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科研改革政策造成科研成果90%無實際價值　　

中國的老科技富礦，很值得中國政府深挖潛能，借鑒經驗，完善老科技富礦的作用與功能。全國政協常委張濤指出：“每年國家統計的數萬項科研成果中，有90%以上無實際價值，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率不到10%”。　　

而真正可以讓“科研成果中90%以上有實際價值”的中國離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卻離真正“干事創業”發揮作用，尚還缺乏政府政策上的暢通渠道。　　

例如：申請創新活動的政府專項“創新基金”，門檻太高，或者說，“創新基金”從中國科研分配政策設計本身，就已經把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排斥在外。　　

比如中國科研分配政策規定，“創新基金”只針對中小企業提供實質幫助，基金資金規模小、不穩定，已經不能夠滿足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需要，僅有14%的入選率，更何況老科技工作者，可見項目的淘汰率之高，并且落實到每一個項目的資助額也很低。　　

目前在科技項目申請的數量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創新基金”的計劃額度，卻呈逐年下降趨勢，筆者初步統計，自1999年，“創新基金”計劃額是10億元，到了1999至2001年，實際每年資助額僅為8億元左右，但是從2002年，“創新基金”的年度計劃額，又突降到了1億元，現在大約是5個億的規模左右。如此小的“創新基金”規模，如何能擔當起推動創新中國的歷史責任？更何況“創新基金”，根本就不對個人，更不針對已經退了休的老科技工作者。　　

所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 [2005]9號文件，轉發中組部、中國科協等8部門“關于進一步發揮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作用的意見”出臺。實質上對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而言，僅僅是一紙空文，沒有有效的“科技創新基金”做基礎平臺，是較難真正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 [2005]9號文件的政策精神的。　　

筆者以為，中國政府可否重新調整“創新基金”的政策分配設計，讓有限的科技“創新基金”，真正花在刀刃上，花在能真正搞出“科技創新”成果上，花在真正具備創新條件的，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身上，這樣的“科技創新基金”，定能起到，四兩拔千斤的積極放大作用。　　

中國的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呼喚“創新基金”的雨露，創新國家，創新城市更需要，為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搭建創新平臺，盡管基金規模過小。但這些年來，中央財政累計投入“創新基金”約達45億之多，但實際效果上，并沒有達到建立之初所設定的，每年投入10個億至13個億的規模。這個數量對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來說，實在是太小，現在的“創新基金”，似乎是以撒胡椒面方式撒下去的，而不能夠有重點的投入，所以最后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1992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為此修改了“合資企業法”，允許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長。在中美市場準入談判中，中國政府承諾將大幅度降低關稅及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場準入條件的放寬，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熱潮，西方跨國公司對華投資速度明顯加快，1992至199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增長了3倍多。 　　

在這一時期，中方堅持在合資企業中的控股地位，力圖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日資在西方國家的對華投資中比重最大，投資的領域最廣，但日資企業限制技術轉讓的意圖十分明顯；而美資企業由于“技術創新”能力強，技術轉讓相對積極。　　

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對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1997年10月以來，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開始下滑，由于中國制造業的開放程度已經較高，外資對低技術制造業的投資出現下降趨勢。1999年外商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從1994至1995年的20%的高水平，下降至10％的低點，此后幾年一直如此。　　

截至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向是，工業占59.6％，房地產公用事業占24.4%，農、林、牧、漁業僅占1.8%，交通運輸及科研、技術服務業合計僅為2.8%。在對第二產業的投資中，加工工業又占較大比重；這類企業大多是港臺的中小資本，在各種優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國內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能源和原材料，其中不少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一帶從事原料藥、化工和塑膠制品的生產，對環境的污染十分嚴重。但這類中小型加工企業，主要是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較少爭奪國內市場。　　

日本和歐美的跨國公司，則主要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它們大量投資機電、日用化工、輕紡等高利潤的傳統行業，產品銷售額在國內市場上的比重增長迅猛。電子及通訊設備類的外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已處于絕對優勢地位。　　

事實證明，1992年中國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其實并未獲得成功。外商大企業力圖通過大規模投資，取得在新興產業和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并依靠巨額資金和技術投入形成競爭優勢，對中國本國工業筑起了難以克服的產業進入障礙。　　

