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曾監控到汶川地震
2010年03月22日 瞭望 劉巍
瞭望2010012期封面
汶川震前，第一代中國地震工作者歷經40余年，緊密追蹤大地震的足跡，雖最終與大地震擦肩而過，但他們甘做大地哨兵的精神與經年積累的經驗方法，為人類未來應對地震挑戰，提供了寶貴的向導與路標。
但地震的極端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仍然是中國地震工作者以至公眾，需要規避的思想迷途，只有理性看待地震預報的可能與現實，地震科學家、政府與公眾協力共同，才能在現實中找尋到中國地震預報的理路。
《瞭望》文章：不眠的前夜
“5·12”地震發生前夜，已退休的中國地震局研究員錢復業、趙玉林夫婦吵了一夜，HRT波出現了異常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錢復業哭了
2008年5月11日晚，北京市民族大學南路7號院地震局家屬樓。
原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錢復業、趙玉林夫婦一夜未眠。安放于他們陋室中的電腦，通過互聯網傳輸數據，準實時監控到千里之外的四川紅格地震臺HRT波儀出現了臨震異常。
5月12日凌晨2時，他們計算出的結果是：震級7到8級，時間在12日至13日。但震中地點不能確定。
錢復業說，可以確定的是，地震將在一定范圍內發生。她以紅格臺為中心在地圖上畫一個圓，這個圓的半徑是600~800公里，“汶川大概離紅格臺400~500公里，北川是640公里”，但這個圓劃到南邊“就出國境了”，“要到國外，那就是虛報”。
2004年，為監控川滇地區近期可能發生的強震，中國地震局在四川、云南建立4個PS-100(HRT波儀)臺站。但因維修經費不濟，汶川震前只有一個臺勉強維持，而多臺儀器交匯才能確定震中。
“地震預報是世界難題。現在我只有一個臺站，我怎么能把地震事先報出來？”事后錢復業直視著本刊記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5月12日晨5時，錢復業要給地震局打電話。打不打這個電話，她與丈夫趙玉林爭吵了一夜，甚至驚醒了鄰居。大地震就要發生，但沒有地點的預報可能是虛報，打電話沒有設防意義，預報地震要填地震預報卡，要經過專家評審，采取防范措施的時間來不及了，打還是不打？
“打電話沒有設防意義。只能知道我是一個英雄(震前有預測)。打電話(我只能說)可能要來一個地震了，離我的臺站多遠多遠。”在本刊記者面前，錢復業自問自答。
9個小時后，因一夜未眠而困倦睡去的錢復業被兒子打來的電話叫醒。大地震已經發生，震中汶川，震級7.8級(速報震級)。
73歲的錢復業哭了。
42年前參加地震預報工作，32年前因歷史的吊詭背負唐山地震“漏報”罪名，13年前退休后仍以退休工資投入事業的這位“地震預報志愿者”，再次與大地震臨震預報擦肩而過。
宋瑞祥力排眾議
在汶川震后一周年之際出版的《中國工程科學》(2009年第6期)上，趙玉林、錢復業在《HRT波方法準確預測強震時空強的可行性及其汶川8級等強震的震例》論文中寫道：“分析汶川地震前從中期預測，經建立紅格(HG)等4個(抓短臨前兆的)‘PS-100’HRT波網站，到汶川地震臨震前發現HG臺記錄到HRT波臨震前兆所經歷的實際過程，筆者認為，強震是有前兆的，是能被預測預報的。只要選對觀測方法技術及所用設備具有記錄HRT波高精度、遠程監控、實時傳輸能力，并布設適宜的臺網，HRT波方法一定能為我國率先實現地震預報特別是短臨預報有所貢獻。”
錢復業、趙玉林1958年畢業于長春地質學院物探系，從事地震預測已有40多年。在地電預測方法研究上擁有一批業界公認的科研成果。1990年，他們率先提出潮汐力諧振的地震孕發機制。
2004年，錢復業、趙玉林總結出“潮汐力諧振共振地震短臨預測法”(簡稱HRT波法)。2004年，他們發明了PS-100地震地電儀。首次將通訊領域的CDMA(碼分多址)技術應用于HRT波儀器上。這一技術將帶有編碼的信號發送出去并回收，從而排除干擾，這使其觀測精度比現有儀器高出2個數量級。
“HRT波的技術原理，簡單地說是‘老太太敲碗’。”錢復業說，短時間沒法搞明白地震的機理，但可以把它看成黑箱系統。
具體說來，就像老太太敲碗知道碗有沒有裂那樣，給地殼一個力，回射過來就知道地層的狀況。哪里有這么大的力？趙玉林想到了潮汐力。潮汐力“敲打”地球，就像鐵路工人敲打鐵軌檢查有無縫隙。
他們發現，這一方法不但可以監測地震的中短期發展趨勢，還有助于預測地震臨震三要素：發震時間、震級和震中地點。
2003年末，錢復業、趙玉林作為退休科學家，向時任中國地震局局長宋瑞祥報告，要求用他們新研制的、高精度的PS-100電測儀，監測川滇地區近期可能發生的強震。
宋瑞祥當天批示表示支持。然而，據知情人披露，在黨組會議上，宋遭到了多數人的反對。宋力排眾議，當天予以批準，特批經費150萬元，半年后在四川、云南兩省建成了前述4個PS-100臺站。
“取得了前所未見的短臨前兆信息”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發生9級大地震，4個PS-100臺站記錄到來自震源區(距離2600公里)的特征波形。錢復業、趙玉林發現了地震孕發的、潮汐力諧振共振短臨前兆的波形規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HRT波地震短臨預測法”。
其后三年，4臺站陸續在國內外十幾次地震震前有記錄。如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7.8級地震前2天，11月26日九江5.7級地震前1天，2006年班達海7.6級地震前2天，都記錄到HRT波。2005年5月1日，錢復業、趙玉林提出對5月19日印尼7.1級地震的書面預測，實踐證明發震時間、地點、震級三要素全部正確。
2006年7月1號，原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主任梅世蓉在《申請國家重點科技創新項目的建議》一文中推薦HRT波法：“PS-100地電儀器系統，取得了前所未見的短臨前兆信息”，“有可能為短臨預報打開一條新的途徑”。
2006年10月9號，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主任郭增建，在寫給地震局主要領導的信中，建議大力支持這種觀測研究，在西北、首都圈和閩粵地區再建立三個臺網，認為“這些臺網投入觀測后，再加上理論解釋方面的研究，使地震短臨預報上一個新臺階是非常可能的”。
