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是中國人民大學張帆教授為“回顧與展望：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學術研討會”準備的論文，在2008年11月15日上午的會議上做主題發言時介紹該文先前曾經在網站上發表，后來被和諧掉了。現再發出，略有改動，供讀者參閱。）

張帆：簡評三十年經濟改革
                               
始發于1978年的改革到今年年底已達30年了。這30年超出了我國建國以來的一半時間。30年改革使中國的社會面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關系到我國的前途和命運，關系到每個人的經歷和生活，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對這一改革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改革這一抽象的中性名詞本身并不具有方向性規定。決不能說改革本身就是方向。事實上我國的改革始終存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兩種方向性選擇。自從改革以來，我們大家始終都被告知：我國的改革方向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改革原則當然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符合我國國情，因此，筆者和許多人一樣，是擁護這種改革的。然而，實踐檢驗的結果并不是這樣。改革的精英們的實踐和他們所做的以上承諾完全背道而馳。所以，本文的目的就是用他們承諾的原則去說明他們的實踐的非合理性，或者反過來，用他們的實踐說明，他們的承諾是虛的，是一種方法和技巧！

一．30年的經濟改革是資本主義方向的經濟改革

改革從農村開始，集體經濟接近于全部消滅；古老的小農經濟成為農村的主要經濟成分。今天安徽小崗村的困境也就是我國小農經濟的困境。

城市中的改革是對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大規模私有化。起初的口號是“抓大放小”，“放小”實際是賣小，賣中；到后來，大型國企也基本不抓了，能賣的盡量賣,要消滅純粹的國有企業。結果，公有制經濟的自我完善變成了大規模被消滅。消滅了就“完善”了。到2008年7月初，中央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只留下149家（據說以后還會進一步減少到30—50家），地方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也不過1000家略多點。這場私有化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大規模的私有化，遠超俄羅斯的私有化，后者迄今并沒有消滅集體農莊,并且保留了大量國有企業。

大規模私有化使我國的經濟成分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早在1997年，公有制工業企業產值在我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3左右，失去了主體地位。（《相對控股和資本控制力——不能用資本控制力取代公有制為主體》，見《高校理論戰線》2000年第4期，第19頁）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為49.7%，外商和港澳臺投資經濟比重約為15%—16%，兩者之和約為65%。（《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3月4日）。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計算，“2006年公私經濟 GDP的比重為37%，63%”，“全國工商聯一位負責人在2006年3月預測：到十一•五結束時民營經濟的比重將由65%上升到70%以上”（ 李成瑞：《大變化》，中國展望出版社，2007，第16頁，19頁）這些統計數字說明，30年的改革已經使我國經濟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30年改革是使中國建立起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的改革；
——30年改革是大規模消滅公有制經濟的改革；
——30年改革是違背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改革；
——30年改革是違背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改革；
——30年改革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和兩極分化的改革；
——30年改革是來自上層精英的改革，是老百姓，甚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事先并不知道大規模私有化規模和終點的改革；
——30年改革是既不放棄社會主義旗幟，又要大搞資本主義的改革；
…………………………。
以上嚴肅而沉重的結論是完全以事實為依據的，筆者歡迎來自任何方面的辯駁。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不問姓社姓資”的理論是30年改革路線的靈魂。鄧小平確實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他常常又有一些自我矛盾的觀點，而且言行不一。所以，我們應當更加重視他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所引導的改革實踐。1985年3月7日，他說：“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他還說過其他九個“如果”，合稱十個“如果”。倘若我們按照他的十個“如果”來衡量，那么我們可以信心10倍地說，30年的改革“失敗了”，“ 走了邪路了”， 因為現在確實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和兩極分化。怎么搞的？莫非他播下了龍種，卻收獲了跳蚤？為什么他在實踐上不防備自己警示的那些嚴重后果呢？其實，他和某些改革者們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為了更好地終結30年的改革，有關當局可否公布鄧小平在1978年11屆3中全會的講話提綱？……。或許，我們可以從其中了解他對改革的真實想法。