目前，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外資控股和獨資企業數目迅速上升，獨資和控股經營，已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技術密集型的新興工業領域，外商獨資的比例越來越高，超過1億美元的大型投資項目的數量增加較多。從2001年開始，外資企業加快了向中國轉移制造業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的制造業，大多處于價值鏈的低端，中方參與生產的只是價值鏈中技術含量低、適合大規模組裝的部份，這種移植的制造業，完全受制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的基礎十分脆弱，很難孕育出現代化的中國產業。 　　

在中國以合資方式引進的技術中，屬于硬件技術的成套設備進口占了絕大部份，技術許可和技術咨詢服務等軟件技術，引進的合同數量和金額很小，所占比例不超過20％，反映出中國企業普遍存在技術依賴心理，這樣掌握著核心技術的跨國公司，就很容易將合資企業，改造成它們的最終產品裝配線。　　

由于引資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預下進行，政府和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在引資中就表現為重表面而輕實質，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嚴重不足。中國用于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資金，只占技術引進資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韓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資金，三倍于技術引進的資金。對于許多地方政府來說，引進外資的目標日益模糊，甚至引資本身成了目的，從而造成為開放而開放、為引資而引資的被動局面。　　

中國不少企業未能通過合資消化、吸收先進技術，無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開發能力，即便是在員工素質、信息等基礎條件最好的上海也不例外。外資方采取的一系列技術保護措施，與上述國內因素相互作用，在遏制中國產業技術進步的同時，完成了對中國的技術控制。因此“技術換市場”，僅僅是幻想而已。最終的自主“技術創新”，還應依靠自已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　　

據統計，中國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的數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這十年間，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卻排在了第120位之后。而每年國家統計的數萬項科研“成果”中，“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無實際價值”，這就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　　

    這種重量、輕質、資金分配不講實效的浮躁風、是科技泡沫形成的主因，大多數科學家看得很清楚，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的科技界，是以量為核心的評價體系造成的。而這種體系的致命缺陷是，違背了科技成果的創造而產生的科學規律。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佳洱說：“一個人一輩子能做成一兩件了不起的事就很不容易了”。“科技創新”重在質量，不能盲目追求論文數量。攀比數量統計的做法，不僅使科技人員，忽視對重大科學技術目標的追求，還容易引發學風的浮躁。全國政協常委張濤說：“由于科研活動遠離經濟與社會實際以及立項和評估中的問題，出現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導致我國在國際科技總體實力競爭中長期處于弱勢”。　　

    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馮培恩說：“我國不少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人才評價中，只看重科研成果數量，而不注重其質量和科學意義，導致科研人員急功近利，為獲獎和晉升而搞短、平、快，成果得不到轉化，甚至還催生種種學術不端行為”。　　

    中國錯誤的評價機制，使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國家巨額的“創新基金”與科研經費、科技人員的大量精力和寶貴年華，卻制造出一大堆無用的垃圾。不僅如此，被敗壞了的學術風氣、科技環境，又豈是短時間內，能扭轉得過來的。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掰腕，屢屢失分,其核心在于，我們缺乏充分的知識產權儲備，和必要的“技術創新”能力。中國坐上全球貿易總額第三的顯赫位置，幾乎讓所有中國企業，獲得了覽眾山而小天下的情感滿足,但貿易大國，并不等于貿易強國。8億件襯衫才抵一架空客380，一臺DVD只能換回一把洋蔥,這些充滿調侃性的比方，如萬箭穿國人的心。 　　

數量似乎總是我們的優勢。2006年，中國專利和商標申請量加在一起，總共超過100萬件，創造了全球知識產權申請量歷史之最。但是，那些堆積成山的專利中，企業所申報的核心技術卻少得可憐。對比可知，中國企業專利比例中的發明專利，僅占24.38%，但國外在中國申請的專利中，發明專利比高達85.60%。事實上只有發明專利，才能夠體現出一個機構創新能力的高低。不僅如此，從發明專利集中的領域來看，中國企業申請專利數量集中在中藥、飲料、食品等低端產業領域，而國外的專利申請，則集中在無線電傳輸、移動通訊、電視系統等高科技地帶。　　

中國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由于國內大型企業已有一定的研發體系，因此，99%沒有申請專利的企業中，絕大部分應該是國內中小型企業。　　

而美國小企業管理局作過一項統計，美國每年70%的新技術，是由中小型企業創造的，小型企業的人均創新發明，是大企業的2倍，在“技術創新”體系中，中小型企業是原始創新的主體和源泉。99%這個難堪的數字，再一次暴露出我們的短板所在。 　　

