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以種種借口反對提高勞動者報酬？

財政部官員賈康所長最近發表觀點認為“媒體和學術界出現了一些忽視我國與國際統計口徑可比性、混淆初次和二次分配的輿論觀點，夸大我國居民收入占比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這不利于正確引導規范國民收入分配秩序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賈康強調，需要注意的是，統計口徑在2004年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個體經濟業主收入從勞動收入變為營業盈余，二是對農業不再計營業盈余。據估算，受2004年統計核算方法變化的影響，大約使勞動報酬占比被低估了6.29％。”（文章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財政部官員稱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被低估”，http://www.afinance.cn/new/gncj/201005/270917.html）

賈所長的說法是否根據財政部研究所做的研究，不大清楚。但賈所長所有的說法都可在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系主任)近年的研究找到。可參見“白重恩：中國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和二次分配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4691）。

白重恩教授稱“從1995-2004年之間，勞動收入占GDP的比例降了10.73個百分點，其中，50%是由于統計口徑造成的，大概30%左右是由于結構轉型造成的，剩下的是國有企業改制和壟斷的程度變化造成的，絲毫沒有證據表明這個變化是由于勞動力的話語權減少所造成的。除掉壟斷程度的增加以外，其他的方面，像結構轉型和國有企業改制都在某些程度上而言是正面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我們就不應該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人為的干預勞動力市場，希望通過干預增加勞動收入的比例。因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不是市場失靈，所以就不應該對它進行干預，這是我們得到的主要結果。”

白重恩近兩年一直在學術上在收入分配問題上為現行的格局做辯護，只是在明確無誤的事實數據目前實在難以說得過去，就開始找技術上的解釋。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專業知識和故弄玄虛的計量分析，只要有點普通常識和經濟學知識就能夠明白這種解釋其實全都是牽強附會、蒼白無力的，。我們這位位居全國最高學府的白大教授（而且是海歸的名教授），請稍微地注重一下自己的研究結論是否有不夠嚴謹的地方，不要象“邋遢道人”所評說的吳敬璉先生那樣：越說越離譜了！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理由：統計核算口徑變化

在《國家統計制度2005》一書的第871頁“5.1 國民經濟核算統計指標”部分的“勞動者報酬”統計指標解釋中，“對個體經濟來說，其使用者所獲的勞動報酬和經營利潤不易區分，這兩部分統一作為勞動者報酬處理。”

第81-86頁中的“表號：Q303表”和“表號：Q303（附）表”的“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地區生產總值構成項目”表的有效期是至2006年6月。

我們再看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國民經濟核算部分后面關于“勞動者報酬”的統計指標解釋：“勞動者報酬  指勞動者因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全部報酬。包括勞動者獲得的各種形式的工資、獎金和津貼，既包括貨幣形式的，也包括實物形式的，還包括勞動者所享受的公費醫療和醫藥衛生費、上下班交通補貼、單位支付的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等。對于個體經濟來說，其所有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和經營利潤不易區分，這兩部分統一作為勞動者報酬處理。”

有了上述的統計制度依據，我們就清楚，所謂的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改變了國民經濟核算統計指標口徑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以上關于GDP中“勞動者報酬”的統計指標的說明都是2004年以后的，并沒有所謂的把統計口徑中個體勞動者的收入從“勞動者報酬”改變為“營業盈余”成為資本收入變動。這要涉及到個體經濟，個體戶和個體勞動者的不同概念的定義的外延。2004年的經濟普查中把個體戶的“雇員報酬”與“個體經營業主的報酬”區分開來了，并不是把個體勞動者的收入在統計核算上都改變成歸到“營業盈余”中，而是把以前其實不該屬于而實際上因不好區分在統計上混入了“勞動者報酬”的資本收入部分剔除出去而已。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因統計核算口徑變化低估了“勞動者報酬”的現象。

而且，如果要說因此引起的統計數據變化，只能說2004年以后的數據更為合理，2004年以前的數據其實還應當下調才對。把2004年以前的個體戶的收入從從“勞動者報酬”改變為“營業盈余”成為資本收入只是對個體戶老板的收入的更為合理的矯正，對個體勞動者的收入統計沒有改變，在統計效果上是對2004年以前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高估的正確矯正，更為符合國際慣例更能夠同國際上的數據具有可比性，怎么到了這些“專家”眼中就成為了我國的“勞動者報酬”比例的低估？

統計核算口徑變化就算是如他所稱的那樣，低估了勞動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只能是引起原有數據的系統誤差，做個矯正好了，1995-2003年的數據的下降百分點數不會有什么太大的誤差，相當于在曲線圖上把原來的曲線做個上下平移而已，怎么會產生50%的統計口徑上的誤差？就算是比例數據不是那么加加減減那么簡單，作為只全國勞動者報酬中不大一部分比例的個體戶的收入能夠產生多大的影響？請不要只把你的結果數據告訴我們，請你告訴我在什么學術刊物上你發表了你和你的學生怎么根據數據和統計口徑進行調整，研究過程的主要數據和統計口徑的定義以及怎么做調整。別告訴我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文章，那看不出來你的結論考不靠譜，因為你只發表你調整后的結果和一堆好象水平很高的計量分析結論，但我們看不到你是根據什么怎么做調整的。另外，弱弱地問一下：國家統計局的相關部門認可您的調整結果嗎？

再看第二個解釋理由：經濟結構轉變
 
我國的農村勞動力是多，而且正在加速向非農產業轉移。勞動力轉移引起的結構變化是導致了“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下降，但長期如此并不意味著經濟結構正常。按白重恩教授和賈康所長的觀點，發達國家的第一產業勞動力早就轉移完畢，它們經濟結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應該比我們低得多才正常呀！而且已經沒有了這種經濟結構轉移，為什么這些發達國家近一、二十年間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也在下降啊？不是什么經濟結構轉移，而是采取的新自由經濟主義的經濟政策政策導向，勞資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而產生的結果。我們不再從全國宏觀看，就從一個個具體的產業內部本身來考察，這些行業的十年的增加值中“勞動者報酬”的比例是增加還是下降？請白重恩教授和賈康所長在做了這么細致的研究工作后回答我們一下。

白重恩教授稱“從1995-2004年之間，勞動收入占GDP的比例降了10.73個百分點，其中，50%是由于統計口徑造成的，大概30%左右是由于結構轉型造成的，剩下的是國有企業改制和壟斷的程度變化造成的，絲毫沒有證據表明這個變化是由于勞動力的話語權減少所造成的。除掉壟斷程度的增加以外，其他的方面，像結構轉型和國有企業改制都在某些程度上而言是正面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我們就不應該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人為的干預勞動力市場，希望通過干預增加勞動收入的比例。因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不是市場失靈，所以就不應該對它進行干預，這是我們得到的主要結果。”

我們不難看出白重恩教授所提倡的正是走全球化“競底競爭”的道路并不斷地為此辯護，象這樣的教授要會真有為國家提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科學發展觀的道路的參考意見的道路嗎？我們的政府官員怎么就那么一個勁地把他們敬拜為高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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