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指何方？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大綱（二）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三、比太陽更光輝的公正公平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

堂堂國務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員，發表的主張的宣誓的改革設計，不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同志應有的，反倒像是華盛頓、倫敦的國務院的。這種體制內的誤導豈非咄咄怪事？！
無形的手、自由放任的始祖，亞當﹒斯密早在其《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明白無誤地揭示出公正是社會的基石。現代制度經濟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森，從資產專用性的視角對市場的有界，同樣做出了清楚的界定：越是通用性強、交易頻繁、交易量大的資產或標的物，越適于市場，反之，則要靠有形的手,企業、亦即計劃、等級制、指揮鏈、內部交易來完成。這才是真正的符合經濟規律的市場建構和企業與計劃界定。就是現代制度經濟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諾思也提出了國家社會福利與財政權力租金雙重目標，從而有了諾思悖論。而奧爾孫悖論、阿羅不可能定理，甚至科學解構的公共悲劇，甚至囚徒困境、性戰爭、龐奇游戲，更不要用說市場失敗、政府失敗和道德失敗，都清楚地表明，市場非萬能，任何機制都有缺陷。而當代的國際貿易戰略或管理理論，就更是科學和大略地質疑了自由貿易。更不必說華盛頓共識在全球財富與社會文明造成的巨大災難和歷史大倒退了。
這位冒牌理論家，既對種種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具體全面分析、模型、流派視而不見，更對國情、世情、黨情、民情熟視無睹，死抱著那個干巴巴的一知半解的，從耶魯大學道聽途說，囫圇吞棗的市場經濟說，就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甚至赫魯曉夫一樣的無知，以為跑到美國視察，看看市場供應與貨柜行情，走馬觀花市民生活，就能從訪問、交談者那里的“市場經濟”中獲得開萬世之金戒。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由市場無形的手調節通用、大眾品，由企業、公司有形的手管理、配置、生產計劃專用資產品，由政府與社團組織有形之手經營、供給、調節公共品、準公共品與部分俱樂部品，由法制、道德、政黨之倫道和行政之手，供應、組織、配置、調解文化思想品與服務。社會經濟大系統通過市場、情場（家庭）、官場（職場、組織、政府、指揮鏈）和戰場（沖突、對立、暴力、專政、戰爭等）四重場，而非單一的市場網絡，才能形成完備的經營組織與資產配置。讀一讀阿爾文．托弗勒的《財富的革命》就明白產銷合一者、自愿者`群體的價值與財富貢獻有多大。
市場、私有經濟、專業化經營，中國已有了數千年的歷史了。工業化的源頭，技術創新的源頭（所謂唐宋之變）商品經濟，甚至紙幣的老祖宗都在中國，而且直到鴉片戰爭爆發，直到大清盛世時的宋元明清的資本主義，尤其是是市場經濟都相當甚至高度發達。這種市場和商品經濟，包括國家與私人的市場經濟，都相當若非高度發達。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更是十里洋場的東方巴黎、紐約、華爾街，所有當時甚至現在依舊時髦的資本主義的都有，而且高度發達，但等待中國人民大眾的卻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長驅直入，呈獻給中華民族英雄好漢的卻是在自己的國土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不要為了自己的那一點認知誤區和壓根兒就不存在的學術驕傲，而把中華民族與人民共和國的前途與尊嚴當賭注，更不要把中華兒女的智商、情商當猴耍。醒醒吧，為了你的晚節，為了你的家人和子孫后代，積點真正學術理性而非財富理性的德吧。

