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體制危及“天下糧倉”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李賓

2008年，是中國的夏糧實現豐收的一年。然而，在這個豐收年里，不少國有性質的儲備糧庫卻收購不上來糧食，這直接威脅到下一年的糧食儲備安全以及國家對糧食價格的掌控。
記者調查發現，導致國庫收糧難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家規定的用于防備“谷賤傷農”的糧庫“托市價格”低于目前市場價格，農民不愿賣糧。在基層糧庫束手無策之時，外資乘虛而入。
一些國有性質糧庫為了完成儲糧任務、獲取國家的各項補貼收入，不得不暗中提高收購價。而另一些“膽子小”的國有性質糧庫只能自籌資金，按市場價收購商品糧，日后再想辦法還貸。
在這些扭曲的糧食收購行為背后，凸現的是中國糧食價格體制改革道路的艱難坎坷。

新聞視界
中國糧食體制改革造成縣級糧庫經營困境
外資糧商乘虛而入 基層糧庫被迫“打工”
和中儲糧庫、國儲糧庫面臨收糧難的局面不同，縣級糧庫面臨的是生死存亡問題。
河北省南皮縣糧食局就是一個典型樣板。這個糧食局坐落在縣城中心一座不起眼的四層樓里，看起來年代已經相當久遠，粉紅色的外墻涂料經過多年雨水沖刷變得深淺不均，樓房被眾多的燒烤小吃攤和等活兒的出租車包圍著。
6月28日上午，剛剛參加完縣糧食局會議的邵文新顯得有些憂慮，作為南皮縣糧食局的副局長，他正在為縣里的國有糧庫擔心，“前年按照最低收購價收購的2000多萬斤糧食都已經賣掉了，今年如果收不上來，基層就掌握不了糧源。”
位于河北省滄州市中南部的南皮縣，擁有耕地面積71萬畝，總人口35.7萬人。據其縣政府的網站上音頻介紹，這里是河北省的優質小麥生產基地。但讓邵文新擔心的是，縣糧庫生存困難，縣級的糧食儲備幾乎沒有。
“按我縣人口和糧食經營者的現狀，政府應保證2000萬斤的糧食儲備，由社會經營者保證1000萬斤的糧食儲備。”他在一份自己剛剛完成的名為《完善縣級糧食安全的對策》的報告里寫到。“我們要防范和消除影響糧食安全的隱患，筑起糧食安全的屏障，未雨綢繆，應從完善縣級糧食儲備、依法管理糧食和構建新的糧食購銷體系入手，抓好縣級糧食安全。”
經過近年來的改制，南皮縣僅剩下一家國有糧庫承擔“托市”任務，如今這家糧庫已經經營困難。
正如邵文新所說，現在糧食企業到了最萎縮、最困難的時候。和邵文新的觀點類似，河北深州糧庫的負責人更加直截了當，“經營困難的情況再持續下去，基層糧庫、糧站只有死路一條。”
被拋棄的縣級糧庫
幾年前國家取消農業稅，農民們沒有了“交公糧”的義務。縣級糧庫的“惡夢”也由此開始了。
記者了解到，中國糧食流通體制經過多年來的改革，已經基本實現購銷市場化，民營的糧食購銷企業和個人在基層得到迅速發展。而農民們似乎“變懶了”，他們往往是等著經紀人上門收購自家的糧食，資金雄厚者則成為大型的糧商，在農民與糧庫、糧食加工企業之間充當溝通者角色。
南皮縣木橋村的李東貴（化名）就是較早從事基層糧食購銷的商人，他在木橋村邊開辦的糧食收購點已經有近10年的歷史。6月30日，當地下著小雨，記者看到不時有農民來這里打聽糧價。李東貴說他分別按照0.81元/斤的價格收購周圍村民交來的小麥，然后再賣給滄州的國儲庫或者面粉加工廠，“國儲庫的資金充裕，而面粉廠沒有太嚴格的等級要求，只要每斤有幾厘的利潤就可以做。”
當縣級糧庫和國家儲備庫、糧食加工企業處于平等的競爭地位時，資金實力有限、收購價格毫無優勢的縣級糧庫自然被農民和經紀人拋棄。在國家出臺最低收購政策后，由農發行和國家財政保證的資金和利潤就成為了縣級糧庫的救命稻草。
記者在山東德州武城縣看到，武城縣糧食局坐落在寬達40米的政府大道上，但和緊鄰的電力局、水利局嶄新的辦公樓比起來顯得破敗、寒酸。
而在山東寧津縣的糧庫門口，掛著的門牌已經斑駁不堪，“那里面早就已經沒有糧食了。”一位司機對記者說。
記者發現，不少山東縣級糧庫的境況和河北南皮縣類似。
糧站痛苦改制
在糧食系統工作了30年的邵文新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紅火情景，當時國家除了統一收購“公糧”外，還提倡議購議銷，鼓勵糧食部門自主經營創收，而南皮縣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當時建了一批面粉廠、油脂廠等企業，整個縣糧食系統有1000多人。”邵文新說。