知識產權缺失的背后，是研發意識的淡薄和基本實力的羸弱。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研究與試驗經費，僅僅占企業銷售收入的0.56%，同時，大中型工業企業所擁有的技術開發機構，正呈現出逐年萎縮的趨勢。知識產權尤其是發明專利的短缺，驅動著中國企業走入了兩條充滿風險的岔道，要么非法使用國外技術或者跟蹤模仿，而一旦東窗事發，就會被跨國公司推上被告席，要么以“市場換技術”，但最終只能處在全球貿易鏈的底端，并淪為跨國公司的血汗加工廠而已。　　

中華振興，科教先行。但我們的科技體制、教育體制，卻嚴重制約著科技教育的健康發展。再不從體制改革入手解決這些問題，它肯定要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如果先行官成了絆馬索、加速器成了墜腳石，我們將何以面對子孫后代、何以面對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高校，雖然每年取得6000項至8000項科技成果，但實現成果轉化與產業化的還不到10%。作為政協委員，國家建言獻策的決策者、專家和學者，有義務堅持客觀理性、不偏不倚的文字表達態度。　　

“科研成果90%無實際價值”結論根源是：有關部門在有限的“創新基金”分配上，出了太大的問題，中國的財政將大筆資金投放毫無實際工程經驗的高校，必然會形成90%的漏洞，因錢未能花在刀刃上。　　

假若在“創新基金”分配上，大力傾斜于退休的老專業工程技術人員，則有充分理由相信，“科研成果的90%以上，都將會有實際的應用價值”。　　

中國的“創新基金”數量有限，但是對社會資源的引導性效果可以無限，它可以帶動地方政府、風險投資和企業，或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個人研究開發的投入，因為按照現在的“創新基金”配套要求，政府建立相應的專項資金，形成了資源集成的態勢。　　

中國的“創新基金”對科技型中小型企業提高競爭力，可起到一定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路徑，它還必須和其他力量相結合，即把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個人的研究開發納入中國的“創新基金”的支持對象，這樣的“創新基金”支持的效果，必然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能顯著發揮“創新基金”的積極作用。　　

中國的老科技工作者，期盼中國政府和社會，為退休老專業技術人員，搭建科技創新的服務平臺。老專業技術人員，有了這個創新服務平臺，也才能夠真正的理解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為什么要專門發出 [2005]9號文件的實質性精神，有了這個創新服務平臺，中國政府，也就真正的將建立“老科技工作者創新基金”的積極建議，盡快的落到實處。　　

國際公認的理想科技結構是1：3：6， 而做為中國改革第三極的天津市為例，高級科技人才的缺口較大。重視和開發老科協的科技人才庫，是緩解當前高級人才緊缺矛盾的一個重要途徑。　　

在天津市，一邊，有約近數萬名懷揣熱情與高技能的老科技工作者，被束之高閣，而另一邊，又有不少用人單位，天天都在抱怨人才難得，天津市政府這幾年花大價錢，高價引進海歸中的博士、博士后，但不知是否曾經思索過，結果成效到底如何？當然，這只有主管部門最清楚，但有一點至關重要，真正搞“科技創新”或“科技攻關”的人才，并非皆是具備出國，獲得什么博士、博士后就一定能夠奏效的，這里，一方面需要基本的學歷，而另一方面，更需要具備條件創新的老科技人才，具備有幾十年的失敗與成功的寶貴經驗，需要有多年所交納的學費包含在內，為何稱失敗乃成功之母，道理就在其中。中國的科技改革者“捧著金碗討飯吃”一討就是三十年，至今尚未醒悟，這決不應是中國的科技改革者“干事創業”、“科學發展”的價值取向。　　

老科技工作者就是中國的金碗，他們才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金礦。而花大價錢引進的海歸中的博士、博士后，在搞科技創新或科技攻關方面，若與中國的退休老科技工作者相比，估量是遠遠遜色于從事科研一線多年，退休老科技工作者實力的，當然，筆者并非反對引進高層次人才，但引進高層次人才的同時，決不可低估或冷落了老科技工作者，對老科技工作者而言，理應愈老愈值錢，而在中國，似乎這種理念早己忽略，或恰恰相反，中國的這種人才管理機制，及人才使用信息的極不對稱，是嚴重制約著中國的“有效創新”發展，它也是“干事創業”的一大障礙。　　

