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
何 新
序
（一）
本書收錄我近幾年對經濟學基本概念、原理及若干政策的反思和討論。
經濟學理念關系于國家經濟政策之設計與制訂，關系國計民生。一套錯誤的經濟理念會禍國殃民！
經濟學之起源，并非來自于任何數學模型或哲學理念，而只能是來自對人類社會經濟生活實態之觀察及抽象。
經濟學對于中國人，并非一種外來之學術。早在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之際，初見系統之經濟學觀念，已見之于《墨子》、《管子》、《史記》等書中。
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學術對于世界工業化國家處在落后階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學初則邯鄲學步于蘇聯之教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敢輕逾其藩籬一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統領一時的“主流經濟學”又邯鄲學步于西方所謂“邊際效用”之自由市場主義經濟學，并由之發生盲目尊奉市場原教旨的經濟意識形態。
這種經濟意識形態，鼓吹一切由市場供需定價，一切價值均可轉變為商品而付諸市場自由交易，鼓吹將中國資源及企業、銀行全部通過私有化、外資化而廉價出售——遂將國家推上國企大規模破產、職工下崗失業和貧富兩極化尖銳對峙的社會失衡狀態。
（二）
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從國內市場推論到國際市場，似乎看不到國際間各壟斷資本集團激烈競爭的嚴峻現實；天真地以為市場會是“資源配置”的公平上帝，把嚴酷的資本競爭看作單純的“效率”競爭。
殊不知，國家間之競爭，從根本上看，無不是為國家民族生存強大繁榮而爆發的經濟利益競爭。資本主義的本質動力是殘酷的市場競爭。政治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經濟政治競爭的極端形態就是戰爭。
在二十世紀歷史中，實際發生過的并不是兩次世界大戰，而是三次。即：新、老工業國為爭奪殖民地（人口、資源及市場）的控制權而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新、老工業化國家為由誰控制主宰世界而再次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6年以后，在老工業化國家與新興獨立國家之間（美國統領的發達國家為一方，對手是前蘇聯陣營、紅色中國及第三世界），發生了以意識形態斗爭和代理人戰爭為主要形式的全球“冷戰爭”——實質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在國際形勢表面的平靜之下，孕育著一系列新的重大國際危機。如果危機不能被控制，則未來人類仍可能面臨新的（第四次）世界大戰。但這場戰爭的主題已不是傳統工業時代的戰爭主題：為控制領土和人口而戰；而是為全球資源的資本控制權和全球金融的控制權而發生的：資源戰爭和金融戰爭。
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將決定一切民族國家在未來必然一體化的全球新秩序中，能夠以什么地位和經濟權利而繼續生存下去。
對此，中國人是否已具有清醒的意識，國家是否有所準備呢？
（三）
本書是作者對近年流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若干深入反思和批判。
自由市場經濟學的核心原理是“自由競爭，優勝劣汰”。但是，若放任這一原理無限制地施行于人類社會，必然會導致一種違反人性、弱肉強食——即把人道關系變成狼吃羊的狼道關系的叢林獸性經濟。近年來，由于這種叢林經濟學的政策方向誤導，中國的改革已發生迷誤，付出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重大代價。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創造了令舉世震驚的高速發展奇跡。但是當今社會卻充塞著不平怨戾之氣。經濟發展的成果并沒有惠及全社會。富者富可敵國，貧者無利錐之地。社會中相當多數人，老無所養，弱無所扶，病無所醫，冤告無門！根源就是自西方輸入的叢林獸性經濟學的誤導。
實際上，這種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完全是欺人之談！資本主義市場分配的根本原理，絕非什么按“效率”分配——絕對不是“效率”決定資源配置，而是服從于由資本規模決定資源配置的“按資分配”規律（李嘉圖分配律）。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無國家目標主導、無國家計劃調控和無國家力量保護的“自由市場經濟”(美歐經濟都并不是這樣一種“自由市場經濟”)——必然會成為惡性市場經濟。必然服從大資本吞噬小資本的競爭規律。在失去國家力量主導的世界市場上，象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后進市場，只能演變成國際跨國資本肆意橫行的新殖民地區域！
因此，國家政府絕不能僅僅作為市場“游戲”的旁觀者（這不是游戲，而是關系國家民族存亡興衰的生存競爭），絕不能聽任國民經濟放任自流，一切任由國內外大資本集團作經濟主宰。國家有責任充當調節社會資源配置、調節社會分配、保護本國資本和資源以及民生經濟的強有力而看得見的手！今日的中國亟需要一種導向社會公正和正義的新經濟學——通向社會和諧之路的經濟學。
從遠古中國的大政憲典《尚書》提出“民為君本”，到近世西方的政治民主理論，實質都建立于一個基本共識之上：國家主權即統治權力（治理權）的全部合法性，是建立在政府與人民的一個“社會契約”之上——國家有責任保障全體人民的生存權、謀生權（包括工作權、居住權、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這些權利構成在任何社會中所絕對不能被漠視的基本人權。漠視上述人類權利的“國家”機器，其統治主權就失去合法性，最終必定會被人民所摒棄。人類歷史已經一再證明，國民經濟成敗是檢驗政治好壞的天然尺度。國民經濟失敗必然導向政治失敗！因此，國家權力不能為所欲為，也不能無所作為，國家權力的根本職能是效忠于全民（而不是某個特殊集團或階級）并且為人民服務！
未來的中國要安寧、和諧，就必須恢復公平正義，需要回歸“社會主義”（資源社會共享，經濟成果社會共享），而不能放任由少數人去掠奪多數人，讓資本崇拜、拜金主義統治社會！如果說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就應當讓社會基本價值從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叢林獸性經濟學所鼓吹的那種資本崇拜、金錢崇拜和市場迷信的意識形態枷鎖下解放出來！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有責任為未來社會求索一條通向公平、正義、和諧之路。
一方面是經濟發展與增長，另一方面是資源配置、社會產品分配的公平（正義）性；這兩大目標始終是社會經濟與政治必須兼顧的兩極。
個人自由、憲政民主、社會均富——這是自18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1789）、美國革命（1775—1861）和俄國革命（1917）三次偉大世界性革命所追求的三大發展目標。對于中國人來說，這三大目標值得繼續追求！為此，的確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
我們寄希望于未來！
何新 2008年7月20日
第一篇 我們處在金融大危機前夜嗎？(2002年7月)
[編者按：在本文于香港發表的同日(2002年7月10日)，美國世經公司宣布破產，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公司破產案。此后爆出一連串公司財務丑聞。2002年7月10日股市爆跌近400點。為“黑色星期五”l998年以來最低點。主要股票跌破20％。周一跌風傳到香港，股市下跌近3％。]
一
我在2001年9月出版的《思考：新國家主義經濟觀》一書前言中曾預斷：
“種種跡象明確顯示，我們的確處在爆發新的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危機的焦點將集中在日元——美國——歐元的匯率上。
如果美元暴跌，引致美元泡沫崩破(這泡沫大得驚人)，就必將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大突變。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突變具有不可避免性”。(見該書序第4頁)
近幾個月以來，美元兌l4種主要貨幣匯率均趨貶值，創1987年以來之最，但美元走貶尚未見底。近幾周來，美元兌歐元匯率急劇貶值，已貶至2001年1月I9日以來的最低點。美元緣何如此走弱，其未來走勢如何?舉世矚目。
二
直接觸發此次美元下跌的是，美國經濟復蘇勢頭不如預期，美國國際收支和財政赤字劇增，公司丑聞頻仍，導致投資者拋售美國股票和債券，美元需求萎縮。
但是，導致當前國際金融形勢急劇轉變的根本原因是一年來美國“新經濟”泡沫的破產。而表面原因則是一系列公司丑聞的爆發。其實，公司丑聞發生的原因是制作假帳，而公司假帳之所以會影響股市，是因為作假帳虛報營利的目的正是為了從股市套現。
這一事實深刻地揭示了美國所謂“現代企業制度”的秘密。其營利機制不是來自實體經營，而是跨國金融市場的資金直接套取。包括欺詐性金融掠取。
近10年來，美國對外資的依賴已達空前程度。目前，外國投資者手中至少持有美國2/5的債券和1/4的公司債券。
外國投資者即使不單純拋售美國的債券，而僅僅減慢他們增加持有美元股票的速度，美元匯率也將下跌。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看似如日中天，資本流入日增和美元升值，意味著一個經濟時代的結束。
三
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美國的經濟增長開始罩上了“新經濟”的光環。十年來美國經濟靠炒作“新經濟”(“知識經濟”)吸引外資。關于知識經濟、新經濟的意識形態炒作，關于新經濟已徹底脫離舊經濟及經濟周期循環的神話廣泛流行。
據說新經濟(如硅谷神話)的機制是：“高勞動生產率導致股票價格上升，導致新經濟領域融資更加便捷，導致信息行業投資上升，導致勞動生產率無限提高。”這一公式大體可以概括充斥于當時美國主流媒體的所謂“新經濟循環”神話。“新經濟”下的高投資回報及與此相伴隨的股票市值的持續攀升，給國際投資者帶來收益無限上漲的樂觀預期，從而不斷吸引外資流入。
這種外部資金流入支撐了極具美國特色的獨特債務經濟。這種美國特色債務經濟的重要表征，就是巨額國際收支赤字和國家財政赤字。
美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奉行強勢美元政策的目的，也是保持低通脹率以及對國際資金的吸引力。根據美國專家的估計，美國每天必須接收13億美元的外資，才能支撐得住其巨額貿易逆差。這數字只要稍減，就必會降低美元的幣值，同時會升高進口的價格。
強勢美元與巨額資本流入相互依存，互為促進。美元堅挺導致外圍人投資加大，而外國人的投資又有助于保持美元堅挺，從而吸引了更多的外部資本流入美國。
因此，近年的美國股市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老鼠會，老鼠大搬家式地吸引來似乎源源不斷的巨額國際資金。
四
但是，過去兩到三年間的形勢變化改變了人們對新經濟的看法，也改變了美國金融市場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關于“新經濟”已使經濟周期消失的臆說不攻自破。而NASDAQ市場出現戲劇性暴跌和持續兩年以上的低位徘徊，也徹底顛覆了關于新經濟的種種神話。近期美國后院發生的阿根廷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都不是孤立現象，其實都是整體國際金融危機的組成部分。
現在的問題是，美元必然下跌這一基本趨勢，將繼續進行。美元最終會以較緩和形式作軟著陸，還是會突然發生“黑色”災難式的暴跌?
一旦美元突然暴跌，則顯然將是美國和世界經濟的巨大災難。如果外國投資者從美國大量抽走資金，就有可能引發美國股市的崩盤。美國股票市場劇烈動蕩，則世界其他股票幣物也將受到激烈沖擊。世界性的股票價格猛跌，將會更深層地打擊近年來復蘇乏力的世界經濟，打擊企業界和消費者的信心，從而將世界經濟推向前所未有的一個巨大變局。
那么，1929——1930年席卷世界的國際金融風暴是否又要重現呢?
