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不平等：環境戰爭與“災難”分配

張玉林

2009年《綠葉》第4期

    摘要：如同增長帶來的收入或財富的分配并不均衡一樣，生態環境災難的“分配”也并不均等，而是具有明顯的生物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強弱”差異，階級、階層差異。對山西的考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對于本土的這種災難分布狀況的研究，不僅應該成為有關中國的社會公正問題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理解中國克服生態環境危機的動力問題時的一把鑰匙。

前言：超越“危機”的戰爭

    1978年以來，中國迅猛的工業化浪潮至少同時創造了兩項人類歷史奇跡：第一，它使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度增長超過了任何一個發達國家曾經創下的記錄；第二，它帶來了對于自己國土的全面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其破壞和污染的速度、規模及后果，也遠非世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可比，當然也超過了它自己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包括1950年代的“大躍進”時期。中國式的工業化所導致的生態環境破壞，早已突破了內涵較為模糊的“危機”的層面，實質上相當于在自己的國土上展開的對于自然界的全面戰爭。
    這場戰爭的后果還沒有充分暴露，但是已經浮現的部分足以說明其殺傷力之大，令人心驚膽顫。以至于中國的領導人陸續發出帶有停戰意味的人道主義呼喊：“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
    目前中國的工業化列車似乎失去了剎車裝置，無法預期環境戰爭何時會結束，它帶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但是對于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不只是“損失”——以及災難的分布狀況的清理，確實已經可能，而且很有必要。在此我將把目光投向中國環境戰爭最激烈的戰場山西，那塊擁有眾多的文明遺產、3375萬人口（2006年）、幅員15.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去考察它的生態環境破壞的整體狀況、所引發的災難和災難的區域分布與社會分布，以及對于農村社會的毀滅性影響。
    要說明的是，作者本人只曾于2002年冬季和2005年夏季分別在山西的大同、朔州和太原附近做過短暫的考察，而且當時的考察并未伴有前述的明確目的，因此缺少豐富而連貫的第一手調查資料和基于現場觀感生發的深層思考。但這一缺憾可以由近年來國內新聞媒體有關山西省生態環境狀況的報道，以及政府的統計公報和少數研究者偏于描述性的調查研究報告來加以彌補。借用歷史學家披沙揀金的功夫，通過對豐富資料的耐心閱讀、梳理和分析，已經可以拼接出一幅有關山西生態環境戰爭的完整圖畫，并從中發現一些重要的社會機理。

一、財富的擴張、分配及其生態環境代價

    1．財富的擴張與分配
    山西全省70%的土地下藏有煤炭。自1980年代初作為國家的能源基地（90年代成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以來，在“有水快流”的觀念和政策的驅動下，煤炭資源大規模、高強度地開采，產量長期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左右。與此同時，由煤炭派生的焦化、電力、冶金、化工、建材等重化產業迅猛擴張。
    山西的經濟財富確實在快速增殖。不過，新增財富的最大得益者顯然是由“煤老板”所代表的新興富豪群體和地方政府，而不是被一個高度政治性的概念所囊括的“人民群眾”。
    關于煤老板群體及其積累的財富數量，雖然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是根據2007年11月9日《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可知：“目前山西省民間煤炭老板手里至少有4000億元的資金在尋找新的投資出路。”這相當于2006年該省1451萬城鎮人口全部收入（1455.4億元）的2.7倍和 1923萬農村人口總收入（611.7億元）的6.5倍。
    至于政府財富的增加狀況，可以通過官方統計數據窺見一斑：財政收入的增長自1980年代以來長期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長，而新世紀以來更是暴漲，2006年的財政總收入為2000年的5.4倍，分別是城鎮居民和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的2.6倍和3倍。這說明，即便拋開通常隱藏著巨大黑洞的“預算外收入”，與城鎮居民和農民相比，政府也是經濟增長的突出受益者。
    2．山河破碎——財富擴張的環境代價