鄧小平多次講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幫后富，實現共同富足。然而，靠工資、打工和種地是富不起來的，要先富必須靠資本和特權。果然，在趙紫陽的發動下，在鄧小平的同意或默許下，中國出現了黨政軍、人民團體、社會人員舉世罕見的全民經商運動。他的一些兒女也加入經商隊伍。所以他對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等大面積腐敗的始發和后續影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經過全民經商運動，一些先富起來的人進行了原始資本積累，成為以后發展資本主義的先鋒，而先富幫后富從總體來看是不可能的，早已淪為笑話。

1992年，鄧小平抓緊余生，以88歲高齡之軀視察南方，發表了系統的指導改革的權威意見。他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5頁）既然“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問題”，當他為改革開放的成敗立下標準時，就必須立出一條：有利于始終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毫不動搖地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然而，在他的三個有利于中根本排除了這個有利于。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于是精英們心領神會，認為不問姓“資”姓“社”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而所謂不問姓“資”姓“社”就是大膽搞資本主義；鄧小平還斷然否定經濟領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危險性，誰要反對這種趨向的改革誰就被他斥之為“左”，“主要是防止‘左’”；他要別人對于改革路線的大是大非“不爭論”，他說了算！鄧小平的南方講話還為我國制定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這就是政治集中穩定，經濟自由放開。殊不知經濟基礎變動必然要引起上層建筑的變動！顯然，這是一種自取滅亡，貽害無窮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在我國廣袤大地上，大批國企倒閉，工人下崗的高潮一浪高過一浪，其勢洶洶，一發而不可遏；與此同時，私人和外資企業獲得空前迅猛發展。這一切都證明，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為我國制定了一條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路線。

筆者自問，以上判斷是否公正？鄧小平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非常重要”的兩條（“兩條根本原則”），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要共同富裕。在南方講話中他不僅重申了這點，而且還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論。然而，他和他以后的當事人，誰曾對落實公有制為主體制定過具體的政策措施并大力貫徹執行？沒有。人們所看到的恰恰是反方向的消滅國有企業的戰斗。直到現在，國企所剩無多了，《國有資產法》還千呼萬喚不出來,因此筆者只能說，“兩條根本原則”是紙面上的原則，是軟的、虛的，而干資本主義是硬的，是實的。于是人們只能根據實踐和事實得出自己的結論。這里，筆者想提出一個問題，鄧小平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及其后果嗎？請讀1993年鄧小平與鄧墾的談話，他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問題大的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鄧小平年譜》（下）第1364頁）從這段話我們可以設想，鄧小平完全清醒地知道，他所倡導的改革無非就是大規模私有化和發展資本主義，否則哪來的兩極分化？哪來的“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而且就在當時他就斷言“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如果改革真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怎么會得出“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問題大的很”的結論？筆者認為，讀懂鄧小平上面的談話就或多或少地讀懂了真實的鄧小平。他還說：“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年富力強的同志。” （同上頁）他實際上給他的繼承人們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所有制大變了，分配不能解決大問題。俗話說，睡在斜坡上，只好滾到底。

僅就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民的生活而論，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可以實現的。今年4月《普京文集》中文版出版了。胡錦濤在為其所作的序言中寫道：“普京總統執政以來，俄羅斯社會政治穩定，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8-05-13)這段話不就是說明普京的三個有利于嗎？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據此筆者認為，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它們自己的三個有利于，但是，它們的經濟制度根本不同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如果我國離開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轉而走向私有制為主體，按資分配為主體，那么我國30年改革的性質只能是資本主義的性質。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民生活這三點不能代替生產關系直接決定一國的社會性質。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原理，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具備這三點才能生存和發展，但是具備這三點的國家并不必然是社會主義國家。

鄧小平改革路線的繼承和新思想的創建   2000年前后某人提出了什么新思想。由于這個思想帶有一定的強制性，筆者將正面發表自己的觀點：1），共產黨必然是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這是由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決定的。共產二字就是公有制，共產黨就是實行公有制的黨。談論共產黨只講生產力，不講共產黨是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就會把共產黨混同于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資產階級政黨。這種觀點與鄧小平講三個有利于時不講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不問姓資姓社，不問姓公姓私，實際上就是搞資本主義；2），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決不是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我國，資本家們屬于人民的范疇。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剝削，而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剝削，因此共產黨怎么可能同時代表這兩個階級的根本利益呢？試問，說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能夠區別于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全民國家、全民黨？這在中國是一種把大批量職業資本家吸收到共產黨內的“創新”思想。其實歐洲社會民主黨早已大規模吸收資本家入黨了。僅就以上兩點而論，這個新思想不僅能推動我國資本主義大發展，而且將會把共產黨改造為社會民主黨！

