起碼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視野上變成惟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后甚至變成狂熱的好戰分子。 ”
　　——劉殖民：《櫻花的中國劫難》，2006年4月11日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進民族主義往往成為抗拒全球化的野蠻價值和邪惡制度的避難所，既會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將對普世人權與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舉民族主義旗子的政權，大都是政治獨裁和經濟落后的政權，如所剩無幾的共產國家，朝鮮、古巴中國，中東地區的政教合一的國家。和平時期的民族主義，特別是獨裁國家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它既是一種自我膨脹的虛幻群體意識，也是一種為轉移內部危機而夸大外部危險的統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脅幻想，也是民間相信官方愛國主義幻想的盲目——國力弱小時產生封閉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賤，國力強大時就將在盲目獨裁意志的主導下，走向對外擴張的大國沙文主義、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義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也就是說，獨裁政權在和平時期煽動的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善惡雙刃劍”，而只是單刃毒劍——惡棍的最后避難所，既是政客們弄權的意識形態工具，也是一個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墜入蒙昧深淵的標志。”
　　——劉殖民：《獨裁民族主義是單刃毒劍》，2005年10月22日

　　“獨裁中國的激進民族主義之害，正經多有人論及，本文不準備多言。而自由韓國的激進民族主義之害，論者不多，但我以為更值得重視，因為它能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極端民族主義的邪惡魔力，不僅可以讓獨裁制度下的民眾被操控得顛三倒四，而且也會讓自由制度下的官民混淆最起碼的是非善惡……東亞文化民族至上的愚昧 在我看來，最近東亞三大國之間的較力，凸現的不僅是東亞各國的歷史恩怨和制度差異，更是中韓日對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的隔閡和愚昧——愛國愛到走火入魔。 ”
　　——劉殖民：《愛國愛到走火入魔》，2005年4月14日

　　“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無論是官方的意識形態說辭還是民間的流行思潮，無論是精英們的學理研究還是大眾文化的商業炒作，無論是對“本土化”的呼吁還是“東方主義”的走紅，無論是反全球化西方霸權反資本主義的新左派還是遍布全國的偽民俗時尚，無論是呼喚革命的《切格瓦拉》還是充斥電視畫面的清宮戲，最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話語霸權就是狂熱而狹隘的民族主義。盡管自由主義的聲音一直沒有中斷，但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日益邊緣化。這種民族主義隨著中國的國力軍力的提升和精英階層普遍步入小康生活，從《中國可以說‘不’》到5.8使館被炸風波，大陸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走向非理性，以至于“愛國”成了進行政治要挾和道德敲詐的利器。及至21世紀初的中美撞機事件和美國的9.11恐怖慘案，民間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狂熱，開始大范圍溢出官方的外交定調，甚至走向喪失起碼人性的下流，引起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高度警惕。”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來越邊緣化，反美反西方對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國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選擇。特別是對于第三世界國家民眾來說，極端的民族主義只能使之在沒有任何自由選擇的被強制狀態中，成為獨裁者維護其統治方便說辭。”
　　——劉殖民：《把大陸民族主義梳理回八十年代》，2001年12月30日

　　“目前的大陸，‘愛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精神流氓從事語言殺戮和人格猥褻的道義合法性來源。他們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以匿名的方式進行野蠻的人身攻擊、人格侮蔑、獸欲宣泄和道德審判的利器。‘愛國’主義不止是惡棍們的最后避難所，而且已經淪為惡棍們手中揮舞的大棒。”
　　——劉殖民：《大陸“愛國者”的流氓相》，2001年12月13日

　　“撞機事件所激發出的愛國王義或民族主義，在公開的媒體上或網絡上表現得相當強烈。但是，由于大陸民眾獲取的訊息只能仰仗官方來提供，聽到的只是一面之詞,所以這種狂熱的實際證據肯定有很多水分，其效果也是負面大于正面……對于充滿愛國熱情的中國民眾來說，首先要爭取的,是可以自由表達的權利，而不是隔著太平洋發泄對美國軍事霸權的憤怒，是對各種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的充分知情權，并根據事實進行自我判斷的權利，而不是被動地只聽執政黨操控的一面之詞，別無選擇地接受他人的現成結論。與其在官方允許的網站發泄非理性的憤怒，不如理性地勇敢地抗議鉗制網絡自由的體制。”
　　——劉殖民：《愛國主義是中共的工具》，2001年4月24日香港信報