    在煤老板和地方政府的財富急速擴張的背后，山西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惡化的形勢則異常嚴峻。早在2001年《山西省環境狀況公報》就稱，山西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遠遠超過其環境承載能力，它的所有城市和重點區域、流域都處于重度污染狀態。每平方公里的人均總污染負荷是全國的3.7倍，工業煙塵、二氧化硫、粉塵等污染物的人均負荷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的數倍甚至數十倍。2002年9月，山西省官員公開請求中央政府把山西列為“全國環境保護的重點省”。在其后三年的“兩會”期間，多個省區的數十名政協委員曾聯名提案，建議國家“將山西列為環境保護重點省，給予等同于首都水資源和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資金和政策支持”。這般“求救”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以下從四個方面將給出較為系統的概觀。
    （1）另一種“礦難”
    以礦工的生命安全缺乏保障為代表，山西頻發的“礦難”早已使它出產的煤炭在公眾的觀念中形成了“帶血”的印象。但是山西的“礦難”遠不限于失去數量不明的礦工的生命，更表現在對于生態和環境的系統破壞。
    這種破壞首先反映在水資源的衰減。山西的煤和水共存于一個地質體中，而煤的開采和礦坑排水使地下水向礦坑匯流，形成以礦井為中心的降落漏斗，原有的含水層變為透水層，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據測算，山西平均每開采一噸煤，要影響、破壞、漏失2.48 m3的水資源。
    采煤對地表水資源的破壞更加普遍，截至2004年，礦山開采導致的水資源破壞面積已達20352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13%，有600萬人和數十萬大牲畜因此嚴重缺水。
    高強度采煤造成了普遍而嚴重的地質災害。截至2004年，該省各類礦山采空區已達2萬多平方公里，也即全省超過七分之一的地面成為“懸空區”；由此引起的地質災害分布面積達6000平方公里，波及1900多個自然村、220萬人；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處，且塌陷面積還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從全省范圍看，每開采1萬噸煤，平均會使1.07個人承受土地塌陷、房屋和基礎設施破壞的影響。
    （2）山西的天空
    高強度的排放，加上不利的地理條件，使得山西主要城市的空氣質量長期處于“中度”和“重度”污染狀態。其中，11個省轄市和許多縣城的空氣質量長期處于對人體有“較大”或“極大”危害的3級、 4級乃至5級以下。
    兩個代表性的城市是省會太原和“堯都”臨汾。自1989年國家對32個重點城市進行環境綜合考核十多年來，太原的空氣質量一直是倒數第一，在世界銀行公布的1997年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10個在中國，而太原名列榜首。進入21世紀之后，太原的位置開始被臨汾取代。臨汾在1980年代曾經是全國聞名的“黃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但90年代以后，高速擴張的煤、焦、鐵行業，使得它不僅在2004—2005年成為全國空氣最骯臟的城市，也于2006年高踞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列。在臨汾手持雪糕站在戶外，不消幾分鐘，裸露的雪糕上就會落滿黑色的粉末。有環境專家曾經戲稱：“如果你跟誰有仇，就讓他做臨汾的永久居民吧！”
    當然，可供報復“仇人”的地方遠不只是臨汾。在孝義市下屬的一個名叫田家溝的村莊，2007年9月9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播放了記者與當地女童的對話：
    “你見過星星么？”“沒有?！?BR>    “你見過白云么？”“沒有?！?BR>    “空氣是什么味道？”“臭的。”
    她聞到的味道是焦油的氣味，不過更危險的是她聞不到的無味氣體，那是一種叫苯并芘的強致癌物，超標9倍。離她的教室50米的山坡上，是一個年產60萬噸的焦化廠，對面100米的地方是兩個化工廠，她從教室走回家的路上還要經過一個洗煤廠。不過，就算這么近，也看不清這些巨大的廠房，因為這里的空氣的能見度不到10米。
    （3）山西的河流與井泉
    山西的水資源極為短缺，但是山西恰恰選擇了“以煤之長、攻水之短”的發展道路。
    河流水量普遍減少乃至干涸。早在1990年代，全省河川徑流量平均只相當于1956-1969年間的50.6%。井泉普遍衰微與斷流。比如，由于太原西山煤礦的開采，歷史上著名的晉祠“難老泉”的出水量急劇減少，1994年4月已完全斷流。
    眾多泉井的衰竭，與全省范圍內地下水的高強度開采、采煤中的漏失而導致地下水位下降有關。由于開采量遠大于補給量，地下水位以年均2—3米的速度下降，1980年代以來全省范圍內不同地方的地下水位下降幅度在40—300米之間，有的地方甚至要深鉆1000多米才能見水。