(《香港商報》，2002年7月10日)
第二篇 何新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預后趨勢表示悲觀(2008年9月)
1、去看我2001年出版《新國家主義經濟學》序言，我講全球性金融危機根源在美國，必會來一次大爆發。這次終于發生，我夫復何言？
2、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國家信用長期透支過多，體現在美國國家累積的巨額內外公、私債務上，總規模據說高達50萬億美元以上，即期應兌的規模也高達7--10萬億。這是天文數字。
因此相比之下，目前美國用來救市的7000--8000億美金金額真是微乎其微，只夠應付幾個月或半年。不久，兌付困難的美國及其他國家金融機構還將陸續發生破產。
3、美國并沒有更多的籌錢的好辦法。多年以來許多人迷信外表轟轟烈烈的美國高科技經濟。以至現在還有人還在談什么美國經濟的“實體面”如何，他們好像不知道金融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動機。長期以來，美國的實體經濟早就是入不敷出的紅樓夢大觀園經濟，包括國防軍工在內的高科技產業早就是虧損補貼產業，多數不是依靠良性循環的技術或產品的銷售利潤，而是依靠資本市場的集資維持繁榮的。
美國應付危機的辦法，最終只有發國債向聯儲透支預借。也就是用繼續多印美元票子的方法舒緩眼前的支付危機。但是7000億美金投入國際貨幣市場，對全球過剩的美元信用打擊足夠大，美元勢必更嚴重地發生貶值。
4、由美國債務鏈條聯鎖著的全球金融，特別是歐盟債務鏈規模也很大，所以與美國綁得很緊的英國、荷蘭銀行現在朝不保夕。比較脆弱的冰島金融已經瀕臨破產。危機還會向歐洲和其他地方傳遞。要拯救，世界所需要的資金規模可能是天文數字。
所以格林斯潘、保爾森都說目前這次金融危機規模前所未見，這次美國真的玩大了！這是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機----總體危機，不是局部危機。
5、中國并沒有置身事外。中國已經買了美國上萬億的公、私債券，人家要破產或者已經破產，欠你的這些債務眼看還不起了，至少到期也還不了啦。你買的債券已經變成爛賬、呆賬了，怎么還說中國經濟沒受影響；沒有損失？1萬億美金，可不是小數字。
此外中國外匯儲備總額1億8千萬其余部分的外匯儲備貨幣主要也是美元。美元面臨不斷貶值，這部分儲備也在不斷縮水。這也是間接損失。
6、中國近幾年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是出口。受全球性經濟危機影響，中國出口主要市場將大大縮小，加上出口品受大肆炒作的毒食品影響，發生信譽崩潰；未來中國出口業必將面臨急劇萎縮。
國內社會就業問題，未來將非常嚴峻。
國內發生高失業，同時伴隨高物價的經濟時代，到來了。
7、過去幾年的表面繁榮，奢靡揮霍，廉價貨物充斥超市的時代，恐怕就要結束。
展望今后5--10年，中國人已經該有過苦日子的思想準備。苦到什么程度？對下層社會，生活可能會十分嚴峻，以至許多人發生類似上個世紀60年代那樣衣食無著的艱難狀況也難以避免。
8、國家應當極度珍惜剩余在手中尚可由自己支配的約8000億外匯儲備，不宜再增買美國國債。明智的做法是應當逐步多儲備黃金等實物，多收購國際資源性產業。
（2008年9月28日） [注：本文是何新的一篇答記者問。]
第三篇 關于美國次貸危機(2007年12月)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簡稱次貸危機）是指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出現違約劇增、信用緊縮問題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市場的震蕩和恐慌。高度市場化的金融系統所銜接的利益共同體產生了風險傳導的路徑依賴。房價下跌和持續加息導致次貸市場出現償付危機，進而引發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金融機構損失嚴重，信貸市場發生流動性緊縮，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劇烈動蕩。
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資產迅速膨脹是造成美元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近年來，以風險的結構化設計和杠桿比例為主要特征的金融創新，使較少的資產形成巨大的交易量成為可能，從而創造了更多的流動性。以次貸為例，其本身規模并不大，但經過全球證券化交易之后，通過衍生交易和杠桿比例，它就可能產生幾萬億美元的交易量，次貸相關金融資產的價格變動及流動性的高低會對金融機構乃至金融體系的流動性產生重要影響。
次貸危機本身又是全球美元流動性過剩的產物。正是長期的低利率、低風險溢價的流動性環境為次貸市場的發展營造了寬松的貨幣條件，并使其憑借高收益成為資金追逐的對象。由于設計復雜的金融工具在投資者和所投資的終端產品之間制造了太多的分離層面，而這中間的信息披露沒有足夠多的透明度，很多投資者不知道其最終的投資在哪里。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美元又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美元不僅是最主要的外匯儲備貨幣，而且也是外匯市場的主要交易貨幣，美元計價的資產和負債在全球銀行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因而，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必然會波及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目前，美國的國際資本約有9萬億美元，歐洲和日本分別持有4萬億美元和2萬億美元（中國持有近3萬億美元）。從媒體披露的信息看，歐洲金融機構所持有的與美國次貸相關的金融產品的規模非常龐大，甚至大于美國本土金融機構持有的規模。所以，當次貸危機爆發時，雖然危機的發源地在美國，但歐洲卻是主要的受害者。加上近年來全球的利差交易非常活躍，利差交易的存在使得危機的影響迅速擴散到全球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以及商品市場。
隨著次貸危機的發展，投資者開始擔心危機將波及到美國其他經濟領域。一旦美國經濟出現問題，全球經濟增長的步伐極有可能放緩。
第四篇 談國際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2008年7月)
一
近年發生的全球性通脹，根本原因是作為國際通貨的美元，由于美國政府透支過多而在全球市場發生美元“流動性”過剩。這種美元過剩，導致持有美元各國的購買力增強（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從而導致國際商品物價上漲以及美元貶值（美元名義幣值貶值與實際幣值貶值）同時發生。
實際上，美元過剩早在越戰后期的20世紀70年代即已發生過。
美元成為世界通貨是在1945年的布雷頓森林國際會議上。這個會議上各國約定，以美國國庫黃金儲備為擔保，美國政府保證在國際貨幣市場上以黃金供給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
但是，由于越南戰爭軍費龐大，致使美元發行量過大，導致1970年國際貨幣市場上美元對黃金比值崩潰，美元急劇貶值。由此造成美元貶值引發的國際貨幣危機（當時被稱作“尼克松沖擊”）。
后來，各發達國家與美國達成以國際貨幣政策共同維持美元相對幣值的美元浮動性協議。各主要發達國家以保持本國國際貨幣儲備（主要是美元）為條件，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共同維持美元對各國貨幣的適當比例，避免爆發由于大量拋售美元而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但近年來，由于美國公共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日益嚴重，美國政府以濫發美元進行內外支付，遂使美元超量發行而大量流向國際市場，造成國際市場上嚴重的美元流動性資金過剩，從而再次導致美元持續下跌的貶值危機。
二
美國政府對美元貶值的應對對策是：
（1）在世紀初，美國鼓吹炒作“新經濟”，從而將大量國際過剩資金（游資美元）吸納于美國證券市場，以抑制美元流動性過剩引發的美元貶值和國際通 貨膨脹。（格林斯潘奇跡）
（2）冷戰后，利用前蘇聯體制崩潰后中東呈現的政治真空格局以及美國擁有的不對稱軍事力量，美國實施中東地緣戰略指導下的石油新政策。
美國根本戰略目標是制服不聽話的兩伊（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亞，從而控制住歐佩克（OPEC）這一國際石油產銷計劃及定價組織。由此，美國試圖達到以下戰略目標：
（1）由美國石油資本集團掌控世界石油的供給。
（2）利用美國投機基金吸納國際美元游資，通過石油期貨炒作拉升石油價格。
由于國際石油交易一直是以美元作為計價工具，因此油價上升，導致國際美元大量流入國際石油資本集團的控股者（美國）和產油國手中。美元通過石油升值而大量回收。
中東產油國是美國證券及金融市場的主要投資者，同時美國又是國際石油資本集團的主要控股國。美國兩代布什政府發動了兩次伊拉克戰爭，目的就是以操縱石油這一能源武器，不斷提升國際油價。
通過上述地緣戰略政策的實施，美國一度遏止了由于美元大量超發導致的美元幣值急速下跌。實際上，石油產品成為了美元幣值的金融擔保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糧食也在成為美國試圖操縱和控制的第二種國際戰略性商品。（由于美國推動的糧食燃料化作業，致使全球糧價上漲70%以上。）
實際上，弱美元、高油價、高糧價，乃是美國當前核心利益的現實選擇。市場的力量至少與美國政府的意圖形成了某種“共識”。因此，持續地保持油價上升，是美國解決其龐大國家負債的重要政策選擇方案。這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美國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定位點。
三
美國次級房貸危機是一種金融危機，即中國人常說的商業銀行因房貸停供而造成的抵押債務呆帳和壞帳危機，所涉壞帳金額據國外估測高達10萬億美元以上。
這一危機，是美國經濟長期失衡所累積的負面因素的總暴發。問題的實質是，長期以來美國人過度消費，不儲蓄，政府也通過濫發美元毫無節制地膨脹其債務。
多年來，不僅美國政府以至中產階級家庭都債臺高筑，個人儲蓄率下跌至接近零，國家及家庭的總負債相當于美國全部GDP的350%。這種情況如果發生于其他國家，正常的調整邏輯應該是，美國政府及消費者必須大幅削減其開支，增加本國實物產出擴大出口，回籠美元,逐步減少對外債務的比重。這樣美元方能重新獲得支撐，資金才能真正回流美國，擺脫其信用高度緊縮的狀態。
顯然，這個時間會拖得很長，美國并沒有這樣做。相反，美國政府暗中縱容擁控巨資的非政府投機基金，利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過剩美元，發動大規模的國際金融投機,以此牟取金錢和暴利。
美國政府當前急于擺脫經濟衰退。因為衰退會導致外部資金從美國金融市場流出。美國房價的進一步下跌已引發嚴重的負資產問題，很可能觸發比次級房貸危機更強烈的沖擊波，從而加深美國經濟衰退的程度。調整的時間拖得越長，美國為此負擔的成本越大，而且很可能引發全球經濟長時間衰退。
當前美國政府仍冀望找到某種方式，盡可能縮短此次全球經濟調整的時間，盡可能向外轉移經濟調整的成本。這也就意味著美國正在轉嫁其危機，讓其他國家更多地承擔調整成本。
四
種種跡象表明，未來世界經濟以某種危機的方式結束這輪調整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最為重要的跡象，那就是油價的飆升。
油價飆升完全是一個金融問題，是被美國跨國資本集團操縱的工具。因為無論是從供需、成本、地緣政治、稀缺性、世界經濟增長對于能源剛性需求預期等等基本因素來看，都無法解釋近兩年內油價如此急劇上漲的背景。
從供需看，世界原油生產能力和需求量基本仍是平衡的，甚至產能總是保持大于需求。從成本看，中東產一桶原油成本僅5美元，全球平均產油成本也不會超過12美元。
地緣政治只對油價形成短期的擾動。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當年油價僅上升了7——8美元。還有人認為油價飚升原因是石油資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以及能源的剛性需求。其實，這些背景一直存在。
即使油價必須因上述因素上調，也只會均衡地反映到原油價格的上漲中。（事實上，從2002年開始，世界原油價格年均價一直大致以每年10美元的速率上升。）
但是從2007年8月份以后，情況突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內，油價飆升了近70美元。而在今（2008年）7月的兩周內，油價竟突然飚升20%，然后又跌去20%。這種暴漲暴跌，與石油供需變化是沒有任何關系的。
對此，其實沒有其他解釋。弱美元、高油價，這是美國國家當前核心利益的現實選擇，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國對沖投機基金。就是這些基金在石油期貨市場興風作浪導致油價飚升。
今年第一季度，油價飆升了40％以上，與油品相關的金融衍生品市值更飚升數萬億美元。
由此而流向華爾街基金回籠的美元，使美國得以暫時解脫了次貸風暴三萬億美元壞帳的夢魘。
正是各國對全球金融資本完全無法約束管理的背景，才為美國投機基金在國際期貨投機市場的大規模暴利提供了機會。但是，如果認為美國意圖僅限于此，那就是錯了。從根本上講，油價上升是美國解決其龐大的國家負債的重要選擇，這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國政府未來制訂一切政策的定位點。
五
一些迷信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總是在憧憬，油價飆升將引發美國通脹的惡化，將導致聯儲政策重心的調整，轉向升息。的確，美聯儲的官員最近也頻頻出來喊話，要關注通脹的變化。
但是，與美國的對外負債問題相比，油價導致的通脹問題只是個小事件。美聯儲早就兩害相權取其輕，從而放棄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了。因為那并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
國際油價上漲的直接效果，嚴重地消耗歐洲、日本、中國以及其他市場國家多年辛苦累積的美元儲蓄（不管是政府的、企業的還是居民的）。很顯然，這些美元儲蓄的另一面就是龐大的美國的對外負債。
如果說當今這個世界上哪個國家最能頂得住高油價的沖擊，那就是美國。當前全球經濟結構與上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時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經過20多年全球產業重新布局，美國國民經濟結構是80％第三產業，15％制造業，多數工業都已經外移了，能源敏感度很小。美國經濟對抗能源價格沖擊能力很強。
美國國內產業都是居于世界尖端的高科技產業，軍工、軟件、傳媒、數控機床、飛機，大部分是擁有高額壟斷價格（知識產權）的超利潤率產品，屬于具有高附加值含量的產品。
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對美國的整體資本，不過是收縮了一小份利潤空間，基本上可以在美國企業內部得到消化。格林斯潘幾年前就說過，今天美國經濟的發展，早已經不存在成本推動（結構）型通貨膨脹。
六
反過來，國際油價上升的巨大成本只能由承載著全球龐大制造業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來承擔。
中國、印度都是實行能源補貼的國家。如果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最終頂不住高油價引發的通脹壓力，潰敗下來，需求驟然下降，資金自然撤出商品市場，回流美元資產。美元順勢轉強，美國通脹問題解決了，美國以外的世界陷入通縮，于是重新開啟新一輪周期。
在這個資金回流的過程中，累積在新興市場國家的龐大美元儲備將大幅下降，與此對應的美國對外負債也會大幅下降。
當前，全球的金融資本對中國，事實上已經形成對賭局面，賭你財政能撐多久，賭你敢不敢取消補貼、放開油價。
因此，國際基金正在石油市場反復炒作需求因素。你要是不放開，就消耗你的財政（國家儲蓄），消耗你企業和居民的財富；你要是放開，就可能會冒通脹失控的風險。
面對兩難，當前中國政府只能權衡如何選擇（特別是當可能面臨一個比較大短期沖擊的時候）——要么延續補貼，把通脹壓力延后，期望國際形勢的轉機。同時采用更強緊縮貨幣政策壓抑國內需求，加快本國貨幣升值和大幅提高利率。
但這些政策的后果則是加劇國內經濟減速以至衰退，加大失業狀況。
當前，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已經開始顯現。企業面臨兩方面壓力：成本上升，信貸緊縮，盈利下降，實質是生產率下降。人民幣的實際幣值在國內已隨物價上漲而嚴重貶值。政府財政狀況惡化，外匯儲備被大量消耗，價格上漲導致進口激增，國際收支也在惡化。
雪上加霜的是，人民幣在離岸市場被國際熱錢炒作忽悠到了高位，與人民幣在國內以實物為衡量的實際幣值貶值形成巨大的反差。一旦各方面條件具備了中國金融與外部全面接軌），現在已進入國內的資本就會轉頭大規模外流，從而引發人民幣幣值的崩潰。于是，類似1948年曾發生于上海的金融大崩潰（金圓券大貶值）可能在某一天突然爆發，使社會經濟政治陷入混亂和動亂。
（2008年6月） [注：本文是何新的一次內部談話，根據錄音整理。]
第五篇 關于弱勢美元問題
(致友人的一封信，2003年6月)
美國經濟目前最大問題是巨額赤字，特別是國際收支赤字。這一赤字的涵義是國際負債。若以美元計價，當美元貶值時，意味著債務的減少。這是一種對經濟危機的巧妙轉移。美元貶值的另一含義是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數量的增加。
強勢美元，弱勢美元，都是美國的金融政策手段，這種金融手段已成為當代資本競爭的形態。美國政府推行十幾年強勢美元政策的目的，是吸引國際金融資本對美國的流入，這種流入伴隨著關于“新經濟”的意識形態神話，創造了美國十年持續高增長的經濟奇跡。美國股票債券價格一路飚升。但近年來“新經濟”泡沫的破滅，導致國際資本大幅流出美國，因此美股、美債大幅貶值。股市低迷，迫使美國不得不調整政策，反過來實施弱勢美元政策。
我在三年前已預測到必有這一調整，必有美元暴跌，今后幾年必有大的國際金融動蕩。這不并是事后諸葛亮的吹牛，不信可看我2001年出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序言第4頁。我在2001年8月出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中曾預言：
“種種跡象明確顯示，我們的確處在爆發新的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危機的焦點將集中在日元——美元——歐元的匯率上。
