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再選擇（1）-中國不能選擇落后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年之際，人民大學出版了《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簡稱《選擇和崛起》，該書從全新的角度涉及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揭秘許多敏感史事，大膽討論許多敏感話題，深刻反思中國的發展戰略，探討中國的國際戰略的新思路。我們認為，中國在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績的今天，面臨嚴峻的國際和國內經濟挑戰。中國處于戰略再選擇的關鍵區。我們打算用該書的觀點來回答中國經濟戰略再選擇中的14個重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中國不能選擇落后。　　

 一。資源的“三大逆向流動”　　

 2000年夏季，我認真觀察了南美某些國的出口加工區。同大多數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發展中國家一樣，許多南美國家從70年代以來，放棄了二戰以后長期實施的進口替代戰略。所謂“進口替代戰略”就是要建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國家產業結構和產業體系。然而，這種戰略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70年代中期以后的三十來年里，被全部放棄掉。在全球化的年代了，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一夜之間似乎成了導致發展中國家長期落后的原因，而介入國際分工一夜之間幾乎成了發展中國家走向富裕的鑰匙。如果說在新自由主義以前發展中國家的共識是：打破殖民地遺留的舊的國際分工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道路；那么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堅持舊有的國際分工則成了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道路。這兩個時代的差異，就濃縮在這一點上。　　

這種發展道路的差異，導致了許多南美國家經濟出現了令人震驚的二元化。這是一種技術和產業層次長期逆向選擇的二元化，一種去現代化去高技術的二元化。二戰以后建立的以提高國家經濟技術層次的產業，許多獨立于國際市場的內向產業由于得不到充分的資金和資金而長期凋敝甚至倒閉，而大量以介入國際市場的低端產業和低端技術由于充沛的資金和資源而過度繁榮甚至過剩。這種資金資源長期大量的向低層次產業流動，幾乎成了一種國際潮流。發展中國家為了成功推動這種逆向戰略，彼此之間進行做殘酷的競爭，導致工人工資的普遍下降。在南美許多出口導向經濟區里面，經濟的增長并沒有帶來工人工資的上升，反而導致實際工資的長期下降。中國也是這樣。出口導向還導致財富源源不斷的向發達國家的逆向流動。　　

在出口導向戰略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出現了上述逆向流動：1）向低端產業流動；2）向富有階層流動；3）向發達國家流動。這三大現象概括起來就是：去現代化，貧富懸殊，和財富流失。這是出口導向戰略的主要誤區。假如一個國家，在幾十年中長期出現這種低效益的經濟現象，這個國家將怎樣崛起，怎樣現代化，怎樣利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會走向這樣一條限制自己發展的道路？一條注定通向奴役的道路？　　

太平洋西岸的我，吸著帶有腥味的海風，聽著陣陣海潮，不由得懷疑起了遼闊的大海。大海上那些來來往往的集裝箱，承載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的夢想，還是包裝華麗的陷阱？厚重的歷史感不由自主的襲了上來，我感到有揭開這個現代經濟史上最大誤區的沖動。從那一刻，我開始了對世界大國興衰歷史的研究，對現代經濟金融體系的解剖。十年磨一劍。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終于寫出了《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　　

二。固守落后不=發揮優勢？　　

出口導向戰略，有非常成熟的理論支撐。從1770s中期以后的200多年里，支持出口導向和國際分工的理論著述可謂汗牛充棟。2005年我讀了一本美國的書，叫“將中國融入世界經濟（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Lardy）”。該書暗示中國全球化以前的經濟體制的缺陷有兩個：第一忽視了低端產業（廉價勞動）的比較優勢；第二沒有充分利用外國直接投資（FDI）。并認為中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改變著這種狀況，通過改革達到了充分利用這兩個要素的目的（P61）。在該書的作者看來，中國的出路似乎就在于發揮自己的低端產業優勢，和利用外國資本。這種這是新自由主義給中國和所有發展中國家開出的，普遍實用的藥方。　　

這劑藥方的基礎就是比較利益學說。這是一種將固守落后打扮成發揮優勢的發展戰略。經濟學家對比較利益學說和絕對成本學說有許多的批評，我們不打算在此重復。我們想著重從發展的角度，從國家博弈的角度，從中國國家崛起的角度來解析這套理論所隱含的發展道路的陷阱。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比較成本學說。這個學說最初產生于當時的超級大國（英國）。這種理論反應了英國作為世界工廠和超級大國對建立由英國主導的世界市場和世界分工的需要，反應了大英帝國在通過保護主義發展起來以后對保護主義的選擇性揚棄，為大英帝國用堅船利炮推行自由貿易提供了理論基礎，為不合理的世界分工披上了一層科學的面紗。簡而言之，這種理論代表了當時歷史條件下大英帝國的國家利益。而今天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當今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美國。在美國推行的全球化的旗幟上同樣大寫著比較利益學說。　　