    比水量的減少更加令人震驚的是水污染的普遍化。在山西納入定期檢測范圍的20多條河流的100多個斷面中，2001年以來受污染的斷面達到80— 90%，其中喪失了任何使用功能的劣Ⅴ類斷面占到60—70%；而在全省的1000多條大小河流中，80%受到污染，70%失去使用功能。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干脆被稱為“酚河”，大部分河段早已是一條名符其實的死河——沒有動物、沒有植物，連水體中最易生存的藻類也沒有。
    普遍污染的還有水庫、地下水和井水。萬家寨引黃入晉工程原本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山西水資源嚴重缺乏問題而建，但監測發現，其水質也是劣Ⅴ類。
    （4）山西的土地
    在煙、氣、塵彌漫的天空下，在長期使用污水灌溉之后，加上無節制的化肥和農藥的噴灑，山西土地的污染自然難免。水、土當中各種污染物的濃度都嚴重超標。在氣、水、土均有害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的莊稼、蔬菜、水果的安全性缺少保障。《山西日報》2004年10月14日的一篇報道披露，山西省農業環境檢測中心的資料顯示：全省“污染嚴重”的農田面積達120萬畝，“比較嚴重”的達到1000多萬畝。各類農畜產品中，農藥、化肥、重金屬的污染尤為嚴重。對全省11個市的33個市場銷售的3種蔬菜、99個樣品的抽檢結果表明：各市的蔬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部分品種中汞“嚴重超標”，而且重金屬的污染有加重趨勢。另據該省農業廳和太原市農業局2005年4—6月實施的兩次調查，在對太原市部分蔬菜批發市場、超市及蔬菜生產基地抽樣檢測的76個樣品中，污染物超標者45個，超標率為59.2%；在對陽曲縣、清徐縣蔬菜基地檢測的28個蔬菜樣品中，有18個超標，超標率為64.3%。
    上述從礦難到水、空氣、土壤等一系列的考察表明，山西省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格局是全局性的、立體性的和復合性的，因此也是系統的和徹底的。在中國科學院2004年發布的年度《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中，山西的生態支持系統和環境支持系統指數的排名同時并列末位。對此，山西省的一位領導人概括為：“山河破碎，觸目驚心！”山西的一些地區已經喪失了生存的可能。比如近期的一篇報道就披露，大同礦區的生態環境和自然環境被權威部門評為“已不具備基本的人類生存條件”。

二、災難的分配：另一種不平等

    關于山西的環境戰爭所造成的后果，部分可以用經濟的尺度去衡量，比如“直接經濟損失”和“綠色GDP ”。山西省社科院的研究結果表明：目前每年的環境污染損失已占全省GDP的15%左右。但是，這場特殊戰爭后果的相當一部分顯然無法用經濟的尺度去衡量，無法折算成金錢。比如非經濟意義的創傷、災難、苦難，比如每日每時的痛苦、煎熬、掙扎、恐懼、憤怒，以至絕望。
    不過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是，環境戰爭帶來的“損失”和“災難”究竟是如何分布或“分配”的？或者說，這種分布或分配是否與財富的分配成比例？
    粗看起來，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要承受增長的代價，包括生態環境惡化的苦果：當沙塵暴光顧北京，它不會只肆虐于城鄉接合部而繞過金融街和CBD。但是，這種貌似客觀、全面的認識并不能抓住中國環境問題的要害。歐美和日本的許多環境問題研究早已揭示：如同增長帶來的收入或財富的分配并不均衡一樣，生態環境災難的“分配”也并不均等，而是具有明顯的生物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強弱”差異，階級、階層差異，甚至種族差異。而對于本土的這種災難分布狀況的研究，不僅應該成為有關中國的社會公正問題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理解中國克服生態環境危機的動力問題時的一把鑰匙。這是因為，環境災難的分配狀況，必然決定著不同的社會成員、群體、階層，乃至不同的集團和階級對于普遍的“生態環境危機”具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或痛感，從而影響到他們采取不同的行動，最終影響危機治理的效果和危機演變的方向：是得以緩和、“保持平穩”，還是繼續惡化。
    當然，衡量災難的分布難以像衡量財富—貧困的分布那樣量化，既不可能按照五等分組，也難以采用基尼系數。這既與災難本身具有主觀性、社會性而難以計量有關，也與缺少全面系統的調查、或者即便調查了我們也難以獲悉其（最終）結果有關。因此，本文只能通過對相關零散資料的綜合解讀和分析，來力圖勾勒出災難的地理區域分布和主要社會群體分布的特征。
    1.災難的區域分布
    （1）受害嚴重區域的社會地理特征
    山西省環保局2005年制定了《重點城市和重點地區環境改善工程計劃》，其中把“工業較集中、污染較嚴重、群眾較關注”的全省11個重點城市規劃區和 51個縣（市、區）列為環境改善的重點。這就意味著其覆蓋區域面積甚廣：11個重點城市規劃區意味著所有地級市的市區全都在其中；而51個縣市區占到了全省119個縣市區的43%，如果將重點城市規劃區包含的15個左右的“城區”也計算在內，則達到55%。進一步看，如果“工業較集中”和“群眾較關注”是列為改善重點的必要條件，那么覆蓋區域面積可能更大。因為現實經驗表明，許多災難深重的地方未必會有工業的集中，其污染源在外；而不熟悉污染源的“群眾”也未必會用足以引起政府關注的形式去“關注”。
