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經濟休克了,東歐國有資產流失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了，拉丁美洲私有化了，只有中國這個大市場了。外國公司和財團蜂擁中國，投資建廠或并購企業……

      于是，中國六部委出臺《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然而，新政策能否落到實處？外資鯨吞國企的重大隱患是否已經引起國人的關注和重視？

      一家境外的金融與商業顧問公司──均富企業金融(Grant ThormtonCorporate Finance)新近一份報告顯示，從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間的一年中，有價值140億美元的中國內地公司為境外企業所并購。在參與并購的這些外企中，來自美國的企業排名第一。

      根據這份報告，2005年，共有266家國際企業收購中國內地公司，與2004年268家的數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額卻增長了52%──從90億美元增加至140億美元。在眾多收購案中，以高科技產業收購宗數最多，但金融業所涉及的交易金額最大。美國公司占據這些收購案的總值約54億美元；其次是英國，收購總值約34億美元的收購案。新加坡是中國企業的第三大外來收購者，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底的總值18億多美元的收購案。

      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指出，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外資參股或并購儼然成為“最強音”。有一種極不正常且普遍存在的傾向，國企產權一旦轉讓給另外的國企，則被視為“改制不徹底”，理由是“改來改去還是改在國企的飯碗里”。不少地方把振興經濟的希望寄托在外資上，這種十分危險的心態使一些地方政府無節制地給予外方超國民待遇，在談判中難以謀求對等地位，無法忠實地代表國企利益。改制的最終結果是屈從于外方意志，國企被“賤賣了”。

      俄羅斯經濟休克了,東歐國有資產流失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了，拉丁美洲私有化了，只有中國這個大市場了。于是，外國公司和財團蜂擁中國，投資建廠或并購企業……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表示，外資對中國國有資產的搶購已經是第三個高潮，今天已經到了臨界點，所以有了六部委的《規定》出臺。

      “中國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國際大收購的背景,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進入老年社會，急盼養老資金大量增值,他們到處找利潤高產業的投資,于是,這筆養老金就投入到發展中國家的新興產業、有高回報的產業，中國正是它們搶奪的對象。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在養老資金使用的方法上大不相同，西方國家是將養老資金投資到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企業，中國是將這些資金投入國外政府的國債。

      這兩種資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益是大相徑庭的。由于我們對這個大背景不甚了解，結果就盲目出售產權──收益權，現在向外資出售中國國有企業，已經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可我們本身閑置資金很多，根本不需要外來資金，盲目的招商引資，把本國資金排斥了，逼得我們去買美國的國債，人家來投資獲取15以上的利潤，我們卻最多獲利5%。這完全是一種奇怪的發展方式，窮國補貼富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仲大軍認為，中國眼下經濟方面很多問題都是因為實行重商主義引起的。他解釋說，重商主義主要是一種發展模式：勤儉節約，省吃儉用，重儲蓄，輕消費，吃苦耐勞，積極肯干，盡量壓低本國資源要素的價格和出口產品的價格，當然首先要貶低本國貨幣──人民幣的價值，擴大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量和出口量，賺取更多的外匯。而外匯賺多了,儲備高居不下，就去買別國的債券。

      與仲大軍一樣，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談到外資并購也是情緒激動。他告訴《小康》，“可以肯定，是因為當前的嚴峻形勢導致《規定》出臺，具體表現在中國面臨實際的金融問題，比如外匯儲備過多，已經威脅到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并因此產生兩個麻煩：一個是貨幣發行過多，貨幣發行過多就會造成通貨膨脹。這個大概在一兩年前就表現出來，但是現在越來越嚴重；二是外匯儲備本身是資金流通的問題，這個資金流通又是非常不合理的，因為外匯儲備多的主要原因是外資直接投資。”

      他解釋說，“外資直接投資(FDI)包括兩部分，有的是真正投資──綠地投資──建廠搞生產；另一種就是并購，你建了廠他就把你的企業買過來”。“一般來說，并購是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因為并購并不增加多少生產力。因此，各國往往鼓勵綠地投資，但現在我們國家竟然搞得人家隨隨便便就來收購企業來了，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左大培特別強調。

