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率不可能掉下來

何必

滬上飲料行業近三年來首次出現較大規模的漲價。記者昨日從滬上一些超市、賣場及廠商處了解到，乳飲料、碳酸飲料、果汁等飲品價格已紛紛喊漲，不少飲料的價格漲幅約在一成左右。業內人士介紹，原料等成本價格大幅上升是飲料漲價的主要原因。據娃哈哈有關負責人介紹，娃哈哈旗下的營養快線、思慕C和呦呦奶咖等乳飲料品牌的價格日前均已上調，漲價幅度也差不多，如公司供應給滬上零售小店的500ml營養快線的價格，已經從原來的45元/箱，上調為50元/箱。一些超市的飲料價格也已經上調。據沃爾瑪超市有關負責人介紹，從去年11月底，超市就開始陸續接到各飲料供應商的提價通知，由于尚有庫存，賣場到元旦前后才真正漲價，涉及到娃哈哈、百事可樂、芬達、美年達、農夫果汁系列飲品、康師傅、統一等絕大多數飲料品牌，漲幅在10％左右，即每瓶約上漲0.3-0.5元。另外，一些超市雖然沒有調整飲料價格，但是飲料的歲末促銷活動也有相應減少，大多超市仍在消耗原來的庫存。市飲料行業協會會長陳杰介紹說，本次飲料漲價主要是受石油、奶粉、勞動力等成本價格大幅上升的影響。根據往年情況，一般歲末年初的時候，由于飲料的需求量上升，為了搶占市場，不少廠商都會競相推出降價、打折、買贈等各種促銷活動。而今年，一些企業迫于成本壓力，不得不提高飲料產品的價格。此前的近三年時間里，滬上飲料價格都未曾出現過較大幅度的波動。（2008年1月8日中國新聞網）

哈哈。

價格就這么開始普遍地、全面地、沒有死角地、大規模地漲上去了吧。

咱每天也得居家過日子，對于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價格也是很關注的。咱很愛吃豆腐（怎么理解都行），去年年初，新出鍋的豆腐還是一塊錢一塊，到了春夏之交就成為了1.2元一塊；而到了秋季，已經是每塊一塊五，而到了年底呢？一塊八啦。

啤酒呢？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瓶換的啤酒，原本是一塊五一瓶，去年秋季上漲到了一塊八，現在已經又漲到兩塊錢啦。

豆腐漲，啤酒漲，豬肉漲，糧食漲，成品油漲，住房價格漲，水電也要漲……

也就是說，衣食住行全面漲價。

就這樣，張維迎還說，中國的大學就是因為價格不夠高才搞不好；茅于軾也跟著湊熱鬧，說中國的大學應該提高收費。

還讓不讓人活了？

連人家最高委府，都在表面上將應付通貨膨脹，當作今年的頭等大事。

雖然，俺前天那篇寫反腐敗的文字，又非常榮幸地被博客給刪除了，讓咱又體會了一把所謂的公民四權。

這物價都漲成了這樣，不管是國家發改委，還是統計局，那些人模狗樣的“專家學者”還是鐵嘴鋼牙臊么搭眼地聲稱，物價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屬于正常，是什么“結構性”的。

奶奶的，看這幫子主兒就氣不打一處來。渾身使勁想著郭德綱說的“要是沒有法律管著我早打死他了”！

對于這種口口聲聲“結構性”通脹，周其仁的說法倒是一語中的。

毫不含糊地反對通貨膨脹

周其仁

經濟大勢正在變化。當前要面對的問題，首推通貨膨脹。超過5％的通脹率絕不是小事，當然也不好說已經是很了不得的大事。問題是，小事也可能轉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響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斷、措施和發出的信號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誤事，這是本文題目的由來。

話說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為6.5%，高于9月的6.2%，與8月創下的十年最高點持平。眾多解讀中，很流行的一個說法是“結構性通貨膨脹”。我的感受，在通脹指數不高的情況下，此說聽聽也無大礙；通脹指數超過了5％，還說什么結構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點公開的批評意見。