隨后，中國糧食體制經歷幾次改革，均以發展市場經濟、放開糧食經營、實行政企分開為目標，最徹底的一次發生在2004年，這可以稱為一次大規模的“國退民進”運動。
2004年改制之前，南皮縣有15個國有糧食購銷企業，通過這次改革只保留一個國有企業，其他都改制為民營性質，“國家退出之后，私營企業上去了，已經占據市場很大一部分，現在南皮縣成規模的私人糧食流通企業有三四十家。有的沒有糧食經營許可證也在經營，由于我們沒有足夠的監督查處力量，所以還很難杜絕。”
原來十幾個國有糧站有700多人，但現在，大多數人被解除勞動合同，“這里面分為幾種情況，年齡大的辦理內退，不夠歲數的支付一次性補償金后下崗自謀出路，現在僅有的那個國有糧庫只聘用了十幾個人。雖然‘減員增效’了，但成功的經營之道還沒有被探索出來。糧食局的工作也面臨著一個大的轉變，從原來管理經營下屬企業轉向依法管理全社會的糧食體系。”邵文新說，“這一輪國有糧站的改制還沒有結束，只完成了五六個，進一步的工作包括剩余糧站資產的拍賣、協議出讓、租賃等。”
山東武城縣則已經將所有下轄的10個糧站租賃給原有的糧食系統職工經營，“每年收幾萬元的租賃費。”一位李姓局長告訴記者。
國有糧庫被迫與外資“合作”
由于沒有國儲庫和省儲庫的有利身份，縣糧庫的經營舉步維艱。
“縣里保留的一個糧庫已經完全實行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從2004年改制之后，國家不再給縣級糧庫撥款，由于嚴重缺乏購糧資金，縣里的糧庫都已經空了，現在就是搞一些短期的周轉經營。”邵文新向記者介紹說，“并不是糧庫本身不愿意參與市場競爭，而是條件有限。國有糧食企業要想搞經營需要大量資金，托市收購是統購統還（托市購糧后按國家計劃再售出，回款還給國家），貸款沒有風險，而自主經營會有風險，所以申請農發行的貸款很困難，需要找企業擔保，而我們糧庫找不到合格的擔保人。”
因此，當去年一家叫做益海集團的外資糧商提出合作的要求，使用縣庫存貯玉米時，雙方一拍即合，“益海集團以55元/噸的價格支付管理存貯費用。”南皮糧庫現在為益海存儲著2500噸玉米，按照約定，今年8月份以前提貨。這給糧庫帶來的收入是13.75萬元。
也許正是中國糧食體制改革造成的縣級糧食系統的經營困境，給了益海集團這樣的外資糧商進入中國糧食市場機會。畢竟縣里的糧庫也要生存，只要有錢賺，就會有合作。
“我覺得國家政策應該統一，現在國家老想把糧價控制在一定程度，但是如果這些跨國糧商通過滲透我們的糧食經營企業、加工企業，掌握一定的糧源，那樣國家想控制是很困難的。現在益海已經滲透得很厲害，如果不是國家把糧價壓得這樣低，使得他們覺得風險太大，沒有進一步收購，否則肯定會把很多縣庫填滿。”邵文新介紹，國家控制玉米主要在東北，而在華北地區沒有玉米的托市收購任務，所以益海選擇在這里進行收購，“他們滲透的程度主要看市場價格，在國家強力控制下，他們搞了一段時間就不敢搞了。”
“他們的意圖一是看好中國糧食；二是國有糧企退出之后，他們希望能進入這個市場，因為一般民營企業沒有這么大的能力。而作為外資糧商，益海集團有雄厚的資金。” 邵文新說。
“益海已經和河北很多地方糧庫建立了這樣的合作關系。”一位益海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不僅僅是河北。有關人士介紹，益海集團在山東已經建立了嘉祥、清運、武城三個倉庫。記者看到，在山東某縣的經濟開發區，“××益海糧油工貿有限公司”已經建成并投入使用。
中儲糧總公司總經理包克辛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外資糧商掌握了中國植物油銷售的終端渠道，然后他們再建立或收購面粉廠、大米加工廠，用植物油的銷售渠道進入糧食消費市場，這就給我國糧食流通帶來極大風險。”包克辛說，目前世界四大糧商都來找中儲糧談。他們一方面建立糧食加工流通企業，一方面開始尋找糧源。中儲糧是中國最大的糧食儲備企業，是他們合作的首選對象。
包克辛提醒，“即使跨國糧商不與中儲糧合作，他們也能找到糧源。現在的地方糧食企業大都經過改制，很多變成了個人承包，很容易被他們收購，或者充當他們獲取糧源的工具。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警惕性，在招商引資中，普遍存在外資優于內資的思想。有的地方政府極易被他們利用，給他們提供各種便利條件，讓他們建立或并購糧食加工企業。”
