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奢侈品市場未來5年將達到20~35%的年增長速度

　　《瞭望》文章:轉型期的富人階層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際奢侈品市場出現疲軟,中國市場卻“逆勢上揚”。

　　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統計,截至2009年12月,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94億美元,全球占有率27.5%,成為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

　　這一現象,固然是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投影,但一些深層因素有待揭示。

　　還是要從國際金融危機說起。這場危機,使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世界工廠”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中國的工業化正進入中后期,產業結構正面臨深刻調整。這一系列偶然與必然,讓本已過剩的流動性一時找不到方向,奢侈品及房地產便成為資本的寵物。

　　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富人階層,縱是揮金如土也難掩此刻的內心焦慮。在一個分化的世界里,對資本的“原罪”與他們如影隨形。在過去那么多年里,他們是推動中國改革戰車的先鋒,是市場經濟的弄潮兒,是年輕人學習的榜樣。可如今,來自社會底層的仇富情緒,一次次將他們推入道德批判的聚光燈下。

　　他們手中掌握著的社會財富,應該成為不斷推動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健康力量,但“國進民退”的現實,中小企業成長空間的不足,邁向高端服務業所必須具備的法治與開放環境的滯后,因公共產品短缺而日益增高的社會成本,正在消磨他們的意志。

　　邁向后工業化時代的中國,最不能缺乏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原創精神。如果富人們在奢侈品市場上的一擲千金,傳遞的是創造力消弭的信號,就值得舉一反三地省思:應該以何等舍我其誰的氣魄,來邁過這一道改革的大關？□(文/王軍)

　　《瞭望》文章:奢侈品市場“逆勢上揚”背后

　　富人階層為何寧愿“買別墅養草”？有關專家認為,這一“怪事”凸顯了當前暢通和拓寬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對國內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偉 徐壽松 陳冀 顏秉光

　　富人階層雖然人數較少,卻在中國快速崛起。容易引發社會關注的,不僅是他們的創富路徑,也包括他們的消費方式。

　　“胡潤百富”董事長胡潤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他喜歡用“中國新貴族”一詞來稱呼一些億萬富豪。

　　在他眼中,北京的一個億萬富豪之家往往包括三套自住房產,一幢北京郊區別墅、一套市區高級公寓和一套四合院。他的住宅也許是以著名畫家馬蒂斯的《舞者》(美國紐約現代藝術館鎮館之寶)為創意靈感的當代MOMA,收藏古代和當代著名畫家的作品,比如鄭板橋的《三友圖》或者張曉剛的《無題》。

　　“胡潤百富”調查認為,北京新貴族一年消費688萬元,男主人戴的手表往往是百達翡麗,穿的服裝品牌是喬治阿瑪尼,最喜歡的超級豪華商務車是勞斯萊斯幻影,而女主人則喜歡戴著寶格麗白金鑲鉆腕表,開著寶馬敞篷跑車,約上三五好友齊聚北京蘭會所,還不時出國游玩。此外,每年他們還要采購大量的奢侈品牌萬寶龍、卡地亞、LV、杰尼亞等用于送禮,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富人階層的消費現狀如何？本刊記者近日在北京、廣東、浙江、上海等地進行了采訪,嘗試進行一些粗線條式的勾勒。

　　中國富人的強勁購買力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際奢侈品市場出現疲軟,中國市場卻“逆勢上揚”。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統計,截至2009年12月,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94億美元,全球占有率27.5%,成為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在全球奢侈品消費下滑的背景下,中國富人的強勁購買力引人注目。

　　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代表處CEO歐陽坤認為,在全球奢侈品市場疲軟的大背景下,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消費的熱情不減,而且奢侈品消費在中國呈現不斷更新換代的趨勢。預計未來5年,中國奢侈品市場將會達到146億美元,占據全球奢侈品消費額的頂峰。

　　奢侈品旺銷源于富人階層的崛起。歐陽坤認為,這十年中國內地出現了一批頂級富豪,奢侈品升溫佐證了新興富人階層的崛起。胡潤研究院一份針對中國千萬富豪的報告顯示,受訪富豪中有25%每年花費在100萬元以下,57%的富豪每年花費在100萬～300萬元之間,達300萬元以上的富豪占18%。受訪富豪最大的消費是奢侈品,這直接導致了國內奢侈品消費市場的火爆。