有關專家通過實踐認定：應用HRT波地震短臨預測法，一個PS-100臺站有望大體確定發震時間、震級和震中距。而三個臺站以上，可交匯出震中地點；可在幾天至幾個月前提出短期預測，1小時至幾天前提出定量的地震三要素臨震預測。
“不是三個臺就可以包打天下，要有一定的臺網數量與密度，有可能在幾小時至幾天前提供定量的，而不是概略的時、空、強的臨震預測。”錢復業再三說明。
2004年12月，隨著宋瑞祥局長離職，HRT波儀研究和應用面臨體制與政策性障礙。4個臺站缺乏經費和管理，人員的監測時間沒有保障，儀器維修渠道不通等問題暴露出來。
“嚴科學”的呼號
從2006年6月開始，嚴谷良為HRT波法盡快應用于地震預報的實踐奔走呼號。
這位前國家計委副司長，人稱“嚴科學”，曾支持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和王選的激光漢字照排研究。
國家發改委調研后認為HRT項目很重要，但根據部門分工，建議應由中國地震局審定是否向科技部申報立項。
“項目在推進過程中遇到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嚴谷良告訴本刊記者。
“一是按現有的規定，退休研究員不能主持科研課題，不能申報國家科研項目與經費，使有重大創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員的潛力無從發揮；二是科技經費和探索性成果不能用于臺站建設，體制和管理的分割造成了臺站建設與地震科研、預測工作三脫節；最大的困難還在于認識上的不一致。由于當前地震界主流思想認為在幾年、幾十年內難以解決地震短臨預報問題，因而導致辦事機構在認識上、行動上互相推諉扯皮。”
2006年12月26日，嚴谷良致信吁請國務院領導親自過問推進此事。信中說：“項目無法推進，遇到了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主要是：按現有的規定，退休研究員不能主持科研課題，不能申報國家科研項目和經費，使確有重大創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員的潛力無從發揮。”
12月28日，國務院有關領導批示：“此意見應認真研酌。在攻克地震短臨預報這個世界性科學難題上，我們應該也有基礎和條件有所作為，對有關課題的研究和應用要給予支持。”
半年之后，2007年7月，中國地震局組織了一次“專家咨詢論證會”，沒有請被論證人錢復業、趙玉林出席、答辯。此后，錢復業、趙玉林仍然不能主持課題研究和申請科研經費，川滇地區4個臺站不列入維修計劃。到汶川地震前，只有攀枝花附近的紅格臺，在遭雷擊后還有一半測道在工作。
“5·12”地震發生后，2008年5月29日，國務院有關領導在一份材料上對HRT項目作出批示：“我國是地震多發國家，加強地震預測預報十分重要，我國地震預測預報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一些方面位于世界前列。建議在地震預測預報方面，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說不定這個世界性難題首先由中國人突破。”
2009年10月16日，中國地震局在北京召開專家咨詢會，對“HRT波地震短臨預測觀測系統項目建議書”進行咨詢。專家組一致認為：“地震預測特別是短臨預測是當今世界尚未解決的一個科學難題，應鼓勵探索和研究地震前兆觀測的新技術、新方法。作為一種新的地震監測思路和方法，本項目應予以鼓勵支持。”
2010年3月3日，嚴谷良向本刊記者透露HRT項目的最新情況：“中國地震局報告遲遲拿不上來，發改委明確支持這個項目，但臺站建設還是無法啟動。”
“現在，連原有的四個臺站也因缺乏經費和管理，不能保證正常工作，致使這項重大創新面臨夭折和拖垮的危險，兩位老科學家對此心情十分焦急和無奈。”他說。
唐山大地震心結
2008年5月11日的那一整夜，錢復業、趙玉林夫婦的爭吵，與他們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心結有關。
1976年，唐山地震前，身為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副組長的錢復業，發現唐山灤縣周邊200公里地電出現大量異常。在地震前半個月，她前往唐山地區落實異常情況。
也因為這一次行程中對馬家溝地電臺的訪問，使錢復業被認為對唐山地震漏報負有一定責任。當時，馬家溝地電臺馬希融向國家地震局專家匯報了地電異常和預報意見，但是沒有取得包括錢復業在內的兩位專家的支持。事后，有人認為錢復業應為此承擔責任。2008年6月，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員郭安寧在《中國唐山大地震》一書中力圖推翻這一觀點，如認為馬希融只有異常，并沒有預報意見等。
唐山震后30多年來，錢復業決心突破地震預報難關。退休后的15年，錢、趙用退休金投入科研，在簡陋的舊公房中的柜子里堆滿了相關資料。
“我們這一代人能看到曙光，這輩子就沒有白干。”錢復業對本刊記者說，“這么一個方法，是一個有前程的方法，這就是我退休之后，還要充當地震預報業余愛好者的原因。我們國家人口眾多，國家需要地震預測。”
《瞭望》文章：他們與大地震擦肩而過
“在地震預報方面，我們要重視老專家的意見，因為地震預報現在還不過關，憑他們長期積累的經驗就可以感覺到，就可以作出一個判斷，就可以看到地震的發展趨勢”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熊貓事件”
2005年5月8日，在中國地震臺網中心(以下簡稱臺網中心)分析預報中心例行會商會上，中國地震局研究員耿慶國提出要注意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紅原縣為中心的150公里范圍內，存在發生7級以上大地震的可能。
據耿慶國向本刊記者回憶，當時臺網中心地震預報部一位工作人員打斷了他的話，“耿教授，你報紅原有大地震，那是九寨溝(附近)啊，外國人不來旅游怎么辦？”
耿慶國接著說：“這個地方是藏胞、羌胞的聚居地，是國寶熊貓的家鄉，要注意轉移保護好國寶熊貓。”
這位工作人員笑了，又一次打斷他：“你報地震，談國寶熊貓干什么？”
64歲的耿慶國一時無言，他站起身來，把自己撰寫的報告拍在會議主持人、臺網中心預報部主任張曉東桌上，憤然離場。