如果美元暴跌，引致美元泡沫崩破（這個泡沫大得驚人），就必將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大突變。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突變具有不可避免性。”弱勢美元，實際是美國以賴債的手段，削減巨額國內外赤字。其次也利于抑制國外進口，刺激美出口（但效果其實不會太大）。
中國人手中也持有大量美國的債券、證券，由于美元貶值，中國將會蒙受重大損失（與其他債主一樣。這點在幾年前我曾向高層有關方面提過，希望政府警惕，不要讓外匯儲備唯美元化。但當時人們普遍不信強勢美元會很快貶值，故不被采納。）中國出口品會從美元貶值中得到某些好處。因為人民幣是與美元聯動的，也等于在貶值。［何按：人民幣持續升值后，情況現已不同。］
近年將發生的美元幣值調整，是當代世界經濟結構深刻調整以及國際政治結構全面變動的重要表征之一。我們正處在全球性經濟及政治歷史性大動變的前夜。（從現在起，未來三十年內中國內外必將發生一系列極其重大動變。）但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對此則昏然無覺（中國知識界之弱智與麻木是驚人的）。例如報刊媒體對當前弱勢美元的許多主流議論，完全言不及義。
中國作為一個后進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國家，并沒有也不可能處在與發達國家的平等地位，而只能處在一種有所依附和被動受剝削的地位。這是中國當前面臨困局的一部分。
為什么盡管俄國政治改革早已完成，西方仍堅決不允許俄國加入WTO？因為俄國有一個強大的工業體系（實力仍強于中國）。西方害怕自己的市場對俄開放后會被它吞噬掉。而中國正是由于處在較弱的依附地位，他們才同意吸納我們。其目的無非是伺機通過資本重組有步驟地兼并、消化中國的產業體系，同時在有些方面（但也并非在一切產業上）搞垮我們。（2003年6月2日）
第六篇 論全球性通貨緊縮(2002年6月)
一
近期以來，國際經濟評論中頻頻出現“通貨緊縮”這個概念。有報道指出，除了油價由于伊拉克危機有所振蕩和上漲，全球商品的價格都在普遍下跌。在東亞地區，日本、香港、中國大陸、臺灣，都程度不同地承受到“通貨緊縮”的壓力。受其影響，當前東亞以至全球經濟都面臨著失業率攀升、就業機會下降的問題。
究竟什么是通貨緊縮？它是如何突然在經濟中出現的？其趨勢如何？筆者想就此談談個人看法。
二
通貨緊縮是一種金融危機。用通俗的語言表達，所謂通縮就是貨幣短缺。它在貨幣和流通領域的主要表現是：銀根緊縮、支付困難和物價持續下跌。股市持續下跌也是通縮的重要表征。通貨緊縮必然伴隨著生產過剩（供給過剩）、需求不足、開工不足和失業率上升。它實際是古典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金融表現。
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拒絕使用“生產過剩”這個字眼。他們更樂于使用“總需求不足”這個術語。但實際上，總需求不足就是總供給過多（或生產過剩）的同義語。一個是從需求角度講，一個是從供給角度講。正如一個胃病患者，說自己“消化不良”（需求不足）或“吃得太脹”（供給過剩）是一回事一樣。
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互為因果。生產過剩導致商品銷售困難，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商品競相削價出售（實例之一是《香港商報》近日關于國內家電市場競相削價銷售的報道，以至出現所謂“價格大屠夫”），銷售困難導致商家及廠家投入商品生產的資金難以回收，于是發生支付困難（以致相互拖久債務，形成“三角債”），由此造成市場中資金循環鏈條的中斷。支付危機導致信用危機，導致銀行即期信貸不能回收（發生銀行壞帳問題）。由此傳導則觸發商業銀行由于資金不足而破產的問題，再傳導到金融證券市場則發生拋售有價證券以提取現金的問題，這就是銀行危機和證券市場行情下跌。
因此，通貨緊縮乃是生產過剩的必然結果。可以說：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三者是緊密相聯于一體的。這三者反饋于投資生產領域，又會引發企業破產倒閉，生產規模壓縮，工人下崗失業，以至失業率高企。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典型特征，就是周期性地必會爆發表現為商品生產過剩的普遍經濟衰退。自從1825年由于英國紡織品生產過剩觸發第一次世界性生產過剩危機爆發至今（15年后英國發動以開拓中國市場為目標的鴉片戰爭與此次危機有內在聯系），200年以來，以7—10年的小周期，10—25年的中周期，50—80年的長周期形式，生產過剩危機在世界經濟中頻繁發作。
近年中國商品出口，在國際上頻頻遭遇“反傾銷”打壓，據報道中國已因此而成為國際“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這種情況的根源，實際也還是由于全球經濟中存在嚴重生產過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三
近期國內對房地產是否已呈過熱發生爭論。某著名經濟學家在上海對媒體稱：“中國房地產潛在需求極大，根本談不上過剩。”他援引美國和歐洲中產階級的住房標準與目前中國的人均標準作比照，稱至少要到中國中產階級實現“城中有房，郊外有別墅”時，中國的房地產需求才會接近滿足。這種以物質實物的絕對需求與經濟學所言“有效需求”相混淆的信口開河之談，我以為正是表明一些宗仰新自由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者不懂究竟什么是經濟過熱，也不知何謂生產過剩的一個典型實例。
所謂經濟過熱與否的主要表征是與投資狂熱相伴的信貸高潮。而“生產過剩”是否存在，與社會中是否存在對商品實物的絕對需求，毫無關系。生產過剩的標志，是產成品的庫存量及其相關增減指數。因為產成品庫存的遞增，會直接威脅到商業銀行轉貸給投資商的信貸安全。其庫存累積越快，意味著商品流轉速度愈慢，則債務拖欠的可能性愈增，最終會導致銀行壞帳的發生，導致金融流通鏈條的崩斷，就會融發通貨緊縮和經濟危機。
據有關方面提供的指數，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國商品房竣工面積一億一千三百四十二點一萬平方米，增長26.4%；銷售面積為一億一千一百二十九點一萬平方米，增長24%。二者增速相差2.4%，滯存面積已達到213萬平方米。
在非市場中介的線性供求經濟中，存貨意味著實物儲備的增加。存貨不會導致經濟危機。但在市場經濟中，存貨意味著一定數量的貨幣在轉化為存貨的同時，已退出金融循環。在貨幣供給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存貨愈多，意味著退出金融流通的貨幣愈多。通貨減少了，金融危機也就發生了。通貨緊縮就是這樣形成的。
房屋銷售遠低于生產，意味著商品（房屋）的庫存量會不斷上升。加上目前中國房屋按揭私人信貸在銀行信貸比例中也已呈高速上升。這種房地產滯銷形勢的確蘊涵著由投資過熱導致過剩的危機。一旦信用鏈條斷裂，則房地產價格的大幅縮水以至觸發金融危機，的確是可能的。因此國務院有關方面就此發出警告并采取相應控制措施也是完全必要的。
四
如果通縮就是貨幣短缺，那么問題就是，錢流到哪里去了？在市場經濟的循環周轉中，錢怎么會愈來愈少呢？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奎內醫生（F.Quesnay，1694—1774）最早提出了一個市場經濟中貨幣和實物循環運動的直觀模型。這個模型被熊彼特看作近代西方宏觀經濟分析的出發點。關于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的發生機制，可以通過這個模型作出一種最簡略的說明。
在最抽象的意義上，這個模型可以簡化為兩個端點和兩個流通進程：即總供給（生產）和總需求（分配與消費）兩個端點。貫通這兩個端點的是兩個流程：即物資流通（物流，包括勞務交換）與貨幣流通（金融流）。但是這兩個流程的性質完全不同。在物流的循環中，實物在消費中被消耗和消失。而金融流卻必須通過每一次循環流轉而獲得增益。這種金融增益，是下一次經濟循環能夠實現的前提，它的產生源泉，就是在經濟活動中創生的利潤。利潤產生金融增益，形成資本的自我增殖，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在市場流通運動中外延不斷擴大的源泉和奧秘所在。
由于市場經濟的循環運動，完全依賴于兩大流通即連結供給與需求兩點間的物流和金融循環，因此一旦發生供求梗阻就是生產過剩。一旦發生金融梗阻就是通貨緊縮和金融危機。
奎內模型提供了近代西方市場經濟分析的一種原初模型。在解釋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時，它甚至優于后來更為復雜的許多投入產出分析模型。那些模型往往迷失于數式和語言游戲的迷宮中。檢驗任何理論是否具有價值的最終意義，是看它能否將現實問題以最簡括的模型和原理加以最透徹的解釋和說明，并且可以在現實中得到印證，而絕不是以晦澀的語言和模型使現實更復雜以至無法作出可驗證的解釋和說明。我個人認為，當諾貝爾獎被派發給以心理統計來分析經濟進程的研究時，現代形式主義經濟學不僅徹底唯心主義化，而且可以說已經具有了一種隨機的游戲性。
早在90年代初期我已多次撰文探討生產過剩和通縮問題，我當時曾推測過世界經濟自90年代中下期開始，在兩個世紀之交可能遭遇漸進的，但也是資本主義三百年歷史中最深刻、最持久、反復振蕩發作的嚴重危機。當時我將其稱之為“總體危機”。
我認為，這一危機必然會發生而且會持久反復發作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二次大戰以后全球工業化運動得到迅猛擴張，導致全球供給能力大幅度上升（中國改革開放導致的生產力快速提升，對這一進程促進尤大）。然而由于這種工業化進程在全球經濟中呈現非均衡分布，導致各國間的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使全球經濟中有效需求的增長遠遠跟不上產業生產力的快速增長。同時世界經濟中兩大流通：物流（世界貿易與勞務）與金融流都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梗阻和障礙，再加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對各國經濟政策給予殺貧濟富的有意誤導，其結果必然導致全球經濟遭遇嚴重、持久的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
（《香港商報》2002年2月25日，《新遠見》2003年2月號）
第七篇 人民幣升值是物價上漲全球通脹的原因之一(2008年4月)
何新先生近日（2008.4—16）說：
人民幣升值同時就是人民幣估價的一切國內商品普遍升值，也就是中國商品對于世界其他貨幣和商品發生普遍的物價上漲。換句話說，人民幣升值自然意味著中國物價節節高漲。
由于中國也是世界消費品的主要出口國家，因此中國出口品的價格上漲必然拉動全球通脹。
當前，世界經濟正在陷入由于美元貶值和能源升值引發的全球性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但是，人民幣升值也是當前全球物價高漲的原因之一。此外國際油價、糧價飆升，中國國內農地劇減，農民棄糧拋荒，導致國內物價必然仍將節節上漲。這后面有確實有國際金融戰爭，并且物價不間斷的持續上升，隱含著會引發巨大社會危機。對發達國家，這是有設計的全球戰略，是最終拋棄三分之二“喂奶”人口的計劃實施。
何新先生還說：
有人認為美元是虛擬貨幣，以致一些人妄自推測美元泡沫何時崩潰。這是片面之論。美國金融資本壟斷控制著世界石油和世界糧食的資本市場——當今時代不是市場定價的時代（包括對美元及人民幣的定價），而是資本定價的時代；而且美國控制著高科技，這些都是美元價值的實體擔保。近年之美元貶值是美國調整國際收支赤字同時調整當前世界金融結構的戰略措置，而不是失控崩潰的前兆。倒霉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被調整國家。當然，這種調整也意味著引發某種國際金融危機。
（2008.4.16）
第八篇 人民幣升值所隱伏的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4月)
一
人民幣升值，意味著用同量人民幣可購買的外幣和外國商品比以前多了。外幣及外國商品對人民幣變得便宜了。
二
但是，人民幣升值，意味著用人民幣估價的中國商品貴了。即中國商品對外幣和外國商品漲價了。
因此，人民幣升值的同時是中國出口商品升值。
三
換句話說，人民幣升值必然導致中國商品對于外幣及外國商品的價格上漲。
大陸房地產等不動產價格的躍升，也是人民幣升值的必然結果。
在以美元作為貿易結算單位的世界廣大地區，中國商品價格由于人民幣升值都在發生價格上漲。
［注：貨幣幣值與物價關聯性原理：
本國貨幣幣值變動不僅是貨幣兌換量變動，而且必然意味本國商品物價對他國貨幣及商品兌換量的同步聯動。這一看起來極其簡單自明的原理，卻是當今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不知道的。因此才有以人民幣升值來應對物價上漲的建議。］
四
人民幣之升值，是人民幣在世界金融體系中地位調整以及國際金融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
由于人民幣不斷升值所刺激的套利預期，導致國際資金迅速涌入中國設法套兌低價人民幣。因此，中國手中的外匯儲備也不斷快速上升。
由于人民幣正在被外資大量收購囤積，致使人民幣超過國內市場之貨幣需求而不斷增量發行。
五
人民幣超量發行，本應當發生人民幣貶值以及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但實際情況卻是人民幣幣值目前不降反升。原因在于：在國際離岸金融市場上（offshoreFinancialMarket），人民幣被國際炒家因升值預期而大量收購和囤積。貨幣也是商品，服從于供求影響價格的規律。國際貨幣市場對人民幣的收購需求，造成了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市場壓力。
但是，一旦這些被囤積的人民幣被拋入流通市場，不僅會引發嚴重的金融動蕩，并且勢必加劇國內通貨膨脹。
六
由于中國以美元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形態，因此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也導致美元的增量發行，致使大量美元及美元資產在中國手中囤積。
七
困擾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有三：
（1）政府巨額財政赤字。
（2）巨額國際收支赤字造成的對外債務。
（3）美國國內商業銀行積累的呆壞帳（即不良貸款——美國商業銀行也有呆壞爛賬，已引發房次貸危機）。
超量發行美元是美國用以紓解上述問題的主要辦法。而其必然后果，就是美元不斷貶值。由于中東石油市場是以美元作為結算單位，而國際石油資本主要操控于美國，因此美國正在用石油不斷提價來部分地抵消和對沖美元貶值——換句話說就是美國迫使購買石油者付出更多的美元來抵消美元超發。
糧食是美國目前正在操作的第二宗國際需求量大的戰略性商品。
八
以上的簡略敘述，實際預示了圍繞人民幣升值所可能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預警信息。結論是：
（1）凡貨幣過量發行（超過實物商品市場需求），通常必然導致物價上漲、貨幣貶值（這是一個普遍貨幣規律，即通貨膨脹規律）。
（2）近年人民幣早已過量發行，對國內市場物價也已有明顯拉動作用。
（3）但人民幣幣值目前不降反升，是因為在國際離岸貨幣市場（OFM）上，出現了囤積購買人民幣，以便從貨幣直接交易中套利的期待和需求。
（4）一旦由于某種原因國際炒家所囤積的人民幣被大量拋售，則將對中國和周邊國際金融市場引發類似1997年式的金融危機，引起極其巨大的國際金融動蕩。
［注］此前我早討論過，一種貨幣在市場中至少具有三種價格表現：
1.一種貨幣對其他種類貨幣的交換價格（即匯率）
2.一種貨幣轉借他人時的使用價格（即利率）
3.一種貨幣對于其他商品的交易價格（以實物為衡量的貨幣價格）
較確切地說：
貨幣在貨幣市場中與其他貨幣交換的比例就是匯率。
貨幣在貨幣市場中轉讓使用權的租賃價格就是利率。
貨幣在市場中交換商品的比例就是物價。
三者密切相關，互相連動，一變則皆變。（參看何新《關于匯率、利率與人民幣幣值》） （2008.4.28）
第九篇 關于離岸金融市場
一
離岸金融市場又稱境外金融市場，是經營可兌換貨幣、交易在貨幣發行國境外并在非居民之間進行、基本不受法規和稅制限制的市場。
一個包括世界各地的、進行各種境外貨幣資金交易的全球統一的金融市場，即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金融市場（OffshoreFinancialMarket），作為與第二市場（國際貨幣黑市）面上相對應的概念，亦稱境外金融市場（ExternalFinancialMarket）。
自20世紀50年代起，離岸金融業一經產生就以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資產規模60年代增長了60倍，由1959年的15億美元發展到1969年的900億美元。目前，有50多個離岸金融市場分布在全球各地，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截至2007年7月底，全球銀行系統的境外資產達到29.98萬億美元。
目前國際熱錢總額：據估計近30萬億美元（境外各國貨幣資產總量）。
二
以美元為中心，離岸金融市場起源于歐洲美元交易。
1973年和1979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兩次大幅度提高油價而獲得了巨額國際收到盈余，積累了大量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投放到歐洲美元市場生息獲利，使得歐洲美元市場存款總額急劇增加，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同時，因油價上漲而造成國際收到逆差的石油進口國，紛紛向歐洲美元市場舉債，形成歐洲美元的現實需求方。因而，石油美元充實和擴大了歐洲美元市場。
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美元的霸權地位日益衰落，美元危機頻頻爆發，美元的地位極其不穩定，各國中央銀行為了保持儲備價值的穩定，也紛紛將原來持有的單一的美元儲備轉換成持有多種貨幣的組合，以降低外匯風險。全球外匯儲備中非美元資產的比重明顯上升。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是由于人民幣國際購買力的上升而必然發生的。由此導致國際貨幣市場人民幣的外流和囤積。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不可避免。為提高本國金融業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爭奪國際金融市場份額，參與國際金融利潤平均化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起，一些國家開始由政府推動建立本國的離岸金融市場。
