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新辯論下的思考

文/曹久強

2009年2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在共青團北京市委主管的《文化縱橫》發表文章《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以“浦東邏輯”、“重慶經驗”、“香港實驗”、“阿拉斯加模式”等案例提出新論，政府通過國有形式，實現國有資產盈利，以國有資產的盈利豐盈政府收入，有更大的空間和能力降低對私人企業的稅收，從而促進私人經濟的發展。該論斷也恰恰驗證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所提出的——“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

為此，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回應了崔之元提出的國有新命題：“本來，關于國有企業的討論早該塵埃落定了，過去十幾年風起云涌的改制浪潮已經是對國有企業的否定。但崔之元的新穎之處，在于提出了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有利于私人經濟的發展這個命題，這是以往對于國有企業的討論中沒有涉及的”。

一場新的辯論由此發起，對于如何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理解國有經濟在中國的長期前景，不少人由此認為有了新解。金融危機之下歐美更廣泛的國有化政策選擇，則回應了這個命題所處的更大背景。

盡管本人也承認崔之元提出的這個命題確實有新穎之處，但是，崔之元并不能全面給予國有經濟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完美解釋。

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國有企業是1927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產物。它的出現是西方凱恩斯主義的崛起的一個重要表現。變現為國家通過自身大規模干預經濟的出現。既然國家大規模干預經濟，大規模國家投資，國有企業出現就不可避免了。作為一種新的所有制經濟，它的出現一開始就是由于私有制的不足而出現，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彌補私有制的不足。而資本主義國家是私有企業的大管家，它本身就是為私有企業服務的。既然國有企業對于資本主義國家是有利的，對于私人企業也是有利的。否則，作為私人企業的大管家就不會允許國有企業存在。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要秉承私人企業的利益。從這點說，國有企業的出現一開始就是對于私有制企業有利的。要是國有企業對于私人企業沒有任何好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不會擁有任何國有企業。因此，國有企業對于私人企業是有利的一點也不奇怪。

國有企業對于私人企業的有利一開始表現為國有企業確保一個相對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大環境，確保國家大規模干預經濟來使私人市場少受到經濟危機的劇烈沖擊，緩和經濟、社會矛盾。到了一定時候，大家發現，國有企業可以給政府帶來利潤，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從而出現了作為資本主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所提出的——“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這一點也是事實存在的。因為政府財政收入更多，當然就有能力少增稅收，少放國債，私人創業積極性更高。

在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崔之元得出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不僅可以增加國家經濟建設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可以促進私人經濟的增長的結論又是一個進步。這個進步表現在，崔之元認識到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不僅可以政府直接投資，拉動內需，國有企業的利潤可以增加財政收入，更為重要的一點，國家財政收入更多，政府再分配的能力就更加強，就更加能夠使政府憑借強大的財政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這些都是非常進步的。但是，崔之元不足就是國有企業立足于促進私人企業發展上的結論。崔之元認為：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雖然，國有企業的出現確實可以讓國家少收稅，少放國債，讓私人市場更加穩定、有序，讓私人企業更加具有創業積極性。這些對于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發展當然也是很有利的。但是，國有企業的重點與使命并不在于這一點：促進私人企業發展。我們只能說，促進私人企業發展是國有企業出現的附帶作用，而不是國有企業的主要、根本性作用。

為什么這么講呢？作為與私有制企業完全不同的公有制企業，它們之間存在根本性對立的。盡管他有促進私人企業的一面，這只是公有制企業在剛剛出現不久，與私有制企業存在的一種聯系。一旦國有企業成熟，并被大家普遍認可，這樣國有企業就會與私人企業爭奪市場，從而勢不兩立。這樣，目前很多由私人企業控制的部門將迎來公有企業的生死爭奪。同時，作為公有制的國企被大家認可，作為私有制的私人企業必然就被否定。因為，兩種對立的東西不可能同時被全社會認可，被全社會肯定。就好比，民主共和被認可，封建專制必然就被否定。不可能出現全社會既認可民主共和，又認可封建專制。因此，公有制對于私有制的有利是暫時的，一旦公有制發展成熟必然取代私有制，他們的暫時混合只會是一個短暫的歷史階段。這種歷史階段只會在公有制尚未被普遍認可，私有制尚未徹底動搖的這樣一種新老交替歷史階段。因此，崔之元認識到國有企業立促進私人企業發展。但是他有沒有看到這只是暫時有利，最終會對立并取代。同時，他并不明白國有企業的重點不在于促進私有企業的發展，重點在于未來取代私有制。這就是崔之元認識的局限性。