　　以豪華汽車為例。據中國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市場營銷部部長徐迪介紹,在業界,豪華車的概念是單價超過200萬元人民幣的車型和品牌,常見的包括賓利、法拉利、勞斯萊斯、蘭博基尼等七大品牌。金融危機前,豪華車在國內增長幅度很快,幾乎翻三番地增長,危機后銷量受到一定影響。2009年1～10月累計銷售1000輛,上車牌的750輛,比上年同期下降20%左右。在國外,豪華車的消費者一般年齡都超過50歲,而國內購買者主要是“富二代”和私營業主,普遍年齡偏低。他們付款通常采取一次性劃卡消費,車輛最低價格200多萬元,最高超千萬元。

　　在奢侈品云集的杭州市杭州大廈,奢侈品的銷售業績近年來都是兩位數的增長,2009年達38億元,奢侈品品牌專區5萬平方米,但只要“擠”進來的品牌,在這里開一個火一個。

　　據杭州大廈常務副總經理童民強介紹,目前全球80%的奢侈品品牌都進駐這里,100平方米的“杰尼亞”品牌店面,一年銷售額超過7000萬元;OMEGA手表,一年的銷售額1個億左右;100多萬元的手表,剛擺上柜臺就賣完了,更貴一點的珠寶也紛紛被搶購。杭州大廈LV柜臺的銷售業績在全世界LV單店中排名第一,杭州已成為全國奢侈品銷售量的第三大城市。

　　“國內外奢侈品的購買者有著較大的不同,國外購買者大多是演藝界等社會名流,而國內則是大量民眾來購買的多。”童民強介紹說。

　　“我們賣別墅就像賣白菜一樣”

　　江西一位做實業起家的富商最喜歡抽的香煙是“熊貓”。不過他的抽煙習慣很特別,每根煙只抽六七口就掐滅,接著重新點燃一根繼續抽,如此周而復始。在與本刊記者聊天的一個小時內,桌上的幾包煙很快就消失了。這位富商說,他抽的不是煙,是感覺。

　　一位廣州的富商這樣向本刊記者描述他的餐桌文化:“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這輩子都嘗過了,現在就專挑新鮮稀罕的吃。”對于這些富人而言,一頓飯花上幾萬元是尋常事,這一頓飯的花費相當于一個公務員一年的工資。

　　國內餐飲行業還為富人群體專門打造了高檔的餐飲會所,實行會員制,光是進入這種私密場合就餐,每年就得交上幾萬元的入會費。比如北京的一些高檔消費場所,一張會員卡1萬～10萬元,不限次數,花光再續。在廣州,有的高檔會所一桌席最低起價5萬元。

　　本刊記者在東莞采訪時,正好碰到一位富翁嫁女,每桌酒席3.8萬元,共請了100桌,這場婚禮僅酒席就“吃”掉380萬元。

　　湖南女孩江晴今年30歲,因為嫁給了一個臺灣富商,由一個打工妹搖身一變為富婆。她對世界名牌如數家珍,“每年花在著裝上的費用一般在一二百萬元,我身上穿的衣服每件至少上萬元。”這一件上萬元的衣服相當于在廣州做司機三個月的收入。

　　動輒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購一臺豪車,已成為一些富人尋常的消費習慣。購來的豪車有的并非是代步駕駛使用,有的只是為了收藏陳列,或僅是偶爾的場合才使用一下。深圳有一個“富二代”,父母是長春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靠炒股坐莊發的家。他平時基本不工作,一擲千金購豪車成了他的一大愛好。為此,他在豪華別墅前專門修建了一個較大的私家停車場,停放了20多輛世界名車,其中不乏價值一兩千萬元的頂級豪車,多為收藏觀賞使用。