“結構性通脹”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過含糊了。粗粗看去，這個提法似乎不過只是對市場現象的一種描述——林林總總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還下跌。比如今年以來我國物價指數的變動中，食品價格升得急，一般工業品價格升得緩，其中一些商品服務的價格還下跌（比如北京市公交車和地鐵車票大幅度降價）。

為什么說這樣一種描述是含糊之詞呢？首先，世界上還有沒有“非結構性的”通貨膨脹？這是問，有沒有那么一種通脹，是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市價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漲的？教科書上說的“貨幣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意思是一個經濟一旦多發了一倍貨幣，所有商品服務的名義價格上漲一倍，但真實變量如總產品并不會上漲一倍。那樣的通脹指數再高也沒關系，無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購買和出售的價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貨幣中性”至少有一個理論前提，就是交易費用或信息成本為零。真實世界里沒有這回事，所以真實的通脹，各種商品服務的價格上楊不是齊頭并進，而總是參差不齊的。特別是通脹壓力開始顯現的時候，差不多都是從一些熱門貨開始，然后擴散、蔓延。比如我這個年齡的都經歷過的1988年那次嚴重通脹，開始是名煙名酒提價，后來中央的一個公報宣布價格闖關，接下來就是市場搶購、銀行擠兌。當時可觀察到，消費量對價格變化彈性小的商品（比如糧食、手紙、鹽）搶購就兇，而越搶購，價格越漲得越快。反之，雨傘、手電筒這些彈性小的商品，賣量就沒有那樣多，漲價幅度也較低——都是“結構性的”，只不過當時人沒有今天聰明，尚沒有發明“結構性通脹”之說。

當然，惡性通脹到了頂點，情況或許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國報紙賣價0.3馬克，兩年后的賣價達到7000萬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觀經濟教科書里接著補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們無從考察當年細節，不過那時候德國流通中的紙幣從1918年11月的292億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億（497后面加18個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開始發毛的時候，我相信各種物價的上漲也不會整齊劃一。曼昆說的“大致相同”，應該是結果——貨架上來什么搶光什么，均衡點就是什么商品服務都開出了天價，既然都是天價，誰比誰多幾個零也就沒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說，“貨幣中性”從長期來看對得多一點，但也不完全對*。

既然天下沒有“非結構性通脹”這回事，為什么要說“結構性通脹”呢？聽起來好像通貨膨脹還有很多類別，而“結構性通脹”似乎只是其中一個不是那么嚴重的類別，似乎是比較可控的一個類別，甚至“結構性通脹”根本就算不得通脹。要說明一下，我不肯定這個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這個想法，但是從聽的角度來體會，“結構性通脹”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豐富的意味。

本來，“通貨膨脹指數”已經是處理了結構信息以后的一個總量指標。“2007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6.5%”的含義，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務的物價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務種類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過程中，結構信息是先被統計部門處理過了的，比如肉價、菜價、米價、衣價、交通費用、房價（目前是房租）各自的變動，然后才是加權平均，得出一個反應物價總水平的指數來。很明顯，沒有哪個CPI是沒有結構的。可是，結構加權平均的結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總體平均為零，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現在國家統計局報告我國CPI為6.5%，就是報告經過結構性加權平均以后，消費者物價的總水平上漲了6.5%。

“結構性通脹”的提法，恰恰混淆了總量信息與結構信息。當下我國的通脹，當然是各種物價有升有降情況下的通脹，不過既然CPI數值超過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種物價的變動正負相抵之后，物價總水平還是上漲了。本來明明白白的通脹，非要加一個“結構性”的定語，實際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脹有結構性，通縮也有結構性，不漲不縮還有結構性，究竟物價總水平是怎么樣的一個變動趨勢呢？

物價總水平這個總量指標有一個無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價總水平出現上升勢頭，就一定要到“貨幣”里去尋找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為自從金本位結束以來，只有政府控制著貨幣；一旦貨幣供應量出現問題，個人、家庭、企業、地方對此都無能為力，所有“微觀行為者”都校正不了貨幣出錯，而且在物價總水平不對頭的約束下，無數人在預期混亂條件下行為的總結果，可能增加經濟的振蕩和混亂。