崔之元認識的局限之所以產生，還是認為公有制經濟比不上私有制經濟。國有企業對于私有企業有利，國有企業只能當做私有企業的一個重要補充。似乎在他看來，以國有企業作為私人企業的有利補充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他的這個前提也錯了。

目前，經濟界認為國有企業比不上私人企業的理論有以下幾個方面：1、國有企業無法避免的根本問題是軟預算約束，即當他們投資失敗的時候，他們總是可以從政府那里獲得更多的資金投入。2、國有企業要盈利必須要么有一定的壟斷，要么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3、國有資產的一大桎梏是滋生腐敗。

對于這上面三個問題，其實國有企業完全可以避免。首先，國有企業是國家出錢投資創立國有企業。任何人出錢投資，不能保證100%的勝利，私人也不能。如果是項目選擇導致投資的失敗，這當然不能怪國有企業。如果是國有企業自己揮霍導致的失敗，國企才有責任。因此，不分條件強調不允許國家投資國企失敗就是強人所難。在國家投資項目正確的情況，國企為什么會失敗。這種失敗只能是國企內部管理決策的失敗。在目前，很多國有企業沒有實現政企分開，很多國企老總都是政府委派，存在間接代理與委托，從而導致國企內部管理家長制，以及個人獨斷專行，沒有能夠獨立自主的決策引發的管理決策失敗，也缺乏內部的直接監督與制約。問題是，一旦國有企業實現民主化后并建立完善的民主機制，這一種軟約束、間接委托代理關系就消失了。相反，國有企業的內部硬約束就存在了。因為國企民主化，國企的任何財務預算、人士任命、經營決策都有國有企業內部民主機構的批準過程。就好比美國政府的任何財政、人士、外交都受到了國會批準的約束。這個約束是非常強硬的，而內生于企業內部。任何國企老總直接對國企工人負責，它的決策必然有個批準以及向工人交代的過程。他的行為也受到了工人的監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國企的軟約束不存在了，而是硬約束，民主監督約束建立起來了。由于國企老總直接對于國企工人負責，國企與政府徹底分開，開始獨立自主經營。這樣，國企不可能因為自身管理導致投資失敗。因此，軟約束與政企不分的狀況徹底改變。

不過，建立在國企民主化的理論基礎在于，國家向國企投資的錢只能是國企的借款，沒有所有權，只有債權人權益。也就是說，國企其實就是特殊的集體企業，國家出錢投資的集體企業。這樣，國家只能從國企獲得稅收（以及壟斷稅）、土地租金以及貸款利息。

其次，對于國企壟斷，這個理由不能反駁國企的存在。在壟斷方面，一些行業帶有自然壟斷性質，比如石化和電信行業，企業越大越有效率，想通過競爭來削弱壟斷是沒有用的。恰恰相反，競爭的結構就是導致行業的集中。限制壟斷企業的權利只能通過政府規制，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這種情況下，與其讓私人企業來獲取壟斷利潤，還不如換上國有企業，因為政府可以把后者的利潤直接用于公共目的。對于這一點，大家都很明白。其實，國企作為特色的集體企業往往是國家投資于自然壟斷的領域，一般的集體經濟才在開放的市場領域競爭。對于壟斷其實根本不用擔心，國家可以直接征收壟斷稅，從而把這些壟斷稅再分給國民就可以了。