有人為了從根本上掃除發展資本主義的障礙，竟然帶頭批判和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其企圖當然是要確立薩伊的要素價值論，證明資本主義的萬世不滅的“永恒性”，宣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師出無名和必然失敗的命運。撼山易，憾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難。西方資產階級的資深學者、走狗、小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勇士們使盡了渾身解數，極盡了攻擊之能事，但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照樣巍然屹立，熠熠生輝，而那個人又算得了什么？！

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的10年是我國私有化迅猛蔓延，席卷全國，資本主義經濟高歌猛進的10年。根據全國工商聯于2006年3月初發布的《‘十•五’期間民營經濟形勢分析報告》資料，早在“2000年，內資民營經濟在全國GDP中所占比重為42。4%，外商和港澳臺投資經濟比重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李成瑞：《大變化》，第15頁）這說明，在2000年，中國經濟成分發生了質變，中國歷史發生了大轉折！！！在這10年中，自然會出現私有化“英雄”和新社會元勛，誰的“功勞”應當記在誰的名下，人們會永久銘記他們的；自然也發生了許多幸運與痛苦等等完全相反的故事；當然，事后也留下一些歷史事件，值得人們評說。下面筆者將非系統性地點評一些事件：1），鄉鎮集體企業被徹底消滅了。農民節衣縮食建立起來的企業被管理層賤價收購。這使農民失去了以工帶農，以工補農，增加收入的機會，小農經濟固化了，使所謂“第二次飛躍”失去重要基地，遙不可及；2），高級領導人創立了新“公有制”。這十年是股份公司空前大發展的時期。說到股份公司的性質時，一位高級領導人竟然說：“我們不準備實行國企私有化……股票上市，大家購買，公共所有”（《報刊文摘》2000 08 14）。這里他所指的“大家購買，公共所有”就是“公有制”，因此才不存在“國企私有化”問題。照此說來，國企一變成股份公司，就連其中的私人資本也成為“公有制”資本了，而且純粹私人股份公司也變成了“公有制”企業了。于是，全世界的股份公司都早已進入“社會主義”了！這種觀點至少充分暴露了某些高層領導人非常缺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決非教條）的低水平和低素質境況。試想，我國廣大勞動人民怎么可能在這些手握神器而又素質低等的大人物的領導下走上社會主義大道呢？更甚者，如果一些高層領導人竟然放棄或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那么我國的前途和命運就更加令人擔憂了；3），請頒發改革珍聞大獎。2001年8月13日《組織人事報》報道：“有關領導同志近日指出，要在放手發展民營企業上做文章，……民營企業將成為主體”。由于這一新聞是迄今唯一可看到的，“有關領導同志”公開宣布，說明改革目標、極端重要，未經黨代會和全國人代大會討論通過的，又由于權威報紙報道，真實可信的，所以應被評為珍聞。筆者建議有關機構應向該報頒發30年改革珍聞大獎；4），新自由主義這個“祖宗可足法”。這完全是針對改革中那些新自由主義者而言的。新自由主義發端于美國。其要旨是公有企業私有化，建立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市場，商品和資本國際流動自由化。我國一些人在意識形態上認美國新自由主義為祖宗，把它販賣到我國來，力圖要我國去“法”。他們在我國改革進程中，鸚鵡學舌般地大肆宣傳新自由主義，以致成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派。他們中有的進入我國的智囊機構和決策機構，有的還被提拔為省部級領導人，其中一位海歸派副部長竟然說：“‘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比較》雜志，2005年第23期）。由此可見，這些人如果影響了高層決策，其后果的嚴重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但在客觀實踐上已經起到了美國和平演變我國的作用；5），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時，要不要保持民族企業的獨立自主發展？當時的時髦口號“以市場換技術”就像破滅了的肥皂泡，市場給出去了，技術沒換來。我國的最大汽車公司事實上已被外國汽車公司控制。我國的汽車品牌大部分是外國的。此外，還有一些其它行業的龍頭企業也被外資控制了。