    與受害區域的廣度相比，更應該關注受害嚴重區域在行政和社會地理意義上的分布特征。山西省環保局的前述計劃雖然列出了“工業較集中”和“群眾較關注”兩點，但在這一點上并不明確。我的推測是，雖然大中城市的環境總體上也都呈現出“中度”、“重度”污染的狀況，但就全省范圍來說，從大中城市到小城鎮、再到鄉村（當然不是所有的鄉村），呈現出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漸趨嚴重的格局。
    得出這一判斷的依據主要有兩點，且都與城市作為權力中心的性質和先天優勢有關。一是城市環境是環保部門的治理重點，而在許多地方“環?！比晕础跋锣l”，致使鄉村成為污染防治的死角和污染企業的天堂；二是城市的防災能力和救護能力要遠遠強于鄉村，而鄉村更容易受害。下面從空氣污染、水污染與礦山環境災難三個方面具體論述。
    從空氣污染來看，11個地級市的空氣質量多年來都處于三級和三級以下，多個城市屢次登上國家環?？偩郑ìF為國家環保部）的污染排行榜。但這并不意味著那些沒有納入定期檢測的縣城和鄉村的情況要好于地級市的市區。大量的新聞報道資料表明，許多縣級區域特別是農村的空氣質量更加低劣。如運城下轄的河津市，2002年12月對大型焦化企業“太興集團”周邊210平方公里范圍的空氣質量檢測發現，多項污染物“嚴重超標”。2004年2月6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在2003年上半年，河津市的空氣質量為五級以下的天數多達九個星期。而五級以下的空氣質量“屬非人類居住區”，“因為環境質量太差，群眾十分不滿，所以當地從7月份以后就連空氣質量周報都不再公布了”。尤其是國際公認的強致癌物質苯并芘，在河津的11個監測點中全部超標6—55倍。以至于當地人說“寧在夏縣呆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夏縣為運城市的貧困縣）。而在那些有化工廠、焦化廠的鄉村，經常會呈現出“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氣味刺鼻”之類的情形，意味著那里不僅不適于居住，甚至不適于短期停留。
    從水污染的狀況來看，污染嚴重的區域當然主要分布在那些被環保部門列入“劣Ⅴ類”水質的河段。一般而言，城市河段和工廠密集地區的河段更嚴重，下游要比上游更嚴重。但這只是“科學檢測”所證明了的部分，而大量沒有納入檢測范圍的農村的河塘溝渠實際上是又黑又臭，僅憑感官就可以判斷它是更劣的“劣Ⅴ類”。進一步看，城鄉之間與污水的關系的不同導致了受害結果的不同。城市居民可以遠離污水，其生活用水都是經過某種程度處理的“自來水”，而農村居民則不然，從澆灌莊稼到人畜飲用，他們無法擺脫與污水的密切接觸。山西官方公布的數據表明，山西農村人口中飲用水處于“不安全”狀況的人口接近一半。
    從礦山開采導致的生態災難來看，它主要集中在地下采礦的鄉村，當然也可能包括少數小城鎮，但一般不會涉及大中城市。其背景在于，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地下的開采通常會被禁止或受到嚴格控制，而許多鄉村則處于私挖濫采少受約束的狀態。如前文所述，截至2004年，全省因采礦引起的地質災害波及1900多個村莊、220萬人。當然，礦山開采導致的水資源破壞會較多地波及到城市，有報道說，山西22座城市中的14座、91個縣城中的42個受到了影響。不過，更主要的影響還是在農村：多達8503個村莊、496萬農村人口。這接近受影響人口總數的80%。
    （2）疾病高發區域分布特征
    已有的資料表明，山西省至少有三種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疾病在全國屬于高發地區，甚至居于全國的最高水平。
    第一種是癌癥。2005年的一篇報道透露，山西的癌癥發病率高于全國平均數，甚至在重災區出現許多難以查明的怪病。僅山西省腫瘤醫院一家醫院，近年來每年接診的癌癥患者便多達20萬人。
    第二種是塵肺病。2002年的一篇報道提到：嚴重的空氣污染使山西的塵肺病患病人數居全國第四位，與它占全國第19位的人口規模形成強烈反差。而據山西省總工會的調查，1990—2002年，全省累計查出塵肺病患者3.6萬余人，患者占全省總人口的千分之一，居全國各省之首；累計死亡8000余人，病亡率達23%。
    第三種是新生兒出生缺陷。衛生部于1988—1992年組織實施的“中國出生缺陷監測”結果表明，全國新生兒出生缺陷總發生率為9.96‰，位居世界第一；而山西省的出生缺陷率則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二倍，以18.99‰位居全國之首。山西省1997年所做的回顧調查顯示，出生缺陷總發生率為18.65‰，與五年前的監測結果相近。
    當然，每一種高發疾病也并非是在全省均勻地分布，在一些區域表現得更加突出?，F有的資料中提到了下述幾個縣市的相關情況：
    ——如今靈石的癌癥發病率成倍增長。
    ——陽泉惡性腫瘤發病人數及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腫瘤死亡率居中國第二位。
    ——根據1997年的調查，太谷、左權等縣患呼吸道系統疾病的人數占37%，食道癌和肺癌的發病率為3%。
    ——河津市是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的多發地區。