比較利益學說的初衷是提倡國家間互惠互利的分工，并認為這種國際分工有利于增進相關國家的財富。這本來是一個認為一定的國際分工有利于推動財富增長的理論，一個關于數量和分配的理論。這個不涉及經濟素質的提高，不涉及產業的進步，不涉及國家博弈的理論，卻被全球化的推手們打扮成一種發展的理論。比較利益就這樣被推到了極端，成為全球化這種“全球信仰”的理論支柱。一個關于數量增長的理論，崇拜成了一個關于發展道路的理論。真理邁出的這一小步使她成了謬誤。這一小步，成就了“固守落后就是優勢”的彌天大謊。這一小步把經濟發展偷換成了經濟增長。不過這一小步卻包含做一個驚天的戰略秘密：那些業已發達的國家，希望發展中國家通過全球化陷入沒有發展的增長陷阱，一個叫做GDP的數量陷阱，一個被稱為發揮落后優勢的陷阱。他們一方面推行全球化，一方面實施技術封鎖和技術保護。　　

像中國這樣崛起中的民族，在經濟發展中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要不要建立自己目前尚沒有優勢的高端產業？要不要超越自我？要不要在國際競爭中搶占技術和產業的制高點？所謂超越自己，挑戰自己，就是要搶占那些我們暫時沒有比較優勢的經濟技術制高點。而比較利益的答案是否定的。按照這種發展理論，中國49年以后，不應該建立我們沒有比較優勢的獨立的工業體系，不應該建立自己的飛機，汽車，和電子工業，也不應在技術和人才缺乏，呈現“比較劣勢”的情況下研制戰略武器。難怪提倡全球化的人們，要徹底否定中國頭三十年的偉大成就。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沒有及時介入國際體系，沒有發揮自己的落后優勢，反而去努力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反而去攀登中華民族尚未具有優勢的產業和技術高峰，是一種歷史失誤。再讓我們上溯到1841年，那時候中國的比較優勢是什么？大概是農業和手工業。反正不是現代工業。按照全球化分工體系，1840以后，帝國主義試圖把中國變成經濟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戰略企圖是不是合理的？中國是不是要永遠發揮自己農業和手工業的“比較優勢”？難怪那些提倡全球化的人們，認為中國要再做100年的殖民地。這種要發展中國家“固守落后就是發揮優勢”的理論的實質是要發展中國家“固守落后”，從而在國家博弈中出局。看看中國那些為出口導向張目的“經濟學家們”那一個不是要中國發揮低端產業的優勢，那一個不是要中國“抱殘守缺”？　　

我們必須認識出口導向的真正面目。出口導向介入國際分工就是這樣一種通過“經濟學”包裝的，抱殘守缺的戰略，一種將固守落后合理化和美化的戰略。在這種戰略應導下，許多發展中國家自動放棄對高端產業的認真追求。以中國為例，為了獲得發達國家的低端市場，有人不惜放棄對高科技的保護，在世貿條約中，承偌實施高科技零關稅政策。發達國家的戰略選擇的中心是非常明顯的：以低端市場的開放，換取發展中國家對高端產業的全面自動放棄。　　

比較利益學說的核心是，世界上的每個國家都從事其生產效率相對最高的產品和產業，然后通國際貿易進行交換，換取其他產品。這種建立在各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國際分工不僅使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使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因而，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福利，和每個國家作為個體的福利都將因這種國際分工和國家貿易而提高。所以，全球化國際貿易將營造一個每個國家都贏,全世界都贏的多贏局面，或共贏局面。我們想再一次指出，衡量這種福利的是數量的增長。　　

為了讓不是經濟學專業的讀者對這個理論有一個直觀的了解，讓我們假設只有兩個國家兩種產業的世界模型。國家A和國家B；這個世界只生產兩種產品：草鞋和機器。讓我們進一步假定兩個國家都有生產草鞋和機器的能力。但是，每個國家生產草鞋和機器的相對（比較）成本不一樣。目前，國家A生產機器比生產草鞋效率高；國家B生產草鞋比生產機器效益高。國家A比國家B發達，是發達國家；國家B是發展中國家。　　

假如沒有國際分工沒有全球化，兩個國家的經濟都相對封閉，這個世界有兩個彼此封閉的經濟體系。每個體系都必須生產自己需要的草鞋和機器，都發展出自己完整的經濟體系，都彼此獨立不依賴對方。世界都是變化的，通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也許在將來某個時候，國家B隨著技術的提高，產業的進步，改變了自己的技術結構，變得生產機器比生產草鞋的效率要高，而且高于國家A，在總體經濟實力上比A國發達。在那個時候，國家B成了發達國家，國家A成了需要趕超的國家（這是國家A十分害怕的未來）。　　

但是，以比較利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打斷了那種可能的將來。根據全球化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國家A，發達國家，應當生產機器，因為在現在國家A生產機器比生產草鞋效率高；國家B，發展中國家，則應當生產草鞋，因為現在國家B生產草鞋比生產機器的效益高。在這樣的國際分工下，國家A能生產更多的機器，國家B能生產更多的草鞋。結果全世界能生產更多的機器和草鞋。然后通過國際貿易實行交換。國家A通過向國家B提供機器換取草鞋；國家B通過向國家A提供草鞋換取機器。這種全球化不僅為國家A，國家B，還為全世界帶來更多的福利。　　

