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如何救企業？

田忠國

　　全世界的經濟學家，一個共同的判斷是，現在發生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全球性經濟危機如何造成的？因為基于不同的經濟學觀點，得出的結論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世界上的主流經濟學觀點，也就是自由經濟學派的觀點認為，金融危機進而引發的經濟危機，是由于金融監管不到位，過度創新導致的惡果。馬克思經濟學派則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的必然惡果。我個人認為，這波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是由經濟制度機制形成的，也就是機制波動。我沒有讀過“資本論”，也沒有讀全“自由經濟與政治”，前者沒買過，后者因為我個人認為中國不應該選擇美國消滅中國的道路，所以，讀出弗里德曼的本意：解構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愿讀了。我搞機制邏輯研究多年，所以我稱自己對經濟的研究叫機制學派。當然，我沒文憑，更沒有頭銜，這套玩意也只是供我個研究玩兒用的，沒有得到經濟學界的承認，也無意請他們承認（那樣是需要花錢買的，因為中國的學術成果都是買出來的，何況，中國買出來的學術成果夠多的了，而買出來的經濟學家也夠多，也不差我一個。再說，我也沒錢買那些不管用的學術成果），并且認為管玩就行。
　　我為什么說這波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是自由經濟制度機制造成的?一,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包括經濟發展,都是由自身的邏輯導致的。邏輯是什么？簡單的說就是機制。可以這樣說，自由經濟制度不發生經濟危機是偶然現象，而發生經濟危機，是制度機制的必然。但是，我國政府的高參們，比如吳敬鏈先生，卻一致認為，中國的經濟危機是市場化還不徹底造成的。大家知道，自由經濟一下把中國打到了解放前，我想，吳先生的意識把中國打到解放前還不夠，還要打到清末民初軍伐混戰時期。二，自由經濟機制最大的特點是，占有率膨脹涌堵。而占有率膨脹式涌是自由經濟機制的必然結果。什么叫占有率膨脹式涌堵呢？我在許多文章中說過多次，在此略說一下。由于占有率過多，導致消費能力的喪失，最終造成產品過剩，發生經濟危機，我稱之為占有率膨脹式涌堵。也就是說，由占有率過多的集中，形成了經濟流通過程中的涌堵現象。馬克思對占有率膨脹的形成，認為是資本剝削的必然結果，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三，雖然人們都知道這波經濟危機是資本制度機制的必然結果，但是，為什么人們不說是資本制度機制的原因，而偏偏說監管不到位啦什么的呢？告訴大家一個秘密，因為，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是自由經濟機制最大的獲利者，而普通民眾都是自由經濟機制的受害者，如果把真像說出來，全世界的平民百姓都起來革命了，主流經濟學家的飯碗丟了不說，更失去了獲取利益的渠道，所以，他們死也不會說出真相。
　　但是，這個世界是不是就完全失去良知了呢？也不是，比如，韓德強、張宏良等等一批中國學者，還有美國的一些學者，他們就尖銳的指出了這波經濟危機的關鍵所在。但是，由于利益誘惑的原因，大多數經濟學者成了逐利之徒，為自由經濟搖旗吶喊，比如說國務院的高參吳敬鏈先生。
　　提起吳敬鏈，我們不能不說一下弗里德曼，美國的一個經濟學家，自由經濟的創始人。他曾在1980年代到過中國，并同中國高層有過親密接觸，或者叫交流。從那以后，中國改革有個180度的大轉彎。為什么說是180度的大轉彎呢？原來，中國最初的改革目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到了弗里德曼和張五常來了趟中國之后，就轉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了，當然，我們不叫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叫市場經濟。這還叫不叫改革呢？這不叫改革了，而準確的說法應該叫革命，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革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命。
　　在這時候，搞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吳敬鏈先生一看得利的機會來了，馬上轉入自由經濟研究領域，成了資本革社會主義命的高參。
　　大家知道，“自由經濟與政治”一文，是弗里德曼專門為解構社會主義制度體系而作的，但為什么明明知道是為解構社會主義制度而作的文章，偏偏被我們中國采納了呢，并且成了中國革命的唯一方向？很多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實道理很簡單，經濟制度是思想文化的外延。也就是說，高層有人具有資產階級思想。所以，同弗里德曼一拍即合，馬上實施了經濟領域的顏色革命。經濟領域的顏色革命，必然導致意識形態里的顏色革命。這是思想歷史發展的必然，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對于這種思想歷史的必然現象，我稱之為價值邏輯。
　　我們不妨再往推，也就是毛時代。
　　毛時代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思想文化領域的不斷革命。有人可能認為，毛澤東天天要人們在自己的思想中不斷革命，是不是吃飽飯沒事干了。我曾經也有過這樣的想法，但現在看，毛澤東是偉大的，我和大家一樣都是幼稚的，因為，那時候我也和大多數一樣，不懂得思想，也即價值觀念，是生成歷史的主要因素，而人類的不同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階層情感的必然產物。王占陽在“毛澤東所謂‘沒有抽象的自由民主’是錯誤的”一文中說，屁股決定腦袋，借此批判毛澤東，但是，毛澤東的屁股在哪里呢？天下人都知道，毛澤東坐在勞動人民一邊。王占陽批準毛澤東，不用說，我想大家已經知道他的屁股坐在哪一邊了。