　　“撞機事件使中美之間的敵意徒升……流行于西方自由世界的愈演愈烈的‘中國威脅論’，決不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虛構敵人和制造圍堵中國的口實……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恰好有利于獨裁政權把制度之爭變成民族之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大陸中國的民眾之所以得不到善待，決不是大洋那邊的美國政府，而是我們頭上的一黨獨裁。”
劉殖民：《是制度而不是民族之爭》，2001年4月21日

　　“在人類價值譜系的排序上，人權具有至高無上的普世價值，人權高于主權和政府利益，也高于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能以任何藉口來忽視之、踐踏之。種族、信仰和財富等差別，不能構成在人權上實施差別對待的藉口；主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不能構成侵犯人權的理由。即便是其他國家的人權、甚至是戰爭狀態中敵對一方的基本人權，也高于自己國家的利益和政府的權力。惟其如此，才真正體現出人權高于主權的普世正義，也才能為良性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人類性的道義共識。”
　　——劉殖民：《保衛人權 即便有損于國家利益》，200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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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視“民粹主義”】
　　“絕對民主在根基上是民粹主義。從歷史經驗上看，民粹主義首先是一種仇恨情結，他們厭惡貴族、權勢者、有產者和知識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無產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無產業無知識的大眾。更有甚者，民粹主義不光是同情，還特別煽情地在道德上無限制貶低精英而無限制地抬高大眾，賦予了大眾以無窮的創造力和最優越的道德感，最后發展為‘大眾崇拜’：大眾不僅是主人，而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換言之，民粹主義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是打到精英，特別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民粹主義具有強烈的清教徒主義、反智主義和平均主義的傾向。……中國古代傳統就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就是這種民粹主義的經典表述……毛澤東思想中的民粹主義可謂登峰造極……蔣介石敗于毛澤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蔣不善于利用傳統的民粹主義資源，更不善于煽動底層的民粹主義情緒……民粹主義在今日中國已經再次出現復活的苗頭，‘朗旋風’之所以盡吹，與新老左派近年來煽動民粹主義高度相關，從非理性仇富情緒和狂熱的民族主義到胡溫政權的親民路線和贖買大眾，民粹主義已經成為毛澤東亡靈不死的社會心理基礎。”
　　——劉殖民：《民粹主義是獨裁的溫床》，2008年2月2日



【攻擊“新左派”】
　　“在中國‘新左派’的大旗上，貼著兩塊著名的膏藥，一塊是‘毛澤東主義’，另一塊是‘民族主義’。前者代表著反市場化反私有化反權貴化和優先關注弱勢或底層的民粹情懷，后者代表著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變和優先關注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愛國情懷。”
　　——劉殖民：《楊帆教授又拿國家安全說事兒了》，2008年1月12日


【攻擊中國立場的真正“自由主義”】
　　“在現代中國，從來沒有過英美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有的僅僅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混合體，即便是那些自由主義的堅守者，也大都服膺羅素、杜威和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由此，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每況愈下，甚至已經找不到真正的信徒……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大都把民主理解為帝制時代的‘民本’，用天下為公的國家利益取代個人權益……他們只強調自由的民族主義價值，僅僅著眼于自由對‘富國強兵’的工具作用，即個人自由對國家的獨立和進步的價值……他們的自由主義底色是偏好社會民主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所以，他們不相信古典自由主義而追隨羅素、杜威等人的民主社會主義，大都主張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均貧富傳統與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結合，構成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主流。”
　　——劉殖民：《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200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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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謾罵不同主張的人】

　　“李熬是個患有畸形自戀狂的戲子文人，無論走到哪，也無論講什么，他都忘不了貶低別人和抬高自己，那種自我炫耀的無恥勁頭，真是世所罕見。然而，罵遍天下的李熬，獨獨對中共及其領袖不罵反夸，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胡錦濤，從第一代夸到第四代。在鳳凰衛視上夸還不算，來到大陸也要繼續夸……李熬在臺上向中南海的新舊權貴撒嬌，清華學生在臺下向李大師撒嬌，李熬的表演就在臺上臺下的互媚中結束，堪稱‘超級圓滿’……向權勢者和名流獻媚早已變成中國人的第二本能了……更令我作嘔的是他近于無賴式的精明，為了讓肆無忌憚的媚相不太難看，他又在獨裁愛國主義的煽情中撒上點自由主義的味精。”
　　——劉殖民：李熬的獻媚和自媚，2005年9月28日