原臺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仕宏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熊貓事件’后，耿再未參加會議。原來每月舉行的會商會，他多數是參加的。”
今年2月26日，“熊貓事件”的當事人耿慶國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我是從2005年5月開始，用了整整3年緊盯四川阿壩州的，那里有可能發生7.5級以上地震。我依據的是我本人提出的旱震方法。”
1972年夏，耿慶國在研究孕震過程中的氣象效應時發現：6級以上大地震震中區，震前一至三年半時間往往是旱區。旱區面積隨震級大小而增減。在旱后第三年發震時，震級要比旱后第一年內發震增大半級。
耿慶國解釋道，旱震關系中的“旱”，事實上是指6級以上大地震中期孕育過程中氣象效應的典型表現，是孕震過程中的“地表皮膚病”，“是幾十年不遇甚至上百年不遇的大旱”，這里的“旱”，與農業生產中的“旱”的含義是有區別的。
利用旱震理論，耿慶國在中國地震預報史上曾作出一些比較成功的中期地震預報。1975年海城地震前，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耿慶國依據旱震理論，都曾提出過中期預報意見。
1985年3月9日，國家地震局科技監測司頒發的“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獎批準書”上這樣寫道：“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轉耿慶國同志：你參加的科技項目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7.2級地震中短期預報經國家地震局學術委員會審定，被批準授予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壹等獎。”
1986年9月5日，耿慶國因1975年海城地震預報再獲“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壹等獎”。1989年5月，耿慶國所著《中國旱震關系研究》一書，被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學術委員會授予“1989年度科技進步貳等獎”。
但耿慶國的旱震關系研究也不止一次出現虛報事件。那么，應該如何看待旱震關系研究呢？
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如果說有百年未遇的大旱，也要區分不同機理的致因。一種是氣候影響，一種是地下構造活動影響，這兩種旱應該事先區別。”
他說，現在的問題在于不能很好地加以區別。這次旱正好是地質活動引起的，預測成功了，那次旱是氣象引起的，預測又錯了。有些地方十年九旱，絕對不可能十年九震，所以旱震理論還要進一步探索研究。
雖然存在不少虛報事件，但地震預報的實踐表明旱震理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同海城、唐山震前一樣，這次他又看準了地點”，汪成民說，“耿慶國從2003年開始預測汶川附近有地震。經過數年逐步聚焦到馬爾康、阿壩州，最終的預測算是成功的。”
“預報卡公案”
2002年四川、甘肅、青海和陜西出現了大面積旱區，根據旱震關系研究，耿慶國認為，這是一個足以發生8級左右強震的旱區面積。其中馬爾康—松潘—合作—達日一帶，構成了2002年川、甘、青特旱區。
2006年該地區又出現旱情，耿慶國認為，由旱震關系給出的大地震中期預測意見是：2006年內，在2002年川、甘、青特旱區內，特別是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的紅原附近(150公里為半徑的區域內)，可能發生里氏7.0—7.6級強震。
2008年4月26日晚，北京工業大學地震研究所，耿慶國在此間召開的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會議上提出：2008年5月8日前后10天是國內7.5級強震的危險點。
他解釋說明了重慶和成都—天水—蘭州四站發現病態磁暴，河北昌黎發現病態磁暴的情況，認為成都—天水—蘭州的病態磁暴主要反映蘭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區，特別是四川阿壩州紅原150公里范圍內存在7.5級以上強震的可能。
第二天，4月27日上午，時任中國地震臺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仕宏來到天災預測委員會會議現場，耿慶國給孫仕宏看了相關強磁暴組合資料，強調了2008年5日8日前后10天是國內7.5級大震的高危時段。
耿慶國告訴本刊記者，“我提出要填報正式地震預報卡。孫仕宏說算了，‘他們煩透你了。’”
孫仕宏向本刊記者回憶，“他說過磁暴組合，有一個時間危險點。預測有兩個地點，一個是重慶，一個是昌黎，震級是7.0級以上。”孫仕宏提高聲音說，“但他沒有提阿壩這個地點，也沒有說要填卡。”
耿慶國向本刊記者出示了2008年4月27日蓋有“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委員會”公章的文件，其中，關于“對2008年全國地震形勢的預測意見”的第二點寫明：“中國大陸西部地區，2008年1月9日西藏改則發生6.9級地震、3月21日新疆于田發生7.3級強震后，未來一年，即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仍應注意蘭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區可能發生6~7級地震。”
為什么在文件中沒有寫上“5月8日正負十天危險點”字樣？耿慶國解釋，寫上危險點等于短臨預報了，所以沒有寫。
在震后一年之際出版的《中國工程科學》(2009年第六期)，耿慶國在《汶川巨震的預測和思考》一文中寫道：“中國地震局2008年9月2日正式公布了汶川8級巨震宏觀等震線圖。該圖表明：烈度6度區位于重慶與蘭州之間；烈度7度區位于成都與天水之間；與強磁暴組合給出的2008年5月8日病態磁暴異常完全一致。表明病態磁暴異常是汶川8級巨震的重要臨震前兆，也表明強地震是可以預測的。”