再次，國企腐敗問題。其實腐敗并非國有企業的“特權”，在某些方面美國的腐敗更嚴重，而且合理合法，比如游說集團、美國企業老總公款嫖妓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要克服腐敗，只要建立完善成熟的企業民主機制，國有企業受到內部民主制度監督保證，這種監督代表不再直接來自國資委等政府部門、人大和相關利益方，而是直接來自于國企企業全體工人。這種內部的硬性約束與監督從而避免了美聯儲向危機中的AIG提供過橋貸款并以此換取80％的政府股權，但是，AIG拿到注資后，卻給內部發巨額獎金，而美國政府根據資本主義企業的治理規則，沒有進入董事會，無法在董事會里阻止發獎金的情況。

最后是國企內部截留不愿使國資收益為老百姓所享的問題。其實，這一點都不難做到。對于稅收以及壟斷稅，國企必然要依法繳納的。對于國家的借款，國企也應該依法繳納法定貸款利息。至于國企土地租金也就必須繳納的。這些上交的錢都很清楚，并且國家立法都規定了。在民主化國企企業中根本不存在內部截留不上稅，不繳納利息、租金。即使國企不交，國家也可以對于企業提起公訴，由法院強制執行的。因此，這個問題根本也就不存在。

既然民主化后的國企不會存在這些弊端，那么，一但國企民主化，并完善了內部民主機制，國有企業必然擁有不低于任何私人企業的效率。這樣，國企必然會被全社會所接受、認同。特別是，民主化的國企與私人企業就好比民主共和國與封建王朝的對比一樣，只會高于私有企業的效率，根本不會低于。因為民主國家優于專制國家。到了這個時候，民主企業代替專制獨裁的私有企業成為必然，私有企業不可能再繼續存在。因此，國有企業的根本在于代替私有企業，而不是單純有利于私人企業發展。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民主化的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共同占領整個市場的經濟。

“國有”新辯論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徐以升　陳曉晨
　　
一個本已塵埃落定的命題，在學術界卻又掀起新論。爭論的焦點，即是金融危機炎烈之下的“國有化”是否有新層面的積極意義。
2009年2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在共青團北京市委主管的《文化縱橫》發表文章《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以“浦東邏輯”、“重慶經驗”、“香港實驗”、“阿拉斯加模式”等案例提出新論，政府通過國有形式，實現國有資產盈利，以國有資產的盈利豐盈政府收入，有更大的空間和能力降低對私人企業的稅收，從而促進私人經濟的發展。在接受CBN記者采訪時，崔之元進一步闡發了有關論點。

該論斷也恰恰驗證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所提出的——“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

崔之元據此指出，中國并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時代，而是認為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不僅可以增加國家經濟建設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可以促進私人經濟的增長，因此他認為，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

“本來，關于國有企業的討論早該塵埃落定了，過去十幾年風起云涌的改制浪潮已經是對國有企業的否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回應了崔之元提出的國有新命題，“但崔之元的新穎之處，在于提出了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有利于私人經濟的發展這個命題，這是以往對于國有企業的討論中沒有涉及的”。