在知識上，經驗和理論比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貨膨脹（物價總水平上升）”看作是一個貨幣現象。這里的因果關系很可靠：政府多發貨幣，一定引發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經濟學從古典的修謨（David 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家之間少有分歧的共識就是這一點。20世紀各國的經驗也充分證明，要把經濟搞上去不容易，因為要滿足很多條件；但要把經濟搞下來，只要一條就足夠，那就是濫發貨幣、大搞通脹。產權經濟學對此的解釋很簡單，通脹在無形之中剝奪全體人民的財產，引起預期的普遍混亂，加劇交易費用。惡性通脹，萬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談了。

如果說作為物價總水平的“通貨膨脹”指標，直指問題的根本（貨幣）是一個優點，那么含糊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卻很容易把決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結構性解決方案”。什么是結構性對策？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最終產品追到中間產品再追到資源產品，深入到所有漲價品的市場供求。結構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結構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貨幣總量的控制。中國傳統智慧說“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貨幣就是物價總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結構性通脹”就轉來轉去，摁下葫蘆浮起瓢，永無寧日就是了。

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誤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說什么結構性牙痛。就算滿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問題——是結構性問題——也不要說。因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問題，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發揮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說結構性牙痛不能減輕痛苦，卻可能動搖治療的決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滿口好牙敲來敲去，就是怕那粒有問題的病牙，耽誤功夫還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價格管制的存在，當前通脹的實際狀況并沒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來。舉一個例子，個把月前和幾位同學在校區餐廳吃飯，他們全部點了豬排。過去也一起吃飯，為什么沒有發現有此偏好呢？同學說，最近食堂里沒有豬肉供應。懂了，這是保障食堂飯菜價格不上漲的一個代價，豬肉漲得貴，干脆不供應豬肉，無價無市。還好，同學們說飯沒漲價，菜、雞、魚、蛋還有供應。但是，這里肯定有一點信息沒有進入CPI。舉一反三，排長龍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隊搖不到買房的號碼，肉包子的餡變小了之類，CPI里都沒有完全反映。房價目前沒有算入CPI，過去也沒有，但當物價總水平上漲的時候，房價漲得可比過去兇。這也是CPI沒有完全反映出來的信息，但是市場中人的通脹預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專家說，當前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里面就是食品價格漲得厲害，其他部分還不那么厲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緊。我不同意這個分析。食品價格上漲不是不要緊，而是很要緊。倒不是要在這里重彈“民以食為天”的老調，而是食品價格上漲已經、并將繼續嚴重惡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復雜的統計，隨便在身邊找兩戶人家，一家2003年買了房的，對照另一家一直買不起房的，看這兩家的收入差距，這兩年怎么樣了？從統計上看，問題更大：恩格爾系數超過40％的，在全部城鎮居民家庭中占40％，在農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價格漲了17％，直接影響全國62％家庭高達40％的消費開支，這還是小事情？恩格爾系數40％的家庭，近年當然也有買房的，但肯定比恩格爾系數在20％以內的家庭，少買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幾何！

我一直不贊成拿收入差距（吉尼系數）來說事，也從不籠統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因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奮、機緣造成。不作區分地亂反一氣，可能傷及生產力。這個立場從來不變。問題是，通脹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帶來的收入分配惡化。試想這幾年房價漲得遠比食品快，對于買得起房的家庭，至少還可以“享受”帳面家庭財產迅速增加的好處；買不起房子的呢？總還要吃飯吧，可食品價格上漲怎么也帶不來帳面財產的增加。買不起房子的，這幾年工資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過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沒有漲那么多。