2月26日，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三個小時中，耿慶國心懷無法消解的不平與壓抑，他的話音尖利、時而咆哮。
“有些人總是對我苛求，我認為虛報總比漏報要好。”耿慶國最后說，“我一無經費，二看不到實測資料，三無助手，只靠退休工資做研究，我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在地震前向老百姓打個招呼，是為了不讓唐山地震漏報悲劇重演！是為了完成周總理的囑托！”
1966年4月1日，在邢臺地震現場，周恩來囑托中國第一代地震預報工作者：“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這句話讓耿慶國不能平靜。
紫坪鋪烈度疑云
1999年對于四川省地震局高級工程師李有才是個轉折點。這一年，他的退休生活開始了。
一下子放松了，這反而讓一生忙碌的他覺得失落。為填補空閑，他又拾起了地震預報的老本行。
李有才1962年畢業于成都理工大學地球物理系，先后在國家地震局地殼應力研究所、四川省地震局從事地震預報、深部地球物理、地震工程等專業的研究工作。退休前曾擔任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分析預報研究所綜合預報組組長。
2002年初，因研究震情需要，李有才偶然查閱到1989年由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完成的《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鋪水庫樞紐工程基本烈度復核報告》(下稱《復核報告》)，發現并認為《復核報告》遺漏了一些重要資料，包括：
1.紫坪鋪壩區及附近地區除原有的北東向龍門山斷裂構造外，其他如北北東向松潘—汶川—都江堰—邛崍斷裂構造和東西向南充—德陽—都江堰斷裂構造，《復核報告》未予提及；
2.位于紫坪鋪壩區東30公里左右的彭州市的龍興寺殘塔，這座明弘治年間的古建筑為大地震所毀，是該地區歷史上發生大地震的重要證據，可《復核報告》只字未提。
2002年10月，李有才寫出《質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鋪水庫樞鈕工程基本烈度》的論文，通過地震地質、深部地球物理、歷史地震、古建筑等資料的分析研究，提出：工程區內東西向斷裂與北北東向斷裂，北東向斷裂交匯部位附近，是未來發生7.5級左右大地震震中的最佳位置，工程區壩址的基本烈度不是七度，而應是九度或九度以上；工程區壩址的地殼不是基本穩定區，而應是基本不穩定區；在此基礎上建壩，它將是一個潛在的“危險工程”。
紫坪鋪水庫樞紐工程是中國西部“十五規劃”的一項重大工程，紫坪鋪水庫位于成都上游的岷江，距離成都市區約60公里。
2003年4月，李有才將《質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鋪水庫樞紐工程基本烈度幾個問題》一文及有關材料，通過成都市郵電局玉林分局向國務院寄送。
不久，國務院領導作出批示并責成中國地震局予以調查處理。2003年5月，中國地震局派出中國地震局烈度委員會負責人陳國星等3位專家，來到成都與李有才座談。
作為地震局系統內的退休高級工程師，能與北京來的專家交換意見，李有才心情感到“無比喜悅！無比激動！”
2003年5月的一個下午，在四川省地震局地震預測預報所會商室，來自中國地震局的3位專家就紫坪鋪水庫樞紐工程基本烈度等問題與李有才進行了會談討論。
在李有才的記憶中，自己闡述意見時3位專家很少回應，座談“時時有談下不去的感覺”。時間不知不覺中過去近2個小時，會議主持人宣布散會。
李有才向本刊記者回憶，當他離開座位走到會議室門口時，一位來自中國地震局的專家突然向他走來，不客氣地向他怒斥：“我警告你！……”突然聽到這刺耳的話語，李有才立刻回敬：“我也警告你！你別在這里胡來！”
2003年8月，李有才騎自行車到四川省與成都市的黨政機關，分別送交了《質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鋪水庫樞紐工程基本烈度》論文及有關材料。
很快，四川省及成都市黨政領導分別作了批示，要求四川省紫坪鋪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處理此事。
紫坪鋪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向作出《復核報告》的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地震烈度評定委員會致函請予答復。
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地震烈度評定委員會為此發函給紫坪鋪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認為“李有才同志關于‘壩址區的地震基本烈度應是九度或九度以上，壩區屬地殼不穩定區’的意見不能接受”。
該函提出理由包括：“確定工程場址的設防烈度有嚴格的審批程序，任何個人的推斷都不足以影響工程的設計和施工。工程的設計和施工只能以國家授權的法定部門審批的抗震設計參數作為設計依據”，“(李有才同志)提出‘壩區地震基本烈度為七度的結論應予修改’，‘應是九度或九度以上’。這表明該同志并不了解通過地震危險性的綜合概率分析評定地震基本烈度的技術思路。地震基本烈度具有概率和時間含義，它考慮‘安全’與‘經濟’雙重指標，不是確定性的評價結果。即使未來5000年內，壩址區可能遭遇一次九度或九度以上的地震烈度事件，壩址地震基本烈度仍有可能確定為七度，這種例子在全國重大工程場址地震安評結果中屢見不鮮。”
李有才發出“預警”
2004年12月26日，印尼發生了9.0級特大地震，在武都，松潘至昆明這一南北地震帶上呈現了中強地震活動明顯加強的現象。
2006年6月，李有才根椐四川省地震局的地震目錄中1987年4月至2006年6月，4.0級以上地震的資料，作了一張地震震中分布圖。
“作圖時完全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用以了解印尼9.0級地震后對四川地區震情有何影響。”李有才對本刊記者說，開始作圖時看不出什么，由于底圖上有斷裂構造和大量繁雜的市地縣名，因而使這張震中分布圖顯得零亂。后來他使用不要斷裂構造和市地縣名的底圖，底圖清晰干凈后，地震震中分布特點就展現出來了。