　　在東莞松山湖園區,一個高檔樓盤里打著“營造南中國富人高尚居住區”的廣告。這里售賣的別墅動輒每平方米5萬～7萬元,物業管理費每平方米為4.98元,最貴的一套別墅為850平方米加上1000平方米的大花園,總價值3400萬元。如此昂貴的別墅,一開盤就被搶購一空,有的買家還一口氣購入幾套。

　　售樓小姐對本刊記者說:“我們賣別墅就像賣白菜一樣。”但這些別墅大多處于閑置狀態,被富人們自嘲為“買別墅養草”。對此一些富人解釋說,反正錢放著也是放著,不如置點業留著。

　　在上海,則有“天價豪宅”,每平方米20萬元,“天價別墅”,一億元一棟。在廣州南湖等高檔住宅區,有的別墅奢華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些頂級別墅賣到了1.6億元,配上直升機和名車賣。在深圳小梅沙山頂的一處富翁別墅里,一個馬桶就值20萬元,家中有8個衛生間,這套別墅里僅馬桶費用就達160萬元。

　　在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經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滾”的融資公司副總經理說,北京富人們還流行養馬。富人們花費幾十萬元在英國或澳大利亞買來純種馬,放在北京順義區的馬場里雇用專人飼養,周末帶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去騎馬,其中僅馬飼料的費用一個月就得一萬元左右。有的富人則喜好登山探險,如攀登喜馬拉雅山一次,各種裝備、后勤保障和陪同人員費用總額達50萬元人民幣。

　　為何寧愿“買別墅養草”

　　富人階層為何如此熱衷奢侈品？復旦-意大利博科尼時尚與奢侈品管理項目中方主任、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營銷系助理教授盧曉博士認為,選擇最強勢的奢侈品牌除了改善生活質量以外,也是中國實業家向外界證明自己實力和能力的一種工具,因為他們從發展的第一天起就承受著社會的很多懷疑。另外,用奢侈品送禮和應酬,對社會交往、促進生意有很大幫助。

　　寧波一位38歲的富人說:“很多時候我們必須用最好的品牌,要不然外界就會對我們的實力產生懷疑。我們不是國有企業,也不是外資。要讓合作伙伴和周圍的人看到我們的實力,我們必須開奔馳600去談事情。”

　　當地另一位45歲的富人說:“我買國際奢侈品牌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主要是送給我生意上的伙伴們,像絲巾、皮帶、手表、手提包、錢包,這些小件的國際名牌,就買最知名的,而且價格上的標簽一定要保留。”

　　盧曉認為,對富人來說,目前全社會對他們的社會貢獻給予價值認定的渠道并不多,他們也急于表現出一種有別于常人的社會形象,這是奢侈品成為身份象征的社會基礎。有鑒于此,政府應引導富人履行好社會責任,積極投身公益事業,為富人獲得社會認同多提供平臺。同時,要引導全社會進行理性的物質消費,倡導健康的消費文化。

　　富人階層為何寧愿“買別墅養草”？有關專家認為,這一“怪事”凸顯了當前暢通和拓寬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對國內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前,應進一步放開一些行業的準入,降低門檻,吸引民資進入。

　　溫州是中國內地民間資本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據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統計,目前溫州地區活躍的民間流動資本規模達到了7500億元左右,但是絕大部分還停留在銀行領域。目前,溫州地區的銀行存款余額超過5000億,而在2008年底,這一數據還只有3000多億元,顯示出在金融危機后,溫州的大量民間資本回流,但是眾多企業主仍處于觀望的狀態。

　　周德文分析,目前資金的觀望主要是由于前景不明朗,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包括珠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在內的較多企業面臨產業升級轉型的任務,但大多數企業仍對升級轉型沒有明確的方向,加上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盡管外需有所好轉,但各行業的利潤已被大幅壓縮,一些行業的利潤率已降到2%～3%的低點,企業主繼續投入的信心不足。

　　2009年陽光私募基金第一名、廣東新價值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總監羅偉廣,結合資本市場近期的表現指出,1月份銀行開始控制信貸,股市投資者擔心流動性下降,導致股市連續下挫,但國債和企業債指數均大幅回升,表明銀行間市場資金充裕,大量資金仍停留在銀行間市場而難以找到投資渠道。