“很明顯，如何平衡‘基層糧食系統的生存’與‘國家糧食安全’之間的關系，是目前決策層必須認真探討的問題。”一位糧食購銷領域的人士說。

一線調查
糧食收購價格難執行
國有糧庫收糧銳減

7月初，廣袤的華北平原布滿綠油油的玉米苗，它們已經能沒過人的腳踝。田地里，小麥收割后留下的麥茬大多還在，遠遠望去，一片燦黃。
2008年，被認為是一個豐收的年份，中國的夏糧（主要指小麥）實現連續第五年增產，國家糧食局預測將有望達到1.12億噸，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是首次。
但基層國家糧食儲備庫的負責人于鴻運卻感到頗為沮喪，在于的眼里，往年紅火的夏糧收購場面并沒有如期出現，他管轄的河北省滄州市泊頭國儲糧庫的糧食收購工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面臨同樣境況的不止是泊頭國家糧食儲備庫，還有河北、山東等產糧大省境內眾多已啟動了夏糧收購的中央儲備糧直屬庫以及省市級國家糧食儲備庫。
這些糧庫引不來農民交糧的原因大致相同：國家收購價比市場價低廉。
盡管如此，大部分的國家糧食儲備庫以及中央儲備糧直屬庫的負責人，卻幾乎一致地堅持：要“嚴格執行國家收購預案”價格。
讓人擔心的是，一旦錯過了時機，糧源不足可能會導致明年糧食市場出現波動，甚至會因糧食儲備不足而削弱國家對糧食市場的掌控力。
為什么這些國有糧庫不提高收購價格？這背后又隱藏著什么玄機？
豐收糧農不賣糧
“要我說，小麥的價格應該達到每斤2元錢才算比較合理。”7月3日，山東德州寧津縣的一位農民對記者說，各種生產成本的大肆上漲已經讓農民們難以承受，對農民來說，種地的收益在急劇下滑，國家的最低收購價距離他們的心理預期相差太遠。
在國際糧價大漲，糧食危機顯現的背景下，國內的糧食市場價格雖然表面上顯得“波瀾不驚”，但仍然在“不知不覺”中步入上升通道。
據了解，現在河北、山東等地小麥的市場價格已經達到0.82元/斤以上（5月份，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已接近1元/斤），遠高于國家規定的2008年小麥最低收購價0.77元/斤(以三級白麥為標準)，按照最低收購價“敞開收購”的各大糧庫對農民顯然沒有多少吸引力。
在記者走訪的河北、山東各地，農民們給記者計算出的成本收益變化大同小異，“現在柴油、化肥的價格漲得太厲害了。拿化肥‘二胺’來說，年初的時候140多元一袋，現在已經漲到了260多元一袋。油價上漲之后，所有的東西都在漲價，現在澆地要每畝20多元，收割每畝60元。” 一位農民給記者計算，拋開人工費用，從種到收，今年種植小麥的每畝成本已經達到600元，如果按照畝產1000斤小麥，售價0.77元/斤計算，每畝小麥的純收入只剩150元左右，而這個數字在2007年還是將近400元。
從河北省滄州南皮縣寨子鄉農民張貴軍的述說中記者了解到，他種植小麥的所有收入都需要投入到玉米種植中，而所有的土地收益就只剩下秋天收獲的玉米，按照畝產1000斤以及現在玉米價格0.85元/斤的價格計算，他全年從土地中所獲得的總收入不過3400元，種地對他來說顯然已經沒有多少吸引力，“也就是為自己種口吃的。”他這樣說。
但生產資料的上漲以及國際糧價的飆升顯然使得農民們意識到了什么，“所有東西都漲價了，為什么就糧食不漲？”
滄州泊頭國家糧食儲備庫主任于鴻運這樣解釋農民們的心理變化，“老百姓對國家的政策越來越明白，每天看電視聽廣播，中央總在說保護農民利益，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所以大家不慌，肯定不會出現賣糧難的問題。每天電視上都說國際油價在漲，國際糧價在漲，老百姓就會覺得國際上的價格漲，國內的糧價也應該上漲。”
在于鴻運看來，這種成本推動型的糧價上漲預期已經普遍形成，“平心而論，現在的糧價并不高，只是高于‘托市價’而已。而之前國家給與農民的糧食直補，在經過這一輪的生產資料上漲之后早已經顯得杯水車薪。”
于提到的“托市”正是現階段各中儲糧直屬庫和省市國家糧食儲備庫正在實行的收購政策，它來源于2008年5月21日實施的《2008年小麥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以下簡稱《預案》），國家的“托市價” 為，以國標三等小麥為標準品，白麥每市斤0.77元，紅麥、混合麥每市斤0.72元。