李有才發現在紫坪鋪壩區及附近地區出現了“重要的異常變化”：“一個‘地震空區’明白無誤地顯現出來。“李有才說，當他看到這一張“地震空區”異常圖時，“內心深處是格外的震驚與惶恐！”
他認為“地震空區”的發現，表明壩區附近地帶活動斷裂的閉鎖段，現在已是應變能積累的高應力區域，這使得閉鎖段上所孕育的7.5級大地震預測發生時間，不再是10~20年，30~50年或100年，更不是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地震烈度評定委員會在2003年《對李有才同志“紫坪鋪水庫樞紐工程基本烈度質疑”的答復》中所說的“5000年內”，
《瞭望》文章：周恩來面對面交代的任務
“我們向周總理當面請示過，目前很難達到準確預報三要素：地點、時間、震級，怎么辦？總理說，精確的科學預報暫時做不到，你們力所能及地、實事求是地向政府打個招呼不行嗎？”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中國地震局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留蘇歸國，一生從事地震前兆與地震預報研究，先后在中國科學院、中央地震辦、國家地震局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他是國家地震局負責中國東部震情的京津組組長，是唐山大地震中“青龍奇跡”的重要貢獻者。
1976年7月14日，全國地震群測群防工作經驗交流會在唐山召開。汪成民利用晚間組織了震情座談會，通報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灤縣一帶可能發生5級以上地震，下半年可能有更強地震”的震情通報。
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趕回縣里，將震情報告給河北省青龍縣縣委書記兼縣長冉廣岐，冉廣岐果斷采取措施。三天后唐山地震，青龍縣47萬人民無一人死亡，創造了中國地震預報史上的“青龍奇跡”。
作為中國第一代地震預報工作者，汪成民退休后堅持地震預報研究，他是國家863“地震預測智能決策”課題的牽頭人。
汶川地震后，73歲的汪成民帶領中國地震局退休老專家進行了較為成功的三次余震預測，并深入四川災區調查震前預報預測信息，收集到預測意見二十多條，寫下《對汶川大震的預測存在兩種尖銳對立的意見》一文。
2010年2月27日，汪成民約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講述了一個老地震工作者對中國地震預報工作的洞見、經歷與反思。
李四光獨排眾議
《瞭望》：如何理性看待中國地震預報的水平？
汪成民：這是一個重要的也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地震學界應該首先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現在的地震預報水平。
假如最樂觀者給地震預報水平打一百分，最悲觀者是零分，在他們之間畫上一條直線，那么在這條直線上就涵蓋了所有地震學者不同觀點的立足點。
最樂觀的人認為現在地震預報已經過關，不需要再進行多少研究，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只要有力地組織實施，地震預報就能實現。如果這一觀點成立，預報失敗就應該實施問責。
最悲觀的人目前不會非常明確地坦露觀點，實際上從內心深處他們非常想說的是：地震預報絕對不是我們當代能做的事，是把共產主義的事情拿到社會主義來做。用新的語言表述：就是要十幾代和幾十代人的努力。那么，目前工作實際上就是打基礎，收集情況，準備條件，現階段不是討論對地震怎么報和報不報的問題。
《瞭望》：以上兩種極端的觀點，即非常樂觀的和非常悲觀的觀點，都是少數派嗎？
汪成民：是的。雖然持以上兩種極端的觀點的人，都是極少數派。但是實際上幾乎每個地震專家對地震預報的水平認識都不完全一致，因此歷史上圍繞地震是否可以預報，怎樣預報一直有爭論。
1969年向周總理匯報的會議，說法跟調子也都不一樣；1970年宣布國家地震局成立的那次會議，也是有爭論的。有時周總理直接問：地震預測這件事能不能做？
這一場爭論里，李四光獨排眾議，這個獨排眾議的會議我沒參加，可李老前前后后發表的意見我是知道的。他認為，地震預報是可行的，不能等到地震預報在科學上完全解決了以后，國家才能開展這項工作。
《瞭望》：1969年渤海地震后，周總理為什么要讓李四光來當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
汪成民：在這場眾說紛紜的爭論中，周總理的態度是明確、堅決的。他在幾次會議上說過，我把李老請來，當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就是讓有信心的人來干這件事情，總理還說指揮這么一個大的攻克科學難關的戰役，沒有一個有信心的指揮員怎么能打勝仗？
《瞭望》：中國地震局這個單位的設立，就是要把地震預報作為一個任務來完成嗎？
汪成民：邢臺地震以后，總理明確要求我們，要在你們這一代解決這一難題。后來，他又指出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號召我們，要像蜜蜂一樣，多到現場去，到群眾中去總結經驗，尋找辦法；應該利用我們現有的知識，盡量使老百姓解除痛苦，為國家分擔地震襲擊帶來的各種問題。
1969年成立中央地震工作小組，后來改成國家地震局，目的除了加速這個科學探索工作，就是把已經學到手的認識趕快應用，力爭在大地震發生前，向當地打一個招呼。
負罪感與失落感
《瞭望》：有些樂觀的人認為地震預報確實是過關了，現在地震預報就是地震局的責任問題。
汪成民：依據這種觀點，預報不出來就是失誤。對地震預報的艱巨性，它的復雜性和目前處于什么樣的階段，我覺得認識得都不是很清楚。
也正是因為這種極端觀點的存在，因此實際就導致這樣一個結果。中國地震局系統，包括很多權威專家的思想，傾向于地震預報目前搞不出來。從各式各樣的文章里，你能看出來，假如問得非常尖銳的話，就說地震預報沒有確切的可靠的等等一大堆定語。
地震預報本身，這個題目有太大的壓力，在壓力的背后，又有很多利益驅動。假如說是像唐山、汶川這樣的地震，能夠報但沒報出來，那本身就是個責任問題，這個事情壓力太大！幾十萬人的生死，這個責任誰來負？