　　當前民間資本投資的一大新動向,就是傾向棄實業賺快錢。周德文說,值得注意的是,從溫州資本的流向看,盡管近年來投資于新興農業以及高新技術企業也逐漸成為溫州民間資本投資的重點,但由于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前景的不可控性,民間資本更熱衷于投資金融領域,隨著近年的經濟發展,原本屬于壟斷性較高、利潤亦較高的金融行業逐步開放,包括本地銀行的改制、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以及小額貸款公司的設立為民間資本流向提供了新的渠道。

　　據周德文的估計,目前溫州地區資本投資于創業投資、股權投資等金融行業的總量至少達到1000億元。

　　東莞易事特大型電源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思模說,在他的10位企業家朋友中,目前已經有4人移民出國,3人退出實業轉投資本市場,只有3人還在繼續做制造業。

　　民間資本傾向投入的另一領域是樓市。上海湖州商會秘書長周迪宇告訴本刊記者,由于主業形勢不好,2009年到上海炒地、炒樓的浙江民企老板增加,炒房者以使用自有資金居多,也有部分人采用民間借貸的方式集資用于首付,但均利用銀行的高杠桿率來實現“四兩撥千斤”。他介紹,很多民企老板認為,人民幣對外要升值,對內是通脹,企業的經濟效益一時也不會有明顯改善,現在一線城市賣房套現后的資金向內地的房地產市場轉移,尤其是江西、廣西、四川等地的三線城市流入更多。

　　周迪宇說,經過2009年這一波投資熱潮,很多民企老板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做實業太辛苦,炒地產來錢快”。他擔心,流入樓市的錢一時很難再流回實業,短期內房地產的“吸金效應”難以改變。

　　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在中國內地,富人投身社會慈善的氛圍尚未形成。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三大奢侈品消費市場之一;另一方面,富人階層每年對慈善事業的捐贈比較有限。這一巨大反差凸顯社會財富的流向難以消弭貧富差距。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不同人士反映,近年來,中國財富群體從事慈善活動有所增多,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也在增強,但整體上還是偏弱。

　　胡潤研究院去年發布的《2009胡潤慈善榜》中,中國共有100位富豪上榜,五年累計捐贈近157億元。其中有78名富豪入選過《2008胡潤百富榜》。這100位富豪平均捐贈額達1.6億元,占《2008胡潤百富榜》富豪平均財富的4%。

　　胡潤說:“汶川大地震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慈善進程,中國企業家的慈善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集體提升。但是與《2008胡潤百富榜》富豪平均財富相比,民營企業家們發展慈善事業的潛力還很大。”

　　溫州多位企業家告訴本刊記者,許多富人不去做慈善的原因包括:一是不想露富,怕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二是有些富人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公德意識。三是有些富人想回饋社會,卻感覺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徐永光認為,民間捐贈的使用往往與政府的財政資源混在一起,這種混同導致政府在慈善事業中的功能過強,慈善捐贈最終無法體現民間公益的地位和作用。這既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改革大勢不符,也抑制了民間慈善力量的生長發育,消減了公益慈善行業的生產力。

　　盧曉等人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在792位個人資產千萬元以上的民營企業家中,對自己的慈善捐助效果感到不透明不太滿意的達到64.2%,有9%的受訪者很少捐助。

　　《福布斯》中文版總編周健工認為,中國企業家們的捐贈變得越來越理性,他們積極探索和發起非公募基金會,更慎重地考慮是否將善款零散地、隨意地捐給其他公益組織。

　　“取有余補不足”

　　2009年,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在浙江省進行了一項“社會關系與社會穩定”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影響社會穩定的三大因素中,“貧富差距”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腐敗”,領先于“社會治安”。課題負責人楊建華告訴本刊記者,1156份有效問卷的統計顯示,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達7.5,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達6.9,都在擴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在0.42左右。“全國保守估計在0.46,有的學者估計在0.49,”楊建華說。

　　一般認為,總體基尼系數值在0.2以下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較為合理,0.3～0.5之間表示差距較大,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相當懸殊。