20世紀50年代，倫敦成為全球非正統貨幣金融交易中心。一個在美國境外經營美元存貸款業務的信貸市場最初是在倫敦出現的。
近年來，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日益發展成為一個大規模的國際性美元融通市場。后來，不僅美元，各國貨幣在此成為直接交易的商品，并且形成了受供需關系調節的貨幣價格。（印證了馬克思“貨幣即商品”。）
三
離岸金融市場是在傳統國際金融市場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又突破了交易主體、交易范圍、交易對象、所在國政策法規等眾多限制。
第一，離岸金融市場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金融市場，吸納了全球范圍的剩余資本和資金。第二，離岸金融市場有其獨特的利率體系，均以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為基準利率，是各種貨幣在國際借貸過程中的唯一參照標準。第三，離岸金融市場的經營環境和市場業務高度自由化，是一種超國家、無國籍的資金融通市場，貨幣借貸和外匯買賣既不受制于交易所貨幣發行國的金融法規，又不受制于市場所在國的銀行法以及外匯管制。第四，離岸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規模很大，是大型金融機構的資金融通，以銀行間交易為主，其業務往往帶有批發的性質。第五，離岸金融市場上的交易以短期資金為主。
四
國際貨幣交易，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內外分離型離岸金融市場，其與市場所在國的國內金融市場相分離。
紐約、東京、新加坡和巴林是典型的內外分離型離岸金融市場。中國屬于第一類。
第二類是內外混合型離岸金融市場，離岸金融市場業務和所在國的國內金融市場業務并不分離。
如倫敦及香港離岸金融市場。
第三類是避稅港型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金融市場的出現，有其客觀的資金供給需求的推動。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美元和各國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為歐洲貨幣市場發育提供了充足的資金。這也是國際“熱錢”的形成來源。
繼倫敦之后，日本東京發展出亞太地區的離岸金融市場。
東京離岸金融市場。也是日本政府推進日元國際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倫敦、東京是國際貨幣及衍生金融品的兩大交易中心。
五
離岸金融市場是規避各國貨幣管制的直接產物。
其自由化經營及低成本的離岸游戲法則對于全球資金產生巨大吸引力。
世界各地的、進行各種境外貨幣資金自由交易的全球統一的金融市場，正在通過國際離岸金融市場（OFM）而形成。
離岸金融業務既不受所在國、也不受貨幣發行國金融規章和法規的限制，業務經營高度自由化，經營成本明顯低于傳統金融市場，從而使離岸資金（熱錢）能夠追逐到最大的利潤。
全球經濟金融的一體化和自由化發展。改變了原有國際金融市場相互隔絕的狀態，縮小了傳統國際金融市場的空間距離，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調配資金余缺的國際平臺，導致豐厚的金融服務收入。
離岸金融的發展推動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由于其獨特的離岸運作機制，不受各國金融政策法規約束，日益成為國際金融鏈上的薄弱環節。存在著信用風險、匯率風險、經濟運行風險等眾多內險，削弱了各國的金融政策效用，也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外匯市場的動蕩，甚至危及國際貨幣金融秩序的穩定。
離岸金融市場的借貸業務一個顯著特點是存短放長，一旦某個環節的資金周轉出現問題，便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導致離岸金融市場脆弱化。
離岸市場成為國際大規模洗錢的重要渠道。
六
20世紀90年代全球金融危機的風波以及離岸金融市場在洗錢、逃稅等非法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促使各國必須強化對離岸金融的監管。
衍生產品交易主要集中于傳統的國際金融中心，現代國際金融中心衍生金融業務以外的其他金融業務也逐漸集中于大型國際金融中心，從而削弱了離岸金融市場份額。
從國際經驗來看，無論是離岸金融發源地倫敦，還是傳統的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或是亞洲的新加坡、香港，或是世界各地的島國離岸金融中心如巴哈馬等，無不利用離岸金融市場來發展本國經濟、提高本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地位，實現對外擴張，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謀求最大收益。
中國開辦離岸金融業務源于1989年。當前，中國亟需建立高效安全的人民幣資金結算渠道，以漸進戰略推進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
因此，當前出現了兩個世界金融市場：
1、各國銀行之間直接交易、官方（政府）介入管理和監控的正統貨幣市場。
2、非正統的國際貨幣金融交易市場，即所謂“離岸市場（OFM）”。這兩大市場之間缺乏規則，正在成為國際金融動蕩之根源，也是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動力之源。
離岸金融市場吸收了全球范圍內的剩余資本和資金，交易主體、交易對象的范圍擴大到了全世界。當前，各國貨幣不再以國家或者地區為界，因而其市場范圍要遠遠大于傳統的國際金融市場。
［附注]：
（1）倫敦同業拆借利率，簡稱LIBOR（LondonInter-BankOfferedRate），是各種貨幣在國際借貸過程中的唯一參照標準。
（2）以銀行間交易為主，交易規模大。
（3）市場交易以短期資金為主。
（4）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潮流的催生物。
（5）離岸金融市場的產生，是規避管制的直接產物。
（6)離岸金融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使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增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性，促進了國際金融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7)離岸金融市場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在國際平臺調配資金余缺的有效場所，使國際儲備盈余國家和短缺國家互通有無，從而乞討善全球的國際收支狀態。
（8）離岸金融市場加速了國際資本流動，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國際資金使用效率，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配置全球資金資源。
（9）離岸金融市場的存在破壞了各國國內金融政策的推行，削弱了金融政策效應。
（10）流動資本過剩，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局面。
這篇札記是何新的讀書札記，原文參看《離岸金融市場研究報告》（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研究小組編）。 (2008年4月——6月閱讀筆記)
第十篇 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幾點看法(1998年8月)
對目前愈演愈烈的國際金融危機，本來不準備發表看法。
（1）一些基本觀點和形勢預測，在過去的幾本書中都已談過。近年的形勢發展似在意料中。
（2）目前在國內傳媒占據輿論主流地位的議論是庸俗經濟學。對這場金融危機，多數議論仍只是對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流經濟思潮做出應聲蟲式的回應。不值得對其作認真討論。但是，考慮到當前這場危機仍日益深化，對我國的經濟前途影響日深，如對其走向與本質認識不清，可能導致國家命運的重大轉折、因此，寫出以下幾點意見，僅供領導參考。
一
世界經濟在90年代將面臨二次大戰后5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一點，筆者在1990年前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曾有預測：
①“去年東歐事件后，有人認為世界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其黃金時代。而我個人的看法卻正相反。依我看，從現在起，向下看今后10－20年，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可以說正在遇到其有史以來最深刻、最嚴重的總體性危機。”（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何新與日本S教授談話錄。）
（這個觀點發表后，當時曾被香港報刊抨擊及國內一些學者嘲笑。）
②“1991年以來，世界資金市場激發熾熱的金融投機活動，再度形成股市膨脹的‘金融肥皂泡’。但是，全球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導致工業利潤率下降，失業率上升，正從深部損害著世界各國的產業經濟。
從長遠趨勢看，在世界經濟當前的表面活力下，潛伏著極其深刻的危機。考慮到世界經濟的全面態勢和近十年來的基本趨勢，有根據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 濟可能正在進入歷史上第三次經濟大衰退的下降低谷。90年代很可能發生全球性結構性的金融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經濟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危機。”（人民日報1992年1月24日《內部參閱》增刊第一期。）
二
因此，認識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應具有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的眼光。我個人認為這場危機遠未走到盡頭，我估計其在明年將深入到歐美地區，將進一步直接震撼美國。這個危機能夠在幾年前被預測，說明其爆發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某種客觀的必然性。現在可以說，當前這場危機，最初由美國跨國金融投機集團對東亞發動，但其結果，卻是美國統治集團始料未及也不能控制的，而且已經引火自焚，嚴重地危及美國自身。
因此，發動這場危機的始作源者，甚至在美國國內也受到了抨擊：
當代美國主要經濟評論家庫特納（RobertKuttner）最近即指出，大家都在指東指西地宣稱亞洲的崩潰是結構出了問題，包括太多的國家干涉，太多的親信裙帶資本主義，銀行的自有資本不足等。但這些指控其實都是避重就輕地找理由，反而疏漏了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充滿了惡意的，完全不受節制的流動資金。它挾帶超國家的實力排山倒海而來，再健全的體質，再多的外匯儲備，都將無法抵擋它的威力。庫特說道：“一旦被全球化的金融投機集團選為打擊目標，即突然地暴露在自己完全無法控制的力量中。熱錢涌入，追求超級利潤，在一番擾亂而不再有利可圖后，它又快速流失，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這種投機資金唱和，以貨幣緊縮和經濟的收斂來因應困境，向金融市場屈膝的結果，乃是造成全面性的緊縮。” （《參考資料》1998年9月16日南方朔文）
三
當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二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這一點，最近國際經濟評論界已有共識。以至一向以鼓吹經濟自由主義著稱的諾貝爾獎金得主薩繆爾森最近也對西方領導人發出嚴肅警告：
“這場經濟動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段歷史時期中前所未有的，它使重要政治領導人及其經濟學家們毫無思想準備。他們幾乎已經不知所措。正如所有嚴重的經濟動蕩所帶來的后果一樣，這場經濟動蕩所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社會性政治性后果。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我們所面臨的已不再是少數國家或某一地區的孤立的問題了。日本、亞洲其他國家、拉丁美洲和前蘇聯集團的經濟都在放慢增長速度或陷入衰退。這些地區加在一起，占了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將近一半。除非它們的經濟衰退被制止，否則崩潰局面將自行蔓延。”一位德國銀行家最近也指出：“如果美國倒了，歐洲也會跟著倒下去。現在的情況與20年代末在美國和世界發生的情況的相似之處太多了。有一個共同點是：股市在有時出現引人注目的技術性反彈后又一再下跌。一個不同點是：這一次，金融貨幣投機到了極沒有節制的地步。”（《參考資料》9月16日）
更深刻地觀察，我們可以認為這次危機乃是50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將引起全球經濟政治的深刻結構改組和政治變動，將導致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最終傾覆。
四
如果以10～30年發展趨勢的觀點作中程展望，我認為未來世界極可能陷入多區域的戰亂局面。從蘇聯崩潰到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局面一度成為美國一極主導的局面，并沒有實現“多極化”。但是，這種一極化需要非常強大的能夠控制主導世界經濟的資本力量來支撐。美國雖然是最強大的世界資本主義帝國，目前卻也沒有這種力量。因此這種一極化的局面，是支撐不久的，必將被打破。打破之后的世界局面，只能是各國、各利益集團根據自身利益自行其是的無極化的動蕩紛亂時局。
這種前景，在不遠的時期即將出現。
五
1990年我訪問日本時，當時任參議員（后為首相，現任大藏大臣）的宮澤喜一曾對我說，戰后，90年代世界經濟中最重大的發展就是將形成三大貨幣區：
1.東亞以日本為中心的日元區；
2.歐陸以德國為中心的馬克區；
3.美元將不再居于世界貨幣地位，僅作為區域性貨幣從而形成美元區。宮澤說，這將是世界經濟中一個極其重大的變局。宮澤的看法，實際上代表了當時日本統治集團對其國際金融方針的戰略指導思想。人們所說的國際政治多極化，其經濟基礎是國際金融資本的多元化，正是以這種天下三分的藍圖為基礎的。
六
但是，這種局面的發生，將意味著，美元不再作為世界貨幣，即不再作為世界貿易的主要結算工具和儲備工具。對美國自身來說，這將意味著其巨大的外部債務和國際收支逆差，不再能以美元作為結算手段而支付。
如果從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觀點看，美國作為巨大國際債務國，在國際金融中實際早已處于存在最大壞帳、呆帳（末清償債務）的不良金融國家的地位，是國際中一個最大泡沫經濟的寄生體。
德國一位著名銀行家最近指出：“美國經濟本身已經變成一個投機氣泡，這個氣泡是在支撐著美國巨額債務的華爾街證券推動下形成的。這是一種虛無的東西！在美國有50％的家庭是投資股票的，這個數字已經破了歷史記錄。就像美國的負債水平破了歷史記錄一樣！”（《參考資料》1998年9月16日）
一旦美元不再作為世界貨幣，也就是美國不再作為掌有世界貨幣發行權的世界銀行國家，其表面龐大而骨子里虛弱的金融地位即將現形。這一前景對是美國是一個惡夢。實際上，自90年代以來，美國在全球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略調整，從打海灣戰爭到以“對沖基金”為金融突擊力量發動東南亞金融危機，都是為了阻止這種天下三分的局面發生。在實施這種戰略時，美國一直在有效地利用兩種國際金融工具和一種意識形態工具。
這兩種金融工具就是：
（1）表現為對沖基金（HedgeFund）的龐大跨國金融游資
（2）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這兩種金融工具的背后決策者，是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財政部和國會。而其所運用的意識形態工具就是弗里德曼、薩繆爾森——薩克森主張放任金融資本的全球自由化，不受任何政府力量控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
七
去年年底我在香港，有一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對我講了一句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危言。他說：這次東南亞金融危機實質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只是這場戰爭的手段不是飛機大炮，而是金融手段——各國貨幣儲備、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金融信息。
但是不管用什么手段，某戰果是一樣的。戰爭的目的無非是掠人之財，屈人之兵，亂人之政。近一年來，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我們在俄羅斯、印尼，在韓國，在東南亞，看到強人倒臺，政權易位，無數人傾家蕩產。據統計，“除了在金融市場上各國貨幣對美元的比價下跌和有價證券價格下跌以外，人們還看到當地人的資產貶值75％（包括香港）。相當于1997年的100美元貶到今天的25美元，甚至更少。設在香港的一家基金會的代理人馬克•費伯最近指出，亞洲主要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按美元計算）至少下降50％。印度尼西亞的人均收入（按美元計算）下降了80％。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如今低于瑞士的國內生產總值，而后者人口僅為700萬。香港自去年7月以來，房地產價格已下跌40％，人民資產縮水1700億美元，相當于全部金融體系總儲蓄已喪失掉一半。“這種慘重損失的后果不亞于經歷一場大型戰爭”。
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國在1997年不露聲色地對東亞發動了這場金融戰，可以說正是達到了這個目的。