改革的攻堅、鞏固與改良主義的興起    2002年以后的改革完全繼承和深化了以前的改革，其標志是對尚留的大型國企進行“產權改革”攻堅戰，使其從純粹國有壟斷企業轉型為公私混合型企業，而純粹國企只留極少數幾家。所謂股份公司化就是局部私有化，引進資本雇傭關系。現在這一改革已近尾聲。如果國家性質不發生變化，國家絕對控股的股份公司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而相對控股的股份公司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隨著私有制經濟占據主體地位，一些省部級領導人教導人們說：“不看比重看作用”。看什么作用？國有控股企業的控制力、影響力無疑是國家調控國民經濟的的巨大物質力量，但是它能阻止私人企業不剝削，不按資分配嗎？不可能。所以，決不能用控制力、影響力取代所有制在經濟制度中的決定性作用。所謂“不看比重看作用”是一個放棄公有制為主體的口號。

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是改革與開放的結合點。由于大型國企擁有巨額資本，要快速實現這類企業轉制就必須優先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而境內資本家盡管迅速暴富，一時還難以成為戰略性大股東。于是，他們抱怨決策者們對他們豎起了一道“玻璃門”，使他們看得見，但進不去國有壟斷企業。他們那種反對境外戰略投資者優先吃肉（例如賤價獲得股權）的情懷，還真地顯示出一些愛國主義精神。從邏輯上推斷，2002年以后可能是外資控制我國龍頭企業的最好時機。這里筆者有意加上“可能”二字是因為一時拿不出可靠數據來。究竟有多少外資企業在這一時期控制了我國龍頭企業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待考察的問題。

私有化的節節勝利終于在2007年催生出來一個《物權法》。其主要目的無疑是為了用法律手段鞏固大規模私有化的改革成果，保護先富們的生產資料，金融資產，不動產和“善意占有”的一切財產，以便讓新生資產階級吃上一顆最大的定心丸。《物權法》的法律當事人是具體的自然人和法人。然而，當我們把這些受保護的自然人和法人加總起來，進行總體考察時便可發現，《物權法》保護的是整體的私有制經濟。而當私有制經濟取得主體地位時，它就體現了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私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有人不敢公然修改憲法，卻用《物權法》架空和取代憲法規定的我國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物權法》在事實上違背了我國憲法。難怪在《物權法》將要通過時，一位新自由主義教授說：這種轉制“不是革命勝似革命”！ 《物權法》的確立再一次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經濟基礎的變動必然要引起上層建筑的變動。在資本主義經濟占據主體地位的條件下，所有忠誠的共產黨人、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就不得不憂慮我國上層建筑變質的問題。事實證明，僅僅發展生產力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僅僅發展生產力，把經濟搞上去就可以使我國無數先烈，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全國勞動人民建立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固若金湯，永不變色？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在我國30年私有化改革中，野蠻資本主義異常肆虐，兩極分化嚴重，“社會撕裂”，……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了許多尖銳問題。那個連美國都得不到公認，卻被我國珍視和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加劇了上述局面。在那個原則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口號“第一次分配講效率，第二次分配講公平”更是一個赤裸裸的野蠻資本主義口號。資本家為了效率（利潤率）可以敲骨吸髓般地剝削工人，而公平問題要由政府在第二次分配中解決。到2007年，那些原則和口號終于退休了（或許還要發揮余熱？），代之而起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新原則提出的前后，政府還出臺了勞動合同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落實醫療保險和職工退休金制度，要求企業主改善勞動環境，防止污染等等。無疑，這些原則和措施有利于抑制中外私人企業的野蠻資本主義行為，標志著改良主義的興起。改良比不改良好，文明資本主義比野蠻資本主義好。當然，文明資本主義決不是社會主義。