相關聯的還有一種分析也錯，就是說食品價格上漲對農民有利，比如豬肉價格上楊，養豬的農民就多得錢了。此說錯在似是而非。因為物價上漲對所有的賣家都有好處，豈止養豬的農民而已哉？但是，當物價上漲不是個別相對價格的調整，而是整體物價總水平的提升即通脹發生時，上述“好處”就要大打折扣了，因為所有賣給農民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也上漲了。農民賣豬的收入是增加了，但養豬的成本也增加——舉凡場地、飼料、人工、運費等等，全部要加價。更重要的是，今天養豬的農民也買肉吃，種糧的農民也買米吃——沒有看到報道嗎，重慶家樂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3人之中，兩個是農村居民！更一般地講，天下哪一個賣家不同時又是買家呢？當物價指數環比上漲（一月高過一月）時，賣時貴，買時更貴，再賣非再貴不可——輪番漲價就是這樣練成的。

所以，通貨膨脹開始很像一味甜絲絲的毒藥。因為物價總水平的提升，開始總是“結構性的”，總有一些賣家先得到甜頭。政府最不容易對通脹敏感，因為通脹是一道隱形的稅收，可以給庫房帶來大把白花花的銀子。市場中人包括商人和企業家，思維定式是把多賺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為例，教一些商學院課程，這兩年商學院的學費升得驚人，莫非是我教書的本事進步那么多嗎？自己當然心知肚明，就是不會告訴你（一笑）。股市的贏家們就更不得了了，你說那是水分？他數錢給你看時那可是真的。“臺風大的時候，牛都飛到天上去了”，這句話不是拿來說笑的。

但是，只要貨幣量過多，在市場相對價格調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遲總會露出物價總水平上漲的猙獰面目。其間，偶發事件扮演著異乎尋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無關的消息、故事、傳聞和突發事件，無端端影響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轉化為行動。這就是為什么對通脹指數過了5％不能掉以輕心，對食品價格急升不能馬虎大意，因為涉及的人口面太廣，通脹的心理預期比較容易傳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對通貨膨脹，在思維上就要到貨幣里去尋找物價總水平上漲的根源。這里的關鍵詞是“貨幣”，不是“物價”。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總是用“物價管理”來對付通脹。“物價管理”就是上文說到的結構性對策，無非分兵把口，見肉價漲抓肉，見房價漲抓房。麻煩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適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給的價格管制，抓來抓去是火上澆油。打通供給障礙的“抓”法（如發改委最近處理成品油的供給），大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給總有極限。需求管理要從總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個行當的需求都是其他行當的供給，管了等于還是抑供給。貨幣總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漲價壓力會轉移的。這幾年我認為看得清楚，鋼鐵、水泥、電解鋁、土地、汽車、房地產一路抓過來，政府很辛苦，但CPI還是上來了。樊綱說得對，要是不抓，問題可能更嚴重。不過也讓我補一句，這不代表宏觀調控已經到位，再沒有改善的余地。

關鍵還是貨幣。1990年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知道那里的學科設置與眾不同：沒有宏觀經濟學，但有money即貨幣；也沒有微觀經濟學，有price 即價格。這是貨幣主義大本營的風范，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守得住。宏觀經濟學問很多，但最重要是貨幣，也只是貨幣。宏觀調控的事務多得不得了，唯有貨幣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戰后的法國總理講過一句話，“戰爭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給軍隊”。弗里德曼拿過來改了兩個詞，化出一個貨幣主義的警句——“貨幣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要交給中央銀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脹，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綱獨斷，履行貨幣管理職責。

最近一次見到吳敬璉教授的時候，得到他簽字贈送的新書《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三聯書店2007年版）。吳老師在書中提到一件往事，當初設計論證宏觀調控部門的時候，幾位中外專家對設置四個宏調部門（央行、財政部、計委、經委）提出過異議，認為宏觀調控既然是間接調控、總量調控，就應該只設央行和財政部，不能有其他。不過這個意見沒有被采納（第111頁）。這幾年的實際情況是宏調部門越來越多，多部委聯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國土部長講國土部門也要參加宏觀調控，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從批出到建成總要二、三年時間，這么一個“慢變量”，怎么可以拿來當宏觀調控的工具？當時和北大幾位同事受委托到幾個地方調研，報告里特地寫到，“銀根”、“土根”并舉不是好辦法，因為“土根”實在太笨拙。更嚴重的問題，是多龍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樣政策工具發生了哪樣效果，誰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確，職責就不清楚，譬如當下CPI高了，人們總不好問責國土部吧？