    ——離石為呼吸道和消化道系統疾病多發地區，調查發現，這與當地焦化企業多、空氣污染嚴重以及地下水水質差有直接關系。
    出生缺陷密集分布的情況也存在。2002年的一項報告說，在一些礦區，出生缺陷率達到44‰。另據北京兒科研究所2002—2004年在呂梁山區的中陽縣和交口縣實施的流行病學調查，兩地出生缺陷率分別高達71.8‰和91.7‰。也即每出生100個嬰兒，就有7—9個是缺陷嬰兒。
    山西醫科大學的研究者對某地小學生健康狀況進行的調查結果，反映了幾種呼吸系統疾病的分布情況。在“土法煉焦區”調查的203名學生中，鼻炎患者 137人，占67.8%；咽炎患者176人，占86.8%；扁桃體腫大者174人，占85.7%。而對照區208名被調查學生的相應比率為4.9%、 24.1%和1.1%。與此相應，土法煉焦區學生的血液WBC（白細胞數）指標也劣于對照區學生。
    由于不清楚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的省會太原以及其他十個地級市的相關疾病資料，因此難以詳細理清山西全省范圍內的分布情況。但從上述資料大致可以看出，相關疾病的分布同樣具有向著縣城以下的農村地區傾斜的特征。另外，近年來有關山西環境問題的新聞報道在涉及疾病多發的問題時，提到的例子往往都是一些具體的村莊。這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本項結論。需要說明的是，作為環境戰爭災難的某些特殊疾病在農村地區的凸現，既與前文所述的許多鄉村的污染狀況要比城市更加嚴重有關，也與絕大部分鄉村居民不在有效的醫療保障體系之內、缺少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手段有關。
    2.災難的群體和階層分布
    由于缺少系統的調查統計資料，要詳細描繪出生態環境災難在山西的各個主要職業群體和社會階層間的分布情況非常困難。這里將采用基于經驗觀察的推論和個案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對幾個主要群體和階層的受害程度進行描述，以圖揭示出總體的分布特征。
    （1）官員和企業家：空間區隔導致的受害輕減
    一般而言，山西整體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惡化會影響到所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從普通的農民、工人，到知識分子、大小企業家和各級官員。但是，居于不同的地理空間、有著不同的職業背景和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的人，接觸生態環境惡化地區的機會不同，吸納的污染物不同，其應對和克服危機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整體的生態環境危機對于每一個群體和階層造成的危害不同。這里將重點考察三個主要群體——官員、企業家和重污染區的居民——的相關狀況。
    就一個整體上空氣污濁的城市來說，官員和企業家們雖然也有機會呼吸那令人窒息的空氣，但權力背景或經濟資本可以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居住在“機關家屬區”、“高干小區”，或者開發商宣稱的“高尚住宅區”。盡管那里的空氣可能也并不清新，但至少沒有明顯的污染源，他們不需要像焦化廠、化工廠周邊的居民那樣要日夜面對化學氣味的刺激。他們的交通工具是轎車，而不是自行車和公共汽車，如果不愿意打開車窗換換氣，他們可以不需要捂著鼻子面對窗外的灰塵和廢氣。他們的活動場所主要是那些有“空調”的空間：辦公室、會議室、餐廳、賓館……而不是爐火熊熊、粉塵飛揚的焦化爐邊，不是飄散著刺鼻的煙、氣、塵的田野和農家院落，正如“煤老板”們的活動空間不是井下一樣。總之，居住空間上與一般社會的區隔，流動和活動空間上與一般自然的區隔，使得他們可以更多地遠離重污染區，降低受害的風險。
    就一條發臭變黑了的河流而言，官員和企業家們當然也會受到影響。比如至少要失去景觀欣賞、親水愉悅等審美樂趣，但他們有著足夠的可替代性愉悅：到商業性的游泳場館去游泳，到娛樂性的桑拿會所去“休閑”，等等。自然，目睹那發黑發臭的河流也會產生嚴重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快，但是他們可以不去目睹。而即便其中的極少數人負有必須目睹的責任，也無須像河邊的居民那樣被迫整日面對，更不會像河邊的農民那樣只能用污水澆灌莊稼，并因此遭遇莊稼減產甚至絕收的損失。
    進一步說，就那些采煤沉陷區的情況而言，受害者自然也不是官員和企業家，正如死于礦難的總是“農民工”而非干部和煤老板一樣。官員和企業家們不會遭遇房屋開裂、泉井干涸、土地塌陷等諸多問題，不會因此在擔驚受怕中度日如年，而成為名符其實的生態環境難民（下述）。
    當然，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此斷言并沒有否定這兩個強勢群體完全不會受到影響。在空氣普遍較為惡劣、自來水的水質令人質疑、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存在著眾多暗數的情況下，他們肯定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損害。但是，這只是他們所推動或拉動的“發展”的必要代價，而與其巨大的“政績”或財富收益相比，他們真正承受的代價可能微不足道。這就意味著，一般意義上的生態環境危機，對于官員和企業家來說只是需要短期承受的“不快”，或者是終究能化險為夷的“麻煩”?？傊麄兲幱凇笆芤嫒Α钡闹行暮汀笆芎θΑ钡倪吘墶６鴮τ诹硗庖徊糠秩藖碚f，則可能意味著每日每時的煎熬，意味著不知如何逃脫的災難，甚至會通過生理的和社會的遺傳而把其下一代也拖入苦難的泥潭。