二，大規模私有化的嚴重后果和對30年經濟改革的總體評價

1，階級對立，兩極分化等嚴重問題    隨著公有制經濟大規模私有化和私營經濟的迅猛發展，資產階級自然產生了。“2005年的私營企業主群體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戶主數相當于那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數相當那時250萬人的18。8倍，資本額相當那時24億元的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李成瑞著：《大變化》，第3頁，中國展望出版社，2007年8月）勿庸置疑，30年改革確實產生了經濟上空前強大的一個新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據全國工商聯調查資料，到2004年，黨員變老板，老板變黨員者合計占企業主總數的33。9%，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絕無僅有的。企業主（資本家）的參政意識很強，有28.8%的私營企業主迫切“爭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1993—2006中國私營企業大型調查》）事實上，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成為全國或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有人還是勞動模范。而且，4名老板黨員是中共16大代表，其中3人列入〈〈福布斯〉〉雜志中國內地100名富豪榜名單上。（《中國青年報》2002年10月28日）；與民族資產階級相伴而生的還有官僚資產階級。他們通過權力資本化，官商勾結，以權謀私，侵吞或損害國有資產迅速暴富起來。他們的財產一般由子女、妻子、情婦、親戚或代理人經營管理。有的人因害怕追究，已將家庭成員和財產遷往境外。

截止 2002年全國公有制企業下崗工人數近5000萬。他們中的能就業者，部分城市青年和農民工主要被中外私人企業雇傭。他們的勞動時間很長，一般每天達12小時左右，很少有節假日，而工資很低，甚至低于印度工人的工資。例如“富士康事件發生后，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國金融時報先后來中國的調查顯示，富士康公司15萬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月工資不足50美元，還不到美國同類工人2小時的工資”。（ 《烏有之鄉》網，張宏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此外,他們大部分人沒有勞保、醫療等福利待遇，而工作條件十分惡劣，工傷事故頻仍。我國的煤礦事故絕大部分發生在私營小煤礦里。“中國每百萬噸煤的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倍，是俄羅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數超過世界其它各國的總和”。 “據志愿者曾飛揚的調查，作為中國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僅沖床工人發生的斷指事故至少就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當地政府部門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決定不再做工傷事故統計。不過此前對深圳800萬民工的調查顯示，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受過工傷或患過職業病，深圳有的廠家兩年就換一茬工人。為了防止傷殘工人打官司影響經濟效益和社會穩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區把外來民工正常的訴訟時間拉長達到三年以上，迫使傷殘民工因耗費不起錢財只能放棄權益，回農村了此殘生。滾滾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淚啊。”（來源同上）什么是野蠻資本主義？這就是。總之，經過30年改革，我國大部分工人由企業的主人轉變為資本家的雇工，工農大眾成為弱勢群體，居于社會低層。                                
 
隨著大規模私有化和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發生了財富和收入的嚴重兩極分化。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第3頁），前者是后者的32倍。據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指標——2007年》資料，我國2004年的基尼系數已達0.469，位列世界前茅，僅低于南非、巴西等極少數國家的基尼系數，高于全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短短30年改革造就了大量富人。“中國擁有100萬美元可支配資產的富豪多達41。5萬人。中國的百萬富豪人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英國《金融時報》2006-07-08，轉引自《參考消息》2008-07-10）事實證明，30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新生資產階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實現了。

30年私有化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還導致其他一些嚴重問題：外資吞并或控制了我國不少龍頭企業：“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中國經濟網  2006-09-02）；經濟增長遇上內需不足瓶頸：在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帶動力中，消費只占38。6%，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對GDP增長的帶動力在60%以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50%以上，有的在60%以上。生產力快速發展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矛盾將有可能觸發經濟危機；環境和資源的嚴重破壞：“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全國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圍。”（同上，《中國的危機》）如果扣除以上損失，我國綠色GDP增長率是很低的，有人甚至估計為負數；貪污腐敗現象惡化：貪污腐敗人數增加，極別提高，團伙趨勢明顯；犯罪案件增加：“1979年到2003年，每萬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同上文章）；黃、賭、毒現象泛起：例如“約2000萬少女（疑為婦女）被迫賣淫，創造的收入占GDP總量的6%，相當于一萬多億人民幣，這種肉體積累是世界歷史上除日本之外絕無僅有的現象” （同上文章）；由于“社會撕裂”，利益沖突，從2000年以來每年發生數萬起群體事件。