必須指出，為美國策劃和發動這場金融戰。在前方沖鋒陷陣者是索羅斯及老虎基金會等對沖基金，而在后方謀略策劃，提供后勤支持的乃是美國聯儲、財政部以及IMF。
這四者表面不同，實際是一個戰略整體，都是服務于美國國家以及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一體化戰略目標和利益的。
八
美國去年發動這場經濟戰爭，在戰略上有兩大目的。第一通過摧毀東亞區域經濟，打擊日本金融資本，迫使其收縮，從而使日本在80－90年代試圖構筑以日元為中動的東亞貨幣區的戰略努力被遏止。
這一戰略目標可以說已基本上得到實現。
臺灣評論家南方朔指出：“就宏觀角度而言，日本自從進入80年代之后，其旺盛的生產力即已直通歐美，并面臨歐美強大的保護主義及“修理日本”（Japan－hashing）的沖擊。這促使日本采取“再亞洲化”方針，在東南亞扮演投資火車頭的角色。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打擊目標之一無疑是日本。因此，亞洲金融風暴可以被視為處于強勢的美國金融勢力重新攻占亞洲，而日本則被迫談出的一個轉折點。”
九
美國的第二戰略目標是自亞洲獲取巨利后調集資金力量進取俄羅斯及歐洲市場，通過俄羅斯和歐洲股市的大幅震蕩，陷德國馬克于虛弱地位，進而阻遏破壞歐元在1999年的實施。1991年以來的7年，是歐盟為實現單一貨幣艱苦奮斗的7年。明年1月1日起，歐元國家將在非現金交易中引入歐元。三年后，2002年1月1日，歐元將全面進入國際貨幣流通領域。這是世界金融領域中的一場結構性變革。將導致世界貨幣體系的兩極化局面，意味著美國國際金融霸權的終結。圍繞著歐元的興起，美國與德法為軸心的兩大金融力量正在角力。這場戰役方興未艾。正當亞洲各國（包括香港地區）在這場美國發動的摔不及防的金融戰中倍嘗苦果而紛紛采取保護本國貨幣措施后，未來國際金融大戰的戰場將進一步由亞洲轉向拉美、歐洲和美國本身的戰場。
十
俄羅期經濟學家康•索羅金不久前曾在一篇論文中深刻揭露了美國的戰略意圖，他指出：
美國人的如意算盤是：首先在亞洲方面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先對小國和周邊國家進行打擊，然后對因周邊金融環境不利而被削弱的亞洲主要大國——日本和中國進行打擊。然后，計劃將“戰斗行動”推進到歐洲，以中斷金融一體化進程并使歐盟的經濟支柱——德國發生動蕩。最后，美國準備提供“援助”，但這種援助將使“接受施舍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美國及IMF“慈善家”。
“正是美國人不露聲色的行動使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及韓國的經濟和金融問題急劇惡化。向上述國家提供貸款的銀行也岌岌可危，日本的金融體系動蕩不安。日元不斷貶值破壞了該地區業已形成的匯率制度，加深了東京與亞太國家，特別是同中國的矛盾。其原因是：該地區國家的貨幣貶值使北京的出口能力下降。為了保護本國的生產廠家，中國本應使人民幣貶值，但是，無論從國內政治原因，還是從對外政策原因考慮，采取上述步驟對北京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中國不得不花大力氣保持人民幣的穩定，在這種條件下，就不可能談亞洲貨幣統一和亞洲結算機制問題。”
這位評論家指出：金融和經濟危機使亞洲國家對石油和原料的需求急劇減少，使“初級產品”的世界價格大幅下降，低價格重創了俄羅斯，但卻加強了美國經濟的競爭力。此外，亞洲危機還增加了對美元的需求并加強了美元作為世界結算單位的地位。
競爭對手的困境使得美國人有機會插手以前難以染指的該地區的事務。韓國不得不全面采取IMF的貨款條件，將銀行體系“廉價出賣給美國。”日元大幅貶值之后，美聯儲大量購進日元，使日元匯率趨于穩定，暫時平息了日本金融市場的風波。但這種干預附加了一些強硬的要求，其中主要要求是準許美國金融機構購買日本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大量股份。俄羅斯的經濟崩潰，使它的最大債權國德國銀行體系深陷壞帳危機。而目前俄羅斯與德國的關系，十分接近泰國、印尼過去與日本的關系。（《參考資料》1998年8月4日文“美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這種高水準戰略分析的出現，表明俄羅斯經濟學界終于從薩克斯休克療法的理論迷夢中清醒過來了。
十一
1994年2月筆者接受臺灣《中國時報》記者采訪時，記者曾提及當時正在被國內輿論界火熱鼓吹的金融體制全面對外開放及自由化問題，雙方問答如下：
記者：對目前中國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見。我認為如果仍然盲目聽從美國來的專家（包括IMF）建議及理論學說，一味模仿采取美國式的銀行體制，我國國家控制下的國有制金融體系最終勢將解體。記者：那么您對中美財長最近發表的《中美經濟聯合委員會發表第8次聯合聲明》如何看？這份聲明很明顯表示，美國將大舉插手中國的金融領域。
何新：我知道，美國贏了。
記者：如果中國金融真像您講的那樣發生崩潰，后果將是怎樣的？
何新：一旦人民幣信用由于惡性膨脹而崩潰（像目前俄羅斯盧布那樣），那么為了支持人民幣信用，可能國家不得不更加依賴內外債務和謀求得到國際金融資本支持。最終在“對外開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國金融資本將長驅直入，迅速沖擊和占有我國原有的金融市場。那么我國經濟改革全局最終可能將以人民幣信用崩潰為標志，而于本世紀末陷入難以收拾的總體危機。（《中國時報周刊》1994年3月20日第116期，《何新政治經濟論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頁）但是，近幾年來，我國政府采取了正確的應對措施，放慢金融領域的開放步伐，使上述前景得以避免。然而，爆發危機的陰影并沒有徹底消失。中國并非不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和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為若干金融機構由于負債累累而破產，也表現為近一年來日益深化的產業危機和嚴重的失業問題——這種產業危機實際是金融危機在中國的表現形式。因為許多企業就是由于出現呆帳、壞帳以后得不到銀行資金支持而破產的。當前產業危機的嚴峻性，可以說是建國50年以來前所未有的。
十二
幾點建議：
（一）以上的分析如果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必須看到，美國華爾街背景的對沖基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邦儲備委員會、財政部是一個戰略整體，都是為美國國家戰略經濟利益和美國金融資本統治世界服務的。因此，我國的貨幣政策不應該盲目追蹤IMF的建議。而應該以中國自身的戰略利益為標的。
（二）人民幣匯率是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交易價格。按照市場規律和市場需求適度靈活浮動，這是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的。為履行對IMF的某種政治承諾而固守僵死不變的貨幣及匯率政策并非明智的政策選擇。
（三）1999年歐元的誕生，對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政治體系將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歐元將逐漸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有報道說：中國準備將一部分國際貨幣儲備由美元轉為歐元。這種尋求多元化的方針是明智的。
（四）我們將進入的時代，是動蕩的時代，而不是平靜緩和的時代。對國際經濟形勢未來的嚴峻性以及國際競爭的激烈性，應有足夠充分的估計。但是當前有人提出，有鑒于東亞各國外向型經濟的失敗，今后中國應采取閉關自守的戰略而放棄謀取世界市場的戰略，這是絕不可取的。這種輿論的突然噪起，正與1988年——1992年前后鼓吹中國加速入關的躁動一樣，理論似乎相反，但背后卻有某種共同的意在誤導國家經濟方針的國際戰略背景。很顯然，正如同美國近年竭力阻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制以遏制中國的國際競爭，這種新理論在客觀上有利于美國。應當看到，不采取開放體制，中國無法解決自身人口過多、資本及資源不足、技術落后的問題。中國應當利用當前國際原材料價格下跌的世界市場，吸納國際資源，更快地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金融上努力保護本國市場，在貿易上不斷擴大在世界市場上中國制造品的占有份額（以提高本國過剩工業部門的產銷出路，提高產業就業率），同時有計劃地實施跨國資本輸出和勞務輸出，以謀取國際利潤，擴增外匯積累，舒緩內部人口壓力——這才是中國面對跨世紀發展所應采取的有遠見的經濟戰略基本方針。
［編者注］1998年10月中旬，傳出美國若干對沖投資基金遭受重創而受損的消息，美國聯儲及財政部立即策應銀行給予扶持。在對沖基金受創撤出亞洲、俄羅斯后，危機正逐步向美國本身及南美洲、歐洲區域傳遞。形勢的發展與本文的預測是一致的。 （1998年10月31日） （本文于1998年9月16日報中央）
第十一篇 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
（1997年3月）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面臨的首要問題，既不是所有制及產權的改革問題，也不是進一步促進國企破產的問題。而是必須以一切政策全面促進和提高社會就業，疏緩龐大過剩人口壓力，刺激經濟在低通貨膨脹下恢復增長的勢頭，以遏制衰退恢復繁榮。其次是在保證國家主權、政治獨立、經濟繁榮的前提下，促進融入全球一體化經濟貿易體系的進程。因為只有尋求不斷擴大的海外市場（而不是抑制就業，抑制生產力發展），才是解決中國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針。
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極其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的實質，是在金融資本主導下，對產業資本實施汰選和重組。眾多國有企業的破產化已成為這一進程中的引人注目趨勢。本文擬試對這一進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一
中國近十幾年經濟改革進程，實質是市場資本生產關系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日益滲透而深化的進程。特別是1992年以來，此進程之迅速，由于國家政策的導向和保護，是驚人的。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國經濟體制由以實物產量導向的計劃體制向以利潤導向的市場體制轉化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極其深刻的新問題，迫切需要給予重視和解決。
回顧一下，中國市場資本經濟形態，已走過四個階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農民。農民開始為市場提供剩余農產品。在80年代初，私人資本首先萌生于商業領域，而在80年代中期擴及于工業領域。鄉鎮工業的蓬勃發展乃是產業新資本形態興起的典型標志。（盡管許多鄉鎮工業名義上屬于鄉鎮集體所有，實質卻是私有經濟。）隨著非國有工業的擴展，開始與國有工業體系競爭市場、原料、能源及技術。由于其經營機制的靈活性，特別是由于其能直接從農業過剩勞力中汲取最廉價的剩余勞動力，因此多數國營工業難以與之競爭。
到1992年以后，中國資本的主導形態發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而由產業領域拓展到金融領域。從而達到了市場資本生產關系的最高級形態，即以金融資本為經濟主導形態的金融資本主義形態。（應當說明，本文使用“經濟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以之作為一個經濟術語而不是意識形態術語。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評涵義。）
認為中國現階段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實際即是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主要成分是多種經濟混合并存而以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資本市場經濟。但如徹底放棄國營經濟，則純自由市場經濟即將變成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
二
目前，中國國民經濟已分化為二元化結構，即分化為（1）國家財政經濟（2）民營（私人及集體）經濟兩大部分。
近年來，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利潤總額中的分成比例不斷下降，導致主要偏重依靠國有企業提供收入來源的國家財政經濟陷入困境。
這種困境表現在兩方面：
1．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跟不上國家及國民經濟需求的增長；
2．國家財政的增長速率跟不上通貨膨脹的實際增長速率。
另一方面，眾多國有企業日益入不敷出，必須日益嚴重地依靠政府經濟支持（設立下崗基金也是一種財政補貼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營企業則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稅收，成為國家及地方財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來源。
三
1992年后中國的改革，曾嘗試沿著兩個方向進行：
（一）推進市場主義導向的企業改革，即所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政策目標是建立股份制化企業，通過資本股份化方式，將產權轉化和分化，也將債務包袱轉化和分化，從而將虧損的國企包袱逐步卸掉，進而逐步由能提供經濟剩余即稅收的民營經濟所取代。但是，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嚴重的意識形態問題（“關于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當代思潮特約評論員），另一方面由于瀕臨破產的國企拋出大量失業人員已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安，因而難以推行。（二）實施稅制改革，建立中心與地方稅收分流的新稅收體制。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即主要直接來自地方稅收。這就提供了最強有力的經濟杠桿，不僅強化了地方經濟閉關自守的保護主義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與地方民營經濟日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事實上只有民營經濟才能為地方政府提供豐厚的稅收（而多數國營經濟均瀕臨虧損或破產）。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官員以權力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和支持，一部分官員借此獲得個人經濟收益。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下，導致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干部階層因而發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與地方財閥相結合的地方主義勢力。（二）出現了為民營經濟利益集團直接提供政治服務的買辦官僚。
四
與國民經濟結構的二元化同步發展，中國金融體系也發生了二元化。在中心政府控制的中心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撐民營經濟的第二金融體系。活躍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這一新金融體系的兩大象征。非國家銀行的金融中介機構迅速成長。通過買賣及炒作原始證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貸資金量顯著增長，并創造出具有高度流動性的龐大金融資產。這種間接金融過程不但增加了借貸資金的供給，也使國民經濟中的流通資產量大大膨脹。可以說，正是深滬兩大金融市場，在政府近年嚴厲的宏觀調控形勢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資金支持，從而刺激了華東華南及沿海經濟保持繼續增長勢頭并維持局部繁榮。
第二金融體系的生成，還提供了國內資金融通的體制外循環渠道。不僅為民營經濟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國際資金來源。至于所謂“數萬億民間儲蓄”中的一部分，與通過國家金融機構轉移滲入的國有資金相匯合，成為93－96年間房地產、期貨及證券市場炒作的主力。這種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進及加速了中國經濟結構的性質轉變。
可以認為，中國經濟資本市場方向的快步發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時以來的五年中，中國的新生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已由商業流通領域及產業領域，迅速擴張到金融信用領域，從而正在演進到市場資本主義的最高形態，即以金融資本作為經濟主導形態的經濟資本主義。
五
由產業資本主導轉為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運動，這一轉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國范圍的房地產開發效促發的。