　　在上述調查中,包括公務員、企業主、高管、公司職員、農民工、學生在內的八成受訪對象認為貧富差距在繼續拉大。

　　收入和財富占有狀況高度分化,在社會中形成了非常明顯的高、低收入階層或者說富有與貧困階層。

　　目前,國內的收入差距懸殊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和階層之間。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過小,資本收益占比過大。有關專家反映,財富積累和貧困積累的交替加速,造成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勞資矛盾加深。其中稅收調節不力,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集中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現行的稅制結構不盡合理,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不夠。稅制體系在結構上的突出特點是:流轉稅重、所得稅輕、財產稅相對缺失。

　　有學者研究指出,2007年全國流轉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40.8%左右,所得稅占比為26.2%。直接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稅種比較少,除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和車船稅外,沒有形成一個科學的個人收入調節體系。這種稅制格局雖有利于取得財政收入,但在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相對較小。

　　另外,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稅種設置不科學,調節手段單一。目前,對個人收入的調節主要依靠個人所得稅,其他對調控收入分配有重大影響的稅種嚴重缺位,特別是對居民個人所擁有的動產、不動產缺乏系統的稅收調節手段。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有限,高收入者少繳稅的現象十分突出。同時,消費稅也不完善,一些新出現的高檔消費項目如高檔娛樂設施、高檔住宅仍未列入征稅范圍。

　　受訪專家指出,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多稅種協調配合、覆蓋個人收入運行全過程的稅收調控體系。比如在取得收入時征收一道個人所得稅,在消費環節征收一道消費稅,對個人擁有的財產征收財產稅,最后在遺產環節征收遺產稅,就可以形成一個對收入分配完整的調控體系。近期,需完善個人所得稅、調整消費稅稅目,開征資本利得稅。

　　接受采訪的多位工薪人士認為,個人所得稅的完善關鍵在體現公平,過節費、飯貼、交通補貼之類的體現人文關懷的“小錢”,不要納入個稅稅基。“這種稅給人的感覺是,總是從小老百姓頭上刮錢。高收入者對征這點稅是不在乎的,我們這些靠工資養家糊口的,生活成本本來就很高,再拿走哪怕幾十塊、百把塊錢,就意味著要少消費這么多。”上海工薪收入者王有德說。

　　專家建議,消費稅稅目可以考慮將一些高檔滋補品和保健藥品、高檔桑拿美容、高爾夫球、卡拉OK等高檔娛樂活動納入征收范圍,消費稅稅率的結構也應該進一步深化,考慮把煙酒產品、貴重首飾和珠寶玉石重新分類,對其中的一級高檔品提高稅率。

　　開征資本利得稅是最近民間非常強烈的呼聲。廈門大學客座教授余云輝博士說,今年1月份稅務總局已經明確對限售股轉讓所得征繳個人所得稅,可以在此基礎上擴大一步,對投資證券市場、房地產所得征稅。“財富群體的巨額財富來源越來越多地集中于樓市和股市,這一趨勢非常明顯。很多人打著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幌子,其實,股市中散戶很少能盈利,大部分錢是被大投資者拿走的,應該征收這些人的所得稅。樓市如果開征高額利得稅,對遏制炒房會立竿見影。”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中長期可考慮推出物業稅、遺產與贈與稅。物業稅在我國已醞釀多時,從世界經驗看,推出這一稅種只是時間問題。政府不可能一直靠賣地來獲取收入,新的拆遷條例執行后,城市動遷將越來越難,成本會迅速增高。征收物業稅是必然選擇,關鍵是如何操作好,可考慮漸進推行,稅率從低開始,隨著時機成熟慢慢上調。

　　贈與稅和遺產稅是緊密相關的兩個稅種,贈與是生前轉移財產,遺贈是死后轉移財產,都是財產轉移稅,可實行統一的遺產與贈與稅,其稅率應該是累進稅率,而且其累進級次和最高邊際稅率應該高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級次和最高邊際稅率。□

　　《瞭望》文章:不敢住別墅的富人

　　一項調查顯示,在792位個人資產千萬元以上的民營企業家中,有83.7%認為貧富差距過大,應減小差距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偉 徐壽松 顏秉光 陳冀