因此，強烈呼吁中國政府，盡早在中國的老科技工作者協會，落實開設“老科技工作者創新基金”的建議，使之成為，中國的老科技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干事創業”、“有效創新”的主渠道。成為中國的“干事創業”、“有效創新”的一支主力軍。　　

為充分發揮這支素質高、業務熟、經驗豐富的老科技隊伍的優勢，天津市較早成立了“老科技工作者協會”，老副市長陸煥生連續擔任了第三屆“老科技工作者協會”的會長，市政府雖安排了辦公場所，并劃撥了少量的活動經費。但長期以來，“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圍繞天津市的中心工作，曾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發揮了老科技人員的余熱，也服務了社會，但真正距胡主席，溫總理對天津市的要求，相差實在太懸殊，距天津市政府“干事創業”差距較大，充分發揮，充分調動，充分利用天津市“老科技工作者協會”的“科技創新”或“有效創新”的巨大潛能作用，是老科技工作者或政府的眾望所歸。　　

振興中國，惟在人才。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中國在新世紀前，建設并力爭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性任務，人才問題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人才問題既有人才的教育和培養，也有人才的合理使用，其中包括充分發揮離退休老科技人員，特別是老專家的作用。將這支隊伍有效組織起來，充分挖掘他們的“科研創新巨大潛能”，將其作為中國實施“干事創業”戰略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為其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創新平臺，這是當前中國政府的一項刻不容緩的重中之重任務之一。　　

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才資源存量雄厚，專業分布類全、面廣。新中國成立后，即20世紀50、60、70、乃至部分80年代，國家培養的大中專畢業生，現已全部或部分進入了離退休的行列。從職稱結構、所在行業、發展趨勢、綜合素質、年齡結構、身體狀況和意愿等，都占有一定的優勢。    　　

從職稱結構分折，中國的離退休具有高級技術職稱的，具有中級技術職稱的，具有初級技術職稱的，約有數拾萬人,以上數據顯示，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在人才密集的大專院校、科研單位，人才存量資源，特別是高級人才存量資源，可能較更為豐厚一些。    　　

從所在行業分折，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行業涉及農業、機電工程、文化、教育、衛生、科研、建筑、交通、電子、信息、金融等各個領域。呈現門類齊全、分布面廣的行業優勢。　　

從發展趨勢分折，中國的接近退休年齡的男55歲、女50歲以上的科技人員居多，這就使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才隊伍，還將以每年約近數萬人的速度遞增，這都是中國巨大的潛在人才資源。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是特殊智力群體，具有再開發的條件與潛能。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特別是老專家，既是老齡中較高的智力群體，又是科技領域中的資深群體，其特殊智力和低老齡、身體較好等特點，使他們具備了再開發的條件和巨大的潛能。　　

從綜合素質分折，他們在職時，大多是專業技術骨干、學科帶頭人或領導管理人才，學識淵博，閱歷深厚，經驗豐富，踏實敬業，職業道德優良，身體健康或基本健康，且很多是經改革開放后，出國進修或專門培養，其知識的積累和技能的運用，都處于人生最成熟的階段，時代感、責任感和使命感都很強，具有繼續體現自我價值、再做貢獻的強烈愿望和奉獻精神，是一支具有較高專業技術水平、較高科技領導或管理才能的特殊智力群體。　　

從年齡結構分折，受企事業單位深化改革、科研單位改制和減員增效等因素影響，一批不到60歲、甚至不到50歲的科技人員被原事業單位轉制，統一被“一刀切”了下來，辦理了內部退養或病退，如天津市津政發[2000]25號文，就直接導致天津市的72個科研院所中的，一大批50歲左右的高級人才，過早的退了下來，這其中正高的就有33人，副高的有數百人，這就使天津市的離退休科技人員隊伍，呈現出非常年輕化的趨勢。　　

從身體狀況和意愿分折，據初步調查統計，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身體健康或比較健康的，占多數，有參加活動再作貢獻愿望的，占90%以上。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完全具備再開發的條件，尤其是65歲以下的低老齡高級科技人才，絕大多數精力比較充沛，具備條件再開發創新的有利條件更多。　　