我以為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講到底就是通過增加制度運行的摩擦力來使經濟減速。這套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對法治、政商關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無一利。近期代價也不小，因為一旦經濟“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剎車裝置，揮之不去。1997年中國經濟突然轉向通縮，“保八”任務之艱難，歷歷在目。我們當然相信中國經濟還有很長時期的高速增長機會，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說從此經濟就有起無落，只熱不冷。比較起來，利率、匯率等經濟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調控經濟，用交易費用低的辦法是上選。否則景氣一旦有變，“反應滯后癥”就難免——對付“過熱”時捆到經濟身上的繩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時搞不清楚。

不要誤解，以為明明白白說通脹，就是給中國經濟抹黑。講過了，物價總水平上漲是一個貨幣現象，但是貨幣過多的具體成因卻各個不同。中國過去發生過的嚴重通脹，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是老蔣為打內戰濫印鈔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貨幣超經濟發行的慣性還在，又被用來作為價格開放的利益補償辦法；九十年代早期高達27％的通脹，主要是權力貸款，幾乎等于每一間商業銀行都敞著口子發鈔票。成因不同，只有結果同：只要貨幣量過多，一定有通脹的后果。

這一波中國的通脹，直接原因當然還是貨幣。但是此次貨幣過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經濟大規模融入全球市場。3萬億美元GDP的經濟，進出口占了60％以上，這樣的事情經濟史上少見。當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具體講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國人的學習曲線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不過，也正是這個偉大的成就，使“人民幣盯住美元”這件原來穿著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進去了。

2003年9月宋國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討論的匯率研究報告，系統分析了人民幣匯率為什么意味日益嚴重的風險和社會福利損失，以及主動升值的選擇和機會**。我在實體經濟里東看西看比較多一點，覺得國青的邏輯沒有絲毫難懂的地方。講到底，是中國人生產率的提升惹來的“禍”。這當然不是說中國工人生產率的絕對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工人，但是比生產率的進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國人明顯占了上風。如果匯率真的由市場決定，早就反映相對生產率的變動了。這就是說人民幣升值有實體經濟的基礎。不是誰喜歡不喜歡的事情。非不喜歡，那就要有兩個本事：要么讓美國人生產率的進步速度提上來，要么讓中國人的進步速度降下去。實際上，誰也沒有這兩個本事，人民幣盯住美元的體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國內通脹壓力就無可避免。

很奇怪，這樣邏輯井然的分析，聽得進去的人不多。主流的聲音是當時的人民幣不能升值。后來又說可以緩緩地、漸進地升——難道不知道，人民幣緩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國搬錢”的邀請函和動員令？果不其然，貿易順差、外資直投、以及應邀來華分享人民幣漸進增值好處的熱錢，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國的貨幣流動性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

這里要插一句，匯率的影響是全面的。別的不提，近年那么多農民轉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國的谷物居然還是凈出口。細節問題很多，但匯率影響是根本的：因為所有出口看起來很合算，進口卻很不合算，那還不是谷物凈出口？幾億農民進了城，谷物還搞凈出口，同時無數專家天天擔心“糧食安全”，這個日子還怎么過？反正從短期看，今年我國谷物的凈出口，對豬肉和食品價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今年2月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國經濟觀察”，請易綱作宏觀經濟報告。我仔細聽完講解，才明白近幾年央行哪里是在“發”貨幣，根本就是“收流動性”都收不贏！當然人民幣還是中國人發的，可是發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國人決定。因為每一塊進入中國結匯的美元，都換出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去。究竟可換多少，那是由“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決定的。這個票子非發不可，天天發、月月發、年年發。央行當然不能容許這筆驚人龐大的高能貨幣全部留在市場上，于是不斷發央票“對沖”，也就是“回收流動性”。收不干凈的呢？就是“結構性通貨膨脹”的貨幣基礎。