記者了解到，從2004年開始，我國糧食產量連年豐收，2004年到2006年，三年內糧食累計增產1335億斤，糧價下跌，為避免谷賤傷農，國家決定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預案，也就是“托市收購”政策。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最低收購價時，國有糧庫須按照最低收購價敞開收購，資金來源是國家財政撥款和農業發展銀行的貸款，資金統一由農發行提供給糧庫。
“目前市場價0.82元/斤已經高出托市價0.77元/斤。”于鴻運認為，“托市收購”幾乎行不通了，“要想給農民帶來實惠，糧食收購價必須上漲”。
記者發現，另一個導致“托市收購”遭遇尷尬的因素是，通過前兩年的托市收購集中賣糧，農民家里幾乎都已經沒有陳糧，農民們普遍把今年的收成存下來自留。種了5畝地的南皮縣寨子鄉農民張全富就把新收獲的4000多斤小麥堆在了自家東屋，他今年沒有賣糧的打算。
“一旦每家每戶都開始儲存糧食的話，整體的糧食供應肯定會大幅度減少，因為糧食本來就是一個‘緊平衡’的狀態。”河北南皮縣糧食局副局長邵文新對記者說。
不僅是中儲糧庫和國儲糧庫收不上糧食，私人糧庫也糧源緊缺。
7月3日，在山東德州寧津縣的張大莊鄉，當地有名的糧食市場，記者看到，這里將近20家私人糧倉沿著馬路排在兩側，他們有著統一樣式的二層白色辦公樓，院落當中或大或小的糧囤用防雨布罩著。記者看到，來賣糧的糧販（現在普遍叫他們經紀人）寥寥可數，且送來的多為玉米。
國有糧庫的收糧比例大大降低
于鴻運告訴記者，中儲糧北京分公司的人也認為最低收購價不調整，今年的托市等于沒啟動。但是，中儲糧北京分公司目前也在“雷打不動”地執行上述價格政策。
7月1日，中央儲備糧河北某直屬庫的近20個白色倉庫靜靜地躺在悶熱的空氣中，庫區冷冷清清，庫門緊鎖，看不到往年熱熱鬧鬧前來賣糧的農民和糧販。
下午3點，糧庫召集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傳達了中儲糧北京分公司關于做好今年夏糧收購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提高工作認識，加強托市收購宣傳，嚴格執行國家制定的執行預案……本著對農民負責、對國家負責的態度，做好托市收購工作。”
不過，該糧庫的李主任向記者坦陳，今年的托市收購政策很難執行，除了市場價格已經高出國家規定的最低收購價之外，當地在小麥的收獲期（主要是6月13日至6月19日期間），遭受連續降雨，導致部分小麥生芽、發霉，影響了小麥的質量，“這是多年來沒有遇到過的情況。”而國家的托市收購對糧食的質量是有嚴格要求的，某等級的糧食就只能執行其相應的收購價，所以兩方面的不利因素使得李主任在執行《預案》時遭遇“收糧難”。
“我們已經把相關的情況向上級反映了，但現在看來，仍然要我們嚴格執行最低收購價。我們畢竟是中央直屬庫，不可越雷池半步。”李主任說。
根據《預案》，在河北、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湖北6個小麥主產區的中央儲備直屬庫都必須嚴格執行最低收購價的價格體系。
但是，和前兩年中儲糧直屬庫以及國家糧食儲備庫大量收購、存儲新上市的小麥不同，到目前為止，進入流通環節的小麥主要是通過私人糧商送達面粉加工企業的倉庫里。
“德州地區到現在為止已經收購了十幾萬噸小麥，比去年同期的收購量略有減少，但其中大部分是被加工企業收購的，國有糧庫占的比例大大降低。”德州市糧食局調控科王健民科長對記者說。
“托市收購”背后的利益
據記者了解，托市收購普遍受到各級糧庫的青睞，因為這其中隱藏著一項“旱澇保收”的誘人收入。
業內分析人士介紹，根據今年國家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的規定， “中儲糧公司委托的收儲庫點按最低收購價收購小麥所需貸款，由所在地中儲糧直屬企業統一向農業發展銀行承貸，并根據小麥收購情況及時付給委托收購庫點，保證收購需要。”