四、一次分配必須改革，分配之源必須上溯到產權結構

只要初始值起于國家改革，只要起家，第一桶金符合法律規范，人民與國家可以寬大為懷，不計較原罪，對一切積極經營，為民敬業的都將加以赦免原罪，但現行與未來的產權卻必須遵循新的路線圖。
產權結構必須盡快回到和建構成三三三制，即大眾個人所有三分之一天下，集體俱樂部所有制三分之一天下，國有全民所有制三分之一天下。只有公有天下為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保證市場和初級分配的大體公平合理，而這不單單調動一切社會財富源泉，促進所有人向上奮發的激勵前提與運營基礎，而且是真正構建長治久安的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主要機理。
在農村，一次分配的核心要徹底糾正土地流轉幻象，把三農出路轉向集體規模經營和社會主義俱樂部經濟方向上來。在政策與導向上和整體態勢上，應該促成新的社會農村變革思潮，造成鄧小平的第二次飛躍的基本設想。這個過程當然應當以自覺與自愿基礎，也不必急于求成。同時，在政策和意識形態上，絕對明確，農民的分散的個體的聯產承包與家庭所有制，同資本主義并沒有必然聯系，只要集約化和生態文明的比較優勢，農業家庭式自主發展可以繼續下去，在農村產權與經營企業聯合上，要支持和鼓勵公有產權與集約化經營并公平合理的公司加農戶式的資源組合，但要堅決遏制外資、獨資的私有資本的農村的新圈地運動，尤其是絕對防止中國大眾產業與農戶的這種產業化的民族品牌與資產陷落，防止孟都式轉基因類似的農業釣魚工程。這是暗藏鴉片戰爭的現代國際資本殺手锏，是會把中國農業、農民和農村徹底逼上絕路的農業生產資料分配格局。而中國一旦失去了種子、土地、有機農業等核心農業資源與生產手段所有權，則中國農業、糧食安全將頓時喪失殆盡。而一旦步入此絕境，則非但中華民族復興無望，中華重新亡國滅種的可能反倒會大大增強。
隨著全球性的健康與高品質生活追求，隨著生命科學發展與新型倫理觀風行和泡沫經濟的破滅，有機農業和食品價值會重新在產業結構與價值鏈上得到體現。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和新型農業農村建設，同農民工經濟合理收益預期一到，將成為未來中國農民的分配新增長點。
在城市，一次性收入改革的核心應該放置在：第一重新確立和平衡廣大產業工人和普通職工的基本勞動所得和應享有的社會福利。這其中應當加入有尊嚴的就業保障和令人滿意的價值分享。這是生命價值、勞動價值和主人公價值的合流。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應有的剩余索取權的正當體現；第二是經營管理權責及其適當的收益獲取。資本與其他資產要素不應占有全部的管理職能。人力資源的主體，社會最基本的勞務大軍必須擁有相應的管理權并獲得相應的補償；第三行業間的人為壟斷性、政策性的差異是完全歧視性的，并毫無市場經濟依據，更無違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
在國家資本主義和民營經濟市場秩序之下，百分之百的按勞分配已經不具有可能性，但爭取令人滿意，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按勞分配原則是科學的合理的。社會主義市場秩序與經濟的發展，沒有任何經濟理性，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實行按資分配。職工收入與福利應當而且必須經過不太長的歷史時期，趕上世界水平，并創新領先世界的方式。

五、二次分配需要居民收入增長倍增計劃與統籌

中國現行國民分配格局處于極端混亂、結構失衡和風險劇增的局面之下。前述的居民收入和勞動收入比重遠低于世界比例，顯示出早已過度的產權私化累計結果，繼續下去，既會隨時引發社會震蕩與不安，也會隨時隨地打斷社會經濟繁榮進程。這早已不僅僅呈現出快速、超高速暴富不公問題，而是直接影響勞動收入大多數的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問題，從而整個國民經濟財富動態合理、高速、流轉問題。除此比重與總量配置問題，行業間的毫無理性的巨大差異，公務員同產業與職工群體的巨大差異，農民獲得承包土地享有與支配權，而城市職工幾乎一無所有的問題，都鼎顯出收入分配態勢的極度混亂。
同市場與一次收入分配相較，在構建社會保障體系和建筑強大的公共經濟部門，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相當成功的經驗。這是另外一種福利和收入分配。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特殊性的，還是一般性的，都在法理、情理和學理上，應相對甚至絕對的好過資本主義國家之模式，而不應該相反。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相較，中國的公共經濟部門和公共產品生產與分配方面，在前三十由于重工業化道路不得已，后三十年由于認知誤區，造成欠帳太多。這不但影響了中國公民的福利水平，而且影響到中國文化軟實力展示。單純的文化產業不會太多有助于這方面的解決。國民收入二次分配全國性的重點之一在于此。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經濟學中只能是制度轉化的結果。經濟行為，無論微觀、宏觀，個體、集體行為，都是制度存在的函數和制度約束與限定的結果。體制、制度同道德一起，是比政策和戰略等更重要的定因與限界條件。國際上，跨國公司經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國際避稅和勞動就業之國家行情的產物。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戰略意圖有三：第一是把社會公平、公正的增長與發展，提高到國民經濟均衡、合理、持久發展展開軌道之上。這是中國經濟奇跡得以持久和有效，人民與國家得以長治久安的堅實經濟基礎；第二是把生態文明作為當代中華復興的基本科學約束，以協調當代國人利益同子孫，千秋萬代之福祉；第三是力圖通過大規模的增長方式轉變，提高國內外中國品牌中物品價值含量和價值鏈占位，從而使中華兒女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源得到更高的收益回報。
二次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制度設計與調整，應當立足于上述的真正的當代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增長戰略觀之上，把旨在形成中華兒女人力資本財富池打造的公共經濟平臺和國家投入保障做好。這其中教育公平、文化公平、信息公平、職位/職業公平是核心，而普通百姓的常規性的創業、經營公平也應包括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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