結論是，當下中國的通脹不是政府濫發鈔票的結果，而是現有匯率形成機制容納不下中國國際競爭力的表現。這說明，上好的經濟形勢也會帶來嚴重的挑戰。因為，即便是“好”帶來的貨幣總量偏多，也一樣引發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在開放條件下，經濟圖像更為復雜，但物價總水平上漲依然還是一個貨幣現象。這條鐵律不變，分析家和決策者就還是不能含糊，物價問題一定要到貨幣里才能找到答案。（作者系北京大學和長江商學院教授）

注釋：

* 曼昆，《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分冊》，梁小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章。

** 宋國青，“走出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匯率，總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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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的結論是，就應該旗幟鮮明地反對通脹。他認為，那些賊眉鼠眼的紫專家學者們所謂“結構性”通脹根本就是無稽之談，純屬空穴來風。

其實，沒有漲的物品還真有。比如收入，比如廢品收購。換句話說，凡是咱們往外掏錢時，面臨的都是漲價，而要給咱錢時，卻死皮賴臉不肯動彈。

到了現如今，人們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改了一半，而且改得面目全非。咱們都知道，改革的具體稱謂是經濟體制改革，而且本著先易后難的順序，好改的都改了，不好改的，就夯不浪全都算作是改革的硬骨頭，交給改革攻堅年就萬事大吉了。這改革攻堅年存在了多少年？怎么著也得十幾年了吧。古今中外，誰聽說過，攻堅年會持續十幾年的？這也充分暴露出，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了吧。

現在的中國，經濟學家已經不如朱镕基時代那么吃香，人們對經濟學家的橫挑鼻子豎挑眼也日益兇猛。經濟學家光是從均衡和邊際效益分析，再加上來不來就產權清晰和路徑依賴，弄出些個精密的模型來嚇唬咱這等五個手指頭之外的數都鬧不清楚的社會最底層分子，花費了好大的納稅人的錢，鼓搗出佶屈聱牙的玩意兒來，結論卻讓人笑掉大牙。

所以，伴隨著被稱之為“財經系”的1990年代的完結，以及人們稱作“憲政系”（也有人認為是“社會系”）時代的來臨，經濟學家們放下經濟學著作，轉而閱讀法律以及政治方面著作的越來越多。

從經濟學角度看，原材料價格上漲、對外依存度節節攀升、負利率、人民幣估值過低、外部性成本過低、等等，都是造成通脹的直接原因。特別是，人民幣升值緩慢，讓國內通脹壓力急遽增加。這些聽起來都是不錯的。

但問題是，經濟學家甚囂塵上的狀態并沒有得到根本轉變，政策制定與執行方面，還是光從經濟學原理方面入手，有著周其仁形容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得過且過和擊鼓傳花。

今天的消息說，中國各行各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了六倍。這說明了什么？雖然咱成天到晚聽著什么和諧社會執政為民，那都是有名無實的口號，逗你玩兒的。真正的現實是，就在本屆委府的印把子里，貧富差距才得到了快速的增長。

咱們看到，這些年宏觀調控不可謂不頻繁吧，國務院那么多部委局辦，三天兩頭出臺措施，左一個聯合執法，右一個紅頭文件，上午這個部門嚴厲于通知，下午那個部門正色于規定，氣勢洶洶張牙舞爪，但結果怎么樣？只要看看房價、以及通脹水平就知道啦。

1988年開始的價格闖關，造成了大規模的通脹，通脹率接近30%。這也是直接引發了1989年六四風波的經濟背景原因。但是，記吃不記打的中國人，現在對于當時的情形忘得差不多了。可是當前的物價幾乎全方位上漲，卻引起了空前的恐慌，畢竟，現在的中國社會對于風吹草動的容忍閾值在急遽下降，當局采取的扼殺社會的路線，使得中國社會自我修復、自我維持、自我試錯、自我調節的功能幾乎喪失殆盡。同時，與1989年相比，一方面，人們對于改革開放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質疑的規模與深度要嚴重得多，使得物價變動很容易與改革開放成果日益被少數人占有的結果聯系起來；另一方面，互聯網、手機等現代技術手段，又使得信息封鎖的難度日趨增加，類似廈門PX事件以及北京天通苑設置地鐵站事件，都讓當局對現代化技術手段狀態下的統治倍感艱難。孫志剛事件經過網絡傳播，最終導致收容遣送制度溘然作古，也昭示出現代化技術手段對于統治效能的尖銳挑戰。在如此制度背景下，現在的通脹就更加意味深長。