　　“喻權域……拿起“愛國主義”的大棒，準備向人大提出《懲治漢奸言論法》的議案……喻權域的提案，無論打著多么高尚的旗號，都是公然為文字獄張目，堪稱左派們迄今為止發表的最野蠻、最荒謬、最瘋狂的言論……在中外歷史上，凡是和平時期鼓吹愛國主義的人，大都要走向癲狂……左派的偏執和愛國的狹隘，導致了喻權域對言論自由和自由主義知識人的仇恨，仇恨使之瘋狂，使之喪失了起碼理智，走向喪心病狂！”
　　——劉殖民：《老左喻權域的野蠻和癲狂》，2007年3月5日

　　“朱的核恫嚇言論，主要是針對美國而發，用不惜打核大戰來顯示統一的決心，來阻嚇美國協防臺灣。但我以為，他的言論不僅是針對臺灣問題，也不僅是代表了中共“鷹派”的立場，而且是中共的一貫狂妄思維，其鼻祖就是毛澤東。再往深里追溯，這是所有極權者的共同狂妄邏輯……沉浸于大國崛起幻覺的弱智民族  妄得目中無人的老毛，虧他當政時中國的實力太弱，再想通過核大戰稱霸世界，也只能快快嘴皮子而已；崇拜老毛的李敖，虧他只是個狂傲的文人，只能說大話惑眾；放言對美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的朱成虎，虧他只是個不掌兵權的少將，口出狂言發飆，還不會變成中共現政權的決策……如此冷血的公開叫囂，只能以‘戰爭狂’ 名之。”
　　——劉殖民：《朱成虎不過是個小毛澤東》，2005年8月15日

　　“如果硬要把毛澤東實現其無限制的權力野心也叫做‘理想主義’的話，那么這樣的理想主義之成立，只能是最機會主義的‘成王敗寇’邏輯的產物。換言之，盡管理想主義者常常具有狂妄的傾向，然而，極權者的狂妄并不能等同于理想主義，狂妄一旦完成與政治權力的結合，知識狂妄和道德狂妄就將轉化為權力狂妄，導致為實現個人權力野心的極端統治，其不擇手段的厚黑就會產生極為可怕的毀滅性力量：極端的暴力、謊言和權術，極端的偶像化崇拜和救世主人格，極端的不寬容和冷血殘暴，并將這一切極端野心訴諸于極端的社會運動，以自上而下的發動掀起自下而上的洪峰……毛只相信權力，相信自己的權力野心能夠實現，而再無其他發自內心的信仰。就毛意欲‘解放全人類’的權力野心而言，他想統治天下的‘帝王夢’也只實現了一半：毛是中國特定土壤中的成功帝王，僅僅在國內一言九鼎，而在國際上則徹底失敗，最終不能不向其對手妥協。遺憾的是，在毛已經死去27年后的今天，國人仍然把一個無信仰的暴君神化為滿懷理想主義的政治家，實在是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最大悲哀！毛思想之于中國文化，使民族精神迅速走向粗俗化、痞子化、犬儒化，當下的毛熱再為毛對民族精神的毒化提供最新例證。”
　　——劉殖民：《昨日小延安 今日大中國——毛澤東批判》，2005-05-08

　　“近兩年，清華學者康曉光先生以赤裸裸的權威主義立場而聲名鵲起，他提出的‘國家合作主義’……獨裁制度所造就的敵人意識及仇恨心理對人性的毒化既深且劇，這毒化，曾經把大陸知識人的頭腦變成智慧和良知的屠宰場……利益至上的逐金大潮已然沖垮了一切道義堅持，卻仍然洗不凈敵人意識的余毒，一有機會，哪怕不是機會的機會，毒性便會發作，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狼對人的撕咬。”
　　——劉殖民：《康曉光的狂妄和陰招》，2004年3月20日

　　“汪暉……在一個文明國家的知識界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國這樣的醬缸文明中，御用的學霸或學痞當道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劉殖民：《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200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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