中國的的經濟社會與發展，迫切需要中國的離退休老科技人員再作貢獻。中國的改革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隨著中國經濟國際化和對外開放在更深層面的展開，國內外人才競爭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人才資源，特別是老科技人才資源，絕不容樂觀，中國的的老科技人才，遠遠不能滿足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開發利用這些非常寶貴的人才資源金礦，不僅可以增加中國的人才總量，提高中國的人才密度，緩解中國的科技人才供需突出矛盾，還具有科研項目上的連續性、科技遠景目標上的開拓性，以及新老交替的互補性。　　

中國的“老科技工作者協會”，搭建“干事創業”、“科技創新”或“有效創新”的平臺，盡快建立“老科技工作者創新基金”，可以充分挖掘和發揮他們的作用，不僅有利于避免中國的人才資源浪費，也是一項投資少、見效快，即利國、又利民的一項重大舉措。有了“老科技工作者創新基金”，這批人用此項“創新基金”中的每一文錢，他們都會精打細算，會象居家過日子一樣，珍惜納稅人的每一元錢，“創新基金”用在這批人身上，用一個字來形容，那就是“值”。　　

發揮中國離退休老科技人員的作用，有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面臨的新課題，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是在經濟還不發達的20世紀末，已迎來了人口老齡化。　　

據專家預測，在今后50年內，我國老年人口年增長率，將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遞增，大大超過總人口1.68%的增長速度。  　　

我國老年人口，2010年將達到1.63億,占總人口的12.1%；2020年,將達到2.23億,占總人口的15.66%；到2050年，將達到4.39億,占總人口的約1/4。　　

天津市是繼北京、上海、和江蘇、浙江之后，進入老年型的省份。有專家計算，現在的高級人才，國家曾投資培養了20多年，但畢業后只工作20至30多年，60歲退休后，國家要再養20多年，而實際上，他們還可以再工作10至15年，這段時間，又是他們最成熟、最有經驗的“金秋時期”。　　

因此，大力倡導“積極養老”的新觀念，沖破“封閉養老 ”舊模式，通過離退休老科技人才資源的二次開發，讓他們再做貢獻的過程中，充實他們的精神生活，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以老有所為，補充老有所養，減輕老有所醫，促進老有所學，增添老有所樂，既可以為國家和社會創造財富，又可以提高離退休老科技人員的自我保障能力，既有利于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維護社會穩定，又有利于貫徹落實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和建設健康有序、充滿生機和諧的社會，這是一件多么令人鼓舞，又是一件一舉多得的大好事情。　　

在西方發達國家，倡導生產性老齡化做法，為我們提供了有益借鑒。面對世界性老齡化的挑戰，西方一些國家，倡導了生產性老齡化，包括適當延長退休年齡，和發揮退休人員余熱等形式，通過老年人就業和再就業，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防止了老年人退休過早，其收入與在職人員拉大，導致的貧困化。　　

西方國家，他們的具體做法是：一是適當延長退休年齡，鼓勵推遲實際退休年齡。目前西方大多數國家，男性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女性是60歲，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將在今后幾年內，將把男性退休年齡提高到67歲。同時他們還改變過去，鼓勵老年職工提前退休的做法，鼓勵老年人推遲實際退休年齡。　　

在英國人的口頭禪中，50歲創業才剛剛開始，德國一家公司的廣告詞是：“55歲太老了？我們連65歲的人都雇呢”，這些均彰顯西方國家，在老年人就業問題上，思想的解放與觀念更新的轉變。　　

二是重視退休人員使用價值，對老年人“余熱”進行再開發。據美國勞工部統計，在1994年至2004年間，美國65歲至69歲年齡段的老年男性，就業率從27%上升到33％，女性就業率，也從18%上升至25%。　　

在歐洲，大約有21%的老年人從事志愿者工作，他們一個月大約會提供21個小時的服務。　　

在澳大利亞西部，大約有25%的老年人在做志愿者工作或社區工作。　　

在中國，目前雖很難做到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以滿足老年科技人員為社會做貢獻的愿望。但通過進一步發揮廣大離退休老科技人員的作用，按照天津市政府引導支持，市場主導配置，單位按需聘請，個人自愿量力的原則，鼓勵健康的離退休科技人員，發揮優勢和專長，從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實際就等于，其為社會再做貢獻的年齡延長了，而且延長到只要他本人愿意，身體健康，社會需求，就可以長期的干下去，這應該是科技發展、人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預期壽命延長的必然結果。　　