一場新的辯論由此發起，如何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理解國有經濟在中國的長期前景，由此有了新解。金融危機之下歐美更廣泛的國有化政策選擇，則回應了這個命題所處的更大背景。
　　
“重慶經驗”
　　
崔之元所說的“重慶經驗”，是指重慶國有資產增值帶動民間資本的經驗。
到2008年6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突破7000億元，比2002年的1700億元增加了4倍，這在“國退民進”的大環境中顯得很鶴立。尤其是，重慶成立了八家國有投資集團，通過國債注資、存量資產等多種注資形式，用活公有資產并實現國資增值。
但這種國資增值并沒有“與民爭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國資增值促成了重慶的低稅環境。
重慶如何能夠這么做？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多次與記者訪談時強調，關鍵是通過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從而有經營性收益上繳，使政府有能力減稅，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崔之元進一步說，國資增值推進政府減稅也有其他現實依據。他認為，最近兩年來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推進減稅，和2007年底中國國有企業第一次向國家分紅有關。
“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國企都是不向國家分紅的，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做法?，F在終于決定，從去年開始，國有企業像中石油、中石化要向國家分紅。實際上由于公有資產的收益，使得我們可以減稅，有這樣一個內在聯系?！彼f。
　　
論據和理論的延伸
　　
進一步的，崔之元將重慶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并同時在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尋找到了強大的支持。
“重慶增加國有凈資本從而帶動社會資本的經驗，使我想到了諾獎得主詹姆斯·米德，他是凱恩斯的學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一，也想起了英國的那一輪爭論和實驗?！贝拗f。
在英國，詹姆斯·米德與19世紀《論自由》一書的作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同屬于自由黨。米德繼承了穆勒的“自由社會主義”——結合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傳統，米德一個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
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自由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貢獻。
“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崔之元稱。
另外，當時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會化，土地國有化理論也在世界影響很大，19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與這些理論有密切的關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部分受到亨利·喬治的影響。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在英國改變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香港成為了一個“自由社會主義”的實驗地。
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鼓勵人們創業和增加工作努力。崔之元說，但人們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
崔之元還介紹，目前，世界上社會分紅最大規模的發展是在美國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的石油是歸全民所有的，石油開采權拍賣收益，分給阿拉斯加每個居民一個社會分紅。因為有公有資產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個人所得稅。阿拉斯加社會分紅的實踐從1980年到現在已有近30年，最高在2000年，一個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紅將近2000美元，如果一對夫妻加兩個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
結合到國有經濟依然占據重要位置的中國，崔之元認為，“重慶經驗”是一個比香港在更大的規模和維度上進行的實驗，它值得更多的關注，通過使全國國有資產增值進一步進行“社會分紅”，進一步增強政府的減稅空間，增強經濟活力和效率，也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爭議之一：壟斷與腐敗
　　
崔之元提出的“國有”新論，引起了更多的討論。
“如果國有企業真的像他所說的那樣，能夠減輕私人企業的稅收負擔，則發展國有企業就有利于市場的發展。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觀點，同時也是一個頗難反駁的觀點?！币ρ笳f。
姚洋認為，國有企業要盈利必須要么有一定的壟斷，要么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但姚洋認為這個理由不能反駁崔之元的觀點。
在壟斷方面，一些行業帶有自然壟斷性質，比如石化和電信行業，企業越大越有效率，想通過競爭來削弱壟斷是沒有用的，恰恰相反，競爭的結構就是導致行業的集中。限制壟斷企業的權利只能通過政府規制，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這種情況下，與其讓私人企業來獲取壟斷利潤，還不如換上國有企業，因為政府可以把后者的利潤直接用于公共目的。
“如果這些國有企業創造的利潤能夠像崔之元所說的那樣，減輕政府對私人企業的稅收，則我們又多了一條贊成國有企業的理由?！币ρ笳f。