　　女兒嫁給富商之后

　　浙江蕭山一退休干部和老伴帶著4歲的外孫女和保姆一道生活。按理說,他們的日子應該很瀟灑,因為女兒嫁入了一個房地產家族,之后和女婿在國外打拼事業。這老兩口完全可以住在蕭山的別墅里安享晚年。可是事實并非如此。他們從來不敢住別墅,生怕被人綁架,整天提心吊膽。

　　目前,他們經常帶著外孫女輾轉于蕭山、杭州、上海等地,每隔一段時間就換一個地方住。有時候為了保險起見,甚至要到處租房子。老兩口私下跟親戚抱怨,真后悔女兒嫁給有錢人,這東躲西藏的日子跟逃犯有什么區別？

　　這是目前富人階層對自己人身安全感到擔憂的一個縮影。溫州一位著名企業家告訴本刊記者,他家里有兩棟別墅,但是妻子根本不敢住。“家里的別墅靠近溫州機場,其實很方便。但是萬一我們半道被人綁架怎么辦？到時候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這位人士還給本刊記者講了一則故事。有個剛從監獄刑滿釋放的人,跑到他的公司,開口就是:“借給我20萬。”他回答說:“我根本不認識你。”對方威脅道:“你不認識我沒關系,我認識你。”后來公司很多保安沖了進來,才沒發生大事情。

　　2009年發生的溫州別墅綁架案、深圳校園綁架案等,加劇了富人的緊張和恐懼情緒。溫州一家商會的知名企業家鄭先生對本刊記者說,他對社會治安很擔心,如今許多富人都是“買棟別墅保姆住,買輛奔馳司機開”,自己生怕被人盯上。

　　茹女士原是一家媒體的主持人,與臺灣一位商人結婚后進入家族企業工作。公司在江西有廠房,她和丈夫平時就住在廠區里的一棟小樓里。里面各種生活設施齊全,配有桑拿房和溫泉池。茹女士說,住在外面不安全,而廠區晝夜有公司的保安看護。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營銷系助理教授盧曉博士等人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在792位個人資產千萬元以上的民營企業家中,有83.7%認為貧富差距過大,應減小差距。

　　“我隨時可以走人”

　　有的富人的不安全感來自對財產安全的擔憂。本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少富人把財產轉移境外、辦了綠卡。

　　北京的富豪陳先生告訴本刊記者:“現在,部門利益和體制問題糾結在一塊,加上官員的腐敗,中國的改革不繼續推進很麻煩。”

　　目前,陳先生的夫人、兩個小孩都在加拿大定居,早已購置了房產,人人握有綠卡。“我曾經嘗試待在加拿大就不回來了。后來發現再有錢也融入不進西方的主流社會。另外,我在加拿大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接送孩子上下課,感覺特無聊,就一個人跑回來了,繼續打點國內的生意。不過,我隨時可以走人。”

　　多位溫州企業家向本刊記者透露,溫州企業家層面約有1/3辦有綠卡,有的是因為小孩在外讀書,為了方便照顧,有的是擔心政策有變。溫州一家商會的知名企業家鄭先生說,山西整頓煤炭資源后,引發“國進民退”爭議,一些富人開始收縮投資,不安全感明顯上升。“像我現在就很少投資,感覺一般的投資都不安全。因為在不成熟的市場和不規范的經濟秩序下,資金安全難有保障。”

　　北京一家融資公司的副總經理李先生告訴本刊記者,他認識的富人里約80%的人想辦或正在辦移民,他們存在一種心態:害怕有一天自己的財產遭遇“國進民退”。

　　黑龍江省海倫縣的徐先生今年35歲,在中俄邊貿打拼了16年,如今身家上億元。他的感受是,有的事情,往往有關職能部門要玩幾個回合,經過幾次反復,把你拖得精疲力竭后還是離不開一個“錢”字。

　　“'富二代’這個群體其實很可憐”