2，徹底否定資本主義方向的經濟改革   我國從1979到2007年，GDP增長了14倍多，年均增長9。8%， GDP在全球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這說明，近30年是我國經濟增長最快，生產力大發展，綜合國力大提高的時期；同期，大部分勞動人民雖然尚處于相對貧困化地位（所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還面臨“三難”等不少民生問題），但是收入的絕對額提高了。據此，有人一定會認為，還是搞資本主義好。例如《炎黃春秋》主編某公說：“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2008年6月《鳳凰周刊》刊登記者夏榆專訪《炎黃春秋》社長的報道）這就是說社會主義不能把經濟搞上去，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經濟搞上去，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滿意。顯然，這是一種早已被批判過的陳舊的資產階級謬論——“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1頁）對于我國30年經濟改革，筆者所持的觀點是，在承認上述成就的同時，斷然徹底否定改革的資本主義方向。這個看似矛盾的觀點最好是由遠及近地加以說明。

不錯，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條件下確實可以迅速發展，從而使大部分工人改善生活（同時也存在大量絕對貧困化人口）。例如，日本在1953-1973年期間，每年GDP平均增長9。8%，大部分人的生活有所改善；美國在1960年代借助科技革命，使經濟力量大增，大部分人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承認這些事實決不能使筆者放棄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態度和立場。行文至此，筆者建議各方人士不妨讀一下馬克思的一段科學論證：他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文中寫道：“即使實際工資……增加的情況下，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同等地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么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殘羹剩飯就愈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會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的愈多。……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同上版，第一卷，第372頁）

馬克思以上一段非常精彩、非常科學的話旨在說明：在資本主義經濟迅速增長的條件下，工人實際工資的提高是工人比較工資的下降，而資本家獲得了新增價值的絕大部分，是工人對資本家依附性的加強，是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和“社會鴻溝”的擴大。反過來說，只有在大規模消滅了剝削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增長的利益才能全部或絕大部分為勞動人民所有、所享。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把經濟高速度增長與所有制這個核心問題割裂起來加以考察，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增長的利益或成果是被哪個階級所占有。有些人一直以來在口頭上鼓吹不問姓資姓社，絕口不提生產關系，只提發展生產力，好像這一切主要是為了勞動人民，但是他們在實踐上從來都沒有忘記過生產關系，搞大規模私有化，興資滅社，直到搞出一個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新經濟結構，使新生資產階級暴富起來并居于世界前列（100萬美元以上財富的富人人數中國居全球第一位），而大部分勞動者生活雖有所改善，但是相對于富人，只不過吃到了一些“殘羹剩飯”。例如在私人企業中，工人的“工資長得比眉毛長得還慢”。這還是工人以損害身體健康為代價換來的。

改革前的30年，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經濟制度，消滅了剝削，使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奠定了我國工農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強大物質基礎。在這30年內我國的GDP平均每年增長7。.4%，位列世界前茅，這30年末，我國的經濟規模是舊中國的8倍。這些輝煌成就充分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了我國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這個制度和體制還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需要改革。如前文所表明，筆者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的。然而遺憾的是，筆者不得不向改革的精英們問一聲：為什么你們原先承諾的，并且現在還繼續把這些承諾寫在紙上的改革目標一個也沒有兌現呢？！你們承諾是以公有制為主體，而改革出來的卻是以私有制為主體；你們承諾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而改革出來的卻是以按資分派為主體；你們承諾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而改革出來的卻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順此，請允許筆者悄悄地問一聲：你們的公信力哪里去了？莫非這些承諾是開玩笑的？顯然，這種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絕對符合新生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不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改革至少在已占主體地位的私人企業里（包括外資企業），把占我國工人隊伍總數（包括農民工）絕大部分的工人從原先的主人轉變為雇傭勞動者，被套上資本的鐵鎖鏈，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這種利益和地位的階級對立的標志便是，30年經濟改革在我國制造了全球少見的、高裂度的兩極分化。對于這種違背我國憲法和黨章的資本主義方向的經濟改革，筆者只能得出一個結論：100%地否定。這里不妨套用鄧小平的一句話，“我們就失敗了”，這個結論就“不爭論”了。