天津市企業一線呈現人才荒，天津市企業“呈現技術人才荒”，己成為企業“自主創新”最大的障礙，隨著“自主創新”成為十一五規劃的著力點，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把企業擺到了“自主創新”主體的位置上。然而，在天津市的一些企業調研卻發現，由于中國企業技術人員，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社會上，年輕人發展不如去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賺錢不如去跨國公司的思想十分普遍，急需人才招不來、留不住，成為困擾中國企業，真正成為“自主創新”主體的最大障礙。 　　

    企業技術人員在崗、退休待遇“雙低”，當前，人才問題已經超過經費問題，而成為中國企業“自主創新”最薄弱的瓶頸。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２００３年，全國研究生畢業人數超過１１萬人，是１９９５年的３．４８倍，２００３年全國畢業的工學研究生，數量超過４萬人大關，其中工科博士畢業生也達到萬人，然而中國２７００多家大型企業集團中，從事技術開發的，具有博士學位的研究開發人員，僅有３０００多人。僅占工科博士畢業生的不足1/3。　　

    沒有一流的科技人員在生產一線，就不可能創造出一流的技術和產品。人才荒已經成為國內企業“自主創新”的最大障礙，現已經到了提高國內企業科技人員待遇，和創造科技人員流向企業、扎根企業社會環境的非常時刻了。 　　

    中國７０％左右的科技人員在企業工作，但他們的工作環境、待遇和榮譽都與他們的付出極不相稱。目前中國的用人機制，在薪酬方面向社會傳遞的信號是，科學家的工資遠遠高于工程師。有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科學家群體的年平均收入，大約是國內企業工程師年平均收入的４倍以上，同時，企業工程技術人員退休后的工資待遇，更是遠遠低于大專院校、事業科研院所，科技人員的退休工資2至3倍。此外，國內企業工程技術人員的待遇，也遠遠不如跨國公司工程技術人員的待遇高。 　　

    條件苦、聲望低　企業科技人員成長性差，對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反映而言，他們不僅待遇不如大專院校和事業科研院所，以及跨國公司的工程技術人員，而且工作環境、社會地位和聲望以及發展前景，也遠不如大專院校和事業科研院所的同行們，明顯處于弱勢地位，成長性嚴重的不足。 　　

    在工作環境方面，中國大多數企業中，研究開發與設計能力相對薄弱，絕大多數企業只搞生產不搞研發。企業設備落后，工藝粗糙，工作環境較差，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導致企業科技人員沒有用武之地，失去科技人員生存的空間。 　　

    在社會聲望和地位方面，中國科協舉行的一次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顯示，中國公眾認為科學家職業聲望高的占４６．９％，認為工程師職業聲望高的僅為１５．４％。大專院校和事業科研院所里的科技工作者職稱、頭銜多得令人眼花繚亂，像教授、博導、院士、首席科學家等……，而企業工程師無論對國家有多大貢獻，創造多少財富，卻永遠只能相當于副教授、副研究員級別。近些年，一些部門和地方搞“教授級”、“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使“科學家本位”現象在中國愈演愈烈。 　　

    在激勵機制方面，國家對高等院校和事業科研院所，高級人才的鼓勵性政策很多，例如青年科學家、杰出青年基金、長江學者計劃、百人計劃、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等，而針對企業技術帶頭人的鼓勵性政策措施卻很少。 　　

    在職稱方面，國家對科技人員的評價指標傾向于科學家。重點大學和事業科研院所，擁有自主評審的權力，而企業技術人員，則必須參加社會性的高級職稱評審。國家對科技人員的評價，往往注重成果、著作、論文、獲獎等，而忽視了其中到底有多少項目，實現了產業化、給國家經濟究竟帶來了什么效益。 　　

    企業科技人員“成長性”不足的問題，如在中國工程院，若不考慮原工業部門改制的公司，６６３名院士中，企業院士僅占十幾位，而２００２年美國工程院２３６０位院士中，企業院士占了近一半。與美國相比，中國院士中，有學問的人很多，但有真正業績的人卻很少。 　　

    企業面臨“技術人才荒” ，在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的隨機調查結果表明，８０％以上的工科學生，理想的就業單位是，大專院校、事業科研院所和跨國公司，希望去國內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學生，寥寥無幾。有些學生為了能進跨國公司，甚至不惜學非所用。 　　