      “在中國，直到去年吸引外國投資還是屬于政府的主要政績。我聽到很多例子：比如沒有外資項目也要找項目，要給他一個項目，當然是要保證他賺錢。那至少在回報上我們吃了一半的虧。同時外商直接投資搶奪了中國國內企業的有利投資機會，嚴重地傷害了中國國內的民族產業。”左大培這樣認為。

      他強調說：最近幾年，又有另外一個更有力的因素直接導致了外資過多地流進中國──這就是公然將國有企業特別是大的國有企業成批地“賣”給外資。有的時候，這種向外商所作的出售還不是將整個的大型國有企業的全部產權都賣給外商，而只是將“部分”產權賣給外商，并美其名曰“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或是“原國有企業改制后到國外上市”，說是這樣可以“引進一個好機制，改善企業的治理”；

      但是在這個“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的名義下，發生的是全面、系統地將大型甚至最大的國有企業的所有權都賣給外資，而且出賣之風愈演愈烈。“最近幾年，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所造成的‘外資流入’已經占了所謂的‘外商投資’的很大部分。”

      一些學者因此憂心忡忡：目前，國有企業對外資的出售正在吞沒對中國有戰略意義的各個產業，包括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金融業。在銀行業中，對中國有決定性意義的最大的4個國有商業銀行被強制限期完成‘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結果是將這些銀行的大量股份‘賣’給了外資企業或銀行。

      研究者指責外資企業對國有企業進行惡意收購，并且“很多手段都不正當，比如美國凱雷公司收購徐工集團，美方居然給我國施加政治壓力，美國商務部的頭來談，甚至把鮑威爾請來做說客。”

      對于國有企業不愿意被民營企業收購，左大培說這是因為國企被民企收購后管理層將地位不保，所以，深諳中國國情的美國人在收購徐工時就許諾給管理層5%的股權，并且維持管理層的存在至少三年不變。

      而民企不愿收購國企是因為國家給的優惠政策太少。“當外資并購時，企業領導往往把企業負擔讓政府承擔，把企業變成一個很容易賺錢的企業，讓外資拿去，所以外資并購往往談不上給外資負擔什么；但民企并購的時候，政府一般卻不給優惠，而員工等所有包袱政府都推給民企承擔。所以，連一貫主張把國企賣給經營者的北大學者張維迎都質疑，為什么政府在企業并購時厚外薄內？！”(chinesenewsnet

      一位旅居香港的投資銀行家、全國政協委員不久前指出，跨國公司控股并購中國企業后，通過對戰略資源產業的控制，將會壟斷或圖謀壟斷國內一些產業。外資控股并購最大的負面效應，就在于可能導致壟斷。因為外商不僅控制國內市場，制定壟斷價格和瓜分市場策略，而且將會左右一些產業的生產進程，從而間接影響到國家的穩定。

      這位香港愛國同胞通過在美國的考察發現，美國對外資并購行為，國會、政府層面都有多種限制和審查規定。某些行業即使允許外資收購，也會有股權比例的限制。

      2005年，中國國有企業中海油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競爭對手雪佛龍發動美國40余位國會議員向布什總統遞交公開信，以國家安全和能源安全名義，要求政府對中海油的并購計劃進行嚴格審查。最后，中海油因政治因素“落敗”出局。

      “與之相比，中國在外資并購方面相當落后，缺乏法律和規章，缺乏流程限制。因此，參考國際規則與慣例，迅速建立與完善并購規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白津夫最近指出，目前，在國有企業改革重組過程中，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成為主要路徑。在加快國有企業改組改制的同時，也加劇了國有企業被外資化傾向。

      白津夫認為，國有企業被外資化傾向的負面影響是：首先，國家的經濟控制力受到挑戰。如果國有企業大多被外方控股，那么國家對企業的影響力將十分有限，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能力會大大削弱。其次是弱化了國企的自主創新能力。

      外方控股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自主”的否定。三是加劇企業的離心傾向。國企也罷，民企也罷，如果大多數企業的控制權掌握在外資手中，那么這種失控帶來的是企業國家意識的淡陌，進而加劇企業的離心傾向，成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四是對企業的長遠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影響。