三，大規模私有化引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難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稱謂是鄧小平在1982年提出的，去年已上升為旗幟。現在我國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與1982年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筆者將結合改革以來的現實情況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將幾個理論難題提出來，希望理論大師們，諸如鄭必堅、石仲泉等幫助我釋疑解惑。

1， 世界上有沒有私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寶庫里任何人都找不出這種社會主義來。我國迄今的正式文件都依然說，我國的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然而經過30年的改革，公有制為主體已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私有制為主體。所以，從不容爭辯的客觀事實出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應包括這個私有制為主體，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30年改革的總結，豈有不包括的道理。于是筆者就提出以上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并列舉了許多“冒牌社會主義”，揭穿其實質，諸如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其中除了空想社會主義（它在理論上反對私有制），其它“冒牌社會主義”的共同特點是維護私有制。請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一關鍵問題上如何和這些“冒牌社會主義”劃清界限？

有人從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出發，硬說瑞典這個高度私人壟斷資本統治的國家便是當代的私有制社會主義，可惜這些自作多情的人們卻遭到了瑞典人的無情反駁。他們斷然不接受這頂高帽子。早在1972年前瑞典社民黨主席、政府首相奧
洛夫•帕爾梅在接見記者時就說：“瑞典社會現在還不具備社會主義制度所需要的那些基本條件”（轉引自高放等編著：《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新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3頁）。私有制社會主義可以休矣！

2， 有勇氣承認我國早已產生了一個強大的新資產階級嗎？鄧小平早在1956年就盛贊過我國用和平改造的方式“既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教育了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59頁）。這句話證明了他是承認當時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到如今，這個階級不僅復活了，而且比1956年時幾十倍地強大起來了（上文統計數字證明）。然而有人硬是不承認這一客觀事實，只承認階層，不承認階級。照此說來鄧小平在1956 年時就不應當承認中國有資產階級。這種前后矛盾的說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于是筆者就繼續發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種掩蓋新生資產階級的理論嗎？另一方面，它用了階層和“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說
法，這是否在肯定這個新生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階級？

3， 我國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正式文件寫道：“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沒有變。”  真的是這個主要矛盾？真的沒有變？為了搞清楚關于我國建國后主要矛盾的表述，筆者擬簡要回顧一下歷史。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在建國后，土改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71頁）在我國即將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會議通過的決議寫道：“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12，第536頁）這個矛盾的表述是在大會開會前一個小時臨時擬定并送給毛主席的，當時他也表示了同意。可是僅僅過了兩個星期，毛主席提出懷疑。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屆三中全會期間，毛主席認為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適當的，但也沒有壞處”（同上書，第719頁），不適當在什么地方呢？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一半，所有制問題解決了，但是上層建筑問題（政治路線和思想意識形態上）還沒有解決。”（同上，第718頁）接著在10月9日閉幕會上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同上，第720頁）這一表述在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在1958年，毛主席還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第182頁）其后在1960 年代，毛主席還提出一 些眾所周知的論斷。筆者認為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科學、深邃的觀點適用于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已被他去世后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所證實。毛主席是列寧以后當之無愧的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領袖。

現在筆者就可以較容易地討論2007年正式文件關于我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表述了。這個表述和1956年八大的表述完全一樣，可是打了一個很大的時間差。八大的表述是在經濟上消滅了資產階級以后的表述，而2007年的表述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體，資產階級更加強大條件下卻用了同一的表述。基于此，筆者擬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請教于鄭必堅，石仲泉等理論大師。1，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大致相當于1949—1953年期間的結構，那么為什么我國主要矛盾的表述卻用1956年八大的表述？是否在這樣一個嚴肅問題上也要不問姓資姓社？2，這是一種既要搞資本主義，又要利用共產黨的原有政治資源的技巧嗎？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否是一種使中國退回到1953年以前的理論？4，大力發展生產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上，請問，這個規律也能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追逐的是利潤，而不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求。其基本經濟規律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揭示的，造成嚴重兩極分化的資本積累規律。所以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勞動人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便與生產力的擴張發生矛盾，造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我國由于私有制經濟已占主體地位，兩極分化嚴重，經濟增長遇到了內需不足的很大制約。請問大師們，我國經濟增長的態勢是內需不足還是生產不足？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否是一種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沒有根本利益對抗的理論？所以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主要矛盾已不存在，只留下發展經濟這個中心了？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否暗含一種補資本主義課的設想？若如此，請明示。筆者愿意參加辯論 ，認為我國早已勝利度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根本不需要補課，認為補課論是一種遮羞布，迄今還沒有人敢于公開站出來抖弄它。