另外一些人，如果他說地震預報是完全可以的話，容易取得一些社會公眾的贊譽。
假如你有一個失誤，你就要承擔非常大的壓力，假如有一個成功，你就有非常大的榮譽。這是非常大的誘惑力，這種情況下有些人說話就有水分了。
我想說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謂的某種預報，誰預報了，或者誰漏報了，這些觀點與判斷要非常地慎重，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走司法部門解決中國足球腐敗的辦法，由外界介入，采取調研查證的方式。由當事者自我評說，永遠說不清楚。
《瞭望》：唐山地震是否漏報有過爭論，事實上，地震能不能預報和每次地震能不能報成功，都是有爭論的。
汪成民：地震發生之后，假如一個人沒死，事情好辦一些，死亡那么多人，提起這些地震，有一些人會有很重的一種負罪感，感到自己有罪；另外有些人有很重的失落感，正確意見沒被采納，與立功的機會失之交臂。在沉重的壓力與巨大的憤怒情緒下，很難客觀、公正地去恢復歷史真實面貌。許多失誤者千方百計辯解、推托，不少正確者不斷美化、完善。這兩個極端是中國地震預報工作者無法規避的抉擇與命運。
對大震預測失誤的反思，不是回憶一段什么很普通的歷史，它涉及到幾十萬人的生命，在這種巨大壓力下客觀、公正、公平地談一些事實是很難的。你若想了解真情，唯一的辦法是查證、落實。反復去查資料，尤其當時留下的文字資料，而不是當事者事后追記的回憶錄。
《瞭望》：如果預報成功了，就是一個天大的榮譽。如果有一點失誤，就是一個最大的罪惡，這么大的壓力把所有人都卷進去了？
汪成民：都卷進去了，沒有人逃得脫，包括我本人。
為什么很多年來，我一直不愿談這事，因為它太沉重。唐山地震后，有人寫文章認為震前我本人沒有什么預報，貼大字報、發調查表都是編造的。也有人認為：誰都沒有老汪有水平，他事先有預報，創造了“青龍奇跡”。
青龍事件，不是一個明確的預報，青龍事件就是打招呼，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事前是有情況的，而且恰好就在唐山這個地區，我點到唐山地區了，王春青回到青龍縣報信，又碰到冉廣岐這么一個好領導。
“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實效預報’”
《瞭望》：在汶川地震后，你們一批老專家成功預測了三次強余震？
汪成民：汶川震后不久，科技部在香山舉辦了一次會議，我在會上講到在四川預報了余震。
一位專家詳細問了情況。時間、地點他都承認是對的。我說預報的是7級左右，最后發生的是6級，這位專家說這算什么預報？從能量上來看相差30多倍。
我說，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報出來的？海城地震，預報是5~6級，發生7.3級，那不是30多倍，而是能量相差300多倍。盡管如此，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了十萬個人。老百姓與中央領導并沒有苛求我們一定要報多準，而是要我們向黨和政府打招呼，告訴大家最近不太安穩。老百姓非常滿意，政府非常滿意，政府出面直接表彰了遼寧省這樣一支地震隊伍，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
海城地震成為世界上一個非常成功的預報實例。中國地震局系統在海城境內，樹立了好幾座豐碑。可這個成功并不是科學上嚴格的精確的預測，比如沒有精確的時間、震級。
《瞭望》：那么，在這個階段地震預報應該如何進行呢？
汪成民：我認為不能把地震預報的兩個概念混在一起。一個概念是，“科學上的精確預報”，另一個概念是“可操作的實效預報”。
“科學上的精確預報”，是科學家坐在計算機前。預測要求精度高，科學上說得很清楚。但地震沒過關，要長期研究機理。所以專家提出，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長，只會適得其反。我就問，什么時候能報地震呢？他們說把所有機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報地震。
我說，感冒機理清楚不清楚？感冒本身，假如完全弄清機理，怎么會有非典、甲流？它是一個完全沒有研究透的機理，這個機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那么，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甲流就不治了？
不可能，老百姓要治。就運用現有的經驗與技術，你不能說我現在沒研究透，暫時拒之門外，這跟地震預報的道理完全一樣。
所以要提出第二種地震預報概念，不是科學的精確預報，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實效預報”。
在目前地震預測研究沒有過關之前，我們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實效預報”，我們要取得效果，機理肯定要研究。但最重要的是運用目前的認識去做，有多少經驗做多少事情。
周恩來：打個招呼不行嗎？
《瞭望》：你認為要反對關于地震預報的兩種極端觀點？
汪成民：一個方面一定要大力反對地震不可預測的觀點。宣傳地震預測我們現在無能為力，這是不對的；另外一方面，不能過于樂觀，看不到科學上的艱巨、復雜性，一兩次成功就認為地震預報已經過關，地震預報的基本問題已經解決。
這兩種極端觀點，都不是實事求是。我認為既要認清地震預報沒過關的現實，又要相信我們面臨地震還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假如工作做得好的話，也能使災害避免，這個才是我的觀點，也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瞭望》：周恩來總理講過，讓地震預報工作者力爭在大震發生前打個招呼。
汪成民：我們向周總理當面請示過，目前很難達到準確預報三要素：地點、時間、震級，怎么辦？總理說，精確的科學預報暫時做不到，你們力所能及地、實事求是地向政府打個招呼不行嗎？
假如預測得比較確切，地點比較明確，政府部門當然比較容易應對。如果只有一個預測方向，一個大體的時段怎么辦呢？我也請示過總理聯絡員劉西堯，他說：若情況嚴重，就需給中央報告，實事求是說你們對此有幾分把握，讓政府心中有數。