房地產熱的實質是金融投機。房地產開發的一般模式是：一塊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給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為抵押取得國家銀行貸款。這筆貸款因而被用于投資（開發建設）以及高額消費。當貸款因房屋銷售困難而無法被償還時，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即作為抵押物而轉到銀行名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過程中，這塊土地本來是國家所有的，但最終又通過銀行回到國家手中。這似乎是一個魔術，當這同一塊土地由國家（抽象意義的）轉手到國家銀行名下時，這塊土地成為下金蛋的鵝，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銀行創造了巨大經濟收益（實質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地租）。（注）特別值得注重的是，國有土地統一地產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實現。（只要銀行再將作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產予以公開招標拍賣，這些土地即可通過貨幣化而過渡到實際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假如這塊房地產上的投資能夠實施完成，那么銀行雖能收回投資，但這塊國有地土也通過其建筑所有權或使用權的轉讓而被私有化。國家銀行的巨額貨幣資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過房地產開發這一媒介，即通過對國有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有價轉讓，而導致資本性地租及級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業提供過剩資本的媒介下，這種地租以房地產投資的高額回報形態實現，并迅速轉入開發商手中。通過土地的非國有化運動（批租熱的實質），導致房地產投資熱。然而，又正是房地產開發業所產生的這種高利潤（實質是地租），刺激了1993—1995年中國經濟的繁榮。
在中國已初具了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條件下，這種實質是土地租金而表現為房地產投資高回報率的經濟機制，自動吸引擁有過剩資金而尋求贏利出路的各級政府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將其擁有的資金投入沿海及各地開發區，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間中國以房地產熱為動力的經濟繁榮。
六
應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產開發為中心的金融投機狂潮，也是在國際金融資本的誘導及推動下發生的。最近十年以來，國際資金市場，由于實業投資不景氣，而呈現巨額金融資本過剩。一部分過剩資金流入中國的房地產開發業。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另一種政策選擇是利用中國自身的廉價勞力優勢，向世界市場尋求外向化發展和全方位開拓。然而由于房地產熱及由此刺激起來的國內需求迅速膨脹，吸納了大量國內資金及資源，使中國經濟再度轉為內需主導，從而誘發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貨膨脹。這種高通貨膨脹率發生的根源，是泡沫經濟。
所謂泡沫經濟，其實質是消費型經濟，即高額消費大于實物產出的債務型經濟形態。這種債務型經濟的支撐點有三個方面：
一是財政赤字。1993－1996年累積財政赤字總額已達500億元。一是通貨膨脹，一是內外大規模舉債。目前中國內債額巨大，其總量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已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國家財政的債務依存率也相當高）。又據報道，外債總額超過現有的1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這意味著中國外匯的存底實數不僅不高，而且涵有負指數。
七
1994年以來通貨膨脹的高速發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觀調控”的貨幣收縮政策。但是：（一）宏觀調控，即以金融收縮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可能實施，表明中國金融資本即統治工業的銀行資本對企業命運已具有生殺予奪的決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國經濟已呈二元形態，以收縮政府信貸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觀調控”，其主要壓力首先集中于國有大中企業身上。因為首先是這些企業在流動資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靠于國家金融政策及銀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國已形成北京以外的兩個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為金融第二渠道的資金中樞。而二元體制下的民營經濟其資金來源，主要靠自有儲備，或民間融資渠道，因此它們對金融緊縮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遠大于國企。）
另一方面，由于實行新稅制，高達 30％以上的所得稅率，大大超過國內多數產業投資回報率（國內工業一般平均利潤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國營經濟不逃稅即無法生存。而國營企業逃稅可能性很少。這就使國家稅負主要落在國營經濟身上。嚴重的稅負與高利率，當前已成為困鎖國企的兩大枷鎖。（香港所得稅稅率很低，約 15％，較為合理而對逃稅者施重罰。因此其稅制對企業發展及政府財政均有利。美國稅率很高，并且累進征收。但由于美國國民經濟收入來源主要建立在國際金融產業以及具壟斷性的高科技信息產業收入上，這些產業利潤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稅率無困難。另一方面，美國稅法對企業稅收有彈性保護政策。假如企業每年因完稅而導致虧損，則第二年可予減免。且政府在各方面為企業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務，故實行高稅并無困難。）中國目前的稅制與稅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導致政府稅收困難，產業稅負過重，經濟不景氣的重要原因。亟須重新研究和進一步總結和改革。
因此，大批國企在宏調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積虧損而日益瀕臨破產的危機。這就是當前的企業困境。這一困境的深刻意義之一是，在金融資本的主導和介入下，中國產業形態正在被迫進行結構性的產（債）權調整和重組。
八
在產業衰退的形勢之下。1995－1996年中國的金融資本，呈現一奇特矛盾現象。即在緊縮條件下反而過剩。過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實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貸收縮的實質是刺激了資金體制外市場上的高利率），導致銀行及民間融資成本過高，因而國有企業由于利潤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輕易舉資。在這種產業衰退形勢下，銀行處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業破產或瀕臨破產，導致還債率大大下降，因此商業銀行面臨大批呆帳、壞帳、爛帳。但另一方面，企業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銀行手中擁有充足過剩貨幣資本，使之可以用之運營于金融投機、（還應當指出，這種金融投機的另一資本來源是信用的膨脹，其機制是銀行將其所購國庫券存放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以此國庫券為抵押證券反過來向國家銀行貸款。然后將所得資金投入股票期貨及證券投機。在這里，我們看到信用的膨脹放大：銀行將手中的錢支付給國家購取國債。而債券在轉借給證券機構后又被作為抵押物套取銀行貸款。這意味著，國家所發行的每一元國債債券在市場上都放大一倍變成了兩元。）1995年以來中國經濟中，凡從事實業生產者，大部分均薄利無利甚至虧損。商業服務業也不景氣。（據報道，北京大型商場除一家外全部虧損。唯一營利的這一家利潤率則低于1％）。只有金融投機業一枝獨秀而能創獲巨額暴利。全民炒股熱就是這樣出現的。我們注重到，在通貨膨脹高企的形勢下，由于勞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設備價格不斷上漲，實業部門的平均利潤率及經濟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態勢。這種下降中：（一）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下降速度快于有機構成低的部門。重工業決于輕工業。（二）生產過剩部門快于供給不足部門。在房地產開發熱被宏觀調控政策抑制后，銀行及相關金融機構又將過剩貨幣資本投入期貨（1995下半年）及證券股票（1996年）的投機領域。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國在房地產熱之后的第二輪金融投機潮，第二波泡沫經濟形態。
九
因此，對通貨膨脹下降的統計，應當作具體分析。近年來，民生用品及服務業價格上漲逼人，這是每個人都能在實際生活中體察到的不爭事實。但從統計上看，物價卻有回落之勢，為何有此矛盾現象？實際上，當前的部分物價回落與部分物價上升，均是經濟形勢不良的表現。第一由于產業部門的不景氣，工業及建筑業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減少而下降，第二是機電部門產品由于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積壓嚴重而大幅削減價格（如汽車、電視）。第三由于部分輕工業消費品清理積壓庫存，甚至由于破產清倉而大幅削價。第四由于今年農產品生產過剩而導致價格下降。近年來，農業部門利潤（經濟效益）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盡管政府通過“菜藍、米袋”工程提供財政補貼予以扶持，但其結果是加劇了各地政府的財政困難。
這四個原因導致物價下降，是暫時的，正是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盡管物價回落，由于眾多產業及建筑部門持續不景氣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半失業，從而導致多數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價下降速度，因而對低收入居民來說，物價仍呈相對攀升，對普通百姓仍屬逼人。
十
期貨及股票證券投機，在1995－1997年間，導致一個極其引人注目的現象：中國迅速崛起了一個擁資巨億的即擁有龐大私人金融資產的食利者階層，這表明中國已形成金融業資產階級。江浙、廣東、中南及東北地區均出現擁有巨額資金及金融資產的民間金融財團，操控證券期貨市場汲取巨額資金。
近年中國經濟中，出現一種畸形的表現，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強，技術落后淘汰技術先進，鄉鎮企業淘汰國有大工業。這多是借助金融杠桿而實現的。
隨著第二金融體系的形成，中國當前的社會產品分配形式，亦隨之發生重大變化。由按勞分配（改革前的按權或級別分配）轉變為按資分配。代表純粹貨幣資本的食利者階層隨之出現。這一寄生階層的生成及壯大，加速了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值得注重的是，對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階層，國家在稅收征管上至今無所舉措。盡管其個人收入，年利以千萬甚至上億為計。
十一
當前中國經濟，只有東南沿海區域尚好。即因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場中汲取到的資金力量的支撐。
中國工業改革較成功的時期，是1991－1994年期間。當時，紡織品出口業及一部分機電產品在開拓國際市場上取得了意義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國際金融資本帶頭將投資引向中國國內房地產業，中國經濟的內部投資在房地產高回報的虛假利潤誘導下，大批資金轉移方向而用于內需主導的房地產開發業，使一批出口部門由于資金不足銀行周轉不靈而衰落下來。由于資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場高利率，以及繼之在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革派經濟學家建議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對出口業實施高稅率（緩留退稅等），進一步嚴重打擊了中國出口業。1995－1996出口年度中進出口一度甚至出現貿易逆差。
出口業的這種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國工業進軍開拓國際市場的有利攻勢失去了前進的勢頭。出口工業的不景氣，是近年國內產業急劇陷入衰退和危機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為什么在經濟政策上不對進軍國際市場的產業給以積極扶植和保護？近代各國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國際市場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動國內工業景氣的標志。出口加工業的繁榮與否，直接與國內就業率有關。（可參看美國財政部的年度報告）沒有國際市場，就不會有國內產業的高就業率和經濟繁榮。因此，當1995年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措施，使國內房地產開發熱冷卻后，加上出口行業已發生的萎縮，一系列帶頭產業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應（投資逆減乘數規律），立即導致1995年以后中國產業部門陷入相繼衰落的困難境地。
十二
綜上論：我認為，所謂“宏觀調控得到成功，國民經濟運行成功實現軟著陸”，所謂“宏觀形勢好，微觀不好”一類提法，實屬不切實際之談。
當前形勢的真相是，我國經濟可能發生“休克”，即眾多國有產業陷入連鎖破產狀態。國民經濟危機逐步走向深化。這一危機的表現是；農產品因豐收及市場吸納不足而過剩。在工業領域當前不僅是國有企業，而且包括大量非國有企業亦都陷入困難處境。這種工業危機是普遍的，并且近年來是持續深化的。已由生產資料重工業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產部門，擴展到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并且近年來進一步傳遞到交通、郵電及服務（第三）產業部門。就業問題已成為當前關系社會穩定的首要問題。從形勢走向看，愈來愈多而且在明后年還可能有不斷增多的勞動者正在喪失工作機會，“下崗”即失業，而陷入生計無著之境。
由于社會收入急劇下降，以及購買力下降，導致商品滯銷及商業銷售危機，由此而來的部分物價下降，不應被誤認為是通貨膨脹已被控制。實際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價回落速度，因此通脹并未真正抑制，社會中兩極分化其嚴重。特別值得注重的，是愈來愈多無業無出路青年為謀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農信的破產，是當前經濟中金融危機的表現。
英國《金融時報》在評論這個事件時指出：“這一事件也許只能證實這只是債務纏身的中國金融部門這個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問題不在于這個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這個冰山有多大。”
巨量貨幣在少數人手中過快積累，并且由于國內經濟不景氣而導致資本外逃、外流。國內資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釋香港經濟目前在亞太經濟整體不景氣形勢下獲得的特別繁榮。這場以產業衰退為標志的經濟危機，近年以來，持續不斷地向縱深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在這一危機打擊下，將有分崩離析的危險。
私見以為，近年來經濟的若干政策方針亟須調整。如過高利率，以及導致中小企業特別是國營企業難以承受的高所得稅率，以及人民幣高匯率即人民幣價格被過高估計的三高政策，雖然導致外匯儲備有所增加。但不利于產業特別是出口行業。
1996年發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國內資金通過第二金融渠道進行再分配的形式。盡管銀行利率下調，但由于經濟不景氣，產業投資難以獲利，因而過剩資金被轉入股市。在股市中資金被再分配和流變為消費資金。可以猜測，中國經濟在近年內可能爆發嚴重深刻的金融危機。可以說，正是通過金融這一杠桿，中國國有企業當前普遍陷入困境。隨著破產浪潮的涌起，其最終結局是私有化進程的加劇。
由于經濟中沒有新的產業增長部門，亦沒有新的大型投資源進入。因之短期內尚看不到經濟復蘇的前景。
我擔心，這種持續衰退進程的繼續，如不扭轉，將在3－8年左右的時間內導致我國國民經濟的局部癱瘓。這種局面必須避免！
十四
當前，經濟危機已在轉化為社會問題。絕望者為謀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鄉犯罪浪潮是這一危機的表現。
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部長、省長高級官員單純依靠工資均難以維持生計。腐敗已成為中下層官員的必然生活方式。
這種持續縱深化的社會危機終有一大會轉化為政治危機。
順便還應指出，中國及當前西亞太區所碰到的經濟危機，是80年代末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向東方轉移的表現。（美國經濟近兩年的復蘇，實際與對日本經濟出口的遏制以及亞太資金的轉移注入有關）。
十五
假如沒有有效的積極政策及對策，所謂“兩個轉變”就是很難落到實處的空談。實際上，在中國社會存在每年不斷增長的龐大過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維持高就業率是保障社會安定的首要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實施阻遏小企業、鄉鎮企業（因其技術落后），而片面強調發展高新技術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場經濟中，社會穩定的基礎是維持高就業率，而絕不是鼓勵破產。中國目前經濟問題有結構問題，有政策問題。結構問題中有所有制問題。