姚洋進一步說，從政府扶持方面來說，雖然政府扶持會降低國有企業的效率，但是如果國有企業因此創造的財富，足以彌補其效率損失，并降低政府對私人企業的稅收，那么政府扶持是值得的。
崔之元也認為，壟斷不一定是問題本身。有些行業是自然壟斷。法國憲法中即明確，自然壟斷行業必須是國有制。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壟斷利潤歸誰的問題。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壟斷，而在于是否將壟斷利潤用之于民。
還有人反駁稱，國有資產的一大桎梏是滋生腐敗，“內部人截留”使國資收益不能為老百姓所享。崔之元認為，腐敗問題非常重要，要通過建立管理機制預防腐敗，要以高標準嚴要求治理腐敗。
不過，他同時認為，腐敗并非國有企業的“特權”，在某些方面美國的腐敗更嚴重，而且合理合法，比如游說集團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要克服腐敗，必須要建立民主管理機制，國有企業受到監督，而且監督代表不僅要來自國資委等政府部門，還要來自人大和相關利益方。
崔之元說，從根本上要把制度和執行分成兩個層次。在執行層次上，可能出現扭曲等問題，但是這不能與大方向層次上的問題混淆。
　　
爭議之二：軟預算約束？
　　
姚洋認為，要反駁崔之元的命題，還是要回到對國有企業的經典討論，追問國有企業盈利的可持續性問題。
“國有企業無法避免的根本問題是軟預算約束，即當他們投資失敗的時候，他們總是可以從政府那里獲得更多的資金投入?！币ρ笳J為，國企的激勵機制扭曲的，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盈利的可持續性因此沒有保證。而人浮于事、缺乏內部激勵機制等可以通過競爭和內部改革得以醫治，但是軟預算約束卻是國有企業無可救藥的頑疾。
但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市場經濟企業也存在軟預算約束的問題。這次美聯儲向危機中的AIG提供過橋貸款并以此換取80％的政府股權，大大擴展了中央銀行的功能，因為AIG不是商業銀行，而是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本不在中央銀行的傳統監管范圍之內。但是，AIG拿到注資后，卻給內部發巨額獎金。而因為美國政府根據資本主義企業的治理規則，沒有進入董事會，無法在董事會里阻止發獎金。這是很荒唐的事情。
不過，姚洋認為，這種軟預算約束和社會主義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有著本質的不同。美國政府之所以要救AIG，是因為40%以上的美國家庭和它有業務關系，救AIG就是救美國人民。但是，不是所有企業都可以指望美國政府去救他們，哪怕他們很大——雷曼兄弟公司很大，但美國政府并沒有救它。
崔之元則認為，軟預算約束在現代西方市場經濟中廣泛存在。制度性的軟預算約束是指有限責任公司、中央銀行和重組破產法，政策性軟預算約束是指資產證券化。
事實上，亞當·斯密本人就反對有限責任制，主張無限責任制。斯密指出，由于股東們在企業倒閉時不必傾其全部財產償還債權人的債，他們就并不承擔經營中的全部風險。斯密認為，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權與管理的分離以及由于有限責任所導致的所有者監督管理者的動因的降低，必然會導致管理者在其控制內部成本和尋找市場的職責上的偷懶。
約翰·穆勒在1855年就在英國議會提出，不必拘于亞當·斯密的無限責任，因為財大氣粗才能冒傾家蕩產風險。穆勒的邏輯是，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往往能創新，因此使風險全社會化，才能使全社會創新。此后，有限責任制成為公司治理的主要模式。
不過，崔之元提醒道，我們忽略了穆勒的主張：風險社會化，利益也要社會化，要和勞動者和全社會進行利益分享。而AIG的行為表明，一些有限責任制企業在盈利的時候不與全社會分享利潤，但是在破產的時候與全社會分享風險。
具體到中國的國情，姚洋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國企的軟預算約束可能變得更為嚴重。這一是因為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可能性增加，二是因為政府可以比較輕松地獲得支持失敗國企的資金。
崔之元承認，在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里，軟預算約束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企業起到不好的作用，主要是“企業自主權”使得國有企業不再按照傳統的方式上繳利潤，但同時由于能夠比較輕松獲得注資，產生一定的盲目投資現象。
不過他也認為，隨著改革的深化，在權責安排下，國企的盲目投資行為正在減少。而且經過市場化改革之后，銀行業的惜貸會進一步使軟預算約束變得不那么“軟”了。
　　
新辯論會帶來什么？
　　
如果，崔之元基于“重慶經驗”提出的國有新論得到了更多的共識，或者說，諾獎獲得者米德提出的國有邏輯，在香港實驗之上有了更多的認可，這會帶來什么？　
崔之元認為這即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并在政策上，呼喚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經營利潤的進一步財政分配，同時以更民主的管理監督國有企業。崔之元甚至提議，效仿阿拉斯加的經驗，推進中國的全民分紅。
事實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密切關注阿拉斯加州的社會分紅實踐。美國的新墨西哥等州，以及委內瑞拉、巴西、南非、以色列等國，均已出現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會分紅的主張。歐洲推動社會分紅的運動更為強大，他們把社會分紅叫做“基本收入”。
但姚洋還是很深刻，國有企業的功能是否就是不可替代的？姚洋擔心，像重慶那樣大力扶持國有公司的做法，是以政府代替社會，這不僅對私人經濟有擠出效應，而且向社會灌輸了一種思想，即政府比社會能夠更好地發展地方經濟。
“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回潮，也是近些年來政府作用加強的具體表現。這種回潮對中國具有相當的危險性，而且將把中國引入歧途。盡管在一定時期有可圈可點的優勢，但民眾的發展卻受到限制，從而導致民族創造力的喪失。”姚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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