對于沒有中儲糧直屬企業的地區，為保證收購需要，“可暫由中儲糧分公司指定具有農發行貸款資格、資質較好的收儲企業承貸。農業發展銀行要按照國家規定的最低收購價格和合理收購費用及時足額供應。收購費用為每市斤2.5分，由中儲糧總公司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包干使用。”
由此可見，托市收購所需的資金由農發行提供貸款，同時國家財政提供相應的收購費用，全部所需費用都通過農發行撥付到糧庫。
事實上，每斤托市收購糧除了2.5分的收購費用外，國家還向收儲庫點支付3.5分的保管費，以及0.05分的監管費用。算下來，每斤托市收購糧能得到將近7分錢的國家財政補貼，這對各個糧庫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收入。而且，極具誘惑力。據業內人士透露，承擔托市收購的糧庫一般都需要先墊付一些收購糧食的啟動資金。等收購期結束，驗收合格后，國家才把補貼款給付糧庫。
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很多承擔托市收購任務的糧庫已經將收購價格適當提高了2、3分錢，“原因很簡單，托市收購的利潤足夠豐厚，各個糧庫愿意少得些補助，而把一部分利益讓給農民，比如，在河南市場，把0.77元/斤的價格提高為0.79元/斤~0.80元/斤，就很接近市場價了，可以被糧農認可。”不過，這些糧庫對上級打報告時，仍然會宣稱是按照國家最低收購價0.77元/斤收購的。“這樣，他們才能從國家領到7分/斤的補貼款。”
據一位糧食分析師胡紅（化名）透露，各個中儲糧庫和國儲糧庫的收入大致可分為3部分，一是承擔國家或者地方儲備任務所得的財政補貼；二是自我經營的收入；三是執行托市收購政策所得的財政補貼。
糧庫承擔的國家儲備任務的補貼標準為70元/噸，也就是3.5分/斤利潤微薄；而自我經營，風險很大，有賠有賺。比較起來，托市收購業務給糧庫帶來的收益最大，而且旱澇保收。
于是，在如今托市收購無法正常執行的情況下，上述“變通”的托市收購手段被發明出來，這些手段恰恰解釋了，為什么某些中儲糧和國儲糧庫堅持“全力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國家糧庫急需補充新糧
6月30日，于鴻運向他的同行好友“求救”：“現在托市托不起來，趕緊幫我運作商品糧收購資金吧。”
記者發現，除了安徽、河南一些地區能夠執行“托市收購”之外，其他地區的市場價都較高（0.82元/斤以上）， 由于啟動托市收購的前提是“市場價格低于最低收購價”，而目前情況剛好相反，大部分小麥產區的國有糧庫只能另想辦法。
山東德州地區開始夏糧收購之后，價格從最低收購價開始“高開高走”，“現在小麥的市場價是0.83~0.84元/斤，全市11個縣，只有五六個縣在實行托市收購，總體收購量不足2萬噸。”王健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7月2日，德州鐵西國家糧食儲備庫的大門敞開，不時有滿載小麥的拖拉機、卡車駛入。“這些都是以市場價購進的商品糧。”王健民對記者說。
于鴻運同樣在想辦法籌措收購商品糧的資金，“我們還會繼續收購，準備申請農發行的貸款，我們是河北省的優質客戶，所以應該不成問題。”
另據一位糧食行業分析師透露，今年5月份的時候，鄭州糧食批發市場曾經召開過一個糧食問題座談會，據與會人員介紹，很多糧庫負責人都說自己的庫容已經空了很大一部分，急需要補充新糧。然而，今年的糧食收購形勢如何填補糧庫的空缺，這令人擔憂。

延伸閱讀
從統購統銷到托市收購
中國糧價體制55年市場化之路
從計劃經濟時代直到今天，中國的糧食流通體制始終處于變革之中。
在業內專家和資深人士的梳理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糧食體制改革的歷史路徑和未來趨向。
統購統銷的時代
“1953年10月16日、11月1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公布了《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從此中國的糧食流通體制進入長達31年的統購統銷時期。” 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李先德研究員說。