　　近年來,杭州富家子飆車案等事件使“富二代”頻繁曝光。他們呈現在公眾視野中的形象多為負面,比如揮金如土、只知享受不懂創造、嚴重缺乏社會責任感等。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接觸了一些“富二代”,他們中許多人認為,個別人的行為不能代表一個群體。他們非常渴望能在寬松的環境下接過父輩的接力棒,承擔起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的責任。

　　24歲的小何是“富二代”中的一員,父親是廣東一家公司的老總。憨厚的小何說,“'富二代’這個群體其實很可憐,由于父輩忙于打理生意,他們大多缺乏家庭關愛。在我小的時候,父親很少有時間陪我玩,就連周六、周日都去上班。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抽出時間帶我去玩,開了三個小時的車剛到珠海,有客戶打電話來說要談生意,他二話不說馬上調轉車頭往回趕。經歷過幾次后,我特別討厭跟他出門,從來沒玩盡興過。”

　　小何說,他父親由于是白手起家,20年來一直在艱難的環境中堅持中國制造和創造,給了他很多有益的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富二代”都像他一樣幸運:由于這些人的父輩十分忙碌,除了溺愛,根本不知道如何教育他們。“富二代”的飲食起居經常由老一輩或保姆打理,養成了“富二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習慣。“有一個好朋友家里光賓利豪車就有2輛、保姆12個,這些保姆分工負責開門、擦地、烹飪和駕車等工作,他不需要自己去想或做任何一件事,一切都有專人進行專業服務。”

　　或許因為上述原因,一些“富二代”認為,這個群體普遍缺乏引導,沒有方向感,物質來得太容易,精神生活卻少得可憐。由于手里有大把的錢,畢業后又在家族企業工作,他們普遍沒有危機意識,更談不上社會責任了。有的在父母面前裝成一個乖寶寶,背后卻經常采取各種方式麻醉自己,或者一幫人拿豪車攀比、或到酒吧喝酒等。

　　一些“富二代”說,雖然他們已經長大成人,但由于父輩的光環罩在他們頭上,無論他們學得多好、做得多棒,別人都會說“看,那是老板的孩子”。他們渴望證明自己,期待社會創造一個寬松的輿論環境,喚醒他們的社會責任意識。

　　“國家應加強對'富二代’的正面引導,以社會教育彌補家庭教育的缺失,”小何說。

　　黑龍江省社科院研究員宋魁提出,在當前的社會形勢下,需要輿論保持客觀公正,不要讓人們帶著“有色眼鏡”看待“富二代”,給他們的成長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比如,對普通交通肇事或其他事件中的責任人不要隨意放大其“身份標簽”。同時,應加強對富人階層中先進典型的弘揚,只有熱心公益事業、積極參與慈善活動的富人多起來,倡導多元化的成功理念才能在社會公眾中真正扎根。

　　《瞭望》文章:觀察分配與階層問題的三個視角

　　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應把逐步提高國民收入作為核心條款寫到規劃中去,并設定具體目標和實現步驟

　　文/本刊特約評論員

　　近年來,我國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問題越來越突出,不僅成為內需不振、經濟結構調整難以推進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

　　從社會學視角看,中產階層被稱為“政治后衛”、“經濟前衛”,是社會穩定和拉動消費的中堅力量。中產階層持續壯大,說明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趨于合理和公正。

　　目前對于什么是中產階層,我國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2005年,國家統計局曾公布一份調查結論:“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計算)的標準。”但這一標準未被廣泛接受。

　　有專家認為,中產階層占到一個國家60%以上人口,社會才可能穩定。中小企業主、個體工商戶是構成中產階層的主力,事業單位人員、知識分子、城市白領等是中產階層的重要后備。近年來,我國中產群體在人口中的占比出現了“長不大”甚至下行的現象。我國工人群體占全部勞動人口的一半左右,但工人群體由于收入增長緩慢而難以進入中產;一些大學畢業生因房價、生活成本高企等原因,成為大城市的“蟻族”群落,同樣難以跨入中產行列,有的甚至從中產狀態下行到中產以下,不滿情緒有所增加。