    那些在礦井下、車間里、焦爐前勞作的工人或“農民工”，直接身處污染源，對這一群體的狀況本文不再詳述。下面將把考察重點集中到生活在重污染區和生態破壞嚴重地區的農民身上，看看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
    （2）污染區和沉陷區的受難者
    要用社會科學的規范語言來“歸納”出高污染區和沉陷區農民的生存狀況是困難的，這里主要借用近期新聞報道中提供的一些個案資料，來加以透視。
    ——在洪洞縣甘亭鎮甘亭村和李村附近，山西汾河生化公司（臨汾市的重點保護企業）2000年動工興建，2002年投產，未上任何排污設施，污水通過溝渠注入汾河，散發出難聞的臭味。即便是大熱天的夜晚，家家戶戶也要緊閉門窗，飄散的煙塵給方圓數里內的莊稼蓋上了厚厚一層灰。村民找廠方要求停止排污，廠方被迫上了一套污水處理設備，但只有在上級領導及有關部門檢查時才運行，大量污水在夜間排泄，村民們日復一日地在惡臭中煎熬。
    ——襄汾縣景毛鄉吉村村外500多米遠的地方，焦化廠冒出的黃色濃煙四散彌漫，“能把人嗆死”。自焦化廠投產以來的五年間，村里的怪現象接連出現：有的村民間歇性地頭暈惡心；棗樹只開花不接果；蘋果樹因為結出的果子多了一層“黑色鎧甲”，被迫全部砍光，但果農得不到一分錢的賠償。
    ——四年前，自打山西中呂焦化有限公司的大型焦化項目在小高家溝村落下腳來，村民們就在難聞的氣味中艱難地掙扎。一停電，這一片什么都看不見，全是白煙。白衣服穿出去不到一小時就變成了黑衣服。
    這三幅圖景呈現了那些處于焦化廠、化工廠旁邊的污染村莊的狀況。不清楚山西省有多少這樣的村莊，其中又居住著多大數量的農民。
    比較清晰的是地質災害嚴重地區的情況。如前所說：截至2004年，它涉及1900多個村莊、220萬農村人口。陽城縣東北約20公里處的可樂山上的大安頭村，就是環境戰爭廢墟的一個異常珍貴的標本。2007年5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郭建光的文章《沉陷的村莊》，對這一標本進行了細致的描繪。該村在農業學大寨時期曾經以棉花高產而成為全國的典型，當時的大隊書記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但是當 2003年春天一家煤礦的采掘機進入可樂山的深處后，原本較為豐裕的大安頭村便開始了多重意義的沉淪。
    自2003年起，全村近百處房屋都受到了損害，其中70%已不能居住，沒搬過家的人只剩20%左右。村民王玉珍家的窯洞出現裂縫，并于2004年5月的一場大雨中坍塌。老伴因受驚嚇而病倒，她不得不帶著老伴到處找房。好不容易找到一處，可住了不久那房子也岌岌可危。她再次找房，但遭到多家拒絕，因為別人怕老漢“老”在他們家不吉利。最終經鎮領導出面協調，2006年正月，她搬進了村委會的原辦公室。但沒幾天老伴便去世了，連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陳小娥歷經多次驚嚇落下了病，時常頭暈心悸，渾身乏力，有時還會暈倒?？床』宋辶г?，但效果不大。村醫李小志家的兩層樓房于2002年完工，但一年后就不能住了。2004年4月，李小志夫婦第一次搬家。九個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只好第二次搬家。沒過多久，又再次搬遷。這時，村里所有還未成危房的房子都住滿了人，有的甚至擠了三四家。夫妻倆只好蹭覺蹭飯，從東家跑到西家，多時住一個月，少時住兩三天。他們打過地鋪，睡過窩棚，和別人擠過炕頭。
    山被挖空了，水被抽空了。村東頭的山溝從前水流不斷，現在河床已經干涸，水井的水也干了。只有村西頭的山溝里還流淌著一股小澗水，不下雨的日子，這里成了村里惟一的水源。土地被一條條深溝撕裂，雜草日漸蔓延。因為缺水，棉花、掃帚苗這樣的經濟作物再也不能蓬勃生長了。因為發生過犁地機陷入裂縫、人被甩到一邊的情況，很多人家早先花4000余元添置的機器變成了擺設，只能重又搬起鋤頭和鐵鍬。
    四五年來，沒有新媳婦嫁到大安頭村?！凹也幌窦?，村不像村”，沒有一點活力。

三、制度缺位下不同群體的拯救與自救

    前文的考察表明，環境戰爭所創造的“利潤”更多地流向了精英階層，而它的累積性災難卻更多地疊加到許多農村地區的農民身上，從而使后者成為名副其實的“生態環境難民”或“環境戰爭難民”。這種狀況與利益向上層聚集、而風險向下層匯聚的“風險社會”的邏輯完全相同。
    進一步的問題在于，在宏觀的生態環境危機和災難面前，不同的群體和階層具有不同的反應能力和自救能力。這種不同的能力既取決于賦予他們以相應能力的制度，或者說初次分配，又受到同一種制度在應對危機和災難時的展開邏輯的影響。這種展開邏輯往往具有不確定的、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既有可能在汶川大地震那樣的“突發性災難”面前顯示出令人驚奇的動員能力和救助能力，也有可能在緩慢演化的“累積性災難”面前表現出不可思議的拖拉，甚至無動于衷。這種邏輯實際上具有再分配的作用。概而言之，它的責任追究機制的欠缺，使得那些居于上層的、負有直接和間接責任的群體——雖然也是“輕度受害者”——能夠輕易地擺脫或逃離危機；而它的利益補償機制和救助機制的殘缺，又使得那些社會學和生物學意義上的弱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適應災難。從結果來看，眾多生靈所顯示出的被稱為“民族精神”的堅韌“適應”，實際上變成了掙扎，一種在制度的裂縫中甚至會越陷越深的掙扎。