當時的農村普遍實行集體所有制，建立了公社，農民沒有自己的承包土地，所生產的糧食首先完成國家統購任務之后，剩余的在合作社社員之間進行分配。
“婦女、兒童、男勞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而由于國家統購任務具有強制性，遇上歉收的年景，還可能出現統購糧擠占農民口糧的現象。”李介紹。
國家統購的糧食作為國家儲備和工業領域的產品一樣，由各級糧食主管部門按照統一的指令性計劃在城市居民中間進行分配。
“當時一個鄉一個糧站，收上來的糧食由政府統一調撥。”河北省南皮縣糧食局副局長邵文新說，他總結當時的城鄉糧食體制，“基層糧站搞收購，縣城糧站搞供應。上學的、上班的、養豬的都各有供應標準。所以分配糧食是當時縣糧食局的主要工作。”
“實際上，1978年開始施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國家對統購統銷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為了鼓勵農民多交糧，1979年國家對糧食統購價提高21%，同時對超出國家‘定購糧’的部分實行‘超購價’，‘超購價’比統購價高50%。這一措施的效果是明顯的，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30476.5億噸躍升至1984年的40730.5億噸。但是‘統購統銷’的糧食體制沒有發生變化，農民賣糧只能遵從國家定價。”李先德研究員說。
雙軌制的興衰
從1985年開始，中國的糧食流通體制進入了實質性變革時期。
這一年元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這是中國農產品購銷體制由統購統銷走向“雙軌制”的轉折點。至此，中國實行了31年的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被打破，國家開始允許國有糧站在完成“統購統銷”任務的基礎上還可進行“議購議銷”。
邵文新所在的南皮縣糧食局正是由于較早地進行了農產品自主經營而迎來了其最紅火的時期。
“按照當時的方案，要將‘統購’變為‘合同定購’，和農民簽訂 訂購合同。應該說意圖是好的，但是并不太成功。”李先德對記者解釋說，合同定購取消了定購價和超購價的區別，而是采用“倒三七”的方法確定糧食價格，也就是按照定購價占30%，超購價占70%的方法確定出一個統一的價格，“結果比原來的超購價要低10%。”這導致1985年的收購進行得比較困難，因為農民們覺得價格降低了，不愿意賣糧。而最終采取的解決辦法仍然是依靠行政力量的強制完成國家的定購任務。
為了鼓勵農民賣糧，“合同定購”的價格曾逐年多次發生變化，“倒三七”、“正四六”、“倒四六”……到了1989年，國家又大幅度提高了定購價，提價幅度為18%。“相比統購統銷時期，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收購價格高，銷售價格低’。”
1991年底，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搞活農產品流通的通知》，要求在保證完成國家定購任務的情況下，對糧食實行長年放開經營政策。隨后，國家提高了糧食銷售價格，這被稱為糧食體制的“購銷同價改革”。當年5月份，口糧的銷售價格提高了67%，1992年4月份又在原來的基礎上提高了43%，“基本實現了購銷同價”。
1993年2月，國務院再頒布《關于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這被認為是第二次糧改開始的標志，當時提出的改革方針是“放開價格、放開經營”，“糧食商品化、經營市場化”，同年4月，全國95%以上的縣市都放開了糧食價格和經營。
至此，中國的糧食銷售價格基本全部放開，實行了40年的城鎮居民糧食供應制度(即統銷制度)被取消。
但危機隨之而來，當時的資本市場在1.3萬億銀行儲蓄的推動下正在掀起第一輪牛市行情，而一些資金實力雄厚的莊家則把戰場開到了“糧食期貨”這個掘金場，一時間，全國冠以“商品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名稱的機構多達50多家，上市品種有7大類50多個，各類期貨經紀公司有300多家，各類兼營機構多達上千家。當時最主要的炒家都是各級國有糧食企業，在“放開價格、放開經營”的指導下，糧站、糧庫這些基層糧食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利益主體，個體糧販自由經營，隨便進出，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他們紛紛加入糧食投機的行列。一些財大氣粗的省糧食公司上演了一場逼空戰，引起糧價暴漲。