      “外方控股有時是惡意的，是為消滅競爭對手而來。外方控股進一步強化了產業畸形發展，對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會帶來不利影響。”白津夫最后說。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的朱安東認為，中國加入WTO后，正在按照承諾逐步開放市場，而外企卻依然享受著稅收優惠，憑低成本與中國本土企業競爭。現在中國的銀行有10多萬億人民幣儲蓄卻找不到合適的放貸機會，而總額已經超過3萬億人民幣、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外資則奪走了中國企業大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

      “據我所知，中國和世界上160多個國家簽署了稅收協定，可以互相抵消很多所得稅，外企可以選擇在中國交稅，也可以在本國交。而在中國減免的稅收，作為利潤返回所在國后，又在本國納稅收的，則被用于充實醫療、教育、養老等賬戶，而恰恰中國國內最讓人揪心的就是養老、醫療和教育費用。所以，我們給外資優惠，其實是虧了自己，幫了別人，可謂國家級的學雷峰。”

      朱安東說上述一番話時顯得有些無奈，“同時，中國一邊用15%以上的投資收益率吸引外資，而國家大量的外匯儲備卻只能去買收益率極低的美國國債，這實際上是借錢給美國，美國反過來用中國提供的資金來華大肆收購國有企業，不僅獲取高額利潤，而且企圖掌控中國的經濟命脈。”

      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現為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教授，他的著作《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中文版在中國出版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極大關注。

      西方國家控制了匈牙利的金融、主要生產部門和市場。截至1999年，工業部門的75%，銀行的70%都成了外國人的資產。匈牙利的私有化是以出售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為主要形式的，由于匈牙利人基本無力購買這些國有企業與資產，因此，無論是大中型國有工商企業，還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出售，買家最后都是外國公司和財團。

      由于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匈牙利人民幾十年辛苦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數百萬人生活水平下降(匈牙利全國總人口約1千萬)，甚至無家可歸，失業人數曾達到創記錄的66萬多人。在波蘭，2003年外資在工業部門的控制程度達到了60～70%，銀行達到了75%。其他東歐國家的外國所有權比重也大多接近波蘭或匈牙利的程度。

      2006年9月3日～5日，第二屆“全球化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國際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人大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吳易風演講時指出：美國自大蕭條以來，除里根外各屆政府都推行國家干預主義，但卻要求轉型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

      吳易風分析：“美國認為全球化分為經濟全球化、技術全球化、人權全球化，還包括法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語言全球化。而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則是由美國來主導全球經濟。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是和平演變的武器，是推行‘新殖民主義’的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教授認為,近10年左右的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實踐是失敗的。蘇東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歐是緩升的十年。被聯合國認定的49個最不發達的國家，亦稱第四世界，也沒有通過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及其經濟全球化途徑富強起來，有的反而更加貧窮。

      朱安東告訴《小康》，“從1980年代初開始，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就以外國直接投資(FDI)為依托。截至1998年，超過40%的FDI是來自并購的收入，而這些并購僅僅意味著所有權的轉移，并且還主要是流向跨國公司。所有拉美國家的真實情況是，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多地被改變，大部分國家變得更加依賴私有經濟和國際市場。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下，原本就脆弱的民主被剝奪，經濟自主決定權也被削弱。”

      2005年9月，古巴科技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辦了“第二屆中古社會科學與社會發展研討會”。古共中央美洲研究中心主任阿達爾貝托等提交的論文《當今拉美：全球化抑或其他選擇》曾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得拉美在經濟上逐漸形成對國外的依賴，支柱產業得不到發展，無休止的外債壓力，經濟根本停滯，無休止的要求調整，要求私有化。拉美成為一個被剝削、貧窮、失業、急速的財富兩極化、社會邊緣化、社會分化所毀壞的次大陸。

      新自由主義源于19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時期，新自由主義認為存在“政府失靈”，因此認為只有依靠市場機制的“看不見的手”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而國家干預主義則認為存在“市場失靈”，因此必須依靠政府調控這一“看得見的手”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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