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以及國營與民營多元共存，協調發展是正確的政策選擇。促進就業既不應回到單一國有制的舊軌道，也不應走到放棄國有全面私有的歧途。當前的首要政策目標是促進就業率的回升，以舒緩嚴重的社會不安形勢。
基于對經濟形勢以上所作觀察和分析，茲提出以下10點政策建議：
1．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將抽象的國有權，通過產業化轉化為不斷產生經濟增益的資本化國有資產。在這種轉化中，注重把所有權與使（租）用權區別開；
2．提供優惠政策，鼓勵各級政府大力促進就業疏導方針，廣開渠道門路，以消化吸納過剩人口，繁榮經濟；
3．適度降低匯率，刺激出口業的振興；
4．改革稅收，實行區別稅制，對不同行業根據其投資回報率，實施有差別的稅率；加強稅收征管；
5．對股票及期貨收入，實施高額累進稅率，抑制金融寄生階級的產生，抑制股市泡沫經濟。實行累進的高消費稅及遺產稅，引導私有金融資產轉入產業投資領域而不是單純消費領域；
6．對有助于擴大社會就業的出口部門，對資本薄弱的小商販、小作坊，特別是對下崗人員經營的小生意，實行保護性的低稅制；
7．調整農業政策，放寬農產品出口限制。建立農產品與國際市場能夠出余補欠的融通體制，同時以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為條件，換取發達國家對中國開放紡織品及機電產品市場；以此解決農產品過剩及不足問題，加快中國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極防堵政策，轉為謀求提高土地經濟收益的開發性經營政策；刺激經濟回升；
9．對級差地租征稅，即轉向以經濟手段引導房地產開發的政策方向，以房地產、公路工程可以作為刺激就業，促動繁榮的有效產業部門。
10．不應以單純抑制投資的政策解決重復建設即生產力過剩（這種抑制生產力的政策將導致社會就業的進一步下降），而應以外向化尋求不斷擴大國際市場解決中國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導”而不是“堵”的建議。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種選擇：
（一）“堵”的選擇。即反私有化的選擇，逐漸回復到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一選擇實際意味著必須放棄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著回復到閉關自守的政治經濟路線。在經濟和政治上，這條路實際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鮮所遭遇的嚴重困難表明，拒絕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選擇。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所不斷提示的改革路線。這條路線是四個步驟：①通過金融及稅收措施，通過宏觀貨幣政策，從經濟上扼殺國有企業；②通過開放國內資本市場，將國有產權進入交易而分散、轉移及私有化；③促進國有企業及經濟的全面破產（大“破產化”即薩克斯的休克療法）；④在最后階段，進行政治改革，由中產階級（私有者及西方經濟代表人物）接管政權。俄羅斯的經濟困境表明，這條路同樣走不通。
（三）本文試圖形成第三種方針。作者認為必須承認和正視當前中國經濟中確已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現實。這種共產黨體制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實際應當是新民主主義。
毛澤東1953年曾提出：“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治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別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給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占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毛選》第5卷，第88頁）我個人認為，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在結構中存在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但是在方針政策上必須抑制資本主義的有害方面，必須抑制兩極分化，抑制政府官員成為資產階級代言人和代理人的傾向，抑制破產化浪潮。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實際包括三個部分：
1．國有國營經濟（社會主義經濟）。
2．國家資本主義（股份制經濟）。
3．民營資本主義經濟。
在國內，應堅持國營經濟的主體地位，特別是保持國家在金融政策和體制上的主導地位。必須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資本的快速膨脹。必須抑制泡沫經濟。
在國際上，應大力提高國內經濟力量（國營、民營）對外的整體競爭力，而減小其內部競爭，充分發揮中國擁有廉價剩余勞力這一優勢，以提高社會就業率為目標，全力拓展國際市場。之所以有必要加速融入全球一體化經貿體系，就是因為這是更有效地拓展中國工業過剩產品市場的必要條件。
[編者按：這是何新1997年3月（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寫報中央領導的一篇政策研究文章]
第十二篇 “宏觀調控”與房價——致中央某領導同志的一封信
（2006年6月）
XX同志：您好！
這份材料不知有關方面是否已看過，文中關于國內經濟的意見，值得重視。
我國一些經濟學家不真懂國民經濟。舉個例子，市場經濟有一個簡單而著名的“供求決定價格”的價格規律，市場上某物供應品多于購買，則其價格下跌，供應少于購買需要，則價格上漲。
近兩年來，政府試圖抑制房地產投機，壓低房價，為此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政策。但細分析這些政策：如提高開發商貸款利率，土地開發實行競爭招標，限制二手房上市包括目前的所謂“新六條”，政策設計未必不是出于好心。但客觀上卻都是提升房屋制造成本，后果是將進一步刺激房價上升，因為其后果是房源供應量的減少。
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費品，而是耐久資本品，房地產投機的實質是金融投機，根源是金融問題。
因此，不調整金融政策，頭痛醫頭之策是難以奏效的。
[何按：從根本上說，房地產的私有化政策，以及私營開發，大房地產商對土地資源和房源的控制和壟斷，是房價居高不下、小民居無安所的根源。]
順頌
政祺！
何新
2006年6月16日
第十三篇 關于房地產暴利和地租
(2006年2月)
目前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都在吵嚷房價日高。其實這完全是基于一個錯誤概念。必須注意：拉動房價日高的，并不是房屋造價而是地價——土地使用的價格，即地租。這個價格目前埋在房價里，表面上看不出來，所以大家都以為只是“房價”在節節高攀，而且認為是房地產商人在和窮百姓過不去，甚至在對抗國家宏觀調控的惡意搗亂。
真實的情況是：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不可再生的天然資源）,以及由于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城市中心區位的級差地租必然大幅上升;必然導致區域地價快速上升，這就是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所謂“級差地租”理論。
所以，房價的上漲不是經濟泡沫。那么區位級差地租究竟如何計算？非常簡單：只要從一座房子的銷售價格中扣除其實際造價（包括原材料費用、人工費用、能源費用、稅費及貸款利息），所余部分就是其純利，純利中高出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部分，就是目前房地產業的暴利，也就是隱含在房價后面的級差地租。
因此，正是城市級差地租的飛迅上漲，成為目前房地產商獲取暴利的主要來源。所以任志強所說是對的——這種暴利并不是房產商人為地造成的，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搶的，而是符合房地產市場的經濟規律自然形成的。
然而，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問題在于：為什么這一超額利潤——人人都看得見的暴利，目前卻只能落到房地產商們的手中，而落不到：
1、土地資源本來的所有者——國家手中？
2、也落不到土地資源原來的占有者——那些被強制搬遷的原住民：農民和市民的手中？
答案有三點：
1、改革以來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科書缺乏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理論，以我的見聞而論，絕大多數留洋和沒留洋的經濟博碩們頭腦的概念庫中，也普遍缺乏關于地租的概念。
因此他們以及受這些經濟學家影響的國土資源部，至今沒有考慮在國家土地政策中，除了土地買賣以及產權和占有權轉移政策之外，還應當制訂關于級差地租調整分配的政策和法規。
2、某些替國家管理土地的官員利用上述地租政策的真空，通過批地，從房地產商手中坐收巨額賄賂。
3、現行土地政策和法律，存在地租法規方面的盲點，法院無法介入，因此被強制搬遷的小民百姓處于弱勢地位，無法通過法律來維權，尋求合理的地租補償。
了解上述也就能找到抑制目前房地產熱的治本之道：只要國家對這一行業課以重稅，從中對原住民給予高額補償，迫使房地產業由目前的暴利利得，回歸到接近國民經濟其他行業的正常利得水平，那么房地產熱就會立即退熱降溫。（對以前的甚至應該追征。）
至于目前的一些遏制辦法，其實效果則往往適得其反。如提高貸款利率，限制開發征地數量，加高進入房地產業的準入門檻等；其實都反而是有助于目前已經成形成氣候的少數房地產大集團提高行業壟斷性，便于其縮減和控制房源，從而反而有利其進一步向上拉高房價。（僅就這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也可以看出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多么愚蠢了！）。
第十四篇 對于我國農業問題及政策的幾點思考
（2008年3月）
本文提要：近年來，隨著農業生產向資本化、市場化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民正面臨著失去“兩個市場”：一個是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另一個是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外銷的境外市場。
由于中國農民基本仍處于傳統式自營耕種的分散小農經濟狀態下，農業產品的分散自發性銷售，難以對抗境外農產品的價格競爭，更難以對抗來自境外的農業投資規模化、集約化、組織化生產的能力。
當前，我國農業改革已必須面對新發展階段的挑戰。未來農業政策的核心目標，應當考慮如何形成中國農業經濟的資本化、集約化、規模化、產銷一體化的市場生產組織形態，從而通過國家農業政策的引導，幫助和支特中國農民保護和占有國內外市場份額，保證我國農民獲得穩定、持久的農業經濟收益。這也應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根本性課題。
一
盡管中國的工業化在快速發展，但是農業人口在中國人口構成中仍占據大多數。農民安居樂業的問題，農村社會的安定問題，是中國社會整體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
近年來，國家關注農民、農村和 農業問題。農業投資增大，政策向農民傾斜，大部分農民增收，得到實惠，社會整體經濟發展很快很好，這是成績，非常難得。
但是，隨著我國農業經濟市場化的發展，已產生一系列新的問題。農民的主業是農產品種植業。近年來隨著各項農用生產資料（包括電力、能源、水資源、生態環境 處理）、農民生活資料以及農業用工傭金的快速上漲，盡管農產品的價格也在快速上升；但仍難以抵消上述價格的總體上升態勢。因此，大量農民流出土地，進入城 市尋找貨幣收入，一方面造成城市中嚴重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造成一些農村中農田的荒蕪化以及土地兼并問題。
由此發生一系列衍生經濟和政治問題，不容忽視且亟待從理論上研究、規劃，政策上解決。
二
近年來，隨著農業生產向資本化、市場化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民面臨著失去“兩個市場”的危險：一個是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國內市場（據媒體報道，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國內市場70%的份額已經被外國豆類產品所占有），另一個是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外銷的境外市場（據報道，如，中國傳統出口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港澳、日本、韓國和歐洲市場，現在正在被進入中國的外資農業企業出口品逐步替代）。表面上看，由中國出口日本、韓國和歐洲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年增長率在12%以上，但主要是臺資、韓資、日資農業企業在華生產產品的“出口”占據主要份額。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商品價格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但當代世界經濟中出現了重要的新現象，石油、糧食等重要國際商品的價格形成機制表明：
在現代高度金融化的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決定商品（包括農產品）價格形成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短期的直接市場供給需求曲線（不是市場決定價格），而是國際金融資本的遠期期貨投資（金融資本投資決定價格）。
如果聽任中國農民失去國內外“兩個市場”的趨勢繼續發展，社會政治和經濟后果會非常嚴重。在國際農業及金融資本巨頭操縱下，中國將失去內、外兩個市場上的農產品定價權。
當前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市場定價權已經喪失。據有關統計資料，由于目前大豆及其加工品70%依賴進口，至少導致2000萬豆農利益直接受損，還導致大豆產品定價權完全喪失，致使其價格暴漲。
據有關方面統計，豆類品價格在2007年翻了一番以上，同時帶動有關飼料價格和豬肉價格成倍上漲，加速了國內通貨膨脹。間接使中國消費者蒙受損失，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生活日益陷入貧困困境。
農產品銷售競爭失敗，勢必導致小農戶面臨破產困境，棄房賣地，墮為流民，成為外部農業資本競爭下的犧牲品。前兩年豆農已破產不少。有關報道和資料表明，目前一些地區的棉農、奶農也面臨類似的危機。
三
在加入WTO以 后，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對外部資本開放度和本國市場對外開放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農產品市場對外全面開放自由競爭的背景下，由于中國農民的作業方式和生存狀態，基本仍處于傳統式自營耕種的分散小農經濟狀態下，個體小農戶對農業產品的分散自發性銷售，難以對抗境外農產品的價格競爭，更難以對抗來自境外的農業投資規模化、集約化、組織化的生產能力。傳統小農經濟本身既無能力保護本國農民農產品的國內市場份額，又缺少開拓國際農產品市場空間的有組織力量，因此在國際農業競爭中陷入劣勢的不利地位，乃是必然的。
個人認為，我國農業亟須探索和規劃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新思路。一個根本性問題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聽任我國農業始終處在無序化、分散經營的傳統小農經濟基礎上，那么這種舊式小農經濟是否有能力面對國際上農產品全球化生產的挑戰和機遇？
在我國農業改革初期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的改革方向是通過土地承包政策，獲得農副產品品種數量的增長，從而解決國民衣、食短缺和農副產品匱乏的問題。在第二階段（90年代），隨著農產品生產的市場化發展，特別是中國加入ＷＴＯ以后，農業經濟形態由實物經濟完全轉型為貨幣化經濟。
然而，隨著我國農業經濟的改革和開放，農業、農產品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當前，我國農業改革必須面對加入ＷＴＯ后國際農產品競爭和傾銷的挑戰。國家應設計規劃未來農業政策的長遠戰略目標，應當考慮如何形成中國農業經濟的資本化、集約化、規模化、產銷一體化面對兩個市場的新型組織形態。通過國家農業政策的引導，幫助和支持中國農民保護和占有國內外市場份額，保證我國農民獲得穩定、持久的農業經濟收益，這也應當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根本性課題。
實際上，參考外國的農業政策經驗，我們會注意到，無論日本、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包括我國臺灣地區），政府對農業一直在實施有長遠規劃的保護性和組織化政策。其主要政策措施之一，即是通過建立資本化、市場配套的農業生產合作組織（包括組織各種農產品同業協會），向農民提供農業科技支持，實施農業資本密集化作業，提供農業產品品牌保護，提供國家農產品市場補貼和產業政策扶持。同時，日、歐、美發達國家及一些地區始終對本國本地區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品牌密集 的農業實行巨額財政補貼。
四
我國主流經濟學界似乎至今還沒有認識到中國農民有失去“兩個市場”的破產化危險。甚至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占據主流地位，例如認為進口農產品就是“進口土地”，只要出口農產品(哪怕主要是外資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就是增加就業，甚至還有人主張將中國的糧食安全完全依賴于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供應。