    在天津舉辦的多場招聘會上可以見到，大專院校、事業科研院所和跨國公司的招聘展位前總是水泄不通，為了能夠遞上一份簡歷，學生們你擁我擠，而在一些國內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展位前“門可羅雀”，兩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談到為什么不選擇國內企業時，天津大學學生直言：“到國內企業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從事科技工作，個人發展前途遠不如大專院校和事業科研院所，工作環境和收入也遠不如一些大專院校、事業科研院所和跨國公司，自然也就沒有什么吸引力了”。幾乎大多數同學如出一轍，“成長性不強”和收入低，成為學生不愿選擇到企業從事工程技術的最主要原因。 　　

    一邊是人才不愿意流向國內的企業，一方面是國內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面臨“科技人才荒”。企業已經連續多年沒有招聘到合適的工程技術人員了，企業面臨工程技術人員斷層的危險。企業“自主創新”最終靠得還是科技人員，但現在國內企業在科技人員工資待遇、發展前途都處于明顯劣勢，工程技術人才不愿意到國內企業來。 　　

    工程技術人員落地難，扎根更難。許多工程技術人員即使在當時選擇了國內企業，但是許多一旦羽翼豐滿了以后，就選擇另攀高枝了，企業僅有的商業秘密、專有技術被科技人員跳槽的事件時有發生，企業的商業秘密從員工渠道泄露的，占商業秘密收案的８０％，其中員工跳槽是重要原因。 　　

    目前６萬多家跨國企業，控制著世界技術轉移的９０％。美國的一流科技人員，大多數在企業搞發明創造，占據產業技術制高點；而中國的一流科技人員，大多數忙于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發表著作和論文，產業關鍵技術卻處處受制于人。 　　

    改變工程師的弱勢地位　為企業“自主創新”創造條件 ，國內企業要想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必須建立一套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勵人才的機制。中國要扭轉企業“自主創新”不足的現狀，關鍵在于改變企業工程技術人員的弱勢地位。改變企業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的待遇，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企業、國家和社會密切合作和互動。 　　

    要把握和遵循市場經濟的技術發展規律，打破重實驗室技術，輕產業技術的技術發展格局。技術突破的主要載體是企業工程技術專家，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中國的科技管理，應該實現從以科研院所和高校為主體，向企業，向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的戰略轉變，技術發展重點，應該從科研院所和高校向企業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轉移。 　　

    要改變企業技術人員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的待遇和地位，創造科技人員流向企業、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業的經濟社會環境。缺少一流科技人員的企業，不會有一流的產品和技術。要尊重企業科技人員的勞動，應該大力提高企業工程師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的待遇，讓有能力、有貢獻的工程師也富起來。企業機制只有以人為本、按照價值法則運作，才能形成活力源。同時，要給企業科技人員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以應有的社會地位，全社會要像尊重專家教授那樣，尊重企業的科技人員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建議人大、政協、科技等機構，應該大力吸收企業工程技術專家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讓他們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 　　

    應對國家現行科技政策、計劃、法規、獎勵和科技人員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評價標準等進行修改。國家科技政策應突出企業工程師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的主體地位，從根本上改變產業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技術發展規劃應以產業技術為核心和重點，形成以企業家和工程師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為主體，吸收一定數量科學家參加的技術決策咨詢機制。科技人員評價標準，也要改變過去一直向科學家傾斜的政策，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也要以業績為主，向企業工程師或退休老工程技術人員傾斜。 　　

天津市乃至中國的上述現狀，為老科技工作者協會，提供了拾遺補缺的良好契機，加大國家對退休的老科技工作者，“自主創新”的資金扶持力度，創建“老科技工作者創新基金”，形成企業工程師或老科技工作者研究技術，大學和科研院所研究科學的基本格局。　　

目前，國家財政科技經費主要還是投向科研單位、高等院校，企業獲得的占當年財政科技經費總額比例很小，沒有體現出對“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的重點支持。政府財政科技撥款中，投向企業的經費所占比重，和企業研究開發經費中，來自政府資金所占比重，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呼吁中國政府，把“老科技工作者”支持企業研發，作為科技工作的重點，大力促進企業技術中心發展。　　

因此，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科技撥款，應加大對“老科技工作者”自主創新的投入，把突破產業技術瓶頸，與培育企業技術中心，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以企業的“老科技工作者”為龍頭，核心的產、技、科與老科協的技術和科學，共同發展的道路。　　

徹底結束三十年科研改革失敗的分配政策，徹底結束右派精英所造成的“科研成果90%無實際價值”的禍國尷尬局面。是深化改革政策必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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