    這種伴隨著呼救的掙扎，與精英們的四散，共同構成了環境戰爭中最引人矚目的景觀。關于構成這種景觀的幾個主要群體的情況，下面將分開敘說。
    1.精英們的移民
    2006年以來，眾多新聞媒體報道了不同層次的“山西購房團”到外省購房的消息?！吧轿魅恕背蔀槔^溫州人之后的第二個全國性購房群體，受到廣泛關注。一些機敏的外地房產開發商也紛紛打出“環保牌”，從省會太原到一些污染嚴重的縣級市，設立了眾多的銷售點。比如僅在縣一級的孝義市，山東的一家房地產公司便開設了6家代辦點。而在臨汾，200多米長的煤化巷便設有12家山東和海南的房產公司代辦點，“國家AAAA級原生態旅游度假區”、“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牽手夢?；▓@，回歸自然，儲備健康”之類的廣告招牌格外惹眼。
    新聞報道大多強調，山西人異地購房的目的與溫州人不同，他們不像后者那樣為了“炒房”牟利，而是生態移民。報道最關注的是那個形象已經定式化了的暴富群體“煤老板”。
    煤老板到外地購房的跡象在數年前已經出現，它們的遷移目標主要鎖定在北京、上海、廣州、大連等大城市。“最小的煤老板一年也能掙四五百萬元，大的一年能掙幾千萬甚至上億。因此，他們置業非常隨意，買房扎堆。”往往一個買下一處房子，其他人也跟著買下。某位煤老板提到：這是為了打麻將方便。此人一家十年前從礦區遷了出來，起初搬到孝義，后來又遷到太原。他本人已多年不回村，煤礦生意交給經理人打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太原公關。他說現在孩子還小，山西的生意也需他照看，所以暫時留在太原，但最終要移居北京。
    與多少有些被渲染了的煤老板們的購房相映，在有媒體稱為“普通市民”的中產階層中，也掀起了外地購房的熱潮。資料顯示，2005年2月，有82個山西人趕到山東省乳山縣，一批買下了四棟建在海邊的樓房。這啟發了前述山東的房產公司挺進山西的行為。生意確實火爆，進入臨汾不久，某公司已經賣出三四百套房子，買房的有醫生、教師、公務員，不少是團購，其中屬于壟斷行業和高污染行業的臨汾某國有電廠即團購了50套房子。據稱，至少有2000多個臨汾家庭在乳山買了房。
    關于山西海外移民的狀況，如同全國的同類情況一樣不詳。但是，一些“都市報”經常推出的“移民中介”信息提醒我們思考：這是否也意味著精英階層對這個國家的生存環境不再抱有希望而準備出走？
    目前還無法預測山西的省外移民乃至海外移民會擴展到多大規模，是否會因此導致大量的“精英”外流和資金外流，以及其他難以預期的結果。這當然需要引起注意，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污染區的農民、尤其是礦山沉陷區的近2000個村莊的220萬農村人口的狀況。如果說他們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逃離災難的難民，那么，當地政府和社會的難民救助機制或危機對應機制又怎樣？這一問題顯然已經超出了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公正的層次，而涉及到一個社會面對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時是否具備拯救之力的底線的問題。
    2.污染區與塌陷區的農民：出走與等待
    面對生態環境普遍惡化的現狀，山西省政府于2006年推出了聲勢較大的“碧水藍天工程”。但是，最為關鍵和緊迫的應有之舉——對于生態環境難民的系統救助方案——卻似乎并不在其中。就那些重污染區的情況而言，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絕大部分村莊的受害者似乎仍然只能靠拓展自己的忍耐力來應對災難，即便采取上訪、訴訟等合法手段，或者堵路、堵河、堵廠之類的過激行為，也往往是不了了之。至于明顯由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和疾病高發的情況，政府既沒有全面系統的調查，也沒有統一的政策對應。
    關于那些因煤礦開采而導致的地質生態災難地區的情況，在2003年以前，山西也并沒有治理采煤沉陷區的政策，但從當年開始對相關情況進行了調查。當時的調查結果是：全省九大國有重點煤礦形成的采煤沉陷區面積1000多平方公里，受損居民17余萬戶，醫院71所、學校312所，涉及近60萬人。2005 年，國家發改委批準了上述九大國有重點采煤沉陷區治理方案，規劃資金68.7億元，計劃自2006起的三年間完成。
    治理工程所要解決的只是沉陷區居民的住房問題，至于水資源破壞、生態惡化、土地荒蕪等等，均不在治理范圍之內，且規劃只包括“九大國有重點采煤沉陷區”，而“地方礦區”并不在其中。沉陷區的住宅按受損情況分A、B、C、D四等，前兩等分別按每平方米67.5元和135元給予加固維修費；后兩等中的城鎮居民將可遷入新區，而農村居民給予每平方米450元的重建費，補償面積按每戶50平米，雖然由政府提供宅基地，但這種補償標準遠遠達不到異地重建的建筑成本。結合該項政策的實施，下面通過對四個村莊的個案的考察，來探討整體的災難救助的機制問題。
    第一個村莊是前面提到過的陽城縣大安頭村——