為什么會有如此通脹？

咱就看看這樣的數據吧。按照社科院張宇燕的測算，中國的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了80%；25年間，中國的行政開支增加了87倍；到現在，中國行政開支已經占到了財政開支的近一半；中國公費醫療開支的80%都用于全國800萬公務員，其中，大部分又花在了40萬長期占據高干病房的干部；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世界排名第三；中國醫療公平性在全世界倒數第四；2006年7月5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指出，我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一。他說：“我們比歐美發達國家低也就罷了，但比非洲那些貧窮國家還低，就講不過去了。”……

別忘了，咱可是社會主義國家。

如果說，但凡社會主義國家就是這幅模樣的話，那也真是中國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路線的原因，強取豪奪國富民窮唄。

現在，無官不貪吧。凡是貪官污吏鋃鐺入獄，涉及到的貪污受賄數額都大到了讓咱這等幾塊錢都得捂得變味兒的窮酸相的主兒聽著就哆嗦的地步。動輒幾千萬上億的查實額度，以及數額更大的“巨額財產來路不明”的財富，也就告訴咱們，為什么通脹會如此居高不下而且愈演愈烈了。

老郎（咸平）做出的推算是什么？我們吃每一頓飯，都要向腐敗支付約20%的費用。這就是說，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只要在中國國內消費，就必須為中國的腐敗買單。

腐敗無處不在，買單就得曠日持久。

而且，中國法律別有用心地規定，必須是不正當利益，而這種利益還是物質利益，可米國人來不來就說“可核查”的。但問題是，腐敗的界定，原本不是如此。國際上對于腐敗的定義說，是掌握公權力者憑借權力謀取不正當利益，這種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什么叫做非物質利益呢？比如行政不作為，比如為了烏紗帽而采取的集體領導方式，比如將責任法偷梁換柱為救濟法，比如招牌掛、比如開征稅種，比如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人每天500元的伙食標準……

如果真是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界定腐敗的話，那么不用說，中國的所有官員都要被斬盡殺絕了。

這哪兒是官僚體系能夠容忍得了的？

即使是中南海，拿這群官僚體系也沒轍。畢竟，還要靠著他們丫上傳下達，執行指令。實在把中南海惹急了，拽出倆貪官污吏“借汝項上人頭一用”殺一儆百，可到頭來還不得不依靠官僚體系這種中國對人類最偉大的政治發明。

官僚體系欺上瞞下，成為中南海與社會之間橫亙其中且冥頑不靈的貨色，侵吞蠶食著日益龐大的國民財富，以維持自身的簡單再生產，從政治文化、政治觀念和政治理想方面，呈現出巨大而殘忍的倒退和萎縮，卻在不斷擴充的體系之際，形成了日益剛性化的支出，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官僚體系維持成本，使得中國豢養貪官污吏的開支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并且，隨著權力約束機制的形同虛設，權力擴張的態勢愈演愈烈，強取豪奪，公權力剝奪私權利的情況就只能加強不會減弱，這是中南海也咬牙切齒但卻無能為力的。

如此這般，咱們也就知道，為什么通脹會如此暴風驟雨般地倉皇而來。要知道，這還僅僅是經過官方加工過了的通脹數據，并且是在類似住房價格等都沒有計算進去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的通脹狀況。實際上，以我們自身對于周邊物價水平的判斷，那才是最準確的。

實際上，咱們所遭遇的通貨膨脹，是因為時時刻刻要全國人民為無處不在的腐敗買單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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