監管部門對糧價失控顯得束手無策，只得暫停了某些糧食的期貨交易。這次危機讓中央認識到一個代表中央的強力調控角色是多么重要。于是當年，在增發國債所籌集的1000億元資金項目中，極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建設250億公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
1994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通知》，規定繼續堅持政府定購，并適當增加收購數量。除定購5000萬噸糧食落實到戶外，還下達了4000萬噸議購計劃，落實到縣級政府。而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面對已經上漲的市場價格，國家大大提高了訂購價，“定購綜合價提高了40%。”李先德說。
1995年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要求各省一把手親自抓糧食問題。同樣是在這一年，一個叫做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的美國學者寫了一篇叫做《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的文章，聲稱隨著中國的人口增加，耕地減少，在未來將出現2億~3億噸的糧食缺口，進而造成世界性的糧食危機。從而引發了一場國際爭論。
到了1996年，政府又將定購價在1994年的基礎上提高了42%，使得定購價基本接近市場價。定購價逐漸名存實亡。
不盡如人意的1998年糧改
1998年5月19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四分開一完善”的糧改政策，即政企分開、中央與地方責任分開、儲備與經營分開、新老財務賬目分開，完善糧食價格機制，并指出改革的重點是國有糧食企業，主要是落實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糧食收購資金由農業發展銀行封閉運行三項政策。
不過，按照李先德的說法，“此次改革的成效仍然十分有限，由于保護價早已經高于市場價，所以導致保護價無法實行；而由于1996年至1999年連續的糧食大豐收，使得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增加到50838.6億噸，年年積壓庫存，市場糧價下跌，使得糧食收儲企業也無法實現順價銷售；而農業發展銀行里則仍保留著幾千億元的呆壞賬。”
2000年春天，經國務院批準，浙江成為全國第一個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的省份。這一年發生了另一件對中國糧食體制影響深遠的事件，那就是中儲糧總公司組建，注冊資本166.8億元，專職從事中央儲備糧的經營管理，實行垂直管理體制，對分布在全國的直屬庫、人、財、物實行垂直管理。與市場化企業不同，中儲糧的首要職責是將中央儲備糧管理好、經營好，按照中儲糧總經理包克辛的話說，“做到數量真實、質量良好，確保國家急需時調得動、用得上。”自此中央儲備糧的管理改革開始伴隨中國糧食體制的改革。
2001年8月20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糧食工作會議，正式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1〕28號)，將改革范圍擴大至全國，重點是浙江、上海、廣東、福建、海南、江蘇、北京、天津八省(直轄市)。意見將改革濃縮為16個字，“放開銷區、保護產區、省長負責、加強調控”。