4，“以人為本”到底是以什么人為本？民本思想在我國古代早已產生。“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盡心章句下》）唐太宗李世民的宰相馬周說：“臨天下者，以人為本”（《舊唐書》，卷74，《馬周傳》）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一種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理，當然也有一定借鑒意義。毛主席在讀24史時就盛贊過馬周的才德。在1949年以前，即使“民”再怎么“貴”，也還是被統治階級（解放區除外）。我國勞動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奪得了政權，上升為統治階級，成為國家主人。共產黨執政為民，理所當然，首先是為了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以人為本”的口號，其意義可能是糾正單純追求GDP，見物不見人的片面性，強調改善民生。這是應當肯定的。然而筆者還是要在勞資關系方面進一步討論“以人為本”。30年改革下來，工農大眾已淪落到社會最低層。現在幾千萬，或許上億工人（包括農民工）都在為中外資本家打工，因此，不論誰，再怎么努力倡導“以人為本”，雇工還是雇工，其地位不變。難道“以人為本”就是讓工人當資本家的雇工？反觀資本家們，其財產受到物權法保護，剝削行為和收入也受到法律保護，加之私有制經濟已占主體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不以資本家為本恐怕是難以辦到的。于是合乎邏輯的一個問題是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以人為本”究竟是以雇工為本呢還是以資本家為本呢？若以雇工為本，如何體現？是否繼續讓他們當雇工？

5， 和諧論在勞資關系方面是否是一種階級合作理論？ 和諧論在調節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中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在根本利益對立的勞資方面，什么是和諧？怎樣講和諧？其限度是否是勞工在接受資本主宰的條件下搞階級合作，階級調和？就筆者所知，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文獻都不講階級和階級分析。這也許就是突破“教條主義”的創新？所以筆者發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種不講階級，不講階級分析的的理論？經過30年改革，中國是否已邁入了無階級、和諧的大同世界？

6，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指明了什么方向？ 筆者認為，弄清楚以上幾個問題自然也就弄清楚了這個問題，此處不必多言。石仲泉大師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既然指當代中國的創新理論，那么作為基礎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就不包括在內”（石仲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什么不包括毛澤東思想？》，人民網首頁，中國共產黨新聞專欄，2007-03-13，來源《河南日報》）其實，豈止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離當代更遠，也當然屬于基礎理論，不包括在內。這種劃斷關系的寓意特別重大，幾乎可以看作一種宣言。其實，筆者認為，劃斷關系倒是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哪里有這些創新的理論和思想？諸如三個有利于，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三個代表，大批量吸收現職資本家入黨等等。我國勞動大眾即使不從事理論工作，也能從實際生活中深刻認識這個創新理論。

末了，筆者還想強調一點，這就是全國人民一定要警惕顏色革命。眾所周知，制定并參與蘇聯休克療法的美國“教授”薩克斯對我國的改革路徑早就明確說過：“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只是轉軌的一部分。”（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白鯊在線，2004-02-09）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內的民族分裂分子，民運分子，法輪功分子正在蠢蠢欲動。我國官僚資產階級中的買辦分子，由于害怕獲取巨額非法財產的罪行受到懲處，最希望變天。他們以所謂憲政改革為中心，以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平等、人權、博愛等價值觀啟蒙為先導的活動正在展開。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僅現存的社會主義成分被消滅殆盡，而且國土也被分解，我國將淪為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以，一切愛國者都要提高警惕，防止顏色革命。（2008-07-29完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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