在這種思路指導下，才出現了例如1974年69號文的這種方式的打招呼；文中敘述了多數人的傾向性意見，也反映了少數人的特殊意見……這種打招呼的方法與“科學的精確的預報”當然有區別，但仍然能取得防震減災的良好效果。
《瞭望》：地震預報沒有過關的情況下，又難以避免虛報。
汪成民：我個人認為，要有思想準備，就是有可能有預報失誤。要是政府領導能理解，就是失誤幾次以后，能換來一次比較大的成功，這個就值。有這樣的理念，地震預報完全可以搞得非常好。這就是一種地震社會學，因為預報必須要通過政府，必須要通過群眾。
我們中國有一個非常好的資源，就是中國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全民動員起來做事情是世界第一的。我們為什么把這個優秀傳統扔掉呢？現在老百姓積極性很高，專家們又瞧不起，說沒有什么可行的依據。這樣的話，白白地把資源推到門外去了，沒法做好地震預報工作。
“地震預報不會不搞，因為人民需要”
《瞭望》：中國第一代地震預報工作者，如耿慶國、錢復業、趙玉林、李有才，退休之后仍然投入地震預報事業，最后卻與大地震臨震預報擦肩而過，他們為什么一直在堅持？
汪成民：到過汶川就有體會了。我們年紀大了，按理說安度晚年，逛逛公園完全可以。可是有幾件事情放不下。
對我來說，周總理非常親切嚴肅地面對面談話，交待工作，到今天我都不能忘懷。邢臺地震現場，總理囑托中國第一代地震預報工作者，“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
李四光離世之前的春節，他住在醫院里卻突然提出要聽地震形勢的匯報，我們帶資料給他匯報。醫生限制說十來分鐘吧，后來不讓走，匯報了一個多小時。當時沒有現代化的手段，都掛掛圖，在李老病床前掛著。這個地方有變化，這是什么地點。
1971年5月2日，周總理在八寶山送別李四光的追悼會上，還說搞地震的來了沒有，我們在邊上說來了。總理說你們要把李四光的精神傳下去，“現在任務交給你們了！”就是希望這一代人能夠盡快把地震預報搞好，等于面對面交代任務。
《瞭望》：解決地震預報問題具體有哪些辦法？
汪成民：在地震預測指揮上，要采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以高度的責任心，對每個蛛絲馬跡進行追蹤、分析，地震預測的各級領導必須對預測具有充分的信心，把地震預測作為己任，不容許任何猶豫不決，若不搞地震預報，那還要地震局干嗎？
地震預報不會不搞，因為人民需要，國家需要，地震是客觀的不斷地發生，地震局這個組織既然成立了，也不會解散。那么地震局必須要有所作為，也就是在地震預測方面，幫助國家在減輕避免傷亡方面作一些應有的貢獻。
這個貢獻，幾十年以前我們做了很多次，地震局本身也對外宣傳，一共報準過二三十次地震，那應該把汶川地震也納入有可能預測的一個范圍，不要過多宣傳地震是不能預報的。我們面臨這樣嚴峻的事實，地震預報本身不是人為的要求搞還是不搞，地震它就不來。這個難題早晚總是要解決的。□
《瞭望》文章：“震前，確實有不同的意見”
“在一條繁忙的街道上一定會發生車禍，但是每一起車禍，不可能預報。這是地震學家顧功敘的觀點。我覺得地震預報是人類美好的理想，在一個強震之前，應該告訴人們要預防”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我當時震驚了，確實沒有想到，也沒有想到是龍門山斷裂帶。”韓渭濱向本刊記者說起2008年5月12日他得知汶川地震發生時的感受。
身為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員、《四川地震》主編，韓渭濱長期從事地震學及地震預報研究，被譽為川中地震學界的“領軍人物”。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北京十三陵地震臺的一間平房里，韓渭濱并未有震感，但很快，他從內部人員那里知道了震級、震中。
韓渭濱想起了一件事，“我們局里有一個李有才(是有預測意見的)。”
汶川震前，地震局系統內部是否還有不同的預測意見？
2010年2月至3月，《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了原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原中國地震臺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仕宏，以及韓渭濱。
在一些問題上，他們難得地取得一致，繼而又在其他具體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這從一個側面表明震前發出任何一次地震預報意見的復雜與難度。
不同的預測意見
《瞭望》：汶川地震前，地震部門內部是否有不同的預測意見？是否據此能作出地震預報？
孫仕宏：會商都會有不同的意見。震前，對汶川地區不同的預測意見，沒能傳遞到中國地震局臺網中心。
何永年：不同的預測意見。在地震局內部是有的。李有才的不同觀點，學術上不同認識上是正常的。但時代不同了，海城地震今天就有可能報不出來。
《瞭望》：如何評價耿慶國的旱震理論？
孫仕宏：耿慶國旱震做了幾十年，工作做得是很不錯的，是中期尺度預測。他還用磁暴組合解決短期預報問題。但他的虛報是很多，在秦皇島、錦州，他都有過虛報。
耿的工作方式存在一些問題。他認為多預報是對的，哪怕有虛報的可能。
何永年：防震減災，怎么防法？如果學校停課，農民停工，社會生活停止就不現實。這樣的做法不足取。以前在遼寧省錦州，耿慶國是虛報過的。
《瞭望》：如何評價李有才震前的工作？
孫仕宏：李有才做了很不簡單的一件事，圍繞著紫坪鋪水壩烈度劃定提出意見，提出的是合理的意見，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有些地震局的專家沒有很認真地對待他的意見。工程安全性評價，需要大大的改進。李有才的工作應該認可，但他采取的方式有些問題。
韓渭濱：他事前有預測意見。他提出的問題是紫坪鋪水壩的基本烈度定低了。上報上級甚至中央，都是有證據的。李有才是搞地震預報的，他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長期地震預報。
他對紫坪鋪這一地區的危險性看得比別人重，堅持這一看法很長時間。我自己的看法，定的烈度是低了。但是紫坪鋪的實際設防烈度，也不是按七度。
《瞭望》：為什么沒有按七度設防？
我理解的一個原因，是李有才提出問題，大壩開始提高設防了。建設不是按基本烈度設防的，因為是重要的工程。