　　有人可能認為，王先生是同情勞動人民的，寫了好多為平民百姓喊冤叫屈的文章，但是，如果大家從整個國家形勢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王占陽不過是為換裝努力而已。
　　由此我們可以理順這樣一條思路：情感決定思想，思想決定經濟發展模式。
　　有人可能認為，我談了一大通中國歷史的變革與革命的問題，至今沒有談中國怎么救企業。各位讀者，我之所以概括中國近三十年的變遷史，就在于救企業有不同的方法。
　　一種方法是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上救企業，而另一種方法，就是在現有的經濟制度機制上救企業。前一種方法廣大人民群眾樂意接受，但是，王占陽、厲以寧、吳敬鏈、張維迎等等會極力反對，因為革命還不徹底嘛，還留有社會主義的的尾巴。后一種救企業的方案王占陽、厲以寧、吳敬鏈、張維迎等等支持，但廣大人民群眾卻極力反對。寫到此處，似乎本文難以為繼了，其實，大家不用擔心，我把兩套方案都寫出來就是。
　　先說前一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我們可以稱之為革命方案，也就是用社會主義制度革資本主義制度命的方案。有人可能會說，我的主張是暴力革命，其實，我認為，國家可以用購買的方法，把一些私有企業買過來，再通過社會主義民主管理的方法，對企業進行改造。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有效提高人民群眾的消費能力，激活經濟發展機制。
　　社會主義民主管理的方法，可以激活全社會的主體創新能力，使整個國家煥發出創造的活力，也是創建流程化管理所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有人可能認為，流程化管理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而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搞流程化管理而不注入社會主義的精神，也是搞不成功的。也就是說，資本家借用了社會主義無私奉獻和規矩為行，為自己創造財富了，這是一。其二，社會主義企業發展到規模生產、自動化生產時，如果離開流程化管理也是不行的。我個人認為，技術上的東西，是個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關鍵是思想指導為誰服務。
　　這樣說是不是就恢復到計劃經濟了呢？不，在戰略產業上要實施強制性戰略計劃，但在消費領域，用市場的價格機制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產業升級能力。
　　另一種方案，也就是第二種方案，也就是在現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實施改革的方案。這套方案，就是在現有的經濟制度機制下，國家用法律的形式，強制性提高工人收入標準和實施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免費住房，激活現有的消費能力，這是一。其二，國家拿出巨資，實施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全民就包括農村人口，并且，把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到每月每人五百元。同時規定，最低生活保障金要當月花完，不得存而不花。其三，取消公車消費，公務消費。其四，實施人民民主制度機制，恢復罷工自由、四大自由的憲法地位，并構建民眾問責機制。沒有民眾問責機制，中國必然成為前蘇聯第二。其五，司法改革要實施審清與審判分離制，既，有法官審清案件，再由人民陪審團審判。
　　我個人認為，實施這套方案，中國的企業也就救活了。
　　但是，吳敬鏈等先生也會反對，因為，這種分蛋糕的方式，必然影響到他們的蛋糕，也就是說，他們原先巨大的蛋糕縮小了不少。
　　不過，面對因經濟危機而面臨的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我看還是蛋糕占有得少一點好。因為，再大的蛋糕你也一下子，甚至幾輩子吃不了。如果選擇寧可守著蛋糕死，也不愿讓蛋糕小一點活，實則是不智之舉。但中國歷史證明，錢越多的人越愚蠢，因為他們往往選擇前者，拒絕后者。
　　后一種方法，也就是用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管理機制，管理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機制。
　　我個人以為，如果能做到以上五點，中國才能算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本旨，也才能拯救中國的企業，也才能走出從一個波次到另一個波次經濟危機的死循環。當然，經濟危機是資本的天堂，因為，每一波次經濟危機，對資本集團來說都是一次新機遇，但對于中小企業主和普通百姓來說，則是一次災難。
　　在災難中獲取中小企業主和普通百姓的利，成就極少數人的財富夢想，是吳敬璉等先生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標，所以，我的這兩個拯救方案，也必定遭到吳先生等人的極力反對。國家的興衰存亡，強勢集團的前途命運，是由民心所決定的。中國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2008年12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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