    在住房出現問題之后，寺河煤礦給了村里400多萬元的補償款。但結果是一部分人拿到了補償款，一部分人的房子基本沒有損毀，卻被確定為危房，也拿到了補償款，而一些受損者卻什么也沒有拿到?！澳玫窖a償款的，基本上都是和村支書走得近的人?！备浇写遄蛹w搬遷的，可搬來搬去，搬不出沉陷區，說不定哪天又會出問題。而且人搬走了，地搬不走，種地成了新問題。
    第二個村莊在呂梁市所轄的孝義市的郝家寨村——
    郝家寨原來叫溝底村。1979年和1986年，隨著溝底村下沉、塌陷的趨勢越來越嚴重，全體村民先后分兩批搬到了山上，出現了“新村”和“新新村”，而原來的溝底村成了長滿荒草的廢墟。20多年來，郝家寨的塌陷情況日趨嚴重，老村旁的河流先是變成了“黑龍江”，最后無影無蹤。
    2002年初鑒定表明，房屋破損系周邊煤礦開采所致。山下的個體煤礦以前是郝家寨村的集體煤礦，后來被村主任賣給了一個私人老板。此后，每次有村民到煤礦去“理論”或到政府上訪，事后都會遭到報復。如今，村主任決定郝家寨要進行新的一次整體搬遷。新村將建在兩里外的一個塌陷區上，下面早就空了。村主任在外地開礦，家早就搬到孝義去了，每次都是用手機指揮村委會工作。
    郝家寨人不知道他們村是否屬于國有礦區，是否在國家治理范圍之內。村子坐落在國有水峪煤礦的礦區，但山下的煤礦又是個體煤礦，是典型的“礦中礦”。而孝義市治沉辦的官員說：有個辦法可以檢驗郝家寨是否屬于治理范圍，那就是如果政府派人進村調查損害程度，就表明是，反之就不是。沒有人到郝家寨村調查過，但村民們并不死心，他們執拗地相信國家政策一定會惠及自己。
    孝義市已經規劃了占地500多畝的城南新區，打算把國有礦塌陷區的市民整體搬遷過去。但該市“治沉辦”的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一席話透露出制度的狡黠：不過這事不能聲張，因為如果消息傳出去，地方礦的老百姓會找來理論，“為什么只給國有礦區的人蓋房子？”
    第三個是靈石縣的桃鈕村。桃鈕村屬于國有重點煤礦沉陷區。開采桃鈕村周圍礦山的是汾西礦業集團的富家灘礦區。100多戶人家中，目前幾乎每家的墻上都有裂縫。桃鈕村的井水七年前就干了。村民只能從山下抽水，一噸水賣到5.5元。由于缺水，小麥的畝產量由過去的500斤降到200斤，山上的果樹也都干死了。村里原有530人，已經搬走了300人。上學的小孩少了，村小學也辦不下去了。
    2004年，當地政府曾派人來調查采煤沉陷造成的地質災害，并決定將村莊整體搬遷。村民們還聽說，政府可能會給一定的經濟補償。但兩年一晃過去了，至今沒有搬遷的動靜。
    第四個村莊名叫椒仲村，也在靈石縣，與著名的“王家大院”相距不遠。村內100多戶村民的房屋七成出現開裂，莊稼地出現了十幾處塌陷，還有又深又長的裂縫。水源枯竭，近千畝果樹枯死。
    椒仲村地下的煤早在十幾年前就被國有紅旗煤礦開采完，村民們懷疑上述問題是介休市后黨峪村村辦煤礦開采了紅旗礦留下的保安煤柱所引起。2005年7月，他們反映到靈石縣國土局。經省國土廳同意，隨后成立了由相關縣市國土局、地質勘察機構和椒仲村村委會五方組成的災害鑒定小組。但是當8月初要對井下實際測量時，介休市國土局的工作人員卻提出椒仲村的人不能下井。當技術人員進入后黨峪村地界進行地面物探勘測時，又受到阻撓。而在晉中市國土局準備繼續調查時，又接到省國土廳的指示：停止調查，由省廳直接介入調查。但一年多過去了，省國土廳及其委托的鑒定單位從未來調查過。
    資料顯示，上述分屬三個縣市的四個村莊具有大致相同的受害處境：房屋開裂，土地塌陷，污染嚴重，水資源枯竭，由此造成當地無法居住，村民也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故而促使一部分或大部分村民自發地搬遷，但是并非所有的村民都愿意搬遷和有能力搬遷，后一部分人只能等待著政府的拯救。
    當然，四個村莊也存在明顯的不同之處。只有桃鈕村明確進入了政府的救助視野，但在被政府調查兩年之后仍然不見動靜。其他三個村都處于救助的盲區。其中郝家寨原本在“兩可之間”的交叉地帶，但因為政府沒有調查而自然享受不到每平方米450元的重建費補貼，而由村主任擅自定下的“新村”地址仍然在采空區上。大安頭村也不在政府的拯救范圍之內，因為相關煤礦已經支付了400多萬元的補償款，但拿到款子的只有一部分村民。仲椒村則屬于最為難堪的一個：災難已經異常明顯，但由于復雜的利益關系的阻撓，村民們至今仍然不能知道自己受難的確切原因。
    因此，從總體上來看，處于地下懸空地帶的村莊和農民，同時也處于制度的懸空地帶。兵荒馬亂般的生態環境戰場，暴露了基層政權、中層政權乃至高層政權的治理危機，折射出當地社會分崩離析的跡象。

結語：環境戰爭結束的動力在哪里？

    客觀地說，從生態環境危機的側面來看，中國在確鑿無疑地走近危險的境地。至于生態環境的崩潰最終是否會引發整個國家的“崩潰”，目前還難以預料。但是如果將言說對象從整體的中國移向它的一部分，比如山西的許多村莊，那么我確信，社會學乃至物理學意義上的“崩潰”已經不再是需要預測的前景，而是有待發現和承認的現實。問題在于，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和遮蔽，各界都普遍表現出無視或視而不見的傾向。
    當推進環境戰爭的動力明顯地難以成為拯救的動力，中國將如何結束這場特殊的戰爭？

● 張玉林，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原文注釋詳細，因篇幅故而割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