《瞭望》：中國科協地球物理學會天災委員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有人認為他們是搞偽科學？
孫仕宏：天災委員會不是搞偽科學的。它屬于中科協下邊的地球物理學會，很活躍，自由度很大。它比較推崇中國傳統文化。成員都比較敬業。有時經費也沒有，還要搞防災預報。
所有的上報意見，包括天災委員會的，臺網中心都會一樣處理。
何永年：不能這樣說。他們直接給中央寫信，往往讓人認為，地震局在壓制不同預測意見。我是學地質的，我不主管預報。但情況我熟悉。天災委員會，中國地震局預測咨詢委員會，它也會上報，國家局、臺網中心也會考慮他們的意見。
人家也不是壞意，老同志預報地震。面對這種情況，地震局內部也有不同意見。科學探索，還要鼓勵各種手段。
預防不能僅僅理解為預報
《瞭望》：汶川地震前是否有前兆？
孫仕宏：2月14日，都江堰發生的小震群是需要關注的一個事實，其實四川省地震局關注了這個事實。成都地震局的洪時中上電視辟謠。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有小震群社會出現混亂，出來辟謠，是有必要的。洪時中講的具體內容，有些不怎么妥當。他本身沒有能力作出這個結論。
小震群有很多，2004年云南省出現小震群。意味著什么？另外一方面，對異常監測不到位，在程序上是有缺陷的。臨震預報是地方省局應該做的。需要以后在工作上加以改進。
韓謂濱：小震群，是比較重要的前兆。前邊有小震，但后邊是否就一定會有大震？地震預測是比較難，但是要特別重視。也不要以為一定有地震，但以后要引起注意。科技比以前進步了，但預報水平提高并不明顯。在預報的環境方面，市場經濟使人的思想多元了。
《瞭望》：震前是否有宏觀的異常？
孫仕宏：震前有前兆。對前兆的認識水平不一，不能正確判斷。這就是地震預報的現實水平。多數專家不能判斷，個別專家有不同意見。
前兆信息是可以多解的，可能是構造活動引起的。地震前，需要在這方面努力。現在按這種方式，可能很難。應該進行會商制度的改革，在現有水平上應該做得更好。
震前的三個宏觀異常，出現的時間間隔很長。潘正權報了宏觀異常，這個上來了。但宏觀異常，經常出來的，云南有時也會出現幾個。
何永年：地震，還是有異常現象，汶川地震以后調查事前有沒有動物異常，證明是有的。5月12日中午12半左右，綿竹市土門鎮向陽村的一個村民，發現震前水塘有魚蹦。全村老少70個人都跑出來了。客觀上有，但百分百準也不可能，不是那么簡單。宏觀異常出現，不見得有地震發生。鎮江、浦東，也曾出現蛤蟆搬家。必須認識情況的復雜性，這需要進一步探索。
《瞭望》：有人認為，中國地震局的主要任務是預防，而預防不能僅僅理解為預報。
孫仕宏：這個是對的。預防、預報，是兩碼事。地震局成立之初，是搞預報的。我記得看到一個地震局成立時的中央文件，對地震局職責描述就是一句話，很簡單。后來，工作范圍擴展了。
何永年：前幾年片面宣傳，我們一直講，中國地震預報水平在世界是領先的。這反映了各級領導對地震預報的水平是不了解的。今天的關鍵是全面科學理解，以預防為主的方針，不能理解為預報為主。預報不等于預防，科學上還不成熟。大量中外震例表明，國外注意建筑設防，有時只死很少的人。而海地，死了幾十萬人，就是建筑沒有設防。
智利1960年發生8.9級地震，也只死了800人。汶川地震也說明這一點，陳家壩小學七度設防，沒傷人。安縣桑棗中學，地震前把房屋加固了，房子也沒倒。學生兩分半鐘，都撤到操場，一個學生都沒傷。都江堰聚源中學，根本的原因是設防不到位。唐山地震，整個唐山是不設防的，六度區，按照當時來講是不用設防的。
“今天早上的臺灣地震不是也報不出來嗎？”
《瞭望》：地震是可以預報的嗎？如何解讀海城、唐山的青龍奇跡、松潘平武預報？
孫仕宏：地震是可以預測了，如果不能，地震局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但難度非常大。地震是非常復雜的。板塊內地震一發生，理論上很難解釋。至少有一點，地震是有規律的，在空間集中，發生在特定的地區。時間有叢集性。某些時段，發生比較多。
說地震不可預報，理由是地球不可入？人類大腦也不可入，不等于不可以觀測；世界難題，不等于不可以預報；三要素預報是很有難度的，不等于地震不可以預報；天氣預報，非得要精確幾點幾分下雨？
1990年亞運會，預報北京會發生一個中等有感地震，起到了社會效益。沒有預報哪一天，地點是北京地區，范圍大了一點。但依據比較充分，起到了減災實效。
何永年：在一條繁忙的街道上一定會發生車禍，但是每一起車禍，不可能預報。這是地震學家顧功敘的觀點。我覺得地震預報是人類美好的理想。在一個強震之前，應該告訴人們要預防。
震前肯定有很多異常出現。因此，能不能把這些異常的表現特征抓住，不是一般的難度。可以也應該為之努力。
但是，我總結在宣傳上要掌握個度。預防為主的方針，不能全理解為地震預報。預報是預防的一部分。因為以今天的科學技術，對地球的認識，符合三要素的地震預報，要做到比較準確相當困難。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很困難。海地、智利地震，今天早上的臺灣地震不是也報不出來嗎？(2010年2月26日臺灣花蓮海域發生5.1級地震，當天震后何永年接受本刊記者采訪)
《瞭望》：有人認為地震虛報的損失很大。虛報的社會代價是必須付出的嗎？以山西地震謠言事件為例，政府、公眾如何承擔這一損失？
孫仕宏：(虛報的社會代價是必須付出的)這種評價不合理，不客觀。做了二十次預報，只一次準確。當然不是好的。虛報不可避免，地震預報水平很低，地震是能預測，但現在還處于探索階段。應該考慮的是這次地震報對在哪個方面。
《瞭望》：有人認為，預報不過關，中國的下一個地震是不能預報的。是這樣嗎？
孫仕宏：國外地震預報不開展，所以，我國地震預報部門也沒有中國大陸以外的觀測資料，無法作出預報。
美國是不搞預報的，美國政府依據蘭德公司的報告，比較研究納稅人的利益，在得不到效益的情況下，美國決定不搞地震預報。美國人認為現在地震預報水平不高，是不是從抗震來講更為合理。但美國人并不反對中國開展地震預報。
何永年：好像不是這一代人能解決的。對地球不太了解，地球半徑六千多公里，人類只鉆到12公里。地震復發周期長，地球歷史46億年，有較長歷史記載的中國只有上下五千年。應該綜合防災，把房子弄結實了。一個思想誤區在于只是指望地震局。地震應該探索，但目前更多的還是在科學探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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