　　在我國中產階層尚未形成理想規模的情況下,近年來卻出現了社會上升通道堵塞等苗頭性問題,如上北大、清華等名校的農家子弟正趨于減少等,值得各方高度關注。中產階層上升之路如被堵死,社會階層的流動如趨于停滯,社會的生機就會弱化。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能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吸納就業的中小民營企業是中產階層的制度性依托,應給予更大發展空間。為培育廣大的中產階層,還應控制和降低大城市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成本。發揮稅收在調節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減輕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

　　從經濟學視角看,在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不同行業分配不公問題較為突出。在國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中,轉移支付缺乏法制化,社會保障投入不足,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在國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業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勵、規范制度,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積極性不高。

　　過去十年,我國的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出現下降。國家信息中心課題組的一項研究表明,勞動收入份額在1995年～2006年間從59%逐年下降到47%,相應地,資本收入份額則上升了11.79個百分點。而大部分經合組織(OECD)國家,勞動報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年～2008年基本都在60%以上,高時達到90%。

　　廉價勞動力是我國經濟競爭力的一個核心要素,但從發展趨勢上看,我國“人口紅利”正在減少,近來出現的“民工荒”就是一個例證。政府、企業和個人如何合理分配經濟增長利益,如何破解經濟競爭力較快提升與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的矛盾,對于我國經濟競爭力優化和社會分配格局再塑,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內收入的行業差距問題,特別是壟斷行業管理層高收入問題,在社會上引發熱議。我國稅收政策需要充分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享受的利益和承受的稅負應趨于平衡。如何最優地確定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如何開征物業稅和遺產稅,如何做大社保“救生圈”,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急迫課題。

　　發揮慈善事業在調節國民收入中的作用,也應盡快進入決策者視野。外國有很多富人拿出幾百億美元甚至全部財產用于慈善事業,對緩解貧富差距、彌補行政力量的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國很多富人做慈善事業的積極性不高,這里面有多重因素,比如缺乏捐贈免稅等激勵機制,一些基金管理運作不透明,以及一些地方官員腐敗等。

　　提供均等的發展機會是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的一條重要路徑。浙江貧富差距相對較小,全民創業是根本因素。老百姓發展機會平等是均富的基礎,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老百姓對二次分配的依賴性會大大降低。應繼續推進民營化,引導民間資本做大社會財富的蛋糕。

　　按照中央要求,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總體思路已經明晰,就是“控高”、“擴中”、“提低”,但在執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如何破解這些阻力,須盡快尋求對策方案。應將調節收入分配納入國家新一輪的戰略規劃中。建議在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把逐步提高國民收入作為核心條款寫到規劃中去,并設定具體目標和實現步驟。比如,建立國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掛鉤的機制,每年在確立GDP增長目標時,也要對城市、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目標進行設定。同時,在立法規劃中,優先考慮調節收入分配的立法事項。

　　從政治學視角看,貧富分化問題,對我國的制度體制等形成了新的挑戰,需要決策層面作出相應調整。如一些進城務工及被動城市化的農民群體無力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其中有的人便以極端手段謀取財物,近幾年在城市里出現的一些重大治安事件往往與此有關。

　　在話語權方面,近年來,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協等機關中,來自農民、工人的代表、委員比例越來越少,這種安排會對政府未來的收入分配決策產生影響。一些大學的農家子弟比例減少,使得他們進入社會上層、改變命運的機會降低。當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還處在政策性階段。在社會各個階層利益格局趨于復雜的情況下,特別需要將各方的訴求在法治的平臺上加以解決,尋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對收入分配是否公正的認知,直接關系到人們心態的變化。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低收入群體也可能非常滿足,而在開放社會中,一些高收入者也可能因為比較對象的不同而產生不滿情緒。近來,網上出現“曬收入”等新現象,網民的跟帖中折射出社會情緒的變化,很容易轉化為不穩定行為,不容小視。

　　中產階層要成為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不僅要有恒產,而且要有堅定的價值觀、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貧富分化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的嚴峻現實,我們亟須剖析富裕階層與貧困群眾之間的“心理漠視”和“精神隔閡”,探討以何種方式實現貧富階層之間的理解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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