把比較利益學說當成發展戰略，推銷的是一個簡單的世界經濟模型。那就是：讓今天先進的國家從事先進的產業；讓今天后起的國家從事落后的產業，因為落后的產業是你的相對優勢。先進的造機器，落后的編草鞋。比較利益學說為這種世界經濟模型提供了理論基礎。為不合理的世界經濟模型，不合理的世界分工制造了一件合理化的新衣。比較利益學說認為，這種世界分工是如此的合理，以至于不加入全球化的國家，不僅導致自己國家福利降低，GDP的降低，還會導致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福利降低，GDP的降低。這種理論，為推行全球化提供了道義上的優越性。你不加入全球化，不安心編草鞋，不僅損害了自己的利益，還損害了全世界的利益。這種理論把希望崛起希望打破現有國際分工的民族，送到道義的審判席上。　　

比較利益國際分工就是要打斷甚至延緩發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國家博弈的角度看，比較利益想通過逆向選擇的國際分工將競爭對手擠出局。它代表的是強者的利益，是強者的邏輯，甚至是強盜的邏輯。比較利益下的國際分工，不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道路。這種國際分工與現代化是完全不同的兩條發展道路。比較利益帶來的國際分工，要中國在低水平低層次上發揮優勢，要為了海外市場的需要（比如美國市場的需要）將大量的資源配置到底層的產業上。國際分工不是現代化道路，也不可能帶來現代化。當一個民族將大量的資源投入低端產業時，當一個民族心安理得的認為發揮優勢的方式就是固守落后時，這個民族將如何建立完整的現代化體系？比較利益對于國內市場狹小的國家，也許是一種不得已的宿命；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則是陷阱。　　

國際分工帶來的另一個弊端就是導致中國經濟對海外市場的依賴。所謂國家分工就是你的經濟結構不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建立的，而是根據國際市場的需要建立的。這種經濟結構導致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中國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經濟結構不能建立在國際市場的分工上。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最終導致經濟獨立性的喪失。這樣的歷史教訓比比皆是。中國自己的歷史也是這樣。中華民族1840年到1949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依賴歷史含義是什么。　　

國際分工帶來第三個弊端就是扭曲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滿足中國人民自己的需要和福利，而是滿足某些海外市場的需要。而這個海外市場的主體，往往又是在許多方面和中國有戰略利益不一致的市場。以競爭對手的需要而生長，是國際分工面臨的另外一個困境。　　

在中國面臨戰略再選擇的今天，我們必須公正客觀的指出：　　

出口導向必然是一種抱殘守缺的戰略，是發展陷阱。　　

 三。中國不能選擇落后　　

一個發展中的民族想要崛起必須自己挑戰自己，必須有“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的勇氣。我們曾提到過，在一個民族的綜合實力中，民族意志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個民族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一個民族的衰落首先是意志上的衰落。而且經濟戰爭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攻心為上。對于一個后起的國家而言，可怕的不是今天的落后，而是永遠的落后；不是承認暫時落后的歷史事實，而是屈服這種落后的意志衰退。落后不可怕，可以趕，可以超。真正可怕的是，明知落后卻甘于落后，明知落后卻又在國際分工中選擇落后。屈從于將這種落后的現實固定下來的世界經濟體系安排，那才是一個希望崛起的民族的悲哀。我們在前面通過一些國家成功和失敗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崛起首要的是意志上的崛起。有些國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意志上的衰退，強大的國家也會衰落，也會在國家博弈中敗下陣來。要打斷一個國家崛起進程的成本最低的最佳手段就是要折服后起國家的意志讓其安于落后安于現實，不要力圖挑戰挑戰強國的先進地位；就是要讓后起國家收起趕超的雄心，收起改天換地的壯志。　　

中國不能選擇落后！不能滿足于編草鞋，安心于編草鞋；不能滿足于買機器，安心于買機器。經濟上的偏安與國土上的偏安，都是意志軟弱的表現。這種現象在全球化程度很深的國家里處處可見。那種崇拜別人，崇拜別人的一切，從崇拜別人的技術，到崇拜別人的體制，到崇拜別人的價值體系的風氣十分風靡。崇拜本身作為個人行為，本無可厚非。但是，這種崇拜往往導致自我菲薄，導致在國家產業戰略和技術戰略上的逆向選擇。有人主張在國際分工的口號下，自覺主動的從一些關鍵產業里退出來。曾經從大飛機中退出來，曾經從獨立的汽車產業里退出來，曾經從計算機核心技術里退出來，曾經從追求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中退出來，這些都是自甘落后，害怕自我挑戰，害怕競爭的行為。　　

我們呼吁中國必須跳出這個發展陷阱，必須超越這個發展陷阱。我們呼吁中國不要按“自然”的國際分工來建立自己的產業，不能由發達國家的低端市場來決定中國的產業，不能按出口導向來決定中國的產業。　　

（請參考《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機》，第五章 被美化的抱殘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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