正是在這一輪改革中，邵文新所在的南皮縣糧食局將下屬的所有企業都進行了改制，通過私人集資入股的方式，使得企業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但是國有糧站和糧庫仍然保留了下來，沒有進行改制。
糧食改革繼續攻堅
2004年5月26日《糧食流通管理條例》正式對外頒布，賦予了糧食行政管理部門管理全社會的糧食流通和對市場主體準入資格審查的職能，這成為現在中國糧食流通體制的綱領性文件。
2004年5月3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工作會議，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宣布，2004年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
但是從2004年開始的糧食連續增產，使得糧食的市場價格一路走低，農民賣糧難，利益受損嚴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一系列惠農政策出臺，實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2006年徹底取消了農業稅。
另外，在2005年，國家開始對水稻實行最低收購價收購，并在2006年將這一政策擴大到小麥市場。“托市收購”全面展開，由農發行提供貸款，中儲糧委托各直屬庫以及其他國儲糧庫具體執行。連續幾年的托市收購，使得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糧源。
正像鄭州糧食市場陳艷軍分析師所說，“本來出于保護農民利益的托市收購，在國際糧價大漲的情況下為穩定國內糧價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可以說是歪打正著。”
現在，廣大的縣級糧食系統仍然處在這一輪糧食體制改革的陣痛中，原來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縣級糧庫在取消農業稅，沒有了國家“定購糧”的任務后，被完全推向市場，在和私人糧商以及其他大規模的擁有更多財政支持的國儲糧庫、省儲糧庫、市屬糧庫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資料
中儲糧直屬庫與國家儲備糧庫
中儲糧直屬庫是受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垂直管轄的國有糧庫，其主要職責是收購存儲管理中央儲備糧，確保儲備糧數量真實，質量良好，儲存安全，并做好輪換和其他經營管理工作。糧食出入庫必須嚴格按照上級有關文件和通知進行。自從2006年國家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之后，中儲糧各直屬庫也承擔起了“托市收購”的任務，成為最主要的收購主體。另外，國家規定，中儲糧有關分公司要按照“有利于保護農民利益、有利于糧食安全儲存、有利于監管、有利于銷售”的原則，合理確定執行小麥最低收購價的其他國有委托收儲庫點。據介紹，一直以來，中儲糧直屬庫是禁止進行自主經營的，只是在今年，政策才有所松動。
國家儲備糧庫包括省市級的國有糧庫，他們主要承擔著本省、本地區的糧食儲備任務，和中儲糧共同構成中國的四級糧食儲備體系。按照《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中央儲備糧也可以依照條例規定由具備條件的其他企業代儲。因此很多省市級國家儲備庫也在承擔中央儲備的任務。和中儲糧直屬庫一樣，各級國家儲備庫也需承擔最低收購價政策任務，在市場價低于最低收購價時，啟動托市收購。另外，相比中儲糧直屬庫，各級國家儲備庫的企業式自主經營的歷史比較長，有著較為豐富的市場經營意識和經驗。
按照規定，上述倉庫中的儲備糧是必須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新糧換舊糧的輪換任務的。農民惜售、小麥價格走高等都無疑對這些糧庫造成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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