實 際上，外資農副產品加工企業利用中國廉價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生產農產品出口，在取得自身市場份額的同時，也擠占了中國本土農民在國內市場以及海外市場的 商品份額（任何市場空間都是有限的）；其所帶來的就業機會并不足以補償由于市場競爭失敗而破產的中國本土農戶的失業數量，更無法彌補國產農副品在國際上長 久失去傳統市場空間所造成的遠期損失。
中國農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失敗，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上世紀70年代未農業改革以后，國家至今缺乏農業經濟有必要進一步改革，從而改變落后現狀的遠期規劃、新政策設計和構想。另一方面，國外農產品（特別是與民生關系最密切的糧油產品）在中國暢通無阻的市場控制和傾銷策略，也是發達國家開拓和整合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長期戰略性政策實施的結果。
如果我國的長期農業政策，依然維持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業改革第一階段)的水平和方向：認為中國農業可以長期或永久地置于非資本化、非有組織市場化的傳統分散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并在這一著眼點上，繼續強調所謂農業政策的“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我個人認為：這不是有政治遠見的長治久安之道！
[2008年3月5日改定]
第十五篇 解決中國農業及糧食問題的一種新戰略設想
（1995年8月）
當代中國農業的糧食危機問題，是國家在走向市場經濟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的。要從一個比較長遠的發展的觀點去考慮這個問題，需要提出一個新的思路。在闡述這個新思路之前，作三點說明。
第一點，建國以來我國遭遇了三次大的糧食危機。第一次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饑荒。第二次是“文革”中后期的大中城市糧油及副食品供應的普遍困難。第三次是當前，即從去年（1994）開始糧價及農副產品價格的節節上升。這三次糧食危機產生的原因不同，表現形式也不同，因此，解決的辦法應該也不同。
我們記憶中最痛切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饑荒，這種饑荒是在中國處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制，同時遭到國際封鎖的條件下發生的。在這種體制下，國家缺乏外匯資源，因此，就難以在自然災害的條件下從國際市場尋求糧食。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改變了，所以在短期內我國不可能發生像60年代那種類型的普遍的饑荒。
但是仍存在另一種類型的饑荒，主要表現為城鄉低收入和貧困區域居民的糧食和食品供應不足，以及由于食品價格過高而導致人民生活水平較大幅度的普遍下降。這在當前已經是一個很迫切和具有現實性的問題。
第二點，當前中國發生的糧食危機問題與六七十年代以致于80年代在工業化不同階段上所遭遇的糧食問題有所不同。表面上都是發生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實際上形成機制很不相同，背景、條件也就不相同。
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第二次工業化，中國經濟已經上了新臺階，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地理經濟上形成了明顯的二元結構。一方面是在新興的電子工業部門，以及民用工業部門帶動下高速發展和成長的南部、東南部以及東部新工業化地帶；另一方面是傳統的重型機械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區域為主的中部、西部和北部貧困區域。在后一區域，當前發生的就是國有工業部門普遍的經濟不景氣，以及部分農村的農業經濟破產。而在東南部經濟發達地區，農業部門由于經濟上的高成本和低效益也在遭受很嚴重的危機。
我國近年經濟表面上看，增長率似乎很高。但經濟增長應從兩方面去看，一方面是以貨幣計算的名義增長率，另一方面是實物產出的增長率。我在今年年初曾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發現去年我國實物產出的增長率與以貨幣計算的名義增長率存在較大差距，以貨幣名義計算的增長率達到10％以上，但實物產出的增長率遠遠達不到這個數字。
分析還發現，多數農產品，首先是糧食去年是負增長。而實物產出增長較快的若干部類產品，正是目前在國內市場上積壓較為嚴重的產品，例如冰箱、洗衣機等。
我國經濟當前存在比較明顯的泡沫發展形態，一方面是依靠高債務、高赤字、高通貨膨脹來支持某些畸形產業部（如地產及金融證券投機業）投資高速增長，以及經濟的虛假繁榮。另一方面是實物產出率的下降和國內產業平均利潤率的持續下降，目前國內大中型企業不景氣是這一情況的反映，以及工資成本的節節上升，其原因與糧食、食品價格的上漲有密切的關系。
我們必須注意到，從90年代以來在走向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農業已成為我國經濟持續虧損、依賴各種明補和暗補最嚴重的部門之一，如果得不到國家支持補貼，我國農業將是我國經濟中一個明顯的破產部門。這種農業危機，必然轉化為農產品供給不足和價格上漲，并因此而成為推動工資，包括各種補貼和獎金持續上漲，進而由工資上漲帶動物價水平全面上升及持續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因此，當前國內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結構問題，也不是投資過熱的問題，而是農業危機日益深化的反映和轉化。
第三點，在考慮未來發展時，我國面臨兩種根本性選擇，一個是進一步走向開放的經濟體制，另一個是由注重實物轉向有條件的計劃體制。糧食及農業問題，將決定這個選擇的去向，又從屬這個選擇。
在以上幾點考慮的基礎上，在此提出解決中國農業及糧食問題的一種新戰略設想。
1．中國糧食年總產量在10年前就已上升至世界第一位。現在，年生產能力在4.5億噸左右，到2000年，年總產量可達5億噸左右，但是糧食產量每年大約2％的增幅，仍遠遠跟不上每年7％左右的糧食消費增長，這是食品價格近年大幅度增長的基本原因。
未來數十年，中國的人口將繼續增長，在農村工業化的進程中，大批農民將流出農村，由糧食生產者轉變為商品糧的消費者，而由于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及城市建設用地之蠶食，可耕地仍將逐步縮小。
2．中國現仍處于大規模實現工業化的階段。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農林牧副漁）比重在迅速下降，第二、第三、第四產業的比重在快速提高。第一產業在比重從1949年的95％，下降至1993年的20％；而第二、第三、第四產業的比重則已提高至目前的80％。伴隨經濟發展，我國國民對糧食的直接、間接消費（指糧食轉化的肉、魚、蛋、奶等）的絕對量也相應地逐年快速遞增。這是與糧食增長潛力逐年遞減完全相反的發展趨勢。
3．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提高，人均年消費肉、魚、蛋、奶量呈加速遞增，這種趨向，也意味著中國國民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糧食的人均直接消費量下降，另一方面飼料及工業用糧大幅度上升。至2010年，估計中國的人均年糧耗將達700多公斤左右。以屆時人口 14億人計算，則年糧耗將達10億噸左右；而2010年國內農業生產能力只能達到大約6億噸左右，供需缺口高達4億噸，如何填補這個缺口？僅依賴傳統農業的自給自足體系，顯然是有困難的。
4．1994年中國的通脹率高達22％、為建國45年來最高的一年。其中以糧價上升帶動的食品類漲價尤高，年上漲率約達60％以上。由此可見糧食供需矛盾已十分急迫。目前的對策一是提升糧價抑制消費增長，二是以巨額財政補貼支持“菜籃子”及“米袋子”工程，但二者均非治本之策。
5．中國土地的總資源量135億畝，平原地只占大約40億畝，其中可耕地僅18億畝（其中含有后備資源量3億畝）。
人均1．5畝，僅為世界人均耕地量的大約1／4。以18億畝耕地，要滿足將來14億人口對糧、棉、油、蔬菜、糖和肉、魚、奶、蛋及其它經濟作物的消費要求，是相當困難的。
6．提高糧食價格，既有刺激農業生產的正面作用，也有帶動物價全面上漲之負面作用，像日本、韓國那樣采用政府補貼的方法，彌補工農業產品越來越大的剪刀差。對于農業生產條件很差，擁有8億農業人口的中國來說，也是有難度的。目前我國農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2000多元人民幣。而第二、三、四產業就業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高達13000多元人民幣。、農業與非農業以貨幣估算的生產率差距高達650％。這個差距今后將進一步拉大，僅靠政府提供財政補貼來消除這一差距，從遠期看是一條走不通的路。
7．目前中國的糧食戰略，仍繼承50年代制訂的“自給自足”戰略。中國的糧食進出口基本平衡（1994年中國進口糧食近1000萬噸，出口1200萬噸）。這一戰略現在有必要重新予以審視。
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國是否可以利用周邊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資源及過剩農業生產能力補中國農業資源之不足，而中國則以勞動密集型產品——輕紡工業產品、電子工業產品、工藝品與之交換。這既可彌補中國糧食生產能力之不足，又可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開拓購買力強盛的外部市場。
8．從國際經貿協作的發展趨勢看，當中國參加國際關貿總協定組織后，中國遲早將受到發達國家要求開放農產品市場的壓力。早制訂戰略，要比將來受到國際壓力而被迫開放主動。
9．中國現產糧4.5億噸，其消費結構大體如下：飼料糧8，000萬噸，工業原料糧3，000萬噸，儲備糧2，000萬噸，口糧3億噸，種子糧1，000萬噸。其中口糧、種子糧、儲備糧在未來20年內的上升速度，將緩于飼料糧及工業原料糧的需求上升速度。20年內估計其增量將達4億噸以上。
10．如果以上分析及測算可以成立，則設計解決未來糧食問題戰略應考慮的兩項主要思路是：進一步動員國內農業生產能力保障城鄉人民基本口糧及戰略儲備糧的需求。選擇開辟國際生產基地——生產、進口飼料糧及工業原料用糧。
11．中國的地理經濟概況，已經決定了提高農民收人，單靠提高農業生產率是不行的，必須采取綜合措施。現提出以下八點建議：
（1）繼續加速發展鄉鎮企業，使農民都能夠從非農業活動拿到貨幣收入。事實已經證明，發展鄉鎮企業，是縮小農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經濟、最有效、最快速、負作用最小的辦法。
（2）設法增加農民的多種經營收入，以補糧農收入的不足。
（3）大幅度增加政府對農村智力的投資，包括增加農業科技投資，增加農業技術推廣、普及、教育的投資，增加基礎文化教育的投資及其它文化投資。
（4）有計劃地向城鎮第二、三、四產業疏散農村勞力。
（5）減少農業人口，促進可耕地在務農戶手中的相對集中。由于中國目前的大部分耕地地塊面積小，機械化耕作程度低，因此，要提高農業經濟效益，這是一條必由之路。
（6）政府為支持農業必須提供長期優惠貸款，發展農業生產資料產業，滿足農民對農業生產資料的需要。
（7）逐步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以國內農業保障城鎮人口基本口糧及儲備糧的供給。
（8）由政府統籌安排，大幅度增加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包括對水利、電力、交通、電訊、儲存加工的投資。
12．解決我國農業資源不足的問題，應考慮利用國際農業資源，是否可以考慮通過國際合作和國際投資的方式在我國境外建立飼料及工業用糧生產基地。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南美（包括古巴）、南非及非洲等自然條件優越的國家。這些國家人口稀少、國土寬廣，有較大的過剩糧食生產能力，在戰略利益上與我國無重大的利害沖突。（例如具體方案可考慮：由中國的外貿公司和出口國的農場主簽合資合約，長期合作，生產供給中國市場的飼料及工業用糧。由中國政府將進口配額直接批給這些外貿公司，配額量保持長期穩定。）
13．在中國國內市場的進口份額中，科技及工業品的進口，有隨中國工業科技能力提高而逐步減少的趨勢。而糧食及農產品進口份額，則有隨國內需求擴大而逐步上升的趨勢。估計在若干年內，以飼料及工業用糧為主的農產品進口，可能將會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口項目。
中國政府可否利用農產品出口國對中國市場的這種依存關系，配合外交戰略，改善中國國際關系？在上述農產品進口合作關系的同時，中國可考慮同時要求合作國家接受以輸出勞務方式配置農工，輸出勞務。
考慮到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國的人口布局，基本上按糧食的生產能力分布。平原及沿海糧食生產條件好的地區，人口密集，內陸缺水之荒原及無平地之山丘，人口稀少。利用沿海港口運輸條件之便利進口飼料糧及工業用糧，應是解決沿海人口密集之發達省份一部分食物需求的一個成本較低的辦法。
14．近年來，國際關系重心已從軍事、政治斗爭轉移到經濟競爭上來。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美國對世界的影響仍占第一位，中國、日本、德國對世界的影響也在日漸擴大，而俄羅斯對世界的影響則一落千丈。之所以產生這種變化，與上述國家在世界市場中所處的地位具有密切的關系。
在當前的世界市場中，美國年進口量超過7 000億美元，德國4 000億美元，日本3 000億美元，中國1000億美元(中，港、臺、澳相加則達4 000多億美元）。而俄羅斯年進口量僅為200－300億美元。
以上數字可以表明，權衡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購買力，即可以評估其國力及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之所以仍居第一位，與許多國家為了保住在美國國內市場的占有份額，不得不對美國做出讓步有關（包括最近我國的知識產權談判）。所以美國最常使用的恐嚇手段就是征收懲罰性關稅，例如最惠國待遇問題。
美國對他國的貿易制裁能發揮多大作用，取決于被制裁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以及美國對該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依賴程度高，則作用就大，反之就弱。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市場容納量迅速拓展，因此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西方諸國（包括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這種相互依賴的市場關系，實際已構成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屏障之一。如果考慮到問題的這一方面，就會發現那種認為在農產品方面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聯系，將會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看法是片面的。
15．當前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因為在中國周邊不存在足以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超級大國。從國際局勢發展的趨向看，今后發生針對中國的侵略性戰爭極少可能。
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國內政局不穩定和社會動變。
16．未來新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總趨勢是走向一體化程度愈來愈高的跨國經濟，在這一過程中將形成新的國際分工結構。上述設想正是著眼于這一大趨勢的。
眾所周知，中國發展經濟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人口眾多及自然資源短缺。因此，在總的戰略方向上，回復到改革前閉關鎖國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是行不通的。這條道路的最終結果，將是經濟停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會不滿上升和最終導致政治動亂。突破疆界限制，利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過剩之農業生產能力，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可以成為中國未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一項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這一目標也可以成為中國基本的、長期的國策。此戰略決策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中國政局的穩定。
以上設想固然極不成熟，在實施上也存在許多具體困難，但我個人認為當今中國所遭遇的許多經濟問題，均難以在中國本體的經濟循環中加以良性解決。惟有以一種更遠大的歷史眼光拓展世界性的經濟視野，才能找到解決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長遠對策。
［按：本文是作者199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業部關于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調研會上的發言。〕
（《環球視野》摘自《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華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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